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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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微言

【花絮】（中3）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徐志摩是“新月”的灵魂人物，有钱，交游广阔，性情温和厚道，热情爽朗，除去儿女情事，有朋友看不顺眼，别的朋友们皆曰善。他一死，“新月”便失了不少生气。说到徐的交游，“爱眉小札”可证：他不仅仅是梁的门生，胡的腻友。在天津停泊，就去张伯苓处，与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等学界大佬亦颇熟。因汤尔和的关系能搭乘张学良的福特机，他后来亦死于免费航空券，一叹。他心情一郁闷，就会出国散心。饭局间，有梅兰芳、程砚秋、余叔岩等京剧名家；亦有刘海粟、江小鹣等美术人士，更有银行界、知识界、政界人士。

“爱眉小札”揭示，徐志摩的圈子里，梁实秋并非中心人物。常出现的名字是：胡适，王文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陈源凌淑华夫妇、余上阮夫妇、丁文江、陶孟和沈性仁夫妇、温源宁、张奚若、陈小蝶（陈定山，画家）、金岳霖、丽琳（美国人）、瞿菊农等等。“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自北平”的信中说，“星期中午老金（注：金岳霖）为我召集新月故侣，居然尚有二十余人之多。计开：任叔永夫妇、杨景任、熊佛西夫妇、余上沅夫妇、陶孟和夫妇、邓叔存、冯友兰、杨金甫、丁在君、吴之椿、瞿菊农等，彭春临时赶到，最令高兴。”这个朋友圈子显然是以“北平”为中心的。梁实秋1934年才到北大当教授，1931年11月徐志摩已空难丧生。

王文伯是银行界人士，又入政治圈。“1926年2月6日自天津”的信中说，“文伯的新车子漂亮极了，在北方我所见的顶有taste的一辆；内外都是暗蓝色，里面是顶厚的蓝绒，窗靠是真柚木，你一定欢喜。只可惜摩不是银行家，眉眉没有福享。”“这人真有心计，真厉害，我们朋友中谁都比不上他。我也对他讲些我的事，他懂我很深，别看这麻脸。”（2月7日）1928年，徐志摩带着家人交付的古董去美国推销，王文伯亦因事陪同。徐家古董生意也做，“怎么爸爸只给我些普通的。我上次见过一些药铲什么好些的，一样都没有，颇有些失望，但我当然去尽力试卖。文伯说此事颇不易做，因为你第一得走门路，第二近年来美国人做冤大头也已经做出了头。但我当然去尽力试卖。但他这几年来单身人在银行界最近在政界怎样的做事，我也才完全知道，以后再讲给你听。”（6月25日自西雅图途中）王文伯此次出洋，亦不寻常。“文伯带来一箱女衣，你说是谁的？陈洁如你知道吗？蒋介石的太太，她和张静江的三小姐在纽约，我打开她箱子来看了，什么尺呀，粉线袋，百代公司唱词本儿、香水、衣服，什么都有。等到纽约见了她，再作详细报告。”（6月24日自西雅图途中）

像徐志摩这样“不懂经济”（自述）的少爷，身边极需要这样“聪敏而有决断”的朋友。徐志摩亦有他的影响力和背景，我们可以得见名流圈的情状：各有来处，然而互有借重。“新月书店”发起人中,徐新六（即徐振飞）的背景亦官亦商亦学，曾任财政部公债司任佥事，并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后任财政部秘书、中国银行金库监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总会计、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协理。1919年任巴黎和会赔款委员会中的中国代表和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1920年回国，任职于新通公司，又协理梁启超筹设中比公司。 192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会秘书，不久为总办事处书记长。1923年为副总经理，1925年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张歆海清华而至哈佛，1921年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后任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25年任北京政府关税特别会议顾问，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1月，任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吴经熊（即吴德生），1916年入沪江大学，与徐志摩同窗。1921年，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受资助游学于欧洲。1922年，徐、张在柏林离异，金岳霖和他为证。1927年，出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并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张禹九（张嘉铸）不仅写诗，因是张公权（张嘉璈）的弟弟，在银行界亦有影响力，后来还做了桐油出口商。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规定猪鬃、桐油、生丝均由官办的复兴公司统一收购出口，并强迫收购。张禹九的背后是政学系（张群等人），因利益而不满孔、宋四大家族；1947年《出口贸易与收购政策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我国出口贸易之盛衰，直接关系农村经济，间接影响政治秩序，故确立国策，至为重要。在抗战期中，当局曾实施统购统销与专卖统制，惟因条件未备，致生产本身萎缩，人民怨声载道，其结果则‘有害民生，无裨国计’。”张公权1947年初收拾宋子文留下的金融烂摊，但无力回天。而蒋介石遣公子蒋经国专程请张公权出山任中央银行总裁，除张公权的能干声誉，亦与张君劢不无关系。张君劢本是民盟发起人之一，但民盟最终和共产党共进退，退出国大，“张君劢为首的背叛盟规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分子开除出盟”。蒋介石组阁，引入张公权亦可拉拢张君劢，并成为“民主”点缀。宋春舫书香门第，家资殷实。留学欧洲，曾任北京大学法文学教授，1927年至青岛，建议青岛应发展海洋科学，任青岛观象台海洋科长。呼吁筹建海洋研究所，在蔡元培等支持下建了青岛水族馆，个人捐款达600元。兼任青岛观象台图书馆馆长，建私人藏书楼：褐木庐戏剧图书馆，时称世界三大戏剧专业藏书家之一。褐木庐“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褐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梁实秋《书房》））另创一处万国疗养院，胡适拟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便住在这里。1930年12月23日胡适复信梁实秋，“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注：陈源）、志摩、公超（叶公超）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基金相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北京政府（后南京国民政府）和美国共同成立的负责保管、分配、监督使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机关；胡适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之一。熟悉今日基金项目的人必知，钱用于何处，胡适是颇有决定权的，自会亦公亦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确是盛事，不过请的人都是小圈子里的，亦可足见。

《莎士比亚》全集项目亦只是胡适庞大计划的起始，1930年8月13日记云，“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8月15日，胡适又与任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将成立的编译委员会的人选，最终确定了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名著。1931年2月25日胡适在复闻一多、梁实秋的信中，谈及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具体计划（包括成员、时间、程序、文体、译名统一、经费管理、注释等问题），并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麦克白》。项目基金无忧，而众人进展不佳。1931年6月21日胡适致信梁实秋：“志摩为母丧奔走，公超为结婚事忙，都没有动手译书。公超说你也没有动手。一多怎样？如大家都没有试译，似不如等大家暑假中有点成绩时再定期开会。你们以为如何？”最终，暑假会议也未开成。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始于青岛时代，有贤妻程季淑支持，计划每年翻译两本。至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戏剧8种。（商务老板王云五和胡适的关系亦很密切。新月书店，最后就是王云五收摊的）抗战爆发，他的翻译事业几乎中断，直到胜利后回北师大任教方重新开始。父亲问进展如何，梁表示惭愧，“八年只译了一部”。（见《槐园梦忆》）梁父极为关心，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梁自述，“我就是为了他这么一句话，下了决心不负他的期望。”他最终历时30年，1967年出齐37种剧本，梁后来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30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3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怀念胡适先生》）又用1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3部诗集，《莎士比亚全集》40册名副其实告成。“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死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我伏在案头上辄不知时刻，季淑不时的喊我：“起来！起来！陪我到院里走走。”她是要我休息，于是相偕出门赏玩她手栽的一草一木。30年长途自然艰辛，不过他亦幸运，“她容忍我这么多年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可图的工作，而且给我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我能安心的专于其事。”也难怪“谢冰莹先生在庆祝会中致词，一声疾呼：‘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先生在我书房壁上看见季淑的照片，便要求取去制版刊在他的第三百二十三期画报上，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四十二年------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见《槐园梦忆》）

梁实秋完成“自我”，《莎士比亚全集》分量颇重。参政，他虽有心，然而乏胆识，又多“逆天”理性。论思想，不过“稳定压倒一切”，所谓“永恒人性”，鲁迅一语击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而已集·小杂感》）论文学，还有一则冷笑话。“我在创造周报（注：这时还跟郁达夫等人交好呢，创造周报是创造社刊物。）第十二期（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写过一篇《繁星与春水》，我的批评是很保守的，我觉得那些小诗里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注：与日后“理性”对照，极为有趣。）就在这篇批评发表不久，于赴美途中的杰克逊总统号的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先生介绍，寒暄一阵之后，我问她：“您到美国修习什么?”她说：“文学。”她问我：“您修习什么?”我说：“文学批评。”话就谈不下去了。 ”（见《忆冰心》）赴美坐船，时日漫长，封闭环境，船上之人便会结识。梁实秋和冰心成为朋友，此即开端。梁实秋并非创作人才，他从事的是文学批评。然而，与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相比，他的“伦理”式“古典”批评显然并不单纯，成就亦非突出。说到散文，是个文人，均写散文。（文艺创作，更侧重指小说诗歌戏剧等，散文确实复杂。）梁实秋的风格通俗真切，说到成就高下，也不能说突出。1935年赵家璧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的自我命名，亦是“经典”化的关键。负责编辑“散文一集”的是周作人，负责编辑“散文二集”的是郁达夫。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导言”，对于“散文”的真要、对于五四文学的认识深刻不凡。“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

【我以为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一要寻这“散文的心”；照中国旧式的说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国修辞学里，或称作主题(Subjet)或叫它要旨(Theme)的，大约就是这“散文的心”了。有了这“散文的心”后，然后方能求散文的体，就是如何能把这心尽情地表现出来的最适当的排列与方法。到了这里，文字的新旧等工具问题，方始出现。

中国古代的国体组织，社会因袭，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们之生而存在的一层固定的硬壳；有些人虽则想破壳而出，但因为麻烦不过，终于只能同蜗牛一样，把触角向外面一探就缩了进去。有些人简直连破壳的想头都不敢有，更不必说探头出来的勇气了。这一层硬壳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卫道，与孝亲；经书所教的是如此，社会所重的亦如此，我们不说话不行事则已，若欲说话行事，就不能离反这三种教条，做文章的时候，自然更加要严守着这些古圣昔贤的明训了!这些就是从秦汉以来的中国散文的内容，就是我所说的从前的“散文的心”。当然这中间也有异端者，也有叛逆儿，但是他们的言行思想，因为要遗毒社会，危害君国之故，不是全遭杀戮，就是一笔抹杀(禁灭)，终不能为当时所推重，或后世所接受的。】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在存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

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的，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我们只消把现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则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种自叙传的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文学里所最可宝贵的个性的表现。】

郁达夫之为郁达夫，是有他的眼光视界的。直到今日，郁达夫散文选家眼光和这篇牛文，亦被后世学者拜服。梁实秋显然不明白五四文学的“贵重”何在，——所谓大势，便是历史潮流纵会反复亦会趋向的“七分道理”处。人身在其中，枝节缠绕，洞察深处，颇为不易。梁一贯风格，不过以“理性”pose代言“三分”而已，这真是“卡位”派作风——我之所以说他自会有一席之地，便在于此；然而后世之人，却千万不能为其所惑。

恰在这篇牛文里，郁达夫亦提到了梁实秋。【几年前梁实秋先生曾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散文的文章，在末了的一段里，他说： “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嘻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呵呵，他果然又以“理性”发难了。

【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带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扫烟突的黑脸小孩，既可以写入散文，则引车卖浆之流，何尝不也是人?人家既然可以用了火烧猪猡的话来笑骂我们中国人之愚笨，那我们回骂他一声直脚鬼子，也不算为过。况且梁先生所赞成的“高超的郎占诺斯” (The SublimeLonginus)在他那篇不朽的《崇高美》(OntheSublime：Translated by A.O.Prickafd)里，对于论敌的该雪留斯(Caeci1ius)也是毫不客气地在那里肆行反驳的，嬉笑怒骂，又何尝不可以成文章?

由梁先生的这一段论断出发，我们又可以晓得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这散文内容范围的扩大虽然不就是伟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过古代散文的一个长足的进步。】

【散文只许板起道学面孔，满口大学之道，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地没有感情的人去做的话，那中国的散文，岂不也将和宗教改革以前的圣经一样，变成几个特权阶级的私产了么?】

【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便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散文里很少人性，及社会性与自然融合在一处的，最多也不过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长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愤而已；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从哲理的说来，这原是智与情的合致，但时代的潮流与社会的影响，却是使现代散文不得不趋向到此的两重客观的条件。这一种倾向，尤其是在五卅事件以后的中国散文上，表现得最为显著。】

梁实秋虽与胡适交好，亦入“新月”；然而他对新文学的理解，与“非五四”学衡派梅光迪、胡先骕等人更为接近（东南教职亦得这两人推荐），梅和胡当年辩过“文学运动”的意义，胡适因此卷入“文学革命”进程，成为旗手之一（胡适发家崛起，便因为此）。梅守旧，算落伍了。梁实秋后来虽跟着胡适混，因年纪、交往多被人视为五四一代，这其实是凑巧的曲解。他拿着“白壁德”的学说多次向“新文学”精神发难，内里不过是“旧式士大夫”的灵魂。他虽受益五四，然而登门而未入室，与胡适、鲁迅、郁达夫相比，文学观实是“老气横秋”、“未老先衰”。他骨子里的，是胡适倡文学革命实要反对的东西；胡适即使成了鼎鼎大名“我的朋友胡适之”，有所妥协，文学上“新”、“旧”的判断却仍比梁实秋准确客观许多。说到散文，周作人、鲁迅、郁达夫、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林语堂、废名、何其芳、杨绛、萧红……百花齐放，举不胜举，梁只为一家耳。梁实秋可独占一条的：他是个人完成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我们暂且把目光投向另一个不幸运的“未完成者”——朱生豪（1912-1944）。

（字数限制，土鳖抗铁牛。徐志摩的生活圈会继续描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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