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看到“史文恭”兄的《尉迟恭的玄武门》，来凑个热闹。
这本来已经是一篇成文，因为与出版方协议的关系，需要重新整理才能发，再加上原书给这一事件所留的篇幅有限，重新整理时正好可以深化一下，所以就慢慢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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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之争、一
李渊在建立唐朝后不久就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①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旧史对李建成的评价较低，不过书中所记载的李建成过恶，有的不关大体，有的没有事实依据，纯属史官主观的评语，虽不可不信，却也不能全信。②
在太原起兵后进击长安的战役中，当李渊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打算退兵返回晋阳，李世民苦劝李渊不要退兵、按照既定计划行事的时候，李建成的意见也是和他弟弟一致的。虽然他没能像李世民那样，强硬的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迫使李渊改变打算，却还是能得出他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结论的。而他另外几次领兵在外作战的经历，虽然不像李世民那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能力的。
与派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相比，李渊更多的是将李建成留在了身边。这样的安排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则嗣君不轻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二则李建成是有着多谋难断的特质的，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做参谋，而不是做独立领军的统帅。③
坐镇长安的李建成，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的统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量开发人力物力，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支援。虽然坐镇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是李渊，但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被肯定的。李渊对这个儿子的工作和能力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这从他在天下尚未统一，统治尚未稳固的形势下，多次离开都城外出巡游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④
这样的一个李建成，是能够成为一个守成之主，乃至有一定作为的皇帝的。他嗣长子的身份，和担任太子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能够保证太子地位不被动摇，在李渊去世后继位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的。
注释：
①：隋恭帝义宁元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农历五月，李渊在晋阳起事，同年十一月攻占长安。第二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六月初七立李建成为太子。
②：《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上说“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在其后的“史臣曰”里更是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上说李建成“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上说李建成“渐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所为如故。”
三本书的记载中，像好色饮酒乃至游猎等，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无关大体的；像拉朋结党、通过各种手段在朝廷和宫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的作法，恰恰是一个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李建成如此，李世民也概莫能外；像与自己父亲的嫔妃淫乱的记载，则更是毫无证据的一面知词，其来源为玄武门之变前一天李世民向李渊进行的诬告；像“史臣曰”中纯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观诬蔑，就更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至于《通鉴》上所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则更是已经进入太子争夺战之后的事情，因为他争夺的失败，我们自然可以说他与李世民相比缺乏足够的权术才能，淡我们却不能将他的这一争夺本身作为政治上的罪状和污点。
综上，就可以得出正文中的结论。
③：李渊打算退兵的事情发生在公元617年的农历七月，《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所记相关内容如下：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妄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这里李建成的“亦以为然”显然是对李世民所说的一番话以为然。此时离李渊起事不久，成败尚未可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继承人之争，这时候尚显稚嫩，未有太大功绩的李世民，在大了十多岁，年界而立的李建成心中不大可能有什么对手的成分在。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一方面是父亲，一方面是弟弟的情况下，李建成显然也不可能因为照顾弟弟情绪面子之类什么的而应声附和。因此，李建成的“亦以为然”的确是“亦以为然”，即他是独立的对事态做出了正确的，跟李世民一样的判断，表现了他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然而，在李渊拒绝了这样的正确意见后，李建成却没能再继续坚持，相应的，李世民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却最终迫使李渊改变了决定。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的李世民虽然因为年龄、经验等关系还不能说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但却已经具备——而且是相当程度上的具备——了一个军事统帅所应有的敢于判断，敢于坚持和实践判断的素质。相反，李建成的变化——无论他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怎样——则说明了他缺乏作为一个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军事统帅的条件。李建成的这种能够独立判断和分析形势，并在这分析上提出自己的相应建议的特点，是更适合作为一个幕僚的，至少相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是如此。
④：在李渊攻占长安，建立唐朝后，包括李世民所率领的在内的在外征战的军队，从来没有出过严重的后勤补给（包括粮草和兵源两方面）的问题，只在一两个例子中（这例子的主角就是李世民）有一点例外，但这例外的原因不是补给的能力，而是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故意不作为。
关于李渊的频繁出游，在新旧《唐书》和《通鉴》中记载的十分详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李渊是有任人唯亲的毛病的，在亲上惟有李建成、李元吉能与之相比，在能上也只有李靖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李世民，就是他在军事上最大的王牌。相应的，具备着杰出才能和远大志向的李世民，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最主要的功臣。
李世民又是一个有着极大抱负，并具备实现这种抱负的能力的人，他在征战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忠于他的文武人才。另外，多年在外征战的经历，让其由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统帅，在个人能力的提升上，也是非常巨大的。①
如此一来，李世民在地位和权势这样的硬实力上固然是如日中天，在威望，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这样的软实力上也是无人能匹。
李建成在李唐建立之初的时候，相对自己的这个弟弟来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这种优势主要是因为他的嗣长子身份，但与他在开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与李世民基本并驾齐驱的功绩也是不无关系。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建成的声望和权势固然有所提高，个人能力和人才集团方面，也是有所增强，但这种提高和增强的速度，相对于李世民来说实在是太慢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②
如此一来，李建成在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与李世民相比就都有着较大的劣势了。他所能依靠来弥补这种劣势，维持他与自己这个弟弟的平衡的，就只有自己的太子之位，及其所带来的超出一般皇子的权势和地位了。
李渊不是那种对自己儿子也分外猜忌的人，相反，他对自己三个嗣出的儿子是相当宽容甚至放纵的，不但“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甚至“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太子和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的命令，竟然与皇帝李渊的诏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样上下不分，自然就搞得“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了。
李渊的皇权，在一些方面与李世民的王权相比，都不再具有绝对的上下之分，李建成的太子权就更不用提了，太子应有的超出普通皇子之上的权势和地位，也就因为李渊的放纵而消失于无形，只剩下皇位继承人这一空名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就完全失去了与李世民对抗的客观实力（东宫卫队这一关键因素，也早就因为秦、齐二王府被李渊授予同样的权利而消弭了质的差距，只剩下了量的区别），不能不感觉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受到极大冲击。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时候，担任太子中允的王珪和担任太子洗马的魏征，曾经跟李建成说过这样一番话：“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
由此可见，在李世民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李建成的境地一度是很危险的，已经不是什么无所适从的问题，而是处于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中，不得不想办法挽救局面了。虽然李建成按照二人的建议，取得了讨伐刘黑闼的机会，取得了胜利，捉住了刘黑闼并将其斩首。但正如魏征所说的那样，二次反叛的刘黑闼（刘黑闼的第一次反叛是被李世民平定的）已是不成气候的残羹剩饭，这次胜利，没能给李建成带来太大的回报和帮助。③
①：李渊起事的时候，李世民年仅十八岁，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属于他这一派势力的只有刘文静，而他在唐朝建立后很快就被处死了。后来忠于李世民的文武人才，大多都是李世民在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收拢旗下的，像这样能够将天下人才纷纷收归旗下，并取得他们的近于绝对服从（当然侯君集等少数几人是例外，但那也是很久以后，在新的形势下发生的事情了，事实上，在玄武门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李世民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史料表明侯君集曾有过丝毫动摇，更不用说二心了，相反，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更是立下了可以与尉迟恭相提并论的功绩），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事情，恐怕惟有汉高祖刘邦可以与之相比较。（汉光武也以能团结人才著称，但对比一下他们所团结在旗下的人才，就可以发现汉光武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地利，不像李世民那样，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能百川汇聚，物尽其用，另外，汉光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有着巨大的外在压力，但在内部，却从来没有经验过李世民那样的考验）像这样的事迹，本来是十分引人注目，只是由于李世民本人在军事政治上的能力太过突出，这才失去了光芒。
②：在外征战的将军，相比在家维持这征战并进行发展的重臣，总是会获得更大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史家眼中对刘邦的重要性无人可比的萧何，在民间的知名度却远较韩信为逊的原因。刘邦统一天下的过程中，还有刘邦的亲历亲为，还有其他著名将领的四处征战，但在唐初，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比较严重的原因，更因为李世民军事才能过于突出的原因，李唐的统一天下，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李世民的一手为之。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建成保障后方和支援前方的杰出成就，相比李世民的功绩来讲就是黯然失色了。
③：武德三年至四年（公元620-621年），李世民打出了震惊天下的一战，一举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这两股最大最硬的势力，使群雄纷争、扑朔迷离的局面一转而变为李唐统一脚步不可阻挡的形势。相应的，李世民的声势威望，官爵权势也一跃而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由于身为皇子的李世民起点就很高，往上提升的余地不大，李渊在这一战后不得不想尽办法创出一个天策上将的名号来对他进行封赏），此时李世民耀眼的光芒甚至盖过了李渊的风头，更不用说太子李建成了。
更可怕的是李世民丝毫没有放缓脚步，他在第二年再接再厉，击溃刘黑闼，吓降杜伏威，眼见着就要将残余的割据势力一一碾碎。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建成不可避免的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于是当已经在李世民面前彻底输了一场的刘黑闼，借助突厥的力量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魏征向李建成说了正文中的那番话，劝他一定要取得代替李世民征伐此时已经成了软柿子的刘黑闼，借此增加声势威望，收纳人才，以及建立自己的地方势力。然而即使这样的目的完全达成，在魏征看来也只不过是“庶可自安”，智能勉强的，暂时的缓解一下迫在眉睫的太子之位被李世民取代的危险。
李建成成功的取得了这一机会，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胜利却并没能为他增加多少声势和威望，至于收纳才人和建立自己的地方势力这两点，从后面的情况发展来讲，更是没有取得丝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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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李建成带来转机的，是李渊。在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李渊的确对李世民有所偏爱，但他并没有改立太子的意图，这一来是鉴于他所亲见的杨隋的教训（杨坚废太子杨勇改立晋王杨广，结果杨隋二世而亡，杨坚自己也不得好死。关于杨坚是否正常死亡，史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不过从《通鉴》等书相关的记载来看，杨坚被杨广杀死的可能性很大），二是由于前面所说的，李建成并无大的过失，是一个合格乃至稍有可称的继承人。①
另一方面，李世民对太子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李渊这位皇帝的冲击：李渊在李建成、李世民这对兄弟的冲突中，天然的是前者的联盟。随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越来越危险，李渊也就越来越倾向于他，越来越成为他的坚定盟友。李元吉这个老四（老三李玄霸早死），随着年纪的成长（生于仁寿三年，即公元603年），也逐渐卷入了这场太子之争，而他，也是站在了李建成这边。②
李世民终究是一个功臣而不是权臣，他虽然在声望和才能上超出了不少成功篡位的奸雄，在实际权势——尤其是中央朝廷方面，相对李建成来讲却并无太大优势，相对握皇权于手中的李渊来说，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上，他虽然在表面上一度取得领先，呈现出取而代之之势，但在实地里，却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摇。③
伴随着唐王朝统一战争逐步的走向尾声，李世民这张王牌，在李渊的手中也就慢慢淡去了颜色，不再是那么不可或缺了。这时候，李世民在这场太子争夺战中的形势，就要急转直下，由全面进攻变为防守反击了。④
注释：
①：身为开国君主的李渊并非一个昏庸的帝王，事实上他在某些事情的见解上是当时尚显稚嫩的李世民所不及的，他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不是因为他的优势不够突出，而是因为他的劣势较为明显，这一点如同一个由多块木板拼凑而成的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由最长的木板掌握，而是由最短的那块决定一样。（关于李渊的见解深刻之处，可以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相关部分）
在李建成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李渊是不可能不感受到的。在已经证明了李世民是大唐统一天下的最大利器和王牌的情况下，李渊却一反当初让李建成坐镇长安，李世民外出征讨的做法，答应了李建成的请求，让他代替李世民前去征讨卷土重来的刘黑闼，就不能不说李渊是因为某种原因的有意为之。而结合上面所说的当时的形势，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他是想借此巩固李建成的太子之位的结论。
历来的论者，大多认为李渊在自己的儿子们针对继承人地位进行激烈的争夺时不作为，这样的结论不但有违常理，而且在事实上与史料的记载相悖：这里所说的以李建成代替李世民出征的决定，就是李渊的作为之一。如果细心发掘史料，我们会发现李渊的这种作为还是不少的。当然，这样的作为是否取得了他想要的效果，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②：《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淮阳王道玄之败也”条下，记载了本文“太子之争、二”中所引的关于“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的事情，在这一段后，《通鉴》还有如下一段记载：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这里所记的这两条事迹，除了能够证明李建成在宫中关系网的营建中相对于李世民有较大优势外，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那就是李世民因为软硬两方面实力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冲击，不但让李建成有了危在旦夕的危机感，也让李渊产生了强大的压力：他“我手敕不如汝教邪！”的话，不是代李建成而发的，甚至也不是代张婕妤发的，而是为“我”，为“我”的“手敕”反而“不如”“汝（李世民）”的“教”这一严重混淆了尊卑上下的事实而发的，是李渊在自己天子这一至尊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因受到李世民的强烈挑战，而严重动摇地客观形势下而不由自主的，难以遏止地产生的愤怒情绪的表现。
如果说在之前李渊还曾有过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心思（无论多么微弱和隐晦，这样的心思的产生，对李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一则是作为一个父亲的他，的确对李世民这个儿子有所偏爱，二则是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的觉悟，在历代的帝王中很少有人能做到，即使得到了司马光的极力称赞的李世民，也产生了这样的心思，只不过最后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将其斩断了。）那么在发生了这样的冲击之后，这种心思产生的土壤就完完全全的被剥夺干净了：任人唯亲的前提而出发点是“我”，在“我”受到了“亲”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这“亲”也就不成其为亲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对李建成的支持就是必然和不可更改的了：他在这时候对李建成的支持，也就是对自己的支持，李建成太子地位的稳固，也就是他自己至尊地位的稳固。
李元吉在这场太子之争中的变化发展，相对李建成和李世民这对直接当事人以及李渊这个间接当事人来说，所起的作用虽不是可有可无，但却的确不是决定性的，因此本文不做过多论述。
③：通过前文的论述，李世民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摇这一事实已经很明了了。这里明确一下功臣、权臣这两个概念的异同。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对这两个名词的释义分别如下：
功臣：有功劳的臣子，泛指对某项事业有显著功劳的人。
权臣：掌握大权而专横的大臣。
由此可见，功臣着重的是功绩，权臣着重的是权力（权势）。李世民是功臣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是否同时还是权臣呢？答案是不是，在李世民率领军队在外征战的时候，手握大军指挥权的他无疑是有着很大的权力的，然而一旦他的军权被收回，他在唐朝朝廷中的地位就急转直下了，这一点在注释②中李世民面对张婕妤、尹德妃等人的攻击的时候（尤其是这样的攻击是诬告的情况下）无能为力的表现就能得到证明。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对自己手中的军权是否被收回这件事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更谈不上决定权，这就代表着他缺乏了成为权臣的一大重要前提，那就是完全谈不上对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大权进行“掌握”。因此，李世民只是李唐王朝的一大功臣，而不是——从来也不是——李唐王朝的权臣。
在自身未能成为掌握决定性大权的权臣的情况下，李世民想要对在太子之位的争夺中取得实质上的优势，就需要取得在这件事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李渊的支持。但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得出了李渊是李建成的天然的——并逐渐发展成了不可更改的——联盟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支持的。因此，虽然李世民由于自己软硬两方面的实力的强大，而一度让李建成乃至李渊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表面上一度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但他却从来没能对李建成的太子之位达成根本性的动摇。
④：在注释③中已经分析出了军权不在李世民掌握之中的结论，很显然，掌握这一权力的是李渊。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是李唐王朝能否统一天下乃至生存下去的一大基本条件，由于李世民杰出的军事才能，还由于李渊任人唯亲的毛病（注意，这里的亲不再是拿来与李渊本人比较，而是拿来与李靖等没有血缘关系的将领和大臣进行比较），掌握在李渊手中的军权便在相当程度上的不时被交到李世民手中。在开始的时候，李渊的这一转交自然是心甘情愿的，但在他受到了李世民的强烈冲击之后，这样的转交就是形势所迫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了，这样的情况愈是到了后来便愈明显。
因此，在割据势力纷纷被消灭，在李唐王朝的统一已经不可逆转并接近达成的情况下，这样的转交就不但在主观上存在着强大阻力，在客观上也越来越缺乏必要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世民的角色，便由原来的大多数时候是在外征战，号令军队的统帅，变成了大多数时候在朝廷和宫廷事务上处处受到制约的功臣了。此时的李世民，在太子之争上，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再咄咄逼人（虽然这咄咄逼人的态势始终只是表面上的）的进攻了，相反，他的形势便要急转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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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一下，把原来的一放到主帖了，相应的，原来的二编辑到了一，原来的二编辑成了新发的三。
说的自己都有点头晕了，呵呵。
唐兄莫非有反意？
拼音打字就是爱出这样的错误。
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