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农村改革的零碎回忆 -- 侠客梦
不评论、不争论，只阐述本人目睹的小范围（乡）的事实。
四川西南部丘陵地区。承包前（下称８０年前，因为承包始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农民工作还是很积极的，１００米（相对高度）山顶的土地都被生产队开成水田，用两台１２马力的抽水机才能把水抽到山顶（感谢那时的共产党，农资比如柴油补贴实在，能用到实处）还有遍山都是村民挖出储水坑（山茅厕，下雨收集雨水浇地用的大土坑），５０度的山坡上都尽量找地方挖单个的窝种玉米（坡太陡，不能想平坦土地那样成行成列种植）。生产队有至少两处用石头建的氨水池，氨水加过钙加农家肥是主要的肥料，而碳氨尿素这类化肥则很少。农药问题接触较少，不清楚。旱地（四川方言叫土巴）里也是一年三季，玉米之后红薯之后小麦，水田只种一季，但是精耕习作，讲究三犁三耙。可是还是有３个月左右得吃粗粮（主要是苞谷饭红薯饭）。
巧的是，包产到户以后，第一年就开始推广良种，桂潮２号和海外２８号（音），一样的土地，一样的化肥（化肥供应还是没有跟上，估计农家肥要多一些），粮食单产却大幅度增产（５００－６００斤／亩升高到７００－８００斤／亩，可以顿顿白米饭了。可是那是的良种，特别是桂潮２号大米，产量是不错，口感却不怎么样，太硬不粘，大米饭是一粒一粒。不及现在的汕优、D优系列，所以下户第２年就没多少人再种了。
当时化肥紧缺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曾经有一辆大解放卡车运碳氨到邻县农村，经过我们镇，结果被村民发现了，直接就上去把花费＂抢＂了之后再给钱，这是我亲见的事情。所以很快没个县都建了一个化肥产，现在基本都倒闭了。那时听大人们吹日本化肥生产就是开一艘船到海上兜风，回来之后就是一船的尿素和碳氨，让我心动很久。
再后来到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出去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耕作的逐渐变成老人和妇女，没办法再象以前那样精耕习作了，三犁三耙是不可能了，水牛都没多少人养了，只好种懒庄稼：只在正式插秧苗之前匆匆犁耙一遍。这还是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就简单了，插秧之前把前面一年没有腐烂的谷桩兜用脚踩到泥里，在两行谷桩兜中间插秧苗。化肥不再是紧缺物资，可以随便用，有钱的话。但是单产并没有降低，多在８００－１０００斤／亩左右。
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有犁田机一部，脱粒机一台，柴油机若干（不记得了），插秧机一台，另有很多耕牛和人力打谷机及附属设备（耘桶），下户时这些东西通通或者分掉或者卖掉。比如耕牛和打谷机是若干户搭伙，其他机器没办法分，只好卖掉，只剩一台脱粒机没分，大家都可以用。可是，家庭分散收割，脱粒机太重，很少有人愿意费力把它抬回家使用。因为没有分工，所以那时的农民真的有积极性，没闲过，没办法啊，什么都得自己干一便。农村也因此兴起了建设高潮，连原来生产队晒粮食的晒坝都分成你一小块我一小块，怎么晒粮食？所以家家都的自己建，农具也要买。因为原来的集体小产业也分了，基层组织没有了积累，水利建设道路建设趋于停滞，直到中央政府重新开始指令性的直接补贴才有所恢复。
现在农村也开始有医保和困难补贴之类的社会保障，据我了解，主要是来自中央的财政补贴，农民或农业直接投入的比较少，从城市来的输血能不能持久？能否走入良性循环？毕竟农村人口还是巨大的，没有农业自己的产出，光靠输血，不是长久之道。
所谓改革和包产到户，在我看来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对错可言。假设化肥良种能早两年推广，集体制未必没有今天单干的成绩。当然，集体制下，农民的自由会少些，但是农村富余劳动力仍然会出现，农民工仍然会进城。即使在下户单干前，生产队也是有人出去走江湖的，那是的政策是不劳动的人每年得向生产队交一定数额的钱补齐平均劳动量后就可以分口粮什么的。
农村象工厂那样社会化大生产，无疑是提高劳动效率的，但是及时农业大生产后，农村也不可能提供那么多岗位，除非工业或者第三产业能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否则进城的农民是没有根的，要是土地经营权（既然是社会大生产，土地经营权转让肯定也是长期的）也没有了，他们只能是流民，除非国家提供相当程度的低保，否则社会循环会重新开始。哪怕是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以后，不要奢望流年不利时农民有机会收回经营权，因为重新耕种也是需要相当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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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产量之所以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的化肥比以前多太多了。但说到精耕细作，反倒不如从前。比如说灌溉吧，现在很多时候该浇水的时候未必能浇得上。
至于农药，据我的长辈们讲，以前庄稼没有那么多病虫害，基本不需要什么农药。现在不用农药简直不可能。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种子改良，越是高产的种子越是娇嫩，对病虫害的抵抗越差。
前一段河里有人推荐了苏拉密的制度性干旱，外链出处，看了之后颇为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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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独的城市化或农业现代化就能成功的，不过对于农村改革的复杂性，从我接触的层面看tg高层还是有相当清醒地认识。另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水平不一，不同地方的方法可能差别很大，不能一刀切。
当时生产队和大队还是有不少集体企业的，比如小造纸厂、打米房（把稻子加工成大米，多用柴油机机或水力）、草席编制厂（用一种草编制成铺在床上睡觉用）、经济作物生产（水果，辣椒，姜、花生）、养猪场。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化分工，但是的农民也知道出了种粮食还要挣钱。年底根据工分分钱,每个工分值多少钱，就部分取决于粮食之外的收入。当然，大部分人还是从事粮食生产，毕竟要先饱肚子。
从事粮食种植以外的农民基本是专职的，比如辣椒、姜和桔子都是专职的农民，在特定的土地上种植这些经济作物。印象中辣椒需要比较频繁地浇水，曾经使用过自动浇灌，但是效果不好，估计是故障率比较高，后来就取消了。
小造纸厂是生产那种比较粗糙的黄纸，做纸钱用的，工艺比较传统。就是把不成林的嫩竹子用生石灰泡，然后粉碎造浆，用一种特殊工具把纸浆抄起来放到平板上滤水晾干（
不知道工艺有多少年历史了，要是我穿越了，也许还可以此谋生)。
水果主要红桔、广柑，改革之前已经改进品种，成熟早的蜜桔等。
收花生曾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天晴收完花生就盼下雨，一下雨，地里面翻出的土被雨冲开之后，里面的花生就露了出来，白色的花生在褐色的突然里非常醒目，只要弯要就有花生吃老。有时雨水太多，花生没办法在太阳下面晒干，就只能用土炕烤干。
也许有人问，这些企业／小作坊后来怎么样？农村改革以后都分掉了，除去不需要太多劳动力的那些小手工外，基本上都自生自灭了。那些小厂即使不分掉，在后来的市场经济下，估计也难存货，毕竟没有技术，产品市场小，如果没有技术革新产品升级，也会和后来商品经济时代的大多数内地乡镇企业一样随风而逝。
那时的农业真是精耕习作，除我前面提到的＂三犁三耙＂外，还有就育秧苗过程。春节之后的四川，天气还是比较冷的，生产队春节之后就会安排人手育秧。育秧程序是这样的：先把种子用水浸泡７２小时，然后捞出来铺在特制的竹板上，放进专门的恒温暖房（用烧蒸气加热）里发芽，等秧苗长到大约２厘米之后，人工一株一株地插到已经平整好的想阳的水田里。等秧苗长到１０公分左右，原来的一株秧苗已经发成５、６株或更多，此时再把长大秧苗的三株一窝地分插到其他水田里。现在工艺简单多了，直接把浸泡好的种子撒到平整好的育秧天里，盖上农用薄膜保温，待秧苗长到合适高度再分插到其他水田里就行了。现在更简化的工艺是站在田埂上，把秧苗＂随便＂抛到水田里就行了，其名曰：抛秧。只要花费用好，不会减产太多。
实际上，现在的良种水稻品种好，在收割完的水田里撒些肥料，那收割后的水稻桩会长出新苗结籽，一个多月后每亩还可以收获１００－２００斤水稻。很奇妙吧。
就像我有个铺面，我不会（或不想、不能）做生意，我就租出去，收房租，铺面还是我的。
地里的生花生很好吃，想念呀。
不能用现在的心态和理解来看待当时的心情。大树到了，没有人能看到未来。当时的心情是只有相信自己，放到自己手上才是最稳当的。所以，集体积累一也之间化为乌有，所有的东西都分了，所以基层组织基本废了。
我是针对这次改革说的
阅读提示：回忆仅限于我所见到的几个乡镇，请勿过度解读。
农村改革时，我们乡是当时区辖几个乡镇中最早用上电灯的，大约80年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使用了，而其他乡镇迟到82/83年才开始通电。原因之一可能是交通的问题，其他乡镇离县城更远，还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其他乡镇开始通电时，农村改革已经包产到户了，集体积累没有了，农民过苦日子习惯了，加上本来比较穷，集资困难比以前大多了。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乡镇比较富一点（也就是富一点而已）。当时我们队人均水田1亩多，这在多山的人口大省四川是不错的了（北方的同学不要笑）。水田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乡70年代建设了一个“大”水利工程：在山里的大山谷之间梯次建了三个水库，水库的海拔比较高，基本高过所有的丘陵。所以水渠从丘陵顶部流过，从上到下是一片一片的水田，特别是我们村靠近水库，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开始顿顿大米饭的地方。水库的容量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但是可以覆盖本乡的大部分村。水渠采用铁铸导洪管跨越大约2公里的平缓山谷。对于小跨度的小山谷，则采用窄窄的石拱桥（独槽，只能过水，不能过人），一路下来，拱桥无数，高的有20-30米。30多年过去了，那些铸铁管和石拱桥还在使用。每年有专门的农村提留（水利粮）以做必要的维护。农村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整个80年代），水渠使用频率很高，所以破损比较严重，那时农村比较穷，农民交水利粮也不积极，加上国家对农业投入也不比以前，水渠是到处漏水。90年代，乡里争取到了一笔专款修缮，使用20年应该没有问题。这也是农村改革之后的，唯一的一次水利建设。
这个水库的地势高，处在“八”字的顶点，我们村及其他惠及的村镇处在“八”字的右边那一捺的位置。本来还可以覆盖更多的农田面积，也就是“八”字的左边那一撇位置，但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了，镇政府没有了投入，村没有了集体积累，我们这些已经通水的村不愿意出钱出劳力去建设那一“撇”水渠，所以那些农田至今没能享受到水库的好处。实际上，那边水渠已具雏形，当时至今未能成形。当时我都不愿意去我姨妈家，她家就在未被水库覆盖的地区，一年总有几个月得吃粗粮。我暑假曾经去她家一周，吃掺有红豆（巴山豆）的米饭（吃进去倒没有什么不适，拉出来的东西可就有点不吓人了
）。
这样的水利建设在70年很多。我舅舅家在大河边山上，一个扬程估计有100米高的提灌站可以把河水抽到丘陵的顶部然后一路灌溉大片水田。可是80年代的时候，河边的提灌站就只省空壳了，设备不知道去哪里了。但是山上的水渠还在（多年没回去了，不在知道现在是否还在使用）。
不知道最近几年情况如何，如果没有妥善维护，这些设施会逐渐荒废，到时再建设可就更不容易了。不身处其景，外人很难想像这些水利设施曾经对农民吃饱饭起着多大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顺利设施，至少我们村的水田面积会减少2/3，每个人不足3分水田，自家产的白米饭是不可能填饱自己的肚子了。真心希望这些设施可以永远使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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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增加，粮食问题成了我国的重大问题。对此，全国展开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个时期，在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群众性水利建设得到发展。通过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将治水和改土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量地平整土地，耕地田园化，坡地改梯田，农田防护林建设等都取得了重大成绩，农业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许多地方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黄淮海平原初步解决旱涝碱灾害，粮食生产达到自给有余，扭转了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调"的局面。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包括：对海河进行了治理，加大了排洪入海能力；在淮河和辽河上继续修建控制性水库，长江修建了丹江口水库，对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问题进行了处理，葛洲坝水利枢纽开工建设，同时，大规模整治疏浚了黄淮海平原的排水河道。灌溉面积增加到了7亿多亩。
这个时期，水利的正常管理同其他行业一样，也遭到大破坏，各级水利机构被撤销，大部人员被下放，特别是科技力量受到严重摧残，教育中断，基础工作停顿，规章制度废弛，管理工作混乱。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有不少形式主义和瞎指挥，造成浪费；许多地方的农民劳动积累过多，影响生活的提高；有些地方的水利建设，再次违反基本建设程序，造成新的遗留问题。
五是"文革"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到八十年代末，即1977年－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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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在拨乱反正，清理"左"的思想影响后，水利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反思和探索。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中央地方财政的分开，原来主要靠农民义务修水利和中央财政投入办水利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通过深入地探讨，得出了如下认识：水利一定要办；水利工作的任务主要包括：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水利工作的方针是：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其改革方向是："转轨变型，全面服务"，即：从以服务农业为主转到为社会经济全面服务的思想；从不讲投入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从单一生产型转到综合经营型。在水利工程管理中，推行"两个支柱，一把钥匙"，即：以水费收入和综合经营为两个支柱，以加强经济责任制为一把钥匙。力图通过改革，使水利逐步建立良性运行的机制。
这一时期，水利投入下降。灌溉面积十年基本上徘徊不前，重点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黄河大堤建设和引滦入津工程。
水利辉煌50年外链出处
农民现在种自己家的地（3－5亩）一年不如出去打一个月工挣的多，谁愿在地上多下功夫。之所以种地一是舍不得地荒，再者给自己弄个口粮。
这个倒不是灌溉管理单位的事，而是农民不愿多浇水，因为多浇水不见能得多卖钱，所以能不浇就不浇，只浇个保命水。
现在灌溉管理单位的日子很难过，有个灌溉面积近300万亩的灌区，农业社时最高的年灌溉水量约5亿方，现在仅1亿多方（去年才7－8千万方），尽管有节水措施及种植结构的变化，但用水量也不应该下降这么多。
另：谢谢你的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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