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 -- 史文恭
1959年7月23日，东哥召唤在庐山的各路头头脑脑，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说是会议，其实并不尽然，因为发言的只有他老人家一个，他讲了近两个小时后，就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戛然而止。
所以这并不是一次会议，而是一次传达。-----而最美丽的地方在于，这个传达并不是一个经过秀才们字斟句酌的文稿，而是传达者本人东哥在会议上的即兴发挥，----所以这个讲话能够原滋原味地保存下来并公开，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正是因为没有准备，这个讲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东哥此时的思索和心潮的起伏。-----使后来者有幸看到了历史上的伟人在面临重大转折关头时的心理活动。
所以这是一个千古名文。------坦率，说理中含着感情，辩解里透着恼怒，甚至从不低头的毛泽东，在他的同事面前也两次提到自己的家庭悲剧，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因此，这是一段沉郁而伤感的肺腑之言。
做为对一个庐山会议的介绍文章，俺谨将该文全文附录于后，这是一段值得反复咀嚼的文章，值得在多年以后回首再看的文章，但这也是一篇不容易马上理解的文章。
首先，这个讲话是一个表态。她开始于一个答复，这个答复是给在大跃进中对他有意无意逢迎的“左派”诸侯们的。-----东哥对这些面临自己的错误不断被剥离而显露的追随者们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不要“一触即跳”，即要沉着。二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即“坚持”。-----这表面了东哥对他们的态度是鼓劲，动员，和袒护。-------这同时也是东哥自己，看到大风雨来临是的一种迎接挑战的豪迈性格的激发。（豪迈还是好斗？或者本来就是一回事？）
其次，是对“纠左”的诸位一个警告，承接于：“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点明在：“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并定性到：“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其三，虽然如此，但做为党主席，领袖毛泽东依然给出了最后一朵玫瑰花，“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 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最后，是大跃进错误责任的自我批评和辩解，突出的总括落在这一句：“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
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以上，是俺的段落分析，未必准确，希望同学们仔细校对全文。----下面，是俺的观感。----如果说东哥的第一，第二，第三层意思都是意料之中的话，但对于俺而言，他的第四层意思是意外的。----因为他在自我批评的时候，用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样一个近乎终极的武器。-----事实上，因为东哥提到了这一点，让此时和后来上庐山的众多TG高级干部们感到震撼和伤心，----很多干部们都指着彭总和他的追随者们骂，“看你们把主席气成什么样子了！”，----但“其无后乎？”的确是事实。---换句话说，东哥这个时候的沉痛也的确是他的真情实感。-----就事论事，在“大跃进”这件事上，东哥的初衷无疑是出于“崇高目标”的，但作为一个领袖，他既没有发动这个运动所必须的经济学知识和实践，又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官僚队伍来贯彻他的目标，更没有一个完备的国家层面的工业体系来实现他的计划，最后，他所能凭借的只有狂热的激情，雷厉风行的命令，----如果可以加上的话，还有迎合的媚上和“口将言而嗫嚅”的顾虑。-----所以，在面对一地鸡毛时，东哥做为一个史上最强悍的理想主义者，感到了委屈和苍凉。----恐怕在这几天的脑海里，“始作俑者”这个词应该盘旋了很久，以至于如此坚强的东哥也起了“其无后乎”的身世之感。-----但这时候的中国，就算有汪洋大海般的五亿人口，又有几人可以理解被尊为红太阳的东哥的委屈，又有几人可以抚慰他的委屈？更有几人可以解决他的委屈呢？
因此事物的发展只能沿着事物所处的环境，遵循它的规律而前进了。
在领袖的讲话之后，各方用自己的理解，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各取所需，然后开始庐山会议的下半段。-----政治形势的发展是依靠两种力量的互相搏斗，而向前深入的。-----讽刺的是，搏斗的双方都以为只要战胜了对方，就可以独霸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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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眠药问题。
在文革之后，各个被解放的老干部们在受尽屈辱后终于翻身了。------因此他们因文革带来的仇恨自然需要发泄-----顺藤摸瓜，最后百川归东海，错误在东哥。-----一时间，对东哥的历史评价发生了错误的，墙倒众人推的倾向。------这个时候，比文革中受难的衮衮诸公早了十年开始苦难的黄克诚大将发表了一篇文章，坚定地肯定了东哥七功三过的历史地位，有力地还击了一大批中国的敌人利用对东哥不满的个人情绪浑水摸鱼的伎俩。----这篇文章，即使是三十年之后，依然还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熠熠生辉。----黄克诚大将的高风亮节，也在此刻更显伟岸。------无论是东哥在世时的追随者，或者他逝世后的落井下石者，这些人的身影在黄克诚挺直的身躯前无不黯然失色。
但在尊敬真正的正直者，黄大将同时，俺对他的有一个说法，略有不平。----在回忆庐山会议时，黄大将曾说，东哥7月23日的谈话，是因为吃了三次安眠药，神经过度兴奋的影响。俺理解他对东哥辩护的苦心，但还是觉得这个说法忽略了东哥当时整个的心境。伟人们的意志力之强韧是不会被药物所左右的，尤其是在重要的转折关头。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花絮，王光美的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我让警卫员扶着他下山，进会场。”----但是这个回忆，让人联想起另外一件事，----7月22日晚上，东哥在其住所二楼召开大区负责人会议，了解各组对彭总上书的意见，据说会上所闻令他的情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个会，不知道胡服同志参加了没有。（他在这年当选为国家主席，是无可争议的第二把手。），按常理推断，他参加的可能性很大。（有些资料直接就说他参加了）----但显然，胡服同志并不知道东哥第二天要发言。-----有些同学喜欢推论庐山会议的主谋是谁，这个细节值得他们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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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清晨，----这是和他老人家猫头鹰式作息习惯大相径庭的。庐山向来是避暑胜地，但此日清晨，闷热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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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讲话之后出门，看到了彭总。发生了一段对话-----这个时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彭总自己的回忆+李锐的回忆，说的是：“在会议结束后，彭总就在会堂门口堵住东哥问道：“主席，那封信我是写给你作参考的，你为什么把它印发了？”东哥的回答，：“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补充一点：当时目睹他两人谈话情况的万毅也说：“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万毅：《在庐山会议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还有一个是李银桥和李志绥的回忆：“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 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见李银桥的回忆见权延赤的《领袖泪》，《周惠与庐山会议》，李志绥在他臭名昭著的作品，以及美国拍的《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里面亲口说自己看到这一场面。
俺再补充一点，据权延赤文章：当时在场的有陶铸，柯庆施，彭真等，罗大将正在路边小便，彭总一吼，把他吓一跳。---------俺的意思是，李银桥的回忆应该是有不少旁观者的。---虽然现在还在的，似乎只有李银桥一人了。------但李志绥跑到美国后还是讲得和李银桥一样。
这两种回忆差别太大。俺不知道该信哪一方，就留在这里备考吧。
相关链接：史文恭:【原创】那年庐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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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要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二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大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
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于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
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懂蚜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 石J 这3 个月，平均每天3000 人参观，10 天3万人，3 个月30 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 个地方3 个月当中，有3 个30 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唯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 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 年还吃不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加40%为70O，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
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做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按：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辅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解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按此歌乃敕勒民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是一篇翻译作品。）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有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地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功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
你们弄真成假，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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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 年、1957 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
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
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 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
顶了20 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
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 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 人口对5 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 年就有办的，1958 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
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搞，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胶有三分。要垮就垮。
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 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 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人，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啊！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
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 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
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 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 年大革命失败，等等。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 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
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
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 年12 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 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 万吨（按：1958 年6 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 年钢铁指标为600 万吨，引起全国1959 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 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祸，9000 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 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
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很多，最深的是：
俺也是这个想法。。所以说黄大将这里的说法不客观啊。
一种50年代比较流行的嗑药方法，就是安眠药下酒，效果略同伟哥。
第一次庐山会议，实际上包括的是两个会议，一个是前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另一个是八月初的八届八中全会，主要是打击彭黄张周右倾集团。-----但万毅中将当时不过是中央候补委员，照理，他就是参加，也是后面那个会。----但事实上，万毅中将上庐山却是7月15日，比林总还早，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庐山会议的外部背景。
----中国建国后的世界地位和她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有重大关系。而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工程代号就是“596”工程，为啥取名如此呢？----因为，中国准备研制原子弹于1959年开始起步时，因为大跃进，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而恰在这年6月，以赫秃子为首的苏联政府撕毁中苏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撤走专家，这一趁火打劫的行径强烈地伤害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感情，所以中国下决心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这一任务。因此，中国首次试验的原子弹就取"596"为代号,纪念这个被人后面捅了一刀的日期，以此激励全国军民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
而当时万毅中将就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装备部部长，,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因为苏联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并且撤走来华的专家,带走原来的图纸,打乱了我国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很着急。要向正在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汇报。宋任穷怕一些具体事情说不清楚,便把万毅硬拽上了庐山。不料这一拽,让万毅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
又值得注意的是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刊登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赫秃子这里说得话，平心而论，是在理的。但联系到他干的背信弃义的事儿，他的这种批评自然让东哥只能从恶意的方面理解了.
所以，在那个形势下，东哥对彭总来信的反应是必然的。
权搞纪实文学,出错的可能大些,理论上可信度该低于回忆录.
东哥的发言,当是东哥的真实思想体现.
是他文章的支柱之一。---也就是说，要么是他被骗，要么是他故意骗人。。（但李银桥还在世，所以，权延赤没有理由在公开出版物乱说话。）--而且，权延赤的书里面，把李锐等的回忆也抄进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彭总先是堵住东哥问话，被东哥挡回去后，回头不爽又回来，这时候，东哥在众位高干簇拥下，问：“彭总，咱们谈谈吧。。。”然后，彭总正在气头上，于是就红脸了。。。。。
不过胡服怎么还插话? 不是说迷迷糊糊去的么?
黄克诚在那篇讲话中并没有特指庐山，更没有提到安眠药的问题，他谈到毛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时提到了用脑过度的问题。
原话是：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惧的原因，也是我们全党所必须引以为戒的教训。还有一点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从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一九五八年我同他接触过，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缺少分寸了。
或者这个懂的人，和懂的队伍，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呢。一群从山寨中冲杀出来的土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