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空军情报部两位副部长的最后一面 -- 潘涌

情报部两位副部长的最后一面

潘涌

空军文革，不论是在台上的，还是在台下的，参加过的人提起它都觉得有些不光彩，都有难言之隐，这种感觉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会越来越明显。这事对我也是一样，想记录下真实的一笔，但又左右为难，因为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是我的邻居就是我的朋友。

还得先写几句我的父亲潘斯福，他一九五九年调入空军任情报部副部长，他是我军在延安窑洞里培养出来的优秀侦听专家，调入空军的主要工作是组建空军的侦听部队，他的主要人脉关系仍在总参三部。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一是在广州为大部队西南剿匪提供准确情报，二是在武汉成功截获国民党方面准备爆破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的密电，让一国总理免于一死。他也是三部各级干部公认的继老红军之后三部部长的最佳候选人。在Yale我曾遇到一位从武汉来的博士后，她说她的父亲是六十年代进入总参系统的，我说你打电话回去问问有没有潘斯福这个人，她很快回话说有，都认识。

与我父亲不同的是，情报部其他几位部长副部长已在空军工作多年，结成了厚实的人脉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抗战统战时入伍，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在中共讲究出身的年代，他们的这种背景文革时很容易让对立面抓住把柄，落井下石。

解读一个断代史，最怕的是众说纷纭，让人摸不着头绪。令人奇怪的是，空军文革动乱的起因却异常地清晰。至今为止，唯有吴法宪将军红杏出墙外，没有看到空军其他中上将常委们写出回忆录评述那段历史，而吴法宪将军的描述又与正版的《空军史》几乎一致，这里我们感谢吴法宪将军讲出了历史的真实。

不光彩地说，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空军那次讨论文革的党委会，实际上开成了声讨“吴余首长”的控诉大会，根本问题是借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泄对中央任命空军司令不满。最先出头的是空军付司令兼参谋长张廷发少将，但立刻遭到其他老中上将常委的封杀，这里可能有我们中将们还没发言呢，你这个少将倒先嚷嚷起来了之意。“吴余”党委即刻作出上报军委停止张廷发工作的决定。当时空军大院只有一辆耀眼的大红旗，可能是刘亚楼司令在世时分配给了张廷发，早引起众将们嫉妒。张被停职后，我看到有人往他的红旗车上用墨涂写“黑帮不准坐红旗”字样，汽车队随即给他换了华沙车，张坚决不坐，乘一路公共汽车前往东郊民巷继续开会。

本来一团和气潇洒英俊就连今天的帅哥和他们的女子都无法相比的空军中上将军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选择两军对垒，拼死相杀，等待中央军委最高决策人的裁决，也就是说，败的一方将成为阶下囚。不久，中央军委最高决策人毛泽东林彪毫不犹豫力挺吴法宪，维护原来司令员的任命，吴法宪对立面的这些将军们即刻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受尽人身屈辱，这些我都历历在目。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把吴法宪划成自己的对立面，给了这些将军们平反的机会，但他们中间没有人得到重新任命展露自己的才华，他们要么早逝，要么调出空军，空军这个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空军常委们的这些表现给机关一二级部长们作出了榜样，有的也开始发泄对自己任命的不满。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以前是两个独立平级的军种，合并以后，多数防空军的正职机关部长到了空军机关改为副部长，所以空军机关的许多大二级部在文革前出现了部长付部长同是大校的情况，情报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部长孙绪浩和付部长魏锦国同为大校，而到文革前定级的时候，孙定为九级，魏定为十级。

既然空军大多常委们都说出了对自己职务的不满，我们下面一二级部也有不满啊，本来是正的，到了空军变成付的，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表态发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是否支持“吴余”首长，说得清楚一点，这种表态也是在下赌。这批对“吴余”稍有不满情绪的干部后来成了空军大院第一批落马者，最后被借口调查出身工作失误历史问题加以整治。不过多数不是关押状态，只是上班写材料交代问题，出公差勤务，属于“靠边站”状态。记得魏锦国下马后，他参加大院换暖气工作，我还和他一起干了几天。幸运的是这批最早落马的干部与张廷发将军的停职没有太大的时间差，反而给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张廷发东山再起后首先重用的就是这批干部，个别人还成了整治其他干部的马前卒。

令人不幸的是，“吴余”空军党委把张廷发将军的专案工作交给了情报部，由情报部派干部负责审理监视，当时不少干部还当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父亲在这方面很冷静，不到万不得已不出面，但又不可能明确表示反对。这些早期参加专案的干部后来都成了张廷发当上空军司令后随意踩踏的蚂蚁，有的还引来了家难。看样子干什么都得有命。

张廷发将军的突然停职，也给了司令部大部一级干部发泄的机会，可能也在发泄对张廷发提拔过快不满。何庭一是一九三一年入伍的少将付参谋长，而张廷发是一九三四年入伍的少将付司令兼参谋长。有次在空司办公楼前批斗张廷发，我在一旁看热闹，这时只见何廷一将军从办公楼里出来，指着张廷发大骂假党员，黑帮，不是好人，张廷发也不示弱，反驳说，我不是黑帮。那时的斗争会还是相当文明，没有出现打骂现象，只是让张廷发站在一个方凳上，批斗完后还可回家。批斗会上出现打骂体罚现象是空军院校学员进驻大院以后才发生的。

后来，何廷一将军也成了被整对象，成了“空军刘成何集团”。这段空军两位将军在办公楼前对骂没有人提及，也没有写进空军史，反而写成了何廷一与张廷发关系很好，在开完批斗会后，何廷一看见张廷发上不了车，主动上前搀扶。实际上，张廷发与何廷一早已结怨，张廷发复出后，在安排何廷一工作问题上大做手脚，提请中央军委安排何廷一为空军军区付司令，报到叶帅那里，叶帅觉得这样安排实在不近情理，改为空军付司令。而空军史写成张廷发对对亲密战友何廷一的工作安排十分关心，主动提请中央军委任命何为空军付司令。这段史实在七十年代的空军大院早已不胫而走。

研究文革史，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问题是毛岸英的意外去世改变了毛泽东的正常心态，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心态下产生的中国现实。其实研究空军文革史也一样，不能忽略张廷发将军的长子张小祥。张小祥自小格外聪明善良，是张廷发的掌上明珠，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但小祥在张廷发落难期间患病意外身亡。这里有一段史实可以说明张廷发当时的心情。

林彪事件发生后，张廷发将军得以回到北京，空军领导机关随即给他安排了接风宴。人员都到齐了，准备祝酒开饭庆祝张将军复出。这时张廷发问张小祥为什么没到，负责接待的周处长不顾张夫人的眼色，道出了小祥已经去世的实情。这时张廷发一句话不说，摔掉酒杯，拂袖而去。

从文革开始到我离开大院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同小祥一直玩得很好。北京有一段时间兴起拍婆子，也就是在大街上找女朋友，将军皮鞋突然时髦起来，在大街上穿上将军鞋闲逛，容易让女孩子认为是将军的儿子。我想起张小祥，问能不能把他父亲的将军鞋偷出来，小祥第二天就给我拿来了，我试了试实在太小，而且右鞋底已快磨穿，我卖给了大院一个叫裴胜的孩子。我曾问过小祥，你爸有可能解放吗，小祥一口咬定没问题，说父亲的老上级陈锡联现在正红，快进政治局了。

到底张小祥的不幸去世与吴法宪将军以及当时的空军领导机关有没有直接责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有助于解读张廷发将军在林彪事件以后也就是空军的二次文革和后文革时疯狂整治众多机关干部时的病态心理。从一个材料上得知，吴法宪将军曾找张小祥谈过话，可以安排他当兵，但张小祥回答说，当兵要和女朋友一起当，吴说这样没法安排。张小祥后来和女朋友一起去了东北。在那里不幸患了鼠疫，当地驻军听说是空军领导的儿子，将小祥送进了空军公主岭医院。可惜的是，医院误诊为一般的发烧，延误了病情，最后不治而死。当然这个材料是否真实，还需要旁证。

空军文革一直在朝着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向演绎。先是中央军委表态，宣布吴法宪余立金将军为革命领导干部，接着出现“杨余傅事件”，不久林彪开始插手空军，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送到空军培养，开始从文革初期表现积极的干部中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安排在各个重要部门。对被选中的大多数干部来说，是正常的工作提拔，了解上层核心机密的人很少，对林立果来说他们很多只是听说，根本没有见过。

提拔一批干部就要处理一批干部，按线排队，借着“五七指示”和“一号号令”，问题大的去农场，一般问题去干校，不受重用的去支左。我父亲就是在那时安排去北京市仪表局支左的。对于这样一个安排，我现在感到特别幸运，当时掌权的领导干部特别安排我当了兵，给了我一个平静的学习港湾。林彪事件以后，新的空军党委在部队清退林彪线上的干部子女的时候也没有涉及到我，让我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动乱。

有一点需要指明，吴法宪将军领导下的空军党委和领导机关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安排了众多的空军院校研究所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是全国性的行为，不能说成是吴法宪将军在迫害知识分子。而且林立果已把此事写进《工程机要》，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后，这些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参加新的权力分配，大多继续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对从空军机关去五七干校的各级干部来说，是实实在在地在受排挤和迫害，还包括他们的子女。被迫离开北京，又想回到北京，我们所有过来的人都非常理解。在当时只有当官一条路的背景下，失去了职务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总要等待机会再得回来，这事要是碰上我也是一样。最近，我从他们后代的对话中得知，他们把当年的干校集结地戏称为“新东京”，这里“新东京”的深层含义是指另外一套政治中心，权力中心的意思。空军的干校派就是从那时起源发展壮大的。

震惊中外的林彪“九一三事件”给狂热的中国人民浇了一大瓢冷水，聪明的人顿时清醒起来，原来让我们关心的那个“国家大事”就是最高权力的意思，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对政治反感起来。这时看着我长大的那个空军大院确是另外一幅景象，那里先是日夜抓人，像苏区抓反革命一样，接着搞背靠背，面对面揭发检举，整顿清查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具体涉及多少人，这里仅根据“两案”办公室的档案记载，正式立案的有千余人，最后是降职降级赶出大院。主持这些工作的人多为空军文革初期落马的干部，他们新仇旧恨一起算，使得空军二次文革异常壮观波澜壮阔。这里我没有篇幅展开，只谈谈我的父亲和情报部。

情报部的清查整顿工作主要由魏锦国和王林负责，这两位副部长文革初落马，文革中去了五七干校，后来都得到张廷发将军的重用。在清查完情报部众多的各级干部后，开始把目标朝向我的父亲，一直在积极地收集材料，但又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一是我父亲的主要人脉在总参，二是文革中又在北京市支左，三是老实不树敌，看样子要拿掉我父亲很难。有一次我父亲同魏锦国在上班路上争执起来，父亲说你非要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我想这里父亲想和魏锦国私下通融一下，不要对我这样，你的子女可以通过总参和地方帮你安排。可魏在这事上错过良机，现在看到魏家子女的现状，又让我不忍下笔。

父亲在这种背景下，还是为空军办了一件好事，利用他熟悉的业务人脉关系，坚持在西安空军工程学院成立外语侦听系，而海军侦听系则是附属在海军通校，现在空工的外语系一直正式招收高考生。但这些身为空军司令的张廷发将军并不感兴趣，还是在想办法拿掉，不得已，只有亲自出马了。

一九七八年，张将军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出题考考这些搞不倒的老部长们，就像当年工人出题考教授一样，闭卷限时考试。父亲时年五十五岁，也就是我现在的年龄，要是换了我可能还会超水平发挥呢。当时的情况不行，想整你总会找到把柄的。最后终于得出“革命干劲不足”的结论。司令部党委安排工作时建议到西安空工任正师职顾问，最后张将军大笔一挥到西安通校任付师职顾问，限时一个月人走家搬离开北京。张将军这时可能还不解气，又多次到西安视察工作，要求校领导一个不能缺席，接受他的检阅，这里暗指我父亲必须得去。不过，没有经过上层内斗的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父亲调离北京的消息很快在空军总参传开，这时暗暗高兴的也是父亲当年在三部的竞争对手。我在安徽上大学期间，提出去看父亲的一个老战友，他后来一直在上。父亲说，到了他那，他会热情招待你吃饭的。我去了，他第一句话先说，听说你爸爸革命干劲不足，去了西安。我觉得那天有点话不投机，赶紧告辞，连杯水也没喝上。这事我一直没好意思对父亲说，怎么老干部为了那些级别职务，人心都变成这样。

父亲和魏锦国副部长最后一次见面颇有戏剧性。父亲离开北京前，魏已到空后任军职付政委，住在鼓楼的空后大院。父亲特别眷恋北京，到北京就住在鼓楼西大街一号一间六平米的小房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我父母正在地安门百货商场买东西，魏锦国也在那买东西。可能是干过情报工作的缘故，两位老副部长都仍然十分机警。魏锦国先看到父亲，然后赶快躲开了。走出商场的路上，父亲对母亲说，刚才碰到魏锦国了，母亲说，我怎么没见到。

最近，母亲把这段巧遇告诉了我，我连说，难得啊，难得啊，我写空军文革史正不知道如何开头和结尾呢。

01/1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