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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四)洛甫的发言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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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那年庐山(十四)洛甫的发言

庐山会议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高潮,就是前TG总书记张闻天的一个长达八千多字的发言。按照李锐的说法,“促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的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一付催化剂。”-----这个说法的一个证据是,据说东哥拿到洛甫的这个长篇发言后,聚精会神地看完了它,期间,东哥吃下了两杯龙井茶叶。(和彭总一样。东哥有吃茶叶的习惯。)。所以说,洛甫的这个花了近三个小时讲完的发言,很重要。

俺不知道,喜欢庐山会议的同学们,可曾完整地看完洛甫的这个报告,俺是看过了,而且看完后,感觉很刺激,和洛甫在大会小组的公开发言比起来,彭总那封私下给东哥的信在措辞和力度上都堪称温柔婉约。-----事实上,李锐对洛甫的信的内容是这样评价的:“《发言》针对性极强,如此明快而尖锐,几乎毫无顾忌。最后说到根本关键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时,尤其如此。

而关于这个发言本身,还有一个逸话,那就是在洛甫发言之前,“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打电话关照,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闻天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直言极谏,完全支持已遭非难的《议定记录》稿和彭德怀的信”,“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忠实于党的事业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的崇高品质”,多少年后,胡乔木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们轻易地相信这个记载,就会把张闻天的发言视同一个简单的“犯颜直谏”的例子。并感叹张闻天“忠实于党的事业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同志是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庐山会议,也就是说从7月3日到7月14日,他一直在参加柯庆施作组长的华东组讨论。----我们也知道,彭总为什么会在7月14日给东哥写信,是因为他听说会议将要在15日结束了。(事实的确如此),因此怕有些错误没有得到纠正,所以急忙给东哥上书的。-----那么,同样的,此时的洛甫同志当然也知道庐山会议也要在15日结束了,那么在这么长的两个星期内,我们就没有看到洛甫同志的长篇发言呢?--即使是在会议就要结束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忠实于党的事业”的表现吗?

而且后来杨尚昆(时任中办主任)回忆,“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where is “忠实于党的事业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安危的崇高品质”?----顺便说一下,后来的被打倒的所谓反党小集团里,洛甫同志是第一个做检讨,承认自己错误的。也是第一个交待核心问题的。

我们还知道,后来彭总自己承认,“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是张闻天讲的,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到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张闻天在庐山三次到我楼上来,他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裁……”----而事实上,所有庐山会议前期的发言里,即使是提出对大跃进的疑问,基本上都是关于具体的经济比例失调啊,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啊等等,只有洛甫同志“深刻”地提到了党内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对照彭总的“交代”来思考洛甫的“深刻”。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看到,洛甫的发言所选择的时机和他发言的目的都是有值得深思的地方。---恰如俺在上一篇提到的,一向谨慎的黄克诚大将在上了庐山后居然连原因都没问清楚,就为了周惠和周小舟与谭震林大吵了一通。----其原委就在于黄大将受到了周小舟和周惠,李锐的误导,以为东哥已经下决心纠左了。---所以,黄大将才会如此强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洛甫同志会如此义无反顾地在会议的最后给出他的发言,这个八千字的长篇发言显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作品,而是花费大量时间,经过仔细斟酌的。----而给予洛甫勇气的,正是因为他也以为东哥已经意识到了他在大跃进中的错误,于是洛甫准备用一个较为完整的发言来“帮助”东哥认识他的错误。-----这里有些同学可能要问,洛甫不是得到了胡乔木的提醒吗?是啊,但很可能洛甫以为胡乔木的提醒只是来自于胡个人,----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东哥巨大身影的压迫下,洛甫已经做检讨很多年了,而这次在庐山,似乎是一个机会,因为他可能看到东哥自己也要做检讨了。

事实上,洛甫的革命人生既典型又特别,说他典型,是因为终其一生,洛甫始终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底色,所以他可以算得上是TG里面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教条主义)的典型人物。知识分子的特点就在于对各方面的知识很多,对于事物的分析很透,但所有的分析和认识都停留在事物的局部,而不见全豹。----就拿洛甫这次在庐山会议的发言来说,他自己曾经很得意地对秘书讲,这次的发言组织的很严密,“他们(反对者)攻不动”,彭总也赞扬他的发言“很全面”。就连东哥,对洛甫的发言也没有正面地剖析和辩解,东哥给洛甫的信是直接给洛甫定性以及批评。(如果刻薄地说,东哥这种没有给出理由的批评,近乎于谩骂了)。----因此,洛甫的发言,就对大跃进的失误分析这个角度看,是非常深刻和切中要害的。------但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往往满足在理论高度分析问题,而不能看到实践层面解决问题所需要的大环境。------洛甫明明知道这时的TG党内生活缺乏民主,明明在抱怨东哥“厉害”和“独裁”----但事实是,纠正大跃进的失误依靠的只能是东哥和这个现有的TG领导层,----那么,他这样发言,有可能获得东哥和其他TG领导的同意与拥护吗?---尤其是,选在这样一个时机?------所以我们要说,洛甫同志虽然无愧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同时肯定也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个人特别的政治生涯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都是留苏回来的海龟,但他经过东哥的诱导,并因为对博古等排挤自己的怨气,洛甫在遵义会议中帮助东哥回归了TG的领导核心,并因此做上了总负责一职。但洛甫军内,党内既无根基,共产国际那儿又没有外援,所以被空心化和边缘化是必然的结果。但可惜的是他并不自知,反而对这个“总书记”抱有留恋。因此最后下台后,又被追究当年左倾的错误时,洛甫失衡的心态和知识分子的酸气让他心情低落。后来外放东北,总算缓了过来,再调到中枢做外交部副部长时,可能心气又起来了,对东哥的不服气又上来了,所以在这次庐山终于忍不住冲动了一回。从此,就万劫不复了。

好,回过头来,再从客观地角度来看一下,洛甫的发言对庐山会议的影响。我们知道,当东哥把彭总的信印发全会的同时,就召唤了林总,彭真等上山。他同时也要求朱,刘,周三位讨论“彭总来信的性质”,这很清楚地说明,东哥在7月16日之后,已经起了戒心了。此后,他所要看的,就是与会的各个大员对彭总信的态度,一直到21日,他所看到的,是大部分大员对彭总的信是一个谨慎的态度,或者都是支持彭总在具体的工作失误上的批评,但对于像“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种涉及路线错误的提法,都表示了异议和反对,因此,整个场面虽然摇摇欲坠,但还是保持了底线。----但洛甫的发言,完全彻底地跨越了这条底线,就像乔伊说的,洛甫跨的太远,连这条线都看不到了,----他的发言直接,明确,完整地清算了东哥在大跃进的错误,并因此提到了敏感的党内缺乏民主这个迄今五十年后还未解决的问题,而且,洛甫坚定地支持了彭总的上书,甚至包括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指责。-----还必须指出的是,洛甫的发言是在一个公开的小组讨论会上。-----因此,对于东哥而言,这近乎于一个针对他领导权的直接挑战。------所以,东哥别无选择,“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七月二十三日,终于在各个力量的压迫下,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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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ags): #庐山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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