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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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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上)文人与行·梁实秋和郁达夫

陈郢客:【花絮】(中1)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陈郢客:【花絮】(中2)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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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郢客:【花絮】(中6)那一个风花雪月的时代·圈子内外

“我们不能因其人之无行遂诽薄其文,然亦不可因其人之文遂容忍其人之无行。我们批评文学,采取文学的标准;我们批评文人的行为,只能采取唯一的道德标准。”——梁实秋

【确立一个人的位置,这个人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对人标准如何,对己标准如何。这是一个“人”存在便难以回避的命题,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梁实秋自述“古典的头脑,浪漫的心肠”,可谓知己;当然,倘若补足一二,“古典的头脑”是审阅他人用的,“浪漫的心肠”是留给自己用的,更为完善。】

李敖与梁实秋李敖关于梁实秋,不过一句话的发现:“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果然人以类聚,写杂文的李敖终于和写杂文的鲁迅达成共识。】

【原谅我冗长的开场白吧。我几乎要借用“准风月谈”的题目了。

梁实秋很乐道他和鲁迅之间的笔墨官司,对于他和郁达夫之间的文字公案,很少提及。梁实秋和鲁迅最开始因女子教育“公执”,是在1927年。梁实秋时年24岁,然而其思想一副理性“老成”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清华学子,留美三年,1926年回来就拿了份东南大学的教职,稳定压倒一切,倒也难怪。(时年23岁。那会儿才是海龟的golden time。百年一瞬,今日海龟, 比一比十年前,便要叹息没赶上好时候,其实十年前也不过是白银时代

一位刚回国谋了份教职的年轻人,一位五四文学执牛耳者及小说史研究大家,梁鲁“公执”,成全的必是梁实秋的声名。乔丹帮主对挑战者尚有名言:你赢我一个球,你能吹一辈子;我赢你一个球,白赢。我干嘛成全你?无聊。由此我们可见迅哥哪里深通世故,虽然他一脸严肃老成,徒以唬人而已。或许我们可以一窥鲁迅实出于“公执”,一念不忍或执着,便会主动给自己上绳套。——倘若出于个人利益,显然不搭理梁就是;何须将自己赔进去成全无名小子的名声?

梁实秋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国内当小年轻的时候,尚还担心自己不够前卫,他和妻子的相识半新半旧,还犯过嘀咕;就像80年代生人,同寝室的若都出去同居了,他心里也会有些起伏。年轻便落伍,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有担心,便会留神努力,小心翼翼地“前卫”一些。梁实秋曾和《创造》社颇有联系,远不是后来不屑提郁达夫的行止。不过到了美国,拜在古典主义白壁德门下,深觉昨非今是——他的确找到了更自在的心灵空间,也找到了顶天大的帽子,或者说绝佳的“制高点”。回国之后,梁实秋便以“老成中正”的pose,一寻舞台。

年轻的梁教授积极投身“副刊”立言。他本是热心红尘之人,当然,面具是蛮老成的。笔名“秋郎”,流露出他正年少,骨子里颇有才子佳人气息的灌注。1926年2月15日,梁实秋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镌》上发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以“古典主义”的制高点批判“浪漫主义”的混乱,不够节制。“浪漫主义者的唯一的标准,即是无标准。所以新文学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五四文学的弱点,白壁德门徒挑剔起来自然容易;五四文学的价值意义呢,那就宁可看不见了。

梁教授与人“公执”,多似于此。梁实秋言论自然会有一席之地的,找错他颇擅长,过了几十年,你读他的话,颇觉亦有一番道理。可惜看似“理性”,死水微澜的社会,多支持了“死水”,一味寻了“微澜”不是。他找准这个位置,后代不解当日背景,形象便会比他当日好看许多。

梁教授站在“古典主义”的制高点上,卢梭自然是他的靶子。他唯独对卢梭的“女子教育”主张满意,恰恰卢梭在女子教育方面算不上“先进”,或太“先进”了。男女当日的不平等,梁教授拿着卢梭的话柄当武器,认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我们可以得见梁实秋虽年少于胡、鲁,然而未老先衰,哪里有五四气象风骨?1919年,海龟胡适便为一生困顿于求学、家庭并早死的小女子李超写下了千古之李超传,周作人倡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氏兄弟抨击“节烈观”,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亦是令人动容的反省之文。更不用说鲁迅为刘和珍、杨德群所写的祭文,“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音容笑貌永存人间,而“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自省与建设之心,恰是五四其“新”、其“贵重”之所在。

梁教授关于女子教育的高谈阔论,最善意的评估亦是不切时代,有“何不食肉糜”的味道。然而,这样的理论,被更顽固的守旧派玩于股掌,亦不啻于帮闲甚至绞杀利器。鲁迅复以卢梭与胃口,所谓的“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听起来顺耳,可惜标准是谁定的?定价权决定权在谁手上呢?不正视这个漏洞,必然是【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

梁教授虽摆“理性”pose,然而年少气盛,火烧得可不止这一把,郁达夫被他冷眼冷文,自然亦在情理之中。既然卢梭是他的好靶子,那么,“中国卢梭”俨然要遭受“秋郎”的刀箭。梁教授既然痛改前非,入了白壁德的门,郁达夫的文章便自然看不上眼了;不止如此,他还倡导“伦理批评”:“人性”只有在伦理道德的生活中才能实现,文学是“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这种表现的性质有赖于作家的主体人格及“伦理的想象”。于是乎,他抢占“古典”、“伦理”制高点对作家们发话,强调文人必须“有行”!1926年他便揶揄过郁达夫,“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到了1928年,梁实秋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人有行》!(草人正式扎起)制高点也抢得好,“无行的文人中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了无数桩缺德事,然后倨傲的赤裸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曰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忏悔过的表示,只是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

可怜的郁达夫,他固然“勇于认错总是难改”,然而“忏悔”向来亦不是易事。忏悔有忏悔的麻烦和代价,猎奇者道德主义者完全可以消费他再指责他,——郁达夫当日境遇堪比今日“木子美”,然而一男士如此被人鉴赏议论,更不是易事。郁达夫实不料旧相识如此下手,亦怒,在《语丝》上回了一篇《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注:指梁秋郎也),“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像,不用体验。……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郁达夫旧体诗写得好,山水散文写得好,此文亦深中的,可惜这家伙,一辈子都没学会抢制高点;活该被各路人马制高点的机关枪突突扫射。命苦,谁让你没这项天分?

认知一个人,理解一个人,有一便宜方法,就是寻找恰当的参照系。理解孔子、子贡,只需看他们对颜渊的敬重惊叹,便知孔子、子贡不是沦于聪明而是另有境界的人物。认知梁实秋、鲁迅,郁达夫亦是恰当的参照系。鲁迅和创造社有些人物关系不好,可是鲁迅和郁达夫的关系颇好。鲁迅知道郁达夫的弱点所在,郁达夫因为王映霞的关系,非要移居杭州,鲁迅不以为然,写了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相劝,——这是对朋友的态度。郁达夫执意如此,性格决定命运,后家破人亡,一路漂泊,可叹可惜。而梁实秋对郁达夫颇有心结,用笔亦十分刻薄。1933年,他悼朱湘,还不忘踩郁达夫一脚,“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梁先生抢制高点的本领没几个人能比得上。郁达夫是一个优点突出弱点突出的人物,真诚真实(不喜欢的自然会说“暴露狂”),从来不抢制高点(他也抢不上),颓废放纵,性情中人;难算计别人,只有被人算计的份儿。梁实秋对郁达夫耿耿于怀,一是郁的生活方式很让看客梁不爽;二是郁比梁只大7岁,然而年少得名,赶上了“五四”头一拨,留美梁只能屈居后生,当日俨然一辈之别。所以他津津乐道与鲁迅的论战,骂鲁迅或被鲁迅骂,名声大涨,自有好处。对于郁达夫,梁成名之后,便不欲深提,示以厌恶;一提,便抢占制高点,突突几梭子。——鲁迅、郁达夫,他的用法对策颇有不同,亦堪玩味。

他看不起郁达夫什么地方呢?梁在《清华八年》中曾描述他当日的震惊,“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梁之于郁达夫的态度,又有一恰当的参照,便是梁对徐志摩的观感。梁对于徐志摩,却颇有欣赏、艳羡之心。徐志摩于他,仿佛韦小宝之于康熙,实乃补足心境之自我。“有人说志摩是纨绔子,我觉得这是不公道的。他专门学的学科最初是社会学,有人说后来他在英国学的是经济,无论如何,他在国文、英文方面的根底是很结实的。他对国学有很丰富的知识,旧书似乎读过不少,他行文时之典雅丰赡即是明证。他读西方文学作品,在文字的了解方面没有问题,口说亦能达意。在语言文字方面能有如此把握,这说明他是下过功夫的。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志摩在几年之内发表了那么多的著作,有诗,有小说,有散文,有戏剧,有翻译,没有一种形式他没有尝试过,没有一回尝试他没有出众的表现。这样辛勤的写作,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吗?……志摩的生活态度,浪漫而不颓废。他喜欢喝酒,颇能豁拳,而从没有醉过;他喜欢抽烟,有方便的烟枪烟膏,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他喜欢年轻的女人,有时也跳舞,有时也涉足花丛,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游山逛水是他的嗜好,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俊彦,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艺术,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与胡适之先生为腻友,为泰戈尔做通译,一个纨绔子能做得到么?”——徐这样的,便是雅玩;郁那样的,便是下流。其实说白了,有钱便得“名士气”;穷酸便要下流。梁先生的标准不过如此。这跟许多人乐于单批朝鲜专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沙特也专制,可是谁叫人家有钱?说来说去,标准原来并不稳定统一,而且是以钱划道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说?

大家熟知梁的“绅士”气,梁绅士骨里实乃“秋郎”旧才子气;他很擅长抢制高点,亦乐于“理性”面具见人,看似中西合璧,可惜大家错认了他的合璧细处。孔夫子若与他同时,又被他眼睛挑上,怕也是要受他“制高点”扫射的。这路章法,更近宋代理学大夫,而非儒家真要。他于儒家,领会的恰恰不是“和而不同”(孔夫子为啥对贪官管仲颇有赞许并感恩之心呢,这便是孔子不凡之处),而是“秩序”之重,稳定高于一切,秩序高于一切。对于一个生活舒服的人来说,这固然情理之常,可是他不能理解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出语“秩序”压人,舍此之外均是牛鬼蛇神,这实是他“狭”处,却易被视为“中正”、“理性”,亦是常见却谬以千里的误会。

若论文字境界,“雅舍”便次于“苦茶”, 前者好似人初穿品牌,众人皆知的大路品牌不如内敛低调的“气质”品牌;当然,鲁迅对郁达夫曾有一言,文字“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用剑在意不拘于剑具,更见大家气象。雅舍之“雅”,得于女友“龚业雅”。龚业雅是梁实秋妹妹梁亚紫的好友,梁实秋夫妇在上海时期便已相熟。(《槐园梦忆》这篇著名祭文是这样介绍红颜知己的:我的妹妹亚紫和她的好友龚业雅女士于女师大毕业后到上海来,就下榻于我们的寓处。下榻是夸张语,根本无榻可下,我和季淑睡在床上,亚紫、业雅睡在床前地板上。四个年轻人无拘无束的狂欢了好多天,季淑曲尽主妇之道。由于业雅的堂兄业光的引介,我和亚紫、业雅都进了国立暨南大学服务。亚紫和业雅不久搬到学校的宿舍。)他在《槐园梦忆》里亦曾提及夫妻抗战期间“六年睽别”,但梁先生可没提及这几年龚业雅是他在四川的女朋友!曾合买一房,为邮差方便,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是以先有“雅舍”,后有《雅舍小品》。梁自述:“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梁实秋内战时南下(他一人先跑的,妻子尚在后),红颜知己也不顾得打声招呼。龚业雅曾有抱怨,不过女友是好女友,鸿雁往返直到两岸不能通邮。妻子更是好妻子,据梁先生所说,程季淑不仅原谅他与龚业雅的事,更在晚年交代他,“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死后你要马上结婚,这么多年,最懂你的就是我。”

郁达夫完全说中。甚至还含蓄了些。梁先生有齐人之福,何须捧着《道德经》yy想象?郁达夫还是穷酸惯了,“苏曼殊的生活比小说浪漫,郁达夫的小说比生活浪漫”亦是内情话。穷酸人进妓院,写进文章,自有看客口诛笔伐的代价;但是他到底讲不透成功人士的套路。梁教授怒词抨击郁达夫的“忏悔”流于姿态,然而东方古国,“忏悔”代价惨重,何等不易,他可曾客观估量?梁教授的《槐园梦忆》亦可证,他自己其实丝毫没有忏悔的勇气或诚意。既然如此,不敢忏悔不曾忏悔的梁教授缘何能站在制高点上,扫视“真诚忏悔可是难改”的郁达夫?

郁达夫勇于忏悔止于忏悔,虽性格决定命运,一生如此,然而他的生活为他的写作付出了种种代价。梁教授命好,成功到底,恐怕会是不少人艳羡的对象。但是“制高点”他占着不合适,还请下来为宜。倘若非要占的话,那么,请君入瓮,公平公道。郁达夫做得出便写得出;我们却得留神梁教授锦簇文字里说不出的话——否则,识人必有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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