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毛派同志被“空警一号”轻轻拍打了一下脸部 -- laska

不能因为一些人的恶意攻击，就矢口否认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很欣赏老冰的态度，你给我扣帽子，只要符合事实，我就戴上，你还要这么样？

大大方方地承认错误，承认事实，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我的父母应该算是高知了，工资待遇都不低。父亲还有外科医生的粮食补贴，比一般人要高。三年困难时期留下来的照片，和其他时期相比是明显的不同，大家都是干巴巴的。那时有钱都没地儿买东西。父母的工资都花在自由市场上为家人，为亲戚朋友买高价粮上了。

父亲在政协可以领到卷子，星期天可以领着全家人到政协吃一餐，只是为了那菜里有点肉，当然那是要付钱的。

隔壁人家有海外关系，有时托人带一两罐猪油进来，那香味把我们这些小孩都馋得流口水。要搁现在，这是非健康食品，那时哪里顾得上呢。顺便说一句，进口猪油的事WG时成了那位伯伯"里通外国“的罪证。

困难的程度因地而异，相对而言农村都比较困难些。那时常有农村的亲戚来寻求帮助，那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

记得是六二还是六三年，母亲到长汀（老革命根据地）巡回医疗队工作。到了一个小村子，看完病人天都黑了，心想怎么还不开饭？只见生产队长匆匆而来，连声道歉。原来他跑了十几里地去借米，好给省城来的医生烧点米饭。虽然医疗队有规定同吃同住，但是农民朴实，不好意思给贵客吃他们自己吃的地瓜干。六二六三年已经是恢复期了。

只要和大家关系好，农村比城市好得多，小地方大家都互相关照，那些受罪的很多都属于今天的“极品”，不会做人。

佩服

我母亲在隆化农村工作过（从工厂下放到田间去做汤头沟公社妇女主任），而且她学的是农机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和农民打交道。

农村有好的地方，如果副业上能宽松一点，可以有些副食品。我家在北京，但母亲和姑姑（在东北兵团）回京的时候总是带些农副产品来补贴家用，那不是尝鲜，是真的补贴。我的母亲每年从隆化带回来的是鸡蛋，今天很难有人想象从那么远的地方把一篮子鸡蛋带回来。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检查有没有破损的。她在隆化农机厂工作，可以托来修理脱粒机之类机械的农村干部帮忙买些鸡蛋之类。当地令人羡慕的是铁道兵，可是铁道兵牺牲很大。

农村更多是供应不好的地方，比如隆化的农村，大多数农民一年只有一次吃肉的机会，就是过年杀猪，而后把少量的猪肉腌起来，有贵客的时候才取出一点招待，已经咸的无法入口。如果认为农村比城市还好，就需要解释为何农村人那样羡慕吃商品粮的了。

大多数人家一年到头的副食是酱，主食以粗粮为主，冬天是酸菜。工厂的食堂也主要靠酸菜。今天的酸菜并不难吃，是因为有油水，但如果天天吃没有油水的酸菜，你就很难接受它了。我母亲的条件好些，从北京回隆化时家里人会为她带一罐猪油，吃酸菜的时候拿小勺挖一点放进去，就是远胜于其他人的美味了。

酱也不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黄酱，那样的东西太丰厚了。河北农民的酱是很稀薄的东西。我母亲从北京回去，带去的是自己炸的酱，里面放些肉丁（今天人会奇怪这种东西需要带那样远么？不幸这就是事实，那属于营养品了）。因为母亲这个习惯的影响，我上大学的时候依然炸了酱带到宿舍，仿佛是一种传统，虽然全无必要。而到了隆化，这罐酱便会被徒弟们瓜分 -- 吃饭的时候她们会拿了一片白菜叶子，来蘸一点。母亲的徒弟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这就是她们厚了脸皮来占师傅的便宜。虽然每个人不多，但每个人一点，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母亲自己很少吃到。今天的小姑娘们有哪些零食可吃？似乎可以想一想。

隆化并不是条件很差的地方，作为当时的农村干部，后来他们分析问题出在以粮为纲和公社制度上。以粮为纲的问题是隆化本来不是很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它是传统的果木基地；公社制度的问题是搞政治的人吃香，干多干少一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愿意认真干活。

我母亲回忆真有些农民是令人钦佩的，不管你怎样分配，照样努力干活。但是这样传统的农民并不是当时能够得到实利的。你不能用今天的贪污行为去审视当时的干部，因为当时确实没钱，就让他把公社都搬走，也发不了财，但是干部的确是有权势的，也会占便宜，而农民也会为干部占了一个鸡蛋几个工分的便宜生气。这种情况，似乎哪个时代也改变不了。

我母亲也曾随代表团去大寨参观，大寨的确修得漂亮，可是小孩喝的玉米糊糊，稀的可以照月亮。

因为从小这种了解，在干部群众都喝稀的照月亮的玉米糊糊因此平等，或者大家都可以吃干饭，而干部有肉吃之间选择，我虽然厌恶不平等，却宁可选择后者。

财富不是哪个政党赐给中国人民的，是人民自己用手挣出来的。在今天的社会中，不公会掠夺走人民的一部分劳动所得，但在曾经的社会中，人民连选择自己去挣得财富的权利都没有。平心而论，中国的老百姓十分善良，你贪，只要能让老百姓有自己发展的机会，他们就能创造奇迹，而且感激你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你不要贪得太过分！这又是今天社会动荡的原因了。

有人说今天也有吃不饱饭的穷人，我们得这样讲，中国总体的人民生活水平，早已不是那个时代能够对比的。五十年代前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黄金时光，但是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和经济条件改善如何，大家也有目共睹，可以对比以下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区别自然清楚。

三代之治，从来也不曾存在。

我描述的是七十年代的事情。隆化的改变是邓小平一度上台后，有位红果书记出现。此人在隆化顶风不种粮食种山楂，开展副业。“红果书记”不是好话，是干部们讽刺和批判他的说法。到七十年代末，隆化的山楂生产，兔肉生产都成为出口创汇的重要产业，隆化人的生活才渐渐改善，他们又开始感谢红果书记。

红果书记的成果始于文革时代，但是那是他在教训面前，批判的压力下坚持的结果，用现在说法是政治上不正确的 -- 也可以看出在任何时代政治正确是多么厉害。有些朋友恐怕会把他的成绩归给文革，怎么说呢？用彭德怀的万言书强调共产党员的气节，用批斗中坚持研究的袁隆平讨论文革中的科研成就，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如此，殉国大东沟的邓世昌应该更体现大清皇朝的尚武与刚毅了。

有的朋友讲他所在的农村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饿死人，我信。但是我也忘不了在海南工作时的同事，有一位的先人，就是1960年从广西辗转逃来海南的，她说，当时能够逃到海南，就算找到活路了，因为海南天然物产丰富，饿不死人。

有人总喜欢把文革归结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无视那个时代遍及全国的贫困，也无视遭到打击的对象中无数后来被证明正是使中国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的脊梁。我在听到这样的言语时，永远会想到白色的牙齿，而且感到不寒而栗。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依然可以让人闻而胆怯，那个时代的中国左派，真的好威风，好杀气！

今天的中国人，支持共产党，只因为他认为值得支持，而不是因为党支部教育他应该支持。这就是中国信心之所在，风云中存在人们心底的，是早已开花结果的自由精神。

辩论是无益的，让我们共同看中国的未来。

马丁路德金有的只是一个梦，而我们拥有的，我认为早已不是一个梦 --

德先生和赛先生，已经站在我们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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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什么人？三年困难时期挨饿的人，还是文革时挨斗的人？

说的句句在理。

我六九年插队时，当地农民还是象Lanchong兄弟说的那样，

邻居比俺家还差

现在非洲的人均寿命是多少？中国毛时代的又是多少？毛时代之前又是多少？增长和增长能是一回事吗？

江浙乃是鱼米之乡，那个时代还不是只能喝稀粥？江苏之北是山东，山东条件也不错，遇上荒年（不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也只能挖野菜、啃树皮。中国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只要政府不折腾，肯与民休息，不超过二十年立即就是一个盛世。邓公给人民一个机会，让中国人填饱了肚子。可备不住这些人里面有放下筷子就骂娘，还想回去挨饿的。还是孔子讲得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哪怕是饿死，也会觉得那个时代是天堂。这个时代有很多机遇（尽管不均等，但毕竟有），能者居之。还想着平均主义的人，不会是懒人吧！可惜当代中国不太想养着懒人。

先帝时代城市化没现在高，农民比率比现在大，您不否认吧？也许在您的意识中，农民是二等公民，或者更极端些，根本不是人。您说没挨饿，也许吧，城市也许是没挨饿，但农村呢？现在农村人口占了七成，那时代应该比这个比率高吧。城市人口没挨饿，能说明主要人口没挨饿吗？这就好像说金胖子和平壤市民气色好，能说明朝鲜没有饥荒么？

农村现在是普遍贫穷，那时是普遍饥饿。您的思想也许和古代的士大夫有共通之处：乡氓么，只要能收税，不造反，与我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