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看到“史文恭”兄的《尉迟恭的玄武门》，来凑个热闹。

这本来已经是一篇成文，因为与出版方协议的关系，需要重新整理才能发，再加上原书给这一事件所留的篇幅有限，重新整理时正好可以深化一下，所以就慢慢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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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有一定内容的回复：

太子之争、一

李渊在建立唐朝后不久就立了长子李建成为太子。①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旧史对李建成的评价较低，不过书中所记载的李建成过恶，有的不关大体，有的没有事实依据，纯属史官主观的评语，虽不可不信，却也不能全信。②

在太原起兵后进击长安的战役中，当李渊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打算退兵返回晋阳，李世民苦劝李渊不要退兵、按照既定计划行事的时候，李建成的意见也是和他弟弟一致的。虽然他没能像李世民那样，强硬的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迫使李渊改变打算，却还是能得出他具有一定战略眼光的结论的。而他另外几次领兵在外作战的经历，虽然不像李世民那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军事能力的。

与派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战相比，李渊更多的是将李建成留在了身边。这样的安排是很正常的，因为一则嗣君不轻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二则李建成是有着多谋难断的特质的，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做参谋，而不是做独立领军的统帅。③

坐镇长安的李建成，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帮助李渊稳固所统辖地区的统治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量开发人力物力，为在外征战的军队提供支援。虽然坐镇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是李渊，但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应该被肯定的。李渊对这个儿子的工作和能力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这从他在天下尚未统一，统治尚未稳固的形势下，多次离开都城外出巡游的记载就可以看出来。④

这样的一个李建成，是能够成为一个守成之主，乃至有一定作为的皇帝的。他嗣长子的身份，和担任太子期间所作出的功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也都是能够保证太子地位不被动摇，在李渊去世后继位成为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的。

注释：

①：隋恭帝义宁元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农历五月，李渊在晋阳起事，同年十一月攻占长安。第二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六月初七立李建成为太子。

②：《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上说“建成、元吉又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皆与之淫乱。复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在其后的“史臣曰”里更是说“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

《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上说李建成“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

《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上说李建成“渐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饮酒无节，及信谗慝，疏骨肉……所为如故。”

三本书的记载中，像好色饮酒乃至游猎等，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无关大体的；像拉朋结党、通过各种手段在朝廷和宫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的作法，恰恰是一个政治人物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李建成如此，李世民也概莫能外；像与自己父亲的嫔妃淫乱的记载，则更是毫无证据的一面知词，其来源为玄武门之变前一天李世民向李渊进行的诬告；像“史臣曰”中纯粹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主观诬蔑，就更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至于《通鉴》上所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的斗争，则更是已经进入太子争夺战之后的事情，因为他争夺的失败，我们自然可以说他与李世民相比缺乏足够的权术才能，淡我们却不能将他的这一争夺本身作为政治上的罪状和污点。

综上，就可以得出正文中的结论。

③：李渊打算退兵的事情发生在公元617年的农历七月，《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所记相关内容如下：雨久不止，渊军中粮乏；刘文静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谋北还。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妄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为然。渊不听，促令引发。世民将复入谏，会日暮，渊已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军已发，柰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虽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渊笑曰：“吾之成败皆在尔，知复何言，唯尔所为。”世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丙子，太原运粮亦至。

这里李建成的“亦以为然”显然是对李世民所说的一番话以为然。此时离李渊起事不久，成败尚未可知，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继承人之争，这时候尚显稚嫩，未有太大功绩的李世民，在大了十多岁，年界而立的李建成心中不大可能有什么对手的成分在。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一方面是父亲，一方面是弟弟的情况下，李建成显然也不可能因为照顾弟弟情绪面子之类什么的而应声附和。因此，李建成的“亦以为然”的确是“亦以为然”，即他是独立的对事态做出了正确的，跟李世民一样的判断，表现了他具备一定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

然而，在李渊拒绝了这样的正确意见后，李建成却没能再继续坚持，相应的，李世民却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却最终迫使李渊改变了决定。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此时的李世民虽然因为年龄、经验等关系还不能说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但却已经具备——而且是相当程度上的具备——了一个军事统帅所应有的敢于判断，敢于坚持和实践判断的素质。相反，李建成的变化——无论他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怎样——则说明了他缺乏作为一个优秀的，甚至是合格的军事统帅的条件。李建成的这种能够独立判断和分析形势，并在这分析上提出自己的相应建议的特点，是更适合作为一个幕僚的，至少相对一个军事统帅来说是如此。

④：在李渊攻占长安，建立唐朝后，包括李世民所率领的在内的在外征战的军队，从来没有出过严重的后勤补给（包括粮草和兵源两方面）的问题，只在一两个例子中（这例子的主角就是李世民）有一点例外，但这例外的原因不是补给的能力，而是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故意不作为。

关于李渊的频繁出游，在新旧《唐书》和《通鉴》中记载的十分详尽，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