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邓公往事第八回-上 -- 史文恭
有些人既要毛泽东背大跃进的全部黑锅，又要以毛泽东争夺权力的阴暗眼光来解释文革，就难以自圆其说。
唯有假装刘、邓同志62年才主持大局，才有62－65年的经济恢复。
可是只要一注意毛泽东53年首次提出退居二线、56年“八大”之后一二线划分成型，刘少奇此后主持中央一线并于59年接任国家主席，邓小平负责中央日常运作，这些解释又行不通了。
一个党的主席和开国领袖，开会被封锁，骂娘也不灵，讲话被窃听，秘书被策反，还要背黑锅，也够冤枉的。
1922年入党，党内极少几个被列宁接见过的人，资历极深。要不是华北局工作期间和整风期间都被胡服整过，地位当不止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也称其为柯老，不是贬义而是尊重。
而且待人接物都有涵养，主持华东局时人望很高，政绩也突出，热心保护培养干部。
不光是在反右期间保护了一批华东局的人。李锐的记载也表明，庐山会议时柯曾主动暗示他们几个锋芒掩饰一点，有保护之意，李锐曾叹自己“年轻”不解此意。
后来有人写文章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柯老支持的，真是瞎扯淡，姚写文章时恰好柯去世。其实配合、审读姚稿的恰好是文革中被打倒的陈丕显、曹荻秋。
不看也罢。
但不意味着老毛对他没有偏爱，老毛当总理面夸奖他的文章就是一例。林彪的地位也是一样，没有老毛的支持他的飞升速度也不会那么快。
就夸奖一篇文章而已，远没到“以柯代周”的地步。
实际上柯这个人，表面上偏左，做事还是很有分寸的。
林彪么，只能说毛泽东给他机会多一些，他自己的表现才是决定因素。不然，为什么在东北时彭真以政治局委员之尊也差点搞砸，林彪接掌之后就大为改观呢。
饿死人这罪名可不轻，全民大炼钢铁倒是其次了。问题是三年困难时期，主席早已退居二线。1959年经历过庐山会议之后，主席还是按原定计划坚决地退，可见退的决心和对刘邓的信任。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大跃进失败而退，其实仔细分析当时的种种，他是真正要负责任的吗？被人诟病的五风哪一条是他搞的？大跃进里还出了不少成绩呢，比如北大荒粮仓计算机等等。这又该算谁的？
195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1640亿元，比上年增长32.2%。重工业在工农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农业产品产量：钢800万吨（不包括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长49.5%；原煤2.7亿吨，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油226万吨，比上年增长54.8%；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棉花196.9万吨，比上年增长20%；油料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进出口贸易总额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
到1959年困难开始发生，粮食和棉花出现显著下降，但整个工业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1959年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959亿元，比上年增长19.5%。其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3.3%下降到24.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粮食，17000万吨，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万吨，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万吨，比上年14%；钢，1387万吨，比上年增长73.3%；原煤，36900万吨，比上年增长36.7%；原油373万吨，比上年增长6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6.4%。进出口贸易总额149.3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9.72亿元，比上年增长30%。
我认为主席在1959年的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他的退，再加上庐山会议彭德怀一事扭转风向，导致刚刚按下去的五风又再次死灰复燃，他之前的纠错努力付之东流，才有后面困难的三年。
你所说的“唯有假装刘、邓同志62年才主持大局，才有62－65年的经济恢复”我也注意到了，事实上我刚刚看到的一篇讲主席退居二线的文章，正是如此分析的。
第三个关节点是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但至“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的。
第四个关节点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你看这个说法，承认刘当主席，不承认主席退居二线，说“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的”，换言之还不是把责任往他身上推。1962年经济好转了，这回就开始领功了，说“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
我认为事实恰恰与这个说法相反，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邓的表现是让主席非常恼火的。是，主席是主动承担责任，但主席不是那无限承担责任的人，他承担责任是有分寸的。就如他在庐山会议上所说：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主席承认了两个责任，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承认搞一千零七十万吨钢铁，承认搞人民公社有没有承认五风？没有。因为那些过高的指标，那些五风根本就不是他搞的。不是他搞的，他为什么要认？可就是有人不满意呢，想借着他认错把所有责任都推他身上呢。在他生前就是如此，他说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是我搞的，可我说的话他们又不听。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搞，否则哪会有主席相信亩产万斤、主席搞五风这些印象？
1962年七千人大会让主席很弊气，1963年的四清真正暴露他和其他人的分歧和矛盾，1964年发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时，其实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
1959年是刘真正掌权，1962年后反倒是主席逐渐复出酝酿。1965年时他让彭复出搞大三线时，其实已是逐步掌握局势。他个人要夺权，非得要用文革方法吗？
有人专爱以阴暗思想去揣测主席，其他人等就是那纯洁无辜的小绵羊喽？说是阴谋论，其实还是天真了。
纯属个人观点：
3年困难时期，经济增长的指标虽然好看，但质量低下，水分很大。比如工业产值，“小、土、群”炼出的钢铁大部分是根本不能用的，但产量产值却都要算上。另外各行业比例失调，为了突击一千万吨指标大家都炼钢去，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王鹤寿的混帐报告真是贻害非浅。
另外“饿死人”的问题倒并非农业产量低。首要原因是地方虚报了高产之后，就要兑现到粮食征收上，高征收政策强制剥夺了农民口粮。
要说公社办食堂浪费，其实就算浪费也很有限。因为公社食堂的粮食来源还是农民的口粮，没口粮就什么都没了。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鼓励基层报低产甚至瞒产，就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症结，但他的这种呼吁反映不到党政系统的指令上，也是白搭。
接下来的恢复时期，我觉得倒是毛泽东请陈云出来贡献更大。陈云的功劳是综合平衡，将工农业比例控制好，使“以钢为纲”的局面改善。
另外农业上不虚报高产之后，征收粮也少了，农民的口粮紧张情况自然得以缓解。
至于说，少奇同志到炭子冲转一圈后下令搞承包，是否有如此大的魔力，还是很大的问号。因为安徽的事例表明，曾希圣搞承包后粮食产量下降了，李葆华恢复公社粮食反而增产了。
现在有些人称当时的公社化导致“饿死人”，混淆了问题。“饿死人”实际上和行政系统的高征收政策有关，而高征收的根据就是虚报高产量。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报了亩产万斤，那么上级政府很自然地要征收你八千斤粮，给你留两千斤口粮，怎么都很充裕了吧？可实际上亩产只有两千斤，那公社干部还得想办法找六千斤去，肯定是每家翻箱倒柜，一颗谷粒都不能放过，能不饿死人嘛。
五七年的农历十二月我们这样下雪,(这肯定是一百年来唯一的一次雪,五十年后的2008我们这里还没下雪)冬种的作物都冻死了.碰上58年春大旱.很多田连春播也播不了.但到农历七月,农会要每亩地卖余粮三百斤,没有卖的就抓去县劳改队.后来有人伪造了卖粮单.给人查出来.这事十几个人死刑.两百多人劳改.我老家两邻居都有人为这事去劳改.一个十五岁.一个家里就他一个男人.
惨阿!卖余粮又没有钱给的,再说那时候一亩地那里来的三百斤?怎么种当时也是亩产一担多点.
开宣判会的时候一个人说一句以前我和XXX(地主)耕地的时候也没有交个这样的租.就这话,他和他的家人和那批假粮单的一起处决.他家就口人一个没剩下.
58年下半年可是公社化.我们这里没死人,这有说法的,死的是病死,多数是水肿死的.我们这县城那三年减少人口两成,但没有一个是饿死的.最冤的是一个这样死的，他老婆刚生孩子.没东西吃,就去鱼苗场去偷鱼,但那里有鱼?但他在那里给人一追结果掉下去死了.......
我很想就那个假粮单的事情写出来.因为老家的两邻居都是我的亲房.他们十五岁的到七三年放会.大一点那个八零年放回.就为一张什么都不值的东西.但想一下西西河的气氛,一直不写.....几次写了几段就是不敢写下去!
只不过看不惯有人说最最最的太祖不是。各说各话，活跃气氛。有利河里吵吵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