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师范生出身，只是比较早涉足工业部门而已。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可比湖广总督。两江衙门应是华东局。
另，右派数字中共公布的为五十五万，你上一帖怎个少了十万？
公社只是组织工具而已。如今乡政府、村组织完全可以干同样的事，问题的关键在浮夸风和高征收。
比如今天，如果照着亩产万斤的估产，来给你的责任田下达征购指标，乡政府再加以落实，你看家里会不会饿肚。
王鹤寿是冶金部部长，最起码相对于东哥，他是大炼钢铁的“专业人士”。
王任重，您是对的。
最后一个数字，有45万，有55万，俺没有对此仔细考证，就取一个小的值。
谢谢您抓虫。
大家把自己看的书都列一下最好
无论是浮夸风还是高征收，结果都是粮食的转移。那么转移的粮食去哪里了。
那几年可是全国挨饿，饿死人算到浮夸，征收上去了，挨饿算谁的。那之前可不是全国都挨饿。
天灾，粮食减产，苏联讨债，把东西给人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全国性的长时间的饥荒。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正常的农业生产被打断了。而追究这个的责任就不可避免的要找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麻烦。
前一帖的《世说新语》，有些同学提出了批评，有一些批评俺诚恳接受，比如，不应该油腔滑调地讨论如此沉重的话题。另一些批评，俺表示保留，比如东哥对大炼钢铁的拍板是否轻率，或者受了王鹤寿的忽悠？
就这个问题，俺先引一些资料：
1957年11月，东哥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15年赶上美国后，于11月18日，就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15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史按：实际上，到1972年，中国的钢产量即使在经过前些年的折腾后，的确超过了英国。）
1958年3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8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5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史按：这个时候，王鹤寿的目标是苦干三年后，全国钢产量达到[COLOR=red]一千零五十万到一千两百万吨[/COLOR]），
1958年2月3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624.8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16.7%。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1958年4月14日，又把指标提高到771万吨，比上年增长44.1%。但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1958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800万－850万吨。比上年增长49.5%－58.9%。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5 月底，中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史按：地理好的同学可以回忆一下华东地区是否有大的铁矿和煤矿来满足柯庆施的牛皮。而柯的表态对东哥促进很大，东哥一直到庐山会议，还记着这句豪言。）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6月7日，王鹤寿的冶金工业部给中央的报告，预计1958年钢产量820万吨，
6月17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预计1958年钢产量850万-900吨，
6月22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
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1958年钢产指标为 1100万吨（对外公布是1070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
（以上引自杨继绳的墓碑》 以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回顾》）
上面的记录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光芒四射的数字是如何最终被东哥生拉硬拽地搞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东哥对于1958年中国钢产量的数字几乎像一个看到糖果的小孩一样，贪得无厌，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尽管，他清楚地知道，他和王鹤寿敲定的数字比年初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的整整提高了八成，----而更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1958年的国家钢产量目标是在是年的六月份才确立，而这一年，从一月到七月，全国已完成的钢产量筒共才380万吨。----简单的计算就知道，在剩下的五个月里，需要完成的钢产量是前七个月的两倍，----这个可能性的概率会有多大呢？---所以，俺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决策，（如果还能被称之为决策的话，），是何等的荒谬。
而问题的实质还不仅仅在东哥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无知之上，无知并不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但无知却还要夺了周公和陈云的经济大权，然后自己执鞭上阵，这个错误就不是客观上本身知识的欠缺，而是主观上为揽权而不顾国计民生了。也因此，这个错误的性质，就变了。实际上，就在大跃进的锣鼓敲响之时，东哥已然为他的反反冒进的错误，开始还债了。----假如他仅仅是制定一个目标，而仍然让周公和陈云来执行这个决策的话，那么，当时的大炼钢铁的浪费，绝不会那么大，----举一个例子，大炼钢铁所造成的一个对国民经济的巨大伤害就是，因为要在8月到12月赶出比前七个月多两倍的钢，全国都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于是，大量本应该在秋收季节收割稻谷的农民被叫到山上，砍柴，盖土高炉，炼钢。结果导致1958年本是丰收的年份，大量成熟的粮食没人收割，白白烂掉。----这个时候，时任湖南省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实在看不下去，向周公汇报，请求将上山炼钢的农民撤下来，先去收割稻谷，周公同意了。------湖南省在当时的“插红旗白旗”中，被插了白旗，因为他们的浮夸胆量没有北面的王任重治下的湖北和南面陶铸治下的广东大，---但恰恰是因为周小舟的这个请示，在来年春天到来时，王任重的湖北和陶铸的广东都发生了饥荒，原来插着红旗的这两位本来是“夹攻”“落后的插白旗的”周小舟，但现在他们反倒厚着脸皮向湖南借粮。-----多亏了周公的批示啊，不知救了多少人命。
因此，即使用东哥后来及时发现问题，进行“纠左”作为辩解，来洗刷东哥发动大跃进的错误，俺也难以认同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东哥的错误是从反反冒进一路下来，一步一步把全国的经济推动到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的。口说无凭，举几个数字给大家吧：
“1，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
但是，因为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所以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史按：大家可以将仅仅因停建项目的损失和总投资额对照，看看这个比例，就知道浪费有多可怕了。）
2，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3，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史按：后来，国家又不得不辞退大量工人，把近两千万城市户口打发回农村。）“
如果有同学还觉得上面的数字不够触目惊心的话，可以参考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回顾》和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
总而言之，恰如东哥后来自己总结的，大跃进他要搞经济，结果象他搞秋收起义一样，打了一个打败仗。---这个错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老人家缺乏经济常识，是可以原谅的，毕竟也是好心办坏事，但问题是这个错误的远因是他通过政治手段，极为粗鲁地剥夺了周公和陈云在经济方面的大权，---也就是说，东哥不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夺取经济方面的大权，而是用压服的方式强行拿过来的，----而不幸的是，他夺过来之后，却闯了大祸，把全国的经济搞了一团糟。----那么，这个时候，当人们清醒过来，开始清算这整个闹剧的巨大损失时，他们必然会追溯到这个闹剧的开始，他们也必然会回忆起东哥当初是怎样开始指挥全国的经济活动的，而届时，东哥本来坚如磐石的权威，就悄悄地，而又无可避免地发生松动了。----这个松动和腐蚀由于是一个客观事实的结果，因此对于东哥而言，是无法挽救的。---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靠着“个人崇拜”的法宝，把这个权威的外壳尽量地搞得坚硬一些吧。----很快地，第一次庐山会议，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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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两件事，
第一， 关于王鹤寿，他的表现是值得品味的。因为王鹤寿的出身很显赫。他在延安时期是陈云的政治秘书。---而陈云的脑袋清醒和经济水平在TG里面是有名的。王鹤寿跟了陈公多年，耳濡目染之间，本不应该在大跃进之间如此轻率。----但我们其实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冶金工业部的部长，当国家决定大炼钢铁时，对于冶金部的资源投入将是巨大的。------很显然，在大炼钢铁之后，这些国家投入都将成为冶金部的身家，因此，王鹤寿既然有东哥的支持，他自然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乐于逢迎。（不过历史毕竟无情，大炼钢铁失败之后，王鹤寿被贬到鞍钢和鞍山市作书记，后来在文革中被斗得很惨。）--------当时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一次，一机部部长黄敬，二机部部长上将赵尔陆等围攻“财神爷”薄一波（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要钱，薄一波被逼不过，只好调侃黄敬：“黄敬啊黄敬，你跟范瑾怎么搞得，养了那么多娃娃，太多了，你那娃娃有没有避孕套里漏出来的啊？”----黄敬听了这话，满脸通红地才罢休了。------（当然，喜欢八卦的同学可以查查，“这避孕套里漏出来的”可有好几个大人物啊。。）
第二，很多人很关心邓公在大跃进的表现，俺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俺不知道。----因为虽然邓公已去世十年，但直到现在，他老人家的年谱还没出，官方的年谱（思想年谱）是从1975年开始编的。俺所能找到的，只是几条小小的记载：如58年7月19日，邓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中央各部思想解放”，（史按，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斗和邓公合作12年的夏侯敦元帅。）还有一条，1959年四月，中央书记处的党内通信（邓公时任总书记。）“进入4月份以来的钢铁生产情况，依然十分不好，…4月份…时间已过去一半，而计划只完成1/3，一个多月以来的钢铁生产报表，和刻了板一样，3万吨的水平稳入泰山，喊了好久，总是上不去，日报表令人越看越不舒服。。。”，---这段材料可见当时邓公的执鞭者角色和他本人的“发热”程度。。。。但以上就是俺所能找到的了。---欢迎大家补充。
这是讲不通的。
马鞍山钢铁公司。
至于煤矿，华东不缺。
习五代要是他爹的儿子，也不会让毛没责任的！
1958年8月马钢正式成立。
6月6日，王鹤寿给毛泽东的报告里说，“我们找林铁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
6月21日，冶金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华东地区提出争取明年产钢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这份报告里还说，“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可以看出，王鹤寿在钢产量的吹泡泡过程中，并不是一个被动应付的角色。
另外，以谨慎，懂经济著称的陈云，对58年1100万吨的钢产量也是殚精竭虑去试图完成的，他对完成这个预定目标提出了八条意见（可惜我没有找到这八条意见究竟是什么）。
东哥做为最高领导，又是大跃进的推动者，对此负首要责任是一定的，但把板子打在东哥一个人的屁股上，未免有些偏颇。
在这件事上，谁也不敢说自己掌握的史料就充分了，认为人家说的有偏颇，指出来就足够了，没必要发挥。
没有您的王耀武系列写得好。
这么严肃的题材，在引用文献时，要正方的反方的都有。然后对材料进行分析和梳理。而这些材料当事人回忆得并不全是客观没有涂改过得，尤其在涉及责任和政治问题时。
大跃进有那么多人参与，而文革打击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提供的回忆材料可能客观吗？
而你在选择材料的时候，预设立场太明显，写作用的整个是好来坞手法。这不是写历史。来来回回就俩人表演， 以忖托若隐若现第三人的伟大。
说老实话，您这个系列比不上陈郢客的‘朝鲜战争’和‘造船买船’。这两个系列评论的是过去，而真正着眼于确是现在中国的时弊和中国的将来。
而您这个系列只能引起争论，也不能说服了人。高下立判。
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