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 -- 史文恭

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

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

这么做，是不是与中央专案审查一事相矛盾呢?为了不致引起专案人员的误解，9月7日，康生在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所以，中央安排彭德怀工作的同时，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很快就搞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

黄克诚当时就感觉到这件事有些不对头。他后来记述这件事时写道：“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听说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我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我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我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我略感奇怪。”

在党内稍有工作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只有战争时期或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组织上才会要求被分配工作的对象立即报到。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对于像黄克诚这样的老同志，根本不会如此要求。无怪乎黄克诚会“略感奇怪”，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

既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而是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背景，那么毛泽东亲自接见彭德怀，并对他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很难让人理解。

彭德怀对此毫无准备，沉默片刻后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没有解决问题。

事后，彭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谈话情况，贾震、乔明甫二人还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9月21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送到了毛的案头。毛看后决定23日亲自同彭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可见，是由于彭德怀坚持己见，才引出了毛泽东亲自召见的情节，而这并非毛的本意。注意到毛泽东要彭德怀离京的初衷，和这次见面的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毛会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种“反省”的话来。实际上，当时的谈话是否真像《彭德怀传》所绘声绘色地描写的那样，都有点让人怀疑。《彭德怀传》描述说，那天毛约彭8点半到，彭提前15分钟到达颐年堂，毛已站在门口等候，“和颜悦色”，“似生伤感”；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书中还有“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等语。这样细腻生动的描写，是否真的反映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当时对话的情况和心态，恐怕还要等更多的档案资料公布出来之后，读者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除了毛泽东原本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并无“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关的著作对毛、彭见面的情节描写太过文学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离京去三线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怀为靶子的。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记载，从1965年初开始，江青就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执笔的这篇大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都是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央政治局也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批《海瑞罢官》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断定有人想借这出历史剧替彭德怀翻案。

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彭德怀离京“赴任”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紧接着，12月21日，在全国范围内已熊熊燃起批“海瑞”烈火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如此这般，有关毛泽东当年曾经“反省”过自己的问题，并因此向彭德怀表示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说法，不是太值得怀疑了吗？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无疑是把反对个人崇拜视为十恶不赦的罪行。

——文件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是最好、最正确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认为毛泽东对缺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这完全是造谣诬蔑”。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件说“革命领袖的威信，和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所谓‘反对领袖不等于就是反党’的谬论，是反党野心家别有用心的胡说”。这段话显然是歪曲了领袖与政党、阶级的关系，混淆正常批评与反党的界限，其结果必然是把给领袖提意见的人，“名正言顺”地打成“反党分子”。

军委总政治部的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国“县以上干部阅读”，从而在全党、全国范围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后来，阴谋家林彪看准风向搞投机，利用他手中的权势，进一步把个人崇拜从理论上、内容上、表现形式上推向荒谬绝伦的地步。

在9月11日，正赋闲在家的彭德怀忽然接到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打来的电话，电话之中彭真邀请他前往人民大会堂，说是有紧急要事相商。这个电话对于彭德怀来说可谓是一次命运的改变，因此彭德怀急忙扔下正在锄地的锄头，匆忙换上一身正装，随后径直前往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

初次相邀，“二彭”话不投机，彭德怀：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

在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市委书记的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见到彭德怀同志的到来，纷纷站起来同他握手。谈话之中，彭真同志首先向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分析和具体部署，宣布了决定建设“大三线”的部署决定。随后彭真对彭德怀说道：“中央希望你能够去西南地区狠抓新中国大三线的相关建设工作。”

彭德怀听后沉默了一阵，然后顶着彭真的眼睛说道：“我要是不去呢？”

彭真回答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和指示。”

彭德怀的倔脾气上来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我个人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经在全党、全军之中没什么威望了，就算说话也没人听，接下来还怎么干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彭真和乔明甫也没办法回答他，只能沉默不语。

在“二彭”谈话的时刻，新中国正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外界威胁：在北方，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苏联军队在东北边境地区频频制造摩擦；在中国的西南边境，美帝国主义开始干涉越南战争，越南北部岌岌可危，战火随时都可能越过西南关隘烧向国内；在东部的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依然在例行“巡逻”，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

毛主席沉思片刻，再次劝他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哦。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我对你批评得有些过火，或者说是错的，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我们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毕竟都是从湘潭地区出来干革命的，风雨共事数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去西南抓三线建设，我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的，大西南是我们新中国的战略后方，你去把他建设好了，我就安心了，万一将来发生了战争，你还可以继续带兵打仗嘛。”

可彭德怀这次牛脾气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着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毛主席非常了解彭德怀同志，他的倔脾气只能慢慢化解，顺着他的性子来，于是毛主席就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我们之前确实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可是不要紧，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将个人问题放在一边。”

毛主席这次把“大局”拿出来开导彭德怀，希望他会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可这次彭德怀却并没有轻易让步，而是提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庐山会议上向毛主席做出过三天保证，我得遵守。

一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

二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

三是今后要回家务农，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毛主席点点头：“我就记着后面两条。不过没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和你的老本行息息相关，你前去把关我是放心的。”

可彭德怀还是很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比较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子去怎么去接触当地群众？当地群众又会怎么看待我？”事情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原点，毛主席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烟盒，掏出两根“中华牌”香烟，递给彭德怀，看来要想劝他重新出山，就不能用以前的老办法了。

毛主席再劝彭德怀：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

随后，毛主席为彭德怀简单分析了一下当前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又将自己吸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教训，准备建设“大小三线”的计划告诉彭德怀，表述了自己构筑“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构想，这些话可以说是肺腑之言，彭德怀听得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