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 著 王国卿 毛凤支 谷?? 夏春丽 钮静籁 薛建成 译 -- foundera

第五十四章 “皇上对任何变化都表示怀疑” （1793年10月21日-23日）

10月2且日，冬天降临。托马斯写道：“在夜间甚至结了冰。”马戛尔尼对皇帝给国王的两封信进行了一番思索。为什么第二封信要拒绝一个关于布道自由的虚构的要求呢？既然松筠不规避问题，那就应当同他一起对这封言词严厉的信作出满意的解释。

他与松筠首先谈的是敕谕里有关把英国的要求归咎为大使个人提出的那些措辞。他这样说就超越了他的使命的权限：对于一位使臣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生气的了呢？松筠让亲手抄写皇上给国王信件的书记来回答。这位年轻的官员解释说，这是朝廷对不能予以满足的要求采取回避态度的一种技巧：根据中国的礼貌，不能让外夷国君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就认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或者贡使犯了主动提出这个要求的错误。”马戛尔尼则不管这解释：“在土耳其人进攻时，路易十四本人不是主张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申辩荣誉攸关的事的吗？”对于马戛尔尼把自己比作路易十四，我们并不感到过分惊讶。但有趣的是他把中国人比作土耳其人。

对于第七项自由――布道自由――，松筠回答说朝廷认为英国人同其他欧洲人自然一样，也是自己宗教信仰的热心传播者。马戛尔尼反对说：英国王室对中国人改变信仰问题毫不在意；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从来没有司祭相随，使团也是如此。传播信仰同他们不相干。

马戛尔尼重新谈起第一份敕书，他感到吃惊的是里面的主要内容竟是设法拒绝建立常设使团的建议。为什么不提贸易问题呢？而为什么第二份敕书又怀疑英国人谋求特殊利益？“所有的欧洲人都抱怨广州当局对他们作出刁难。”需要尽快解决这种情况，否则贸易将濒临绝境――而中国将为之后悔。勋爵反复谈这事。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一再重复其主人的话。

松筠安抚马戛尔尼：“陛下的敕书仅仅是重提一下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及皇上严格遵守它们的决心。皇上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充满了怀疑。他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将会招致他无法接受的革新。但是这对英国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恶意。相反，人们将很快可以看到陛下对在广州的英国人非常友善。”

另外，中国政府的制度给总督留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具体说，作为皇亲国戚的长麟在广东能左右局势：他的廉正和礼貌应当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受命结束外国人在广州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

马戛尔尼抓住了这个机会。难道不能把这些好话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吗？他一心想把一份中国的承诺带回伦敦。松筠提出礼节问题加以反对。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朝廷和特使之间不能再进行任何书信往来了。

松筠拒绝了客人的要求，但又设法要宽慰他一下，就引用了从收到的书信中摘出的一些恭维使团的话。朝廷给松筠一方面下达严厉的可以在必要时使夷人“胆战心惊”的指令，但这些由松筠自己掌握；另一方面，要求他对夷人表现得客气，这样可以使“他们感激涕零”。因此他强调皇上的“善意”，如准许英国人在舟山护理他们的病人，并在宁波以优惠的税率购买东西。

马戛尔尼在敌对国家活动，而他的陪同却受命要他相信天子对他“关怀备至”，翻译敕书的神父这样写道：“usque ad blanditias”（爱抚备至）。

“我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听了马戛尔尼的说法，我们再来听听松筠的说法：同一事实，两种看法。事实是：两个人交谈，中间只隔着一杯茶。看法是：正好相反的两个世界。马戛尔尼自我汇报，他分析，思考，探索。松筠则向其皇上汇报：他要给反映亘古不变的秩序的长诗再加上几段。

“奴才松筠跪奏为奏闻事。

正副贡使同通事至奴才舟中，据称：‘我们屡受大皇帝恩典；我们所请各条原是不知天朝体制。恐国王怪我们的不是。’

“奴才遵照敕谕指示各条详晰大皇帝于各外国不请体制之事必据理指驳，尔等不必过虑。

“复据称：‘我们偿后来所请各条原是我国王之意。’奴才国思此条若不向其恺切说明，恐又生枝节，即谕以：‘大皇帝不忍在尔国王处遽加显斥，以保全尔国王颜面，这是大皇帝鸿慈俯体。若是尔国王将来复以己意另具文呈递，必致上干斥责。’

“伊等点首会意，据称：‘惟敕书内指驳行教一条，我等尚不甚明白。我等……并不敢说要英咭利国的人在京行教。’奴才当即告以：‘中国自古以来圣帝哲王垂教创法，华夷之辨甚严。百姓遵守典则，不肯妄为致惑异说。’

“该贡使等听闻之际意甚领悟忻喜，据称：‘今见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敕谕各条我等如今已能解说，实在心里敬服。又肯照应我们在澳门的买卖，我等回去告知国王，国王欢喜。”’

事情就是这样……此间，倒数第二段的主要内容揭示了3个问题。首先，松筠承认马戛尔尼根本未为宗教问题提过要求，因此信上的有关内容是中国人主动提出的，目的在于预防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其次，这段内容驳斥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他们曾怀疑善良的神父在翻译时增添了内容。最后，这段内容明显地预示对布道的限制，甚至要对此进行迫害，事实上，这种迫害很快就开始了。

大运河

10月22日，船队继续前进，两岸都是棉田。河流蜿蜒曲折，在数小时内，太阳竟有20多次改变方向，一会儿在他们的左侧，一会儿又在他们的右侧；时而在前方，时而又到了背后。从临清州这个设防的大城市涌出一大群好奇的人。沿河成行的柳树和山杨比在欧洲要长得高大得多。

傍晚时分，船队离开这条河道，通过一个船闸进入一条狭窄的运河，托马斯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模样的船闸。”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全长1500多公里的水道的起点，使团将沿着这条运河旅行。马戛尔尼写道：“这个天才工程的完成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互相沟通。它并不是条完全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是条经过改造的河流；它大部分河道顺着一个斜坡流过，因而往往水势湍急。”托马斯23日记道：“运河穿过高处的沼泽地，两边河岸陡峭，高出水面很多。在其他地段，水流像条深沟，低于地面三、四十英尺。”“我们的行进十分顺利。”

“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有罪”

乔治爵士诗兴大发：“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类工程。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许多河流湖泊相交。这个杰出的工程与欧洲的运河不同，后者狭窄而无激流。”他对水闸赞不绝口；赫脱南数的结果是：“在整个流程中，有72个闸。”“当一个人置身船首用一根类似桨的东西驾驶时，其他人站到航道边上，手里拿着塞满了马鬃的垫子，随时准备扔入水中以减缓冲撞。夜间，许多灯笼把航道照得通明。”

船夫通过定时开放的闸门时要稍稍交一点通行税。温德写道：“在那些大自然过分妨碍运河走向的地方，就用固定在岸上的绞盘把船拖上斜坡或平坡面，从一个河段拉到下一个河段。有15或16个人在操作；每次将船吊起再放入水中的过程不超过三、四分钟。”丁维提这位讲究精确的科学家对此大为赞叹，他对操作过程计了时：在二分半至三分钟之间。

不过，斯当东尽管对这项比英国的运河早出12个世纪的宏伟工程十分赞赏，却认为中国如借鉴西方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进步。他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然而枉费心机。他失望地作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

半个世纪后，古伯察神父写道：“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报酬而是惩罚，那他就必然会无所作为。”马戛尔尼也从精神方面对技术上的停滞不前作了解释。陈陈相因是进步的大敌。

永恒不变的种植稻米方法

斯当东描述了种植稻米的古老方法。它们至今一成未变。“河流泛滥给地里积上一层河泥。人们用粘土作埂把一小块土地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耕、耙，再把先泡在肥料里的种子播在地里。”他们利用沟渠灌溉田地。不出几天，秧苗就长出水面。“当它们长到6至8英寸高时，再把它们连根拔起，掐去顶上的叶片，再插到犁沟里。最后，用水将田全部淹没。当稻子即将成熟时，水便消失了。”6月初收早稻。“人们用锯齿形的镰刀割稻。一人用一根扁担挑两捆稻子，挑到打稻场，他们用连枷，或是用牲口踩进行脱粒。”

早稻收下后，立即准备再次播种。晚稻在10月至11月收。“这些土地同样适宜种植甘蔗。中国农民收完两造稻或一造甘蔗后就满足了，到来年春天再重新耕种。”在这期间还插入种一次蔬菜。永远不让地空闲着。

稻米毕竟是一种娇嫩的谷物。“在秧苗期，一场旱灾便会使之夭折；而临近成熟时，一场水灾将会使它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与其他任何谷物相比，鸟类和蝗虫更喜爱吃稻粒”。

作为向上天去说情的人，皇帝在旱灾时禁食。1689年，康熙的一份诏书回答了他的高级官员的请愿书，他们焦急地希望皇上保重身体：“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瘦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再禁食了。人们追捕鸟类，用杀虫剂赶走了蝗虫。但是，在康熙之后的3个世纪，乾隆之后的两个世纪，对粮中之王描写的这种情况却没有变化。真是陈陈相因的惯例。

第五十五章 无与伦比的邮政 （1793年10月20日-24日）

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来往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赞叹。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自从有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传后就麻木不仁了。他们不停地计算着距离和时间，然后与英国邮政所需时间加以比较。英国人是出色的运动员，他们对优良成绩表示钦佩。“骑马送信相当迅速，通常只需10来天时间就能跑完从广州到北京的1500英里路程。”

官方文书由负责军马的部门传送。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200公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

根据朝廷和使团间互通的信件上的日期可以看出，一封信从京城到杭州大约需要5天。10天可以抵达广州，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使团行进的路上评论的传送速度要比使团的速度快8倍。

唯有国家才能通信

英国人的钦佩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同一时代，英国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驿传。

当然，在中国只有官方邮件才这样传送。对于私人邮件，皇家传驿部门除了少数例外都不管，对带的信件则无一例外都要进行检查，以作为传递的代价。北京和广州的传教士之间的通信需要3个月。“通过谨慎而简便的途径”――即通过一名乐于助人的官员――，神父们得以把信偷偷塞入官方邮件中。但是几乎肯定要被拆开看过。

在英国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邮政信件”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公益部门。它确保社会的无数分支之间的沟通，而不设法进行监督。在中国，唯有国家才能通信，而且只是为自己进行；当它照顾某些人允许为他带信时，这些人已被作为人质控制在手。

为保证对皇帝的服务，中国的所有效率都越来越高。自唐朝起就是如此。在中国建立传驿制度10个世纪之后，由于法国王家邮政部门取得的最新进步，塞维涅侯爵夫人在维特雷只需8、9天便能收到在布里尼昂的女儿的来信，他竟然为此惊叹不已。法国邮政部门的速度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

马可?波罗描绘过徒步或骑马的、身上带铃的信使。满清皇帝保留了徒步信使，他们平均每小时走7公里，中间互相替换。这有时是一种可花钱找人代替的劳役，有时则是世袭的差使――尽管酬劳不高和工作辛苦：邮件送晚了或损坏了都将挨竹板子；而且无论什么天气都要赶路。

进步路上你追我赶

17世纪末期，驿站间的距离为70至100里，这就使马跑得疲乏不堪。到乾隆时，出于作战的需要，驿站成倍地增加。帝国政府买了数千匹马：每个主要的驿站甚至能有100匹。只有很少的官员有权使用这些马，如外地发生叛乱时的炸药专家等。

皇家驿站还有自己的传说。8世纪初玄宗时的绝色美人杨贵妃爱吃荔枝；而荔枝长在广东，离当时的京城长安有3000里。天子为了让她高兴，就动用了他的传驿。荔枝的保存不能超过3天，驿马必须每天跑1000里，即500公里的路程……

我们的英国旅行者多次见到这些马上驿使。安德逊为他们拍了一张快镜照片：“我们见到传驿的信差，他们迅速地沿着运河在路上经过。”信差的背上用布带系着一只大竹篓，里面封着信件和邮包。“有几名士兵护送信差，其中一名掌管竹篓的钥匙，他只把钥匙交给驿丞。竹篓下面挂着小铃，马一跑就叮当作响，成为驿使将到的信号。共有5名士兵骑马护送信差，以免遭到偷盗。中国的路上不那么安全。在英国亦是如此：1757年，朴次茅斯的邮车就被劫过。”

我们的旅行者老老实实地承认英国的落后，不少观察家对此作了证明：“邮政是联合王国最缓慢的、最不可靠的传送手段：为了避免偷盗造成的损失，人们习惯把钞票或证券撕成两半交给信差，通过不同的邮政渠道寄送这两片纸。”保罗?瓦莱里认为：“拿破仑的前进速度像恺撒的一样慢。”

在驿马传送邮件方面，欧洲永远赶不上中国大大领先的地位。然而，双方速度的比较将发生逆向变化。中央帝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而欧洲通过革新，不断地快速前进。夏普发明的光学电报在1796年启用。10年之后，蒸气船问世。再过了20年，出现了铁路。由此开始了进步路上的你追我赶。而在这场竞赛中，不久前还领头的中国却踏步不前。

英国人要是读到竹篓里的内容，他们就不会那么惊叹不已了。松筠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封信放进了竹篓：“本月13日，奴才接奉朱批奏折，并钦奉上谕，贡使等在内地购买物件令其自行交易一节。将来奴才会同长麟、吉庆遵照谕旨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该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该贡使等倍沐皇上恩待，词色之间颇知感念。又见天朝法制森严，兵威整肃，亦颇形凛威。将来令其在船顺道观览，俾知民物康阜，更足以慰其倾心向化之忱”。

以下是朝廷的官员于10月21日放入竹篓内的信件：

“钦差户部侍郎松、两广总督长、浙江巡抚吉：

“上谕：松筠奏折，诸凡皆妥，览奏欣慰。此事松筠在军机处行走面聆谕旨，其颠末系所深悉。松筠起身时，朕复详加面谕。令该贡使等沿途行走甚为安静，能知小心畏法自无虞其耽延，但其人心志诡诈，总宜持之以法不可犯，毋任使巧。现据吉庆奏于初五日已抵浙任事，长麟因其细心亦已有旨令其回浙同办。计松筠于十月半间可抵浙江。如该贡使等置买茶叶丝斤完竣，限其上船开行回国。固属其善，倘该贡使等尚有藉词逗留之处，想松筠等定能面为晓谕，词严义正，饬令即行开船，该贡使自必察遵。钦此！”

第五十六章 “迫使中国人挨饿” （1793年10月24日－28日）

中国人确实是个奇特的民族；但他们也是用和我们相同的物质构成的人。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不过，他们难道没有理由这样做吗？

马戛尔尼

1794年1月

眼前不再是积满淤泥的平坦地区了。通过一个又一个闸门，运河逐渐升高。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又去找松筠谈话。运河的两岸普遍陡峭，所以从船窗往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周围的景色。”他的父亲说得更明确：“10月25日，船队抵达运河的最高河段。汶河在这里与它直角交叉。一堵结实的墙用来抵挡河水，河水的一半流向北方，另一半流向南方。如果在此地扔下能漂浮的物体，它们立即会被分离，顺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去。”船队艰难地逆水而上，然后就将顺流而下直至黄河。

在人类的行为中，也有分界线。马戛尔尼同和蔼可亲的松筠随便谈了一会儿后，禁不住转起一个对中国充满威胁的念头来。

松筠告诉使节皇上很满意，他曾向皇帝报告旅行很顺利。除了称赞，皇帝还送奶饼一匣。马戛尔尼没有具体说明他经过何种礼仪接受了礼品。而松筠则对此作了如下报告：

“因正使头疼，该副使先至奴才舟中，禀称闻得大皇帝恩赏食品，欢喜之至，但正贡使实因偶感风寒，现在卧病等语。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次日早晨，该正贡使停舟相待，扶病至奴才舟中。该贡使等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据称我等受了许多恩典，屡蒙圣心垂念，今又踢以吉祥，我等心里实是感激。这样远路蒙恩赏以贵重食品，我等犹获珍宝，一定得以平安回国等语。察其意甚真切。”

然后就谈话。松筠坚持不懈地重复，说英国人从这一新的表示中能够看到皇上的好意。就以皇上名义郑重其事地给了这么一匣奶饼！使节对此无法容忍，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日记中：“如果北京朝廷并不真心诚意，它会期望我们长久地被这些谎言所欺骗吗？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鱼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

乾隆难道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之所以没有阻止长麟训练?D民，正是因为他估计到这样一种危险性。现在出色的?D民也许正在训练往旧帆船的船体上钻眼呢。皇帝不断增加的预防措施正表明了他的不安；但是，这种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他在信中暗暗地承认了英国军舰的强大，但他又马上强调了他们在陆上的劣势。

然而，英国即便在陆军装备方面也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进步。有一天英国将有办法把另一种含义――英国的含义――强加给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乾隆不屑于让马戛尔尼赠送的速射大炮当他的面试放一下，并建议大量进口这样的大炮呢？他是否在想：“身后之事与朕何干？”肯定不是。属于数千年传统之中、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长久统治下去的皇帝念念不忘的是帝国的永恒。那又为什么呢？是怕未来的造反因此会更危险，因为对皇朝的危害通常来自内部的背叛，所以他拒不大量配备火器吗？也许是这样。但是，恐怕主要还是乾隆本能地对新生事物反感。对任何新生事物均如此。

一架望远镜吓跑了人群

通过山东的高地后，旅行家们发现了使贡使激动不已的新的景色：“现在运河由伸展在我们左侧的一个大湖来供水。旭日初升之时，两岸成行的树木、房屋、山丘上的宝塔，用篙撑的、用奖划的或用帆行进的无数船只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画面。我们留意到有许多村庄以及灌溉闸。天气温和宜人：真像英国的10月。”

孩子也十分高兴：“运河穿过了好几个湖水不深但面积很大的湖泊，小岛、渔船以及无数漂亮的花点缀其间，这种名叫睡莲的花我们在北京附近已经见过。”不过，他抱怨有风：“风很大，很讨厌。”

10月26日，勋爵还写道：“在拉多加湖附近建造一条开始同湖平行的俄国大运河，让湖水流入运河的想法似乎是从中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第二天，船队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上继续行进。由于土堤异常高，运河是在其上方穿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

托马斯很开心：“我忘了指出：我们是在日夜兼程地航行，自然就需要经常定期更换纤夫。尽管严密监视，纤夫仍能逃跑，结果是在另找纤夫时耽误了船的行程。这只是发生在某些中国官员的坐船和货船上。”夷人的撤离则不允许耽误！所以为他们优先指派了足够的纤夫。

丁维提将三脚望远镜充上电，以便看到远处的优美风景。“这架仪器不止一次地吓跑了大批中国人，他们把它当作一门大炮，因而觉得英国人是地球上最凶恶的民族。”中国官员说服英国人拆除了望远镜。中国人不愿任人仔细观察，尤其是由洋人来观察。

用鸬鹚捕鱼

10月28日，小斯当东指出：“今天早上，我们进入江南省。由于地面大大高于运河水面，中国人不得不往下深挖以便使运河能够顺流而下。白天温暖舒适。”他的父亲打听用鸟捕鱼的办法：人们用鸟捕鱼，又捕捉这些捕鱼的鸟。

这里把鸬鹚训练来捕鱼，这是一种羽毛褐色、喉部白色的鹈鹕类鸟，黄嘴巴，蓝眼睛。湖面上有数千条小船或简单的木筏：每条船上站着一个人和几只捕鱼鸟，最多有12只。“随着主人的一声信号，它们便扎入水中，很快就嘴里叼着一条大鱼飞回船上。”它们被训练得不经许可不会吞噬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在它们的颈部套一根线以防它们把鱼吞下去。如果对一只鸟儿来说鱼太重了，另一只鸟便会前去相助。渔夫们除了小船之外别无他物，小船十分轻盈，可以扛在肩上走。这种捕鱼方法十分有效，所以“拥有一只鸬鹚须向皇上捐很多税”。

鸬鹚捕鱼，人捕鸬鹚。斯当东父子看得十分开心。渔夫们把一些葫芦漂浮在水面上，而鸬鹚对葫芦是习以为常的。然后，渔夫们钻入水中，头上顶着一只葫芦。这样他们便能悄悄地接近鸬鹚。他们抓住鸬鹚时，悄悄地将它按到水里，以不惊动其它鸬鹚。他们用这种方法把鸬鹚一个一个地都抓住。至今中国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奇特的捕鱼方式。浙江宁波与广西桂林相距很远，但我在两地都曾见到当地人仍这样捕鱼。

英国人还观察到另一种独特的技术，即摇板捕鱼法：“他们在船进安上一块上了漆的木板，和水面成45度角。当月亮出现在天际时，转动小船以使月光照射在木板上，好似波动着的水面。上了当的鱼便会跳上木板，渔夫用绳拉上木板，把鱼扔进船内。”

只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

中国人如此精于捕鱼，是因为没有比此更好的办法。吃烤牛肉已经吃出了名的英国人对肉类短缺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畜牧业的种植园：“只有在山区的县里才能见到牲畜，因为在那里人的劳动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块好地用于种草。”巴罗证实中国人丝毫不想改良牛和马的品种：“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絮利给了法国两只乳房。而中国仅有一只：有：“种植”，却无“放牧”。“老百姓没有吃过肉用牲畜的肉，除非碰到一头因病或事故死亡的拉车的牲口。食欲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忌．”

中国人至今讨厌吃带血的牛排。他们喜欢熟食而不喜欢生食――但对吃什么熟食则并不讲究：“在中国吃得最多，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动物是在住宅附近能养的动物，首先是狗和猪。老百姓贪婪地吃着，甚至吃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巴罗写道：“一位中国官员毫无顾忌地当众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寻找咬了他的虱子；当仆人抓住了给他看时，他就将其放在嘴中认真地嗑起来。”这是个常举的例子：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甚至因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别人的少，不能与他们同样地享受其美味而忿忿不平。

使团发现中国人素食安排得很好，荤菜则不然。一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又很原始。斯当东指出：“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仅使他们得以温饱。只是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工业才有所发展。在农村，有人乘人贫穷放抵押贷款。习惯容许高利贷。”

中国只知道资本主义是利用贫穷高利盘剥。这是资本主义吗？可以说正好相反。这种捣腾钱的方法并不利于投资，而是利于消费。

一个商人如果积攒了一笔巨款，他的子孙马上就要想得到一定的地位。他们花费大笔钱财为的是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名誉。除了这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特点外，还有其他两个阻碍发展的障碍：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另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对土地投资的传统偏爱；劳动力的过剩。在西方，机器的进步先于人口的增长，机器能够节省劳动和时间。中国的人口增长早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对寻求节省体力起了抑制作用。巴罗对此已有明见：“中国人不愿意从机器的力量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机器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

除了饥荒年代，中国人能够勉强生存。但是，他们的活动不利于任何发展：这样的经济起飞不了。另外，任何人都不考虑这点。“子罕言利”，而赞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英国人指出：这并不是进步的动力。

第五十七章 乾隆发怒 （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28日，松筠收到皇帝的一份简短而口气温和的谕旨。英国人正在顺利地撤走。他们从舟山上船，可以在广州停靠；在谨慎的监视下，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同胞接触。然而，乾隆没有摆脱掉萦绕于脑际的想法：“着长麟驰赴粤省，先为密谕西洋别国夷商勿为夷使所惑。”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浙江提督颇有把握地宣称：“所有经过营汛墩台奴才先经专委妥员逐加查勘，稍有剥损，立催修葺。”

但是，10月29日，晴天霹雳落到了使团头上：26日的一份谕旨飞速追上了船队，通知松筠定海总兵看见4艘英国船只起锚。船上的军官对总兵解释说他们动身是由于病号的状况不好。他们只留下“印度斯坦”号，还有120名船员。巡抚吉庆于10月18日向朝廷汇报此事，并说留下这条“大船”还是向高厄争取过来的让步。皇帝发怒了：

“英咭利船只到定海时，因患病人多恳留调治，经长麟准其暂留候旨。今又借称病重，忽欲先行，固属夷性反复非常。着传谕松筠即向该贡使谕知已留大船一只在浙等候。经浙江巡抚亲往看视，足敷乘坐，尔等仍当赴浙乘坐原船归国。倘或该贡使等借称船少，又欲迁延观望，即应严词斥驳。

“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若即招募?D户备用，此等之人素以捕鱼为业，于营伍技艺本不谙习，在?D户则所缺多矣，必致失所，此事失算，竟可毋庸办理。”

皇帝再次强调害怕报复的问题足以表明他完全明白（尽管他没有承认）英国人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因为他始终想着要尽快摆脱他们，他对吉庆的建议如获至宝：“印度斯坦”号一艘船就可以运走整个使团。

松筠就将此事告知特使。马戛尔尼因激动而叫嚷。就是不乘坐“印度斯坦”号！他怒不可遏：“欧洲人提任何建议朝廷就猜疑有什么阴谋，这种病态的怀疑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找的消息，也不了解欧洲的局势，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可能已朝东行驶，而要到明年5月才能回来。”

朝东行驶：方向是日本。马戛尔尼估计伊拉斯马斯正在进行自己受命要完成的计划，他也正式让高厄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个计划。后者以为使节将在北京度过今冬明春。如果他明年5月才从日本返回，这次在舟山未能会合对于返航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如与法国冲突，我们的商船将在航行中得不到保护：还能想象到比这更紧迫的危险吗？”

马戛尔尼作了十分悲观的假设。中国人出于习性可能把他写给高厄的第二封信像第一封信一样耽误了。第二封信抵达时已为时过晚。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马戛尔尼没有猜错。

确实，马戛尔尼10月4日从北京发出的信本可以在8日或9日就到达浙江新巡抚的手中。这封信未能在16日前到达定海，这只能用扣信来解释。此后，任何一名皇家信差都追不上“狮子”号和3艘护舰了。

也可能浙江巡抚故意放走“狮子”号，因为他知道由于船长尚未回船，“印度斯坦”号将会留下。他真心认为整个使团能登上“印度斯坦”号。这是一举两得：马上就能摆脱一艘巨大的、危险的战舰；而接着又能遣走使团――既省时间又省钱。这位可敬的官员对于船舶知识如此贫乏，以至他都未能识别“印度斯坦”号。吉庆10月28日写道：“现留大船即系该正副使原坐之船，极为宽大。”

不知法度的英国人

至于乾隆，他的愤怒不知向谁而发。他不明白这些船竟能随意启锚：“这些英国人究竟有什么法度？”

这正是马戛尔尼在归途中发生的主要的事。是谁的错误呢？首先，这要归咎于中国官员的朝三暮四和拖拖拉拉――他们害怕皇上的训斥。奏折、诏书和敕令矛盾百出。起初朝廷促使船队启程；随后又认为把它们留着使节便会早些离开帝国。

马戛尔尼拒绝登上“印度斯坦”号激起了皇帝的恼怒。乾隆不曾想到英使敢抵制他。他见到使团已经上了船，便向他们最后一次表示善意：“该贡使等应在洋面度岁（指农历新年，即1794年2月1日），着发去御书福字一个，赐于该国王，又御书福字一个，赏给贡使以下人等。”英使的执拗使这一场打算都落了空。使团的行程比预计的要长一倍，耗费也要多花一倍。

可是松筠已竭尽全力设法说服马戛尔尼。他让“贡使到他船上”，告诉他英国船离开的消息。他对马戛尔尼说皇帝希望他能乘坐留下的那只船。夷使反驳道：“我等乘坐原船回国实所情愿，但从前来时系海船5只，今止留1只，实不敷乘坐。”

大学士说：“业经浙江巡抚查明，现留之船甚为宽大，足供乘坐。”使节回答道“那里船只大小宽窄我等是知道的”；载运过多的人员“易生疾病，恐一以染百，全不能保命”。“伊等复称‘止求大皇帝恩施格外，予以再生，准我等仍走广东；我等将沉重箱桶等件分拨几名随从要人照料，由定海上船。这就是大皇帝天高地厚活命之恩，我等永远不忘。’该贡使等泪随言下，实属出于真情，尚非托故逗留。恭候训示。”

是否为了哄骗皇上松筠才声称马戛尔尼哭着恳求让他经陆路前往广州呢？介绍这个所谓的情节完全用的是中国风格，而不是英国风格。但肯定接连进行了两次微妙的谈话，因为托马斯在同一天记道：“松筠大人来到马戛尔尼勋爵的船上，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如何解释马戛尔尼的迅速转变呢？起初他急不可耐地要在舟山登船；然后又“恳求”允许他走内河去广州。托马斯又一次把勋爵的真实感情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遗憾地获悉‘狮子’号和双桅横帆船离开了舟山。”“遗憾地”――very sorry――表明了英国人真心诚意是想从浙江启航。

但马戛尔尼现在同在叩头事件上一样坚决：他要通过内河去广州。为什么他不顾皇帝的命令如此坚持呢？并不是因为使团的人马必须挤在一条为运货而不是为运客设计的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不舒适和有失尊严。“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它拥有舒适的舱位。如果这艘宽敞的船容纳不了整个使团，马戛尔尼满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让无关紧要的随从――士兵、乐师、仆人及各种临时雇员――通过运河去广州。

然而，他的头脑里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不愿意放弃同国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会。他希望从北京开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这样延续下去。何况要来陪他的要人长麟总督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成为公司与英国商人真正的对话者。

使团的表面使命失败了。它的真实使命还将继续：对朝廷进行以讨人喜欢的形式施加心理影响，以使他们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现得更为理解――这是在欧洲对一位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开展的外交工作方式。考虑休息和消遣，马戛尔尼本应该走完去定海的短途路程，乘“印度斯坦”号前往广州。但考虑到他的使命，他想充分利用出现在面前的意想不到的这个机会。

松筠善于应付。他懂得如何同时取悦乾隆和马戛尔尼。他对皇帝杜撰使节流泪的故事；又对马戛尔尼编造皇帝的微笑。10月31日，马戛尔尼感到庆幸：松筠竭力“消除这个事件引起的不良印象”，并告诉他皇帝从此后对使团的印象“非常好”，他“现在相信并不是出于不当的动机或恶意好奇才向他派遣使团的，而只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恳请得到贸易上的特权和皇帝的保护”。

马戛尔尼利用这个好机会重申他要求得到皇帝的第三道敕谕。松筠答道他就此事已给朝廷写了信，但是他并不认为朝廷会违反常规。再说，“皇帝的风格是给予一般保证，而不作具体许诺。”

专横的谕旨，奴性的答复

松筠就这次谈话写的报告并不客气。他猜想将会收到越来越严厉的谕旨。事实上，11月1日，皇帝指示他：“倘该贡使以黄浦系伊国夷商泊船之所，禀清欲仿澳门之例，建盖房屋，砌筑炮台，即当词严义正，面加驳饬。以天朝法度向有定制，尔所请与定制不协，不便准行。”如此坚决的答复“想该使臣亦不敢再行妄渎也。”

他向乾隆禀告：“兹因正贡使病体尚未痊愈，奴才略示体恤，过舟慰问”。马戛尔尼从末暗示过他生病。这是不是大学士为了避免皇帝责备他亲自访问特使有关身份而为自己作的辩解呢？“谨遵旨先谕，以尔等所请各条与天朝体制不符；尔国王断不因所请未遂致怪尔等。将来尔国夷商到澳门贸易者仍与各国一体公平抽税照料体恤。”

马戛尔尼可能是这样回答的：“是我国王恭敬的意思，得邀大皇帝鉴照，广东澳门的买卖得以永远沾恩，我国王必定喜欢，我等便可放心将来在澳门的买卖。长麟总督一定就近照顾。如有非分妄干之事，他必驳斥。”“据正贡便称，我们夷商是再不敢妄干多事的”。

接着，松筠对英国人说：“大皇帝敕谕岂可以妄求得的？”马戛尔尼听罢“点首”称是。他甚至承认松筠的解释使得“我的病也必就好了。该贡使等言及皇上，则欢颜乐道。其感戴敬服之意较之前此情状尤属出于真诚。将来届期颁给赏赐福字等件，伊等及伊国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为感悦。”

乾隆在下一个星期收到这份报告后写的唯一的朱批有些模糊不清。是否要对此表示遗憾呢？对于他自己声音的回声他又能作何回答呢？

第五十八章 用公鸡祭河神的地方 （1793年11月2日-6日）

11月2日，船队驶入黄河。“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

这是哪座城市？安德逊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他尝到乘坐飞机飞行在一个陌生国家上空的人的失望心情。不过托马斯的日记指出那天早上船队沿着清江浦城航行。

“由于闸门开放水流湍急，船队以十分吓人的速度进入一个港湾。”船队将竭力横渡黄河，顺着激流而下，然后重新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南行。这种航行很危险：船员们必须得到河神的支持。

渡河前的祭河神仪式

“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为什么要用公鸡呢？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在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在大碗面前又摆上油、茶、酒、盐各一杯。”船老大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人们敲着鼓，焚着香，烧纸钱，放鞭炮。船老大然后把油、茶、酒和盐倒入河中。“仪式一结束，船员们拿走肉碗，痛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就信心百倍地横渡河流。渡过河之后，船老大还要叩三个头表示感谢老天爷。”

这种仪式后，中国人还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战胜狂暴的急流。自助者天助！“有些船没有怎么偏航便渡过了河；而有些则被水流冲得很远：必须再费力气把它们纤回来。”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皇帝获悉特使拒绝登上留在舟山的船只便再次火冒三丈，随即又作出了让步：“谕令松筠传谕该贡使，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准尔等有长麟顺便照管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

乾隆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他也不放过教训别人的机会：“着松筠再传谕该贡使：本部堂乘坐之船，令其在何处等候，断无不凛遵指示，以定行止。若在船官役兵丁擅自开行，必将官员参究，兵役治罪。今尔等在浙船只并不候尔等之信，辄敢先行开洋，可见尔国法度不能严肃，任其来去自便。”最后还要让松筠告诉特使：“尔等回国后当告知尔国王，加以惩治。”

英国人不该逃脱中国司法的制裁。当他们在中国提出傲慢的要求时自然是如此。甚至在他们回到自己国内时也是如此。

夷人赢了。但要让他充分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蛮夷。

漂浮的菜园

11月3日，通过清江，“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往前是一片沼泽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灵巧，那里不可能种上东西。“他们把一层土铺在漂于水面的竹筏上。他们在土上种植蔬菜。同样，他们也能在船上开辟这种人造菜园；他们在填满了土的箱子里，甚至在不断使之湿润的绒布上种上菜籽。”

离开了山东便进入江苏。在此之前，纤夫同所有的农民一样穿的是破了的一式蓝布衣服。刚一越过省界，纤夫则穿着簇新的镶红边的制服，头戴尖红帽。这个省的总督受命不接见特使，他是否想以此向使团，或是向飘扬在船桅上端的皇帝的旗帜表示敬意？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示还加上了喧闹的音乐。托马斯记载小山坡上种有茶树。他还说给他喝了羊奶，“有点像奶油”。

这里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夷人只能从船上来估计其繁荣的程度。然而，使团的几名成员企图溜出去看看，但是逃跑者被用武力逮住，并被押送回来。大学士让斯当东放心：“这种严厉的办法除了关心你们的安全之外别无他意。”

11月4日晚，船队抵达扬州。有人对小斯当东说：“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他双目圆睁，然而见到的只是沿着运河伸展的城墙。“在城墙下，我们受到了250名用弓和箭武装的士兵的列队欢迎。”天朝军队的炫耀并未给这名西方儿童留下深刻印象。

11月6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扬子江，即蓝河，它比黄河更为壮观。然而，尽管名字那么叫，它的河水同黄河一样黄。“为了重新驶入扬子江对岸往南延伸的运河，船只先是得沿着江的北岸行驶。江面上的波浪如同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见到了江豚。”

在经过镇江城之前，马戛尔尼发现犹如出自于中国画的景色。一个圆锥形的岛屿矗立于江中心；寺庙、钟楼、小亭被绚丽多彩的树丛间隔，坐落在井然有序的山坡上。整个景色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来的一个迷人的建筑。”马戛尔尼在他的手稿上画了一幅素描，并明确指出它叫“金山”。在此之前，他一直不喜欢中国画，认为画得不像真的：现在他发现中国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怪诞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之中。”

皇帝变温和了

也是在11月6日这天，皇帝又给松筠、长麟和吉庆下了一份谕旨：

“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只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仍当令长麟带同贡使由水路至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

正及时！金钱上的损失不会致命；一切恢复正常。朝廷要花五周时间才能确定英国人离开中国所走的路线。乾隆的意志最终又一次在马戛尔尼的意志面前动摇了。

用作摆设的士兵

受到历代皇帝大加赞赏的天朝情报工作有如自动装置那样精确：“兹贡使船只于初二日渡江。凡人烟辏集之处，大小夷人并未登岸。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

在镇江，等待着他们的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但是，马戛尔尼注意到城墙濒临坍塌，这种景象与2000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旌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们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王大人明确指出，这种华丽的装束只是“在重大场合里”才从衣柜里取出。而对于作战来说过于笨重的钢盾牌也只是用于炫耀而已。马戛尔尼很想从近处瞧一眼。他遭到拒绝：这是防务秘密……

不必挖苦了！天朝的军官们不开玩笑：他们护腿套上的扣子一个也不少。指挥队伍的王炳总兵给朝廷写道：“其经过各营汛墩台并兵俱一律整肃威严，该贡使及随从人等俱甚安静。”任务完成了。

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他们还认为获得了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登陆的证明。英国人对示威演习作了如此肯定的结论，以至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在有些地方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感到意外。在长江江心矗立着一座小岛，叫做焦山。如今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在鸦片战争中击退英国人的堡垒。恩格斯曾颂扬了这一战果――这是位善于使用更为巧妙的武器来征服中国的入侵者。

为什么宁肯用这种粗劣的火枪而不用在欧洲普遍使用的精制步枪呢？巴罗向王大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位武宫回答说：在西藏，步枪显得不如火枪有效。巴罗反驳道：“问题在于兵士们没有养成不将枪管支在铁叉架上的习惯。”但他不抱幻想：“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取消这些偏见是否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呢？

不够威武的军人

王大人和乔大人解释说：这支到处可见，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的军队有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巴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两位官员是分别说出相同的数字的。他们估计全国人口为3．3亿，国家的年收入为5000或6000万英镑，其中1000万进入皇帝的银箱；800万用于军事开支。这笔钱足够维持以上数目的军队了。

如此精确的数字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今天从各方面来看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如果说帝国的官僚机构意识到在乾隆统治时期人口翻了一番，难道它会看不到贫困化和爆炸的危险吗？它拥有准确的数字――它仍保持一成不变？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12倍，农业产量也比法国高得多，贸易结算总有盈余，马戛尔尼就不再认为两位陪送官员是在夸大其词了。

但是，战争远不是这支军队日常关注的事。除了分布在北部边疆沿线和被征服的省份内的鞑靼骑兵外，天朝的兵士担负着警察和司法的任务。他们有时当狱卒，有时管船闸。在另外的地方，他们征收税款或看守粮仓。总而言之，他们是为民事机构服务。还有的在路边、河流和运河沿岸站岗放哨。“这些兵站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个，驻守的士兵从不超讨6名。”

一句话，这些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同满族的“旗”不同。皇帝甚至拨给他们一小块地。他们在当地结婚。“除了在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

这些兵士要对自己的制服和马匹负责，他们还得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们的饷银是不够养活家人的：他们更像农民而不像军人。巴罗见到有的士兵拿着扇子而不是火枪向特使致敬。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直到当官的命令他们起立。“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穿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演。”

一条同中华帝国同样古老的谚语既说到了大兵的作用，也说明了他们不受尊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一个武装的小民族

打仗时，皇帝并不指望这些平庸的“钉子”，而指望他的满族的“旗”――马戛尔尼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些战争机器的资料。什么样的战争机器呢？在17世纪初由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组织的部队，他们用各自军旗的颜色来区分：黄旗、蓝旗或红旗。满族人被编入这些“旗”中。这些“旗”遍布全国战略要地，任务是为汉人的军队配备军官。同欧洲封建贵族一样，“旗”中的世袭成员被免除一切劳役和捐税――除了杀人。

“旗”是政权的精锐部队，但同时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一个非常小的国家：30万满人控制着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除了英国人在印度这情况外，人们见到过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如此不合比例――1比1000――的吗？每个“旗”由一名鞑靼――满族将军指挥，它们是这种统治的工具。所有满人均是士兵。况且他们无权从事其他职业――如工匠、农民，而尤其不能当商人；但是当官则可以，那是为同一个君主政权效力。

这难道不是与旅游毫不相干的“情报”吗？

第五十九章 苏州，中国的半个天堂 （1793年11月7日）

安德逊写道：“霾雾消散后，富饶的田野、迷人的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宝塔矗立在山丘顶上。”马戛尔尼看到一座设计优美大胆的桥：3座桥拱十分之高，船只不用卸下桅杆便能通过。而这是运河上的船夫熟知的做法。温德写道：“通常帆船有两副桅杆。在桥多的地方，船夫干脆放下主桅杆，而支起安着续链的副桅杆，他们可随时降下和升起。”

然而，“百姓看上去有些泄气”：他们还没有从由于3个世纪前朝廷从南京迁往北京而丧气的元气中恢复过来。整个江南地区都遭受到损失。把京师迁往靠近鞑靼的北方完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原因。因为江南是帝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气候宜人，土地肥沃。

船队于该日夜晚抵达苏州。小斯当东描绘了旅行者和看热闹者双方的好奇心：“我们欣赏着建筑在河岸上的房屋，有些甚至用桩基架在水面上。无数的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自家的窗口看着我们，而在河面上，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帆船。”

大为惊叹的小侍从写道：“夜幕降临后，我们从一座有90多个孔的石桥边经过，这座桥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巴罗则说：“我们的仆役中有一位瑞士人，他还没睡，就开始数起桥孔来，一直数到头昏眼花，竟喊了起来：‘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到甲板上来吧，这是一座我从未见到过的桥，它长得没完没了！’”这座桥的桥孔与大运河平行，好似伸向淹没在黑暗中的无穷无尽的远方。船只钻过桥拱，过了一条沿着运河的路，便能驶进一个大湖。“尽管是在夜间，我们还是能从中央桥拱开始分辨出45个孔。”

读者今天仍然能欣赏这座完好无损的桥。它被称为“宝带桥”。是在唐朝修建的，即英国人此次使华的1000多年前。真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

供风流幽会用的画舫

我们的旅行者因为没有多少事可做，甚至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便想象出很多东西。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这不仅仅由于它有运河，小桥和轻舟，也由于它能提供“肉体享受”。至少在它的一些地区“画舫飘荡，鼓笛声飞扬，那里汇集了城里所有的妓女和艺人”。

按照中国的一种说法，严肃的斯当东也“风流”起来：“在英国人看来，这座城市里的中国妇女比较漂亮，也更会打扮。她们戴着水晶耳坠或金耳坠，而在前额上戴一顶黑缎软帽在两眉之间呈三角形。”人们向他列数中国妇人的诱人之处。传统承认有七点：“诱人的眼睛，甜蜜的嘴，柔软的身材，灵活的脚，端庄的脸部，优美的脖子和细长的指甲。”

英国人从护送他们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谚语――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婚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在40天后，人们将通过宴请他们证实这个理想的历程的第二阶段。人们对他们解释说：柳州的木材质地高，能做最好的棺材，所以说要死在柳州，英国人希望能躲开这一阶段。但是，他们很快便明白来到苏州不仅仅是为了结婚。

在城市的郊区，英国人果然欣赏到了“风景如画、群山环抱的令人叫绝的太湖”。苏州的居民从湖里大量捕鱼。太湖尤其为“娱乐消遣的幽会”提供场所。人们乘着小船游湖，船上有一间“非常干净的屋子”，而且肯定“漂亮的船女所操的职业不止一种”。

中国所有的小说文学对花船这种提供幽会场所的漂浮妓院均大加赞美！在两年中不近女色的英国人紧贴这些轻舟而过时又如何能不想入非非呢？当然他们的道德所冒的风险很小，因为他们不能停下。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瞧着这种肉体享受随波消逝。

教育学家赫脱南通过中国导游又印证了传教士的叙述。苏州是“最富有的商人的居住地，是培养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出色的演员的地方。它决定中国的审美潮流，它拥有最漂亮的女人，最小的脚，最时髦的服饰。这里是整个中国最淫逸奢侈和放荡者汇集的地方。中国人经常说这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州’”。

商人的住宅比其他地方的漂亮得多。其他的住所则是“无人照管”，因为居住者成群结队日夜在水上静静地滑行的花船上“消磨时间”，船上载着美貌的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她们的身份……这些居民在姑娘的怀抱中挥霍其钱财。前来出售货物的富商“由于沉湎于她们所提供的乐趣而沦为乞丐”。

丁维提的望远镜并没有闲着。划船的姑娘呆在船首和船尾。温德写道：“我见到她们穿着华丽，有的掌舵，有的擦洗游船。”赫脱南的目光更敏锐：“船中间是一间装着玻璃的屋子，透过薄纱，有时能见到年轻人在配备有靠垫的长靠背椅上演奏音乐，身穿短衣衫的姑娘陪伴着他们，这些姑娘十分放荡，不像是老老实 实地坐着，她们是培养干这一行的学校里的学生，这座城市长久以来就以这学校而闻名；因此在这个国家，同在亚洲其他各国一样，肉体享受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成为商业中的一个门类。”

在苏州和杭州，读者仍然能见到上了黑漆和绘着花卉的类似的游船上船女在划桨。但是，尽管她们看上去是那样讨人喜欢，摇橹时是那样灵巧，向您介绍沿途风光时又是那样笑容可掬，您对她们的品行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而直至1949年，她们之中从边摇橹边要价三个铜板的穷家姑娘到傲慢的水上花魁应有尽有。

在整个远东，长久以来风流韵事一直是对包办婚姻束缚的一种补偿。花魁娘子与普通妓女全然不同，后者只是“浓妆艳抹的陈货”。根据强制的礼仪，要花魁顺从必须先向她大献殷勤。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未近女色，并不得不对每个人的举止严加监督，以免令中国人和特使阁下生气。现在他们兴奋起来了。这是个消遣。旅行中的一点春意。

第六十章 被出卖的未婚妻 （1793年11月8日）

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

――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既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

叶圣陶《一生》，1919年

我们的旅行者一涉及这个有趣的课题，马上就扩大了他们的调查范围。他们不费劲地发现卖淫并不是中国妇女体现其商品价格的唯一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写道：“穷人家中只要有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会形成彩礼竞争，而父母把女儿许给付彩礼最多的人。”女孩没有选择余地：她将去出价最高者的家里。因此，中国妇女无论其身份如何，总是被出卖的――出卖一小时或是出卖终身。

巴罗写道，事实上，男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在姑娘乘坐花轿被一长列人送到他家之前，他不能见她。然而，如果他用事先给他的钥匙打开关着他未来妻子的轿子时，他发现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可以将她退回给她父母。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已经交出的彩礼。”

巴罗难以理解这种感情不起任何作用的家庭包办。确实，直到那时欧洲大陆的习惯仍然是协商婚姻，但在英国这种婚姻方式开始让位于恋爱结婚。“人们根本不允许订婚者事先进行交谈。在中国没有表示关切和温存的无声形式。男人娶女人是因为习俗对他的要求。”一个20多岁的独生男子就叫“老光棍”，被人瞧不起。

如果说儒教社会几乎不承认妇女的一切权利，首先包括出生后生存的权利，妇女还剩下一个权利，即结婚的权利。结婚为她提供了生育男孩的机会――她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根据巴罗的说法，年轻妇女在其丈夫家中首先“是一件无生命的家具，同在娘家时一样”。古伯察神父以挖苦的笔调写道：“打妻子成了具有如此高雅的事情，以至做丈夫的尽量避免错过机会：否则就会表明他是个笨蛋，有损于他的尊严。”

报复也是一道中国菜――有时是热菜，有时则是凉菜；我们的旅行者如果读过中国故事中丈夫挨妻子打的不幸遭遇，他们对两性之战的看法就会全面一些。最愉快的报复方法就是不忠贞：中国文学中有许多挖苦的话，人们以为它们出自于女人心或弄臣：

水性从来是女流，

背夫常与外人偷。

如果说这个主题在各国到处可见，那么我们的英国人没有注意到另一种更为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年轻妻子都是婆婆的仆人。在中国，年轻姑娘更多是作为媳妇，而不是作为妻子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国人不说娶老婆，而说娶媳妇。

服从父母使年轻的丈夫不能向着妻子反对母亲；而年轻的妻子对公婆尽的义务要比对丈夫尽的义务还要多。唯有岁月能解决这种矛盾，使状况颠倒过来：年龄最终将使媳妇变为婆婆。最初是女孩，当年龄允许她戴簪子时便成了媳妇，后来成为婆婆：这是中国妇女的三部曲，她最后成为受合家尊敬的老祖母。

两性间的斗争

相反，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躲过我们的旅行者的目光。它是正常现象。巴罗解释道：“当丈夫将第二、第三个老婆带回家时，第一个妻子“既不嫉妒，也不难受”或者，她“认为什么都不流露出来更为明智。”这种克制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并不能抑制不和：《金瓶梅》中不抱幻想地指出：“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抹着”。

妾：这个概念激起巴罗的反感，他对此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在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的国家里，当妾的也就不会有什么羞耻了。”

巴罗继续说：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能在自身找到治疗方法的弊病。在这个国家里，十分之九的男人为养活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尚感到十分困难。如何又能买第二个妻子呢？何况，在一个许多小女孩被遗弃，而习俗又要求每个男子都结婚的国家里，谁讨两个老婆就会妨碍另一个男人找到妻子。妻妾成群只存在于上等人家或一些富商家庭。限制奢侈法禁止修建漂亮的房子和一切讲究排场的行为，而鼓励人们偷偷地沉湎于声色之中。”梁栋材神父哀叹改信基督教的人太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为“中国人沉溺于肉体享受”。

巴罗报道说：“国家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也都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他们的私生活以“内宅”为舞台。人们在那里首先翻阅许多床头经：“两个并肩叠股而坐，展开春意二十四解本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然后离座上床就寝，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

在“在可爱的英格兰”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间的我们这些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此表示反感还是嫉妒。但当有人谈到皇帝的后宫有几百名美女时，他们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就是他年轻时也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他们不了解道家生理学及由此产生的性实践。根据这种学说，男性的要素阳为男人带来了无穷的精力。但是要有若干条件。它应经常与女性的要素阴接触。并在让女人充分舒服时全部汲取阴的精。他自己要全神贯注，但是并不释放自己的精。男人就这样延年壮身。

中国男人与众多的妻妾频繁发生关系，却又不让自己泄精，这样他就能够满足众多的妻妾，因为她们的满足对增强他的阳是必要的，所以也能使她们感到十分满足。当他决定要孩子时，他便能生出传宗接代的、强壮的男性继承人。

但是女性的阴有它自己的利益，同男性的阳的利益发生矛盾：阳达到极度兴奋时，阴便得到增强。有些内行的女人成功地挫败了男人的计谋，使他控制不住。在两性间的斗争中，她们就取胜了：她们的阴精从阳精方面得到增强。这些女人懂得“采战之术”，道教的传统赋于她们永恒的魅力。

丝绸的秘密

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大运河现在确实经过种植桑树的地区。出使的一个目的就是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着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

在运河的两岸，只见桑林围绕的极大的村庄。桑叶已经摘去：为什么呢？赫脱南只得到极少的情报：“种桑树的人不管养蚕。他们把桑叶按分量卖给养蚕的城市居民。”根本不可能带走这些小树的树苗和蚕的样品。丝绸还将保持着它的谜。

“总不知足”

还是11月8日这一天，松筠的一份奏折似乎离中国卡普的乐趣甚为遥远：

“英咭利贡使恳请仍由广东行走，当经松筠峻词斥驳。而该贡使等泪随言下，亦只可准其所请。奴才又将浙江省停泊夷船擅自开行一节向其明切严谕，据称他们管船之人如此不遵教令我等实在羞愧无地。奴才遵将恩旨宣示，该贡使免冠屈膝，喜溢于色，据称我等蒙大皇帝怜悯从此得有活命平安回国。复称前蒙大皇帝恩典准我等在宁波地方买些茶叶丝斤，但我等所带银两无多，现在浙省停泊之船原系一只货船，不知可以将洋货兑换否？

“奴才谕以宁波地方向无洋行，尔等既称乏银，想在宁波断不能多买茶叶、丝斤，况尔等又可赴澳门、黄埔，尔等所存货物仍应赴彼处交易。该地方自然钦遵恩谕概免纳税。”

皇帝接到该奏折后，用朱笔批注道：“总不知足。”

第六十一章 黑暗中的微光 （1793年11月8日-11日）

船队在大运河上航行了600公里后接近杭州，在那里松筠将让位于长麟。正赴任的新两广总督将陪同使团，因为“狮子”号突然出发以及马戛尔尼拒绝搭乘“印度斯坦”号打乱了整个计划。

松筠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向马戛尔尼说长麟的好话。任命这样高的人为两广总督表明皇帝有意同英国商人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任命难道是使团获得的唯一具体成果吗？不管怎么说，松筠便出的心理攻势说明是有效的：乾隆的形象又带上了仁慈的光环，而马戛尔尼又重新抱有希望。他正在草拟的、准备让马金托什船长从“印度斯坦”号上传递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完全绅士派的总督

确实，长麟可以被看作是“左右局势的人”。新任两广总督是满人，乾隆的亲戚。他享有正直的美名。1792年，他为几名被和?|诬告犯有阴谋罪的人辩解而失宠，现在他已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至关重要。两个人将互相观察并作出评价。从宫内文书看不出长麟对马戛尔尼的看法――中国人一般不作心理分析：他们的记载更着重道德的判断。而马戛尔尼作为真正的西方人，喜欢具体说明他的印象，并详细叙述他们谈话的内容。

11月9日早上，船队在杭州附近停泊。总督的游艇立即靠向勋爵的船。马戛尔尼说：长麟“先与松筠谈话，然后前来对我表示欢迎”。

英使马上对他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长麟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为人直率、仪态高雅――一个真正的绅士。他的谈话与松筠全然一样。他肯定地说他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对在广州的英国人表现出最大尊重；他们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这些西方人把最可鄙的物质主义和天真幼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方人如何能不嘲笑他们呢？这个十足的绅士在对英使大献殷勤的同时，却希望把采珍珠的渔民训练成作战潜水员去破坏英国船只。

长麟不停地说着如长途航行劳累等寒暄话，并说英使进京“非常讨得皇帝的喜欢，他不断地表示自己极为满意”。他甚至交给马戛尔尼皇帝送给国王的又一批礼物：绣金的丝绸，尤其是一张：“福纸”――即天于御笔写的福字。“一位中国皇帝对另一位君主表达友情的规格不能比这更高的了”，这是马戛尔尼为他的英国读者写的。他没有指出这种姿态对皇帝来说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指出对于这一巨大的行动来说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成功。

大家记得乾隆的本意是，这“福”字应该意味着向即将在舟山登船的使团“告别”。路线的改变使这字蒙上了一层滑稽可笑的含义，马戛尔尼对此并未察觉。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礼物原先应由松筠转交给他。作为好朋友，松筠把这事留给长麟去办，后者因此可以借此作为愉快的见面礼。

来年，遭到可怕虐待、备受凌辱的荷兰使团也将得到皇帝御笔来书的福字，那是送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兰国王的！……

回避的技巧

使团在杭州要停留几天，以便把人员和行李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与物将同马金托什继续前往舟山搭乘“印度斯坦”号，另一部人与物将同马戛尔尼与长麟一起走陆路去广州。“印度斯坦”号留下除了等候船长外，还在等待把在当地换取的货物带走的许可。既然它还停留在那里，最好是把货舱装满！谁知道呢？因为这样做就将开创一个先例。中国人懂得下的赌注：不是几吨茶叶，而是一条原则。因此长麟向马戛尔尼和马金托什作了回避技巧的精彩表演。

他解释说：“舟山的商人没有与外国人通商的习惯，另外，他们也没有能使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最后，他们希望用现金支付――也就是说用银币。”而长麟知道英国人没有银币。可能受马金托什的鼓动，马戛尔尼建议以货易货。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内阁档案反映出皇帝的愤怒。

实际上乾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松筠的建议使他大为不悦：

“前因该贡使等恳请在宁波置买茶叶、丝斤，原已降旨允准。今该贡便又以银两无多为词，欲将洋货在彼兑换。

――真可鄙。

“应赴澳门、黄埔将货物交易。”

然而他还是个好君主，他允许和?|提出一个改良方案：

“今已将丝斤购备运往，如该贡使等购买无多，不妨酌量准其交易，倘伊等因松筠饬谕不复在彼置办，即听其前赴澳门、黄埔购买亦无不可。”

乾隆又一次用朱笔添上：“若听其一事，彼又生法求恩不已矣。”

长麟重弹松筠一再提出的异议。马戛尔尼放弃了在宁波贸易的计划。强行突破行政封锁是办不到的。对私人――即“奸商”不能抱任何希望，他们明显已经起不了作用。为什么要试图同这些人作交易呢？天朝的等级制度随时会使之付诸东流的。使臣抓住赐于他的微薄的补偿不放。总督向他宣布，作为特殊的恩赐，“印度斯坦”号将免付出口税。马戛尔尼对这些一本正经地不断重复的句子已经听腻了，对那种毫无意义的永恒的微笑也看够了。但是，他还是想，皇帝的优待，对自古以来的惯例的违反，尽管并无惊人之处，难道不是具体地说明他的使团并非毫无用处，而新的做法将会逐步建立吗？

托马斯从特使和他父亲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了他们的想法，他坚持说：“长麟极为谦恭，非常客气。”

马戛尔尼对他着了迷。他越来越庆幸自己一再坚持走陆路去广州，让“印度斯坦”号只把使团的一个分队送走，而不是相反。展望他将要与一个决定广州和澳门欧洲人命运的人一起度过几周使他日益感到这是他使命出人意外的延长――一种挽救使团的决定性的好运气。

“不许民人与之接触”

从第2天――11月10日一起，总督又来看特使，并重弹老调：“皇帝陛下对你们大有好感。”马戛尔尼不愧是个好外交官，他马上就试图使这样的好感具体化。他从另一条战线发起进攻：关于丝绸的某些秘密在意大利和法国尚不为人所知，而英国人在这方面也一无所获。正是在杭州附近种植的桑树最多，养的蚕也最多；而在城里制造出最有名的丝绸。马戛尔尼曾询问过他船上的船夫：一些人认为红桑起主要作用，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白桑。究竟如何？很显然，总督对此一窍不通。中国的等级体系里从上到下的人都对外国人的好奇心加以回避。又是一个不适宜的问题：搞间谍活动。

可是，斯当东不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个工业秘密吗？“蚕是在特地搭起的蚕室内养殖的，那里远离各种嘈杂声；因为中国人认为哪怕是狗吠声也会妨碍蚕的生长。”让我们再往下看：“缫丝之前总是把蚕闷住。为此，他们把茧放在匾上，再把匾用水气蒸。当茧被缫完丝时，中国人就大嚼蚕蛹。”如果说中国人津津有味地品尝长满其身的虱子，他们就不可能对蚕蛹的滋味无动于衷。继工业秘密后，又发现了一个集体行为的秘密：英国人识破了中国人的心理现象。他们的猜疑不是得到了证明吗？

这种猜忌不仅反映在丝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本身。在歇脚的数天时间里，英国人被关在船上不许登岸。乾隆的朱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不许民人与之接触，不令贡使从人等上岸。”这些蛮人没有想到皇帝为他们费了这么多的朱墨。

托马斯的日记证实了这种隔离措施：“那位大官来到勋爵的船上同他谈话。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城墙边上，我们不得不在郊区夜间睡觉，白天闲呆着。”这是他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的话。

乔治爵士记叙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部分运往广州的行李被错运到前往舟山的船上。3个英国人被派去寻找行李：唯有他们能认出这些行李。他们由一名官员及其仆人陪同骑马前去，他们从东面绕过城市。终于可以自由一会儿了！抵达河边后，他们登上牛车，每辆由3头并排套在一起的水牛拉着，用一根绳子穿过鼻孔来驾驭它们。牲口飞速奔向河里，在水中它们只要能站得住便前进。随后，旅行者们从牛车上到船里。到了河对岸，他们乘坐轿子前去舟山运河。

事办完后，英国人又骑上马，用马刺刺马的两侧朝城里飞奔而去。当他们已看见城墙的时候，追着他们的中国官员叫守城的卫兵在他们到达之前关上城门。然后对英国人解释说城门打不开了，因为只有巡抚有钥匙。他们因此不得不再次绕着城走。关城门的命令引起了军队的警惕，马上动员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王大人“见到3个英国人居然能在中国防御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造成惊慌不禁哑然失笑”。

然而在他们到达的第2天，王大人已经同巴罗和李神父一起去熟悉杭州南面上船的地方；他们那时是穿城过去的。小斯当东写道：“他们回来后，对城市和店铺作了出色的汇报！”他们那些被迫呆在船上的伙伴则像被禁闭者那样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望远镜里的漂亮文人

建造于钱塘江和帝国运河之间的杭州是两条水路的必然通道，货物在此换船转运。这是联系南北的大商埠。“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它的人口几乎同北京一样多，城里到处是店铺，它们可以同伦敦的店铺相媲美：丝绸店、毛货店、英国布匹店应有尽有。”

在铺着大石板的狭窄路面上，万头攒动；夷人一出现就引起交通堵塞。女人们都打扮得十分吸引人，但只是在衣服的颜色、发型和头上插的花上作些变化。一件丝织内衣代替衬衫。外面穿着灯笼裤和皮里上衣，一件厚厚的饱子套在最外面，腰间扎一根腰带。

中国女人“认为体态丰腴是男子美的标准，而在妇女身上则是个大缺陷。她们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身材的苗条。”她们把指甲留得很长，“以表明她们有人侍候”，她们把眉毛修成“细长弧形”。

画家亚历山大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妇女不能算美，尤其是用小脚快速行走的平民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出来。我们通常在远处见到她们。例如我们用望远镜有时会无意中见到一名妇女正在关窗。在我们看来，她们是漂亮的，但可能是因为她们化了妆的缘故――主要用补粉和胭脂。”

雷峰塔

古今都一样，旅游在中国从来不是盲目进行的。王大人“有礼貌地邀请巴罗先生和其他几位团员乘坐一艘华丽游艇游西湖，一条准备饭菜的船跟随其后，湖面上荡漾着无数条供游人消遣娱乐的小船。岸上有达官贵人的宅第，一座皇帝行宫，还有不少寺庙。自山边冒出的小溪流入西湖，上面跨着美丽的石桥。”这副景象没有任何变化。《儒林外史》并不过分夸张地断言：“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在树林中，有“几千个修筑得像房屋一样的坟墓，墓是青色的，配上白色楹柱，排列得像是一条条小街道。差不多每个晚上 都有人拿着火把前来湖边的坟地向其家属的遗骸祭供。”

在一座山峰上矗立着几座宝塔；其中一座位于岬角边上，名叫“雷峰塔”。“塔顶已毁坏，上面长满了绿苔和荆棘。据可靠的说法此塔是孔子时的建筑物。”在传统戏剧《白蛇传》中，这座著名的塔被用作布景。始终不变的中国……

第六十二章 “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1793年11月11日-13日）

在杭州，马戛尔尼收到一封舰队司令的信：此信几乎是一个月以前寄的。高厄解释说，所有船员都患了重病，包括医生；船上药品缺乏，尤其是奎宁和鸦片。因此必须去广州。

这封信的旅行速度显然同“狮子”号启程的消息一样快――马戛尔尼是在两周前由松筠告知“狮子”号启程的。为什么这封信又那么慢呢？马戛尔尼猜测：先要传教士翻译，然后是审查……可是为什么这么“猜忌”呢？

如果以为只有英国人在受这驿站拖拖拉拉（而这驿站本来是很快的）的罪那就错了，它使任何来到中国的人都难以忍受。在同一时刻，罗广祥神父两个月来一直试图同始终呆在“印度斯坦”号上的安纳与拉弥额特两位神父接触。最后他从澳门给他们写了封信，在那里他明白一定会把他们打发走：“8月份，你们离我们是那样近；我立即想方设法获得皇帝允许让你们来。但是，由于怀疑你们是英国人，他们把我叫到宫里，向我提出了一大堆有关你们的问题……我无法往你们的船上寄信，也无法请使团返回时带给你们……钱德明神父在10月8日至9日的夜间突然去世；请你们在作弥撒时为他祝福。请多保重。要快活些，要有耐性，有勇气。”这是在天朝官僚体系推不动的惰性面前一位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表现出来的始终不渝的愉快心情。

要有耐性！这位罗广样神父在几年前就劝其教友要有耐性。1789年6月25日，他就曾写道：“我恳请你们不要一遇上中国办事拖拉就气馁。这的确是使人感到屈辱，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高厄的信尽管晚到，却还很受欢迎：马戛尔尼获悉“狮子”号并没有动身去日本，便松了一口气。为了更加保险，他给公司驻广州的代表写了一封信，总督同意当晚就送出，信中指示伊拉斯马斯爵士在得到新的命令前留在澳门。

这封信没有被耽搁，特使想把“狮子”号留在广州，这同中国人希望看到英国人尽快离去的念头不谋而合。事实上，广州当局担心“该正副贡使及随从人等上下几及百员名，到粤后虽有货船可以搭附，恐其借口买卖未齐，转多停搁。”当局为预防起见“又派拨熟谙海道员弁前赴该船，令其与前船一同停泊”。收到这份奏折后，乾隆批注道：“是。”为使中国最终摆脱夷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告别迷人的松筠

前往停泊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的使团成员于11月13日离开杭州。松筠同浙江巡抚吉庆一起护送他们，以便监督他们动身。

他前来向马戛尔尼告别。他显得有些激动。他要求马戛尔尼宽容些。他解释说：“两国相隔万里，它们的习俗必然相异。因此英国人不应当从坏的方面来理解中国人的态度。他希望他们不要带着对中国不利的印象回国。”

马戛尔尼愿意相信这些良好的表示不仅代表松筠个人，他的理由是“松筠也经常处于被监视之中”。实际上有两名中国官员都随时在协助他；他们肯定是坐探。大学士表现得如此可爱，那是因为让人知道他这样做对他有利。马戛尔尼写道：“他迷人的态度躲不过朝廷的耳目，这种态度应当受到朝廷的赏识。在这扑朔迷离的宫廷内还是可以有一个正直的灵魂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和蔼可亲的举止预示着未来很有希望。然而从宫内档案看出，这也是他的任务之一：“速将英咭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松筠精于此道，其证明便是他谢绝马戛尔尼想送给他的告别礼物的方式。他以如此自然恳切的态度来表达他的托辞，以致特使都没有想到为他而生气。然而，这同和?|一样都是拒绝礼品，也都是对同样的命令表现出同样的服从。但是，马戛尔尼认为松筠有绅士风度。这位中国高级官员都配当个英国人。

如果说大学士对特使表现出热情，他在皇帝面前可一点都不流露出来。以下是11月13日他写的最后一份奏折：“本月初九日，该正贡使至奴才船中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安，敬捧呈词……口称我等外夷不识天朝体制，一切礼节全未谙习，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其已悃忱。”

同一天，小斯当东写道：“今天，松筠来船上看我爸爸。我给妈妈写了封信。由马金托什舰长带来。”12日和13日，马戛尔尼也说他接待了松筠的来访。大学士则让朝廷相信是特使前去拜访他：极权社会的等级原则同民主社会的平均主义原则带有同样的强制性。一名贡使应当尊重一位大学士，而不是相反。皇帝可能会批注：“好”，如同我们所说：太好了！

私下对话

英国人正在为去广州作准备，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他们远没有料到在此刻通过皇家传驿，一场无情的对话正在他们穿越的中国两端进行着。

乾隆10月21日从北京发出给广东以及其他沿海各省巡抚的谕旨：告诉他们夷入的“不适宜的要求”，他们要求或在舟山，或在广州附近有一个能“长期居留的小海岛”。

郭世勋仅在12天后，即11月1日回复乾隆，而又过了11天，即11月12日；乾隆用朱笔批注他的复件。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它确定了马戛尔尼的彻底失败：

郭世勋：英咭利国人投澳居住须向西洋人赁屋，形势俨成主客，是以此次该国贡使进京吁请在于附近广东省城地方常给一处，以为收存货物之地，与西洋人之澳门相埒。

乾隆：此必不可行

郭世勋：其所吁求之处正其贪狡之处

乾隆：是！

郭世勋：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二百余年。该夷等在被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儒，不殊天帱地载。况广州附近各处滨临洋海，尤不便任听外国夷人纷投错处。

乾隆：是。

郭世勋：今该贡使贸然陈请，设想非伊朝夕。诚如圣谕，海疆一带戒备宜严。现在督臣长麟莅任在即，臣当与悉心商榷，设法稽查，凡沿海口岸港汊炮台墩汛一律加意防范，不使该国夷人有私自相度地面妄思占住之事。

乾隆：好，实力行之。

郭世勋：如伊等欲择地居住，必借内地奸人指引。

乾隆：此尤应禁者。

郭世勋：臣现在密饬地方官严行查察，倘有洋行通事引水及地方无籍之徒串同英咭利夷人诡图占地，即不动声色，密拿审究，从重治罪，以杜其渐。

乾隆：是。

使团曾从大学士松筠 和蔼可亲中推断天朝会听使团的话，事实并非如此。天朝甚至怒不可遏。

给英国国王的报告

马戛尔尼在抵达广州的时候写完了他长达28负的第一份报告，他委托马金托什把这份为国王写的报告送交给敦达斯。他因此就有机会把有关使团的消息先传到欧洲。我们将从这份奇怪地未加发表的文件中摘录若干段落。这份文件的内容不仅同我们上面所引的突然发现的无情对话，而且同特使及其伙伴在他们各自的日记中描绘的观点相距甚远。然而，主要的事都写入报告了：失败后的伤感被摇曳不定的一线希望所缓和：“我满意地注意到伦敦王室和北京朝廷初次直接接触的结果开始就英国商人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开花结果。”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描写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欧洲人的嫉妒：“我从一些非官方的或私人的消息中获悉某些代理商行中的欧洲人设法对抗他们想象中的我们的计划。我们在各方面都要防备葡萄牙人，他们认为自己保持着同北京关系的垄断权。然而，澳门正在日趋衰落，只是有了淡季居住在那里的英国人的出现才得以继续存在。”

其次是中国人的多疑：“尽管对我们接待的排场很大，但鞑靼族的达官贵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每一项建议，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就好像我们是来颠覆这个国家的。”

他的使团被礼仪上的义务弄得精疲力竭，而无法谈判任何问题：“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如果我不稍稍地坚持，希望使这个政府对我们怀有良好感情的话，就没有任何机会实现我使命中最起码的具体目标。”

幸好，在沿着大运河的归程中终于同大学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把事情向前推进了一步：“松筠向我援引他每天从皇帝那里收到的信中的主要段落，并告诉我最重要的批注。他说通过十分仔细的观察，他真正相信我们除了想增加贸易之外别无其他想法；但他明确指出，在一个中国皇帝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麻烦一个使团。”

马戛尔尼这样便能回到皇帝给国王的两份敕书里令人失望的内容上来：“我向松筠指出，除了圣上提到的有关在北京常驻使节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各点。他回答说：皇帝陛下认为他允诺照顾我们的商人就足够了。至于我给和?|的照会，他对我的要求逐一加以拒绝；我提的问题似乎是被故意歪曲，好像有人竭力使它们易于遭到皇帝陛下的拒绝。但是，我还是让他们知道，由于得不到重新考虑，我们在广州的人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容忍，以致有可能中断一切贸易。（……）我感到宽慰的是听说皇帝对我们，即对使团和我们的国家怀有好感，他决心保护这种贸易。如果他拒绝了我们所有具体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提得不得体，而是因为皇上年事已高，他不认为改变自古以来的习俗和创立新的先例是件好事。”

在这个衰老的君主之后，比较年轻的继承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英国人从不认输；必须维持一点希望之光。

第五部分

峰回路转，希望复萌

（1793年11月-1794年9月）

子日：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论语》

中国人对皇帝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有了您我们才能活着，有了您我们才有今天。请您再次龙恩天开，了解我们的不幸，看看我们所不敢向您说的情况，救救我们吧！

钱德明神父，1774年

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目由行走的动物。

《百科全书》，词条《人》，1751年

第六十三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

（1793年11月9日-10日）

马戛尔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达斯转交国王的报告时，就已经认真重读过钱德明神父的来信，这封信是后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托人于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书下达的当天――转交的，好像是专为减轻特使因遭拒绝而受到的打击写的。

当时，勋爵只是把信大致读了一遍，认为那只是神父对他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几经阅读，他理解信里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写这封信后的第6天离开尘世，他从中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呀！

这位可敬的老传教士在信中解释：“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他补充说：“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他接着说：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下级官吏的牺牲品”。他们的压力只能有两条出路：或“完全放弃贸易”，或通过使节团向中央政府提出“严厉的指责”。然而，在决定组团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之间，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如果马戛尔尼“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来”，那么，他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法国国内的动荡使他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

斯当东也提出：法国革命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人权宣言已译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温和的印度有中引起骚动。而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众骚动。”他试图在可憎的和?|外再找一个替罪羊吗？对那丢脸的失败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观察员，前面提到过的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这种论点：“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与那个一听到荷兰没有国王便放声大笑的暹罗国王相比，它对民主的概念不会懂得更多。”

垂死人对未来的忠告

神父继续说：“然而，马戛尔尼使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必然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当中国人的思想适应了原先使他们反感的新鲜事物时，那么，这种印象在他们身上引起的不安也将平息下来；到那时，正使的提议就可能得到重新考虑。

钱德明神父建议每年都派船递送一封两位君主间的私人信件，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国王委派一位常驻广州或澳门的代表与总督保持接触；他可以接受朝廷邀请参加节日或新皇帝登基的庆典。这位常务代表将维持有益的联系。尽管敦达斯和马戛尔尼的要求未得到直接的满足，但使团在中国的这种继续存在方式将给他们的努力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报偿。

是否应该排除钱德明神父本人受到中国政府操纵这一可能性呢？传教士们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国生活的。他们完全从属于中国的官僚等级体系。他们怎么可能不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照皇帝的意旨办事呢？但他们是要留在中国的，眼看英国人一败涂地地离开中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可以企盼从英国贸易中改善自身的境况和传教的机会、马戛尔尼写道：“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另外，他的教派将独得传教的好处。在传道这问题上，他们无须惧怕英国人。”’

关于神父的信，斯当东是这样记叙的：“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

总之，在这封信里，老传教士重复了他在1789年已经写过，而马戛尔尼不愿意相信的那些话：“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当他在记下这永恒不变的书实外，再加上一点对开放的希望时，他是否还是对的呢？正使为此绞尽脑汁；老耶稣会教士提议通过广州互换信件和礼品；不多久，马戛尔尼和他的中国对话者就转而赞同这一主意了。

这就引起了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写的信中表达出的乐观情绪，此信是在他写给敦达斯的第一份报告后的翌日写的：“我坚信，我国的贸易将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多么漂亮的曲言法：在绅士之间，大家都克制地进行陈述。

12月23日，他又给敦达斯写信：“我向总督指出，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敕书时认为中国政府对英国持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然而，听了总督本人以及陪我到杭州的那位大人向我说明皇帝对我们的真实感情后，我就完全放心了。”松筠的话还萦绕在他耳际：“尔等见了长总督，一切更可放心”。

“选择明智的做法”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让时间来安排一切吧……“只要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不操之过急，只要小心机智地行事，中国是可以与遥远的国家和谐相处的。”这是钱德明神父最恳切的意见。

第六十四章 在南方内地 （1793年11月14日-17日）

11月14日，使团的主要人员动身去南方。他们得到了一份厚礼：准许他们穿过杭州城。

小斯当东用最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次旅行：“今天一早，我们一长列队伍与士兵一起出发，穿过城市来到钱塘江边。第一次为我们打起了华盖。杭州是一座很大很美的城市。我们从几座雕刻奇特的凯旋门下穿过。”

兴高采烈的托马斯以为――当然他的同胞们也不例外――这些凯旋门是为欢迎使团而搭的。然而，这些显然是他已经在北京见过的“牌楼”。牌楼大多数是木结构的，但也有像这里一样用石头砌成的。

见习侍童对“又大又漂亮”的店铺赞赏不已。它们的铺面悬挂着“珍贵的皮毛”。

两军对峙

出城时，“使团的队伍受到礼炮、乐队和数百名士兵的列队欢送”。安德逊看到的士兵人数是托马斯看到的10倍：“一支由几千名戴着头盔的士兵组成的队伍，排列成十分整齐的队形，站在路边。”

“为了便于登船，并使这场面更为壮观”，架设了“用藤条串联起来的一排车搭成的码头”。它直通停泊在河中心的船只，因为靠河岸处的水不够深，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一场面。看热闹的人有的站在水中拉的车上，有的三、四个人一起骑在水牛背上，这些驯良的水牛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安德逊指出：“中国人大量使用水牛来做拖运的工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这点只在南方适用；现在，我们已到了南方。

检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有所评述。“无数的旌旗把中国军人的漂亮制服衬托得更为军容壮丽。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炮就表示炮兵。他们的炮比我们至今在中国看到过的威力要大得多。使团成员从两座雄伟的凯旋门下经过时，受到这支炮兵队伍的鸣炮致礼”。马戛尔巳则认为这些炮“不易操作”，炮口上铁的厚度同炮的口径差不多相等。

一小队英国士兵齐步成纵队行进，在河边的中国士兵向使团下跪致礼。他们在河边，身穿军礼服倒显得十分威武。然而，马戛尔尼喜欢想象他们是在欣赏仁慈陛下的士兵的豪迈步伐和无可指责的动作。英国人在打量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打量英国人。

在外交官的背后，露出了军人的面目。外交官明白他已输掉一仗。而军人的目光则在估量赢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这场战争在半个世纪后才会爆发。

南方从这里开始

5点左右登船结束。由带席篷帆船组成的船队启航了。即使这些船载荷量很大，但航行时吃水并不深。

镇江是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会合点，过了镇江，这一行旅游者才算真正到了南方。这是另一个中国。中国南北方的差异比我们南北的差异还要大。中国的南方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鱼类；在这片土地上集聚着人类财富，人们的生活也更讲究排场。

“11月15日，早晨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景色之中。”小斯当东大声说。马戛尔尼是这样形容的：“美丽和动人的景色。”托马斯对沿途风光的描写：“一边是耕作过的广阔平原，另一边高山贴岸耸立，满是悬崖峭壁，就像是从江中升起的一样。河深很少超过4英尺。布满卵石的河床覆盖着暗绿色的苔藓。我们的船常常触着河底。”

赫脱南估计这次浅水航行的风险。桨常常碰在峭壁上，船颠簸得很厉害，他直担心要“遇难”。每条船由二十来人拉纤，“如果不是迷人的景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船夫和水手此起彼伏的喊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噪音是表现中国生气的一个独特方面。

中国的南北要道真是这样不方便吗？并非如此。现在正是因为船队离开了这条要道。如果船队选择北京――广州的直达航线，那就不必绕道杭州：它就要沿长江而上250公里，而不是横渡长江走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它朝东航行是为了去舟山群岛、英国人要搭“狮子”号回去时，朝廷已确定了这条航线。后来朝廷认为勋爵完全听任摆布乘“印度斯坦”号，因此还坚持这条路线。现在只好抄一条“近道”了。马戛尔尼骄傲地记道：至今还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这块中国内地。马可?波罗没有到过福州以南的地方；传教士和外国使臣则被迫走御道。继热河之后，这又是一个“第一”。

我们已经来到与开罗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农作物散发出带有异国情调的沁人心脾的香味。沿途看到“稻田、甘蔗种植园、橙树、袖子树、石榴树、栗子树、蔬菜、茶树、樟脑树和竹子”。

小斯当东对乌柏树入了迷：“任何一种植物都没能引起这样大的好奇心。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棵树居然能提供给我们只习惯于在动物界获取的物质。这是这个特殊地区的主要的优势之一。”这种树的叶子是红色的，它的白色果实里的籽含有一种可用来制造蜡烛的肥皂般的粉状物。“中国的蜡烛比较粗短。烛芯是木制的。火苗很亮且一直很均匀。”儿子惊叹不已，老子补充解释：“把种子捣碎后放在水中煮沸，从中提取油脂。用这种物质制作的蜡烛比用动物脂肪制作的更坚硬，而且不散发出气味”。而用这种方法生产所需的成本大大低于欧洲。

在使用煤气和电灯前，这是中国在技术上领先的一个项目，但这种地位很快就被超越了。

最早的桔子树

11月16日，特使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拜会总督。过了杭州，两位大人还陪同使团使他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出于长麟的特别照顾：“总督对他们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相处得很熟；为了使我们旅途更愉快，便让两人一直陪送我们到广州”。这纯粹是勋爵在情感上的异想天开。我们从皇家档案中查实：在10月15日，朝廷就决定派这两位官员一直到他们上船回国才算完成陪同任务。

托马斯惊呼道：“啊，原来中国也有桔子树！”他像克里米亚的一位葡萄合作社的经理一样大惊小怪。后者曾对我说：“怎么，在法国你们现在也酿制香槟酒了？”然而，他的家庭教师赫脱南先生却知道这种水果在德语中称为“中国苹果”（Apfelsine），它是“通过葡萄牙人传入欧洲的。里斯本可能保存着第一株橙树”。像我们莱茵河彼岸的邻居一样，我们把希腊人说是在金苹果园里成熟的这些“金苹果”――桔子（mandarine）还给了中国。

赫脱南甚至明确指出，中国的桔子分三等。上品是供“达官贵人”的，这种桔子的皮是深红色的，容易剥开，汁液最多。第二等供应“各类头目”，皮呈黄色，味道略逊于前者。三等品则是“下层苦力”吃的，也就是在欧洲我们所吃的那种桔子。等级制度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像马可?波罗以后的许许多多旅行家一样，家庭教师按捺不住要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人想象中的还要高超：这种优越性现在波及到他自身了。差异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秘密外交的内幕

11月17日是他们一起旅行的第三天，马戛尔尼和长麟作了一次严肃的交谈。有多少次勋爵已感到终于要谈到正题了……特使的叙述可谓是一份典型的外交报告。

新任两广总督回拜马戛尔尼。谈话自然地涉及中英两国的贸易问题：“在广州，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帮助？”他要求特使写份书面说明，以便“从容不迫地反复阅读，完全掌握问题的质，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同意北京应该改变英国商人的态度。

诚然，他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使他有大的行动自由，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行动要触犯某些既得益。朝廷中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大臣敌视英国：“尤其是他的前任福康安，看到他采取与自己相悖的态度可能会不高兴。”总督楚，和?|拒绝使团的要求使马戛尔尼多么失望，但他劝说马戛尼切勿贸然行事，以至使朝廷“不敢有任何宽容的表示”，使他可能进行的有利于英国人的尝试“失去信誉”。

像与松筠谈话时一样，马戛尔尼毫不迟疑就“坦率地表示深感失望”。他受到“冷淡”甚至是“敌视”的对待，但他尚在信中提及此事，“那是考虑到松筠和长麟”。他们“对使团颇有好感”，并一再肯定地说，皇上对使团亦有好感。因而，尽管北京发生了这一切，他仍有权期望“长麟支持他的要求”。这是他禀告英国宫廷的主要内容。下面就是长麟不要“用他的行来否认”马戛尔尼所说的内容。

勋爵终于感到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这样的交谈值得从陆路绕个圈子。“总督走了不一会儿，就给我和使团的全体先生送来茶叶、扇子和香料作为礼品。”托马斯补充说：“还有丝绸礼品”。

令人生畏的对手

长麟借口缺乏经验，引导马戛尔尼“开头炮”。他确定了自己善意的界限。谈到朝廷表现出的不利迹象，他能理解英国人采取报复的态度，但他强调指出，这种态度势必将妨碍任何积极的发展。马戛尔尼不会知道，无论是以前的松筠还是现在的新任总督，他们得到的重要指示恰恰是：在必要时用武力来防备英国的任何暴力行为。长麟的机智就在于他审慎地把朝廷的忧虑让马戛尔尼知道，把这种忧虑和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商业利益作了权衡：这样他就把威胁回敬英国人。真是手段高明之极。

马戛尔尼尽量不正面回答。他不对英国人的表现作保证，而是逼长麟作出抉择：该由总督通过实际行动使他能向英王陛下写一份他所希望的有利报告。

特使甚至不屑于要求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是他本人应该提供一份书面文件，松筠早已使他明白他不会得到这份文件，并劝他不要立足于讲话或文件），而要立足于明确实际的现实。

而长麟这位手中掌握欧洲贸易命运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最实际的现实，总之，是他可以捕捉到的唯一现实。

第六十五章 逆来顺受 （1793年11月18日－20日）

高明的外交并没有使英国人忘了他们的“技术情报工作”；他们的固执将又一次战胜中国人的猜疑。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这个设想也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赞同，并专门告诉了马戛尔尼。可能这就是促使他“恳求”松筠让他从陆路去广州的理由之一。

南京的蚕丝在原地加工，洁白无疵，而到异地加工便发黄。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要研究桑树的质量、蚕种、土质、加工用水的成份等等。显然，马戛尔尼不了解这样要求太高了。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然而他弄到了蚕卵。

在长达20个世纪里，蚕丝一直是中国的独家产品。蚕茧的生产秘诀都是禁止出口的。但是有几个窃贼把秘诀带到中国境外。公元555年，两个景教教徒把蚕蛾的卵装在白藤手杖里带到了拜占庭。7世纪，文成公主把蚕茧藏在发髻里带到西藏。9个世纪以后，奥利维埃?德?塞尔如法炮制，把蚕茧藏在他妻子丰满的胸口里，从意大利带入维瓦莱斯。马戛尔尼的确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但他并未能推动英国的生产技术。

但他在茶叶方面则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植物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因为他们与中国人同样需要饮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能离得开茶。然而，在中国饮茶是在公元500年前后才普及的。孔子还要过100年才能喝上茶。至于英国，回忆录撰写人萨缀尔?佩尔斯是于1660年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品尝了第一杯茶 （cup of tea――原为英文）。总之，在18世纪，对茶的爱好形成了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少有的共同点之一。当然，在这共同的爱好中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批旅游者不断谈到有关茶叶的信息。吉兰说：“它是中国人从早到晚的饮料。”斯当东则像一个熟谙供求规律的经济学家那样在计算：“在中国，茶叶的消费量极大。即使欧洲人突然全部不再饮茶，它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也不会下跌。”他认为喝茶是一种美德：“茶的最大好处是使养成这种习惯的人十分喜欢它，从此就不再喜爱饮发酵过的烈性酒了”。这一评语出自霍格斯的同辈的书中则别有一番风味，因为他们不但对喝茶颇有兴趣，而且对杜松子酒和啤酒也同样嗜好：“茶在英国就像啤酒一样，在城市的小酒店里或大路边上都有出售：付一个小额硬币，喝上一杯，然后继续赶路”。

英国人是否知道“喝茶时嘴里要含一块冰糖？”他们是否知道，漂亮的女子在给她的情人准备刺激性欲的茶时，放入“一种会起泡沫的胡桃加咸笋混合物”？茶的魅力是无限的。

饮茶把他们带到茶叶生长的地方。在南下途中，他们已发现茶树。斯当东对“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的茶树”赞叹不已――沼泽地则用来种稻。“为了便于采摘茶叶，要设法不让它长得太高。”安德逊把它描绘成一种类似醋栗的植物。他记录了10月18日第一次见到茶树。显然，他把日子至少提前了半个月。那时他们还在北方；在这个纬度、这个时间，英国人第一次发现的是棉田。不过，作为植物学家，他倒没有弄错：“贡茶”是用最早开的花制成的。新叶焙制成“炸药茶”。

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基德上校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所植物园，他想在里面增加新的品种。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几株带上块的树苗被小心翼翼地运到了孟加拉。他说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栽种茶树，这种树以前在印度鲜为人知。当丁维提带着这批货抵达加尔各答时，不幸的基德已不能为此而感到欣喜：他刚刚去世。但他的夙愿得偿：茶树、乌桕和漆树在那里落了户。随着它们的繁衍，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戛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

巴罗将向世界揭露“邦蒂”号起义的事实并把这史诗般的行动描写出来。此时，这艘船已前往塔希提岛寻找面包树。仁慈的陛下政府想把它移植到安的列斯群岛。启蒙时代是醉心于植物的时代。伦敦懂得科学、航海、殖民、贸易和工业的进步是合成一体的，只有它们互相补充才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

一次离奇的会见

夜色降临。船队在绵延的山脉前停止行进。王大人和乔大人登上马戛尔尼的船，向他介绍两位琉球国王派来的使臣，也就是他们的同事。该国王每两年都要派人到福建厦门进贡，那是允许他们上岸的唯一港口。

据马戛尔尼所说，这两个人皮色白净。而托马斯却说：“他们皮肤黝黑”。但两人对他俩的印象极好。马戛尔尼说他们“讨人喜欢”，他的年轻侍从则认为他们“相貌漂亮”。两人所穿衣服的样式同中国的差不多，但衣料质地精细，外套一件好看的棕色披肩，衬以松鼠皮。他们头上分别缠着一黄一紫的丝巾。

马戛尔尼一直在伺机进入中国。机会来了。这些岛屿离大陆不远，它附属于中央帝国，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陌生又好客的地方。能否在琉球群岛重温法国人在交趾支那的旧梦呢？这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唾手可得的地方实现的路易十六的中国梦。假如就在离中国近在咫尺的地方开设一个对华贸易商行，又不受中国官员的控制……因为这两个人善于交谈，特使收集了许多情报。

最重要的情报是欧洲船只从未到他们的国家去过，但只要欧洲人愿意去，在该国一定受欢迎。该国在京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深水港。

马戛尔尼带回去的情报并非没有结果。当1816年英国派遣第二个使团时，阿美士德勋爵搭乘的船到琉球群岛进行过察看。当然，最终是日本攫取了这个处于战略要地的群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家能看到它起的作用：它的主要岛屿叫冲绳。

皇帝再度不安

11月19日，乾隆发了一道焦躁不安的御旨。他获悉两艘英国小型护卫舰将在虎门靠岸；“狮子”号可能随后就到。

“所称现到小船二只催令购办食物后即开行回国一节所见尚欠周到。所有该国先到船只务令其在粤停泊等候，其续到之大船二只一并饬令湾泊等候贡使。英咭利贡使到粤后若希图在黄埔地方盖房居住，当严行斥饬，并禁止内地奸人指引。并着长麟于途次接奉此旨，带同贡使攒程行走，以便及早到粤乘坐原船回国。若即饬令开行，将来贡使抵粤必更借口耽延，复萌知智，别有干求，此为最不可行之事，彼必更多一番枝节。

“若原船已经开行，伊等在黄埔居住等候，止当密为稽察，毋许勾结滋事。

“其一切食用可以不必照内地之例，官为料理，致令贡使等得以从容坐食，免有耽误。

“免其纳税系指此次贡船而言。外省办事往往胶柱鼓瑟竟将该国别项贸易商船概行免税，转致西洋各国心生冀望，纷纷吁请一体免税，成何体统？惟当按照定例收纳，以昭平允。”

这几句翻来覆去的老话反映了天朝的本身逻辑。在我们的逻辑用逐条详细陈述进行逐步推理的地方，他们却用赘言。语法同逻辑学，也同帝国一样，是建立在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基础上的。

准备派新的使团

这是第二次有礼貌的较量，它与那种反复咆哮形成了对比：总督用可能再派一个使团来华作诱饵。英国人不是希望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吗？“11月20日这天，总督来访。他自称对可能有的怨恨情绪表示不安，因为它将通过我给国王的报告引起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紧张”。

马戛尔尼一再否认有此事，但长麟仍然疑云不散：“为了证实我的诚意，他请求我同意他对皇帝说：英国国王将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将派遣第二个使团来华”。

这种做法很巧妙：如果英国同意定期派遣使团，那么最终不就成了像琉球群岛一样的纳贡国吗？马戛尔尼避免正面回答：尽管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还是体面地受到皇帝的接见；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从中得到适当的好处，第二个使团才会来中国”。

“适当的好处”指什么？长麟没有接茬儿。他可不愿意让对方来提派遣第二个使团的条件。他要对方提出具体的时间。马戛尔尼避而不答。可是长麟却说他很满意：他要给朝廷写信，说蛮夷国王将在“某日”召见另一位使臣。

让我们再看看真相的另一方面。长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马戛尔尼作了这样的声明：

“该国王此次进贡实是至诚。我们未来之前，国王曾向我们商议，此次回去隔几年就来进贡一次是早经议定的，惟道路太远，不敢定准年月。将来另具表文再来进献。若蒙恩准办理，即将表章贡物呈送总督衙门转奏，也不敢强求进京，只求准办就是恩典。”

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假的报告吗？但长麟并不以为自己在作假。他按照天朝的意旨来解释含义不清的话。遵守原则远比尊重事实来得重要。长麟通过马戛尔尼的嘴说出朝廷唯一能接受的安排：其中包括在广州先预交礼品单。这次马戛尔尼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没有按此办理，所以使北京很为恼火。

而在这种吹毛求疵的描写中，我们又发现了钱德明神父的忠告：“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朝廷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再次表示敬意。而英国人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切断来往。

老传教士掌握了双方内心深处的愿望。他具有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天赋！然而，这两个世界相距又是多么遥远！

特使像他的护送人一样满意：“每同长麟会见一次，我对他的敬重就增加一次。他会使东印度公司得到各种好处，对此我抱有希望”。他认为长麟是“一位有个性，非常谨慎又富于洞察力的人”。虽然这种不变的制度是那样的僵化，他仍继续幻想不顾这种千古不变的僵化制度，通过私人交情来解决问题。

应长麟的要求，特使交给他一份有关英中贸易备忘录。这篇有十五个条款的文章，重申以前提出的要求：包括从澳门和广州间的过境税直至“有权赛马”和“进行各种喜爱的体育活动”。里面还添上了一些新的要求：

“英国人可以与所有的中国商人，而不局限于只与公行有接触。准许中国人教英国人汉语。遇到因刑事犯罪而起诉的情况，涉嫌者的同胞不应受到追究”。

最后一点要求承认了美国的存在，这个国家是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十年诞生的：“不要把英国人与另一些在广州做生意、讲英语的人混同起来，这些人属于另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世界上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叫美洲的地方”。

美国人的确在获得独立之后不久，即于1784年就派出第一批商船到广州，并于1790年任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们没有浪费时间。为了不使人把他们与自己的前主人混淆起来，他们也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