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 著 王国卿 毛凤支 谷?? 夏春丽 钮静籁 薛建成 译 -- foundera

第十章 “英国的名声” （1793年7月19日－31日）

7月19日。“狮子”号在芝罘抛锚。中国领航员以为是庙岛，其实庙岛位于北边更远的地方，这证明了英国人瞧不起他们是有道理的。

由于使团下船的时间临近了，马戛尔尼命人向四艘船的全体人员庄严地宣读关于行为准则的通告：“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中国人民对英国的好感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言行表现。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轨行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人中最坏的民族［……］即使是一名最卑劣的中国人，当他和外国人发生争执时，中国当局也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中国人死了，那么中国当局会为他报仇。在广州，一艘英国船的一名炮手因不慎打死了一名中国农民而被判死刑。因此，即使对最贫贱的中国人也必须态度稳重、和善。”

因此特使要求使团全体成员为“光耀英国的名声”必须表现出有秩序、待人温和与守纪律。如果发生不端行为，他“认为有责任惩办任何违反者”。不仅如此，他“将让中国司法机关处理”。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由于他的指示是为了避免他的同胞落到中国司法机关之手，所以万一出事，他会因为不得不这么做而懊悔不已。不过，他的随行人员没有见到这些指示……

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上岸。一旦上岸，不能离开驻地，尤其是绝对不能做生意。“当谈判进展到使团认为胜券在握时，特使阁下将很乐意取消这一规定。”

就这样，虽然这次出使完全是为了做生意，但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却不得不禁止做生意。这是虚伪吗？不是：就这一点而论，这是对中国人心理的透彻了解。斯当东和巴罗都没有忘了告诉读者，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官员――蔑视贸易。巴罗写道：“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斯当东指出：“在中国只有四个阶级：文人以及从中选拔出来的官员、农民、工匠，最后就是处在最底层的商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机密委员会甚至允许马戛尔尼免除“印度斯坦”号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的职务，如果他们“违抗特使阁下命令或做生意的话”。马戛尔尼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英国人的名声不好：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不能有比这更坏的名声了。

英国人要扩大贸易关系就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然而，羞

于谈贸易也有麻烦之处。和英国使团接触的中国地方官员发现除了给皇帝的贡品外什么也没带来时，他们定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对中国地方官员不送一点礼物吗？这些手表和八音盒一个也没有吗？中国官员很想得到或者至少按卖给朋友的便宜价钱买下来，然后再以好的价钱转卖出去或赠送给有势力的保护人。友谊需要维持，否则就会消失。

正当英王特使把他的意愿告诉给他的随行人员时，皇帝关心的是提醒他的官员们应遵守不可变更的规矩：“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真是对英国特使特殊对待吗？并不怎么特殊！“若该贡使等于六、七月内始到，维时带往热河，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较为省便。”

“对远来贡使不可顶撞”，皇帝朱笔批道。对向往我国文明的夷人不可热锅快炒，而只能文火慢煮。天朝官僚机器开始运转

突然出现一艘欧洲造的小型船只。“这是‘勉励’号，船长叫普罗克托，奉东印度公司之命接应我们。由于没有找到我们，他们便在黄海口巡逻。”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万一马戛尔尼在澳门不停靠。为保险起见，决定派该船向马戛尔尼报告北京的最新消息。“勉励”号便加入英国特使船队，成为特使船队的第五艘船。

7月20日。英国人靠岸想去登州府。他们发觉庙岛并不是原来想象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港口，而是一个岛；还发觉他们停泊的地方很危险。

登州知府是一名高级官员。马戛尔尼写他“彬彬有礼，聪明好奇”。他登上“狮子”号，向英使介绍通过陆路去北京的各种办法。“朝廷已就此问题给了他指示”。中国人非常不喜欢海上旅行。马戛尔尼则想继续他的海上航行。再说，他从一名新领航员那儿得知，这个季节北直隶湾没有任何危险；而且通过内河把行李运到天津的帆船都已准备好了。“这些帆船船体大，结构好，因此我们的箱子决不会受损或受潮。”

7月22日，五艘船扬帆起航了。它们用3天时间抵达白河口：但由于河底的冲积土层很厚，船队无法开进去。因此，25日凌晨，船队在离海岸5海里，水深只有7英寻处停泊。“豺狼”号往前行驶，抵达大沽。

晚上，“豺狼”号回归船队；坎贝尔和赫脱南向马戛尔尼汇报，介绍他们所受到的相当不错的接待情况。

当然，他们也不得不回答了许许多多有关使团的问题：人数、年龄、人员的职衔、“狮子”号与护卫船的马力、礼品，等等；有一名秘书把回答记了下来。中方告诉他们，有两名高级官员将上“狮子”号向英使致意并一起商量去北京事宜。

这是和天朝官僚机器的首次接触：它的庞大的机构既负责接待英国使团，也负责把它碾得粉碎。

第十一章 运送礼品 （1793年7月31日-8月5日）

7月31日，中午。所说的两名中国高级官员来了。“他们从未见过像‘狮子’号那么又高又大的船只。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船弦上船。我们只得用绳子捆住一把扶手椅，降到他们的帆船上，然后靠滑轮把他们升到甲板上。”

还有一名官员，他的品位最高，“由于怕海”，宁愿留在陆地上。

清廷档案使我们知道了英国人所没有弄懂的原因。钦差大臣徵瑞之所以没有上船，完全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朝廷大臣是不屑于上外国船的。通常是他们的士卒先爬上外国船，然后接过从朝廷帆船的高处抛过来的竹制跳板。这位要人就通过这个跳板下到外国船上。可是“狮子”号船体高大，无法安排这种传统的下船仪式。皇帝的钦差如果像蜘蛛似地摇摇晃晃地被吊在缆绳一端，那是有损尊严的。他丢了面子，也就是丢了他所代表的皇帝的面子。

七条大帆船跟随在后，船上装满了食品：“20头牛、120头羊、100只鸡、10O只鸭以及数10篓各种食品。食品是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只接受了一小部分。”“外国人只有在东方才能遇到如此殷勤的”款待。中国的好客，“十分讲究形式，即使对敌人也如此”。

两名上船的中国官员分别姓王和乔。王是武将，头戴二品红珊瑚顶戴，上有一根皇帝特赏的花翎。乔是文官，他的帽子上那颗圆珠是蓝色的，比红色的低一级。“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工作”。商谈了有关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上的一切细节。当然，他们又要求开列礼品清单。把所有礼品倒到中国船上的工作将需要4至5天。

谈判完后双方便在“狮子”号上用餐。饭菜丰盛，气氛友好。这两名中国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马戛尔尼写道：“他们走时紧紧地和我们握手告别”，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走时比他们来时更需要借助于安乐椅了。

马戛尔尼为能在“狮子”号上款待客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那一天却成了他作为船上和海上主人的最后一天。英国人还不知道，他们一上岸就会由这两名友好官员陪同，并受到监视。一会儿被带到一个地方，一会儿被拒之门外，一会儿又被带回来。总之，他们的行动将完全失去自由。

文官与武将

王与乔将要陪同英国使团几个月。斯当东对他们从上到下作了一番描写：“乔是一名文官。他讲话始终不慌不忙。一切都表明他有很强的判断力。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曾是皇家某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十分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是一名英国文人对一名典型的儒家文人的很好描绘：沉着、谦恭、有威信但又毫不炫耀。

“王是一名武将。他为人纯朴、豪爽、勇敢，这是军人生涯所需要的品质。他体魄强健，身材高大。他身上伤痕累累，站立时十分挺拔。由于他气力过人，武艺高强，所以他在使用弓箭仍然多于使用火器的中国军队里很受敬重。他对新交的朋友十分随和，就像对待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一样。”

文官加武将，这就是统治中国的“天朝官僚体制”的双重结构。天朝官僚体制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文官占领导地位――文官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文人”；武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长征的米荣幸存者、红军的绝对主宰的毛与邓不也是作为文官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共和国――同样也像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官袍胜过武器。

在不同年代里，这个规律也会遇到例外。作为征服者的满族人曾一度突出军人地位。20年代的“军阀”是如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于需要控制局势，也再次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队至今仍然是制止动乱的手段。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木过，王的地位并不始终高于乔。

礼品清单

正当苦力把礼品箱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帆船上去时，马戛尔尼再一次令人开列礼品清单。他认为，为了增加礼品的光彩，最好用“东方”风格来介绍这些礼品。

所谓“东方”风格，只是马戛尔尼自己对“东方”风格的看法――描述时要用夸张手法。但他却忘了中国礼貌的首要一点就是应该贬低所赠礼品的价值，以免受礼的人感到羞辱。可是，马戛尔尼怎么愿意说他带来的礼品“只是一些纪念品”、“小意思”，“我们穷国的一些小玩意儿”呢？他自然就显得狂妄自大了。

“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

下面是主要礼品的介绍：“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一个地球仪。它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人们可从上面清晰地看到各个君主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

各种类型的武器

礼品介绍中巧妙地塞进了政治，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肮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赴广州，如果……

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谨慎地大量推销世界上最好的兵器。当然，礼品介绍中也提及“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这是为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

接着，礼品介绍又同样详细并同样浮夸地谈了赫歇耳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

礼品介绍中最后开列的是油画：“王室成员”和“著名人士”的画像；“城市、教堂、城堡、桥梁、陆战与海战、船坞、赛马等真实写生画”。

中国人的看法

王和乔说他们感受的印象非常深刻，英国人更加喜欢他们俩：这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好感。可我们对这两名中国人是否喜欢英国人则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无权直接与皇帝通信。马戛尔尼与天朝官僚的首次接触情况是由第三者，即钦差大臣徵瑞写奏折给皇帝的，尽管他本人并未在场：“英吉利国贡船仍来天津海口停泊。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知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若奴才先行往见，有失体制。”

（在奏折的边上，皇帝朱批：“又太过了。”这位钦差大臣比皇帝还更维护帝制。）

“是以即令同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谕以‘钦差出海查看表文［乔治三世信件〕贡单，令我等过船来取’。该贡使免冠，遥向奴才口称：‘蒙大皇帝如天之德。’其接待道协二员亦极恭敬。大船舱内正中供奉皇上圣容，外边装金镶嵌珠石，外罩大玻璃一块。该贡使十分肃敬，不敢在此起坐。

“其贡物内有见方一丈多者一件，现已分装数箱，易于运送。据称贡品俱可运至热河，惟此件制造精巧，国王极为珍重。如在热河安设，再行拆动，必致损坏，不能收拾。奴才未敢擅便，理合请旨遵办［……］英吉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

钦差大臣的奏折与其说是向皇帝报告实情，还不如说是检皇帝爱听的汇报。

怎么让对方明白

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中文译本是从赫脱南提供的拉丁文本译过来的，至今仍保存在清廷档案里。不过，这中文译本很不易懂。例如，英国人所称的“天体运行仪”是用的音译。

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又把中文本重译了一遍，因为“朝廷用的文字只有经常出入朝廷的人才熟悉”。他们把“天体运行仪”巧妙地作了解释性翻译，写成“天文地理音乐钟”。

可以想象，这双重翻译会有多少曲折与困难。中文和英文都有各自的高雅语言。中华帝国的所有官员都使用古典汉语――不是文人是无法懂的。拉丁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交际语言――不错，它在“世界性的法语”面前正在衰落。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可以靠拉丁语和一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的中国传教士对话。

在20世纪的中国，古汉语几乎只在大学里教，而且学的人寥寥无几。在欧洲，即使在教堂里也已经不用拉丁语歌唱了。而现在法国或德国商人到中国讲什么语言呢？他们讲马戛尔尼的语言。英国使团在这次文化碰撞中战胜了两个“天朝的”官僚体制――并战胜了他的所有竞争对手。

第一次中英对话也使英国使团的翻译力量经受了考验。在澳门时，英国使团的两名翻译中的一名因为害怕而出走了。留下的那位满族人便繁忙不堪。乔治爵士和小托马斯欣喜若狂地一试他们的才干。斯当东很容易承认孩子的才干，因为父亲为孩子成功所感到的骄傲大大冲淡了自己失败后的不快。“我们想考考使团里两个人的才干。在整个海上航行过程中，他们都学习中文。一个人以成年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学。但使他感到羞辱的是，中国官员讲话时，他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他讲的中文，中国

官员一点也不懂。另一个是位小男孩，他肯定没有那名成年人那么用功，但他脑子灵。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可以的翻译。”

这真是一种超现实的情况：一个使团在中国能否成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名满族传教士和一个英国孩子的身上。前者少年时代便到欧洲，对中国除了一些记忆外毫无了解；后者对中国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至于政治，两个人都一窍不通。

他们的首次翻译工作是否成功呢？不成功。徵瑞在奏折中指出：“错字很多。”他们在描述礼品时倾注那么多的热情，写得那么详细，可中国官员只用礼品单上的号码作为标志。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忙碌的蜂群

8月2日开始把礼品箱搬运到中国的大帆船上。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梁肯堂总督在8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现在陆续拨运。尚未完竣。该船人等于贡物起完后随同进口。”的确，只是在中国人运完了所有礼品后，使团才获准下船，“贡物”当成护照用了。

装卸工作于8月4日结束。到了大沽又得把进贡礼品搬到小一些的帆船上才能沿河而上，开到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内河航运到此就结束了。“中国人干得很好。他们不停地唱着、喊着，但很守纪律，听从指挥。他们很聪明，有很多好主意与窍门。一些中国官员统计礼品数并发给收条――任何礼品都不必担心会丢失。”

温德承认：“我们以为中国人很不擅长使用机械设备，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滑车，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用绷紧在桅杆间的绳子上的滑轮把最重的箱子搬来搬去，灵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赫脱南也同样感到吃惊：“我们本来担心那些大件礼品搬上中国帆船时难免会受到损坏：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人手很多，又非常小心谨慎。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几乎只是大米和水，但他们的力气却很大。而我们的水手每天有肉吃，有酒喝。”

这些看法至今仍是正确的。中国人搬运时的灵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今天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大米和煮熟的蔬菜。1793年英国人享用的牛肉或羊肉至今在中国还很少食用。

勋爵看到中国人如此认真也就放心了。他决定让“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两船离开。海底情况不明，船员又受到疾病的折磨，因此他把船只都派往舟山群岛，停泊在水深且能肯定获得给养的地方。但他把“印度斯坦”号的指挥官马金托什船长带往北京，将来可让他在初步谈判后把首批报告带回英国去。

当英使在8月5日离船上岸时，他受到19响礼炮和三喊“乌啦”的欢迎，而水手们则受到了委屈，因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却无缘“一睹中国著名首都的风采”。

有两人因为必须呆在船上而特别感到遗憾。他们就是安纳神父与拉弥额特神父。俩人是从澳门上的船，中国官员不准他们上岸。想靠外藩使节到宫内为皇帝当差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序，即使为了取悦于一个大国使团，这程序也不能更改。

第十二章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1793年8月5日-7日）

礼品一搬运完就开始上行李、兵卒和仆人。船上拥挤不堪。这种帆船由于吃水浅所以可一直升到大沽。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很高兴能乘3艘英国船靠岸――这是3艘最轻型的船：“豺狼”号、“克拉伦斯”号和“勉励”号。

8月5日，小船队进入白河口。船队四周有许许多多的小船，河滩边也站满了人群，对此英国人不胜惊讶。“河岸两边有许多草顶泥屋，和汉普郡的茅屋十分相似。”“孩子们几乎都赤裸着身子，个个长得漂亮，”成年人“长得健壮，尽管吃肉很少”。这种饮食上迫不得已的节制反而有利于健康。马戛尔尼对此很想不通，他的同伴说他之所以“因痛风而行动不便”，原因就是他“好吃”。

马戛尔尼勋爵的视线尤其被妇女所吸引。“一些年轻女子沿着河岸轻快地奔跑着：她们的脚都完好无损。听人介绍说，女子缠足的习俗在北方各省比其它地方较为少见。女子的头发粗黑，编成发辫后用一根束发针束在头顶上。”英使被所见的情景迷住了，一股意外的激情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惊叹赞词：‘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

马戛尔尼忘却了普洛斯彼罗对公主所提出的清醒警告：“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像那自以为终于抵达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么兴高采烈。他开创了一次出色的航行。“我的兵士被带到岸上。他们个个喜形于色。王和乔走来邀请我们出席一个宴会。由于我感到疲乏，所以婉言谢绝了，并又向上游航行了一海里，一直开到那艘供我使用的游艇才停下。这艘游艇将载我开往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游艇宽敞、整洁、舒适。在那里我又见到王与乔，他们是来欢迎我的。”马戛尔尼以为使团的每个成员都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使团的其他所有绅士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此话说得早了点。“天文学家”丁维提的回忆可不太美好了。他只能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过夜。他感到非常不适，所以“跑到甲板上，靠在一捆绳缆上试图睡一会儿”。

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

设施齐备，独缺一样

英国使团在大沽逗留了3天。所有的礼品、行李和人员都必须撤离原来乘坐的大帆船，改乘能续航至通州的小船。这就需要37条小船，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船队。

使团成员有一百多名中国官员随行。英国人高兴地发现他们将要坐好几天小船去北京，特别是还要坐这些小船从北京返回。现在他们坐船进入中国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亚当?斯密对此赞不绝口：“在中国，多种多样的内河航运手段使搬

运工作大大减轻，而且还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那么称赞“中国模式”，是因为英国人正是在18世纪70年代才通过运河把各个工业基地联系起来，填补了与中国近千年的差距。

按照他们对舒适的标准，这些游艇比起以前见到的简陋的帆船要好得多。英国绅士们在舱里有6个舱室，另外还有两个作厨房用，一个作饭厅用。“挂在窗上的透明丝质窗帘随风飘扬。”木船漆的是“黄漆，无论从光泽还是从细腻程度看，这种漆的质量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各种油漆”。但赫脱南悄悄地指出一点遗憾之处：“船上一切都很方便，唯独缺少我们欧洲人认为最主要的设施。”这个缺陷长期存在。

好几名高级官员过来告诉马戛尔尼说，受皇帝派遣来迎接他的直隶总督刚刚从离京100英里外的保定来到。8月6日那天早晨8点，特使、乔治爵士、小托马斯和翻译“李子先生”坐上轿子。这种轿子是“竹子做的，上面铺着缎子。每项轿子由四个壮汉抬着，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威严从容的大臣

他们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海神庙。“那是高官显宦公务旅行时下榻的行宫”，总督就在这里宿营。

海神庙的栅栏前有几座饰有小旗的帐篷。好几队士兵，手持军刀；一些骑兵背着弓箭，但都不带火器，总督在庙门前友好地迎接4名客人，他请他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很快，这间大厅就挤满了总督的随行人员。

照例是喝茶，“问我们身体如何”，“皇上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满意，并希望尽早与我们见面”……大家终于开始谈论正事了：“We now entered upon the business”马戛尔尼的急切心情十分明显。但不先说些空洞无益的恭维话，正事就没法谈。直到今天，这种习俗仍使许许多多西方商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的日程很紧，有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签上合同。

“我们告诉总督，由于使团人多，所带礼品体积又很大，所以我们在北京需要宽敞的住处。”总督这时告诉英使说，皇帝想在热河，即他的“避暑山庄”会见他。

马戛尔尼顿觉手足无措，一切都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去热河，就必须把一大批礼品留在北京，因为从陆路这么远途运输，礼品必然受损。但他只能强调表示他希望“使团将受到应有的礼遇”并在“相当宽敞的住所下榻”。

那么究竟是谁通知马戛尔尼必须去热河的呢？真的像徵瑞的奏折所说的那样，是7月31日王和乔在“狮子”号上通知马戛尔尼的吗？还是像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的是梁肯堂在海神庙里通知他的呢？是谁在编造呢？难道是徵瑞想隐瞒乔和王没有向马戛尔尼转达本应由他亲自转达的口信这一事实吗？还是马戛尔尼想让人相信，所有重要口信都只能是由中国最高级官员向他转达呢？但不管怎么说――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中国人早就决定夷人要到热河谒见天子。

暂时，英使先向总督提出要求，希望生病的船员能够得到治疗，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以便去庙岛或舟山修船：“因为，时光迅逝，船队应尽快离开北直隶湾。”

马戛尔尼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整个会见期间，总督听取我们的请求时十分认真，同意我们的请求时也非常自然。他那泰然自如的神态实难用言语表达。他甚至还提出供应我们船队足够吃一年的食物。”这位英国勋爵在日记上只提了一笔：“我希望他送那么多食物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我们尽快走。”可他不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想长住中国。

但怎么能对这位满脸慈祥，银须白发，两眼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老人有任何猜疑呢？梁肯堂的仕途是有代表性的：他生于1715年，1756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知县、知州、按察使、湖南署理巡抚，最后在1791年担任直隶总督，便身加黄马褂、头戴花翎顶戴。今天，他和马戛尔尼相逢，他将继续官运亨通。他在八十多岁时参加为“一千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举办的盛宴。后来由于他年事太高，不能再从事繁忙的政务，便在85岁时改任河道总管这一名誉职务。这就是巴罗所说的文官典型，其“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英国人给人印象不佳

英国人回到游艇，发现桌上摆着从未享受过的丰盛肴撰。马戛尔尼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思考着和梁肯堂谈话中出现的两个新问题。

皇帝住在热河这件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永久性的使馆，这个使馆只能建在首都，一个和当时欧洲各国首都一样固定的首都。因此，他需要有宽敞的房子――不仅仅是用来保护礼品。他不愿听到徵瑞7月26日对先遣人员坎贝尔和赫脱南所提的古怪建议：英国人要卖的任何货物都可以存放在天主教会。英国使团和基督教传教士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任何货物要卖！他们只想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

马戛尔尼的另一目的是要让舟山港对英国商人开放。他巧妙地利用船队遇到的困难使船队获准在舟山港临时停泊。

关于在北京住下来的问题，马戛尔尼开始以为他的要求已得到同意。至于船队的停泊问题，他的要求也将得到满足。他相当高兴。可中国人并不如此。总督很快就发现英使对礼仪一无所知。有关接待他的谕旨也已向他宣读过，可马戛尔尼甚至连这个礼节问题都只字未提，好像在他看来那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中国朝廷正是根据这一点对马戛尔尼作出判断。正如中国官员随即寄往热河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对马戛尔尼的印象很坏，因为这位西洋国王的使者没有像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那样磕九次头，而只是脱掉帽子。总督执行皇帝的指示：在礼仪方面先不要过严要求，但要注意观察并随时禀报。总督一眼不眨地注意观察，而且还考虑了许多并写道：

“次早，马戛尔尼等上岸求见。臣等恭宣大皇帝有旨。该贵使向上免冠谏立。臣等恭宣：‘大皇帝特命我等前来照料尔等前赴热河。沿途馆舍俱有饩廪。叩见大皇帝后又有筵宴赏赉。其留看船只官员随从人等，又命我等宽给食物，将来回国时并犒赏尔等一年米石。其肉食等物，船内难以携带，自有地方官资送接济。’该使臣等敬聆之下极为感激欢欣，并据通事代称：‘我等万里远来叩祝大皇帝万寿，尽一点诚心。’臣等宣传思旨后另邀该贡使等至东厅以礼接待马戛尔尼等复向臣等免冠合掌，亦极诚敬。”总督的奏折避而不谈送礼人的愿望：送礼人的愿望充满敬意，但他举止失当。

总督送名片

总督写完奏折后开始对英使保持距离。第二天一清早，总督派王大人通知马戛尔尼，说总督很想拜访他。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走跳板上游艇。马戛尔尼回答说，他“因让总督冒着生命危险或损害健康的危险来作一次普通礼节性拜访而感到不安。”王指出，总督将坐轿子到跳板处，然后递送他的名片，希望英使把这种做法看作是一次实际拜访。

拜访就是这么进行的。总督来时排场十分隆重：前有军事仪仗队开道，后有一长串官员相随。总督的座轿一落地；所有的人都同时下跪。这时，他派一名军官把他的名片交给翻译，随后便立即起程返回宿营地。

马戛尔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决定不因此而表示不快。总督前天旅行100英里后依然精神抖擞，现在怎么就不能走一段跳板了呢？别蒙人了！他想接见马戛尔尼，而又不愿被马戛尔尼接见。然而他事先曾巧妙地派人对英国人作过试探，他是在获得对方同意之后才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这真是一堂出色的外交艺术课。

说到名片，当时在中国十分流行。（现在，名片又开始在人民中国大量出现。这是受了使用名片成癖的香港、日本和韩国商人的影响。这一习俗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中国。）

巴罗挽回了使团的面子，他强调总督的名片很大，同马戛尔尼应受的礼遇相符：“总督送给英使一张用大红纸做的巨大名片。把它打开的话，足可把房间的墙都盖上。”

“驾驭远人之道”

就在总督、钦差和英使交谈时，一名驿卒正快马加鞭地把皇帝的一封谕旨送给梁肯堂和徵瑞。如果马戛尔尼知道圣旨的内容，那他一定会感到震惊的。“总督职分较大，若该督与贡使偕赴热河，恐该贡使益足以表其矜傲。”因此，这位可敬的老人被建议去监督永定河治理工程。“是亦驾驭远人之一道”。这是一名出色的鞑靼骑士的行话：抓那困住马嘴的笼头牵着马走，软硬兼施。

不过，考虑到不同的风俗习惯，乾隆在同一封谕旨中对磕头问题似乎表现得很通融：“倘伊等不行叩见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以勉强。”

原先对英国人非常严厉苛刻，现在又这样放松，这不令人吃惊吗？中国皇帝是否放弃皇家礼仪了呢？根本没有。他善于区分主次。他的宽容只限于对他的象征物的态度？在圣旨或皇帝赏赐的宴席面前，在香案或钦差大臣面前都可以不必叩头。乾隆愿意放弃这些象征性的礼仪，因为这些礼仪的意义显然对智力低下的西洋夷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些情况马戛尔尼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原本会引起多大的麻烦，那么可以想象他定会感到吃惊和沮丧的。

乾隆以尖酸刻薄的幽默口吻训斥徵瑞说：“试思该使臣向徵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如果夷人磕头的话，并不是冲着钦差大臣，而是通过钦差大臣的躯体，向皇帝的灵魂磕头。而如果在不知道他磕头意义的情况下磕了头――磕头表示顺从完美无缺的天朝制度，表示归顺天朝文明――这对英使来说，也同样没有任何荣誉可言。难道一只装模作样的狗向你致意就变得高贵了吗？

不过，乾隆后来在给这两位官员的信中又作了修正。他把马戛尔尼比作安南君主。后者虽是国王，但心甘情愿地顺从中国礼仪，在一道简单菜肴前也磕头。马戛尔尼不是国王，他只是一名贡使。因此，他应该尊重钦差大臣。

乾隆的指示不断地在苛求和宽容之间摇摆。苛求，因为夷人“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宽容，因为应该让外国人随他们的“习俗”，俗――粗俗的礼貌――，和“礼仪”不同，礼――成为仪式的礼貌的最高形式。只要没有在天朝熏陶过，夷人就没法掌握它。

罗广祥神父曾给吉涅骑士写过一封信。当时后者还认为自己是法国国王驻广州的代表，而路易十六早在七个半月前已被砍了脑袋。罗广祥神父在信中写道：“英使马戛尔尼的船队已到天津，有六名传教士已被召去热河”确实，8月7日，和?|在热河召见好几名最有能力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是一些钟表专家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召见，是因为他们精通西方事务和西方语言：皇帝也在作准备。

第十三章 礼品还是贡品？（1793年8月8日－10日）

启航的准备工作和航行秩序的安排都十分顺利。马戛尔尼非常高兴：“中国行政机构是如此完善，如此有权威，以致随时可迅速解决任何困难并做出一切人力所及的事情。”世上最反对官僚制度的社会的特使不禁对最官僚的制度倍加赞赏。

8月8日晚，为了庆祝已取得的成就，马戛尔尼命令他的卫队演奏铜管乐。天文学家发现，这些西洋乐曲“对中国水手没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天早晨――作为中国方面的回礼――锣和皮鼓声震耳欲聋。这是启航的信号。温德指出：“所有的船上都有这种声音很响的乐器，不习惯的乘客因此从睡梦中惊醒。当船在航行时，锣用来发信号，特别是用来指挥拉纤人的步伐。”

不到一小时，整个船队都启航了，并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溯河而上。到达下一个停泊港天津需要两天时间：80英里蜿蜒曲折的河道。“河流由于弯弯曲曲而景色迷人，”天文学家写道，“不用几个小时，罗盘上的指针就转了整整一圈。”赫脱南说：“每时每刻我们都遇到一些急于看看我们的船夫。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吃惊的神情，很多人放声大笑，用手指头指着我们的长相或衣着上的怪异之处。顷刻间，河岸上人头攒动，挤满了好奇的人群。”

这些长期在海上航行的英国水手仔细观察这数不清的内河驳船：“有些船很大：船身可达160英尺。造得很结实。船形颇似给牲畜饮水的平底饮水槽；船的两头都往上翘，船尾比船头翘得更高；船帆是用席子做的，成扇面形，依靠竹杆把船帆折叠起来。中国人不会使用双滑轮滑车。”

安德逊数了一数，在24英里的航程中一共遇见600艘船，而在两岸停泊的船只至少有这个数的两倍。“根据最保守的计算，我们至少见到50万人。”“迷人的乡间小屋”，“精致的花园”，“一块块整整齐齐的庄稼地”。

两个世界的撞击

给船队增添许多光彩的旗帜中，有几面旗却令人担忧。赫脱南写道：使团乘坐那么多的船只远道而来，中国人见了一定非常得意，因为在长幡上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吏都把礼――“礼物”改为贡――“贡物”。这一个字的改动使英使十分不快。中国官吏称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就叫做贡。

这是一种解释，但没有解释对。再说，马戛尔尼的使命并不是充当临时的使者，只是送表示归顺的贡物来的。他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并给皇帝带来了礼物。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中国皇帝对此亲自过问。他在热河收到了礼品清单。使乾隆十分生气的是马戛尔尼在中译本中自己给自己封的“荒诞头衔”：钦差，即“君主特使”――查理大帝称之为“missus dominicus”。这正是徵瑞的头衔。皇帝马上在8月6日的谕旨中作出反应：“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

要和礼仪相符，要和过去曾有的、并将永远不变的礼仪相符。“在今后的一切译本中，一律改为贡使或藩使”。

世上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中国皇帝。同样用“钦差”这个词就等于把英王升格为平等的皇帝。马戛尔尼不该以他和派遣他的人的关系来定衔，而应以他的使命来定衔：其使命是表示效忠天朝。

皇帝是世界秩序的中心，也是上天在这世上的唯一代表。他不能设想某个人竟要和他平起平坐。他是最有权威的文人，也是传统习惯的捍卫者。孔夫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难道能让一个不先适应中国的文字与礼仪的夷人接近中国吗？永远不能。

后来，徵瑞奉命在谈话中加进一句话：“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这样，贡使就再也不能以这些奇特的礼品自吹自擂了。

显而易见，他们想要打掉英国人的傲气。有些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如朝鲜贡使，揭露中国皇帝的不良用心：“英吉利进贡物品制造奇巧，西洋人所不能及。”这正是英国人自己的看法。

同马戛尔尼一样，皇帝对一切都作周密安排。这远不只是因为那一方极度敏感所引起的问题，而是两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一方是对宇宙秩序的尊重，另一方则是荣誉感――准备就一个礼仪问题进行较量。分歧的产生并不是像英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低级官员不合时宜的干预；也不是像中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夷人的无知。其真正原因是：一方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先进地位后就不愿放下架子，而另一方则认为礼仪永恒不变，它是文明的基础。两个世界正是通过礼宾上的困难相互撞击着。

马戛尔尼暂时设法避免发生任何争端，好像他惧怕撞击似的。他装作把旗上的“贡”字看成是用词不准确，但他头脑是清楚的。他在1793年9月3日写的、至今尚未发表的出使报告中解释说，他担心他如就旗上的文字提出指责的话，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使这次出使半途夭折。

即使你是来自一个海洋国家，当船就在岸边，只要走过跳板便可踏上陆地的时候，你却始终呆在水上，这多让人厌烦。有几个幸运者曾在澳门、舟山或大沽上过岸。大多数英国人只曾离开自己的船登上中国帆船。天文学家决心要把大量信息带回以飨欧洲的学者专家，他记下了8月10日这一天。

首先，他对这条河的纬度“作了第一次测量，这条河的纬度在历史上还从未测量过。”结果是39．10度，和西班牙的托莱多在同一纬度上。接着，丁维提在采集植物标本时发现一种用来染色的植物，便拔了一棵。这种植物以前林耐都未能辨认出来：这又是一个“第一”，丁维提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走过来给了他一棵毫无价值的蔬菜，这引起大家的哄笑。“低层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敢这么随便”。由于他的好奇心被中国人的好奇心所压倒，他只得撤退，免得尴尬。

在陆地上自然要比在游艇上更受本地人――看热闹的人或被认为是保护看热闹者的军人――的摆布。“每当一个欧洲人上岸，必有士兵陪在旁边。这表明他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也可能这些中国士兵是奉命来监视的。”

从8月5日起，英国人就吃中国饭了。他们对有些菜赞不绝口，而对另一些菜则不敢问津。“人们以当地方式给我们上炖肉。这炖肉是用切成小方块的肉，加上很多酱油佐料做成的。最讲究的菜肴要算是鱼翅和燕窝了。”

侍从安德逊显得挑剔：“收到食物后，”我们自己动手做，因为中国人太脏。如果不是饿得不行，决不吃中国人做的菜。”不过，他承认中国人善于做米饭。这是中国莱中唯一看起来干净的食物：“他们把米放在冷水中洗，然后用箩淘，再放到开水里。当米粒绽裂后，再经过筛把水滤掉，放进锅里，直到大米变得雪白，裹上一层硬皮为止。这种米饭比我们的面包好吃。”克洛岱尔的看法也是对的：“黄种人不会咬面包，他们用嘴唇嘬，吞吃一种半干半湿的食物。”

吃饭方式也不讨安德逊的喜欢：“他们吃饭用的桌子不超过一英尺高。他们围着桌子，席地而坐。米饭锅放在中间，每人盛一碗，用二根小尖棍子夹煮熟了的蔬菜吃饭。中国人吃饭时那种狼吞虎咽劲是无与伦比的。”

对中国人来说，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每顿饭的时间都非常有规律。“水手三餐饭的时间分别在日出时、11点和晚上7点。”“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慎重其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一名本世纪的中国人说，“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

撒谎与偷窃

事实上，说到对中国人的了解，英国人主要通过伺候他们的中国人。他们靠打手势跟中国人讲话，因为使团唯一的一名翻译给大使占用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种理论。在我们眼里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孟德斯鸠指责中国商人用三杆秤，其中二杆是不准的：“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巴罗则推而广之：“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榨勒索他人钱财。”“在我们的总管看来，偷盗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无论他还是他的同伴同中国商人及农民都从未打过交道。因此，这完全是一些诬陷之词――是从广州的英国人那儿听来的。”

中国人个人与集体之间有一种反差：一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的个人使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者反感；但英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组成集体的中国人则守纪律，有力量。眼前我们还在产生这种使中国人不满的新的成见，那就是巨大的“蚂蚁窝”和反常的“蚂蚁”。特写镜头中的中国人引起英国人略带蔑视的微笑，但在全景镜头中，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个集体，一个极端有秩序的集体。

船队溯白河而上，看到的是一幅全方位的活动画景。即使在夜里，依然热闹非凡：“白河两岸，无法计数的纸糊彩灯点亮了。灯笼有白的，有蓝的，也有红的。加上挂在船桅上的灯笼以及船舱窗口上的灯，倒映在河面上，真是光彩夺目。”

我们的目击者对这场奇特的声光表演的音响效果补充说：“河岸上站着的每个哨兵都拿着一段空心竹子，他们有规律地用木槌敲打，表示自己并没有睡觉，并且每隔二小时敲打一次，以表示换更的时间：我从士兵们那儿听说，这种做法在所有中国军队里都通行。”

犹如在尼罗河边，我们看到一些金字塔。不过，这些金字塔是盐堆。在天津周围，你还可以看到这种盐难以及把盐装到船上的情景：那一带全是含盐的沼泽地。“巴罗先生估算这些盐有600万磅。在法国，根据盐税统计，每个法国人每年平均消费盐20磅。假如每个中国人盐的平均消费量和法国人相等，那么这些堆成金字塔的盐就足够300万人食用一年的了。”正当中国人用夜景吸引他们的客人时，这些讲实际、会做生意的英国人却在估算消费者人数以及他们将来的商业利润呢。如果这个省的老百姓消费600万磅食盐，那么曼彻斯特的棉布在这里不是可以大量推销吗？

1793年8月10日，即君主政体垮台一周年之际，巴黎正隆重庆祝理性的胜利。旺代省陷于战火之中。

第十四章 沿白河溯流而上 （1793年8月11日-16日）

沿着白河溯流而上的航行变得单调乏味，因为唯一构成地势起伏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盐堆。因此，大家在8月11日到达天津时十分高兴。天津是第一大城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里人口集中。英国人过去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哪怕是在伦敦和巴黎也都没见过。天津位于三条河流的汇合处，“中国北方所有海运和内河航运的交叉点”。然而，英国人眼里的天津好像是广阔的市郊：犹如泰晤士河流经的莱姆豪斯，而不是威斯敏斯特；塞纳河流经的雅韦尔市，而不是巴黎圣母院。“那里的房子即使和伦敦最贫困区的房子也都无法相比。整个城市都显得贫穷和破烂。”今天，天津给人的印象也还是这样，城市缺乏生气，即使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似乎也感到乏味。

像马穆鲁克一样

“无数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一见到我们便像潮水一般拥向河岸。”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么稠密的人群。“老百姓拥挤着，一直走到河中心。妇女们一点也不怕把她们的小脚浸湿了。”

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都长得一样：“真怪，那么多青铜色的人头拥挤在一起，就像在一组贺加斯的油画里所画的那样！只不过人的面貌缺少英国画家擅长表现的各种变化。”

巴罗很欣赏中国官方喧闹、多彩的豪华排场。锣声、钹声和喇叭声响彻云霄；河岸边搭起了一个戏台，台上有一些演员在高音乐器的伴奏下唱戏；各式各样的楼台亭阁用绸带和丝质帷幔装点得格外漂亮。他喜欢“人民群众那种无穷无尽的快乐”，但他头脑也很清醒：“埃勒菲-培到伦敦时所吸引的英国人不到这些中国人的一半；我们把马穆鲁克当作野蛮人，而中国人更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用手指指点点――人群以各种方式来否定一切奇形怪状的东西。除中国人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民族更符合弗洛伊德对群居天性的定义：“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这种豪华排场，这种人山人海的场面，只不过是给中国人自己安排的，“西洋人”则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并且也是人质。在马戛尔尼的日记里已可看到这种担忧，因为在许许多多面带微笑、殷切友好的主人中突然出现一个铁板着脸的人。在中国官员迎接船队顺利抵达的码头上，站在总督身边的正是那个曾拒绝上“狮子”号的钦差大臣徵瑞。

天文学家对这情景作了仔细观察：“船一抛锚，绅士们大概早已作好准备，个个穿好节日盛装。大家被带到临时搭的牌楼下。一些中国公务员用鞭子无情地抽打人群，让他们后退。马戛尔尼勋爵、乔治爵士和翻译在台上左侧入座，面对坐在台上右侧的总督和钦差大臣。台下一边坐着英国绅士们，另一边坐着中国官吏。牌楼是用包了红色丝绸的竹子作柱子，染色棉布围成的，地上铺了地毯。”

英国绅士们再次应邀出席宴会。钦差大臣露骨的敌视和总督的彬彬有礼形成明显的对照。最后双方还是就英国使团以后的日程达成了协议。使团用一周时间沿河航行到通州，然后用一天时间从通州取陆路到12英里外的北京。使团很可能要在首都呆好几天，因为需要卸礼品和行李，并召集去热河的挑夫和马车。

这时，马戛尔尼又再次向中方表示要把礼品中最好的一部分留在北京。钦差大臣不同意，他刚接到皇帝谕旨：“所有一切贡物着交徵瑞一并押送前来。”马戛尔尼再次向他指出，把这些礼品运到热河有可能受到无法修补的损坏，“没有任何理由能强迫他赠送损坏了的礼品，因为这样做无论对英王陛下还是对皇帝陛下都是不体面的。”幸好总督看来理解马戛尔尼的解释。因此，最后决定还是采取最初的安排，但马戛尔尼勋爵仍对“钦差大臣那令人恼火的性格感到很害怕”。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徵瑞是遵循中国的逻辑办事。一个进贡的使团应该把全部贡品送到皇帝脚下。英国人把最珍贵的礼品留在北京就自己贬低了自己。钦差大臣之所以让步，那是因为他想：“这些夷人真是疯了！”这是两种文明之间本质上的误解。

脱帽还是叩首？

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和别的地方举止严肃的陪同官吏相反，天津官吏好奇心强。他们毫无拘束地仔细察看英国人的一切东西：衣服、书籍和家具。请法国读者来判断斯当东所作的比较是否正确：“如果必须把他们和欧洲人相比较的话，那么他们像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绅士们：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但是，内心却是孤芳自赏，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好像斯当东无意中看过总督的奏折似的：“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

从清朝档案看，事实上，这些表面上轻松的朝臣对英国人的行为十分震惊。这精美的晚宴不是总督而是皇上恩赐的，这些英国人不问问就吃，胃口极好。中国人本以为他们也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菜上来时跪倒在地。

钦差大臣和总督在给热河的奏折中悄悄地提了一笔：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这后两字是表示磕头的固定说法。但不拜倒怎么“叩首”呢？这两名大文豪把西方式的脱帽和中国式的头捣地两种不同概念揉合成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表示虔诚的隐喻来说明马戛尔尼是恭恭敬敬的。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此脱身，只说：“遵旨”前去指挥永定河防汛工程了。

徵瑞则比较??嗦。他在报告中谈了贡使如何装腔作势，“狮子”号船舱里挂着皇帝画像，但他没有见过。他还谈到英国人希望把贡品留在北京，在听说要去热河觐见皇帝时表示不安和吃惊。最后，他说贡使错用的头衔已从贡品单上都划掉了，而且哪里都没有传出去，云云。

冒险通信

斯当东极其重视一个年轻中国人悄悄来船队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在游艇周围转了很长时间。他写道：“一名年轻人被带到船上，他穿着整洁，举止谦虚谨慎。这名新近改信基督教的教徒表示他忠诚于把他从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的传教士，现冒着生命危险来完成一件使命。他给英使带来一些信件，这既没有得到出发地官方的批准，也没有得到所在地官方的许可。”

斯当东从这新信徒偷偷送信那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发现，即使中国人之间也没有通信的自由，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就更没有通信自由了。在中国，没有公共的邮政局。“只有皇帝个人可以通过驿站收寄信件。有时，作为特殊照顾，私人信件也允许由驿夫传递。中国政府就是这样猜疑不安，它垄断向公众提供或封锁消息的权利。”

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信的是一个法国传教士，名叫梁栋材。他曾是耶稣会传教士，47岁，住在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第一封信是3个月以前写的。该信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也向马戛尔尼发出警告。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信被送达的过程看，这信都让人捉摸不透。梁栋材神父请求马戛尔尼同意让他在北京安排接见的一切物质准备工作，同时又要马戛尔尼装出没有接到他的信的样子。这位神父写这封信是因为在5月误听传闻，以为使团已经抵达天津。“阁下，我已作了一切努力为使团进行最好的宣传。我要立即告诉阁下的是在阁下到达北京之前，切勿将他的使命的秘密和主要动机告诉任何人。如果阁下收到我的信后，要我做什么事的话，我将不胜荣幸，一定全力为阁下效劳。”

如果这提议出自英使之笔，那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初来乍到的欧洲人写信给一名已中国化的欧洲人，请他给予帮助，那是十分自然的。反之，则不然：因为大家都只知道这名神父是为皇帝做事的，所以他无权给任何其他人提供服务。

第二封信是几天前写的，信中让英使提防一个名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传教士。虽然大家都知道后者敌视英国人――或者正是由于他敌视英国人而闻名，他将在热河作英使的翻译。“如果有关英国使团的事务像我希望的那样是在北京处理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因这个葡萄牙人的冒失话而可能给人产生的不良印象。可是皇帝和朝廷官员现在都在热河，中国政府不叫我，我就无法跟随阁下去热河。因此，我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行为深感不安。”一句话，梁栋材神父毛遂自荐，要取代索德超。

难道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在搞他个人的权术吗？马戛尔尼暂时不给他任何答复。不过他一到北京就要对这消息进行核实：尽管索德超神父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法文，但他的确已被朝廷指定为英国使团的正式翻译。

马戛尔尼要求允许他从在宫内任职的欧洲传教士中选一名会讲中文的担任管家。王和乔告诉他，朝廷很可能会同意这要求。英使还不知道，“对中国人说来，对任何性质的要求都不直接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缺乏教养。因此，他们总是先对提出的要求表示赞同。”后来，马戛尔尼因为有了教训便懂得了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做法从不赞同：“他们脑子里没有丝毫履行诺言的概念。因此，他们对一切要求都答应，但又根本不愿兑现所作的承诺。”

连续演戏

使团其他成员没有像马戛尔尼那么操心，他们兴趣更多的是观看为他们安排的演出。演员在许多飘带和五彩丝质旗子簇拥下舞弄着剑、枪和矛，同时还表演惊险的筋斗，引起观众阵阵喝彩。戏中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因为中国人不让女人演戏”。有人告诉他们，演女角的都是些两性人。

乐队的乐器都是吹奏乐器，很像喇叭、打猎用的号子和苏格兰风笛。乐队演奏的音乐很不和谐，英国人的耳朵无法忍受。“不过，总的说来，由于新鲜和演奏方式特别，我们还是很满意的。”今天，如果您去看“京戏”，您将会有同样的印象。

读马戛尔尼的日记，读者会以为这戏是专门为英国人演的。不过，总会有一个见证人说出真相的。天文学家就透露说，这场“乏味的”演出早在英国使团到达之前就已开始。当使团的船队重新启航时，演出仍在继续进行――观众对英国人的走毫不在意。中国人看戏真是全神贯注。

船队就这样启航了。天文学家对排立在河岸上的中国兵士的服装指责甚多：他们头戴沉重的头盔，加上额下结扣的皮帽带，很容易被勒死。他们的弓箭就像在伦敦展示古代打仗用的那种弓箭。他们仅有的少数火枪已经破旧不堪。

霍姆斯觉得很开心：中国兵士人人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扇子。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们衣服上“有许多铜质或铁质的小薄片，使人觉得他们像英国那种布满铜针的保险柜”。

斯当东听说这些一点也不威武的兵士并不是职业军人。他作为来自一个对征兵这种办法始终不满意的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自然对这儿的招兵方式发生兴趣。“仪式一结束，士兵就都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直到下一次需要他们时再来。在这期间，他们就去种地或者做工。”这种情况有点像瑞士。

不幸落水，无人营救

正当演出仍在继续时，使团上船了。欢送使团的礼炮轰鸣，这些礼炮实际上是“一头理在地里的空心木炮：塞满火药后向空中发射”。安德逊指出：“船队启航时周围是不计其数的船和人，这种景象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真害怕船与船相撞。”

事情比他担心的还要糟。一艘陈旧的帆船由于船尾上看热闹的人太多而倾翻，大约有40人跌落水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抓住抛给他们的绳子而得救。中国人的好奇心超过了他们的人道心理。观看英国使团的兴趣超过对他们同胞生命的关心。”

“见死不救”？一名现在的中国人对这种行为是这么看的：“有些英雄真有点怪，为救一个小孩可以跳到水里。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是不会这么干的。人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对工作刻苦耐劳，对新鲜事物兴致勃勃，对他人不管死活：中国的大众至今还是这样。

拉纤人的节奏

从此，船队靠人拉纤，日夜兼程在白河航行。英国乘客感到十分诧异：”“中华帝国的所有河流上都有以拉纤为职业的中国人。每个纤夫身上都套有一根木条，木条的两侧拴着两根绳，同帆船的桅和船头连在一起。”“他们把木条横跨在胸前，指挥者等大家准备好了就发出信号。”

就这样，纤夫们像牲口似地按着有节奏的号子一步步前进。中国的“号子”是这样喊的：“Hoy－alla－boa。”“这个号子在中国是通用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可看到这种中国式的拉纤。

安德逊对这些不幸的人十分同情：“有时我看见泥浆水一直没到他们的肩部，他们不得不互相纤曳而行才能拉动后面的船。”天文学家赞赏纤夫们在顶逆流，从齐腰深的泥浆水中脱身，甚至游泳横渡白河支流时所表现出来的灵巧。“出于一种自然要履行义务的良好愿望，他们拉纤时始终高高兴兴的。”不只如此：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看到一些农民逃避苦役。的确，如果他们无法逃脱时，他们宁愿显得高兴也不愿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从8月11日离开天津到8月16日抵达通州，一共连续航行5天没有上岸。这里的蝉声震耳欲聋――从北方到南方，人们在夏天至今仍能听到刺耳的蝉鸣声。蚊子飞来飞去盯人。在这些潮湿的平原地区，蚊子至今尚未绝迹。马戛尔尼以农艺家的目光仔细观察各种庄稼：玉米、高粱、谷子、水稻、黄瓜、果树。他听说经常发生的旱灾和蝗灾造成饥荒。“那时强盗盛行。但当局不加镇压，因为这些偷盗是迫于饥饿，年成一好就自然消失了。”

许许多多的船只始终成为缓解住房紧缺的替代办法，“每只船的甲板上有10间或12间房间，每间住一户”。

在观看运往首都的货物时，英国人发现一种“很难猜出其用途”的“商品”：“这是一些干燥、棕色的饼状物，很像我们一磅重的面包。这种饼的成份是拌合、晒干了的粪便。人们把饼状粪便运到首都市场，京郊的菜农买了后放在尿里溶化，用来肥田。”这成了外国人常常提到的话题。

安德逊还写了一件事，但未作更多评论：“晚上，我们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脱了衣服后，从衣服上找到许多虱子。他们吃虱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

中国官员跳舞

日子过得比较单调。因此，中国陪同极力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些。乔是一位愉快的伴侣，他在喝茶时做出惊人之举：“他又跳舞又唱歌。在我们一名画家托马斯?希基的笛子陪奏下，他一边轻声哼唱，一边用扇子在茶杯上打拍子。”50年后，古伯察神父证实说：“有修养的中国人讲究礼貌，待人细微周到。’”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讲究礼貌这一点似乎是不需思考就固有的。

为了使英国人高兴，乔甚至还不怕笑话，学说英国话。天文学家承认乔说“Very well”或“How do you do？”时毫无困难，但说“broth”――“汤”时就怎么也不行。可又有谁发英语中的“th”和“r”两个音时从未碰到过困难呢？

单调的风景终于结束，英国人看见皇帝外出巡视时住的行宫。“屋顶上盖的是茅草，有时甚至就是草皮，墙是柳条加泥土糊的”破房子同这座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屋顶的豪华建筑相比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只有国家才敢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这方面如其它许多方面一样，皇帝的中国和共产党中国没有太多的区别：任何个人的富足都是可疑的，或至少在共产党中国建国后的最初30年是如此。

斯当东很快发现，这里和到处是城堡的欧洲乡村明显不同：“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地享用其财富。”

的确，盖房子即表明一种永恒性。可在中国，持久不变的地位是没有的。荣誉和官职都由国家给予或撤销；而苍天收回对天子的任命时就引起了改朝换代。德日进后来说：“中国人所创造的巨型建筑物（宫殿、门楼、城墙……）都是泥土做的，其唯一牢固的成分（玉、青铜、瓷器）只能当小摆设用。”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天气太热，有些食品因此变了质。有关人员立即受到惩罚。马戛尔尼对这件事始终感到惊愕不解。根据王和乔的命令，负责食物供应的官员被摘掉顶戴，就是贬黜；而仆人则被施以杖刑。

马戛尔尼在两位陪同官员面前为他们说情。“他们满口答应，但我们很容易发觉，他们是不会给任何宽容的。”他知道中国人总是说行，但实际上总还是按老规矩办。

第十五章 一堂磕头课 （1793年8月15日）

总督和钦差大臣就贡使对天津宴会的态度已向朝廷作了谨慎的汇报。这些报告一到热河便使内阁感到困惑不解。那个隐喻按字面被理解为：马戛尔尼“磕了头”。在大沽他在圣旨面前竟会表现很坏，而到天津出席宴会时怎么就会表现得那么好呢？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进步吗？

和?|立即于8月14日给总督回函，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向闻西洋人国俗不知叩首之礼。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

如果马戛尔尼真先磕了头，事情也就完了。假如他只是低头，那就应该告诉他，他应该遵守一切朝贡者、甚至藩属国王觐见皇帝时都应遵守的礼仪。不久，有人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警告说：“不学此礼，必为各藩部所笑，谈你们夯。”不仅如此，他将完不成英王交给他的使命。“不必隐瞒实情”。

这口气已不再像前一个月那么客气了，当时皇帝想作为例外特殊对待这些远洋来的使者。也不再像一周前那样各人可以按本国的习俗行事。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天主教遣使会档案中记录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发生变化的原因：“开始，磕头礼似乎没有成为很大的难题；中国官员并不强调要磕头。当获悉英国使团的目的时，中国政府的安排就突然改变了，因为英国使团所要的东西并不是可以用一些首饰和甜言蜜语所能买到的，拒绝磕头是一种借口。”

那么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告诉中国人了没有呢，乔治三世的信件并没有递交，只有英国人才可能知道马戛尔尼要和乾隆谈什么问题。

那么是否发生泄密呢？可能的。但也可能皇帝对随礼品一起送去的那封信中的不妥措词进行了更多的考虑：他认为这些不妥措词并不可能是出于无知。有一点是肯定的：英国使团访华出现决定性转折是在8月的上半月里，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变化的确切原因。

和?|14日写的信第二天送到钦差徵瑞的手里。后者马上就意识到他有可能因这事而丢掉他的顶戴。马戛尔尼只得“停止观赏景色”，因为中方陪同官员要拜见他。

徵瑞来了，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王和乔。他们比平时礼节性拜访时显得严肃。他们说，皇帝已表示满意。他给英国使团两处住所供挑选：一处是在城里，另一处是在6英里外的乡村，但更加舒适，而且离夏宫即圆明园很近。接待日程也确定下来了：9月中去热河为皇帝祝寿，然后立即回北京。皇帝也将很快回京。因此，不必把所有礼品运到热河了。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们谈论宫里的规矩。他们在作暗示时那么艺术、机智和巧妙，以致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产生钦佩之意。”他们是从衣服谈起的。中国的衣服比西方的衣服好多了！因为穿中国衣服无论屈膝下跪还是匍伏在地都不受影响。“因此，他们担心我们的松紧袜带和裤扣可能带来麻烦；他们建议我们在去朝见前先脱掉这些东西。”

马戛尔尼请他们放心：他假装深信皇帝更喜欢看他像向英王一样向自己施礼。

这时，三位中国官员便向他介绍磕头礼，好像马戛尔尼不知道似的。马戛尔尼说他打算到北京后交给他们答复的信件。中国官员们便改换了话题。“他们告诉我们皇帝今年秋天不去围猎，而是很快返回北京，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对他们说，皇帝陛下可根据英王的信以及我的活动来判断我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完成我肩负的使命。”

马戛尔尼是否用委婉的方式把他拒绝磕头的想法表达出来了？难道是翻译把意思译拧了？还是钦差大臣由于深信能让外国人悔改，过于乐观而出了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徵瑞谎报朝廷，说英国人“亦深以不娴为愧，连日奴才察看该使臣等学习渐能跪叩”。徵瑞知道自己在撒谎，并知道他有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他悄悄给自己留了一条出路：“惟（该使臣等）善于遗忘。”

人们谈论西藏叛乱

中国官员还谈及另一个不满的话题：西藏。谈话中又涉及服装问题。马戛尔尼听说驻孟加拉的英国军队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了援助。“这条消息使我感到不安，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可能。”欧洲人会在“世界屋脊”同中国军队打仗？只要根据他们的帽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应该加以否认。他否认了。

几天以后，中国人问他，英国人是否愿意帮助他们和西藏叛乱分子作战。马戛尔尼觉察出这是个圈套，便立即回答说，英国属地离战斗地区太远，因此无法进行干预。“因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够支援皇帝的军队，那么也完全可能已经支援了皇帝的敌人。”

由于信件传递缓慢，马戛尔尼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境地。他是1792年9月离开英国的，但当时他一点也不了解6个月前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战争：尼泊尔善战的廓尔喀人在1791年秋向西藏派兵，促使当地百姓叛乱。这个中国保护国的当局向北京求援，乾隆便急忙干预。1792年春，一支由两广总督福康安率领的中国军队击败了廓尔喀人。尼泊尔不得不向中华帝国称臣，西藏人为中国的干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当英国使团离开朴次茅斯港时，伦敦并不了解这个结果。当英国使团1793年6月底抵达澳门时，那儿的英国人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消息是9月8日才得到的。马戛尔尼后来回到广州时才放下心来：后来事实证明他否认英国人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是对的。

在整个世界关系史中，通讯的困难往往造成悲剧性的误解。但就这件事情说，主要是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疏忽，他没有想到派人到巴达维亚给马戛尔尼送封信。

如果英国人没有介入，那么中国人在许多包头布中看到的帽子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中国人故意找茬儿？还是由于海拔太高而看花了眼？或者也许是几个从英国军队中逃跑的印度兵……

马戛尔尼尽其所能摆脱了困境，但他在大沽时还很高的热情现在已减少了许多。看得出他困惑不安。由于对西藏情况不了解，他的决心受到了动摇。事情已经过去，可只有中国人了解内情。难道是使团的目的暴露所以要破坏这次使命吗？散布这些谣言的正是指挥镇压西藏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国人。

中方问马戛尔尼，他本人是否带了送给皇帝的私人礼品。马戛尔尼本没有想到这点，不过他很机灵，回答说他希望皇帝能接受他送的一辆四轮华丽马车（这是他自己的马车）。他趁机补充说，他还为中国的新年――1794年1月31日――准备了一些礼物。

他想这么说可使中方明白他很愿意在北京至少呆到春节。“许多次的暗示使我认为，出于习惯，他们不允许我们在他们那儿呆很长时间。”他又想到别人悄悄告诉他的消息：皇帝由于放弃秋季狩猎，很快就要返回北京。难道这是为了要和使团作深入的会谈吗？或是更可能为了不让使团久等免得影响他们的归期呢？如果不同意使团超过礼部通常给予贡使40天的逗留期限，又该怎么办呢？

他很清楚钦差大臣抱有明显的敌意。相反，他认为自己已把王和乔争取了过来。只要钦差大臣一转身，他们就毫不掩饰“他们对这位鞑靼同燎的敌视态度，因为他有同皇帝通信的特权，他们俩害怕钦差大臣的可恶性格”。

马戛尔尼在通州上岸时考虑了一下他目前的处境。他作了许许多多的笔记。使团受到殷切的接待：食品供应非常充足；不断受到军事仪仗队的欢迎，“旗子飘扬，锣鼓喧天，而且夜晚还燃放烟火”。一切东西都是赠送的，从不允许他们付钱。可勋爵开始从这些慷慨大方的接待中发现礼仪的一种效果，这些礼仪正在逐渐捆住他的手脚。

因为英国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每当我们想出去散散步，中方总是不同意。可他们又是那么友好，以致我们如果不是愉快地接受这种约束的话就显得太不懂礼貌了……我们受到严密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哪怕是很平常的行动都受到明目张胆的注意。”

马戛尔尼学得很快。他虽然对写有“贡使”字样的长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他猜想到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难以消除的误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曾这么说过。马戛尔尼坐船去中国是带了一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原则的，他原以为这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现在开始发现这些原则打不开中国的大门。他觉得自己被一只戴丝质手套的手推进了困境。

第十六章 分配住进一座庙宇 （1793年8月16日-21日）

船队开到通州就停下来了。人们差不多已经到达目的地：离北京只有12英里了。不过，使团在离开小船，坐上马车去北京之前还得等几天。马戛尔尼很想先走一步，让他的副手照看行李的装卸。但不行：在中国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押送贡品的人，他不能离开贡品。

使团被迫在离向往已久的目的地很近的通州休息。“8月17日，上午7点，勋爵和乔治爵士离船上轿，由中国兵士护送，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百姓。”使团其他成员被迫留在船上，他们从那里观察一种杰出的新型搬运方法。所有行李从27艘帆船搬出，并安放在两个巨大的仓库里。仓库是在几小时内用竹竿交叉搭成的。“那么多的箱子，而且多数分量很重，那么快就都搬完，这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做到。因为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是由国家来指挥一切的。”

这些主张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十分赞赏国家经济。“想不到在一个如此专制的政府统治下，一切最艰难的任务竟然完成得那么轻松愉快。中国人能够搬运任何重量的物件，只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就成了。他们在货物的两侧捆上两根竹竿；如果两根不够，他们又交叉放两根竹竿。”在中国，劳力有的是，竹子也不缺。

中国人的精细使安德逊佩服得五体投地：“每个仓库的门前都站着两名公务员：他们检查并丈量每个箱子，记入清单、不经过这道手续，即使是最小的盒子也不能搬进仓库。”

使团随行人员到达使团住宿地，或更确切地说分配给使团住宿的庙宇里，他们在那里和马戛尔尼会合。庙里12个和尚，只有一个留下来照看庙宇香案上的香火。其他和尚都走了，把贵宾用的房间留给英国人住。

旅馆是有的――但都是破旧的茅草屋。一般旅客花一个铜钱就可以在旅馆里喝上一杯茶，找一个角落躺下。不过，旅客必须自带被褥。如果旅客付不起房租，“他就把被子留下”。在北京，出差的商人在他们同业公会的房子里住宿。进京会考的人则有专门的住所。中国的旅馆十分简陋，――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这种状况――为了接待贵宾就必须征用寺庙了。

寺庙也是地方上聚会的场所。情人幽会就在庙里；必要时，军队也在庙里扎营。寺庙是每个城镇最美的地方。由于寺庙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因而它们成为今天游览中国城市时唯一吸引人的建筑物。不过，这些寺庙几乎总是空空荡荡。许多寺庙在本世纪里，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兵痞洗劫一空了。

然后是吃午饭。宴会共上菜12道，每道上12个菜：总共144个菜。直至今天，每逢盛宴还上那么多的菜。英国人离开船以后，就再也无法不让中国人看见自己了。他们吃饭时那狼狈相――啊，这些筷子真难使！――都被中国人看在眼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见了他们的笨拙样放声大笑。

怎么使中国人敬服呢？马戛尔尼只得求助于军事机器了――这是未来的先兆。他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在大门外站立，“旨在使中国人对我们使团有一个高度评价，而使团的成功完全有赖于此。”

英国人来到了佛教的寺庙，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观看。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和西方不同，佛教并没有产生一种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寺庙和宫殿或者漂亮的王府没有区别。根据风水，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座北朝南，屋顶部呈角形，上面有一些守护神的小塑像或者令人生畏的兽头。在这些建筑物里，每个石块铺地的院子后面就是由红漆木柱支撑的殿堂。

即使那许许多多的书法也不是寺庙所特有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字大国，它本身就很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宝塔、公共建筑、商店招牌、房屋大门，到处都写有警句、格言。”后来，书法家可以有变化，但写格言警句给行人以思考的爱好却始终未变。

“我们发现有好几尊木质或瓷器的男女神像。”这些塑像按照人间等级社会的模式来反映天堂的等级制度。这些塑像“从解剖学角度看，身体比例失常”。英国人为之目瞪口呆。

被英国使团驱走的和尚在念诵经文时回到“一座四方形的小屋，那里有一个祭坛，上面放有若干瓷器做的巨型人像。每当有一个人来许愿时，只要付点钱就可点燃香烛。在一个小灯里有几根香捻在燃烧。”

和尚让出来的房间舒适、凉爽。“木板搭的台，配上一些毛毯和一个枕头就当床用。老百姓夜里和衣而睡。”只有夏天时才例外，他们光身子睡觉。直到今天还保留了这两种睡法。

似乎见到了圣母玛利亚和方济各会僧徒

中国是等级森严的国家，中国的僧徒也分等级。接待夷人也分不同规格：“寺庙高僧的住房安排给使团的高级人士住。使团的其他人则安排在蜈蚣出没的房里住。”天文学家不得不和7个同伴合住一间房间：“房间里太热，以致他们中有两个人宁愿去回廊睡，第三个人在看见一只蝎子后也去回廊睡了。”

虽然庙里有英国人，信徒仍然蜂拥而至。斯当东发现佛教和“罗马天主”教十分相像，觉得很有趣。圣母像呈坐状，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头上围有一圈佛光，供奉圣母的香火在像前焚烧，她和圣母玛利亚完全一样”。和尚们身穿棕色粗绒长袍，腰里缚扎白绳，他们的修道生活包括苦行、斋戒和忏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方济各会的僧徒。

尽管在原则上政府“不干预宗教信仰，但它禁止所有它认为有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宗教”――基督教就属于被禁的宗教。英国人对此远没有像对禁止与西方贸易那么感到不快。禁止基督教并没有损坏中国在欧洲知识界所具有的宽容形象：“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皇帝信他的宗教，即喇嘛教。好几名大臣信奉另外一种教。多数中国人则信奉佛教。”

这么介绍有点简单化了。中国最普遍的宗教是一种混合性宗教：一半是佛教，一半是道教。某个教区、某个社团、某个个人之所以找某个真福者而不是别的其他真福者，那是因为当地人都信他，或者出于个人的偏爱，而不是宗教神学的选择。大众性的道教在中国官吏中间受到歧视，因为它的多样性不符合官方的秩序，另外政府也控制不了道教的入教仪式。对这些英国人说来，“没有什么国家比中国更迷信的了”。马戛尔尼发现人们向孔夫子祭供“一头猪、一只羊和一头牛”：这和拉丁人称之为“三牲祭”的祭礼完全一样。

中国人在结婚、出门旅行或做其他重要事情之前总要去庙里拜佛。他们在求神问卜之前“先要拜倒在地。这和乞丐向路过的官吏或者官吏在皇帝面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一颗木头骰子往空中一扔，当骰子掉在地上时，骰子上面的数字就是指命运簿上的页码。和尚就把它打开。“如果看到里面的答案是吉利的，问卜者就跪倒磕头以示感谢。否则，他就问第二次，甚至问第三次。第三次问卜的结果则是不可变更的。”您今天还可以在红色中国的寺庙里看到有人求神问卜。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关闭了寺庙以后，现在又让寺庙开放了。

斯当东写道：“很少有中国人到庙里去求来生之福的。”斯当东的话说得太早。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是信人死转生的――正像勒孔特神父所讲的故事那样：一位老人曾要求神父给他行洗礼，因为他要逃脱和尚说他来生要当马的命运。

月食与知识的垄断

8月21日，在中国天空应能看到月食。天文学家事先已做了全部测算。开始，他对王给他的年历一点也不懂。后来，当他克服了因翻译水平不高所带来的困难后便发现这本年历是准确的。不过，他清楚朝廷里欧洲传教士的任务就是预报天文现象，而中国政府赋予天文现象某种政治解释给英国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见到“在房屋的墙上贴有将要发生月食的官方通告”。

皇帝利用人民对日、月食的敬畏，把不让人民惊恐的专有权留给了自己。皇帝对日、月食的先知先觉使中国人。对能给他们如此有益指示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崇敬”。

当朝廷识破苍天秘密时，天朝的说法就不只是个隐喻了。皇帝有知识，但他垄断对知识的所有权。他利用他的知识来表明他是神圣的；因而也就使群众远离了知识。皇帝身边的基督教天文学家们使皇帝成了大占星家：

整个宇宙之秘密地无所不晓，

他对我们的命运了如指掌。

皇帝将其政权建立在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艺术使群众永远愚昧无知，转而对少数掌握知识的人无限崇敬，使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最确凿可靠的知识是统治的知识。“皇帝在日、月食来临之前不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他假装改正在公共事务中所犯的错误，因为日、月食是对这些错误的惩罚。皇帝请他的臣民向他发表意见，提出批讯。”那时，一个专制暴君已经号召大家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百花齐放纯粹是天方夜谭。

“月食开始时，人们可听到一片可怕的嘈杂声。钟声、锣声、响板声和鼓声轰响不已，以致用爪子抱住月亮的龙吓坏了，丢下月亮逃之夭夭。”龙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动物。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生物。它偶尔也穿过云层出现在天空。它会深藏在湖底，醒来时就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龙是好的不是坏的？龙存在于世界秩序之中。人们用喧闹声使龙吓得丢下月亮，也用喧闹声招回垂死亲人的灵魂。这种做法十分方便。

英国使团对传教士的态度并不客气。这些传教士“在设法使中国人民掌握欧洲科学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他们和皇帝一样，不想让中国人民获取科学知识”。那么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民始终愚昧无知呢？巴罗指责说：“因为如果让中国人分享他们的科学知识，那么高等知识给予他们的声誉就会消失。那样的话，他们要作出的牺牲就太大了。”

根据这些英国旅行家的看法，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那是因为天朝官僚体制及其西方的配角都有共同的利益。维护那永恒不变的制度的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保障了永恒不变的制度。传教士们成了迷信的同谋者，而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使命是破除迷信呢。他们在愚弄人民、隐藏知识方面成了皇帝的伙伴。

但至少有些英国新教徒主张普及西方知识，揭露天主教士的蒙昧主义。不过，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自十六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为在中国努力传播西方科学的历史说明我们这些英国人十分无知，人们不能指责这些遭到冷漠或敌视，最后只争得很可怜的一席之地的神父、现在该轮到英国使团自己去量量这垛墙的厚度了。

第十七章 一座由木结构房屋组成的城市 （1793年8月19日－20日）

安德逊是一名胆子最大的旅游者：“8月19日，我游览了通州及市郊村镇，非常疲劳，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座城市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方形。“通州城四周的城墙外有护城河环抱。城楼上有几门火炮并由许多纪律严明的兵士守卫。这座城只有3个城门，每天晚上10点关，早晨4点开。”

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只有官吏的房屋才是用石块或砖头建造的。“窗户都没安玻璃，而是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有钱人家则在窗框上绷一块丝绸。”屋里根本没有家具，或者只有很少一点家具。墙通常是粉刷了的，其颜色表明房屋主人的身分：除了官吏外，其他任何人的房墙都不能粉刷成红色。商店门前挂着旗幡，以表示所售商品的性质。“最贫困的家庭都供奉偶像。没有一艘船不在舱内摆设神像和祭坛的。”

这里有人行道――当时在欧洲还很少见――街道很窄，街道两侧的房屋前张挂着席子，以遮挡太阳。如果没有急急匆匆的人群，在那里散步一定会十分舒适。中国人也喜欢在街上看热闹。“我受到二三十人的围观。有好几次找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直到那些好奇的围观者散开才出来。我在店里只买了一把扇子或者一只烟斗。”

任何到中国旅游过的人都曾经历过这种小麻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后，外国人在大城市里才不再引人注目，但在偏僻的城镇仍然遭到围观。

英国使团里的黑人

身穿短装，头戴搽粉假发的英国人使这里的人感到新奇。但他们看见一名黑人仆役时则完全目瞪口呆了。这个黑人是使团一个英国人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人，有的人甚至怀疑这黑人不是人；孩子们叫他‘番鬼’，就是‘野蛮的魔鬼’。”今天，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非洲留学生依然引起同样的好奇，这种好奇并不总是友善的。

安德逊认为，这个黑人之所以使中国人吃惊，并不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黑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安德逊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难道在中国就没有奴隶吗（即便他们为数不多）？巴罗指出：“一个男奴值一匹马的价钱。”斯当东说：“一个男子可以自己主动出卖自己，例如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父亲或能为父亲操办一个过得去的葬礼。”

当人们后来读到安德逊写什么长城“只花了几年便建成”后便能发现他过于轻信。他眼光敏锐，但一旦他的看法不以确切的观察为基础，即一旦他把他的笔交给他的……“黑鬼”库帕斯，他对“最美好的世界”的天真态度就使其看法脱离了现实。

皇帝的粮仓：天佑国家

英国人没有看见一个像乞丐样的人。“许多人看来相当贫困，但没有一个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一旦发生饥荒，皇帝就出面赈济。“国家粮仓打开。灾民免征赋税，甚至获得金钱上的救济：这样，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保护生灵的天公。他把慈善的特权占为己有，不允许他人分享。有一次，某省遭灾，一些商人表示愿意出资救济，但这个建议被皇帝愤怒地否决了。”实际上，虽然有皇帝的赈济粮，中国人仍有许多人饿死。

不管是灾年还是丰收年，国有制度始终存在。个人的财富是无法使人民永远感恩戴德的。很明显，英国人现在与本国相距甚远，而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则十分接近。

英国人的注意力被一座12层的奇异建筑物所吸引。那是一座宝塔吗？“最下面三层没有门窗，也没有任何楼梯的痕迹。”虽然塔身长满了萎草和青苔，宝塔保存完好。据说，建塔的时间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早。今天，该塔虽已无用，却仍十分壮观。斯当东说，该塔在很长的时期里“作为掺望塔，一旦发现鞑靼人侵袭便发出警报”。

受束缚的妇女

几个英国人曾骑着十分健壮的马匹几次外出。这种马颇像豹似的，身上有不少斑点。一路上，这几个英国人像农学家似地观察农作物，他们对农村的富饶赞叹不已。秋收即将开始：谷子和玉米――玉米是16世纪从美洲引进的，这是少见的靠引进革新的实例。小麦用连枷拍打或靠马蹄踩踏脱粒，有时也用粗大的碌碡压场。簸箕和欧洲农民使用的簸箕十分相像，以致这些英国人认为：这证实了簸箕是中国人发明的。由于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西方农业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配有播种器的轻犁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一路上看不见牲口：牲口都在牲口棚里饲养，人们喂以蚕豆和铡碎的稻草。中国缺少建牧场的土地。一路上也看不见村庄，只看见一些分散的、四周没有栅栏的茅屋。“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种安全感使英国人十分赞羡。那时，英国社会暴力事件很多――在城市里、大路上、乡下，暴力事件都时有发生。

农民的妻子被迫做家务，“喂牲口，养蚕，纺纱，织布，还要效仿上层社会妇女那样把脚裹得很小。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不允许妻子同桌吃饭：他们让妻子在一旁侍候。”

这种习俗在儒教家庭里始终存在，而在普通家庭，特别是在南方和台湾还一直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卢埃尔格或科西嘉的农民对这种习俗就不会像这些英国人那么反感了。

敬重老人和崇拜祖宗

斯当东完全陷入了理想化的状态：“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一些纯属道德性质的格言张贴在词堂里。每个家庭总有人能向其他家庭成员宣读这些格言。”这些格言至今还有约束力。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些包括后来年轻红卫兵暴行在内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和缓年轻人暴躁激动的性格”。敬重老年人的美德从未中断。钱德明神父讲乾隆在1785年把192个六世同堂的家庭请来北京，他们中有4名老人超过了100岁。“皇帝给所有人都送了精美礼品，并亲自为他们写诗志贺。”在毛的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曾被共产党继承。大家聚集在家庭里－－或街道的工作单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警句。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原则，人们设法在各种委员会里实现，“年龄三结合”――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相结合。随之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性格三结合”：冲动急躁、精力旺盛和温和稳重等等性格就像在原始社会里一样被恰如其分地混合在一起了。

对老人的敬重和对祖宗的崇拜都是最高原则。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宗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从不中断来往。

这些英国人的惊讶与钦佩现已成为今天西方人的惊讶与钦佩，因为在西方，减少到只有夫妇与孩子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遍情况。而在中国，每个父系家族成员都必须相互帮助。斯当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得早了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医院。”这是由家族保障的社会保险，国家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家族无力互助的情况下才赈济灾民。下过，我们似乎也可把乔治爵士的话倒过来说：正是由于国家缺少资金，因而家族不得不担当这一角色。今天也还如此，正因为集体无力给农民退休金，所以农民才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没有儿子，将来谁给养老送终？

社会团结、尊重等级、力尽孝道、崇拜祖宗：直到今天，这些儒教道德始终经久不衰。

第十八章 出现乌云 （1793年8月16日－21日）

在这期间，马戛尔尼的精力都放在使团工作上。困难的迹象越来越多。首先，他又收到格拉蒙神父的来信。信是8月16日发出的，信中含糊地提及在北京流传的各种消息：“我请求阁下不要忽视我愿效劳的建议。在这里办事情同在别处不同，在我们那儿有理、公正的事到了这儿就常常成了无理和恶意的了。”

这位固执的教士的意图是什么呢？是要感谢英国对耶稣会提供了保护？是希望英国使团的成功能改善在华外国人的命运？是相信英国使团在设法促进传教活动？如果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次700人的远行未带一个Clergyman就足以说明启蒙运动时代的特点了：对自己的国教不予置理，对“罗马”天主教则公开蔑视。这位神父不该如此天真，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传教士的小圈子里斗争激烈。不管怎么说，害怕朝廷报复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那么鬼鬼祟祟。马戛尔尼8月17日收到的信并不比前两封信写得更明白；但信中的这些暗示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

第二天上午，王告诉他车队准备在21日出发，穿越北京，直接去圆明园。到那里后会有一名欧洲传教士为他服务。王没有说这名传教士是哪国人。这个消息证实了梁栋材神父的警告，中国方面准备强加给马戛尔尼一名翻译，可能就是神父告诉他的那个名字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人。无论在皇帝的中国还是人民中国，在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翻译人员并不是以对访问者最方便的方式，而是以对当地政府最恭维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因此，任何中间人、合作者、仆人都得田当局亲自选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那天晚上，王和开单独来拜访马戛尔尼：“鞑靼人”由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不能和他们一起来。马戛尔尼猜测他得的是外交病。

事实上，徵瑞正不安地等着朝廷对他从天津发出的那份十分乐观的奏折的反应。由于情况不明，他宁愿避免和英使接触。中文的指示在8月18日从热河发出，徵瑞可能第二天收到：“扎者在函已悉。该贡使到（热河）后亦须先为学习礼体，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

命令十分明确，剩下的就是贯彻执行。徵瑞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了。

猫耍耗子

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必须让英国人遵守“仪”，“仪”是“习俗”的雅称。英国人开始体会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讲究礼仪。孔夫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而直到今天，儒家学说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十三经》中有三篇是专谈礼的。朝廷六部――相当于西方政府的部――中的礼部，其唯一的工作就是使礼仪在以下方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管理属国使节的活动以及接收贡品，监督“科举制度”等。科举制度是不断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这一磕头事件的突然恶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过早乐观的徵瑞现在懂得他是在拿他的前程在冒险，他便把这个任务推给王和乔，因为他们俩比他更有办法使马戛尔尼就范。马戛尔尼十分不安地发现了他们的企图。

这两个串通好的伙伴是在送英使从“竹棚”回来时开始行动的。“他们告诉我皇帝同意我们关于请一名欧洲传教士陪同的要求，还说我们可以挑选任何一名在北京为皇帝当差的欧洲人。”这是一条好消息，但后来知道这条消息是假的。“他们还说皇帝十分敬重我们。”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开场。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先乐于说一些好听的话，接下来的准是麻烦事。

果然，话题转到礼仪问题。这两位官员解释说磕头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同时又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跪倒在地上，同时求我也跟着学。由于我不同意，他们便要求我的翻译试试。这名翻译虽是中国人，但他回答说他只能根据我的指示行事。他们因为发现我不够灵活而显得十分失望。”

马戛尔尼也感到失望，因为觉得他们说话不够严肃。“他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当我们指出前后有矛盾时，他们也不掩饰，好像那是小事一桩。”他们为人相当文雅，所以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因失败而不悦的神色：“我们的音乐家站在平台上演奏了好几首曲子，他们听后觉得欧洲音乐非常优美动听。”

火炮表演

8月19日，马戛尔尼在“竹棚”附近遇见王和乔以及看来已恢复健康的“鞑靼族钦差大臣”。英使请他们观看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炮已准备好要和其他礼品和行李运走。天文学家说：“这几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七颗炮弹。”钦差大臣评论这些火炮时轻描淡写，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什么新东西。马戛尔尼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但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这是一场悄悄的实力较量：对中国官员说来，不能流露半点欣赏的神情，他们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这种轻蔑态度像是咒语：英国的优越性与中国制度相悖，因此这种优越性就不可能存在。

在这次火炮表演中，有一件事使中国官员大发脾气。当他们看见在河对岸500米处有人时便惊慌地拚命挥手，大声吆喝，叫他们走开。霍姆斯报道说：“中国人胆子很小，他们一听见炮声就像受惊的羔羊似地逃跑了。”在开炮的时候――当然是放空炮――巴瑞施中尉站在炮口前几米的地方。天文学家富有哲理地总结说：“中国官员对此非常恼怒，人越是无知就越因其无知被败露而生气。”

首次葬礼非常成功

马戛尔尼在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夜，外病不愈的亨利?伊兹犯痢疾病故。”伊兹是一位铜铁工技匠，他是英国使团在中国第一个去世的成员。痢疾后来还夺去更多成员的生命，特别是在回程中，他们的葬礼就办得草草了事。但对伊兹，葬礼则办得大张旗鼓。安德逊说：这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的宗教葬礼仪式”，――也是为了让中国人看看他们的军礼。

安德逊说：“由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牧师随行，所以由我来念悼词。”假如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六派使团来中国的话，使团里肯定会有一些神父，从而表示基督教与儒教的会合。这些英国人首先是想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使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新教徒，他们从事“普遍性圣职”：每个新教徒就是本人的神父。

“8月20日9点钟，送葬队伍开始出发。先后秩序是这样的：炮兵分队开道，全部枪口朝下，枪托朝上；接着是抬棺材的男子；后面是两名笛手吹奏哀乐；接着是充当牧师的人；最后是机工、仆人……我们就是这么庄严肃穆地朝墓地走去。”同意英国人把他们的一个成员安葬在那里标志着“一种我们在欧洲某些开明国家所没有见过的宽厚。”――开明的国家，但是――天主教国家。如果在中国土地上安葬意味着和天朝文明永远、彻底的同化呢？意味着永恒的磕头呢？

送葬仪式获得预期的巨大成功：中国人非常重视葬礼。“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娱节目也永远不可能在欧洲某个城市吸引如此众多的人群。土兵们围着墓穴站立着。悼词念完，棺材盖便重新盖上。炮兵分队排枪齐发三次。”安德逊好奇地看了看身边的墓地：“墓地有许许多多刻有铭文的、用大理石或普通石块砌成的墓：其中有些墓镀金并配有图画和漂亮的雕刻。这个墓地面积很大，但没有围墙。在中国，只有大城市附近才有墓地，其他地方都是随便找地方埋葬的。”

英国人了解到当地的习俗：埋葬地点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只有看风水才能得到回答。棺材是由好几层油漆密封的，在找到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例如，在长满庄稼的田里建一个墓穴――前，往往要安放在屋里好几个月。在中国那些地形不太平坦的地区，墓地往往建在高处或不长庄稼的乱石区。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在种植庄稼和崇拜祖先这两种义务间必须找到某种妥协。

第十九章 路经北京 （1793年8月21日）

8月21日，英国使团要抵达并穿越北京城：事先，使团已被指定住在位于北京西边六英里外的圆明园。

使团一行是在头天运去的长凳和行军床上过夜的。“因此，我们没怎么休息好。”清晨二点，鼓声一响大家便起床。在中国城市

里，人们夜里是用鼓来报时的，就像过去欧洲的喊更人一样。4顶轿子是给英使、乔治爵士、乔治的儿子和“李子先生”乘坐的。至于其他人，“我们乘坐的两轮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座椅。没有办法，只得像中国人那样盘腿坐在车板上。”

是不是这种旅途的不舒服使冷漠的英国人变得烦躁起来了？“我们正要出发时，突然为了座位的分配问题我们中间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争吵。中国官员横劝竖劝才把吵架平息下来。”四点钟，车队启动出发。

先头部队由3000名脚夫开路，他们负责搬运600包东西，其中有些包体积非常大，必须有32名搬运工才能搬动。相应数量的官吏负责维持秩序井管理这些脚夫。跟在后面的是25辆四轮马车以及39辆独轮车，上面装着葡萄酒、啤酒及其他欧洲食品、军用物资及其他非易碎物品；最后是8门野战炮。

行李后面才是鞑靼族钦差大臣、朝廷官员以及人数众多的随行人员，他们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然后是英使，后面是他的随行人员。他们乘坐的两轮车和“我们的枢车几乎没什么区别”。走在最后面的是王和乔。

就在车队不断颠簸前进时，英国人又一次想到他们的四轮华丽马车的优越性，并计算着向中国出口这些四轮马车能赚多少钱。

大队人马穿越通州城，一路上只见大批人群聚集在两旁、随着中午的临近，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气温高得让人难受。

马戛尔尼坐在他的轿子里看着石板路，这些石板长20英尺，宽4英尺：这么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是怎么运来的？有一座汉白玉五孔桥很受英使赞赏。温德写道：“通往北京的道路有150英尺宽，路的两侧种有遮云蔽日的参天大树。路中，一些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巨大的旗帜。”英国人终于在9点左右到达北京城，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

从城墙高处鸣放多发礼炮。“城墙的外侧墙面几乎是垂直的，而内侧墙面则十分倾斜。层层墙砖是以金字塔方式逐级向上砌的。”不过，英国人并不是作为旅游各来观察城墙的。这座方形城墙有什么用呢？诚然，这城墙无论从高度还是从厚度讲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城墙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时口，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些画得逼真的假射口。斯当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不停的喧闹

进了京城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的海洋――像海潮般地不断涌来。“一批批快乐的人群在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送新媳妇到夫家；一些戴孝的人家在送葬的路上“哭得凄凄惨惨”；一些卫队“打着遮阳伞、旗帜、彩灯”护送官员；一群群骆驼运来鞑靼区的煤炭；一些二轮手拉车和独轮车满载蔬菜……“这里是一片喧闹，从无间歇”。

车队艰难地开道前进：“许多烧炭商、修鞋匠和铁匠摆设的流动摊，屋前搭出的小凉棚下展卖的茶叶、水果、木炭、大米”，“熙熙攘攘的顾客和商人”，使这条宽阔的大道变得很窄，以致走在英使前面的官兵马队几乎无路可走。

各种声音嘈杂不清：叫卖商品的“吆喝声”，剃须匠“弄响钳子的声音”，吵架声。但尤其是在街上挤满了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我们两侧都有兵士保卫：他们挥动鞭子迫使人群后退。”他们十分灵巧，鞭子只打在地上。鞭子的拍打声就足以让人群后退了。

安德逊估计，这“人山人海的观众”与其说是出于尊敬，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使团一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阵阵哄笑。使团来此是要使中国人敬畏，要求获得任何国家都未曾能获得的特权。应该承认，我们这一行人的样子却不像。”骄傲的侍从为此感到不快。

看热闹的人群很守纪律，嘲笑完英国人后又变得冷漠了：“玩乐了一阵后，每人便回去各干各的事了。”

北京妇女

女人呢？在天津时未见女子出现。到了北京就看见了！安德逊见到一些女子“相貌很美”，“皮肤白皙”。她们抹粉以使皮肤白净，并在嘴唇中央“抹上很深的口红”。她们的眼睛十分明亮。她们头戴饰有宝石的绒帽或者丝帽，“帽檐上的璎珞几乎下垂到眼睛处”。（今天，北京老年妇女仍戴这种小帽子。）特别是：“她们并不缠脚，而完全是天足。”安德逊不懂：事实上这些女子并非是中国人，而是满族人。北京是征服者鞑靼人的首都。斯当东看见一些漂亮的女骑手。“几名鞑靼女子骑马代步。她们像男子一样，两腿分开跨骑在马背上”：她们是草原女骑士。

安德逊声称曾利用车队行进缓慢的机会和这些漂亮女子搭讪：“我抓住这个机会下车。”他不会中文，但记住一个字Chouau（俏）――“美丽的”。“她们好像很得意，并有礼地把我围起来。她们仔细观看我所穿衣服的款式和布料。”他在走时抓住她们的手，但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她们的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可“他们似乎并不生气”。他由此推论说――结论下得快了点――在中国，妇女比人们所说的更自由，男子的嫉妒心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重。可他一点也没想到他本人只是一个短暂受人嘲讽的对象。

奢侈是死人的特权

把安德逊从打情卖俏中吸引过来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场面，即“排场豪华、引人注目”的葬礼。送葬队伍8个人一排，一共有64人。他们步履庄严、缓慢。他们用交叉的长竹竿抬一个担架，上面放着棺材。棺材上覆盖一块“饰有绣花和镶边的缎子棺罩”。一些乐师吹奏一首哀伤的乐曲。死者的亲友身穿白色衣服，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白色是服丧的颜色。）斯当东甚至说得更明白：“不过，礼仪要求的这种白色不能太明亮，因为穿丧服的人为了更加显得哀痛，不应对自己的装束过于讲究。”巴罗认为：“我们最漂亮的棺材如和一个富裕的中国人的棺材相比便会显得很寒碜。”

在中国，除了皇帝以外，只有死人有权显示其富有，因为死人不会引起皇帝的猜疑和不快。奢侈是死人的特权。巴罗强调指出：棺材业“雇用许多工人，并在中国生意兴隆。”英国使团访华50年后，古伯察神父写道：“有钱人总是在死之前就买好自己喜欢的棺材”，并把它放在自己家里。死之前把棺材放在家里，死之后仍把棺材留在家里。关于这一点，温德是这么写的：“在广州，我拜访了一个商人。他父亲的遗体抹了防腐香料后放进红木棺材。他把棺材保存在家里。他为这棺材花了4000两银子。棺材在家里停放已有一年多了”――在等风水先生找到一块能使子孙兴旺的墓地。

“黄墙上的珍贵材料”

斯当东写道，在北京，街道路面宽阔，而房屋低矮。这正好与欧洲道窄楼高的大城市相反。因此，北京的街道“通风、畅快”。

他们走的那条街事先已洒了水，免得尘土飞扬。街上横跨着几座类似凯旋门的木制牌楼。上面写有表示建筑物意义的金字：一位有丰功伟绩的大臣或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甚至一名守住贞节的寡妇。这些建筑物至今仍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色。

乔治爵士十分欣赏房屋“上面有栏杆围起来的大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些盆景花草。门前挂有角质或丝质的灯笼。”可巴罗却想念欧洲的圆屋顶和钟楼。整齐划一的街道，“排在一条直线上呈直角交叉”，朝街的一面没有窗户，而且属于又矮又小。他觉得这像一座“巨大的营房”：“成千上万矮小呈弓形的房屋让人联想起一排排的帐篷。”如果是奥斯曼或者美国建筑师，他们不会讨厌这几何形的建筑艺术，但一个从房屋建筑都是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城市来的人是会感到失望的。

路上，这些旅行者还瞥见另一个北京：紫禁城。他们沿着紫禁城外的“黄墙”走。“人们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城墙上面是用黄色琉璃瓦盖的。”英国人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不会解释：这种突出城墙高度，并在冬宫屋顶上像金子似闪耀的黄色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中午，英国人从西门出北京。他们又在城外走了若干里路，终于在艰难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位于海甸村附近的住地。不过，他们奉命呆在住处的走廊里，站着等已去谈判住宿问题的马戛尔尼归来。他们等了又等，慢慢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去找英使，发现他正因房子窄小而在和中国官员争吵。

不过，英国人必须让步：大家实在太累了，没劲争论。天文学家因为精疲力尽便上床睡了。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使团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从朴次茅斯港上船算起已有11个月了。

第二十章 在圆明园边上 （1793年8月22日）

英国人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在圆明园边缘的一座“别墅”，后来欧洲人把圆明园叫做“夏宫”。“别墅”本身建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园内有一些架有拱桥的小溪。

房间里装饰有图画：斯当东很欣赏风景画，配景规则在画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像天文学家那么严厉，在后者看来，这些风景画“说明对配景规则一无所知。远景的人物比近景的房子还大，而且脚离开地面”。不过，两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懂阴影与倒影。乔治爵士补充说：“如果一个湖泊的四周有树和房子，画家就不画树和房子在湖水中的倒影。”啊！西方艺术家是多么为掌握了立体艺术而自豪！

在斯当东看来，光线的变幻、明暗对比、闪色等这些欧洲的发明标志西方的绝对优势。西方制订了“科学的规则”。同样，它又掌握了“艺术的规则”。这些英国人在中国画面前就像在“十二脉医学”面前一样有一种优越感。欧洲的艺术和科学已经完全成熟，而其他文明的艺术和科学尚处在初级阶段。而王致诚神父却承认，应该改信中国艺术才能懂得中国艺术：“我曾不得不忘却我已学的一切。”启蒙时代的英国人对不同于他们风格的另一种风格无法想像。因此，他们便归罪于中国画家的笨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人是很手巧的。使团最好的画家亚历山大说：“他们非常精细地根据别人给他们的欧洲油画复制品临摹欧洲油画。”

那就是两种文化互不相容的撞击。

愤怒的囚犯

斯当东对后勤工作感到不安：这些房子“过去是给外国使节住的；但很明显，这房早已没人管了”。安德逊说得更加直率：“屋子里到处是蜈蚣、蝎子和蚊子。”

英国人不得不睡他们海上航行时用的吊床和行军床。“这个国家老百姓睡的床都很不舒服。”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文化有

不同的床。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满足于睡木板床；或者，在冬天时睡砖砌的炕。睡前，从炕下把炕简单烧热。

住地围有高墙，戒备森严，和外界完全隔绝：“不管我们用什么借口，他们都不让我们出去。所以通道都派有官员和兵士把守。这座宫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所体面的监狱而已。”

本松中校是一名杰出的军官，但为人脾气暴躁。他“因为没让他出去而觉得受到极大侮辱。他恼羞成怒，但结果遭到卫兵的粗暴对待”。“英国外交官在世界文明国家里享有最大的特权，现在竟受到如此对待，他们觉得是一种耻辱……”从高贵的爵士到普通的兵士，人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征服者，因此他们永远没想到会受到这种阴险而轻蔑的对待。

无论是霍姆斯、安德逊和其他同级的英国人都不知道马戛尔尼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的进展情况。但是每个派往国外的使团其每一级别的成员都同对方相应级别的官员要作正面的较量。英国和天朝的低级官员之间的这种较量变得激烈起来；英国使团的低级官员毫不怀疑他们没有受到皇帝所希望的那种接待，指控中国官员恶意待人。使团不正是想要在北京为在广州的英国人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吗？现在他们已到达北京，可他们就先不得不考虑要求皇帝纠正其下属在首都所犯的错误！

霍姆斯支持本松出去，而安德逊觉得最好不出去，“勇敢地顺从命令，虽然这些命令非常令人不快。不过，这些命令出自我们来请求照顾的政府，而且可能就是这个国家传统制度的组成部分”。

马戛尔尼一开始就认为这所馆舍是“无法接受的”。诚然，“这座乡间别墅及其花园十分幽静雅致”。但他寻求的并不是来隐居！

他的希望是住在北京。如果他在中国的逗留期不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长，那至少能让他在中国生活的中心居住吧！他不相信在那里会像在这座皇家园林里那样被严密隔离起来。他在帝国皇权位置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越接近北京，离皇帝的驻地却越远了。

一次骗人的旅行

马戛尔尼从徵瑞8月22日的礼节性拜访起就提出住宿问题。“钦差大臣告诉我，一名负责解决我们问题的大学士正从热河前来，还说第二天就给我派一名或二名欧洲传教士。见他情绪显得比平时好，我便乘机向他谈起我们的住宿问题。”使他十分吃惊的是钦差大臣竟立刻回答说“他认为这不会有问题”。

实际上，一座在北京的馆舍已安排好供英国使团从热河归来时使用，以便使团参观首都美景。和?|曾指示：“派内务府人员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这些修缮活尚未开始干。不过，既然马戛尔尼坚持要住，那就用4天时间把馆舍修缮完毕。

在这同一个指示里还安排了一个细致的旅游日程。英使将看到该看的东西，规定以外的一律不准看：“可以允许他游览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湖，他可以在万寿山湖观赏水上游戏。等他来首都听取谕旨时，可允许他观瞻富丽堂皇的宫殿。这些地方都要作好水上游乐的准备工作。最后，皇帝同意英国贡使乘坐龙舟游览昆明湖。湖水必须相当深，你们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务使一切完美无缺。”

政府对一切都作了精细周密的安排。即使波将金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看的村庄也不比这布置得更好了。这是一次事先为欺骗马戛尔尼而安排的旅游。不过，即使这么一次装门面的游览如同深入中国内地一样可使人了解不少情况。

第二十一章 和传教士初次见面 （1793年8月23日-24日）

8月23日，钦差大臣徵瑞又来拜访马戛尔尼。陪同钦差的是6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无论对哪一方，初次见面是多么让人激动啊！站在英国人面前的6名传教士中，有几位曾写过《书简集》。整个欧洲有文化的人都曾读过这部好奇多于教益的《书简集》――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给欧洲的基督教徒的信以及欧洲基督教徒写往中国的信。马戛尔尼之所以到中国，难道不该感谢这些不知疲劳的说客吗？正是他们向西方灌输了一种神往中国的好奇心。从神父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把这些新颖的传教士看成是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对手呢？不过，无论是贸易上帝还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天子都不关心。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两个欧洲的会合。

最高天主教官员中，有4个是以前的耶稣会士。索德超神父是钦天监监正――梁栋材神父特别要马戛尔尼提防的就是这位葡萄牙人。另一位神父也是葡萄牙人，名叫安国宁，担任钦天监监副。一个是法国人，名叫贺清泰，他是皇帝的官方画师。一个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名画家，名叫潘廷璋。最后是两名钟表机械匠：一个是法国人，天主教遣使会教士，名叫巴茂正，另一个是意大利人，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名叫德天赐。此人后来在巴罗和丁维提负责安置礼品时给他们当翻译。

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带来的东西。难道不是耶稣会士先为明朝铸造大炮来抵抗满人，后来又为满人铸造大炮来消灭忠于明朝的残余分子的吗？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作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难道不是英国人把两名期待有幸能为天朝效劳的遣使会士一直带到天津的吗？

马戛尔尼获悉派往热河工作的传教士在英使来京之际都按中国品位制得到晋升：这是敬重英国使团的一种方式。我们从8月19日一封朝廷信件中得知，索德超和安国宁被提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贺清泰、潘廷璋和德天赐他们3人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

索德超的晋升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看看这位钦天监监正的面孔，马戛尔尼相信对此人情况的描绘是真的：此人平庸，除了本国人外，他嫉妒所有其他的欧洲人。但马戛尔尼找到了应付办法。他对那个应该给他当翻译的人先用英语说一遍，然后又用法语说一遍，索德超在窘困的中国人面前一声不吭地站着。索德超在公共场合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位葡萄牙人为此恼羞成怒。“由于无法掩饰他所受到的侮辱，他当即把他对英国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告诉了旁边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俩是用拉丁语交谈的，所以他很可能以为我听不懂。不过，即使他一句也不说，他的态度就足以让人猜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正在跟钦差大臣说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时，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对。其他的传教士对他这种行为都显得十分吃惊。”

马戛尔尼最后给了这葡萄牙人一箭：他让一个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拉丁语问题

理由是离奇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既不用英文，也不用法文，而用拉丁文讲话，“李子”神父才能为他们译成中文。因而他们以不懂葡语为理由回绝索德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时任何有文化的人都会讲西塞罗的语言。

马戛尔尼假装除了法语外不会别的外语，这就给法国人一种事实上的特权。为什么呢？那时，法语确实是国际语言：同盟军首领们在讨论同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时用的语言就是法语……再说，马戛尔尼那时已不怕法国人了。正当英国为澳门而嫉妒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内动乱而退出了远东地区。荷兰公司驻广州代理人文谱兰不是公开说“法国在中国等于零［原文如此］”了吗？

此外，法国革命切断了传教士和法国的一切联系。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反宗教的共和国是持敌视态度的：由于他们的处境不佳，因此可以争取他们做盟军。

在索德超去热河之前，英国人就绝对不能讲拉丁语。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只字不提这条禁令，但丁维提由于被这条禁令激怒而披露了出来。那时，大多数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怎么能设想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懂拉丁文呢？“人们难以想像为什么不能讲拉丁文。”有一位传教士问吉兰大夫：“Tuloqueris latine，Domine？”这位医生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知识渊博的先生拉丁语不说。”“企图让人相信使团不会拉丁语，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也不符合事实。”乔治爵士写信到圆明园，不准丁维提博士在葡萄牙人和一个名叫德天赐的意大利人面前说拉丁语。此信落到这个德天赐的手里，德天赐把信交给天文学家时，对信封上写的拉丁文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 Fiatresponsio――“请回信”。

最后，这个骗人的把戏还是结束了。使团接受了德天赐作翻译。不过，他只是帮助英国专家和中国工人之间的交谈，而且是用拉丁语即“几天前，他们还说是不懂的这种语言”作为中介。不过，马戛尔尼已经赢了：他保留“李子先生”和小斯当东作翻译。

他们的翻译不够准确，因此马戛尔尼以为他已经摆脱了最令人讨厌的徵瑞。当时王和乔通知大学士金简要来。金简是“皇帝的堂亲”，据说由他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事实上，金简并不顶替脾气暴躁的钦差大臣。他并不是“大学士”，只是工部尚书而已。而所谓的皇帝“堂亲”，事实是他的姊姊曾是乾隆无数妃子中的一个。他甚至还不是满族人，而是朝鲜人。他奉命组织英国使团在京的接待工作，但他是和工部侍郎伊龄阿、钦差大臣徵瑞共同负责的。从此，他们3个人一起领导接待组。不过，档案材料表明，这两位工部官员并不热心于同徵瑞争夺陪同使团的危险任务。

皇帝从热河向这3位大臣提出许多问题。他不相信天文仪器不能运到他那里；他也不相信这些天文仪器给他看过之后就不能再拆开。他在8月16日就命令向圆明园派遣“好手匠人数名帮同该国匠役即在殿内安装，留心学习，以便将来仿照装卸”。徵瑞单独一人给朝廷写奏折，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这奏折没有另外两人的签字；所有这些反常的做法只能引起天子的不满。后来这两位受责备的工部官员也给皇帝写了奏折。皇帝在关于那些应该观察并模仿欧洲人操作的中国工匠的那句话边上用朱笔作了批示。从这批示中可以看出皇帝很不耐烦：“尽心体会必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

御座大殿和艺丐歌剧

同年8月2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圆明园，后来自从西方人焚烧该园后，它被西方人称之为“夏宫”。不过，应称它为“秋冬春三季宫”，因为乾隆在夏季时去热河避暑。圆明园这个中国名称――马戛尔尼只用这个名称――很好地表达了皇帝对宫殿的想法：“最最光明的园林”，中国最好的园林。这座园林是乾隆的杰作――正像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杰作一样。

马戛尔尼对鲜花、绿树和喷泉交织成的美景十分欣赏。圆明园大得无边无际，园内数以百计的“漂亮的楼台亭阁”由穿越假山的通道和美妙的走廊相连接，但马戛尔尼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这座园林由一些法国人在中国建造，这第一位英国使者在欣赏它时其眼神是多么感人！它后来被另一些英国人和另一些法国人焚毁，但这却使它变得永远像神话里一样奇妙！那座宫殿是典型的路易十四风格。它周围是一些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楼台亭阁，点缀在巨大的花园里。这座仿造凡尔赛宫和申布伦府邸的巨大建筑物可能使乾隆认为西方人再也没什么可带给他的了。因为他早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好主意。有哪个西方君主可夸口说他有一座中国式宫殿？

不过，英国人如果承认为圆明园陶醉的话，他们会觉得有失身份的：“宫殿外墙绘有许多龙和金色的花朵。从远处看，真令人眼花缭乱；但一走近，人们就发现工艺粗糙，镀金质量很差，于是原有的魅力便烟消云散。”

请马戛尔尼正式参观圆明园要等地从热河回来后才进行。由皇帝确定的日程是根本不能更改的：英使的拜访只局限于察看合适的地方来安放留在北京的那部分礼品。既然是送给皇帝的礼品，那就没有比放在大殿御座两旁更合适的地方了。

大殿建在花岗石的平台上，殿项由两根柱子支撑，并饰有许多作为皇帝象征的五爪金龙――高官权臣只配有四爪的龙。大殿长50米、宽20米，灰色与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大殿只有一面进光。御座是用红木雕刻做的，面对窗户，御座下面有几级台阶。马戛尔尼发现御座的雕刻手法与英国的一样精细。御座上方有一横匾：上写正、大、光、明、福五个大字。御座两旁是呈扇形的巨大孔雀毛。御座前是祭坛，上面放了一些茶或水果等供品，因为皇帝总是以肉体形式或以精神形式坐在御座上。塞戛伦曾让皇帝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靠缺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来统治的。由回廊相连的我的270座宫殿里都只有我偶尔留下的足迹。”

3名陪同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一起）在8月25日的奏章中写道：“该贡使率领属下人等拆卸包裹，随赴正大光明殿丹墀下瞻仰殿宇，相顾肃容。询问中设宝座即向上免冠，举掌顶礼。奴才等察具情词，十分恭顺，并瞻仰殿宇辉煌，心钦壮丽。”徵瑞在这么一份奏章上签字可能会感到为难：奏章里并未提及磕头……

至于那组乐曲，那些“黑头发的人”没有向皇帝汇报，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么，这突然响起的乐声是什么曲子呢？原本沉醉于对建筑物的欣赏中的马戛尔尼被一种熟悉的乐曲声所吸引了：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private joke。

对马戛尔尼说来，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圆明园。后来，阿美士德勋爵从这里被赶走。第三名进入圆明园的勋爵是额尔金，那是在1860年――不过，他当时是率兵来掠夺和焚烧圆明园的。圆明园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只剩下一堆废墟。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三次接触的见证：首先是负责设计并指导建造这座园林的耶稣会教士；然后是来圆明园却又不理解中国的外交官员；最后是摧毁这座园林的军人。

第二十二章 科技宫 （1793年8月23日-24日）

在这次由陪同带领的游览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在游览结束时，钦差大臣又出现了――这使马戛尔尼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钦差大臣“突然又得宠了”。徵瑞是鞑靼人，他一定是利用在朝廷里的关系了，这使我们的朋友王和乔不得不对他十分敬重；他们再也不敢想为我们说好话就为我们说好话了”。

马戛尔尼是外交生活里一种传统现象的牺牲品。他把陪同者的地位想象得比实际高。中堂对王和乔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也犯了一个相应的错误：“查英吉利国贡单内称，”一封8月6日的朝廷信件写道，“正贡使品级尊崇。据云此系国王之舅，又云国王之下，唯此人为最贵。”天朝把欧洲国家宫里对贵族的尊称“我亲爱的王舅、令人尊敬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了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英方，各种信息常常由于幻想、猜疑、隐瞒、沉默而被歪曲――双方互不理解。“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孔子的话有道理，那么1793年英中两国的事务是没有任何一点点成功希望的……蒙田也知道误解的真正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这种观点被第二天，即8月24日发生的事再次证明是正确的：斯当东又回到圆明园，陪他前往的有巴罗、丁维提、蒂博和珀蒂皮埃尔以及其他“工匠和技师”。斯当东是去组织大家安装所有不运往热河的礼品的。

幸亏他去了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中国人员正开始拆箱。中国人认为，这些贡品是给皇帝的，当时就已经属于皇帝了，而英国使团是靠这些贡品才获准登陆的。“李子先生”勇敢地对钦差大臣的这种理解表示反对，从而挑起了一场用词的争论：并不是贡使――贡品。如是贡品，那么东西一运到就成了皇上的了。而是送礼――礼品因此，送礼的人可自由确定送礼的时间。一个名称就足以改变这次使命的性质。

这里涉及的赌注比较小：由谁来负责这些精密仪器的安装？工部尚书金简“结束了这次论争，说送礼这个词是适宜的”。安装这些仪器毕竟是麻烦事：还不如待安装好了再接管。

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

我们还是看看在圆明园的巴罗和天文学家吧。使团的其他成员在去热河前正准备在北京住下来。圆明园是观察天气恶化的气象站。

人们动手开箱了。礼品包装得很好：尽管经过如此长途的运输，又经过那么多次的搬运，几乎没有一件礼品被损坏。

地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一侧；天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另一侧。分枝吊灯自然应悬挂在天花板上。在大殿的一端安放天体运行仪。另一端则安放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以及弗雷泽天文仪。“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们都无法想象在同一个场所集中如此精美的物品。”

的确如此，这真像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未来英国馆。这是一次“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尤其是英国在所谓的技艺方面，即应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就。英国人把重点放在他们了解的中国人感兴趣的方面：瓷器和天文学。

关于瓷器，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赌博。不过，韦奇伍德对瓷器工艺作了相当的改进，已经不是简单模仿中国人了。这次打赌成功了。马戛尔尼发现，大多数来圆明园参观礼品的高官权臣在观看时装作无动于衷；不过，马戛尔尼补允说：“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韦奇伍德特别推出一件巴尔贝里尼的复制品，这是一种著名的古代玻璃器皿，底色是蓝色，浮突出来的人物则是用白色玻璃制作的。正是这种古代器皿启发了韦奇伍德，制造出仍然叫做巴尔贝里尼的瓷器。

韦奇伍德公司抓住了这次马戛尔尼提供给他的机会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一种新式的推销技术，到了19世纪，这种推销技术获得了成功。

科学的导演

天文仪器比较复杂，要把天体运行议重新组装好至少需要18天。西方人得到当地工人的帮助、皇帝特别命令他们来学习装配程序。看来，他们对这个任务是完全胜任的。天文学家还提到了他的技师们不得不承认败北的一件事：中国人成功地用一块烙铁切割用金刚钻未能割开的凸形玻璃板。

相反，天文学家不喜欢圆明园里差役乱哄哄的围观以及太监们见他干不成功时所发的阵阵哄笑。英国人安装仪器进展缓慢，这使人对他们的本事产生怀疑。“一些中国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干得很卖力，不过进展不大’。”

丁维提宁可不让任何人观看这些费力的准备工作。“对无知者，永远应该使其大吃一惊。如果天体运行仪一下子突然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效果就会好得多。”天文学家是一名好导演，他知道排练是不该让公众看的。

再说，被剥夺了去热河的机会，并被迫充当工人角色的丁维提和巴罗怎么会不感到受贬呢？内阁档案里把他们俩排在接受礼品人员名单的末尾。工匠和商人难道不是处在最低层――排在农民之下吗？

皇帝的自动装置

仪器的安装工作进展缓慢，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原先，当英国人声称在仪器安装好、展览完后必须原封不动地留在大殿里，皇帝本来就已经很生气。既然这些仪器在英国安装后又拆装，那么也应该可以在中国安装后再拆装。

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没错――英国人企图表明没他们不行。“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的确，无论徵瑞还是金简都不敢在他们明显不懂的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乾隆指责徵瑞任人摆布。“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因为“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从13世纪起，第一个蒙古皇帝忽必烈就曾厚礼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东欧俘获的法国金银匠，此人名叫纪尧姆?布歇。他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但现在他感到玩腻了――而这个粗俗的徵瑞才刚开眼界。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朝廷特别喜欢带人物的八音盒，皇帝拥有好几套，分别放在他的各个宫殿和行宫。宫廷的天文学家专门为皇帝对这些八音盒进行维修。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第二十三章 狼狈不堪的“学者” （1793年8月24日）

一天，安国宁神父与包括北京主教在内的另外3名葡籍传教士非常郑重地赶来出席英国仪器表演。他们是奉皇帝之命来的，完后要向皇帝汇报。他们主持钦天监。他们在步利玛窦的后尘。刚好在200年前，即1593年，利玛窦知道依靠他的世界地图、刻度盘、地球仪和自鸣钟可以在天朝步步高升，并能最终加入中国籍。

钦天监

钦天监主要不研究“算术”，而是研究天文学和星相学。它负责制订一份全国日历书：如果你想统治人的世界，你就必须与宇宙相协调。《邸钞》发表的这些历书为政府举办仪式和大事（如大型工程、出征），也为日常生活（如出门远行、结婚、建房奠基等）确定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季节。

直到今天，人们还预测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广为流传，这些黄道吉日登载在民间历书里。在香港、台湾或在华侨集中之处，这种历书从未绝迹。现在人民中国也重新开始自由销售这种历书。

巴罗说：“我无法确定那些自称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这些迷信，或者他们是否由于认为有必要鼓励迷信而一本正经地在开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强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统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这样概括这一点的：“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刀的权威。”

总之，传教士们加入了这个体系。他们用自己的天文学来支持星相学，从而加强了中央帝国对星相学的信仰。不过，这种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钦天监”的成员原以为是来看一些八音盒的，“这些在广州称之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转铁叉那么上弦的八音琴”。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天文仪器，可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十分外行，英国人无法教会他们掌握天体运行仪的运转原理。

丁维提和巴罗对此不胜诧异，因为这些传教士兼天文学家在西方名气很大。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在1644年登基时发现历书十分混乱，没有一本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国天文学家因为说那年有13个月而被缢死。耶稣会士们立即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使满清朝廷相信，宫里的那些顾问在“对管理国家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领域”一无所知。

巴罗说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真是没有能力吗？

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巴黎子午线

钦天监成员退场。第二天，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地来请求帮助。

这些“专家”是披着懂科学的外衣在中国生活的，但这种掩饰很不牢靠。前一天，他们完全现出了原形。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

在此之前，他们由于有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这位恋上了中国的传教士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巨大危险之中；甚至有可能像他的许多教士兄弟那样因比这种诈骗还要轻的罪名而被砍了脑袋。1775年前后，这些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会解散后所写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的处境则更糟。丁维提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天文历书――时代的标志。正当内部分裂的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开战的时候，英国替代了法国在中国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了巴黎子午线。

中国文人的抵制

英国人不断指责耶稣会士为了垄断，不把欧洲科学介绍给中国人。这种看法很容易混杂着对中国人的仇恨和对天主教的憎恨。尤其是巴罗，他想不到中国文人会抵制。在他看来，科学只能是西方的科学：不把科学与他人共享，就是对精神的犯罪，但他忽略了中国人骄傲的知识传统――以及他们对外国知识的抵制。

他们受到朝廷的保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传教士同时传授的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在多数中国文人眼里从来就只是一些异端邪说。从16世纪起，一种传统主义的反应自始至终都保护中国传统科学不受“洋鬼子”的影响。

伟大的数学家梅文鼎问道：“难道由于引进夷人方法，我们就必须取消传统方法吗？”再说，西方人抄袭了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抄袭西方人呢？“在秦朝［公元前3世纪」，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焚烧了。有些书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那些已经流传到西方的书籍。西方人的知识应归功于未被焚烧的中国书籍。”

诚然，座钟、望远镜、羽管键琴、武器等具有诱人的力量，但人们也同样觉得它们是一种威胁。于是，一种反对西方技术的深层运动就形成了。这不仅是因为尊严受到损害，也因为想要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国属性。为此便有这种有趣但又可悲的贬词：“会报时的座钟？它们什么地方比我们的漏刻好？再说，座钟非常昂贵，而且还会坏！火炮？敌人还没打着，打炮的人就先被烧焦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无法接受！“谁不知道因为子夜时分北极星在中国天顶上闪烁所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未，中国文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渗透，拒绝参阅除中国书籍以外的其它任何国家的著作。这种纯传统主义是以忠于中国价值观念为掩护的。而当他们不敢否认“科学”的优越性时，他们便回避问题的实质，自以为真理在握：“汉朝时没人会测算天体间的相互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朝代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用不完美的天文学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学体面。”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人声称：“宁要社会主义火车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火车的准点。”中国人这种只靠自己的偏见犹如一条红线一直贯串到毛去世为止。“四人帮”――人数应该还要多一些――在10年里对从贝多芬到安东尼奥尼这些“资产阶级秩序”的同谋所带来的西方影响进行了批判。

当然，在这几个世纪里，有一批文人设法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发明结合起来，但他们始终是少数。乾隆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说明情况正相反。他后来就英国人送礼所写的这首诗就证明了这一点。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然而，为什么乾隆后来二次观看这些陈列的礼品呢？为什么在这8、9两个月期间他对这些礼品给予了超出礼仪的重视呢？为什么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异乎寻常地写了那么多谕旨，似乎在那年它成为乾隆的头等大事呢？这里的真相具有两重性：公开蔑视，内心欣羡。

英国人嘲笑那些靠中国人的天真而发迹的“主张蒙昧主义的天主教徒”。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英国人确实是他们那个世纪的人，他们以为启蒙时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以此自命不凡。他们没有学会相对地看问题。他们低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不过，西方人之间是不互相揭短的。所以，虽然使团蔑视传教士，谴责他们的无知，但在中国人面前则缄口不言。皇帝可以继续以为他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并为此洋洋得意：“今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之秘。其从前夸大语言想已逐渐收敛。”

第二十四章 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1793年8月22日－28日）

很快，“从王公到平民百姓”，所有的中国人都参观了礼品展。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所有文人以及所有没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都蜂拥来到圆明园”。他们和两个世纪前利玛窦遇见的中国人一样，惊奇地发现地球仪上的中国是如此之小，以致怀疑这些“红毛人”有意把中国缩小了。他们看了很反感，便很快就转身走开了。

天文学家把这种反应看作是幼稚：“他们像小孩似的，很容易满足，但同样也很容易厌倦。”的确，从那以后，许多旅行家，甚至一些中国人都谈到中国人的“孩子气”。鲁迅认为：“政府像对待孩子似地对待大人。”他们之所以像孩子，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社会的指挥系统强迫他们停留在儿童状态吗？这同盆景的栽培者强迫树木不长大，小女孩的脚被裹脚布缠得永远娇小不是一样吗？

弑父

弗洛伊德也许会同意丁维提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会长大成人。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杀”了亲生父亲才能成人，那么在忠孝作为必须遵守的集体品行和礼仪的情况下怎么“杀”父呢？这种对皇帝和祖辈的崇拜共同构成一种尽善尽美的父权主义。毛几乎没有减弱人们对祖辈的孝道，但增强了对皇帝的忠诚。直到今天，这种双重崇拜仍构成所有中国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毛使中国人都犯了一种与他们的排外主义以及拒绝新鲜事物混成一体的精神幼稚症。”正如德日进神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口众多，由于惰性和讲究实际的缘故，本能地敌视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来华向中国人建议变革，而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禁止自己做任何可能使祖先不快的事，这就等于拒绝新事物。

皇帝的3个孙子每天来看展览，他们的到来使示范表演中断。其中一个有一块镶有首饰的英国搭扣怀表（伦敦卡明制造），这块表已有好几年不走了。经过使团一名工匠的清洗后，这块表马上又走了。另一名皇孙讲话盛气凌人：“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十分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各自坚定地认为自己优越，相互傲慢地嘲讽对方。这两个都自认为是世界且最强大的民族，本该因此而相互钦佩，可实际上远非如此……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马戛尔尼以为他所可以指望的。

只要生下来就行

巴罗还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的见证人，它把英国贵族和天朝官僚分隔开来。

在礼品中有3卷英国贵族精英的画像。皇帝让人在每幅画像下用汉文与满文写上人名。干是，如何译音这个老问题又产生了，它使中国书法家感到为难：Duc de Marlborough便写成了杜克马博罗、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

巴罗向中国人介绍每个人的爵位。当他介绍到贝德福德公爵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画的一个孩子――时，巴罗称“ Ta－gin” ，“大人”，中国人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巴罗是指小孩的父亲，想象不到小孩会被称为“大人”。巴罗努力解释说，一个英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要成为议员，他只要生下来，又死了父亲就行了。“他们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听说在我国只要生下来就成了议员，而在他们国家里，需要苦读许多年才能当上最低级别的官员。”

中国人的笑声使英国人意识到世袭公职的荒谬。他们对中国人突然发出的笑声无言以答。他们看不到世袭权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他们也看不到在唯才主义后面还隐藏有官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好像被人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似的，他们很聪明，知道自己的社会不对。

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西方化了，而西方则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化与中国靠近了。在欧洲各国，甚至在传统主义的英国，贵族的特权被取消了；会考制度普及整个西方。这是简单的趋同吗？不，作为楷模介绍的中国模式大大加强了“唯才主义”在欧洲的地位。

这种家族与权力的结合是否使中国人感到困惑呢？马戛尔尼一共带了7名年轻的贵族，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亲戚作了介绍。皇帝命令徵瑞进行了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小斯当东是否有正式官衔？皇帝出于对这些夷人习俗的尊重，还是送了些特殊礼品给这7名年轻人，尽管按英国礼仪他们只能排在乐师的前面。

皇帝与车夫

除了乾隆，还能有谁比路易十四更理直气壮地说：“肤即国家”？可是，由君主代表国家的观念现在被一辆四轮华丽马车给破坏了。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浮悬弹簧马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他吃过坐中国马车的苦之后，这个想法尤为强烈。斯当东又梦想向这个广阔市场大批出口英国马车（西方的梦想没有改变：出口马车变成了出口轿车）。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官吏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乱转，揿揿柔软的坐垫，摸摸座位的布料。由于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玫瑰花的小钻石，特别是由于这座椅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座椅颇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

当巴罗先生向一名老太监指出他们弄错了时，这位太监回答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就像卖牛奶小女孩的奶罐打得粉碎一样，英国人向中国出口四轮华丽马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从此，由于事先未作市场调查便草率出口而造成的失望时有发生。已经交货的火车头以及为上海设计的地铁方案最近就这么被拒绝了，因为法国标准不符合中国的要求。）

统治机器

丁维提和巴罗要比马戛尔尼更加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在圆明园，他们处在第一线。正当他们集中力量准备一次旨在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示范表演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头脑清醒的丁维提知道他们在北京呆不长了。

他站在无用的天体运行仪前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已经失败，甚至这场科学较量会干脆被取消。同样，他也预感到那即将进行的外交较量也会失败。“您如果问他们发明如此出色的机器的人是不是优等人，他们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怪，可有什么用呢？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因为在中国有一种统治国家的艺术，甚至可说是一种科学。这些统治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同社会制度混为一体。30万满族人之所以能成功地统治多1000倍的中国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

难道这不是一部绝妙的机器吗？难道这部机器不比丁维提的天体运行仪设计并装配得更加巧妙吗？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竹板”，被戴上枷锁或被砍掉脑袋。难道这不是一种杰出的统治艺术吗？

天文学家写道：“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天文学家已经得出――他是所有到过中国的第一个人――在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是50年后西方得出的结论：只有用战争才能打掉中国人如此高傲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