主题：【文摘】从人大香港释法，谈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 -- 包子1971

从人大香港释法，谈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民主

区芳

（转载自＜红鼹鼠＞第二期）

今年４月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2007年以后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b生办法（以及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可以进行修改，也可以不进行修改」[1]；4月26日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决议，确认「200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b生的办法；200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b生的办法，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b生的议员各占半数的比例维持不变」；会议声称在香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最终达至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b生和立法会全部议员由普选?b生的目标」[2]。这就是轰动京港、国际关注的「人大释法」事件。

人大表决落幕，美英当局和香港主流反对派固然一片抱憾和斥??之声，但多数港资精英这回却公开向北京致敬，有的更谴责反对派「不智」；部分大陆崇毛派「老左」也不甘寂寞跳将出来，对人大释法叫好叫到嗓子痛，唯一让「老左」们不满的是「人大的这个动作，说句实话，稍微迟了」[3]。无论如何，香港代议民主的落实又被推迟若干年，则已??既成事实。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这样做（对它自己）有什麽好处呢？??什麽香港大资本的许多代表人物支持北京的决定？香港主流反对派能否真正担负起抗拒独裁的政治使命？内地工人阶级应该从这场风波中吸取什麽教训？ 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从中港两地资产阶级的关系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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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老板，你狼我狈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忙于引进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共当局就高度重视香港（在大陆复辟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太子党」成员刘亚洲（现任中国空军副政委、军衔中将）认??「香港经济对大陆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十分重要」，因??港资不仅拥有丰富市场经验和许多现代管理人才，更可拿来充当中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成功橱窗」；此外「中国是香港最大的投资者，如果香港经济不稳定，最大的输家就是中国」[4]。当然，需要把刘先生笔下的「中国」一词换成有点拗口的「正急速形成的中国官僚垄断大资产阶级」，才完全符合实际。

十年后的中国资本已不再遮遮掩掩，利益认识趋于成熟，政治面貌日渐清晰，国内外战略逐步成型。本着「有钱大家赚」的立场，北京把香港政经事务放手交给港资打理，只要能「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5]就行。六年来特区当局「商人治港」，不但在经济政策上对财阀利益多方呵护，更继续推行以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制??代表的精英民主。所谓「功能组别」起源于港英殖民时期，此类「功能议员」由一批特定的个人或团体选出，以工商界及上层专业人士（比如金融界和法律界）及其公司、社团??主。1995年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公开批评香港的功能组别选举过于偏袒商界，比如一个拥有十间公司的资本家可以透过控股控制十张选票[6]，简直是「钱多民主多」的活样板。

九七后，中方统治者对这类港英手段照单全收。目前立法会一半席位属于「功能团体」，4月人大释法更把此项制度长期化了。这麽说吧，本次人大释法清楚不过地揭示了中港大资本之间你狼我狈，互相掩护的伙伴关系。这边厢，北京官僚垄断资本扬言激进民主改革会「减低行政效率，引发政局不稳，吓跑外来投资，把社会拖向政治化」[7]，并告诫我们「香港的工商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忧虑」；那边的港资精英也积极呼应，公开承认「工商界一定是比较保守，我们（对普选）是有一定担心」（瑞安集团主席罗康瑞）[8]或干脆断言「目前香港并不具备进行普选的条件」[9]（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曾宪梓）。??什麽呢？因??「如果2008年转??全面直选，本来功能界别的议席很容易会流失给基层候选人」，则香港有「变成福利主义社会」的危险（香港仲良集团董事长蒋丽芸）；「普选出来的特首必定是福利派代表，那时，香港迄今成功的营商环境将不复存在」（预发控股主席陈振东）[10]；「一人一票普选，选民七至八成来自基层」，就难以全面维护「商界或专业等界别利益，所以立法会一定要有功能组别」（新世界集团总裁郑家纯）。甚至「经常游行会影响商界的投资意欲」（地?b建设商会会长兼全国政协常委何鸿?觯┷11]的论调也出笼了。

今年4月初，香港总商会主席翁以登更具体地解释了??什麽许多港资头面人物对（资产阶级）代议民主态度冷淡。他坦率地告诉记者，在全世界，商界人士「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把他们的营商环境搞好，就是他们生意做的好，所以香港也是这样子」[12]；他担心普选后社会下层会更多地要求照顾穷人，从而冲击「政府的财政或者经商的环境」；他指责多数普通港民长期逃税（即个人所得税），却妄想用选票捞取福利，是想让「少数人的钱被大多数人花掉」。最后，翁主席警告民主派争取普选「绝对不能影响经济发展」。

总之，普选可能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机会威胁大老板们的红利收成，所以普选有害；即便它无害，也绝非最打紧的事情，经济和利润的增长比普选重要得多。所以百姓必须识相，尤其不许「经常以上街这类激烈手法表达意见」[13]影响精英们发财，这既是中环富豪们的结论，更是大陆执政当局的心声[14]。

自由主义反对派：要求民主、赞成剥削

港资曾长期雌伏于英帝殖民统治的脚下，北京官僚垄断资本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b物。二者成长的政治环境虽不尽相同，却有一点共通之处：对底层工农的任何组织和反抗努力都极端厌恶和恐惧，故而在「精英民主」的统治方式上一拍即合。正如香港共?b主义团体先驱社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却千方百计保证香港特区之内绝对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又连资产阶级式的自由竞选的民主制度也永远不许采用。它规定行政长官像殖民地总督一样地独掌大权，立法会实际上只是预备给他咨询的机构。至于行政长官的?b生办法，则规定最终也只可达至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然后普选，还须经中央政府任命」[15]。

说白了，香港统治模式近似于民主仪仗队掩饰的「文明」寡头政治，虽保存一定政治自由，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一边倒地??资方服务。拿税制来说，香港本来实行的就是偏袒有?b者的一刀切（17,5%的利得税），等于越有钱的人越占便宜；大老板们却仍叫个不休「我们香港总商会认??这个税机一定要打宽」[16]（即让多数民熊交更多的税――区芳注）云云。部分老总甚至断定「现在香港政坛缺乏商界声音，」所以「有必要在政府建制的内外，吸纳更多的工商专业人士」[17]（预发控股主席陈振东），誓把商人治港进行到底。

如此这般，港资如鱼得水，港民却如秤砣沈底；中央在旅游、基建、金融和贸易上的种种对港优惠让老板们日进万金，小百姓得到的却是失业、减薪和裁员。

哪里才是出路呢？显然，香港主流反对派（比如民主党）无意触怒大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一项纲领性诉求，就是让香港「继续巩固其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使本地和国际投资者保持在港作长期投资的信心」[18]，而港资已明确打过招呼：「任何煽动行??，（都）会损害香港的经济及国际形象」[19]（中华厂商会会长陈永棋）。部分资产阶级主流媒体（比如《苹果日报》）一面对人大释法无比光火，同时却日复一日地鼓吹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策。同样一份《苹果日报》，它一边因??「北京政府粗暴的否决香港在○七、○八年实行全面普选」而狂吼「愤怒、愤怒、非常愤怒！」[20]，同时不遗余力地替大陆血汗工厂制度辩护。本次人大释法期间，美国劳联?b大发起呼吁，要求布什政府制裁那些严重违反国际劳动保障标准的中资公司；还是这家《苹果日报》，火烧屁股似的蹦起来声援「无辜的」大陆老板，说什麽「中国以较低的劳工权益保障来争取出口市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又指责美国工会企图「增加中国企业的成本，削弱其?b品的竞争力」[21]（护主心切说漏嘴了？――区芳注），这一份爱护中国经济及其血汗工厂的真情真心，「锦涛同志」见了也会感动。

或许有人以??大陆毕竟不是香港，民主派舆论对本港民生的态度应有不同？他们错了！当本地公务员总工会恳请当局高?E贵手，不要进一步减薪时，《苹果日报》的民主斗士们便痛批公务员的要求「不仅不合理，而且非常荒谬」[22]。特区当局顽固推行削减福利的新自由主义路线，惹得民怨四起；民主党对所谓「福利太多」的谬论（香港至今无八小时工作日和最低工资的规定）并无异议，主动提出「将未来这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等开支作轻微缩减」[23]，甚至把缩小削减幅度当作成绩来丑表功；「苹果」们更连呼「要确立保护个人自由的机制，首先应透过严格控制政府支出开始」[24]。

主流民主派信美国远超过信自己，信上层远超过信民熊。那些民主派律师和议员们可以??美国领事某个讲话中的某个单词含义争执不休，但绝不敢（想想都怕）组织罢工来向当局施压，因??美资在港利益不容许这样做。倒是大陆官僚资本来得痛快，公开提醒美资「大家早就在一口锅里搅稀稠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在香港有巨大投资利益的美国也是有利的。……香港优良的营商环境因失去法制的保障而不复存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来投资者的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损害」）[25]。

实践早已证明，在维护资方打压无?b大熊方面，香港主流反对派的立场与当局并无不同或只有细节的、局部的分歧。这并不是什麽香港特色，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属性使然。当全球新自由主义路线大行其道之际，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拼命跟风，倒也没其它出路（对抗有丧失主流地位的危险）；而代议民主的奋斗目标也随之越来越抽象，离工农具体利益越来越远。从战略角度说，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剥夺资产阶级和建立工人政权，但这不意味着先进工人必须放弃争取资产阶级代议民主，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老板的答复应该是「你要稳定我要斗争」。

你要稳定我要斗争

其实，资产阶级代议民主早已通行世界，它既未对资本主义剥削构成致命威胁，更是统治者内部协调利益改善管理的重要工具，还有助于在精神上迷惑被统治者，真是一举数得。中港资本家们害怕普选、迫害民主运动，不是因??他们根本反对代议民主，而是因??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劳苦大熊（包括多数职员）有可能逐步提高自身组织和动员程度，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力量和利益，从而最终走出初始目标的精神束缚。不仅民主斗争有这种演变的可能，任何群熊运动都有。70年代初，在观摩了一次人山人海的反战集会后，当时的美国内政部长惊呼「我看到了十月革命！」。显然他指的不是高唱爱国歌曲的集会者（包括这位部长的妻子和孩子）已开始「组织苏维埃」，而是指反战运动蕴涵的潜在走势可能对统治者?b生政治危险。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当局和港资精英最怕工农闹事――「中央是希望香港长期稳定」[26]（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商界最重要是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蠓嵋?行总经理柯清辉），无产阶级最重要的则是不能坐以待毙。把民主诉求与改善民生、反击资方联系起来，是工人阶级走进民运后最起码的政治立场。在香港民运内部，部分工运代表已提出「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全民退休保障；反对私有化、外判化；一人一票普选」[27]等纲领性要求，算是个可喜的开端。七一游行中改善民生的呼声在元旦游行时变得更加明显（「单亲人士争取权益、少数族裔争取组党参政、新来港人士反对削减综援、教师反对削资、公务员反对减薪、医护人员不满医疗政策」[28]），这一点连亲资大报都难以否认。

至于内地工人阶级，它不但要应付经济盘剥的重负，更毫无罢工结社言论出版和公开会议等等自由权利，这边的工人斗争更要「讲政治」，争取开放政治自由，争取废除一切歧视、剥夺工农权利的恶法，争取政治生活最大限度的民主化。

不做资方的「马列奴才」

在寻找推迟普选的理由时，大资产阶级频频蛮横地表示「香港在港英时代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29]（信德集团主席何鸿?觯?「港英政府统治百多年都没有普选，??何回归几年便要普选」[30]（新世界集团总裁郑家纯），一副「你以??你是个什麽东西？」「就不让你选，能把咱咋样？」的恶棍绅士嘴脸。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则以「替乡长给大伙传个话」的口气点拨港民「应该感到这个游戏规则了，违反这个游戏规则，香港的发展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前途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31]。

这麽个群魔乱舞的阴暗时分，一伙开口马列闭口主席的崇毛「老左」摇摆登台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恳请中央「对当前香港某些人的咄咄逼人的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32]。??什麽呢？因??「某些人」有点不守东家定的规矩！这帮国家至上的崇毛「老左」拉着干清宫执礼太监的架势，学着大老板何鸿?龅母矍唬?一板一眼地教训道：「英国的国家安全法例，作??长期生活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人，应该是最清楚的，可是，一个已经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7年之久的城市的公民，居然以种种借口抗拒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这样的思潮，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警惕」[33]。当然，「一小撮」总要被粉碎的：中央「主动在香港问题上出手，体现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事关全局的问题的权威性，更体现了我们决心在社会主义法制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意志」[34]，「老左」们欢呼道。

这班「老左」连民主党都不如，民主党还知道「回归后特区政府维护大商家的政策，令一般市民对特区政府及大商家有很大不满」[35]；这班「老左」更比不上素称港共的民建联，民建联新任主席马力几年前就不屑地撕掉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皇帝新衣：「过去的那一套社会主义不适合上海，现在搞的其实是资本主义，不过大家都叫它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已」[36]。不管怎样，「老左」走秀的外套上写满马列字眼，总算是??资本家主子尽了左派文宣奴才的本分。至于主子们，他们的事业确乎需要各种帮手，包括那种满嘴红彤彤的帮手。

几天前（5月7日）举行的「中意双向投资研讨会」上，温家宝总理保证「给外国投资者一个安全的、稳定的、有利于他们获得丰厚利润的环境」[37]，即更多的血汗工厂、更多的奴工、更多的大棒和更多的死亡。但无论如何，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它将学会分辨谁是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朋友；它将把那些自称朋友的人放进火炉里去烤，以识别真?^；他们将无情地抛弃老板的各色奴才，无论后者满口自由人权还是一嘴马列语录。

这火炉叫做阶级斗争。

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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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2]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闭幕」

[3] 2004年3月26日强国社区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理所当然、正当其时――谈人大对香港问题主动出手 」

[4] 1993年1月17日（亚洲在线网站）刘亚洲「从香港问题谈开去」

[5]新华网北京４月３日播发汤华的署名文章「确保香港政制沿着基本法轨道发展」

[6] 1997 (c) 《香 港 人 权 监 察》「香 港 的 不 公 平 选 举 」

[7] 2004年4月30日《中国日报》香港版社论：「不可漠视的民主权力」

[8] 2004年4月29日《联合早报》「北京否决‘双普选’ 港工商界全力‘保驾护航’」

[9] 4月22日新华网香港电「港工商界人士：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10] 同上

[11] 同注释6

[12] 2004年4月2日凤凰卫视「时事开讲 香港政治发展程序应推行得宜」

[13] 同注释8

[14]见注释7：「人大果断作出不实行“双普选”的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排除干扰，释疑止争，尽可能减少无谓争拗消耗香港经济复苏的宝贵时间」

[15]2004年4月10日先驱社「释法以后 港人怎办」（http://98.to/pioneer/）

[16] 同注释12

[17]4月22日新华网香港电「港工商界人士：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

[18]见民主党官方网站http/www.dphk.org《民主党纲领》第五章

[19]同注释8

[20]2004年4月27日《苹果日报》「苹论：扼杀自治 漠视民意 令人愤怒」

[21]2004年4月30日《苹果日报》「苹论：自由贸易再胜一仗」

[22]2004年3月24日《苹果日报》「苹论：公务员工会贪得无厌令人讨厌」

[23]见民主党官方网站http/www.dphk.org「民主党就04/05年度财政预算案建议」

[24]2004年4月24日《苹果日报》「苹论：香港出路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25] 2004年4月4日《文汇报》社评：「美国无权对释法说三道四」

[26]2004年4月30日凤凰网「曾庆红：人大释法和‘决定’合宪 合情 合理」

[27] http://98.to/pioneer/2004月4月2日刘宇凡「香港社运的方向」

[28]见2004年1月3日《大公报》对元旦游行的综合报导

[29] 同注释17

[30]2004年5月1日 《文汇报》 「香港商界：「民主派」岂能代表香港民意？」

[31] 2月20日时事开讲「‘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政制发展」

[32] 2004年2月24日人民网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香港水’是一股什么‘水’？」

[33] 同注释3

[34] 同上

[35] 【明报专讯】2004年1月2日民主党副主席李永达：「民主党要理性温和 沟通工商界」

[36] 2001年12月1日《明报》马力「香港出了甚么问题？」

[37]　中新社罗马五月七日电「中国总理温家宝为意大利企业家投资中国解惑释疑」

看得就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人大释法’这个事一出，不少人本着‘凡是共产党做的，我们都要反对’的精神群起鼓噪。害的连我这样的经常性的政府批评人士都出来和几个理科的PHD朋友舌战了300个回合，替共党‘张目’。啥事都有一个原因，这篇右派人士的文字可以推荐给朋友们了解一下这事的来龙去脉。

说真的，不少学理的兄弟们考虑社会问题凭的只是个人的直觉，见解也实在是不象一个PHD的见解，和一个只受过高中教育的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学理的兄弟们不要用石头砸我，没啥别的意思）。这就是我从这个事上的另一个收获－－－‘对自己不是太了解的事，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一个内地共产主义者看香港反23条运动

区芳

几十万人参加的香港七一反23条游行以及随后的系列集会，虽然没有被大陆传媒公开报道，其实对内地关心政治的人们是个很大震动。可以初步断定，七一游行是香港多数人近年不满情绪的一次爆发。我们大陆马列主义者如何看待七一游行及整个反23条运动？香港的社会风波对大陆工农斗争有什么影响？大而言之，香港能在大陆工农斗争中起什么作用？笔者以为，共产党人应该从阶级立场分析香港社会矛盾，从而回答上述问题，而内地某些跟在中港资产阶级后面叫嚷「港人乱港自受其害」的所谓左派，其实不过是涂了些红粉的国家主义大右派罢了。

生活恶化是反23条运动升级的主要原因

笔者不是香港人，对那里的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从报章上的资料看，大致说来，受持续性失业和减薪潮的影响，相当一部分香港人的生活近五年来一直在走下坡；有的人照老习惯买房保值，被投机炒高的房价近年又惨跌，一二十万户人家陷在里面拔不出腿来（「负资产」）；港府只知锄弱扶强，在投资、税收诸政策上优待大资本，同时把无产阶级（包括小公务员在内）的工资福利猛往下踩，鼓吹「大河满了小河有水流」。可是大河早满了，香港富豪投资内地，放眼全球，越赚越来劲；小河汊们却大有「阴干」的趋势。滴水穿石，香港无产阶级以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怨气越积越厚，遂出现七一决口的事件。

那么，为什么七一游行的主调不是反失业和反减薪，而是以反23条立法的形式出现呢？首先，游行中并非完全没有反失业和反减薪的声音（比如香港共产主义团体「先驱社」[1]），但这股声音被中港海外资产阶级主流传媒有意抹杀和过滤掉了。不过，多数（甚至可能绝大多数）游行者恐怕也还没想到必须大张旗鼓地直接反对失业和减薪，而不是仅仅反23条立法和空泛地「倒董」。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得到的东西却喊不出来？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香港并没有具备很高威望和雄厚组织实力的改良运动，一度领导工人群众作过些反剥削斗争的中共在港组织，近20年来急剧右倾，目前已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保守派。这就使当地群众在遇到困难时很不习惯从社会上找原因。第二：由于近三十年来当地经济繁荣、多数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香港无产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中间滋生了深刻的政治消极与对主流舆论的盲信与盲从。「敢拼才会赢」、「白手起家」和「打赤脚的非懒即蠢」等等老板麻痹群众的思想毒药，被前者趁着繁荣让后者当作「香港精神」超剂量连续服下。近年来，生活失意固然让香港大众感到身上疼了，但毕竟中毒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群众的不满还只能以「特首无能」之类的怨言表达出来，最多是给予主流反对派运动抗议性支持。也就是说，香港广大雇佣劳动者还没有理顺自己的思想，还不清楚所遇难题的根源在哪里，以及该怎么办。

大资产阶级寸步不让

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多年来其核心一直就是与民争利，包括厚待大财团、逐步把社会性服务推给市场以利润原则经营等等「改革」，无不为此目的服务。有鉴于此，香港共产主义团体「先驱社」一直主张在反23条运动中把争民主和改善民生的斗争结合起来。「先驱社」指出港人遇到了私有化和外判化两大威胁：「所有人都或多或少使用政府提供的服务，从公屋到食水邮政，从医疗到教育。当这些服务被私有化、外判化时，……不是服务费用大涨，就是服务质素下降」[2]。甚至连著名自由主义作者吴国光也承认，香港的教育和医疗在退步，在走向商业化[3]。特区当局大搞私有化和外判化的理由之一，是「财赤不堪重负」；但是正象「先驱社」声明揭示的那样：「尚存的三千亿财政储备，设立的本意正是填补赤字……此外还有近万亿的外汇储备，其额之高根本远超过支持一种币值的平均所需。……退一万步说，即使政府已经到了不能再多一分钱来补贴财赤的地步，也不应该向普罗市民开刀，而是应该向那些年赚亿万的大财团开征累进税。」[4]。

但是，中国（而香港牢牢地处于中国政经控制之下）的统治当局，是最贪得无厌的官僚大资本，它的政策（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本质，可用一个「捞」字来形容，而特区政府只是为它（及其本港合作者）办事的马仔罢了。几百亿、几千亿的钞票，哪能让一次游行就给冲跑了？七一尘埃未落，某香港商界大亨就发话「不要再闹了。再闹下去，……谁还敢来香港投资？」[5]；大亨又摆出慈善家面孔，说是「继续闹下去，搞到失业人数更多，……最终受害的，还是香港人」。引资救港的逻辑是「投资多了工作就多了」。可是，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私有化、外判化、企业精瘦化、削减社会福利）在全世界的实践早就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远非一定等于工作、工资的增长。减薪不减（或增加）工作量、企业精瘦裁员等等政策一日不废，投资再多、经济再繁荣，多数人也沾不到多少光（中国大陆的低工资、高增长、高失业就很说明问题）。第二：投资也好，其它什么也好，还是第二位的问题，现实是大批人干的活同过去一样多（甚至更多）生活却变差，而大财团的利润节节增长，无产大众有权问一个「这是为什么？」。不过看来大亨不屑回答

[6]。

无产大众需要了解的是，区区一次游行绝对吓不倒大老板们。想让后者把咬在嘴里的肉骨头吐出来，一定得有打到头破血流的思想准备。某些主流舆论工具这几天已经不动声色地指出「美国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香港拥有庞大且重要的经济利益。……只要政治情势发展危及到主要西方国家的切身利益，就会出现适当的宏观政治调控……华资财团的主要代表人士也不希望香港持续陷于政局失控的状态」[7]。大亨们甚至在积极活动，试图把坏事变好事，向中央政府要更多的商机（比如向香港股市输血、修建港珠澳大桥、更加推动内地人来港旅游等等）和优惠政策，比如让中央阻止大陆一些新港口的建设，以免与港资争利等等。

港资的立场很清楚，北京的官僚资本大本营呢？

7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曾是中国与世贸主要谈判人之一）在香港评论七一游行时说，数十万人一起上街全部没有戴口罩，说明「来香港旅游是安全的」，而大型集会「不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和旅游业」。这句话里浓缩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全部思想：「生意、买卖、商机、利润」，除此之外他们简直想不到别的。７月１９日董建华入京「面圣」的全过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在会见董建华时，胡锦涛表示支持香港「保持良好的营商环境，保持自由港的特色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因为这「符合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温家宝则许诺加大内地市场对香港资本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包括增值电信服务、旅游、金融服务。无论在香港或是北京，减薪问题、私有化问题根本没被显贵们提到桌面上来讨论，即使那些承认生活恶化是港民上街主因的香港评论家，也众口一词地把结论引到「投资」或「提高市场人气」上去了。

除了减薪与私有化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反23条运动的正式目标。对内地左派来说，这个话题无疑又引出另一个话题，即香港在内地工农抗争中日益明显的「气窗」角色。

　　大陆共产主义者与反23条运动

中国大陆至今仍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自由的资产阶级专制国家，内地工农大众的反剥削斗争也因此阻碍重重。没有结社自由，工农想组织起来就得冒坐牢的风险（甚至读书会或者工人俱乐部一类团体也不能随意成立）[8]。没有出版自由就等于被堵住了嘴，虽然目前工农的声音太微弱，即使发出来多数人也可能听不到，但我们是连发声的机会也没有。政府对互联网上的言论也不放松监管，至今已有上百（可能更多）位作者因为「祸从口出」而被捕。在这样的大气候下，香港得以在内地政治和维权斗争中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它近似上世纪2、30年代的租界，为全中国的异端分子提供了说话和组织起来的空间。近年来中国阶级斗争的许多消息都是从香港首先发出，然后才通过网络和电台扩散到广大内地；这两年一些国际人权和环保组织在内地的活动也以香港为前进基地。客观上说，香港已成为（包括左派在内的）大陆民间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气窗。

正因为如此，北京通过特区政府强化对香港政治自由的监控之举，让我们内地共产主义者格外警惕。如先驱社所说：23条立法草案使「任何人倘若批评中国中央政府，尤其是如果主张根本废除现有的不民主的政制，就可能被控告犯了颠覆或煽动叛乱罪。揭发政府企图掩饰的黑暗面，就可能犯了窃取国家机密罪。为台湾同胞或者某一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辩护，就犯了分裂国家罪。可能被指控犯了上述罪行的书刊，被叫做「煽动刊物」。任何人「管有」或「处理」煽动刊物，就算犯了同样的罪。……那些法律是悬在港人（主要是普罗大众）头上的刀，政府可以随时用来伤害民众」[9]。要补充的是，那些法律更是用来对付内地异端分子的，用来剥夺和破坏后者的信息来源、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和后援基地。难怪专制反动腐败黑暗的中国大资产阶级政权对七一游行怒不可遏，而它的在港舆论枪手对反23条运动百般攻讦[10]。从工农大众的利益出发，支持香港反23条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自己。

有人说，香港的自由也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自由。这自然是大实话。保障国家安全法例（例如煽动、叛逆、窃取官方机密等）自港英殖民地时代即已存在，只是数十年来香港政治相对稳定，国家安全法例才不为多数市民所察觉[11]。如果阶级斗争激化到一定程度，香港也好，瑞典瑞士也好，统治者都不会手软。但我想问：结论是什么呢？一个工人不会因为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其实是对他的剥削而拒绝工作，因为无产阶级首先要生存下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虽然无产者（首先是先进工人）不会因为暂时吃饱了而忘记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同样，当资本主义中国大陆把工农积极分子、维权活动家和仅发表了些反政府言论的网络作者们一批批投进监狱时，我们共产党人更要珍惜香港这个气窗，关死了它，内地阶级斗争就会更容易被窒息。

群众运动与所谓外国干涉

七一事件后出现了一种声音，对特区政府多年来「兴资灭无

」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避而不谈，却百般强调所谓的外国干涉。在内地某些以左派自居的人士中，类似的论调不仅没有遇到迎头痛击，反而可以听到不少附和之声；更多的左派保持着暧昧的沉默。笔者认为，对七一游行的立场问题，首先是个牵扯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即共产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群众意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一个大的事件乃至运动出现后，不去分析研究引发事件的社会原因，却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使着眼色暗示什么惊天内幕，或气势汹汹冲上前沿要「揪出一小撮」，这哪里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只有那些对资产阶级精神灌输的魔力崇拜到家的人，才会以为群众即是群氓，群众性街头运动则是牵线木偶，只能永远受幕后主使者的摆布。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蔑视这些「阴谋论」、「控制论」的炮制者及其追随者。我们认为，阶级社会的现实矛盾及其发展才是工农以及全体无产大众思想和行为的总根源。我们看到的是，最近五年香港群众（包括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被统治者损害得很厉害，前者的利益动机要求它反击，所以全世界才看到了七一事件。

那么，国外资产阶级传媒为七一游行拍手叫好，美英驻港机构大声助威，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嚷着要求「现在就开始为推动香港的更大民主而采取行动」，反动老窝梵蒂冈教廷在港代理人为七一游行煽风点火等等，又是怎么回事？这要从中外资本的竞争性并存关系中找原因。香港和中国民主化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国内高官在西方的匿名存款和地产一样，一直是国际资本与中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之一；即使是被董建华当局捧在手心里的港资内部，也有些人因为少吃了几口奶而对老董不满呢！更重要的是，西方资本之所以较大胆地要求香港民主化，还因为前者自信被「薯条+刘德华」喂养多年的港民，根本不具备坚决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

值得庆幸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七一事件是国际及香港资产阶级大规模舆论及组织动员的结果[12]。甚至北京政府在港头头之一曾钰成也被迫一脸窘相地表态：「七一游行的筹备和动员过程，历时逾月，其间有带着某种政治目的的外国势力在「推波助澜」，毫不奇怪，但这不可能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不足以改变

游行的性质 」[13]。

关于「外国干涉」的叫喊，还引出另一个极重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阶级斗争的国际化问题。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系统，它的两大产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都带有国际性。在阶级斗争中，承继马列道统的左派从不把来自国外无产阶级的支援看成是「干涉」，只有国家至上（即本国统治阶级至上）的维持现状派，才会把参加国际运动看成是一种原罪。某些中国「左派」一听到对中国资本的抨击就大叫「外国干涉！」，可是当中国石油资本在苏丹对当地群众赶、杀、烧、奸的时侯，当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中资企业雇佣的本地工人罢工的时侯，他们到哪里去了？大红面具之下，隐藏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秩序党的一张张干黄老脸而已。

香港共产主义运动与内地密不可分

有人可能会说：「香港人当然应该反抗大财团，逼后者拿出些钱来改善生活也不错，可是香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它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大陆比起来越来越居于劣势。今天还有三千亿的储备，十年后呢？坐吃山空，香港人那时怎么办？」我们共产党人并不认为香港的全部难题只在于大富豪们不肯「有钱大家赚」，放点血出来就没事了，这种想法当然很幼稚。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曾是大陆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的中转站。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让东北和华北的经济一团糟，也结束了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也曾是国际劳动分工的外围生产基地，现在它已完全被内地所取代。既然香港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它的远景很可能是长期的衰退和停滞，而香港人的日子很可能会越来越难熬。当然，金字塔顶端的狂欢派对还会继续，也许一部分殷实人家会陆续移民（包括移民内地），但大多数人只能留在原地苦挨。香港的政治化不可避免。当地左派的任务，是在扩大本地影响的同时更加积极地与内地工农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本地尚存的政治自由，大胆地「干涉」全中国的阶级斗争，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老板和商机的自由社会贡献力量。这才是香港多数人的真正出路。

如何进一步开展反23条运动？

目前对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香港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和其它左派。大致说来，笔者以为当地左派应该在已动员起来的群众中详尽地、不厌其烦地宣传开展反失业、反减薪、反私有化和外判化运动的现实性。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不能妄下结论，比如到底有多少群众真的动员起来了；他们的社会成份等等，对这些问题香港同志最有发言权。当地左派面临的任务，在我看来，是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夺对运动路线的影响（暂且不必高调地谈领导权）。七一热浪之后，有不少迷信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一选就灵」的香港人正在要求尽快推行普选特首和普选立法会议员，却避口不提在普选总统的阿根廷，几个当选总统持续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让一半劳动人口丢了饭碗。再说，港府一再表示，普选是早晚的事，中央对此也点了头[14]。左派要当仁不让地打破「普选」这个斗争框框，把斗争向前引入经济领域，并努力提倡群众性直接施加压力的斗争方式。先驱社的同志已经提出「要真正达到目的，往往需要把行动升级……从事更高级的斗争方式需要有一个比现在强大百倍的普罗民主派，……更重要的是，即使暂时未能达到目的，这次运动已经振奋了人心。……所以普罗大众更应该利用目前比较自由的条件来发展民主运动。以退为进，分化反对派阵营，把反对廿三条的诉求偷偷扭曲为改良廿三条。所以，普罗大众必须擦亮眼睛，坚持目标，充份利用忽然增多的时间把运动深植于基层，为不久将来的较量做好准备，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些议员政客身上」[15]。对这番话我暂时没什么好补充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1/07/03

PS：七一事件再次暴露了一个现象：某些内地「左派」对中国资本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亲密合作（比如同以色列的多年军事合作以及近期的朝鲜危机斡旋）默不作声或高声赞美或出谋划策，而每逢中外老板狗咬狗的时侯，则旗帜鲜明地站在本国老板一边。这个现象说明，全面系统地清算左翼阵营思想领域的第五纵队，比如「维持现状主义」、「国家就是美的主义」、「想反帝就得爱政府主义」「老板饱了等于你也不饿主义」等等资本家说客伎俩，是先阶段中国马列主义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附注：

[1][2] [4]见2003年6月28日先驱社声明《反廿三　争民主 ． 反裁员　保饭碗 反外判　保公营 ． 反灭赤　增公帑》。

[3]见香港《大纪元时报》《专访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吴国光》。

[5] 见香港《文汇报》十三日相关报道。

[6] 难怪7月14日董建华仍公开自称自赞，说今年上半年香港经济已经复苏，证明政府过去几年重整经济方向正确。

[7] 见2003-07-19 《联合早报》署名陈子帛文章《香港政局会不会不可收拾？》。

[8]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控制相对薄弱而阶级矛盾特别激化的某些内地农村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半公开的农民组织。

[9]

见2002年12月12日《先驱社反对23条立法的声明》。下面是23条立法草案上的相关条款：「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10] 比如香港《文汇报》7月9日发表了题为《23条立法决不能延迟》的社评，叫嚣「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天经地义」。

7月14日代表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发表署名文章倒打一钯，声称「特区回归中国後的难题并非由行政主导制引起，而是向行政领导层施压掣肘的各团体造成」。

[11]见「香港人权监察」的相关文章：《廿三条、国家安全法与香港人权：一颗待爆的计时炸弹》。

[12]

2003年7月15日《信报》「调查指市民自发参与七一游行」。调查称「大部份市民是自发地上街，而不是被宗教人士或政党动员……有团体发起游行，各方即自动响应，……六成受访者更认同香港的民主运动缺乏领导」。调查的结论是「七一游行是自发动员多于组织动员，好处包括……号召覆盖面广泛、动员网络个人化，不容易为权力中心瓦解等；弱点是缺乏紧密组织、抗争行动难以持久、参与者较难快速制订应变策略」。

[13] 见7月24日《 明报》曾钰成署名文章《中央对游行 未有负面定性》。

[14] ７月１９日胡锦涛接见董建华时表示，香港政制问题应按香港实际情况， 以循序渐进原则推行 。

[15]见2003年7月8日新苗网刘宇凡文章《不要让政客模糊了反廿三的目标》。

各人学有所长，PHD并不见得比一个鞋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不是自己的专长所在，就应该更多地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

由于香港工业外移，缺少强大的工人阶级，所以那里掀不起太大风浪；视中共为命根儿的老左也好，恨中共恨得长痔疮的海内外自由派也好，都是拥护资本主义的，在这一点上并无分歧。有分歧的只是自由派视美国为自己的命根儿（或无所谓，只是拿谁的钱就替谁说话而已），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他们是完全不考虑的（已把命运绑在另一部战车上了）。老左则是中国资本的免费谋士，常常“恨其不争”，从本质上说代表右翼国家主义立场。这些左右名词，现在全混了，说来头痛，所以倒不必太细究。

下面是当地马克思主义者谈香港阶级矛盾和斗争方式的新文章，也算文件。

香港社运的方向

刘宇凡

在短短五、六年间，香港失业率上升三倍，私营和公营部门轮番减薪裁员。虽然去年经济恢复了增长，但广大受薪阶级的待遇没有改善。而特区政府还继续削减公共开支。普罗大众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缺乏安全感。重重危机要求本地社运拿出新思维，可惜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新思维还太少。

最近一个包括了廾多个团体的〈劳工基层大联盟〉提出了四点主张，可算是社运迈进了一小步。这四点包括1.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2.全民退休保障；3.反对私有化、外判化；4.一人一票普选。

这样的主张在外国可以说是社运ABC而已。晚到现在才采纳，既反映香港社运长期落后于人，也反映残酷的现实总是迫着人们进步的。

提高社运水平，正视财富再分配

这四点正是目前社运最迫切争取的主张，它有助于连结公私两大部门的工人，而且把民主和民生的要求连系起来╋开始出现了同所谓中产民主派有区别的基层民主派的雏形。

不过，要这种联合能够真正巩固及发展，早晚还需要多迈出几步。<联盟>似乎也反对政府削减公共开支，这是对的。但是对另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似乎暂时还没有确定立场。也就是赤字问题怎样解决。唐英年就指责民间团体既赞成灭赤、又反对削减公共开支是自相矛盾。这批评有表面上的道理。我们必须及早回答这种攻击，才不致在以后紧要关头自乱阵脚。笔者在另文[1]谈过，赤字问题本来是小题大做。在这儿我们不妨退一步假设严重赤字成了长期问题?r即使这样，也没有理由要削减公共开支。政府要削减公共开支的理由是灭赤「人人有责」。不少专上学生和教师，公务员工会和社福界等团体，常常喝了这种迷汤而不自知，也相信了什么「灭赤人人有责」，所以许多时候连反对削减同自己界别直接有关的开支也站不稳立场，只求「少削一点」。然而这种妥协立场照例是毫无用处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反对到底？至于「灭赤人人有责」这类迷汤，我们更要坚拒不喝。灭赤的责任在高官富豪身上，普罗大众没有责任！道理很简单，因为二者最发财，但其税负却小得不成比例。政府支出来自税收，但香港税制至为不公平，采用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抛弃了的标准税制：不论年赚几百亿的跨国公司还是年赚十万的小商店，一律交17.5%的利得税！这表示越有钱的人交税越少，反之亦然。既然香港财团一直亏欠了普罗大众，那么政府要开源灭赤，自然应该要财团将功补过，增加其税负，实行累进利得税及入息税，而决无丝毫理由要普罗大众分担责任。只有社运在这点上统一立场，才能真正巩固联合，有力抵抗政府的思想进攻。

房子焚毁之际还重新布置家具

一涉及公共收入和开支，就触及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问题，触及经济统治权。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本地社运特别欠缺宏观眼光，可说几乎忘掉社会地思考，一直限于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你减薪我反对；你加公屋租金我反对)，或者是单议题的抗争，（有些是简单「拒绝」建制，对此我们可以不谈），总之是一个个问题解决，而无所谓整体地改革社会，也不会针对整个资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作出批判和抗争。这种「忘掉社会」有时令人联想起戴卓尔的一句话?s无所谓社会，只有个人。在这方面一些工运或社运中人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自由主义，不，从未超越古典自由主义的框框，对「小政府大市场」的原则一直很少主动自觉地反对，对政府干预市场及赤字开支这样的政策天然戒惧。所以这种社运难免带有相当的保守性。这就是为什么从工会到其它社运团体以往很少想到必须规管市场和大企业这个方向。当年不少人反对大银行对存户另收服务费，但很少有人要求立法禁止银行这样做。妇女团体抽象地反对瘦身行业拚命推销瘦身，但很少想到可以争取立法管制行业。而每一步的规管如果要成功，往往又要发展为更高级的管制；反过来，大企业也必然每一步都反扑，所以斗争的逻辑早晚要发展为涉及产权的斗争：究竟社会有没有权力干预跨国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我们先打住，暂时不谈太远。总之，社会运动不可接受什么「大市场」的论述。不，资本主义市场必须规管，才可多少保障人权、劳权、妇权，环境等等。

社运内部的思想倾向自非一致，而是萌芽着不同倾向。这包括流行了一段时期的后现代主义。但这种思想「进化」只是扩大了人们的盲点，使之完全轻视经济和政治分析。这种盲点是中外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所共有的。一位外国过来人事后反省他们忽略了经济与阶级两大范畴所带来的后果：

「于是乎，阶级被推下了议事桌，所有重要的经济研究(企业研究就更别提了)也随之隐匿。.........

这种失败后来变得棘手无比，因为过去十年来加速行进的经济趋势都与世界资源的再分配及阶层化有关：包括工作、货物以及金钱。除了位于企业精英最高层的人，每个人得到的都愈来愈少。

回顾过往，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当政治正确之政治达到最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巅峰之际，世界其它地方正在进行非常不一样的游戏：有人正在向外张望，扩张疆域。最左翼之进步份子的视野愈来愈小，最后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环境，全球经济的视野却愈变愈大，将整个星球都涵纳进去。当俄国出现麦当劳、上海出现班尼顿、商标投影到月球上的美梦时，太多社运人士及理论家的政治镜头缩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湾战争的短暂时间，外交及经济政策完全不在他们的雷达侦测范围内。在北美，甚至连抵制自由贸易的战争都完全关乎如何保护美加员工及资源，至于该贸易协议对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响，抑或其它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对开发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随着自由贸易的辩论备受漠视，左翼人士更加画地自限，选择旁支末节的小事来争论。这种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对令人怯步的、抽象的全球资本主义时，随之而生的是更广泛的政治麻痹感──讽刺得很，对于任何关怀社会正义之未来的人，这些议题本该是刻不容缓的。

在这种新的全球化脉络中，身分政治的胜利等于是在房子焚毁之际还重新布置家具。

回首过往，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将名为政治正确的各种因素合并起来，作为对妇女及民权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视而不见的理由，进而成功地将一整代的社运份子训练成熟悉形象的政治，却忽视行动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昂首阔步走进我们的校园与社区，却无人出声挑战，起码部份原因在于，当时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让我们许多人无能力处理那些较多关乎所有权、而较少关乎(各种身份的)代表性议题。」[2]

　　这些话出自Naomi Klein的No logo(中译本最近由台湾出版，此处译文有个别修改)，也完全适用于本地。这就是为什么本地社运许多人对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化浪潮、官商的联合进攻、大财团疯狂兼并垄断等一切发生于眼前的大事，几乎都措手不及，目瞪口呆，而且拿不出对策。不过，只要不是麻木不仁，早晚总会有人像这位加拿大活动家Naomi Klein那样反思一切的。重视经济分析不等于「经济化约论」；重视阶级分析也不等于「阶级化约论」。不能把社会一切生活都归因于经济。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不表示资本主义没有必然的经济规律。要了解到：资本主义具有某种必然矛盾，这种矛盾使它只能不断把更多社会、文化、家庭生活都纳入其商品化、利润化过程中，才能为其矛盾开辟道路。了解这种必然性，才能了解到为甚么跨国公司必须不断为扩大商机而迫使政府进行私有化，才能了解到甚么是全球化。了解这种必然性，不是叫大家向它投降；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向它抗争。对症才能下药。一旦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有所认识，就知道：这种无限商品化既必然带来资本剥削自由的无限扩大，那么到了某一阶段，群众反抗也是必然的。毕竟，同资本的必然性相比，人为了公义和尊严而斗争的必然性更有力量，因为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钱的力量大。事实上，世界性的反全球化运动说明反抗已经开始。「不容把世界出售！」的总口号，也是对全球商品化的最好回答。这正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反制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的时机。下对了药就能恢复健康。同样，也只有深切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我们才能把文化、教育、艺术、仁爱精神等等从全球商品化的浪潮中拯救出来。

了解资本主义经济

　　最近一位学者提出「零增长」的主张[3]，就说明这些学富五车的学者事实对资本主义一窍不通。他的理由是高速增长是「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体质的破坏」。其实必然起破坏作用的不是物质生产的高增长本身(可能破坏，也可能不破坏)，而是穿上了商品化、利润化的拘束衣的资本积累的增长。不过，暂时不谈这个吧，只谈谈零增长怎样达到。要达到零增长，首先得控制增长。但资本主义之为资本主义，正在于它无法自觉控制自己的增长率，永远只能在过度扩张(繁荣期)和过度收缩(衰退期)的循环动荡中发展。如果要达到零增长，除非你废除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但这明显不是他的想法，因为在文章中他同工商界一样关切提高香港的竞争力。然而，他立刻就陷入另一矛盾。要加强竞争力，就必须有更多的经济增长呀！又要零增长，又要加强竞争力，不就像有人想画一个方的圆形那样荒谬吗？

　　这些错误的根由还是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缺乏这种认识有时会把好事也变成坏事。例如合作社吧。合作社本身值得发展；也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从事合作社的社员(或每一个单议题运动)都要同时从事改造社会的斗争。发生问题的不在于此，而是在其它方面：如果把合作社夸张为「过另类平等生活」的单方独味，以为在毫不触动社会经济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只须几个热心份子实行自我放逐，做现代鲁宾逊，就能脱贫及享受平等生活，这就未免是空想，就像把治疗感冒药当成治癌药一样有害。可叹的是这种空想竟然再发展为甚么社区货币。现在连典型的社区经济即街市商贩也逐步被大超级市场挤垮，如果在这时候你们连小商贩也保护不了，又谈甚么发展社区货币和社区经济呢?t而如果要保护小商贩，第一要务就是同大财团作斗争。连小商贩也知道的道理（他们多次罢市抗议），这些学者却不知道。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这种思想的特点正是没有丝毫斗争性，?迅掖ザ?大财团的利益，只顾埋头参与市场交换及市场竞争╋在这一点上他们不过复制自由派的市场神话而已。

不要忘记阶级身份

另一个盲点是把一切重视阶级的分析都一概打为「阶级化约论」，一概视之为否定了其它各种各样的「身份」。真正的阶级分析不是这样庸俗偏狭的。在今天，我们尤其要重视阶级这种身份，才能巩固社运的联合。现在社运之所以严重分散零碎，各种抗争难以整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各界只知自己直接的身份：下级公务员、教师、社工、清洁工、公屋居民、大学生等等，也只知保卫自己的直接利益，却很少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如果真要巩固劳工基层联盟，前提正正是使上述种种直接身份都认识到其实大家有一个更普遍的共同的身份。它不可能是「公民」，因为失之太宽。只有「打工阶级」这个「身份」能够涵盖(不是代替)上述各种身份。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只有两个阶级，然而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切以出卖脑力或体力为生者)总是两个主要阶级，彼此有着对抗利益，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不论国民收入这个饼多大，在利润与工资两个部份中，资产阶级总是不断追求扩大利润那一份，挤压工资那一份。只要把目光上升到财富分配的层面，就不难看出，只有所有打工仔女团结一致抗争，才能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

这里特别需要打破所谓「中产阶级」论述。一个有趣现象是人们可以大声疾呼的谈中产阶级，却从来不想提「工人阶级」。其实把中小学教师或大学讲师视为同工人阶级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中产阶级」根本不符合事实。只要其薪金不足以积累资本，我们就应当承认他们是打工阶级，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承认。他们只是高、中收入的工人阶级，而不是什么「中产阶级」。其实，在很多国家，教师、公共医生和护士同基层工人一样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同基层工人一样反抗管理层的压迫。香港才会在中高收入雇员和低收入雇员之间出现那么严重的鸿沟甚至人为矛盾，才会出现教协这个教师工会的立法会代表竟然一度同意政府向校工开刀的荒唐现象。民主党之流大捧中产论述╋是因为要绑架中高收入的工人阶级以壮自己委弱的声势?r有些基层团体则大贬这种暗含歧视基层的论述╋但不能够分别开绑匪与人质╋相反真的视为一伙╋一概视为非我族类╋这种否定其实不是有效的否定╋相反是接受了他们的论述的大前提。真正的思想出路应当是分别开绑匪与人质╋把高中收入的雇员同样视为打工阶级╋

不论彼此间有甚么差异，归根到底都有基本共同利益。明白这一点，才不致出现现职教师和未来教师（教院学生）互争饭碗的悲剧。[4]顺带一提，大部份大学生其实也不过是未来的打工族。

我们再说一遍：打造工人阶级意识并不等于抹煞其它身份的独立组织和抗争(妇女运动、环保运动、消费运动、居民运动等)，也不等于否定，在工人阶级之中，由于收入高低以及行业区隔而形成的种种局部矛盾。这些矛盾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对社运的挑战正在于怎样用长远的社会及历史眼光去把握共同的阶级利益，那么种种局部矛盾就有克服消弭的可能。这是艰巨任务，却方向对头。分析到底，不论社会上有其它什么各种身份，「劳动者」（包括脑力和体力）的身份仍然是基础性的身份，因为说到底，人的生存建基于劳动；社会没有劳动生产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其它身份。

刚才我们提到过「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钱的力量大」?r现在我们必须补充?s当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能力。这时候我们更须要一点阶级分析。资产阶级不可能去反制金钱力量，因为他们就是金钱力量的法人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自己往往只希望变成大资本家，所以也不可能坚决地同他们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由于其社会生产上的地位及其利益所在，才有反制金钱力量的潜能。每一次大罢工都说明这一点。

社会运动如果要夺回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主导权，同时意味要把自己变成政治运动。什么叫政治？政治不过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生活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各阶层围绕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斗争(或缺乏斗争)的集中表现而已。所以，各种具体议题的斗争大可继续关起门孤立奋斗，可是其成败得失最后也决定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斗争。放弃从政策及法律去规管大企业，固然难以抗衡资本的进攻。就算这样做并暂时成功，也?训扔诔て谟行АＫ?谓「徒法不能自行」。法律还要靠人去执行，而在现实的条件下就是由国家机器即?咽苊裰骷喽降淖ㄒ倒倮糁葱小Ｋ?以立了法能否真的贯彻，就说不准了。得准备作长期的政治斗争，直至社会彻底民主自治为止，才能够提供根本的保障。眼下则至少要在今年九月选举中不再甘心于追随中产民主派，也不要甘心于消极低制选举，而是准备推派尽可能多的基层民主派的代表参选以便扩大影响。

本地社运要有发展，就要循名责实，做到社会地思考，政治地行动，把斗争方向提高到根本的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上，把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从官商垄断中交还人民。要做到这点，就须要大家更努力地了解经济及阶级的结构，而不是相反。

2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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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赤字小题大做，灭赤声东击西> , http://xinmiao.hk.st

[2] No Logo, 台湾中国时报出版社，157-159页

[3] 〈非典型的经济生活〉，许宝强。

[4]这方面责任自然首先落在教协身上。它坚持用冻结招聘来保住几百个超额教师教席，

惹来教院学生「违反公平竞争」的批评。这种自相残杀正中政府下怀。其实教协有足

够实力迫使当局采取小班教学、以便扩大教席的办法，这样便能避免内部分化，一致对外。

人家以为你神经，痴线。

反减薪运动还没什么声势，已经让民主派的苹果日报暴跳如雷了。

港资本来就是习惯一口吞的，过去为了和万恶共匪做斗争，不得不在英国中央的领导下装装好人，搞搞福利、加薪。现在共匪自己和英国中央成了合伙商，自然可以甩开膀子了。

释法以后 港人怎办？

先驱社

关于2007年以后香港的政制问题，人大常委会已经释法。这自然决不能如某些人所希望那样，平息一切争议。不过，港人可以由此知道，继续争论哪些问题才有实际意义。也可以比较容易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策略。

凡是本来争取07年开始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人，自然都对释法很不满意。许多人更认为，名为释法，实际上是修法，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给政制民主化增加障碍。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我们觉得，到如今不必再为这问题多费唇舌，现在应该集中考虑实际上怎么办的问题。

有人认为，释法后大局已定，中央一定不许下届行政长官就由普选产生；民主派应该放弃对抗，改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寻求一种在2007年实际可行的方案；如果仍要和中央硬碰，只有诉诸武力革命一途(参看信报4月8日社论)。这种人本来也是同情民主改革的，甚至现在仍旧表示反对中央主动干预香港的政治。但他们认为港人只应在中央划定的圈子以内争取民主，好像笼中鸟只能在鸟笼之内跳动一样。他们可以称为鸟笼民主派。

很明显，甘心以笼中鸟自居，决不是一条民主出路；而坚决要求07年普选行政长官，也不是只有武力革命一种办法。

鸟笼民主和革命

不用等到释法，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从来都知道，中央决不会那么轻易允许普选行政长官；必须港人坚持抗争，才有可能达到目标。从现在到董建华任满，还有三年多。如果在这期间港人用大规模示威以及其它有力的群众行动坚持要求，未必不能使中央接受。即使07年未能达到目标，坚持抗争总有成功的希望。反之，放弃抗争，就只有永远等待，妄想统治者善心恩赐了。如果认为只当有把握一举成功时才值得抗争，那简直等于主张永远不要起来抗争。

长期抗争自然难免影响经济繁荣。所以，谁只希望稍微改善一下代表大财团的政府的管治，以便于财主们发更大的财，他自然不会是坚决的民主派。但是，那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中也只能享受到加辛减收的普罗大众，却只会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丧失身上的锁链。

对话和谈判的方式，民众和所有民主派的头面人物从来没有拒绝过。但是谁才有资格代表民众跟官方对话和谈判呢?现在民众所要求的，正是让民众自己普选自己的代表。在这个要求还没有达到的时候，所谓对话只能是官方向民众咨询和训话，或是官方与自己所指定的少数人对话；而谈判只能在官方与钦点的所谓代表之间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民意根本无从表达出来，民众的利益毫无保障。

至于武力革命，现在争取0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港人显然没有打算采取这条道路。谁动不动就拿武力革命来吓人，不管他自己心中想着什么，客观上是在为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手段找寻借口，是在担任着一种卑鄙的角色。历史告诉我们，革命不是随时可以来到的，更不是任何人能够随意制造的。当它终于来到的时候，一定是从统治者骄横狂妄的政策和剥削阶级无餍足的贪婪方面得到了最大的帮助。到了社会矛盾积蓄起充分的能量的时候，那能量一定要释放出来，引起巨大的震荡，谁也阻挡不了。轻浮的嘲讽尤其阻挡不了，只能显示出嘲讽者自己多么可笑。无论最后实现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总要造成巨大的破坏和牺牲。反革命所造成的恶果，要比革命更巨大，更悲惨。只有革命取得胜利，才可以在巨大牺牲之后开辟新的社会前途。能够成功的革命群众，即使在革命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也不会随便与军警武力对抗，不会提供机会给统治者实行成功的镇压。他们会保存实力，留待关键的时刻使用。

基本法和其它牢笼

不但释法是拘束港人的办法，基本法本身根本就是拘禁香港普罗大众的牢笼。那些崇恶的法律专家们，遵照主子的意旨，精心制作出这部深文周纳的基本法，务求使港人争取民主和社会平等时难免因为违反它而遭受禁止。它空谈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却连普通省区所依法享有的自治权利都不许香港特区享有。一切权力绝对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这个中央政府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却千方百计保证香港特区之内绝对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又连资产阶级式的自由竞选的民主制度也永远不许采用。它规定行政长官像殖民地总督一样地独掌大权，立法会实际上只是预备给他咨询的机构。至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则规定最终也只可达至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然后普选，还须经中央政府任命。这就是说，要先由曾宪梓、邬维庸、徐四民、邵善波、曾德成一类钦点出来的一小撮人提名几个「烂苹果」，然后让选民从中挑选一个。香港的普罗大众将来最终享受到这种民主权利的时候，大有可能深深怀念董建华。如果正在反对释法的民主派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基本法的原本精神和维护中央所许诺的一国两制，他们能够飞到多高多远，就可想而知了。

有些民主派人士很注意策略的运用，所以在争取民主时只针对特区政府，尤其是董建华，而小心避免触犯到中央。他们以为这是阻力最小的途径。这次中央释法，应该可以让他们更聪明一点了。拘禁港人的牢笼，是中央所造，最终也由中央把守。这只牢笼能否开放或改变，特区政府并不能做主。其实特区政府自己也关在笼内，不过是另一只较大的牢笼而已。港人不敢向中央据理抗争，就只好做乖乖的笼中鸟，休想得到民主自由。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并没有特别苛待港人。大家都知道，其实它已经让港人享有比内地人较多的自由(至少暂时是如此)，很令内地人羡慕。许多港人因此就避免过问内地的不合理现象和全国性的严重问题；以为靠这种只顾自己的态度，避免触犯中央政府，就可以保存自己那一点特权，也就是一国两制的现状。这种思想，不但是逃避国民的责任，其实也等于钻进自己制造的一只牢笼，抛弃参与全国性民主运动的权利。这些人所没有想到的是，只要全国的中央政府始终是个专制政府，特区内的自由也不能长久保存的。这种变化现在已经开始了。

为了争取得到民主，港人必须冲破牢笼，奋斗到底。不但要冲破外力所设立来拘束我们的牢笼，还要冲破自己给自己设立的思想牢笼。不但要坚持07年普选行政长官，还要争取废除提名委员会，实行自由竞选。对于基本法里面一切压制民主、让少数人享有特权的条款，都要敢于反对。

单纯实行政治上的民主，并不能真正改善普罗大众的生活。单纯政治性的运动，也很难得到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所以我们要在民主运动中同时提出民生的要求。现在首先提出：

立法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

立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同时维持原先超过每日8小时的工资；

反对削减社会福利；

反对私营化；

反对外判化。

香港民主的前途，同内地民主的前途是分不开的。所以双方的民主运动必须互相支持。我们要求在全国：

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组织工会、农会和政党的自由；

废除户口制度，给农民进城居住的自由；

严禁一切苛捐杂税；

废除一党专政，各级人大自由竞选。

尽管以上的要求未必能同时实现，但是我们要同时为它们坚决奋斗，一直到全体实现为止。

2004年4月10日

从新兴民主国家（东欧、原苏联、韩国、南非）的经验来看，代议民主已成了资本权贵的玩物，选战专家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只有在那些群众运动和工人组织强大的地方，比如韩国或波兰，选举和议会还有一点顾虑，不敢太过分。

对民众的日常利益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治自由（言论、出版结社罢工集会会议），而且是对底层也有效的政治自由，不是目前大陆宪政运动想争取的精英自由。香港目前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自由，但正在萎缩之中。争取和保卫政治自由，是群众自我组织的第一步。

赤字小题大做，灭赤声东击西

刘宇凡

一刀接一刀，政府削完工资、综援再削教育，削医疗，为的是灭赤。按照高官的口径，香港赤字达到生产总值的5%，如果不赶快削资灭赤，天就要塌下来。

真是大话西游！香港还有二千多亿财政储备，足可填补多几年的赤字，根本不必大幅削减公共开支。高官说，花光财政储备，引来港元受狙击怎办？可是财政储备根本不是用来支持港元的╋负担这个责任的是外汇储备，高官根本是故意混淆。正如经济学家邓树雄说过，花光储备本来不是问题。财政储备的作用不是别的，正是为了准备在经济不景时填补赤字，是为了下雨打伞。如今真的下雨了，可是政府竟然形同银行家一样市侩，专门下雨收伞，死捏住钱袋不赈灾。

另一种杞人忧天的说法是：花光储备之后仍然连年赤字，那怎么办？是否就继续花光外汇储备？

不用不用。别忘记一万亿港币的外汇储备每年都有不少利息收入，去年就达到500亿。万一以后仍是连年几百亿赤字，大可拿外汇储备的利息去填补赤字，丝毫不 必动用本金。其实所有高官巨贾，所有传媒都知道这点，可就是不谈或者少谈，反而大张旗鼓去喊狼来了。

香港人均外汇储备之高，2003年其数为流通货币的七倍╋堪称世界头几名。须要那么高的储备来支持货币，不是财金官员特别低能，就是为自己的权势与收入着想──不然，任志刚的八百万年薪从何而来？而现在我们已经不打外汇储备的本金的主意，只要求用其利息填补赤字，本来极其合理而又温和，但高官不管三七廿一，继续拿普罗大众开刀，是明摆着偏袒富豪，打压穷人。

政府高官为何要小题大做？除了以上所举理由外，更主要的理由恐怕是为了声东击西，借灭赤的幌子来大刀阔斧进行私有化、外判化，以便公退私进，为工商界缔造商机。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其本质即在此。医管局一宣布实行病人自购药物新政策，万宁及屈臣氏立即宣布会在政府诊所旁边开设私营药房，实在是公退私进策略的最好写照。私有化究竟有利于谁，不是昭然若揭吗？

高官们为何要热衷于为工商界服务？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政府从来就是首先为富人服务。但这方面还另有玄机的。私有化、外判化不仅为工商界扩大商机，而且也为退休高官缔造了大量高级职务。你去看看接办了房屋署所外判的公屋管理生意的私人物业管理公司，就会发现许多前房署高官在那儿排排坐、吃果果，个个位居要津，脑满肠肥。你也看看接办了食环署所外判的清洁生意的私营清洁公司，就会发现原来天下乌鸦一样黑！真个是?s今天满朝紫朱贵，他日尽是大商人！

许多民间团体及政党都曾经反对削减某些部门的开支，例如教协及民主党反对削减教育开支，病人组织反对削减医疗开支，但很少上升为总原则上反对削减公共开支。这种「只反对削自己」的主张所以危险，是因为很容易变成「不反对削别人」，变成受政府利用。民主党提供了一个鲜明例子。他们可以高调反对削减教育开支(以后转掎与否是另一回事)，但却支持削减综援。结果当然是使边缘社群更边缘化。这真正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不利己╋是因为你越自限于孤立的斗争╋甚至是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你就越难以成功。说穿了民主党就是欺善怕恶，哪些人反抗声音大就附和(这样会影响选票)，声音小就不妨落井下石。这种半吊子反对的立场在逻辑上早晚走到社运团体之间的内斗，造成鹬蚌相争，渔人(官商)得利的局面。

2004/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