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擅自转贴---温相近期在文学城的文章（前言必读） -- nan
应国内兄弟的要求，转贴部分温相近期文章，听温相说这些大块文章是他准备出版之缩写。
各位兄弟请不要跟贴，表扬的除外^_^. 大家要感兴趣可以另外开帖，不然都像讨论李志绥那样，别的兄弟的铁就没法看了。
如果斑竹队转贴大段文章有要求，请任意处理。
谢谢
读史札记（83）－毛泽东权谋之高饶事件及其延伸（上）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01 10:48:16
高饶事件是一个比较能说明毛泽东权谋术的经典范例，而这起事件虽然发生在建国初期，然而暴露出的矛盾和问题一直延续到多年之后的文革和庐山，它留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党史研究者异常重视的部分。
高岗和饶漱石本来并不是一个系统上来的，他们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受到毛泽东的看重，特别是“五马进京”之后，由于工作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的原因使得他们越走越近，以致于成为所谓的“联盟”。毛泽东进入陕北之后，并没有完全取得中央的最大的控制力，在洛川会议前后表现的尤为明显，所以，其时高岗、康生等人的投靠便显得弥足珍贵，这自然也是他们后来得势的来由之一。毛泽东在陕北积极培养高岗的地方势力，而在中央
依靠逐步紧跟的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陈云、彭真等人终于在延安整风之后取得了最后的决定权，确立了毛泽东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不可争议的核心。所以，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以上诸人都得以当选由十三人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高岗、彭真、康生几个人在五届之前的党内还是知者甚少的远离核心圈的“小人物”（康生比其他二人名气还算大些，因为和王明的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等多人去东北完成战略大转移，张闻天的派出是远窜，而高岗则是亲任，东北后期，高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前后，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权负责东北地区的工作，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身边的所谓五虎上将者如张明远、张秀山、马洪、郭峰、赵德尊等人也是特为风光。高岗当时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声气最广，诸侯中，他和彭德怀一直共事，在东野他和林彪的配合又是最好的，而中南局刚刚掌权的陶铸原本就是高岗的间接属下。毛泽东看中高岗并且把他推到前台来也自然不是随便考虑的了。
毛泽东在任弼时死后，依照惯例递增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实为常委），在毛泽东看来，陈云明显“软”一些，所以，毛泽东有意把高岗提上来排在彭真的前面，稍后也有进一步上升到陈云之前，补上任弼时的缺分。高岗尽管坐拥东北，但是，他在党内的资历比较浅，不要说和周恩来、朱德相比，就是和彭真、陈云、李先念等人相比也有不如的地方，说起来不过是程子华、徐海东一流的人物而已，所以，这也是被毛泽东看好的原因之一。惟其资历尚浅，必须借助于毛泽东这颗大树的照应。特别是对待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天津讲话的态度上，毛泽东和高岗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毛泽东自始至终不认为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平接收的，而且在晋绥土改的问题上毛泽东对刘少奇遗憾未消，高岗从中策应，二人自然一拍即合。
五马进京于他人都是调任，而于高岗和小平则是重用。高岗进京之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这里的计划委员会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建立的直接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门，它和当时的政务院是平级单位，也就是说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开始分化一部分本来属于周恩来的权力了，这是标志着高大用的开端。
读史札记（84）－毛泽东权谋之高饶事件及其延伸（中）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01 11:44:47
下面再来看看饶漱石，饶漱石一直以来被视作是刘少奇提拔的亲信，这是一个误传，其实，饶漱石虽然也是工 运干部出身，并且在北满期间和刘少奇有过相识，然而，他的真正见用恰恰是身为东南局副书记时对项英的密告得以上达天听，使得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以后，刘少奇主持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工作，饶漱石知道刘少奇是毛泽东派到华中的代表，自然曲意逢迎、百依百顺，从而获得了刘少奇很好的观感，刘少奇在给中央发电时专门提到：“小姚（饶漱石化名）亦好。”刘少奇北上之后，按照毛泽东
的意思留饶漱石掌管新四军大权，其时，毛泽东通过刘少奇整顿新四军收为中央所用，费尽心力自不足为外人道，何以能够轻易假手于人？刘少奇适时新进，羽翼未丰，何以能够推荐这么大的人选出来？唯一的理由就是饶漱石早已“简在帝心”了，这就是陈毅在黄花塘之所以落败的真正原因，而陈毅在延安时，毛泽东并不说破此事的原委，只说：此事和少奇有关，暂且放一放。予人的印象似乎是刘少奇大力奖掖饶漱石所致，而陈毅多年之后于此还有此类的议论，直到二月逆流时仍作如是想，可见毛的手段之高。不独陈毅，饶漱石被批斗时很多人都提到饶漱石“忘恩负义”即指负于刘少奇，然则毛泽东从未对此发表意见，除少数人如陈云、小平、彭真等知其内里外，即便当事人刘少奇也一直困惑何以饶漱石对他那么“绝情翻脸”呢？而在饶漱石则一贯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其他。
高饶事件出来之后，毛泽东反问陈毅：“饶漱石说你不好，华东局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兼着好一些。”照例大军区司令员兼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以华东局同志不同意陈毅出来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为由，请自行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批准，此刻，毛泽东问及陈毅，陈毅只说是退让，毛泽东就此还发了一番议论：“谦逊固然很好，可也要分清对象，而且也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至于是否是饶漱石欺骗了毛泽东至今也已然无从稽考了。不过，在陈毅看来则是饶漱石背着毛泽东和中央再次搞的小动作。而在毛泽东则再次搬当年整理新四军以陈毅对抗项英的故智只不过对象换成了饶漱石而已。其后，毛泽东嘱咐陈毅找剑英、富春、董老等人谈谈，把饶漱石的问题谈开来。陈毅此后还衔命找了彭德怀表达毛泽东的意见，借以“挽救彭德怀”其效果自然再好有。毛泽东的政治手腕的炉火纯青自不作第二人想。
饶漱石进京所接替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原本是彭真的“禁脔”也是刘少奇系统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彭真何以能够顺利让出位置来？而毛之所以调任饶漱石来，其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着刘少奇的，只不过刘少奇一直还以为饶漱石是当年小姚亦好的华中局副书记呢。殊不知，这些都已经被毛泽东暗中牢牢的控制了。
读史札记（85）－毛泽东权谋之高饶事件及其延伸（下）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01 14:00:30
刘少奇在建国之后，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半独立的系统，和高岗五虎上将相对应的，刘少奇也有“四大金刚”，那就是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林枫。（“四大金刚”一说是饶漱石叫出来的，一时传诵）彭真、林枫、安子文都是顺直省委的老人，薄一波在1947年就作为刘少奇新组建的扩大了的华北局的副手，这就是后来被四人帮称之为“华北山头”的开始。其中，彭真一直主管中组部和中央党校，主抓干部和训练，是当初刘少奇之于毛泽东那样的重要角色，而薄一波以中财委副主任兼财长等于半个陈云，安子文居中联络，以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身份兼任人事部部长，是刘少奇的“管家”一流的人物。江青后来说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二掌柜”的，安子文在顺直省委期间就开始追随刘少奇，1943年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副主任，1945年即被提升为中组部副部长，主持部务工作，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947年3月撤出延安后去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工委书记为刘少奇）。再者，安子文和刘少奇的私人关系是其他人比不了的，后来刘少奇和毛泽东冲突，安子文从中调停，深为毛泽东不满，用江青的话说：“安子文算老几？也敢做主席的‘和事老’”由此可见，安子文之于刘少奇的
作用。林枫在高岗调任北京工作前夕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1953年1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被高岗视作刘少奇安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从后来高饶事件发生后，林枫很快的在1954年4月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成为小平的副手。而东北局其他主要负责人如张秀山等人接连被黜，相形之下，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高饶事件的开场戏是1952年底的《新税法》的公布，刘少奇从来就有和平建国的思想，一度被毛泽东视为“右倾”而周恩来也主张发展经济，本来延安整风的对头如今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变得相近，在毛泽东看来大有“合而谋我”的感觉，特别是刘少奇的渐渐坐大更为毛泽东所担心，因而借口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一种倾向”，对周恩来的分工做了进一步的削弱，以薄一波为切入口，开始布置对刘少奇的打击。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这段著名的讲话成为当时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基调，被高岗多次引用，他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左手打刘少奇，右手打周恩来，高岗如此的肆无忌惮的同时打击
党内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如果没有最高的允许是很难想象的。杨尚昆和薄一波晚年的回忆录中一律回避毛泽东那个圈圈的讲话多次说不是毛泽东说的，是高岗的造谣，一再的否认反而给人以更多的猜想。
毛泽东曾经在1953年说过建议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二线，以四年之后毛泽东反右、大跃进的“乘风破浪”的雄浑气魄可见毛泽东并无归隐的意图，用他自己的活说：“中央一线不要就那么几个同志，土地太板结了就不好，要参点沙子进来。”目的就是换马，只不过他分别找了刘少奇和高岗两个人谈了，刘少奇自然不得要领，所以才有安子文拟就的中央“组阁名单事件”的出现，而这一事件出现后，彭德怀、林彪、陶铸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和高岗有所联络，并且一度都非常赞同高的意见，显然，高所传达的意思一定是大有来头的，否则以林彪的取巧和精明怎么会轻易堕入觳中呢？
高岗异常得意，一面布置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借以打击刘少奇，一面请人出面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出狱自首的历史问题，一面开始暗中窜联彭德怀、陈正人、李富春、陶铸、林彪等人，给他们灌输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论，根据后来李富春、陈正人的揭发，高岗说：“少奇在1947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你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你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高岗后来专门找到养病的陈云和邓小平谈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明确说周恩来不行，总理也要换人，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指的是陈云一个，高岗一个），陈云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小平则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给毛泽东，有当时的记录为证。此刻因为财经会议上薄一波两次检讨不过关，被迫出面去找毛泽东请辞，周恩来主动检讨新税法的错误的报告也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而康生在病中揭发饶漱石背着中央调查安子文等人的历史问题是别有用心的。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已经背离了他的指示，表示震惊。
高岗还不知道这时的形势，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主席说的，党是领导军队的党，不是在城市做老爷的党，那个白区的小圈圈是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嘛，中南和西北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彭德怀和林彪还做了附和的讲话。毛泽东知道以后，把陈云和邓小平找来，谈了几大要点，这也就是后来七届四中全会上《增强党的团结》的主要内容所在。毛泽东之所以找陈云、小平，目的在于培植小平的势力，然则以陈云这个中间人物作陪衬以陈云的资历和位置益显小平的力度所在。
陈云、邓小平被毛泽东嘱咐不要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话，而代之以他们自己，而小平一旦讲完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陈云一旦讲完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之后，毛泽东立刻予以响应，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另请少奇、老总、恩来酌定。”小平的声望就此而起。1953年12.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再度重复了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是正确的以外，开始对高饶定了调子，他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引自《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摘要－（1951年－1955年）》第13页）虽然没有点高岗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说他，形势急转直下，高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后毛泽东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线来，不要单独搞一个路线出来，要团结，不要分裂，少奇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这点不能动摇，他有错误要检讨，但是不能动辄就要人下台，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么几个人叽叽喳喳的，不好嘛。”他让刘少奇主持开一个会把问题谈清楚，而他自己则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刘少奇做了检讨的同时开始整顿旗鼓指责高饶了，高岗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到杭州见面，毛泽东不同意并把高的信发给政治局。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这在当时于刘少奇大有“深获我心”的感觉，这也是刘邓合作的开端。陈云重复了张国焘事件，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则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中央根据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整理之后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1954年2月15日开始到25日截止，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一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会议期间，刘少奇主动登门向陈毅就饶漱石一事道歉，陈毅很高兴，在吃饭时和宋时轮、张爱萍都谈了这件事。（事详《张爱萍回忆录》）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其中最让高岗倍感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林彪专门做了书面发言，自责自己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高岗质疑林彪的讲话，林彪怒气冲冲的说：“你不要打着主席的旗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的错误是分裂，是野心，想上台，自己迫不及待还说别人迫不及待。”（《林副统帅反分裂、反野心家斗争史》1969年《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联合编辑出版，第21页）林彪发言之后，高岗沉默无语。而在饶漱石座谈会上，陈毅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谭震林、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安子文、陈正人等都做了发言，陈正人也做了深刻的检查。饶漱石本人痛哭流涕，做了长达三千字的检讨，对刘少奇、陈毅、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做了道歉。两个座谈会后，报请毛泽东，毛泽东做了结论：“究竟是政出一门， 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 ”就此给这件事上纲为“高饶反党联盟”。
1954年8.17日高岗自杀身亡，至于毛泽东对高岗如何发落，后来文革中江青和陈伯达的对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陈伯达因为不堪江青的颐指气使，曾经表示要学拉发格（马克思的女婿，以自杀闻名国际共运史），江青知道后，大骂陈伯达说：“你要自杀，你就去给我死去，你今天死，我明天就开除你的党籍，当年高岗就是以死要挟党中央、要挟毛主席，结果呢？主席怕了吗？你陈伯达不是主席的好战士，你远学拉法格、近学高岗，你去死吧。”（引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977年《红旗》杂志社编辑内部刊行本，第55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在亦高岗的取舍了，毛泽东平生最忌属下的要挟，高岗以死相要，自然会落个死非其道的下场，而他即使活着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55年中央召开全会代表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大谈高饶反党联盟，高饶都被永远开除党籍，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林彪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表示了特殊的兴趣，当有人表示要追究林彪的责任时，毛泽东以团结大多数为由，轻描淡写而过。饶漱石本人在1975年文革中病死。
读史札记（86）－毛泽东权谋之高饶事件及其延伸（续）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01 18:32:51
高饶虽然垮台，但是，毛泽东把高饶事件继续作为手中的王牌，时不时的就祭起它来。在毛看来，高饶事件等于毛泽东救了刘少奇一次，至少是第二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这在刘少奇的确应该感铭肺腑的一件大事，而把和高饶有些许牵连的人按下不表，又有随时可以利用的余地，由此来看毛泽东早已把最初以高岗为掩护的尴尬完全掩盖过去，其后，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不仅主动异常，而且，给人的感觉简直高饶事件和他全无瓜葛。行文至此，想起薄一波、安子文、王光美、刘源等人回忆毛泽东当初对刘少奇的那句气愤之语：“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虽说有些无赖语气，然则究其内里以刘少奇的实力的确远在毛泽东之下，不惟刘少奇，就是后来自认羽翼丰满的林彪也是同样的等级。贺龙生前有言：“毛大帅一怒，九州震动。”并非妄语。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动手打击彭德怀，在当时不仅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人以为极左祸害，就是李井泉、王任重。柯庆施这几位也是心有余悸，上山之处丝毫不敢大言炎炎。毛泽东旁顾左右，看中了刘少奇，所以，在批判彭德怀时旧事重提把高饶事件拿出来祭旗，果然有效，刘少奇稍后就发表相同意见，随后刘少奇身后的安子文、林枫等人也相继表态，再加上林彪此后上山斗争陡然升级，彭德怀不死也得死了。无独有偶的是此次林彪也是故智重出，以当年对付高岗相似的手段倡言：“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而林彪之崛起也至此发仞。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威望稍损，不得已于六二年再提阶级斗争一事，此次拜托康生帮忙，以矛头再度对准西北旧事，小说《刘志丹》起头，马文瑞、刘景范直至习仲勋，而刘少奇仍然再度鼎力支持，所谓左祸得以沉渣泛起。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于十中全会之后成立，康生得膺大任，一反五十年代初期老病缠身，积极投身于整人的急先锋行列中去，而专案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刘少奇的亲信安子文，安子文固然也是因为身为中组部部长职责之内，可是其后卖力之大显然也是有人暗示所致。毛泽东以高饶一事紧紧的把刘少奇及其系统控制于鼓掌之间，收纵自如，令人无语。而刘始终置于毛的觳中终未觉。
文革起后，毛泽东针对上街的大字报说过这样一番话：“为什么要害怕大字报呢？有人贴了一张说是打倒毛泽东、拥护共产党，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吗？”摆明是钓鱼，其他人包括刘少奇在内都浑然不觉，刘少奇鹦鹉学舌的再此后的和首都高校见面会上重复毛泽东这番话，小平和周恩来都说：“少奇同志失言了。”由是观之，刘少奇这个人毕竟还是淳厚一流的人物，较之于毛泽东心机之深不知相差凡几。
令人关注的是此间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毛泽东借助林彪出手，则始终不提高饶事件中林彪的“落水”一事，江青、张春桥麾下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大骂刘少奇在高饶事件中的旧帐，而于林彪则高声赞扬林副统帅一直与分裂作斗争。九一三之后，毛泽东请叶剑英、陈毅、王稼祥等人出来声讨林彪及其党羽，高饶事件重又提出，林彪当然是和高饶站在同列了。
不过，毛泽东的这些手段也只有两个人没有瞒住，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小平，前者默默无语，然而心知肚明，后者则仿效毛泽东的手法借以东山再起。当然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读史札记（98）－毛泽东权术面面观之书记处兴废（上）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16 18:30:50
毛泽东在1943年联合刘少奇、任弼时整合中央大权，使之明确的归于麾下，而后因为内战纷争，中央不得不一分为三，一元化领导核心转而成为多元化领导核心，特别是华北局的成立，让刘少奇的所谓“白区革命路线”得以基本确立，刘系的大将薄一波、
彭真、陆定一等人先后以重要的角色出现在政坛上，分别掌握财务、党务、意识形态，后以李雪峰入主华北，虽然掺了沙子，仍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毛泽东于进城之后发动的高饶事件其目的也就是在于改变业已形成的这三个中心，而高饶作为牺牲品倒下之后，毛泽东尽管没有全部达到目的，却也完成了干部的内外调整的部分工程，特别是小平的被调入中央，跻身中央秘书处，使得毛泽东下定决心恢复1943年前后的一元化领导，让秘书处从纯然的党务机构转进中央的办事机构即变异后了的中央书记处。（七大前后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实际是常委会）而这一变化对于我党的政治机构乃至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在建国之后的巨大变化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不得不着重指出之。
文革中造反派经常被告知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其实，这句话何尝不是毛泽东一生政治斗争的准则，而要绕开党委的同时又要使得形式合法、合情、合理，那么必要的拐杖就不能缺少了，因此，
这个中央的拐杖－－中共中央书记处便应运而生了。
七大之后中央设立书记处，此不为办事机构，而为决策机构，书记处五大书记实为五大常委，以陈云、彭真政治局委员身份居然屈就书记处候补书记，可见书记处之力度，而在书记处、政治局之下有一个秘书处，此为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麾下的党务机构，任弼时、李富春等人都是最初的秘书处主要负责人。建国之后，特别是高饶事件之后，秘书处的地位日渐拔升，当为毛泽东的主要策略所致。一九五四年，毛泽东找邓小平、谭震林、刘澜涛、
李雪峰、胡乔木、杨尚昆、宋任穷、马明方、林枫九人谈话时明确指出：“把你们从大区调来到中央做副秘书长，是配合小平工作的，以后中央的事就由你们来做，对外统一用中央的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义。”这是活脱脱的现代版“上谕内阁
”的模式，而秘书处作为中央恢复毛泽东一元化政治绝对领导的
铺垫由此开启。
而此时的中央秘书处尽管有了中共中央的名义也就是说等于有了
印信，却是没有办事的“衙门”，换言之，还没有在党的代表大会等公开的形式上得以进一步完全确认，而秘书处的工作虽则可以伸手到党务之外，但是，影响面极度有限，更多的则是上传下达的收发工作，这样一来，毛泽东酝酿的全面确立秘书处的地位
，给予秘书处最终的中共中央代言人的资格的步骤就提到了日程上来。那就是设立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秘书处的原班人马作为新的书记处的底子，在此基础上，扩大书记处成员，使之能够在党内统辖一切、纵横捭阖。
在书记处之前，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谈话，许以重任，用李雪峰的话说：“毛主席对小平同志那时候非常欣赏。”小平开始仍然坚持新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办事机构，负责传送和收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文件，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对书记处的任务这样指示给邓小平：1.书记处不是满清的内奏事处，是中共中央的直属机构，凡是中央的事情都要管，中央的事情都要抓。2.书记处对外一律用中共中央的名义。3.书记处直接对他本人和常委负责，行文用平咨。原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雪峰、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历史
时都提到了毛泽东的这个著名的三点指示。毛泽东的三点为纲等于明确了书记处之于中央的地位和作用，小平因为初来中央，曝得大权，自然要谨言慎行，而毛泽东则一再给邓小平打气、撑腰
，为了进一步烘托即将出笼的书记处的力度，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做了对邓小平的评价的著名讲话和加大书记处的外延与触角
即成立中央五个领导小组的决定。
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就邓小平预备当选总书记一事做如下的讲话，毛泽东说：“至于秘书长
（秘书处）改叫总书记，那就是中国话换成外国话来说，他（小平）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说我给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众人笑）我看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和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的好呀？也不是，他跟我一样，有很多事情都办错了，有很多话也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说他行，顺不顺的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他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也有，就像不满意我的一样，你说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不过大体来说他比较公道，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道，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以说是诚惶诚恐的，他是经过党内斗争过来的。”
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党内历史和毛泽东本人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给一名高级干部如此的宣传和评功摆好，前者如刘少奇力挺毛泽东及其思想，后者像林彪为毛泽东重新夺回大权都没有受到过
如此的恩遇，就毛泽东来说，给一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小字辈的
邓小平如此的评价也是破题头一遭，我们注意到在通篇讲话中，
毛泽东几次提及“他和我一样”，把邓小平和自己相提并论，即使后来林彪列入党章成为法定接班人时也没有受到这样的高度的
概括。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总体就是公道、顾全大局、周到、严格，平心而论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句句都说到了点子上，一九四六年，陕北危急，毛泽东以三A的电报给邓小平、刘伯承，刘邓不顾自身的困难，毅然执行毛泽东的千里跃进计划，把战火引向敌占区，解放战争开始，毛泽东两大手笔，一个是按照黄克诚意见向东北挺进，一个是向中原腹地延伸，前者林彪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后者困难比较大，刘邓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并且使得中原逐鹿格局
向越来越有利于毛泽东的方向发展。定陶战役结束后，邓小平在
中秋节前后开会总结经验教训，陈锡联、杨勇后来回忆说：“我们以为小平同志和司令员请我们几个去吃月饼，哪知道见面就被
训了一顿，陈锡联的三纵和我（杨勇）的七纵是骨干，我们不作检讨这会就不能结束，于是我们就做了检讨，政委和司令员把我们的毛病都指了出来，没有一个是空谈，我们打了胜仗不觉得，
指出来了，才知道错误不小呢。”从这一段回忆来看，毛泽东所说的小平的原则、公道是有一定道理的，小平一生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这也是成就他一代伟人的基本素质所在。
自然，毛泽东和小平的另一个历史渊源就是江西邓毛谢古事件，
在毛泽东郁郁不得志的时候，邓小平没有因为毛泽东属于少数派就拒绝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于小平这一鲜明的原则特色，
毛泽东终生不忘，此后尽管打倒了小平，对此事，毛泽东仍旧饱有深情的加以追忆。
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讲话意犹未尽，次年十一月赫鲁晓夫访华，
毛泽东接见他时，明确的指出：“我们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接班人，邓小平是一个，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向你介绍他，他以后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对待他就像对待我一样。”而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做的《关于权力集中到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说明》的发言中又一次无比明确的谈及了他和邓小平的关系，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名字叫毛泽东，
我挂正帅，也就是大元帅，小平挂副总司令，也就是副元帅，我们一正一副。”（毛泽东《关于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文献汇编》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毛泽东还指出：“小平同志呀，你挂帅了，你是总书记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也是我的总书记，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嘛。”（引文同上）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和柯庆施等中央领导多次提出：“大政方针决策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小平负责办，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少奇，第二是小平，中国只能有一个核心
，权力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那就是中央，中央具体的小平和书记处抓。”（引自《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一九九二年版本）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组织上给予书记处更大的权力，四月间，
中共中央成立五个领导小组，即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
，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小组
具体工作归口管理中央书记处，这就是说以陈云、彭真这样的党内老资格也要对小平请示工作，至少先报书记处和邓小平知道。
而这五个位高权重的小组从组长到一般组员的名单都是毛泽东责成小平拟就，稍后，毛泽东除了提出增加谭震林为财经组副组长
、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外，无一增减。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目为《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报告，此前写就一文题目是《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泽东送邓小平阅：
小平同志：
我写了一篇小文，请你斟酌，如觉可用，请下发给与会同志
，望告。
毛泽东
1958.12.1
上面我们提到，毛泽东自己说过对书记处及其负责人行文用平咨
，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在1956.9.28日选举产生的八届中央书记处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原来中央秘书处的主要成员基本都被囊括进入了新设立的书记处
，而书记处本身也囊括了我党高层的所有实力派人物，其后，补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成员，国务院彻底被架空，新成立的书记处成了当仁不让、不折不扣的党内第一内阁。翻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中央有关指示，抬头一般都是：请刘、周、朱
阅，交小平办。（以后增加了林彪），而毛泽东在主管经济的会议上一般这样提及邓小平和周恩来，毛泽东说：“小平、恩来是
经济方面的军师，你（指的是刘少奇）要和他们都沟通意见。”
小平在前，恩来在后，可谓意味深长，更为主要的是，书记处已经全然按照毛泽东预定方针进入中国政治决策层的快车道了。
读史札记（99）－毛泽东权术面面观之书记处兴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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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说到文山会海的事情，殊不知，一个文件，一个会议都是主导权力和行使权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共八大之后，书记处
就把这两个重要的表现形式一直抓在手中。
毛泽东曾经比喻政治局为医生，书记处为护士，而邓小平便是不折不扣的护士长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共中央文件的统一、固定的模式就是经过邓小平同志之手亲自修订的，而说到开会，原来
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会议，在八大之后多数责成书记处办理
，邓小平在1956年到1959年成为中央一级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持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召开的那次特殊意义的会议，本来也是由小平主持，然而因为邓小平不慎把腿跌断，改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主持之初就说过：“小平不在，我来主持，是主席
同意的，以前都是总书记点将，现在我来为他分劳。”
中央书记处不同于旧的中央秘书处的另一处，就是书记处直接插手国民经济以及党团领导，新的中央书记处下设二十多个具体办事机构－－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从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开始到候补书记胡乔木截止，书记处成员基本都兼任具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以后李先念、李富春补选为书记处书记，又为他们
具体增设了办公室。这样一来，国务院等于形同虚设，凡事都要请示书记处才能办理，而书记处也不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
党务、政府、军事、民政、文化、财务等一系列领域中之于中央的名符其实的“总参谋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之后，书记处几乎取代政治局，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之下的统帅机构。
邓小平能够在后来领导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并且完成中国政治走向开明化、改革化的重要转变，实在是得力于他主持书记处十年所积累的政治班底。毛泽东评价邓小平作风强悍、果断、公道、周到并不为过，小平初到中央，没有带一兵一卒，正是秘书处、书记处的工作让更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认识了邓小平的品格
、能力，并且主动向他靠拢。包括一开始他主动攻击的刘少奇在内，而后像胡乔木、罗瑞卿、杨尚昆等人主动折服于小平的统帅能力之下。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当着康生、彭真、罗瑞卿等人的面公开说：“他们几个（指的是杨尚昆、罗瑞卿、胡乔木）都被
小平给招了安了。”尽管毛泽东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这番话的，
但是，事实确实如此。不仅杨尚昆等毛泽东身边的人，即使是诸如彭真、王稼祥、陆定一这些资历上比小平还要高出很多的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下公开称赞邓小平的政治能力和组织手段。陆定一在一九六零年时对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参加者说：“小平同志抓文艺也是很有一套的，他脑子灵活，主意多，还能紧跟时代，我们这些人都比不了。”以刘少奇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著称
，以抓经济擅长的薄一波也说过：“小平铁面无私，经济工作上
言简意赅、句句到位，不说外行话。”
我们都知道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受到来自外国的所谓的“贫油论”的压力，中国原油基本依靠进口，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
毛泽东请邓小平亲自挂帅，邓小平当时负责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
－－钢铁和石油，小平同志果然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连续到玉门、成都等地考察石油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随行者后来回忆邓小平这次考察用了艰苦卓绝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石油部部长是上将李聚奎，李是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老部下，然而因为作风保守、成绩平平，小平主持石油领域工作后，第一个罢免了的部长级别的官员就是李聚奎，调令下达的那天，小平亲自找李聚奎谈话，小平说：“石油问题不解决，党中央睡不好，毛主席也睡不好，全国人民也睡不好，将来恐怕子孙万代也睡不好，我们总是躺在外国人身上，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人。”就这么几句话，简单干脆，李聚奎将军给小平说：“请总书记放心，李聚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党
建国初期之所以能够从敌人的层层围困和封锁中杀出一条血路靠的就是这样高风亮节、顾全大局的将帅。随后，邓小平点将余秋里，并且明确的指出：“东部的基础比西部好，不能总是钉在西部拔不出来脚，天然油是中国以后的关键，虽然也要搞人造油。”适时，中国人造油比例比天然油大的多，国务院很多领导都倾向于搞人造油，邓小平力排众议，打出天然油的牌，连毛泽东听说了都道还是小平魄力大，这个指示就是中国新石油工业史上著名的“居仁堂指示”。余秋里和石油部新任的领导班子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于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打出了代号“松基三号”的天然油井，而后遭遇建国十周年大庆，报请中央批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同镇后改名为大庆，成为中国石油工业城的著名代表。而后按照小平的
东部开发精神，中国石油工业迎来了大会战、大进军、大转折的年代，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记者袁木、范荣康（电影演员梁天的父亲）写了著名的报道《大庆精神大庆人》，打响了中国工业学大庆的第一枪。小平一生几次到大庆参观、考察，
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继大庆之后，小平又同时抓了武钢、攀枝花钢铁公司上马的大问题，对于攀枝花，毛泽东曾经忧心忡忡的说：“攀枝花搞不起来
，我是死不瞑目，你们不去那里，我是骑着毛驴也要去，那里不通车我就骑马去，那里缺钱就用我的稿费去建。”邓小平三下攀枝花、两走武钢，为新中国的钢铁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通过石油会战和钢铁会战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对于邓小平的经济主导能力都是刮目相看，周恩来、刘少奇多次表态说小平抓经济很有成就。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我们党经济战线上又出了一个大军师，那就是小平，以前我们有总理、陈云、一波、先念
，现在又多了小平。算得上五虎大将了。”而在具体负责经济的
过程中，邓小平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人都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邓小平虽然不是军委主要成员，然而他作为书记处一把手，通过
黄克诚、谭政、罗瑞卿等人加紧了同军队的联系，特别是在抵制林彪六十年代初发起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政治风波里，邓小平坚决的站到了真理的一边，和林彪做了顽强的斗争，也是从这时候起，罗瑞卿等军队主要领导开始向邓小平靠拢，就在罗瑞卿被陷害之前还在和小平打牌聊天呢。
主抓党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邓小平和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安子文等人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彭真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远要比小平的资历深得多，可是，他对邓小平的行事作风比较佩服，他说：“小平主管党务、组织工作，是十个指头的问题
，不是说没有错误，而是基本没有错误。”而代表中央和地方对话，邓小平和李井泉、王任重、陶铸、陈丕显等封疆大吏也成了
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李井泉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也是大跃进的倡导人之一，唯独对小平的指示一直不敢马虎，他总结小平的领导艺术就是一句话：“小平不说假话，不说蠢话，不说空话
。”陶铸公开表示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他拜毛泽东不够格，就要拜小平为师。王任重在湖北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优秀的学生，称毛泽东为“兄长”，可是他说，小平来了说的话就相当于主席说的话，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小平说的话基本思想和主席的都差不多。
我党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曾经说到这样一句话：“个人崇拜，我不仅要搞毛泽东的，也要搞邓小平的
。”可以说，通过三年多的工作、到了一九六零年，邓小平在党内已经和刘少奇并驾齐驱了，成为政治巨头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政治班底也就此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一开始选择邓小平作为秘书处和后来书记处负责人的首选人物，这是和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进城之后，
毛泽东曾经就一线二线的问题做过试探，他不很满意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除了路线、方针上的分歧以外，还有就是刘少奇开始主张改变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
在这点上周恩来和刘少奇是不谋而合的，这又是自从延安整风以来，刘少奇首次和周恩来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的地方，因而，毛泽东有鉴于此，才利用高饶打击刘、周，而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和陈云表态时，邓本人的大公无私以及比较坦诚的评价刘少奇又赢得了与会者的赞许，这让毛泽东更加觉得选择小平来作为自己在中央一线的“管家”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对于邓小平的另一侧面，毛泽东显然比较放心，他自己亲口说过：“小平是不抓权的，没有野心。”比较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而言，小平自然是小字辈和后来者，对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只有巩固的份儿，而不会形成挑战与威胁。
果然，在一九五五年讨论农村合作社问题上，刘少奇支持邓子恢
的“唯物主义”观点，不同意冒进，毛泽东指责邓子恢：“脑子
陈旧、思想保守，需要用大炮来轰一轰。”而邓子恢丝毫不退让
，他举了浙江的例子说：“我看农村的事情宁可保守一点也不能唯心。”毛泽东在书记处（常委会）、政治局发动对邓子恢的批判应者寥寥，特别是刘少奇对邓子恢的支持，让毛泽东倍感不快
，于是，毛泽东决定绕开政治局和书记处，请邓小平的秘书处召集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狠批邓子恢，矛头直指刘少奇，而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邓小平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对毛泽东表达了支持的态度，首战告捷，毛泽东对小平异常欣赏，这也是毛泽东决定尽快改组权力机构赋予邓小平更多的事权的开端。
新的中央书记处成立之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亦步亦趋，在五七年、五八年、五九年三年的大的政治行动中，邓小平始终是毛泽东的“急先锋”，反右、反击教条主义
、反冒进、推动大跃进等运动中，邓小平始终走在前列，是毛泽东得力的助手。然而，邓小平不是一个驯服的高级管家，而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政治家，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过左的运动的蓬勃推动，在最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仅积极响应，而且出谋划策，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反对毛泽东的冒进思想，小平和他们都做过一定的斗争，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因为抗上直言被
停留于外长的工作范围之内，挂名总理，事权统一归于书记处，
以周恩来的地位居然要事事请示彭真，除了外交部以外，周恩来
基本都不能作主。邓小平是毛泽东亲手培养的高级领导人，在他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体现毛泽东的思想、精神和风格，出于战争年代的巨大考验，使他坚信毛泽东应该是正确的，这也就是邓小平
一开始紧跟的主因所在。
张爱萍曾经回忆道：“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很深的，
对于他的主张基本都是盲从的，为什么啊？从历史上看，很多次
毛主席都是少数派，我们都认为一定是毛主席错了，结果事实证明还是毛主席对了，从井冈山开始就是，后来就成了习惯了，凡是毛主席说的话办的事都是正确的，都是不能怀疑的。”张的这番话其实同样作用于邓小平，然而，通过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和国民经济走向几乎崩溃的边缘时，邓小平开始反思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宋任穷等人去医院看望邓小平
，向他传达庐山讲话要点，邓小平竟然对宋任穷他们说：“彭总这个人战争年代还是有功的，这点不能抹杀。”邓小平没有像以往那样对毛泽东的看法表示无条件的赞同，反而唱起了反调（毛泽东在庐山基本否定了彭的一生）。次年，乒乓球选手荣国团获得世界冠军，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则说：“打赢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打输了了呢？难道要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他不再出任国家主席请政治局常委们讨论一下国家主席的人选，当时几位常委都不说话，事情是明摆着的，毛泽东之下就是刘少奇，国家主席显然是应该刘少奇来做的，然而，毛泽东并不点刘少奇的名
，周恩来刚刚受到批判也不便说话，朱德、陈云、林彪也不肯表态，于是，邓小平一马当先的说：“都不提，我提！”至今保留在中央的文献和会议记录中的就是这五个果断的字眼，都不提显示了当时微妙的格局，而一句我提表明了小平的鲜明的政治性格
，毛泽东所说的“公道”一点再次得到了验证。大跃进失败后，
由于共同的责任把刘邓二人紧紧的绑在了一起，二人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手抓恢复稳定，一手反击毛泽东、林彪等人的“个人崇拜”，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文革之前的调整、巩固、稳定、提高的悲壮的政治话剧。
刘邓的联手在六十年代一起在一线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进行了高度的复苏，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做法开始进行了侧面的抵制，他在给共青团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总之，我们现在是不能说路线错了就是了，不过我们有些说不起话了，现在是党团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方方面面的都很紧张，物质供应跟不上去了，老百姓自然要说怪话要骂娘，你还能不让人家骂？人家心里有气就要骂出来。”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差不多还要一段时期才能恢复。”一九六一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首先揭了盖子，指出这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了，也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很可能是
倒三七开，错误七分，成绩三分，没有什么天灾，只有人祸。邓小平接着刘少奇的发言，严厉的指责了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灾难
，整个会议上，毛泽东开始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自我批评的话，
陈云不讲话，周恩来、朱德很少讲。林彪别有用心的吹捧毛泽东
，只有刘邓敢于把真相直接披露给与会者，根据邓力群等人的回忆，当时会场群情激昂，气氛很热烈，大家纷纷插话，毛泽东后来一语不发，一直在不停的吸烟。会议的第三天，会场中居然出现打倒毛泽东的反标，而作为最高当局的毛泽东破例没有让追查
，七千人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终于表态，他说：“我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官当的大了，不作调查研究了，总之，错误在我，不论直接的，间接的，再说一次。”
【原创】读史札记（100）毛泽东权术面面观之书记处兴废（下）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16 18:34:26
刘少奇原来虽然名义上是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但是，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军委他自然指挥不动，国务院又是周恩来在管，所谓主持工作唯一发号司令的总指挥部书记处负责人又是邓小平，
所以，刘少奇一直是挂名的二把手，那时候毛泽东的亲信第一是小平，第二是林彪，我前面提到的刘少奇的庐山讲话中那段，他提议搞除了毛泽东以外两个人的个人崇拜，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则是林彪，可见邓、林二人那时候的显赫地位了。然而，当小平一旦站到了刘少奇这面时，毛泽东的权力天平大大的失衡了。
邓小平从八大之后就开始包办中央的主要工作，没有一份中央的文件、指示不是出自小平之手，所谓大政所出、内外兼统，小平对毛泽东逐渐疏远之后，权力也开始对毛泽东逐渐疏远了。
毛泽东预感在中央说话已经听得不多了，开始启用林彪这张王牌
，而林彪蛰伏多年也是为了等待这样的机会，毛泽东和林彪自然也是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六零年，林彪就逐步布置对毛泽东的宣传和崇拜，在军队里面开足马力，一再鼓吹活学论、紧跟论、顶峰论，要求全军上下背警句、带着问题学，什么三八作风、立杆见影等都出现了。而针对林彪的举动，刘邓给予回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天津近郊的火车线上毛泽东专列上召开的著名的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能和马列主义分裂开来，毛泽东思想是继承、发扬马列主义，现在只提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就不对，偏了。”邓小平第二个发言：“只提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国际上被动，而且也不符合主席的一贯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不是对等和对立。”周恩来第三个发言：“现在宣传明显偏离轨道，一个庸俗化，一个片面化。”朱德、彭真都接着响应，邓小平指责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林彪同志报告上写主席并中央，这是不对的，主席和中央不是并列的。”毛泽东不得不出面打圆场，说是秘书搞的，林彪不知道事后和他说了。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而不是林彪所说的什么顶峰，毛泽东被迫同意把这次讲话下发司局长一级干部，次日，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就在中央天津会议上讲了出来，此为著名的“天津讲话”。
林彪宣传毛泽东，让《解放军报》登出毛泽东语录警句，邓小平
给罗瑞卿下达命令，要限制这种做法，黑龙江省委上报中央书记处关于单独开印毛主席语录的报告中，邓小平批示：“永远不变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某一个人，记住这一条，就是犯了一万条错误也打不倒。”随后，邓小平在胡耀邦的邀请之下在共青团中央讲话：“毛主席什么时候也没有说过他不犯错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没有的。现在动不动就不让人说话，有人喊了打倒毛泽东，你为什么不让他说？他说了你就知道还有人要打倒毛泽东
，这不很好吗？总比不知道要强的多！”邓小平还针对毛泽东办大食堂的做法多加责难，邓小平说：“吃食堂就是社会主义，不吃就不是社会主义？吃不吃要群众自己决定，怎么能强迫呢？”
谈及毛泽东最拿手的群众运动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什么都是一拥而上，都搞群众运动、政治运动，最后就是麻木不仁了。”
作为毛泽东的另一亲信林彪则继续大力吹捧毛泽东，他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公开提出要到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总政副主任梁必业
就不同意林彪的说法，他和罗瑞卿、罗荣桓、邓小平反映说：“
这种提法就不科学，什么叫在毛主席语录中找答案？难道夫妻吵架了也要到毛选中找答案吗？主席的思想是政治思想，不是百科全书。”邓小平坚决支持罗瑞卿、罗荣桓、谭政对林彪的抵制工作，一九六一年军委常委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首先质疑林彪的活学活用论，他指出：“我们不能像有的和尚那样把木鱼敲破了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背警句就是教条主义，不能用教条主义解释毛泽东思想。”同时，他还提醒林彪不要提什么带着问题学，林彪开始问在哪里，梁必业给他指出来之后，林彪不高兴的说：“不好，就拿掉嘛。”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邓小平以书记处的名义支持了罗荣桓。
林彪早在天津讲话之后就摸透了毛泽东的意图，所以，天津讲话半年之后林彪就提出高举、紧跟一类的标语口号式的的顶峰论，为了排除障碍，林彪把谭政抵制三八作风一事捅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拿掉谭政。众所周知，罗荣桓、罗瑞卿、谭政、萧华是毛泽东在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四大金刚，谭政从井冈山时期就忠心耿耿的追随毛泽东，一直惟命是从，而此时，毛泽东为了给林彪的个人崇拜的制造让路，率先同意林彪打倒了谭政。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因为吹捧毛泽东而受到毛泽东“看过此文大为高兴。”的赞扬，其后，毛泽东在有关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的问题上再度支持林彪，称四个第一为发明创造，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同林彪、贺龙等人谈话时指出林彪的提议三八作风使得军队的政治工作上了新的台阶。与毛泽东、林彪相反的是，邓小平、罗瑞卿一再对毛泽东的个人无限的吹捧表示了积极的对抗，罗瑞卿以军委秘书长名义禁止军报在报道毛泽东时加上天才一类的字眼，避免庸俗化毛泽东。同时，罗瑞卿在小平的授意下
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普通读本，罗瑞卿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讲话时
指出：“干部战士不能只读一种书，要读很多书，要懂很多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都要读。”林彪对于罗瑞卿的干涉大为不满，种下了日后清算罗瑞卿的诱因。
平心而论，在这场关于要不要个人崇拜，要不要崇拜毛泽东的争论中，邓小平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步的，也是符合当时历史进程的。因为毛泽东自从五八年之后指导思想逐步向左滑行，他的很多错误言论和思想导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应该积极总结毛泽东的教训，而不是讳疾忌医、王顾左右，毛泽东本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和封建思想作祟，错误的以为一线的领导人的调整是针对他本人来的，错误把个人的得失凌驾于全党乃至全国、全民族之上，利用林彪的投机取巧、逢迎钻营打出一张又一张更加左倾的牌，让国家进一步向
巨大的漩涡中跌落。在这点上，毛泽东自然要负有绝大的责任，
而林彪迎合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也逃不脱历史对他的惩罚。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政治蜜月时期，毛泽东对小平赞赏有加，就连小平呈送的报告，毛泽东也称之为：“如同吃了冰糖葫芦一样舒服。”而后，随着政治分歧日渐加深，二人也是渐行渐远，终于导致第一次分手。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林彪的抵制，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看出来，不过在一九六一年的中国最大的事情是把经济抓上去，让老百姓从饥荒的边缘爬起来。所以，毛泽东暂时容忍了邓小平的一些“出格”的言行，同时鼓励林彪的做法。而在小平来说，除了把经济工作纳入正轨，还要极力反击林彪的个人崇拜，
自然也不可能不触及到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三月，毛泽东在广东布置关于人民公社的工作会议，邓小平也在北京召开同样的一个会议，毛泽东让人给小平知道请全国各大区都要到广州开会，然而，邓小平只是让三南（中南、西南、华南）的同志去参加广州的会议，而东北、华北、西北的都还留在北京开会，对于邓小平的大胆抗上，毛泽东第一次龙颜大怒：“这是哪一个皇帝决定的
？”虽然后来大家都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去了广州开会，可是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邓小平却是姗姗来迟，用文革中陈伯达的话说：“邓小平藐视毛主席，一路游山玩水的，最晚到的广州。”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最为看重的所谓“鞍钢宪法”一事交给邓小平布置完成，小平以“不是重点”为理由搁置不办，同年起草与苏联论战的稿子，本来邓是中苏论战的总指挥，可是毛泽东偏偏要陈伯达在杭州另起炉灶，最后逼迫书记处认可。邓小平并不示弱，稍后在四清运动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少先队应该按照村民组织建制，而小平一票否决了毛泽东这个奇谈怪论，还是“要建在学校好，学校更加了解学生。”对于毛泽东过左的文艺指示，邓小平更是拖着不办或者干脆不办，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汇报工作，邓小平劈头就是一句：“你们这个不行，那里不行，干事的都是一堆毛病，看事都成了好人了？都十全十美了？”吓得杨永直不敢吭声。
不仅针对毛泽东，邓小平还针对林彪发起的种种造神运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挂帅”，邓小平就在书记处会议上说
：“有的问题要搞清楚，不搞清楚就提出什么挂帅的事比较草率
。”邓小平鼓励干部群众多多学习，他说：“不是毛主席创造了马列主义吗？不看别的书你怎么知道创造了什么？只看毛选，只会背雷锋日记不是又红又专。”
由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分离转而和刘少奇结合，使得毛泽东顿感大权旁落，一九六二年，庐山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小平再度提及公社的错误时，毛泽东气急败坏的打断邓小平的话说：“这几年错误就那么一点，谁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然而，不论毛泽东怎样发火，不争的事实是刘邓在六二年之后领导经济出现的奇迹，从包产到户的讨论到退赔农民，从钢铁扩张下马到均衡发展，国家的经济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复苏，商店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副食品供应不再紧缺，总之，人们越来越对调整的信心充满了向往，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刘少奇不再是少奇同志，而代之以刘主席。
毛泽东一生从事政治斗争，深知权力下移的危害，何况他本人当年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他不能允许独立王国存在于他的身边
，因此，毛泽东开始寻找一切机会打击刘邓，林彪、江青等人炮制的座谈会讲话、《海瑞罢官》的要害等都陆续出台了。而毛泽东自己一手创立的书记处反而成为限制他自己活动的工具，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所以，文革第一回合的打倒彭罗陆杨事件，四人无一不是书记处成员。为了取得林彪的全力支持，毛泽东不惜
放弃罗瑞卿、贺龙，而彭真之被打垮使得书记处处在半瘫痪状态中，因为书记处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
邓小平在文革风暴前夕并没有表现六神无主，批斗罗瑞卿的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小平不仅不主持，还利用看望罗瑞卿的机会向罗瑞卿夫妇问候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总之要站稳立场
才对。”批判陆定一时，邓小平说：“陆定一文章写的好，总是带点刺。”而窃听器事件出来后，对于杨尚昆的批判，邓小平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始终一言不发，看着天棚。江青后来骂邓小平是袒护杨尚昆的“总后台老板”。
毛泽东所说的邓小平的强悍就在于邓小平一般不作轻易的妥协，不作无谓的检讨，这和刘少奇一打就垮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毛泽东对他看重的地方之一。林彪曾经形容过邓，林说：“邓这个人是一只真老虎，不是死老虎。”即使是这样，毛泽东还没有放弃“挽救”邓小平，他让小平和林彪去谈一次，他希望小平和林彪能够携手共同领导文革，不过，邓和林都是赋性强硬的人，自然不可能完成毛泽东的期望，而文革之际，毛泽东只能选择林彪，因而，邓的被打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王力晚年回忆毛泽东对他讲：“林彪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让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毛泽东对邓的能力的留恋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这也造就了邓的东山再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书记处名存实亡，中央文革代之而起，陈伯达成了名副其实的“总书记”，然而，毛泽东真正准备使用的还是张姚之流，尽管如此，江青还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主席要你们把文革小组当作书记处看待。”可见，毛泽东不是不需要书记处，而是需要一个听话的书记处。
九大上，中央文革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八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书记处暂时划上了句号。
【原创】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彭德怀策略失误谈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17 11:34:02
第一次庐山会议离今天已经有四十五个年头了，虽然说四十五年也是弹指一挥间，可是留给我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及其他的需要领悟的遗产实在太多，每年到了夏天这个时候都不免想起四十五年之前的那个风云际会的日子，觉得真是应该仔细的给那段历史一个很好的侧面回应，于是，就想起了写这篇《庐山会议四十五年
断想》的小文。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七月上庐山之前还去了家乡一次，游泳于湘江和韶山水库、青年水库，扫墓、祭祖，做了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总之是兴致很高。
上了庐山以后兴致也不低，庐山会议当时被称作是神仙会，上午读书、学习文件、讨论，晚上娱乐、看戏、跳舞，午饭、晚饭都是布置的很好，北京的厨师也叫了几个去，汪东兴当时在江西锻炼，对毛泽东的起居关注的很是到位。七月二日，毛泽东点了江西的赣剧《思凡》、《惊梦》和《悟空借扇》，还写了李白的诗
一首说明是送给庐山诸位常委同志的，李锐、田家英、陈伯达、康生还畅游含鄱口，董必武、朱德、陶铸唱和毛泽东的庐山一诗
，十六日之前是天下大好，没什么波澜。
毛泽东后来专门找了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人晚上谈心，毛泽东说这是湖南同乡会，可以有话直说。小舟就提出很尖锐的话题说是大跃进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自己还笑了说，四十岁之前火气很大，自己一直以为自己的是正确的，现在还有火气，
不好沟通。李锐建议以后经济还是请陈云挂帅，主席抓大局，毛泽东同意，说陈云好似三国的郭嘉，还说了曹操赤壁之战后的讲话是国难思良将，就是说郭嘉的。毛泽东自己也说：“放炮不好
，可是自己也有难处，我说了个人民公社好，报纸就给捅出去了
，也有难处。”同时毛泽东还自我批评说：“我这人是敢想敢干
，不信邪、不怕鬼（以前他说李锐怕鬼，鬼是指的李富春），可也是唯心主义多一点，邓子恢说我唯心，他不一定唯物，我是唯心一点的，王鹤寿抱怨曹营之事很难办，也有道理，真理并不一定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七月十一日晚上的谈话，李锐说毛泽东
做的自我批评比前几天大区组长会上说的还多还恳切，没有任何引蛇出洞的意思。
现在看彭德怀，彭德怀原来不准备上山，为什么呢？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当着李井泉、柯庆施等人的面说彭德怀恨死了他，
此前一年，彭德怀和周恩来一起要求辞去自己的职务，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保留了名义上的总理，专管外交，而对彭德怀就说了一句狠话：“给你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满足吗？”彭德怀和黄克诚说，主席这人犯了错误就说是别人干的，自己什么事都没有，总是做好人，我和他谈不来，不想上山了。黄克诚不同意，
他说你不上山，主席意见更大，主席谁不批，从少奇到总理都没少挨骂，可不能怕挨骂就不开会了。彭德怀自己回忆说，后来他想即使自己完了，还有黄克诚做国防部长，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庐山的途中，彭德怀对沿途老百姓的疾苦就有所感触，吃饭不吃说：“老百姓都饿成这样了，你们还有心吃饭？”说的政治局、书记处的几位领导都不高兴。
彭德怀发表自己的看法本身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关键在于他的策略上的失误，现在回想起庐山这件事，一切的症结都在这封信上面，彭德怀见毛泽东面谈，毛的警卫人员说毛睡了，彭德怀就走了，朝鲜战争时，彭德怀也有闯进去的经历，现在却没这么做，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如此，回去后和秘书王承光交待要写信，王说还是等王主任（王焰）他们来再说。彭德怀不同意，就是口述一封信，后来不连累秘书就说是自己写的。彭的这封信有几个地方刺激了毛泽东，像小资产阶级狂热、处理经济问题没有处理西藏问题那么得心应手等，毛泽东自己说过：“搞经济就那么难？比打仗还难？”彭直接把这样的说法从信上就给否定了，毛泽东一直把王明他们比作小资产阶级狂热，现在彭把矛头对准了毛，毛当然光火。七月十四日，交给毛泽东秘书高智，两天后，事变就发生了。
黄克诚后来和彭德怀说，你跟了主席多少年，为什么还不知道他的习惯，有意见当面提，不能背后讲，错误要当面说，不能写什么信啊、文件啊，主席一看你写信就认为你是有目的了。彭解释说怕当面说不好，自己脾气大，主席脾气更大，说不好就吵翻了
。黄克诚说吵翻了也就是你们两个人知道，写了信就是很多人知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我是给你个人写的信，怎么印发了？毛泽东则回答你也没说不能印发啊。彭很生气，在自述中写道：“
本来是供他参考的，也写明是参考的，我说你要是讨论、印发也要和我事先说一说嘛，为了避免争论，抑制了自己的感情离开他
（毛）到总理处开会去了。”从这个对话来看，彭显然没有明白毛泽东的为人，毛泽东不是不能反左，也不是不能纠偏，问题在于谁来说这样的话，只能毛泽东自己来说，从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了要反左，在老家时他还很乐观，认为庐山开完会，纠左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了，没想到起了这么大一个波澜。他后来多次说：“庐山我们本来是纠左的，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彭德怀，把会给搅了，于是就反右。”
毛泽东自从一九五五年打倒邓子恢开始，就有些滥用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赋予的他对党内、军内“下最后决心“的权力，以前
同志们之间还是有民主的，特别是工作上的不同看法，可以插话
、反击，后来就不行了，慢慢的成了一言堂，最明显的就是周恩来的例子，周恩来对毛泽东冒进不同意，他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良心上过不去。”毛泽东当时就变了脸色，随后就去了南方，南宁会议朱批周恩来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多次检讨，中央党校派范若愚给周恩来帮忙起草检讨，范写：“多年以来和主席一起同心同德”周恩来一看就不让他写了，说你们太年轻不懂得党史啊，我是遵义会议以后才跟上的主席，这么写不合理啊。周恩来后面为什么那么亦步亦趋的不敢再提反对意见，一个南宁会议说明了一切，毛泽东不再是延安时的毛泽东了。
彭德怀就没有周的这样的好记性，八届七中全会和毛泽东对他的
那番话：“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同盟，我死后，你不要造反，好不好？”明显的是不信任，可是，彭德怀还是出自公心给毛泽东写信，这一方面反映了彭德怀的耿介，一方面也反应了彭德怀的简单。
我们经常说工作方法很重要，这就和战术一样，战略对头了，战术要是不行，也是白费劲，彭德怀等人纠左的愿望都是好的，但是，工作方法上失误了，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纠左，反而给自己
给当时的中国平添了一盆油。责任当然是毛泽东负主要的，而多年之后我们再读到这段历史时就会为彭德怀同志的心昭天日、肝胆相照的精神所感动的同时也为他的一时的考虑不周而扼腕叹息
。这岂止是他的损失，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损失。
毛泽东确实是政治家，他似乎是专为政治而生的人物，他生前说过：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亿万人为之奋斗终身，为之投入生命、热情而在所不惜呢？只有政治。所以，毛泽东喜欢用政治思考一切，他经常喜欢“政治挂帅”、“政治决定一切”，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这根弦始终绷的很紧。这点有利也有弊，特别是后期，毛泽东把一些本来属于工作范围内的不同意见也上升到政治态度和路线认识上面去，搞的左右都不敢对他进行一定说理和辩驳。邓小平在六十年代时曾经侧面的批评过毛泽东这个缺点
，他说：“现在什么都是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别人一说话就说你路线不对头了，路线站错了，还怎么讲话呢？还能听到真话吗
？都是好，不是一般的好，大好等等，都是胜利，那么就在胜利中走向灭亡。古人说兼听则明，什么时候都对。”
左的错误包括像大跃进这样的错误，可不可以谈，都是可以谈的
，但是这要毛泽东来谈，其他人来谈特别是一些在历史上被证明一直和毛泽东有过过节并且错了的谈那就是别有用心了。比如后来的文革的错误，邓小平转了清华的刘冰的信，毛泽东就不高兴
，他就说性质变了，而他自己对文革也有批评，一个是否定一切
错了，另一个是全面内战错了，仅此而已。其他人像周恩来纠左
，毛泽东就不同意，批林彪还是极右。而这种倾向在庐山也就是很明显开始了，只是注意的人不多，彭德怀等人自然没有注意。
在彭德怀的话出来之后，毛泽东一开始没有把问题上升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至少没有把他看作是路线斗争和右派的反扑，倒是黄克诚和张闻天、周小舟的讲话之后，毛泽东疑心大起，开始重视这件事了。
先说张闻天，张是五九年四月参加华约组织与中国外长会议期间
与彭德怀搭乘一架飞机的，他们先后都谈到了国内的大跃进，而后彭德怀就大跃进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内党的威信高，人民好
工人也好，农民好，要不然都上街，红军可没有那么多的。”这是他参观了当时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小康水准之后的感慨。张上庐山之后就住在河东路177号，和彭德怀的176号是邻居，张闻天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八个半的主力，在瑞金时期，他公开写文章炮轰毛泽东，还给毛起外号叫加里宁（按：加里宁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一个摆设，而毛泽东当时在瑞金也是摆设），后来张闻天还把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拿了过来
，虽然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一直拥护毛泽东，不过二人的摩擦仍旧不断，张名义上是总负责，黎平会议上张闻天讽刺毛泽东拿架子，毛泽东一气之下走了，张说他要走就走，这件事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后来张给毛泽东道歉承认毛泽东军事指挥地位，并且通过决议，毛泽东为“党内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张
闻天从不搞阴谋，有话说在当面，不过很刺耳，毛泽东对他意见一直比较大，给张闻天写信就说：“你的毛病很大，我对你进城以后一直不太满意，恩来他们也不满意你，你是书生气十足。不懂实际。”张确实是书生气十足，他明明知道毛泽东讨厌的就是给三面红旗泼冷水，可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反映事实，而且他挑选的时间就是毛泽东下令讨论的七月二十一日，也就是黄克诚、李锐发言之后的第二天。张闻天讲了15000字数的稿子，柯庆施几次打断他的讲话，和他对立，张闻天还是不停止，柯庆施也没办法了，最后就说，闻天同志（当时叫张为洛甫）很好，都把问题讲了出来，散会吧。
张闻天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天职把党的错误反映到了桌面上，本来不应该受到责难，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张闻天是和彭德怀穿了一条腿的裤子，在历史上特别是华北抗日时期的旧帐因而被翻了出来，七月十七日，毛泽东请李锐、周小舟、田家英、胡乔木吃饭，毛泽东说：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上发个了小册子，反对我们
洛川会议游击战，让王明高兴的不得了，拿去印了一堆作为宣传的样本。当时谁也没有领悟到毛泽东的这番话的真实意图，事后李锐说毛泽东其实是在点他们几位，不要和彭德怀搞到一起去，后来的发展证明毛泽东的确是这么想的，而这几位秘书也确实没有明白毛的良苦用心，多少都和彭德怀搞到了一起。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让印发彭的信，十七日说出彭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已经把历史上和彭的不愉快联系到了现实中来，张闻天一出马问题更加严重，毛泽东本来就不满意小组会上对彭的信的评论，那时候有相当多的人还是赞同彭的看法，比如山西的陶鲁茄
、湖南周小舟等人，现在张闻天出现了，毛泽东自然把他们看作是一起的。带着目的来的。十七日，毛泽东让黄克诚上山，谭震林一见黄克诚就说，你是我们的救兵，我们请你来是和他们（彭德怀）对着干的。黄克诚说，我不是救兵，我是反兵。这句话后来也成为黄克诚攻击中央的黑话之一。黄克诚批评了彭德怀鲁莽之后和李先念谈了，李先念也说，主席面前不好说话，听不进去
，不要说知无不言了。
黄克诚跟着就讲话，十九日放了一大炮，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书记处书记同时对三面红旗有看法，再加上一个前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终于坐不住了，二十三日，前秘书周小舟又是
一顿炮轰，毛泽东断定是有组织的，毛生平最反感、最忌讳拉走他身边的人，他对小舟期许很深，直到后来还希望小舟不远而复
，可是现在一个跟头跌进了彭张的怀抱，毛泽东的心情究竟怎么样是不难猜测的。再有一个黄克诚，黄是毛泽东的亲信大将之一
，毛泽东对他不同于萧华、罗瑞卿、谭政，因为后三人多是传令兵，用毛的话说，喝酒碰杯还行，研究问题就要找黄老了。黄克诚是第一个建议抢占东北的我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很好，觉得他见识不一般，比聂荣臻当总长强，仅在林彪之下。即使是后来黄克诚下台，毛泽东在天安门还要找黄克诚，见了黄克诚还问他回不回军队继续干的话，而彭黄张周四人彭德怀惨死，
张闻天也惨死，周小舟自杀，只有黄克诚幸免，内中也不是没有
缘故的。这也是黄克诚晚年仍旧对毛保有一番别有滋味的感情所在。
然而，当时在庐山上，黄克诚和彭德怀住在一起，还一起说怪话
，黄克诚不仅否定人民公社还说上山是为了说缺点的，要是说优点还有什么可说的，张闻天也说，这么批判以后还有人说真话吗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反击，晚上几位居然跑到一起去诉苦，被罗瑞卿看到了，于是军事俱乐部产生了。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都是披肝沥胆的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来为彭德怀讲话，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背后的复杂
，也没想到会把他们几个人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张闻天给陈毅打电话说不能回北京了，犯了错误了，说了真话。陈毅在北京说那有什么，说真话本来就应该说，错误就是要讲。张闻天后来
讲陈老总哪里知道这错误是多么的严重，可见，当时很多人都认识到毛泽东所领导的大跃进的错误所在，只是具体的说出来的还是很少，像彭德怀这么讲的更少。
李锐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就说大家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主席把问题又复杂化了。简单的是策略，复杂的是政治。如果对彭的讲话低调处理或许能够避免后来的大起伏，如果张闻天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指出大跃进的弊端或许能够让庐山会议最终走向平静，然而如果成立的话，我们也就看不到那几位的铁骨铮铮、为民请命的悲壮的一幕了。
【原创】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毛泽东力保田家英探求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19 19:42:39
庐山会议期间，田家英因为和李锐、胡乔木议论毛泽东而被指责为右倾，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才得以平息这场风波，这件事多年以来被看作是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眷顾，而一些描写这段历史的文章也夸大田家英的“可怜”，而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化，拨开庐山会议的重重历史迷雾，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单纯的发生在毛泽东和田家英两个人身上的事，更多的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的黑洞。
田家英在上山之前就在途中和李锐等人议论毛泽东，开始还是小范围的，上山之后胡乔木、吴冷西、康生、陈伯达都参与进来，包括康生在内都说过对毛泽东不利的话，周小舟、周惠说的也比较多，不过周惠讲的都是一些文件上有的结论，出口相对谨慎，这也是毛泽东后来为什么说周惠“他不是那个俱乐部的，只是沾了一点边而已”。七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锐、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四人去看明代王阳明的字碑，田家英写了一个“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对联，这是大家当时心里上的一个共同写照，自然也说了很多，陈伯达也不例外。八月十日的会议小组会上因为黄克诚误以为李锐被罗瑞卿带到会场是由于李锐已经供认了二十三日晚上在他住处（黄克诚）说的毛泽东是斯大林晚年的话，所以，抢先把这个话说出来了，于是，会场大乱，群情骚动，会议的热点立刻沸腾，以后斗争不由自己的升级了。
八月十日揭发李锐和田家英的“危险的谈心活动”。李锐把错误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还主动写了一个《关于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扼要交待》材料出来，其实，田家英除了和李锐提到他将来离开中南海要和毛泽东说的那著名的三句话外，还提到了一个
给毛泽东写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这副对联直到文革后才由李锐说出来，否则田家英的问题还要严重一些
。不料，李锐的这个材料没有保住田家英，八月十三日周小舟写了一个交待自己“罪行”的信，里面披露了田家英的部分讲话，
矛头直接对着毛泽东的。
然而，正当小组会上准备对田家英动手时，毛泽东批复周小舟的
文字来了，毛指出：“这封信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想把几个秀才划到他们的圈子里面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次日，毛泽东
让杨尚昆去各组传达他的指示，不要纠缠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自己知道，出人意料的把这件事给平息下去了。下山前为了表示给吴冷西打气，还让吴写一个
材料配合总路线作为社论。
现在看来，毛泽东与其是保田家英，不如说维护自己的权威，作为最高领袖，身边人的背叛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周小舟、李锐
、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除了江青、叶子龙两个无足轻重的以外，新老秘书一起披挂上阵来反对老主公，可见主公的政策和影响了，这是十足的“内讧”，毛泽东一向反感外人拉拢身边人
，症结也就在于他的秘书知情太多，一旦反目炮弹是大把的。从后来毛泽东“保护”杨尚昆的“最高指示”看尤其能够说明这点
，即便是对周小舟，毛泽东也是一再的争取，直到后来确认小舟
已经不能“不远而复”了，毛泽东才下决心说了这样一番话出来
“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你看不见。”此前八月一日毛泽东还引用南北朝的名篇《与陈伯之书》里面的话（诸如
不远而复、迷途知返等）来激励小舟站过来，对小舟做过最后的不同于其他人的努力，虽则努力失败。
从彭黄张周的结局看（另有一篇专门提及），小舟也是最惨的，
死于自杀，也是死于我党的“圣诞节”的前夜（公元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之前，远处北京的田家英已经先行一步了
。毛泽东的几大秘书，田家英自杀、周小舟自杀、陈伯达被捕、
江青自杀，多数下场不好，说来也许不是巧合吧。
【原创】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彭德怀和林彪一桩历史公案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20 08:41:54
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时，林彪意外的针对会理会议上的旧事做了一番解释，一件隔了二十四年的往事为什么林彪要在庐山会议那个不同一般的历史背景之下做一个澄清呢？
一九三五年长征途中，林彪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之以彭德怀，这件事引起了比较大的骚动，中央不得不在四川的会理城外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
批评林彪：“你还是个娃娃嘛，你懂什么呢？”而对彭德怀则大加指责，彭德怀尽管做了很多的解释工作，毛泽东仍然不予释怀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再次提及此事，而庐山总清算时自然更不能忘记，这时，林彪出面澄清这件事彭德怀事前并不知道，是
他自己写给中央的，对于这件事彭德怀似乎比较感激林彪，在一九六二年给毛泽东的万言书中还对此做了一个说明：“林彪同志庄严的宣布那件事和彭德怀同志无关。”
写信的林彪虽然也是红军高级将领，但是他和彭德怀的当时的地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彭德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也是中央政治局为数不多的委员之一，特别是红军长征之后，朱德基本不再指挥军队，彭德怀成为三人团直接赋予指挥权的特殊人物。而且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富田事变过程中，二十军打出拥护朱彭黄的旗号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朱德并不是一个在毛泽东看来有野心的人
，黄公略死的早自然不提了，唯独彭德怀，毛泽东对他一直抱有不相信的态度，这次林彪来信又一次把彭德怀放到了毛泽东对立面上，林彪本人是毛泽东自从上井冈山之后一直刻意培养的将领之一，毛泽东对他尽管比较恼火但是还没有把林彪的动机上升到政治路线上来，而对彭德怀则比较不同，遵义会议不久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事情，这在毛泽东来说当然不能小看。
现在我们回顾会理会议时，通过当时的一些记录就会发现林彪在会理会议上本来应该主动站出来解释这件事是他事前和聂荣臻商量的，而没有得到彭德怀的认可，据聂荣臻说林彪打了一次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但是，两个当事人都不认为有这件事，林彪自己在庐山上说：“那时候就是我给中央写信，征求过聂帅的意见，聂帅不同意，不署名，我就单独署名了，发出去了??????。”林彪没有在会理会议上做这样的澄清说明，那本来是一个很容易解释清楚或者说很应该为彭德怀澄清的地点和场所，然而林彪没有做这方面的解释，行贿者向来都是被看作有难言之隐的，而受贿者无论怎么解释都要受到惩罚和斥责的。何况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历史渊源。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央布置召开华北地方军队同志座谈会，俗称华北会议，这也就是彭德怀所说的“骂了我二十天娘”（后被讹传成操我二十天娘，毛泽东所以才有操够这句名言）的那次会议
，杨尚昆晚年回忆这次会议时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可想而知，在这次会议上会理旧事自然是重头戏，而此前的整风会议上，会理一事被几位领导同志也提了出来，这其实是华北会议的前兆和伏笔。林彪完全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作出有利于彭德怀的解释，至少说明事情的原委也是可行的，然而林彪始终没有说这样的话，不仅是这次没有说，七大上，林彪也没有说。
而庐山上林彪倒是说了，难道是林彪的良心发现不成？庐山会议上中央几位常委除了陈云、邓小平不在以外，给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的只有一个林彪，八月一日讲话
，朱德刚开口，毛泽东就把鞋抬到了桌面上说“隔靴搔痒”，朱德满面通红不得不住口了，接着林彪就抬出了著名的四点论，这四句话等于给彭德怀定了性，后来这也是公认的仅次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最有份量的定论，八月一日和八月四日林彪在批判彭德怀升温会议上说的最多也最狠，林彪说：“彭德怀是大野心家，总觉得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好名、揽权、出大风头
，要指挥全权，要大场面掌握在手，自己标榜自己是英雄，毛主席才是大英雄，你说你也是，两雄不可并立。写信说不发表，为什么还要写？国内外同时刮风（这点请注意，这是萧华提出里通外国之前最早把彭德怀和外国反华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发言），表面是好意，实际控告书，告党状，动机是个人野心。”林彪还第一次给彭德怀定义为“右倾”八月一日之前，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没有完全定性右倾，林彪在八月四日的讲话中重点分析了彭德怀的信，他说：“他是另一套世界观、路线和政治纲领，庐山是他招兵买马的地方，这次是一个右倾的危险，发展下去及其危险，形成大马鞍，他是我们党从长期看的一个隐患，他个人品质不好，我揭发他就是组织路线上，想大干一番、成大名
、建大业，想功名显赫、死后流芳千古，非常嚣张，总想做一个大英雄，表面看是张飞，其实是魏延。毛主席去年五月说党要分裂说的就是他，脑后有反骨。他字里行间都是反毛主席的，生活表面朴素其实是迷惑人的。”
林彪讲话的要点比较八月一日又进了一步，把彭德怀的问题和个人品质联系到了一起和分裂党联系到了一起，八届八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还专门引用了林彪的大马鞍和分裂党的这部分讲话作为告诫全党的重要讲话。庐山还没有结束会议，林彪已经电告北京军委留守人员布置召开批判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会议，并且亲自给萧华、罗瑞卿、张宗逊等人部署要开成一个扩大会议，扩大的人越多越好。
从上述事实来看，林彪对彭德怀是没有什么具体的需要表示“同情”的地方的，而说明彭德怀会理旧事所为证明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澄清林彪本人和彭德怀历来就是没有瓜葛的，也没有历史渊源的，这是林彪在吃透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对事也要对人的讲话之后自己摸索出来的，说林彪惯于取巧实在没有冤枉他
。不过，用刘少奇的话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林彪在又一个
十二年到来的时候，一九七一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给彭德怀同志安上的种种欲加之罪都成了他自己真实的写真，而彭德怀同志已经永远的活在人民和历史的心中，林彪则遗臭万年了。
【原创】庐山会议四十五年断想－－彭黄张周走下庐山之后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24 15:06:34
其实，庐山的事情发展到后来主要问题已经不在那封信上面了，而是集中火力逼迫彭德怀等人承认反党集团和反毛泽东的同盟，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彻底的把彭德怀搞臭。八月七日，小组会上，彭德怀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如果把毛泽东赶走，我上台，你们会举手吗？说我是野心家，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还不能这么讲呢。”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彭德怀也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组织了什么“军事俱乐部”。
在定调子的八月五日，陶铸以老战友的身份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水平，陶铸信中说道：“你我（指的是黄和他）都是读了一些所谓圣贤之书的人，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一些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给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贞洁’。”陶铸后面直接劝说黄克诚就军事俱乐部问题向中央妥协，按照中央的意思办。黄克诚最后回忆说：“一生最难过的就是在那个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好难签啊。”
张闻天的秘书萧杨同志回忆张闻天后来独自一人坐车到牯岭镇的山中，默默的坐了很长时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本来彭总没有同意她上山，可是后来浦说从来没有来过庐山，怕是这次错过了以后就没机会了，彭就同意了，哪知道浦安修一上山就知道彭德怀犯了“天大的错误”，连风景也没看，直接跑到杨尚昆和帅孟奇那里去了。杨尚昆虽然不满庐山的气氛，可也是不敢胡言乱语
的，只好说了些其他的话来安慰浦。这时候，像杨尚昆这个级别的干部已经知道彭德怀是大难临头了。
八届八中全会开完之后，毛泽东说政治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彭黄张周四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保留，具体职务没有了，会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和彭等人作斗争，口号喊的天响。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说过一句话，毛泽东尽管表示还要继续帮助彭，可是大家都已经看的十分的明白了，彭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毛泽东鼓动人们不要怕沾了彭德怀的边，也是应者寥寥，值的一提的是张爱萍同志，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彭同机，
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
，于是飞机上始终就是彭德怀和张爱萍两位领导人，飞机到济南
临时停靠，张爱萍办事另走，彭德怀在济南宾馆吃饭，其他饭桌上人气十足，只有彭德怀这个饭桌上唯彭一人，没有任何人过来和彭说一句话，哪怕是不必要的寒暄。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布置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任务是开足火力反击彭黄张周，在报纸上彻底的批臭他们的观点，而第二天张闻天还书生气十足的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毛泽东谈一谈，毛泽东把信批发给与会者，便再无回音了。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也是目前为止绝后的），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毛泽东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九月五日开始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钟伟因为300两黄金和处死叛徒的事情和吴法宪、罗瑞卿几乎骂了起来，罗瑞卿不承认自己当初说的话，钟伟就骂他“孬种”，被组织会议的萧华等人暂时给“请”了出去。洪学智表态说不能一概而论，话音未落，就受到围攻，说他是彭的黑干将。
彭德怀被逼不过，气愤的说：“把我拉出去枪毙好了，你们哪一个是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报名来。”萧华、张宗逊揭发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勾结问题，在庐山已经被毛泽东点名了，这次再度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确实和赫鲁晓夫见过面，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下午和晚上，不过当时不仅彭在场，几乎所有的军事代表团成员都在场，还有翻译，彭德怀申辩说自己根本不懂外语，怎么和赫鲁晓夫内外勾结，但是没有人回应。
九月十二日，彭德怀被迫写出了正式的检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这个检讨，他说：我热烈的欢迎彭德怀这封信，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
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九月十二日，在毛泽东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
，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龙、罗瑞卿、萧华、谭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九月二十六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龙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政、罗瑞卿再度被选为常委。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彭德怀交还了元帅礼服、勋章等，离开
中南海永福堂，搬到颐和园东约二里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杨尚昆被毛泽东嘱咐要经常看望彭德怀的生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被安排在中央党校学习，十月一日，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典礼上出现了庐山会议的胜利者之一的林彪的身影，就此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彭德怀通过一段的学习之后，写成了五万多字的读书笔记，里面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大跃进的错误和影响，彭德怀预言“宁左勿右”的方针必将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上去。一九六一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被迫接受陈云等人的建议，提出调整的方针，彭德怀以为自己有希望复出，就给毛泽东写信，回到湖南做农村调研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年底彭德怀回来交上调查报告，哪里想到当时的中央正在紧锣密鼓的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本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是正常的，彭的问题是两点，一个是主席说的彭高合流，他是高饶集团的漏网之鱼，二个是同志们揭发的彭里通外国，有国际背景。所以，所有人都能平反，彭德怀不能平反。
这时身边的毛泽东插话定了调子：“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是搞颠覆的。”根据彭的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彭看到这个
决议之后，放声大哭，手脚冰凉。二月一日开始到六月结束，彭德怀气愤难平写就了著名的万言书给毛泽东、刘少奇、林彪等中央常委，万言书长达82000字，历时四个多月，是我党著名和重要的文献之一，它集中阐述了彭德怀同志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批驳了加在他身上的所谓的彭高联盟和里通外国等无中生有的罪名
，八月二十二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上书，称：“如果审查出我有里通外国、颠覆中国的企图，可以受到任何党纪国法的严惩
，绝不怨恨。”而此前，毛泽东在八月五日视察武汉时，和陶铸
、张平化、王任重等人谈话时指出：“彭德怀这个人我比较清楚，那是不能给他平反的，这是个铁案。”彭德怀上书不久，毛泽东批示：翻案。中央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贺龙。专案审查委员会给彭德怀定的调子
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国代理人和篡党篡军的头子。彭德怀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他病故为止，期间长达十二年的屈辱的生活，令人无法以言语表述。
一九六五年九月，《彭德怀专案审查报告》第五稿出来后，毛泽东忽然让人把彭德怀找到中南海，请彭出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并且说了诸如真理也许在你的一边等话语，让彭德怀倍感亲切，以为自己万言书起了作用，毛泽东还对彭说将来打仗还可以带兵借以恢复名誉等，彭很高兴。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央做了支持越南的决议，四月十二日，中央发出一切为了战备的指示，毛泽东认为彭德怀、习仲勋、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北京，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地方把他们“管”起来。这就有了彭德怀这次的“流放”。
彭德怀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到达成都，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江青的指使下已经炮制出来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把吴晗和彭德怀集中联系到了一起，目的在于打倒北京市委。
彭德怀到达成都后，李井泉拒绝和他见面，此前几天彭真和李井泉打招呼，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不准难为彭德怀同志，李井泉自然照办，然而还是没有见面。西南局规定彭德怀有关军工生产的工厂一律不得参观、介入、考察，出行必须有一名局长“陪同”
，正如杨尚昆指出的那样“所谓的看护彭总的生活其实是监视他的起居。”不过因为邓小平的关照，所以，彭在四川期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为难。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航红旗的红卫兵在江青、戚本禹的指使之下，把彭德怀绑架到北京，中间除了周恩来通过卫戍区把彭以“看押”的名义保护七个月外（关于周恩来和彭德怀另外有文介绍），彭德怀基本一直处在非人的待遇中，彭德怀多次被打，尽管如此他还异常的关注国家的生产建设，他给周恩来写的唯一的一封信中还是为了中国的镁矿出口生产问题，信中抬头第一句就是：“今天被打的狠了???”。彭德怀被关押期间，禁止任何人探视，黄永胜在贺龙被打倒之后亲自管理彭德怀的专案
，一九七零年专案组判处彭德怀无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看押彭德怀的工作人员回忆彭德怀后期因为直肠癌已经被割去了肛门，异常痛苦，他对自己说：“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彭德怀经常对战士说的几句话是：“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有一次彭德怀被打回来之后，说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牢骚话：“无缘无故地关了我这么多年，有谁来看过我一次，又有谁找我谈过一次话，我枪林弹雨中征战了一辈子，到如今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苍天啊！你真不长眼！”
彭德怀临死之前还在为自己辩护没有里通外国，在他被看押期间
除了黄克诚和他见过一面外，就只有上将李聚奎给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鞠过一个躬（李聚奎回忆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彭德怀的房间打开了。只见他侧着脸躺在推车上，被护理人员推出来。我忙走上前去，只见他对我轻摇了一下头，示意我不要说话，我也只好微微地向他鞠了一躬。”），彭德怀临死之前说的两句话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审查了我八年，也没有结论，我不搞阴谋诡计，这点我是清白的。”
公元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同志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六岁，骨灰盒上写的名字是“王川”。
黄克诚在回忆庐山会议时对毛泽东，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来，黄说：“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彭德怀》第255页）如果再往深处想，黄克诚被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同是河东路176号，那么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了。
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有一个《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然而被毛泽东扣住没有发出来，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批判谭政时，才把这个决议发了出来，和谭政被撤职的一起发表的，以致于很多人以为组织处理黄克诚是在一九六二年而非一九五九年。
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待遇明显比彭强的多，林彪手下的干将没有几个人特殊的难为黄，除了吴法宪以外。（吴法宪这个人一贯作恶多端，现在还有人稀里糊涂的为他叫好，不知好在何处）一九六一年国庆节，黄克诚被通知上天安门观礼台，毛泽东见到黄之后主动招呼黄过来坐，问黄很多事，还说看了黄的来信
，此前黄克诚被陶铸好心劝说给毛泽东写过一封悔过的信，毛泽东问黄还想不想回军队工作，黄说能不能出来工作、讲话，毛泽东表示可以，完全可以。黄克诚一念之差没有回应毛泽东让他回军队的事，反而表示要去做做调查研究，给领导做做参考，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意见。
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之后，毛泽东还让黄克诚参加会议，会开了一半，黄克诚被通知回家，因为彭德怀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开始工作了，而里面自然也有黄克诚的专案，一九六五年九月之前，没有给黄安排任何具体的工作，直到九月，杨尚昆、安子文找黄克诚谈话，让他去山西做副省长，走的很急，这时候杨尚昆也是自身难保，所以说了一些比较暗示性的话，黄还没有听出来。到了山西不久，文革爆发，黄克诚一开始很乐观，他以为文革是整的彭真等人没有他什么事，哪知道次年（1967年）一月，他就被红卫兵抓到了北京，随后和彭德怀关押在一起，黄克诚和彭的感情很好，在太原期间还梦见了彭德怀，写了一首词：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他和彭在一次短暂的会面中只说了一句话，就再也没有见面，黄克诚为人刚烈的一面在文革的批斗中体现的比较明显，他和造反派居然对骂对打，而当黄永胜等人向林办汇报黄的表现时，林办不置可否，卫戍区傅崇碧还给黄克诚夫妇提供见面过夜的机会，后来被吴法宪追着问了几次。客观的说，毛泽东、林彪在文革中没有很大的难为黄克诚，这也就是周恩来敢于动用卫戍区保护黄克诚的理由，一九七五年，黄克诚还去山西做了副省长，文革结束后，黄复出视事，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为拨乱反正做了很大的贡献。
张闻天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的外事会议上被批斗的相当厉害以致于心脏病复发，一九六零年张闻天出院后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安排
工作，毛泽东始终没有回复他，后来他找到邓小平，邓说可以安排，问张闻天想做点什么，张说想干老本行，还是国际问题和外交战线上的事，刘少奇听了邓的汇报之后亲自把张闻天找来要他不要再研究什么国际问题了，刘少奇说那个问题太敏感了，你又是这么一个身份，要是闹不好，又是一个罪名，那就是罪上加罪
，你还是找富春谈谈，研究经济问题吧。于是，张就和李富春谈
，李富春相当支持张闻天出来工作，请张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哪知道过了两天，李富春给张闻天回信说什么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满意你啊，连我也不满意了。张闻天只好等着。
当年十一月底，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在小平的指示下找张谈话，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哲学科学部（社科院前身）特约研究员
，这样，张闻天才有了一个合法的研究问题的身份。一九六一年开始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对自己经济外行的评价（其实毛自己也是经济上的外行），发愤读书，撰写了大量的经济类论文，其中相当多的文章对于发展我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着先知的意义
。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彭的翻案风之后，张被撤销应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待遇，随后一九六四年又被康生点名，撤销特约研究员身份，文革中，在张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他还坚持不作伪证，保存了刘少奇、陆定一，在康生指使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变一事上张闻天始终没有签过一个字。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张闻天失去人身自由，次年被转移到肇庆，在此期间，张闻天仍然笔耕勤奋，写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经济论文，像《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等受到后来陈云同志的高度评价。
一九七五年回到无锡居住，七六年七月一日建党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时，张闻天含恨而终，终年七十六岁，中央来人指示保密，不准扩散，就地火化三条。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给张闻天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陈云主持，邓小平亲自致悼词，一九八一年胡耀邦把张闻天列入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的行列中去，和毛泽东等并称。
周小舟也许是毛泽东点名不好交心的理由，所以，处理最为严重，仅次于彭德怀，一九六二年九月被下放到浏阳县担任公社副书记，而后被调往广州，交陶铸管理，担任科学院中南分院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院长，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惨遭批斗的周小舟服毒自尽，年仅五十三岁。
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四十五个年头了，很多的当事人早已作古，我们今天重复这段历史的目的就是在于汲取这些历史教训，让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不再重演悲剧。
【原创】读史札记（91）－－黄维?胡琏?杨伯涛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19 10:34:34
黄维是国民党军著名的土木系的中坚，也是陈诚的亲信，为人儒雅、多谋，然而临机不断、过于优柔也是他平生最大的缺点，也正是这个缺点最终埋葬了蒋家王朝的嫡系精锐部队十二兵团，也
终结了黄维的曾经比较辉煌的军事生涯。
黄维的参加黄埔军校居然是江西同乡方志敏为他居中联络而成的
，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的赵醒依是他的新生入学介绍人
。1938年，年仅三十四岁的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整编十八军军长
，成为这个王牌主力的第三任军长，黄维在蒋介石的官邸受到校长的亲自接见，校长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黄维本号悟我，蒋介石并非疏忽的改为培我让新任军长黄维深感蒋的期许之深，矢志杀身以报。
黄维虽则是军人，然而不脱书生本色，在他的一生中办军校倒是
很好的发挥了他的长处。这或许是国民党军自蒋介石以来的传统所致，我们翻一翻国民党军的历史就会发现，像黄维、李默庵、
顾祝同等人如果一直让他们停留在军校领导或者地方首长的位置
上可能会使他们更加的出色，不幸却都被驱赶到了不属于他们的
战场上。导致误人误己。
1948年，蒋介石坐困愁城，着手组建新型兵团对抗日益准备与他
决战的解放军，他想起了他的主力王牌十八军，新组建的兵团包括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命名为十二兵团，司令官
的人选却让蒋介石大伤脑筋，胡琏已经是首选，然而，白崇禧一贯讨厌陈诚、胡琏，拼命抵触，蒋介石不知是怎样的考虑，竟然
放弃了胡琏，转而派遣参谋次长林蔚去上海看望养病的陈诚，请
十八军的老长官来评选自己的新部下，陈诚知道蒋的用意所在，
就此推荐黄维，黄维时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
蒋介石立即表示同意，并且不顾何应钦、白崇禧对黄维的“书生
不宜典兵”的评价，召见黄维委以重任，黄维顾虑重重，有畏难
情绪，他和蒋介石约法三章：“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蒋介石当然应允。
黄维口中的胡琏同学算得上国民党军为数不多的虎将，胡琏，字
伯玉，是陈诚、罗卓英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干将，他在国民党军
中有善于苦战、鏖战、硬战之称，当然也素有骄横、狭隘之称。
1946年国民党山东重点进攻过程中，胡琏在12月13日受到整编69师师长戴之奇的指责心怀不满，此后一战，胡琏坐视69师被华野主力围困而不救，最后直接使戴之奇自杀和69师全军覆没，蒋介石在南京为戴某人发哀，却对胡琏无丝毫指责。次年，华野在泰蒙会战中再度设伏邀击胡琏，胡琏大意被围，如果不是第五军救援得力，胡琏可能就在那时便效忠党国了。尽管如此，胡琏在众多的国军将领中仍然算是很少吃“共军”的亏的所谓的名将了。
胡琏久任十八军和整编后的十一师师长，以十二兵团司令官志在必得，没想到让他眼中的书呆子黄维凭空摘了桃子，大为不满，
此前，胡琏可以攻掉罗广文取而代之，然则对于黄维的来路确实奈何不得，毕竟是陈老总亲自点将，所以内中闷气最重，以致于不就兵团副司令一职，进而挑动杨伯涛等心腹旧部和黄维大搞摩擦，新建兵团一开始就布满了不祥之兆。
被胡琏策动搞摩擦的杨伯涛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位十八军在中国
大陆最后一任的军长肩上扛着的两颗金星不是靠着贿赂和吹牛得来的，此公在抗战末期的湘西会战中力挫日军，曾经受到来自国民党六届六中全会和总裁亲自的表彰并得以接见留影。在杨伯涛看来黄维尽管也是土木系的大将，而且年辈长于自己，然而，黄维并不是战将，大敌当前，“老头子”把个书生派来对十八军指手画脚真不合时宜，不过闹归闹，最后还要表面上尊重司令官的
“权威”，所以一直到淮海战役爆发之前，大家倒也相安无事。
淮海战役开始后，杨伯涛和解放军杨勇部接触，双方互有胜负，
可是，久历戎行的杨伯涛发现了苗头不对，以他过去的经验，解放军总以运动战为宗旨，辅之以切尾、断腰、斩首等行动，很少硬拼、苦打、猛攻一类的消耗战，唯独此次例外，而且，杨勇硬是用精锐的老四团拼掉了杨伯涛几千人，涡河以南解放军对十二兵团视而不见，涡河以北则严阵以待，且充分发扬解放军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作风狠打狠追，杨伯涛预感解放军一定有巨大的
后援或者主力才得以这么轻易的表示出决战的决心来。在这点上
司令官黄维和他心有相契，黄维建议兵团采取“核桃”战术，即
以蒙城为中心，构筑工事，然而远远的把触角伸出去和解放军接触，形成一个铁拳瞄准目标集中主力打下去，前进中继续占据有力地形，接着逐次跳跃、稳扎稳打。他用第十军向蒙城靠拢，用
十八军攻取蒙城。应该说这个方案至少可以保证十二兵团不被华野、中野全部吃掉，可是，那位被白崇禧讥为“步枪指挥官”的
蒋校长再次帮了人民解放军的大忙，他来电给黄维指示让黄维火速增援被围的第七兵团黄百韬，立刻赶往宿县，黄维不免长叹一声。1948年11月21日，在黄维兵团前往宿县途中，解放军占领蒙城，彻底切断了黄维的后路。
11月24日，杨伯涛终于有点明白了“共军”的企图了，他建议黄维：兵团主力迅速向固镇靠拢，接触李延年兵团，合力沿津线向北运动。这是置之于死地而后存的唯一出路，黄维不得不佩服杨伯涛的临战的脑筋之清楚，自然照办。当日下午四点，杨伯涛的
十八军已经完全行动起来，不料，六点钟，书生大将的黄维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部队在双堆集宿营，目的是为了等待跑散了的后续人马和暂时的休息，就是这半天的等待，让解放军七个纵队加陕南12旅、豫皖苏独立旅一共二十多万大军把黄维团团的围困在纵横只有15华里的狭小地带，等待黄维、杨伯涛的只有灭亡了。杨伯涛得知黄维的昏招之后破口大骂黄维混蛋，然而一切都晚了。
黄维被围，蒋介石、陈诚赖以起家的十八军成了瓮中之鳖，让南京的蒋总统坐卧不宁，亲自找来胡琏，承认自己用人不当，请胡琏务必走一次，救十八军于水火之中，胡琏大抵是在上海闲的太久了，也可能是上次在山东被他逃脱的太容易了，他不太以为当年的粟裕能把他老虎一样的十八军怎么样，于是，他拍着胸脯保证此去一定学习常山赵子龙，杀他个七进七出。胡琏两天之后到达双堆集，开口就是斥责杨伯涛等人：“我在南京之时是怎么交待你们的？共军两大主力会师必有大动作，你们打的乱仗，硬是往共军的口袋里面钻。”这种指桑骂槐的做法如果换了他人早就
吵翻了，好在黄维素来风度俨然，再加上败军之将何敢言勇，自是不计较，下面就请胡琏这位当代赵子龙来全面负责指挥。
等到胡琏一接手，他胡伯玉也明白了“粟郎”也非吴下旧阿蒙了，如今，解放军的本钱也大了，打起仗来山呼海啸的，知道胡琏的到来，总前委粟裕下令再调上去三个纵队八万人左右，把双堆集给我打成下一个孟良崮。只打了五天，胡琏支持不住了，他
跑回南京去，这个赵子龙没有救回“阿斗”，却是告诉“主公”
我们应该赶紧的撤退，蒋介石同意，让胡琏再次回去转达他的意见。12月13日，胡琏回去的第六天，解放军主力吹响了总攻的号角，十二兵团全面崩溃开始了。
临出逃前，胡琏和黄维无一例外的都准备了大量的安眠药，杨伯涛问他们作什么用？他们说留着为校长和党国成仁，杨伯涛大不以为然，军人嘛，照着脑门开上一枪不就完了吗？吃药那不是妇女的游戏吗？杨伯涛于是就不要安眠药，等到十一师全被打垮后
杨伯涛中将向一条小河纵身一跳，争奈河水太浅，只没了他半截身子，而且，十二月的河水又太冷，杨伯涛没有开枪给自己一家伙反而从冰冷的河水爬了出来，毕竟“千古艰难唯一死”啊，走了不远，杨伯涛被俘，死前也不原谅另外一个“战犯”黄维。
胡琏命最大，坐着一辆装甲车跑了，后来又到了台湾，成为台湾军界的“祖宗”，只是晚年绝口不提双堆集和粟裕。
书生黄维被改造了很久之后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写了一篇回忆录，总算是对自己的后半生做了一个还体面的总结。
【原创】读史札记（90）－－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4-18 16:36:20
这次回北京一个比较意外的收获就是又见到了李锐同志，老人虽然苍老了很多，可是谈起田家英这样的难得的故人来仍旧是感慨良多。以前，读过一些关于田家英的作品，对这位“佼佼者易污
、?i?i者易折”的年轻的毛泽东的近臣的印象很深，经常把他和
陈布雷相比较，觉得他们虽然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然而殊途同归以及各自的困惑与迷茫又是那样的相像，不免有动笔写一写他的念头了。
文革初起时，有两个人的自杀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是田家英
，一个是邓拓，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同志一直不同意大家称呼邓拓是书生，认为邓拓同志是革命者。邓拓和田家英都是十分热爱、
尊敬毛泽东的人，他们很早就服膺毛泽东的学说进而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敬仰的感情，而他们这种敬仰又不完全是被毛泽东的政治权势以及政治压力所折服，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所以，他们性格中不盲从的特征又让他们面对毛泽东所犯下的巨大错误感到深深的苦恼。特别是当错误路线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导之后，他们虽然尽量的在各自的岗位上避免错误的延伸，可是毕竟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最后，他们都选择了自杀，也并非偶然，以他们书生的本色向历史控诉了一段政治上的黑暗，用他们的鲜血写就了一篇壮丽的人生的片断。
田家英并非陈布雷那样之于蒋介石号称是文胆，然则他一生作为
毛泽东秘书的十八年里对于毛泽东的书稿、文件、典章的起草、
更定、整理与力甚多，毛泽东不是一个轻易以文笔假手于人的人
，唯独对田家英是个例外，知名的如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但是，
随着田家英越来越多的接触毛泽东，也就越来越比其他人更多的看到毛泽东的思想的负面。同时，田家英又不是一个老于世故者
，他把他的这些苦闷和其他人讲述的时候，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灾难，当他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而不愿意附属于毛泽东的
错误论点时他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叛主”，也正是
因为这些十分本色的东西的存在，才使得我们今天更能体会到或者说看到人生年仅四十四岁的田家英作为大写的人永远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毛泽东是听到胡乔木的介绍之后开始格外留意田家英的，此前，
他也知道《解放日报》上经常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爱好写点
历史方面的杂文，特别是后来毛泽东亲自在门外听过一次田家英
讲课，使毛泽东把活生生的田家英与胡乔木的简介联系到了一起
，于是，毛泽东决定调田家英来身边。陈伯达的同毛泽东的相遇
和田家英有类似的地方，也是毛泽东听课听来的。毛泽东一见田家英就问他：“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啊？”田家英说：“
不求有功，但求无愧。”田家英的回答虽然不令毛泽东十分满意
，但是，毛泽东也赏识他的诚恳，而田家英自己后来也是一直这么做的，直到他的生命走向终结。
曾经有一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领导人这么评价过毛泽东
的五位秘书，他说：“陈伯达是窝窝囊囊，胡乔木是鬼鬼祟祟，
田家英是清清白白，江青是诈诈唬唬，叶子龙是昏昏噩噩。”从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来看，这个评语还是比较形象的，田家英的
清白坦诚始终没有因为外界的变化而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十年京兆一书生。”
一九五九年初春时节，正值大跃进如火如荼的时候，田家英回到
外祖父的家乡四川新繁县崇义桥乡进行社会调查，他发现了很多
的问题并非向四川省委的负责人说的那样轻松，亩产也并非什么
千斤、万斤，浮夸和浮肿倒是这个县城的群众生活的最好写照。
所以，他从四川到江西庐山参加著名的庐山会议时，田家英就把
自己的近四个月的调查结果实实在在的告诉了毛泽东，引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大为不满，两个人以致于正面争吵起来，
李井泉生气的拍了桌子：“你田家英有什么了不起的？三面红旗
是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你说四川左倾有什么根据？”田家英回答
：“如果说粮食多的吃不了，为什么群众还都是经常饿着肚皮呢
？”此后，毛泽东不得不出面干预，毛泽东批评了李井泉一触即跳：“不能怕告状，你没有的事情也不能因为告状就有了，你有的事情同样也不会因为不告状就没有了，共产党员还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这件事成为李井泉稍后在小组会上
狠批田家英的来由之一，而从毛泽东调解的语气看，上山之初，
毛泽东确有意图要纠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郑州会议的召开就是为了反左的，从三月反到了六月，要是继续反下去就好了
，可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于是就反右，??????
。”（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和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秘书的田家英从一开始的服从到慢慢的半信半疑到后来的全面否定，体现了他的对国家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精神。
在庐山期间发生的事更能让我们了解到田家英鲠直、仗义的一面
，当时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几个人一起出来散步，他们都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其中田家英、胡乔木的话比较激烈，康生也说话了，不过说的不多而已，后来胡乔木还同其他人一起说了毛泽东专断作风的某些事情，等到批判彭德怀起来以后，田家英找到李锐说：“我们三人中（指的是他和胡乔木、李锐），乔木要第一个保，他还能写很多东西，你第二个，因为你懂水电，我无所谓。”李锐决定把一切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时
，田家英还和李锐说：“保不保我没什么，关键是保护乔木过关
。”田家英在小组会上被严厉的围攻，围攻者逼问一些事情的由来，田家英没有牵扯到任何一个人，李锐被打倒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回到北京，田家英冒着十分大的风险单独去看李锐，二人谈了很久，对国家和党的命运都忧心忡忡，不过，他们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的永诀。
田家英之不盲从还表现在一九六一年到次年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
上，一九六一年，毛泽东在上海和田家英打过招呼，他说：“我们共产党是走群众路线的，可是也不能事事都听群众的，比如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然而，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的实际调查，田家英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当时农村出现的问题，所以，他返京之后（1962年6月底）立刻到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问：“你是主张集体经济呢？还是主张个体经济？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以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十几年
的经验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然而，田家英还是正面的回答了问题：“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默无一语
，这是田家英真正失去毛泽东信任的开始，也是他厄运临头的开始。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回答河北省委负责人和北京市委负责人要求
调田家英到地方工作时说：“田家英我是不放的，在这件事上，
我是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的。”时隔八年之后，田家英含恨离开人世，此前毛泽东说：“田家英是个修正主义者。”
在田家英去世七年之后，毛泽东一日因为三垂冈的那首诗想起了
田家英，（这首诗是描写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全诗
是田家英当时帮助毛泽东核对的，如下：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
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尤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
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他对左右说：“田家英其实也就是本本主义，没有什么大问题。”
平心而论，田家英和其他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相比，境遇太顺、显达太早、期许太深，以致于他不能承受那样莫须有的打击，假如
家英不早死，他或能为国家、人民作出更多的有益的贡献出来。
田家英死前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九八一年在北京正义路的审判回应了家英同志的在天之灵。
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毛泽东和田家英的关系的发展与终结何尝不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缩影呢？
【原创】共和国高级将领杂谈－－黄克诚大将
文章来源: 温相 于 2004-05-18 19:18:34
开国将领中黄克诚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一生多次唱反调，丢了无数次的乌纱帽，既支持过林彪，也反对过林彪；既支持过毛泽东，也反对过毛泽东。因为反教条得罪了刘伯承，因为反跃进得罪了毛泽东，是非功过，直到他病逝的那一天也没有争论结束
，黄克诚不会锦上添花，只会雪中送炭，他支持林彪的时候，林彪连个连长都指挥不动，全东北除了土匪就是国民党，黄克诚说
只要林彪在东北，东北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他反对林彪时，
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吴法宪对黄克诚说：“黄老，林总希望你认真考虑你的言行。”黄克诚说，我考虑的是以后后代怎么评价我们。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农村中心论，贺昌找他谈话，他说
你贺昌是个好同志，但是你不明白老毛的战略思想是非常优秀的
。庐山毛泽东说你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说我当总长是你点名的，怎么成了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同志之间关系好一点意见统一一点就是集团了？说什么父子关系是对我的侮辱！那时候
全党都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不喜欢刘少奇，他说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话，一九七九年中央给刘少奇平反，黄克诚亲自找汪东兴核实情况，汪东兴胡言乱语，黄克诚激动的哭了：少奇同志死的冤枉啊，我们就不是领导干部也还是共产党员吧？不是共产党员也是个人吧？怎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呢？
死者已矣，当我们回顾这位一生直言不讳的老将军时，不由得想起中央在纪念黄克诚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评语：“黄克诚同志勋劳卓著，德高望重。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诚哉斯言！
一九六六年，山西的造反派揪斗黄克诚，让他交待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黄瞎子”慢吞吞的说：“我支持林副主席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
一九四五年，黄克诚身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他看到曾克林给中央的电报后才知道中央的一些意图，他针对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大胆的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著名的导致后来我党十万大军下关东的电报，电报内容包括这样几层含义，：1.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在与蒋谈判的同时，应集中主力准备决战。2.我们根据地虽然多，但是没有联系成一片的，分散。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为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3.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线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力，消灭敌人。4.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至6万人去东北，只留下一个师在江南活动。河南与华北的部队应调到山西策应。5.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干预，集中兵力搞决战。
这封电报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这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日子，因为正是这封电报，让毛泽东成全了林彪在东北的一世英名
，而同样是这个日子，若干年之后林彪又变成了鬼。黄克诚的电报到了之后，毛泽东问左右，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吧？有人说对
，他就是黄老。毛泽东说，他多大年纪？回答道：四十三岁了。
毛泽东问为什么叫黄老，回答说，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所以
，就叫他黄老。毛泽东乐了，老唱反调我看很好，黄老，我看是老谋深算。黄老一词自此在中央叫开了。
9月19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部队，不能说黄克诚导致中央派遣部队去东北，不过提出动用几乎全部的精锐主力达到十万人的标准确实是黄克诚第一个提出来的，晚年黄克诚在他的《自述》中也提到这件事的始末。
部队到达东北期间，黄克诚在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连续发了两封份量很重的电报，体现了他卓尔不群的风格，一个是哭穷，指出部队的装备很差，要立刻补充弹药、枪械。另一个就是著名的大保林彪的电报，也是黑土地上第一个呼吁林彪出山的高级将领给中央的电文。黄克诚指出：林彪现在是孤掌难鸣，给东北局发信从不回应，东北现在没有根据地，既没有持久的打算，也没有救急的办法，有西路军的危险！十一月才到的江家屯的黄克诚居然说东北部队要成为西路军，胆子实在挺大。而林彪那时候尽管有一定名声可还不是东北战局的最高首长，黄克诚没有因为彭真、高岗等人是老资格就忌惮他们，同样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所在。那时，东北我党的战略要点和口号是三个：第一：独霸东北；第二
，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第三：最后一战。黄克诚说这是左倾胡闹主义（这是黄克诚起的新名词），连续用了七无给毛泽东发电，毛泽东首肯黄老的意见，毛泽东在黄老电报的十一天后发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电文就是根据黄克诚的意见起草的，这个最终确立中共在东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文件包含了黄克诚的一份努力。
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又指出，东北现在大城市是国民党军，农村是土匪，我党没有立足之地，要先肃清土匪再说。这样，东北部分地区的肃匪工作开始在黄克诚的“催促”下轰轰烈烈的铺开了
。一九四六年，林彪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担子很重，官也很大，就是没有兵马带，林彪自己说：“比指挥联合国还难。”各路人马、各色系统，林彪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拿着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手下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这时候，黄克诚来了。
锦西城东八里的红螺山，黄克诚和林彪见面了，黄克诚这时可比林彪牛气，他的主力三师三万五千人，一个整编军的建制。林彪和黄克诚谈了一夜，究竟谈了什么至今外人已经很难知晓全部过程，不过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个，黄克诚说：林彪来了就好了有林彪在东北就是我们党的了，东北就能打胜仗；第二个是黄克诚表示三师交给林彪带，作为基干部队用。
后来宋维拭说：是黄克诚的第三师造就了东野。这句话并不夸张
，由黄克诚的第三师练就了东北野战军如下几大主力：
三师的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混编为民主联军二纵，吴法宪、
刘震带队。
三师的第七旅和东北第七师混编成第六纵队，司令员陈光、政委
杨国夫。
三师的三个特务团加地方武装混编成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陶铸。
其中六纵、七纵就是后来纵横天下的整编四十三军、四十四军的前身。而陈光、刘震、邓华三位东野数一数二的虎将也由此名扬天下。
黄克诚说：“‘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林彪说：“我完全同意克诚同志的意见
。”那时候林彪和黄克诚的看法是天然的统一，所以，一些老将军们回忆起来东北的往事都要说上一句：“那时的将，那时的帅
，了不起啊。”
毛泽东一生很少打龙王比宝的战役，四平街算是一个。这次，黄克诚又站到了林彪的这一边，黄克诚说：“谁对我就支持谁。天王老子也不在眼里。”从4月6日到5月19日，毛泽东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电文中充斥着诸如“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等内容。5月1日，毛泽东在电报中又强调说：“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兵力，挫其锐气，以求得于我有利之和平。”最为明显的毛泽东和林彪的交锋是，林彪四月十一日就去电报反对死守四平，毛泽东针对林彪提出的“束缚军队行动”要点在二十七日复电说：建议增加一部分守军化四平为马德里。林彪真的是没辙了。
黄克诚这时呢？他是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分区司令员
，四平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这是中央主席和东北战区一把手之间的交手，和你一个西满分局有什么关系？瓦罐要离大锅远一点的道理黄克诚不懂。林彪四月十一日给中央发报不同意毛泽东，次日黄克诚就给林彪发电，林彪没有任何答复，黄克诚不罢休五月十二日直接给毛泽东发电。当天，黄老气势汹汹的几点意见也到了毛泽东的手里，黄克诚的电报内容如下：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
（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内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并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可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述意见，请考虑。
毛泽东没有立刻回复他，据说毛泽东看了黄克诚的电报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又是这个黄老。5月14日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胜利有时并不总在领袖的一边，这个黄老的电报可是还没有结束呢，五月二十四日，黄克诚又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他觉得毛泽东五月十九日的不太完整，电报的结尾，黄克诚说：“我这个人往往是报忧不报喜，看的都是坏的一面，也许有片面的地方，但是都是事实。”黄克诚顶牛和管闲事的作风这时闻名全军上下，一九五九年庐山的那场风波注定要有黄克诚的参与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
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黄克诚再度谈及四平的战事，毛泽东说
：“打四平难道错了？”黄克诚说：“敌人集中大兵力寻求主力决战我们再坚守就是错误的。”毛泽东说：“打四平是我决定的
。”黄克诚这才明白林彪何以不给他回电，其他同志何以劝他不要管闲事的真实情况了，可是，黄老脾气又来了，他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一时无语，最后说还是让子孙后代和历史作出评判吧。
庐山会议期间，柯庆施代表毛泽东和黄克诚谈话，让黄克诚站队
，黄克诚说：“我可没有石头啊。”什么石头，落井下石的石头
。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一直不错，张锡龙死了以后，彭德怀对黄克诚说，你个黄瞎子不要再往前线跑，那么大的一对眼镜，敌人一看就知道你是目标。历史上，彭德怀也保过黄克诚，然而，
黄克诚不是因为感恩戴德才千里迢迢跑到庐山来报恩的，诚如他对毛泽东说的那样：“主义是主义，战友是战友，主义和战友混为一谈就是庸俗化。”
黄克诚等于一上庐山就一头扎进了彭德怀那个集团中去了，可是
他没有后悔，文革中造反派骂他是军事俱乐部政治参谋长，这可是毛泽东说的话，黄克诚平素文质彬彬的，这次居然说：“你懂
个屁！”而在这次批斗中，那么大年纪的黄克诚，高度近视的黄老和三个造反派动了手，传到黄永胜耳朵里，黄说：“以后不要武斗了，搞残废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黄克诚原来不怎么对刘少奇感冒，他看不惯刘重用饶漱石，他说
饶漱石是新四军一霸，另外，他建议肃清苏北再西调的事情也没有得到刘少奇、饶漱石的重视。一九四五年于9月3日他和谭震林联名发电报给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并报中央，建议将新四军第二、三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而以主力一部回师苏北，肃清伪军，创造联成一片的大根据地。这是黄克诚针对当时我军始终没有联成一大片的根据地采取的应对措施。当日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却回电指示“三师主力不宜调返苏北”。饶漱石那时候威风的很，他一句话谁也不敢反驳，黄克诚很生气，就给刘少奇直接发电，九月五日，刘少奇复电称：“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二师之一部）向东肃清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这次黄克诚对刘少奇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了。
文革后，黄克诚亲自带着人马调查刘少奇的专案，为刘少奇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做了很大的贡献，为此他不惜得罪了还是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和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原来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中将文革期间被定为林彪集团分子，日子不好过，找了黄克诚几次，秘书都给挡驾了，后来梁兴初知道黄克诚住院了，跑去见黄克诚，一见面就哭了，把自己的窝囊事说了一遍，黄克诚说我出院就给你伸冤。中纪委开会，黄克诚说，梁兴初同志的事应该议一议了。有人说他是反党小集团的。黄克诚说你知道不知道梁兴初身上被打了九个洞，为革命几乎丢了命，这样的人会是反革命？王鹤寿说，黄老，他就是九十个洞
也不能说他不是反革命啊。黄克诚说那么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史进前带人把梁的专案拿过来了，黄克诚亲自调查，最后平反了。
原来审查梁兴初的专案就一句话：梁兴初是林彪在东北时期的旧部。一共就这么几个字几乎要了梁兴初的老命。那时候大案子有的是，如果没有黄克诚出来为梁兴初讲话，一拖可能就是几年，再拖，梁大牙可能见了马克思也不知道自己的棺材是怎么盖上的
。黄克诚自己说自己是不会锦上添花的。可是，危难之处显身手
的黄老却一直让大家记着他爱唱反调的耿介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