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 -- 陈郢客
后会有期。会告诉碎片的
在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里,与所有其它的文学家或思想家比,鲁迅都是独树一帜的。这独树一帜并不仅仅体现在鲁迅深邃的思想和突出的文学成就,更体现在他传奇的生涯和极为辉煌的死后哀荣。尤其在对照鲁迅生前的奋斗和他身后的神化,在细细咀嚼之间,很难不让人感叹历史在喜剧和悲剧之间滑行的微妙。
诞生于一个官宦之族的绍兴人周树人有着并不令人羡慕的童年-------他做为一个行将没落的大户人家的长子在从小就开始体会人生的艰难------在亲手送走病逝的老父之后,家庭破败前后的世态炎凉让周树人明白在人情世故的寒暄之后世情的冷酷-------我们并不知道,这投在他童年心灵巨大的黑影是否就是后来他被世人目为“愤世嫉俗”的源头,也不知道那些刻骨的记忆是否就是培育他敏锐洞察力的土壤,但我们的确看到,在以后鲁迅的《朝花夕拾》里,童年那些并不愉快的记忆依然被清晰地保存着。
然而,与他的童年相比,作为补偿,上帝把周树人安排在了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这虽然是一个乱世,但对于那些矫健的鲤鱼而言,那个时代充满着龙门。--------一个在美国大学研究农业(当然后来转系了)的安徽小伙,成为终结中国三千年古文语法的风云儿,----他叫胡适。------同样的,日本仙台医学院的一个清国留学生,做出了用文学唤醒国民的选择,-------从此藤野先生失去了一个中国的高足,一个后来叫鲁迅的文学青年即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划出他的时代。------不过,对于胡适而言,推动白话文运动仅仅是一种载体的推广,“但开风气不为师”,实在是顺时势而立潮头,成名未免有些巧妙。而对于鲁迅而言,用文学来唤醒国民的觉悟,却不幸成了一生的宿命--------“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在古老而顽固的中国,想做“唤醒国民觉悟”的工作是很难有一个完美的人生的。-------鲁迅从日本归来以后的道路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在从日本归来不久,鲁迅,作为一个旅日时活跃的“革命党人”就很快的碰到了辛亥革命。在其家乡的“新政府”里,鲁迅成了一位中学校长,他支持他的学生办了一份讥讽时事的报纸,但新成立的“民国督军府”并没有容忍这样一份报纸的雅量--------因为那场革命实际上也仅仅是一场名义上的革命,并不可能带来所谓的“民国”------而鲁迅也最终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幸运的是,在此关头,他被从偏远的故乡绍兴召到了北京的教育部任职。这一年,鲁迅三十二岁。
来到北京之后,作为“教育部佥事”,三十二岁的鲁迅默默地度过了六年平淡而压抑的日子,陪伴他生活的是佛经,古文,碑帖,--------而不是“母亲给他的礼物”-----原配夫人朱安。------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日本风华正茂年轻的周树人在此刻成为一个沉湎于旧文化的,顽固地用一种近乎可笑的做法抵抗他原配夫人的中年小官僚。------在那个时代,男人被允许拥有三妻六妾,但鲁迅,既不能断然反抗他不喜欢的原配,又不能抛弃原则做一个风流的“文士”--------这不得不令人感到他的特殊。---------后来,“沉郁”成为了鲁迅文风的一个代表,或许这“沉郁”正是发酵于漫长的六年之间吧。
但这个沉湎于故纸堆的中年男人,这个来自南方的,有着熏黄手指的短发竖立的男子,是否依然还记得那上野灿烂樱花下,那个“文学革命”的旧梦呢?
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在中国已经告别了满清王朝七年之久后,终于,中国在思想上现代化的第一步------文学革命和白话革命,于北京开始了。三十八岁的鲁迅用一篇并不象中年人所能写出的狂飙式的小说《狂人日记》(也号称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横空出世。这一部小说的无论在主题,在手法,或者文章的结构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当时地半文半白的通俗小说,其在文学的成熟程度上也明显地高于同时期号称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在那一个新文学近乎空白的疆域里,鲁迅成为处女地第一批征服者。
而在这个时候,当回望五四时那些驰骋文坛的巨子们时,我们就发现,就在新文学大河奔流的最初,开山的诸位文豪已经因为他们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个人性格而开创了不同的文学流派。比如后来曾经和鲁迅大吵了一架的徐志摩,(顺便说一下,一直到后来的三十年代,林薇茵女士还曾经化名写了一些文章攻击鲁迅,真是奇怪的因缘啊。)他的文章就偏向于文学本身的“美”而不在于“文学所表达的对象”。而胡适,由于他在文学上的天分实在有限,因此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只能在体裁上的扩展了。但鲁迅在这个时候的一系列小说却有非常鲜明的特色:
其一,是背离中国旧有文学传统的高超的西方小说技巧。
其二,是完全针对现实的内容。
其三,他小说的主题往往是建立在批判现实中中国旧有文化的愚昧和当时中国的令人愤懑的现实。
而这三点充分地表现了鲁迅当时的文学作品的确承接了他年少时的夙愿,即“唤醒国民的觉悟”。而同时,也因为鲁迅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和他冷静深刻的洞察力(也就是所谓的“解剖刀”),使鲁迅在成为一个才华卓越的作家的同时,更进一步地成为一个拷问当时中国的思考者。------作为这样一个思考者的结果,是他发扬光大了一种新的体裁,曰“杂文”。
根本没有经过调查。尤其是李先念那句,当时国民经济总盘子不过3000亿的规模,就算考虑66、67两年的经济下降,到“浪费5000亿”程度,哪里有那么多的可浪费?
你倒好,把他们两个说的都加起来做证据了,这么做也是第一次见到,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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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MM的文章一直在追着看,看mm文章时常有一种错觉,这种犀利的文风许久不见了,读mm对于88事件的分析,确有庖丁解牛之感,mm之文将我心中一直萦绕不去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一扫而空,豁然开朗的感觉真是痛快痛快!
BTW,总觉得为文为人如陈mm者,当是一心思缜密、逻辑性强的工科男生,呵呵,感觉而已。
史先生的文章,我也是篇篇不漏,尤其是最近写的“当年庐山”,高山仰止,想说些什么,但是实在说不出什么有深度的话,唯一读再读,默默表达自己的敬意。
关于鲁迅。
1.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成长过程,于是成年后性格各异,自然,正常。鲁迅少年时经历了太多世态炎凉,性格中多激愤色彩,自然,正常。
2.鲁迅思想的力度,谁也不能否定,即便想否定,也否定不了。
3.鲁迅的文风,独创一格,读其文,每每有拍案叫绝,俯首帖耳的冲动。
问题在哪里?两条。
1. 文风的多样性。
鲁迅是一种风格,匕首投枪。郭沫若是一种风格,高屋建瓴。周作人也是一种风格,厚积薄发,冲淡。林语堂也是一种,诙谐华丽。梁实秋也可以算作一种,絮絮叨叨。
1930年代政府的控制力有所不逮,客观上形成了文坛的相对自由的气氛。百家争鸣,各有所好。
解放后独尊鲁迅,国人写杂文评论,似乎唯鲁迅一种风格是从。发展到极端,就是姚文元体。不讲理,扣帽子,不容置疑,制造文化专政恐怖。
我不反对鲁迅文风,甚至非常喜欢。但是,如果千篇一律都是鲁迅体,就不免审美疲劳。
所以,我对鲁迅的态度,崇拜鲁迅个人,但是反对全社会范围独尊鲁迅,崇尚百家争鸣。
2. 批评与宽容。
如果说进化的动力是竞争,那么在思想文化方面,进化的动力是批评。批评的意义在于追求进步,而不是羞辱持不同意见者。
鲁迅批评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立论或许有可取之处,但是落笔太过尖刻。如果诸位是梁实秋,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
鲁迅评论照相馆橱窗里摆放梅兰芳的戏装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这样的话,梅兰芳读到会是什么感受?
如果网上有人写帖子说别人是“丧家的乏走狗”,这样的帖子是不是该删?这样的论者是不是该短期封口,以示警告?
俺的这半篇文章的意思是鲁迅作品风格的形成和他本人的经历很有渊源。
至于鲁迅的文风后来过于普及的问题,唉,那是他身后的事儿,是和他本人无关的因素所左右的。---俺写这篇半截文大概是五年之前了,那个时候还想写上后半截,就是东哥对鲁迅在延安时的评价和后来反右时,有人问他如果鲁迅还在世,将会如何时,东哥石破天惊的回答----可惜,心情过去后,就未能续上。
鲁迅的书,俺勉强算看的大半,(他的全集,除了日记和一些拗口的早期翻译文,其余的大概草草顺过一遍,有些好玩的,看过多次。),-----若评论他的文风,俺觉得还在其次,鲁迅的力量关键在于他的理性和逻辑,所以同时代的那些“文人”们和他论战无不死得很惨,就是因为这点,比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创造社诸位等等,---正是他的理性赋予他的作品一种锐利的力量,所以能引起了另一位时代的强者,东哥的强烈共鸣。-----但反过来讲,鲁迅的理性是他早年的坎坷逼出来的,是他痛定思痛思索出来的,---后来他的模仿者们没有鲁迅的不幸生活,没有鲁迅那种一个人在秋夜苦苦思索的深刻,---所以他们学到的,只剩下鲁迅文章里在失去理性和逻辑这个脊梁后,“尖锐”留下的“尖刻”,"敏感"蜕变的“挑剔”。----再加上建国后,自胡风案以来,文艺界的乌云和戒条密布,鲁迅文章的这些“尖刻”和“挑剔”流传文坛,从而反过来颠覆了鲁迅的本来面目。
因此,您的“反对独尊鲁迅,崇尚百家争鸣”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1978年之后,当人民开始独立思考后,百家争鸣已成为一个必然的,无可抗拒的潮流。
最后,说到鲁迅的某些苛刻,比如梅兰芳之类,您是对的,不过梁实秋的“乏走狗”,那是因为冯乃超先骂梁实秋“走狗”,然后梁实秋辩解说自己就算是“走狗”,也“没有主人”。。。于是鲁迅就乘势,给梁实秋加了一个“丧家”的“乏走狗”,----这是比喻,也是,(虽然比较诙谐),但的确被梁实秋本人所接受的。。。。(当然,梁实秋接受这个比喻,原是为了反讽冯乃超也是拿卢布的走狗,---但他命苦,以为摸得是冯乃超的屁股,想不到鲁迅这只大虫在床上。。。。。)
这个关子卖得太残忍,顾不上鲁迅了,您老倒是说说东哥说了句什么话,居然能把石头和老天爷都给雷了?
忍不住好奇地问一句,“当年庐山”,引用了大量史料,这些文献是从哪里来的?莫非,史先生是中央档案馆住馆研究员?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
至于庐山,俺的资料根本没有独得之密,全都是公开出版物啊。。俺也巴不得能看一些当时的档案啊。。。但只能是残念。。
实在是妙!老毛这个人,不管他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实在是硬汉子,大英雄。
小林评论老毛,说,只有老毛是大英雄,别人都不是。这句话,未必完全是溜须拍马。
关于档案,
在接触不到原始档案的情况下,纯粹凭公开出版物,能把庐山事件还原成如此详尽的局面,实在难能可贵。
对先生的敬仰,由衷地又增加了许多。
,送给郢客先生,郢客的千钧笔墨,实在不敢以mm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