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家对何新有什么看法 -- 穷书生

你就知道你前面说的话有多荒谬。

“他说张是英美安插的经济秦桧，你信吗？”

你拿什么给人作保？

你把数学的原文给出来不就让此人的人品彻底暴露了吗？

搞的好像你在污蔑人家似的。

我不喜欢何新的阴谋论，当国内很多的财经记者、企业领导人、经济学者和经济学爱好者对张五常持何新相反的多点的时候，我怀疑何新的观点有何不可？难道怀疑对一个人的观点提出疑义还要人格担保吗？真无聊！

你就说有意见本身，不要说些你也没把握的话。

反过来说你就受不了了？！

忘了？

这么快，不会吧，选择性遗忘？有你的。

何新他是中国的铁脊梁之一。他年轻时文革中反对江青受到批斗和关押（长时间带着手铐留下了牙印子），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后来导致心脏受损（风湿心脏病？）。九十年代中期长期病养，今年出来恢复了全国政协的工作。

在潮湿的地区的风湿的人多了去了，不要啥都和文革挂钩

我说的是有依据的，他当时被批斗关押，差点因而得病丧身，后以治病为由回京，逗留一年，跑到图书馆里去看马列哲学去了。

注：表面上心脏病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后来年纪大了，旧病复发。“何：我有两根动脉的根部鼓了两个大包。去年夏天查出来的，刚开始医生怀疑是瘤，把我周围的人吓坏了。我的一位好朋友是国际知名的医生，他听了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几夜睡不着觉。但后来再检查，发现并不是瘤。但这就象自行车外胎有两个包鼓起来了一样，随时有爆裂的危险，而且一旦突然破裂就是很难救治的。所以需要动手术。去年夏天我本已接受安排住进医院了，但考虑了一夜，我又从医院跑了出来。我决定一定要先把我手里的事情作完。我的全集已编好，必须亲自校对完。因为过去的版本不是我本人校的，错别字很多。将来会贻笑于后人的。”

见《何新交代的“前事”和“后事”》外链出处

他有出一集自传，你看过吗？ 何新自传《孤独与挑战》之一：《洗礼暴风雨·生命黎明》, 还有《为中国声辩》，不妨一看。

西祠胡同：

喜欢何新的进来，连载第一章外链出处

第二章外链出处

第三章外链出处

第四章外链出处

《何新交代的“前事”和“后事”》：外链出处

何新《思考》：外链出处

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我认识多了，在潮湿的地方（特别是四川）的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多了，这能和文革扯上关系？难道现在有人得的风湿性心脏病也是因为文革？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7、当了"反革命"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 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

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 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8、奇特的批斗体验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 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 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 "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 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URL=]http://www.hexinnet.com/documents/sika0/08.htm 何新《思考》－七、走向新思维之路[/URL]

咳咳，小朋友，自己慢慢看，什么叫文革时的“一打三反”，“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为什么在被批斗、坐黑牢时会得风湿心脏病。。。。。。。

某人要再胡搅蛮缠我想也不用再多说了。

七、走向新思维之路

1、异端思想从文革中萌芽

记者：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了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生平经历。我想进一步了解您的一些独特思想是从何时开始形成的?

何新：那是在文革时代就已形成的。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你还能研究和写作吗?

何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那一代人当时都普遍关心政治，毛泽东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 因此，当时虽然我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也经常阅读社会上的各种传单、小报、大字报，密切注意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动向。 可以说，从1967年开始，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政治方向已开始萌生初发性的怀疑，特别是对指导这个运动的理论基础产生怀疑。 "怀疑会产生哲学"(亚里士多德)。那时我已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思考方向--"怀疑一切"。（马克思认为这是他所喜爱的一句拉丁格言。）我认为自己不能无条件地盲目信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宣传。我决心系统地读书，学哲学，而且要读一切可能找到的禁书。 今天人们谈论文革，往往说那是一次造神运动，宗教迷信运动。但是事物总是相反相成的。文革的另一面是思想的大解放，是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迷信的破除。包括对旧的国家机器的迷信。

2、焚书与窃书

记者：您在文革期间能从哪里搞到书读呢?

何新：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烧了一些书，也封存了很多书。 初期的时候(在1966年8月那个红色疯狂的夏天)，我也参加过烧书的运动。但1966年的政治 寒冬使一些人开始得到清醒。

1967年初，中央发生了"二月逆流"，其后全国在政治上陷入了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学，机关停止办公。到处都在大造其反，天下大乱。有些地方真枪实弹地搞起了武斗。社会秩序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这个时候想读书，没地方去借。借不到，我们的办法是利用当时风行的"打砸抢"和"偷"。 我们瞄准了学校和一些文化机关的图书馆。那时的图书馆是最冷清的部门，被封了大门，没人管理。在一天夜里，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学校图书馆，把窗户撬开到里边去找书，连干了一个星期。搞过了我们自己的学校，又去搞别的学校。收获极丰，一书包、一书包搞到了好多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哲学的、历史的名著。许多书都是当时正被点名批判、被禁读的书。 正是从这个时期(1967年那个早春)开始，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可以说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思想启蒙。 当时我搞了好多红红绿绿的传单纸，那是写大字报用的，学校免费供应。我把它们裁成小页，用线订起来作笔记本。

记者：以你当时的文化基础，阅读那些外国著作，你不感到有困难吗?

何新：当然困难。首先那些洋人的复杂译名就让中国人感到困难。 但我找到了窍门，例如读洋人的名字，我只记住其中最有特征的一两个字，而忽略其全名。 阅读的过程，是一种发现和探索的精神历险，非常有意思。而且愈是去读那种人们不让你读的东西，这种刺激就愈强。当时听到什么"禁书"的书名，就想方设法去找。禁果最好吃。人类就是这种心理。

3、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存在形态

记者：你从这种阅读中获得了什么?

何新：怀疑。我首先学到的是怀疑。 我最初的一个发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多道理和当时文革派的理论是并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精神，但是当时文革派的理论则认为精神决定物质。 林彪说，思想是原子弹，只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他认为人的精神能量是无限巨大的。 但当我读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后，我对此产生了怀疑。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吃饭是第一位的，首先人要吃饭，要生存。为了吃饭，人类必须进行物质的生产活动。因此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切，它的改变方造成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动。因此经济活动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 恩格斯认为这个道理是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一项意义最重大的发现。当时我也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一书，这位俄罗斯共产党的创始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乃是经济史观，即"经济决定论"。 我注意到，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物质的)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列宁全集》38卷第15页引。）我当时所引发的一种联想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是否也应包括毛泽东的思想呢?而这种主张物质因素、经济因素居于第一位的马克思主义，与60-70年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认为精神和政治决定一切，可以说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同的。

记者：的确矛盾。

何新：很显然。一方面是唯物论，认为物质、经济、吃饭是第一位的。 另一方面是唯心论，主张精神、上层建筑、政治及意识形态活动是第一位的。 究竟哪个道理对呢?我想，既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显然前者是对的。 然而矛盾之点在于，文革派明明是主张唯心主义的，却又声称自己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那么这种明显的理论矛盾如何解释呢?

记者：是呵，那么你当时是怎样想的?

何新：当时我们都很穷，也经常挨饿。当然本能地在感情上倾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认为吃饭问题，经济问题应当被摆在第一位。至少我们在欲念上喜欢这种主张。而当时报纸上那种理论，认为为了捍卫毛泽东的思想，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这种道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我同时也意识到，假如按这个方向进一步思考下去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反革命。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你怀疑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就会犯下反革命的政治罪行，很危险。 类似的思想矛盾和问题还有很多。当我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抉择--如果继续思考下去，我相信我早晚一定会成为反革命！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哈姆雷特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发现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么是走向反革命，要么是停止自主思考。（笑）

4、精神的最初洗礼

记者：（笑）那你怎么办？

何新：我懂得首先必须保护自己。 办法只能是，隐瞒自己的真实思想。对我读的东西，我所思考的东西，努力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讲。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一度也很活跃。但读书与思考使我走向孤寂。当时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到1967年底，我的家人都被揪斗了，我父亲被造反派作为"漏网右派"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隔离起来，当时很多的家庭都如此。 我们楼里住的多数干部不是成了叛徒就是反革命。这种扫荡一切的大背景，必然使得我们这些子女们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抵触，产生怀疑。 1967年初到1968年中，我避开运动的旋涡，在学校(北京24中学)4楼东侧找到一间阁楼角上的小屋子。我住在里面从事了将近一年非常专注的阅读和学习。

记者：您阅读过哪些书呢?

何新：我记得，那时候读过的书有《史记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集）及通信集，文学著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19世纪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卢梭、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左拉、莫泊桑等法国启蒙学者、人道主义者的著作。 这里有许多书是当时不能读的书，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坏书。但正是这些书，使我在精神和感情上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和启蒙。

5、宇宙常变常新

记者：当时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书?

何新：我当时酷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也深深陶醉于这些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古典的和浪漫的爱情。 我喜欢托尔斯泰作品的深厚。斯汤达的力量。巴尔扎克的深刻。正是他的《人间喜剧》，使我对人生第一次睁开了眼睛。我开始懂得如何通过私利与情欲的观点去剖析人生。 还有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一种充满神秘主义的宗教感情，深深地震撼了我。

记者：您这一阶段的读书持续了多久?

何新：到1968年6月中学生被安排上山下乡而告一段落。那时我被学校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屯垦戌边"。 我走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卷。但同时还带了两个大木箱，里面装了很多书。除了一部分父亲的书，大部分是在那一年中我通过各种途径搞到的书。其中有许多书是当时的政治性"禁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斯特朗夫人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桑塔亚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等。 那时瞻望前途，可以说头上的天空正是一片黑暗茫茫。但是我内心中却抱持着一种信念，我深信天会变，地会变，时代也会变。这种信念来自我当时已学过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 辩证法认为，宇宙中没有不变的事物，宇宙、自然和社会，常变常新。 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同时我深信思想的光芒，智慧和知识的光芒，必定可以照亮我未来的全部人生。

6、下乡黑龙江

记者：您下乡的地点在哪里？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18团，在兵团建立以前，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域是黑龙江省友谊县。 记者：我没有下过乡。我不太懂，建设兵团是一种什么组织？ 何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1968年6月经毛泽东批准成立的。 建设兵团是一种军事与农业合一的特殊体制。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复员和转业军人，二是担任领导的现役军人，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其中一部分经过严格审 查(出身好、思想纯)的知青成为持有枪械的武装连成员。 这种体制具有准军事组织的特点，对青年人的思想和政治控制非常严。建设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从事机械化的大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在东北中苏边境上作为一种战略后备力量，防备中苏战争。这就是"屯垦、戌边"。

记者：你们那里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苦不苦？

何新：比起山西、内蒙、云南、甘肃那些更苦的地方，应该说黑龙江是个好地方。农场是机械化作业的大农场，主要作物是大豆和小麦，因此，食油充足，白面是主食。 我去的友谊农场，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一个样板农场，基础就更好一些。 记者：在那里你能继续读书吗？ 何新：很困难。我刚去的时候，被分配到农业连队。农忙时一天在田地里艰苦劳动12-14小时，累极了。几乎没有假日。晚上又没有电灯。 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我当时仍然坚持每天晚上下工后读几个小时的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熬读。 直到第二年，我被调到县城里的团部农机厂当工人，宿舍中才有了电灯。工厂的劳动制度是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0小时以上），条件比在乡下时好了很多。 但是，到工厂不久，我就成了反革命，书又读不成了。（笑）

7、当了"反革命"

记者：怎么回事呢?

何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不久，1968年夏，毛泽东召见四大红卫兵领袖，废黜了他们，正式终结了红卫兵造反运动。接着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9年4月，九大召开，人们本来认为文革可以就此谢幕了。但没想到九大以后还是一个政治运动接连着一个运动。令人厌倦之极。 1970年初，中央发动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叫做"一打三反"。一打就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就是反对"516"（"516兵团"，文革时期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反对周恩来为纲领。），反贪污、反浪费等。 这个运动波及到农村。由于知青到农村后，在很多地方与当地人发生矛盾，一大批不肯服从当地社会规范和政治权威的知识青年，被当地领导人借政治运动之势作为反革命分子而揪出来。 这批知识青年都很年轻。在我那个团(友谊农场)，有几百名知识青年被认为是"地下复仇军"反动组织的成员，而被当地人揪出来批斗。这些人被关起来，而且挨打，打得很残酷。

记者：你当时也被揪出来了吗?

何新：不。这个运动开始并没有触及到我。虽然我早就被作为一个"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而被搞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盯上了。但我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看到这么多知识青年被抓起来，看到他们挨揍，看到一些严酷的肉刑。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感到很不平。

记者：为什么?

何新：我当时已经深受俄罗斯和法国文学中人道主义的影响。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其政治信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文化革命，至少应当受到人道的待遇，不能这么残酷地打人、折磨人。毛泽东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为什么那些当地人不执行呢? 因此我就给团领导和一打三反的工作队连续写了几封信，教训他们说，你们应该讲政策，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大多数等等。结果是把我也揪出来了。时间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的3月-4月。 当线索开始追查到我的时候，我被人们孤立起来，周围的人们都不理我了。

我感受到一种被排挤和歧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知识青年，本来都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我们这些青年本来都是一块儿去吃饭，一块去儿上班、下班，彼此关系很亲密的。但忽然，人家互相招呼，却没人来叫我了。而且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回避和我讲话。原来，工作队给"积极分子"们都打招呼了。 我这时就感觉到我可能要倒霉。出事前半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我那时每天都有一种灾难随时将要临头的预感，诚惶诚恐。

8、奇特的批斗体验

记者：你在被揪斗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何新：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没有终结的恐怖不如一个恐怖的终结。"（见《路易·波拿巴政变记》。）每天都在等灾难临头，那感受是让人压抑而要发疯。但当事情真的临头，不过如此，反而一切坦然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那年3月的一个早晨。凌晨3点钟，全厂集合在一个大礼堂开会。为什么3点钟开会呢？那时是"抓革命，促生产"。3点钟起床搞"运动"，早上7点钟还要正常上班干活。 当我要进礼堂的时候，人家挡住了我，不让我与班组一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人把我领到最后一排。 我想，今天就要出事。那个会场的气氛是很威严的，如临大敌，调了一个持冲锋枪的武装连，戒备森严地持枪守卫会场。那个会议的横标是"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 开会后，团运动工作队长给大家讲话。这位工作队长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现役军人，当时他还任我们团的副参谋长。这人讲起话来很有气势，而且有煽动力。我至今仍记得他的一些讲词。他说： "有人指责我们不团结大多数。我们是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多数必须是好人。你是阶级敌人，你这里是劳改队，你让我怎么团结大多数？你问我为什么揪出来这么多牛鬼蛇神？你这里就有这么多，我不揪行吗？"（这些话他是针对着我那封信讲的。） 这话十分雄辩。他又说： "毛主席在纪念鲁迅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在尖锐的斗争面前，要像鲁迅那样做独立撑持的大树，不要做向两边"坑"（倾）倒的小草！同志们，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你们究竟是要做独立撑持的大树，还是做向两旁"坑"（倾）倒的小草呢？！" 他讲话中一声大吼"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其中一位正是鄙人。结果，我就与其他一批挨批判的人，被武装连战士从坐位上揪起来，按到会场前面。 然后有人就开始念大批判稿。挨斗的人弯腰低头站在台上。台下是我所在那个"工业营"的全体职工，大约有500多人。这是我第一次挨斗。那是一种很奇特的人生体验。

9、疯狂的幽默感

记者：你挨揍了吗？

何新：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但多数时间，是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写思想交代材料。 那个关我的房子原是工厂的一间小库房，又潮又黑，日夜点着一盏刺眼的水银灯，没有透光 的窗户，进去几天后你就分不清白天和夜晚。如果神经不够坚强，在里面长期关下去肯定会发疯。

记者：您是怎样熬过来的?

何新：我想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幽默感来对付他们。让我写材料我没什么可写的，那个年代流行的是背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我就不断地把脑子里所记得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还有鲁迅这些圣人的语录，一段一段地默写出来。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每天都能交出一大篇。(笑) 有趣的是，许多语录工作组的人从来没见过，因此他们就说是我瞎编出来的，指责我所写的都是反对马克思，是歪曲马克思主义。我就告诉他们这些话出自于马克思的哪篇著作，在第几卷第几页。如果不信，就让他们去查。也真有趣，我们团那时有个姓高的军人，是学毛著讲用标兵，当时是我那个团的副团长。读了我写的交待材料，他还真的去查书，去核对。 他对哲学理论有兴趣，曾就哲学问题找我谈过一次话。但整起人来，他并不含糊，表明他深谙斗争哲学之三昧。另一些工农出身的工作队员，就骂我是"假马列"，引用林彪的话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读毛主席语录是捷径。我就和他们辩论。 结果，这种审查与批判往往变成了引经据典的意识形态辩论，我想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的神学辩论也许就是这样吧。但自此以后，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被人们认为是理论修养高深，反倒出了名。

10、活不过40岁

记者：对您的审查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何新：到1970年5月。 由于在被监管中饮食不洁，我患了急性痢疾。一天脓血便十几次。 但是，我是"牛鬼蛇神"。当时药品短缺，又是战备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由于发生了"珍宝岛事件"，出现了战争危机）。少量药品都被屯积起来用于备战。因此对我们这类监管人员不给医不给药。结果我后来病疴日重，但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当时氯霉素、土霉素一类对痢疾有效的抗菌素属于一类战备药品，医院不给我们这种坏分子使用。为了治病，我只能在被监管劳动的间隙，偷偷到田头上寻找一些马齿苋、车前草之类的野草，用开水泡烂后当药吃。这些野草的治疗作用，是我读中医本草时了解到的。 我当时还在自学中国的针灸术。教科书是当时很流行的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从商店中购买了不锈钢制的细针，以自己的身体作实验，寻找经络和穴位进行针刺。居然有点效果，能够抑制腹痛，也能够缓解和抑制腹泻。 但是针灸难以根治存在严重感染的炎症。尽管效果有限，以我当时的严重病情，又得不到有效医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自救措施的话，我可能那时就送命了。 一两个月后，我患的急性痢疾转变成慢性痢疾。我整个人由于久病而失形，体重由120斤降到不足90斤。

记者：这的确是很惨痛的经历。

何新：更惨痛的还在后来。拖到7、8月间，我日日发低烧，双踝浮肿无法穿鞋，起居行走困难，心率达到每分钟100次以上，有时发生昏厥，显然已有生命危险。 这时监管人员才不得不把我作为危重病人由监管地送进团直属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其间还发生过一次药物中毒，差点真的送命。 发生这次药物中毒后，团医院认为我病情太严重，怕我死在那里面（当时知识青年死的已经不少），就将我转送到佳木斯中心医院。 在这个医院，医生诊断我患了急性风湿性心脏炎。心脏瓣膜已受损害，"左瓣膜狭窄及闭锁不全"，"心尖区可听见三级左右吹风样杂音"。 当时医生认为我会终身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活过40岁。由于医生认为我已成废人，农场也不派监管人员看守了。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强化性治疗，每天大剂量注射青链霉素后，我的病情却逐渐有所好转。 这时我找到一个机会，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前离开医院，回到北京。

外链出处

何新的意思不就是说张是英美把他安插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向大陆兜售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吗？我把他说成经济秦桧歪曲何新的意思了吗？你到底要说什么啊？

真有这人还是老何喜欢这么以对话形式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