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日战争日期的通敌内幕 by 约翰?亨特?博伊尔 -- foundera
出版说明
本书于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一九七??年获得富布赖特奖金的资助，到东京专门研究中日战争史。
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三百多种与中日战争有关的专著、回忆录、论文以及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前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档案材料；此外，作者还采访了当时参与日本和汪精卫勾结的日本头面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本重治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人。
这本书主要叙述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关于侵华策略的争论（即所谓“扩张主义派”与“反扩张主义派”之争），叙述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并在中国扶植华北、华中、蒙疆、汪精卫等傀儡政权的经过，以及日、汪、蒋在整个战争时期既勾结又斗争的关系。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讲述汪精卫这个卖国贼的身世、性格、经历以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勾结。
这本书史料比较丰富，叙事也还生动。它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汪伪等汉奸集团投敌卖国的罪证，以及蒋介石假抗战、真卖国的丑恶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作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宣扬了不少反动谬误观点。例如，作者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八年浴血抗战终于取得的最后胜利，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但对石原莞尔这个曾积极参与侵略我国东北各省的军国主义分子则极力进行美化，还把汪精卫与法奸赖伐尔进行类比，胡说他们只不过是由于仇恨某个外国，又怕本国左派力量日益强大，才与敌国进行“合作”的“爱国者”等等，完全是反动逻辑，为卖国辩护。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批判。
我们翻译出版时，将原书后面的注释分别放在各章之后，将参考书目仍放在书后，以便读者查阅。本书的翻译工作主要由陈体芳、乐刻两同志担任，汪世清、刘欣等同志也参与了部分翻译工作。全书由郑文华同志校订。由于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错误一定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序言
一九七一年，巴黎首映了一部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纪录影片《忧愁与怜悯》，它使三十年来关于“抵抗”的那些战时传说都开始站不住脚了。这部影片认为，“合作”乃是一件十分普通的事情，远远不是什么只有少数几个胆小如鼠的维希官员和一小撮不爱祖国的妇女里通纳粹国防军的例外现象。它还认为，要是在一九四??年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话，那末法国人民就很可能举国一致地投票赞成贝当同德国侵略者达成全面停战的协定。《忧愁与怜悯》这部影片表明：尽管戴高乐的追随者制造了一些神话，但直到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扭转了德国在战争中的命运时，法国同情贝当分子的人们才开始有所转变。《世界报》的一位影评家在评论该影片时写道：“只是从那以后，法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合作’原来是桩大大上当的交易，在这往交易中，他们的德国‘伙伴们’根本不按什么规则办事，而只是一味勒索，‘把你的表交给我，让我来告诉你现在几点了’。”
在这方面，中国人倒并没有被这类问题和疑团搞得如此混乱。不论是在大陆中国或在台湾，肯定都还没有出现过类似《忧愁与怜悯》这样的影片，而且看来大概日后也不会有。一场历史性的革命巨变把这一切都吞没了，而自从战争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在全神贯注着这场巨变。不过，人们偶尔也能听到这种议论：大家对中国的贝当――汪精卫――搞合作这个一度曾是重要的争论问题，都还记忆犹新；日本占领中国所造成的窘困局面仍然历历在目，怎能事隔一夜就会被人们遗忘呢？最近举行的一次历史学家会议特别使我形成了这个论点。在会议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评论一篇有关汪精卫的论文时首先就提到：今天，只要提一提汪精卫的事就足以把他那个本来是平静而又和睦的家庭，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使他们互相之间好几个星期拉长了脸，彼此连话都不讲。
提出有关战时合作这一有争论的问题的是日本人（至少是学术界这个阶层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在探索以下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属于东方的一部分，或许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桥梁，许多国家对于它们自己的身份和自我形象都是很关切的，但是在这方面，很少有几个国家象日本那样被迫进行反省。其结果是，在过去这十来年中，日本的学者和为报刊撰写文章的作家们一直在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着反复的评论：中日战争、日美太平洋战争以及一度甚嚣尘上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等。
不单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可以通过重温中日之间八年战争的历史而得到教益。随着我们美国自己的亚洲战争进入了第八年（反正从东京湾事件开始算起已是第八年了），我们肯定也可以从多年前的那次战争，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国古典军事家孙子“持战以久，无国获利”这句名言吸取有益的教训。那些在中日战争中走合作道路的人，满可以把孙子的这一警句作为指导他们行动的座右铭。
我深深地感谢许多协助我为写本书做准备工作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特别要向《日本翻译家》杂志的主编嘉纳勉表示谢意，因为本书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当我一九六九―一九七??年间在该杂志担任工作时进行的。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挤出了时间在多方面帮助我，我在这里简直无法列举他对我的帮助是多么的大。要是每个写有关日本的书的作者都有嘉纳勉先生这样的朋友，那他就太幸运了。日本国会图书馆的角田顺博士为我安排了许多次访问，而且他对日本现代史渊博的知识也使我获益匪浅。我对他是非常感激的。
那些接受我访问的先生们，对于本书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我在这里很高兴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张嘉?H、陈春辉、金雄白、今井武夫、高宗武、李圣五、J?I?陆、松方吉三郎、松本重治、冈田洋次、清水董三（我悲痛地获悉他已于一九七??年去世）、陶希圣、牛场友彦、和山崎重三郎等。我要感谢何炳贤先生，他不仅接见了我，还主动地为我同上述名单中的许多人进行初次会见作了安排，为我提供了照片，通过信函回答了我大量的问题，并且当我们在香港逗留期间招待了我和我的全家。我怎么也忘怀不了他的殷勤款待。我还要感谢曾仲鸣夫人，她接见了我的妻子，并慷慨地送了我本书所用的许多照片。我想对上述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说句话：当他（她）们读到那些回忆起来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至少有些事情是这样的），我希望本书将不辜负他（她）们对我的信任。
我还要对曾审阅和评论我的论文（它是本书的前身）的教授们表示感谢：托马斯?史密斯、莱曼?范斯莱克和克劳德?巴斯。对许多曾经慷慨地支持和鼓励过我的朋友们来说，我现在才表达谢意既是为时太晚，而且也是很不够的，对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肯?巴特勒和约翰?巴尼特――我应该单独表示感谢。对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给予我的帮助和协作，我是很感激的。尤其是戴维?曾和阿伦?保罗两位，在使我熟悉该馆的藏书和资料方面特别关心我、帮助我。感谢马场章、会择正治、高姆包扎布?汗金和亨里埃塔?罗等诸位所给予我的各种帮助。我还要感谢富布赖特委员会所给予的资助，使我得以到国外进行研究工作。
如果要把我对我妻子巴巴拉?希普勒?博伊尔的协助部一一列举出来的话，那一定会使承印本书的人负担过重。尽管这样，在结束我对大家的致谢之前我不能不对她的耐心、体谅和信心表示感谢。要是她在以上任何一方面不全力支持我的话，这本书也许根本就写不出来。
约?亨?博伊尔
于加利福尼亚州，奇柯城
1972年3月
第一章 亚洲式的合作
对于西义显、董道宁、高宗武、伊藤芳男、松本重治、犬养健、堀场一雄、石原莞尔等人，西方研究亚洲史的学者们一定会说，这些人所共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的默默无闻。一般标准教科书在概述现代东亚史时，对上面这些人的名字只是一带而过。[1]但是，著名的《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的编者角田顺却坚持认为，研究这些人物的活动和信仰对于了解中日战争是“绝对必要的”。角田写道：“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是了解这次战争的关键”。[2]在谈到上述的那些日本人物时，角田认为，只有他们几个日本人曾在芦沟桥事变以后的几年中提出过全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建设性计划。他把他们比较明确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在大陆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既危险又徒劳的认识，同官方的政策作了对比。他用了一系列贬义的形容词来描述官方的政策：肤浅的、矛盾的、空洞的和盲目的等等。
在这批人物中，堀场和石原是军事战略家。由于他们考虑到和苏联战争的不可避免，所以他们一心一意地想到如何努力使日本的军事建设现代化和合理化，以应付对苏战争的到来。他们对于必须设法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的问题也想得很多，并在冲突发生之后，便主张争取尽快结束冲突，最好是在会议桌上解决问题，使日本的军事力量只受到最低限度的损耗。但是他们的观点逐渐失势，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两个人都被解除了在东京“中央”*制订战略计划的职务。
这批人物的其他人中，既有次官一级的官僚，又有企业家和一个新闻记者。他们自己组成关心及早结束战争的人士的“第三种力量”。这批人物以进行私下的和平努力开始，最后导致了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叛离重庆这件大事；又从汪精卫叛离重庆开始，直到十五个月以后在南京建立了汪所领导的合作政府而告终。随着建立汪政权的过程的展开，我们将会看到，以石原和堀场为一方同以第三种力量集团为另一方之间个人的、以及思想意识上的紧密联系。
石原坚信，日本有一切理由去促进――而不是阻挠――中国发展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和独立的国家。这个观点对第三种力量集团很有吸引力，但对石原的陆军同僚们来说则很讨嫌。要是石原还能在中央呆下去的话，他的观点很有可能在形成汪政权的性质方面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并使该政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独立政府，而不是一个傀儡政府。可是石原没有能够在中央呆下去，他的想法和第三种力量的想法也都没有占上风。这种结局――即“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的具体体现就是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一大批傀儡政权。本书接受了角田的建议，认为研究这批人物的观点和计划――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研究合作的政治，乃是一种可以说明东亚史中中日战争这一划时代的伟大时期的好方式。
在第二章，我对汪精卫的早期生涯作了概述。不管是接受了共产党或国民党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总之，汪的动机同那些批评汪精卫的人一样，既有高尚和爱国的一面，也有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在第二章，我们考察的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情况，这时上述的某些不同动机已经有所暴露，首先表现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其次表现在中日之间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爱憎关系中。
第三、四章里，在讨论各个傀儡政权之前，我首先试图通过分析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日本军界和政界内部的激烈争论，使对傀儡政权的讨论能在一个视野比较广泛的基础上来进行。这种争论牵涉到日本用什么方法和条件来结束所谓支那事变[*]的问题。争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究竟日本是否应当设法解决支那事变，究竟是通过和国民政府作出安排，还是依靠她自己建立的地方政权来确定她日后在中国大陆的地位的性质。
第一种选择明显地意味着放弃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和内蒙古边区各省费了大劲才取得的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特权和权力。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种自我克制作为走向现实主义地调整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后，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此外，这种做法对那些强调苏联构成危险威胁的纯战略家们也是有吸引力的。如果一旦同苏联这个敌国发生了战争――在他们的战略估计中，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作为一个同盟国或至少作为一个友好的中立国，也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这几个月里，我们看到那些主张和解政策的力量受到了决定性的挫折。不管这种政策有多少优点，它都不得不同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华北和满洲建立帝国而得势的那股力量进行较量。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既促使又利用中国的不统一，他们日益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踌躇满志，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北亚“称霸”，都是他们的功劳，而日本的外交家们恐怕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成就。于是，战争就为这些军国主义者提供了理想的时机，去建立会分裂中国但却能保证日本在华北的霸权的傀儡政权。在东京争论了几个月后，首相近卫文?O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宣布日本决定停止和国民政府的一切接触，于是分裂中国的提倡者乃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近卫宣称，日本期望一个新的中国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日本将同这个政权讨论调整关系的问题。
事实上，鼓吹分裂中国的人士并没有等待官方批准他们的纲领，在开战不到两个月就已经开始建立地方傀儡政权了。在内蒙古建立了不止一个而是好几个政权，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这些政权才又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十二月，华北方面军就在北平建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关心这件事。稍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华中派遣军又建立了另一个以华中为基地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此。外，在某些重要城市建立了不属上述任何政府管辖的市政府。
第五章到第七章介绍各种傀儡机构的起源、特点、人选以及它们和日本陆军中支持它们的有关单位的关系。从参加这些政权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来细心研究这些政权，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中国人政治态度的动向的丰富资料。不过，我研究这些成立较早且较次要的傀儡政权的主要原因是：（1）把它们和汪精卫政权――日本傀儡制造者的最后产品――相比较；（2）考查这些地方政权之较先成立对尔后汪政权建立的影响；（3）说明这些政府是怎样去实现日本陆军领导部门中某些重要人物的设想，而这些人物是热衷于有个分裂的、顺从的中国的。
我在第八章考查了近卫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发表了历史性的宣言以后所面临的各种选择之后，在其余的几章里又转过来讨论汪精卫政权。从最初公开暗示要成立傀儡中央政府到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的改组国民政府最后成立之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里，用不着去详细叙述这两年多所发生的事情，我只想简要地阐明一下最后几章的主题：中日双方对新政权的目的和性质的态度起了重大变化。中国方面原来设想汪政权会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府，在华南未被占领的几个省行使政权并逐步扩大。但是，由于日本人方面的误解、估计错误和很多奸诈行为，最后出笼的汪政权却很不一样。经过汪和日本人之间近两年的谈判之后，这个建立在中国被占领区的汪政府才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基本条约，把汪政府从属于日本的关系明确地肯定了下来。
在这两年中，日本在这方面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里（甚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汪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或甚至日本陆军的全力支持。例如，陆军内部各派系，就象对待其他各种政策那样，对于同汪合作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有的希望和各地方傀儡政权保持现存的联系，或者建立一个以象吴佩孚那样的军阀为首的新政权。还有一些人对与汪打交道是否明智抱有很大的怀疑，感到任何最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必须和蒋介石商谈。的确，甚至在最热心支持汪的日本人中，对于汪应起的作用也没有前后一致和统一的看法：究竟应该把汪本人当作一个终极目标，还是只把他当作通向重庆的“桥梁”呢，关于对汪的态度背后的不肯定和变动等因素，本书的最后几章中当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处理。
在本书中不时可以看到汪精卫的带有阴影的经历。虽然在民国初年的多数年头里，汪广泛地受到尊敬，而且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但在三十年代他的实权越来越小，因而从未掌握过中国的命运。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好处的。汪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前就缺乏军事实力派方面的支持，这时，随着整个中国都热衷于抵抗的精神，他发现他自己越发得不到政界和公众的支持了。于是，许多人就会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一个答案，说明伟大的爱国者如何会变成傀儡这一矛盾现象。有些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候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3]
这种争论――或曰指责――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本书必须予以解决的。用很简单的话来说，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对敌合作者包括的类型是如此繁多，从吉斯林卖国贼直到苏加诺：吉斯林的叛逆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以致他的名字象犹大一样，在人们的语言中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但苏加诺却能自由自在地吹嘘他自己同日本人的合作。
就现代国际关系而言，傀儡一词有多大用处呢？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互相交错和互相依存已成为每个国家政策的核心，只有虚构的国际法才会认为完全的独立是有道理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4]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它们证明，野蛮的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其外来的方式方法，接受中国高尚得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最后变得同中国广大群众一样，把自己原来的特征部丧失掉了。
最后，而且也是最富有特点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背景而言，傀儡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而当时和日本合作往往意味着――或被认为是意味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或从布尔什维克化的幽灵中得到解放。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合作者具有的污点（或没有污点）同合作者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之间关系不大。相反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污点（或没有污点）是指某人的合作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同“敌人”的合作与民族主义不矛盾――或能使之看起来不矛盾――那末“傀儡”就不但不会蒙受耻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看来，用介绍的方式来对“傀儡”问题，特别是现代亚洲历史中的这类现象，作某些总的评价还是适宜的。
鉴于菲律宾“菲奸”的情况，可以认为亚洲傀儡所具有的污点有时也是含糊不清的。造成这种含糊不清主要有以下诸原因：菲律宾对美国人的感情是非常矛盾的；以日本的控制（日本答应菲律宾在大东亚共荣圈内独立）采取代美国的控制（美国答应菲律宾在一九四六年可以独立）是否值得的问题。更有甚者，这种含糊不清还同菲奸的表现有关：当有权决定菲律宾对敌合作者的命运的奥斯敏纳随同麦克阿瑟将军在雷厄特登陆的时候，他说，衡量是否忠诚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当过为日本人服务的官职本身，而在于当官的动机和在职时的行为。[5]
例如，菲律宾的曼纽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战时供应日本陆军的大米采购机构的董事长，但他拒绝接受日本要他当总统的请求；他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以他的显赫地位使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然而他居然能够设法在宪法的序言中把提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恭维话都删去了，而日本人是希望把它写进去的；最后，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罗哈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要他们“别犯公然抗拒日本的错误”，但与此同时，他也拒绝了日本人要建立一支由菲律宾青年组成的军队的请求。[6]当罗哈斯和曾起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诚的菲律宾人”的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将军“热情地拥抱”了他。由于麦克阿瑟的支持，罗哈斯于一九四六年成了战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7]
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待菲奸持两可态度的例子，恐怕要算当过日本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的何塞?劳雷尔了。在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劳雷尔被控有一百多条叛国的罪状，但在受审判以前获得了赦免，之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的总统竞选中几乎获得成功。今天，他的照片上简单地题着“劳雷尔总统”几个字，和菲律宾其他总统的照片一起挂在马拉加南的大厅里。[8]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里，和日本人合作可以说是没有多少污点或甚至完全没有污点，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追求的目标配合得很好。对于亚洲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打败的壮观局面，在心理上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我们的］白种主人和一般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亚洲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撵走。”[9]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被允许同印度尼西亚的、群众保持接触，其程度是荷兰人从来也不肯容许的；例如，他们被允许到乡村旅行，并且可以使用无线电广播。正如后来苏加诺所回忆的：
当我请求准许我“去写作和旅行，以便到我无法去的地区去缓和那里的复杂情况”时，他（占领军总司令今村将军）就把飞机交给我使用并让我得以利用报纸。他允许我去召集群众开会。不仅苏加诺的名字，就是苏加诺的面容也为整个群岛所熟悉。我不能不为此而感谢日本人。[10]
日本人自然是决心依靠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来更有效地统治印度尼西亚，使之适应日本的战时经济需要，特别是在动员强迫劳工和组织农民交售大米方面进行协助。”[11]日本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带什么军政府人员，因此只得让印度尼西亚人去填补从前由荷兰人所掌管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正如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学家所写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下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荷兰的殖民官员拥有的技能完全是印尼人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而长期以来总是要让印尼人把荷兰官员当作上级来对待。做到了这一点就产；生了强大的自信心，使他们在自己有能力管理自己这方面增强了信心。[12]
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帮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辅助军队，以抗击盟军即将进行的一人侵。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都乐于照办。结果，当第一批盟军在爪哇登陆，准备帮助荷兰人打回印尼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组织起来了，而且印度尼西亚军队坚决反抗荷兰人重新建立殖民统治。所以，就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而言，当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
尽管印度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他也受到类似的尊重。一九四五年，他在日本人的赞助下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让这支陆军作为日本大举进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到印度去把英国人赶走。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才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在台湾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死去，但今天他仍然被当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还活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里。一九六四年印度发行过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证明博斯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13]
在缅甸，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于一九六二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巴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支持的一个缅甸政权的首脑。他在写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时显然感到自豪。巴莫对组织并领导缅甸独立军的一个日本军官推崇备至，说他在唤起缅甸人抗击英国人方面是个“最生动而且有活力的人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也赞扬这同一位出色的日军军官，说“在同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日军打交道时，这个军官撑了缅甸人的腰”。巴莫认为，“缅甸人对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一完全不同［于日本人的概念］”，但他也承认日本人经常是态度傲慢并且对他的同胞进行了粗暴的勒索，不过，他总是责备他的同胞有时候不理解这次战争对他们的利害关系有多么大。[14]缅甸人由于脑子里只想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只“看到日本人为了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从他们那里拿走了不少东西，而没有看到他们也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不少东西”。[15]他激动地写道，他感到是缅甸――以及亚洲所有的独立国家――欠了日本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觉得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有功呢。
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在给无数殖民地人民带来解放方面所起的作用。日本人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惊人的胜利，实际上标志着一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完蛋的开始。日本人在战时帮助建立了国民军，而这些国民军接着又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树立了一种新的精神和意志。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了一批独立的国家并承认了自由印度的临时政府，而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交战国允许在它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谈论独立呢……在最后总结历史时，这一切将比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激动心情和背叛行为等等，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16]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历史背景――战时的中国。人们在使用傀儡一词时，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认定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许多日本的学者和宣传家则同样坚信蒋介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对他们来说，这个论点是以孙中山关于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这一理论为根据的。宋家和孔家是西方化的代表人物，贸易和工业方面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从上海的外滩一直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这些沿海地区都明显地具有西方化的特征，而最后则还有租借法案和大量的财政援助可资“证明”。人们，不一定非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也可以把财政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控制等同起来看待，从而得出关于蒋介石受偏爱的合乎逻辑的结论。
甚至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军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时期里，认为蒋介石是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傀儡，或者是它们共同的傀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共产党也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而已。拉里有两种不同的提法。有一种人可能争辩说，蒋在内心里基本上是个布尔什维克，但这就必须把他在苏联作了短期逗留的意义加以夸大，把他十来年的讲话内容都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并且还得把他从一九二七年四月搞上海恐怖事件以来所公开说的一切话都撂在一边。较易说明问题的是这样的观点：蒋根据权宜之计和为了生存等原因，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然后，他就允许共产党插手宣传机关的管理，从而失去了指挥战争的控制能力。按照这种观点，正是共产党人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国民党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许多日本领导人对此是太了解了，认为蒋只是被共产党所利用了，而共产党一俟国民党和日本的实力消耗得筋疲力竭，就要进而把“中国苏维埃化”了。[17]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傀儡这个词的使用应该谨慎一些，而在亚洲使用这个词时尤其应该如此。在这方面，之所以要谨慎小心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傀儡”中，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是无灵魂的傀儡，完全按照他们主子的要求办事，自己根本一点也没有发言权。由于把人的复杂个性和政治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傀儡这个词所表达的形象往往会使人发生误解。
日本的满洲国傀儡，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也许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傀儡的对日合作者。但是，由于这位可悲的溥仪的背景和个性，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身居深宫，在太监管制下长大，这就按中国专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够落后的，可是这倒是培养傀儡这种角色的绝妙环境。他的自传证明：他是一个满脑子个人虚荣，搞同性恋爱，嗜好毒品，有虐待狂，又患有各种神经恐惧和不由自主症的软弱无能的家伙。[18]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他成为具有以下性格的理想人物：个性消极被动，缺乏对任何抱有积极主见来进行统治的人来说都是必需的事业心、志趣和才能；他的虚荣心使他情愿拿实权去换取空洞的头衔和礼仪规格。溥仪追忆说，当关东军司令官通知他，日本政府即将承认他为满洲国的皇帝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搞一套龙袍……而这套龙袍正是我二十二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19]
其他被日本人挑选出来的“傀儡”没有一个象溥仪那样地顺从。首先，他们都是一些一贯追求权力和权威的人，在如何去得到权力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有时，他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有时，他们进行讨价还价时脑子里也还想到过广泛的国家利益。也许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夹杂着包括所有这些因素在内的动机来进行讨价还价的。要精确地指出某人的动机是困难的。不过，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无论如何只有能确立以下的论点才是重要的：即日本人并不是总能任意操纵他们的合作者的。
尽管对日合作者的讨价还价地位肯定是软弱的，但他们的事业决不是毫无希望的。由于日本人自己在所追求的目标和拥有的权威方面存在着分歧，这就成了中国方面在讨价还价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侵华的各个派遣军司令部都极力维护它卵翼下的政权的统治范围和特权，不准其他司令部和东京的陆军最高当局来染指。“傀儡们”发现，在这种形势下采用中国人在历史上“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完全可行的。美国大使馆写的一篇有关王克敏的文章，对于怎样运用这种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手法来进行讨价还价，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而王克敏是华北临时政府的首脑，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日本傀儡中最软弱的一个。（在这里“夷”指的是华北方面军的喜多诚一少将和寺内寿一将军以及陆军参谋本部的土肥原贤二将军。）
据说，虽然喜多和王克敏的其他日本后台老板厌恶王的顽固，但是把王摘掉则意味着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和土肥原的胜利。下面的例子可说明日本很难与王相处……寺内将军和喜多好些时候以来一直设法劝说王签订一个把华北所有铁路“移交”给日本政府；以应战争之需的文件……但王总是拒绝这样做，尽管王对于他们大多数的一般性和具体的建议是必须照办不误的，……据说他经常在这些问题上和日本人争吵，他看到了在这些问题上有可能为中国人保全一些东西。[20]
不过，从长远看来，这种以夷制夷的手法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与其说它富有成效还不如说它是机灵有余。要是认为中国的傀儡们非常成功地运用了这种策略来操纵傀儡制造者，那就错了。不过，中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因素。
中国人很清楚地知道，随着帝国陆军企图把战役胜利转变成为全面胜利，它就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它能够依靠自己的人员去治理它所控制的地区，但是对于这项任务它必须投人大量的人力，而单纯为了战争的军事方面，人力就已经是够紧张的了。还有，尽管日本的头面人物宣称帝国陆军在中国是如何受到热情的欢迎，但是陆军本身却比较现实地认识到，不能指望外来的日本人能有效地对中国进行统治，更不能指望日本人能说服中国接受它在“东亚新秩序”中的地位――除非通过能代表中国说话的人的渠道来进行这项说服工作。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用军政府的形式来统治。从战争一开始，帝国陆军就选择了要大力依靠中国合作的道路。
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分析中国的对日合作者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和协议，以便看出每一方在坚持主张自己的利益方面是为了什么目的和达到多少成效的程度。难道帝国陆军的纯军事优势和财政优势比我们一再论及的中国的利益――事实上日本是需要中国一起合作的――更加重要吗，总结我们研究的结果，正如莱曼?范斯莱克所建议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有效合作的限度”。[21]在一定程度内――一般说来这个程度是十分有限的――日本是愿意满足她的合作者的要求的。不过，要是超出了这个限度之外，以及在陆军认为对它的战略需要关系重大的所有问题上，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合作便不再是有成效或有成果的了。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研究日本的合作政策，来断定这些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能揭示一些什么情况：在日本的战时决策过程方面；在同中国作战的目的和要求的变化方面；以及在陆军内部和陆军与文官之间有关战争的不同意见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区分在日本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中哪些部分是不变的，哪些部分是有变化的，并指出在“东亚新秩序”中哪些内容是装模作样的，而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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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是一个含意不清楚的词汇，指的是由几个东京文武大臣组成的小团体。它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大臣组成，但一般说来，它的成员包括首相、外相、内相、陆相和海相以及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有时也包括一些次一级的官员，如参谋次长和军务局长。
[*]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内阁命令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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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费正清、赖肖尔、艾伯特?克雷格合著的《现代东亚的演变》（波士顿，一九六五年版）。
[2]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2页。
[3]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208页。
[4] 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第7页。
[5] 见克拉罗?雷克托的《菲律宾三年沦陷时期》第94页。
[6] 见何塞?劳雷尔的《何塞?劳雷尔博士战时回忆录》第16页。
[7] 见戴维?伍尔费尔的《菲律宾》第 697页。
[8] 见大卫?斯坦堡的《何塞?劳雷尔：“被误解的对敌合作者”》。研究日本占领菲律宾时期的最好的著作是：斯坦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菲律宾的对敌合作》及西奥多?弗兰德的《介于两个帝国之间：一九二九――一九四六年菲律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
[9] 见康贾兰宁格拉特的《印度尼西亚心目中的日本》。
[10] 见《苏加诺自传》第179页。研究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时期最有价值的记叙性著作是哈里?本达著的《新月与旭日》。本达等编纂的《日本在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文件选辑》也是颇有价值的。
[11] 见乔治?卡欣的《印度尼西亚》。
[12] 同上
[13] 见乔伊斯?雷勃拉的《日本的政策和印度国民军》第46―47页。
[14] 见巴莫的《缅甸的突破：一九三九――一九四六年的革命回忆录》第142页。
[15] 同上书，第275页。
[16] 同上书，第185页。
[17]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是：田中鼎的文章《国民党与共产党》与大仑公望的文章《东亚的重建和苏联》。
[18] 见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19] 同上，第二卷第295页。
[20] 引自洛克哈特（美国驻北平的大使馆参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二卷第372页。
[21] 当我写作这个命题的提纲阶段时，范斯莱克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这点以及其他许多评论，我对此表示感谢。
第二章 汪、蒋和日本的威胁
当有号召力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时，他（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篇极其动人的传奇，而他的追随者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则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都集中寄托在他身上。从那以后，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将自己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对自己有利。前者神化他，后者尊敬他。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人物能象孙中山那样同时受到两个对立阵营的尊敬。辛亥革命后，尊他为国父；一九四九年以后，称他为“革命先驱”。孙之所以具有这种双重的吸引力，是因为他对中国的前途抱有极为伟大的理想，但却没有提出一套旨在实现这些理想而使他容易遭到任何一方攻击的明确纲领。对于孙要求实现国家统一、摆脱外国控制、进行社会革命和实现经济现代化这样一些理想，是无可争议的。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留下了一套包括政治短论、宣言、党纲以及他临终前的遗嘱在内的遗著。他的遗嘱内容是那样空泛、含糊，以致共产党人、国民党人以及几乎每一个中间派都能随心所欲地来解释他的观点。甚至在许多显然属于专业方面的。具体事情上，例如铁路建设，孙也善于构想出一些极其不切实际的计划。这些计划是如此之不切实际，以致在今天，事隔半个多世纪，也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得到大体上的实现。
孙未能为中国指定一个继承人这件事是很关紧要的。在他去世的时候，国民党最紧迫的任务是，要把一、二十个仍然割据着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的军阀的权力夺过来。看来，那时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遥遥无期。这个党所代表的是，形形色色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集团的要求，他们之中既有热诚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有意识到大势所趋而改过自新的军阀。要使这个集团强大起来、团结一致并具有明确的方针和目标，那就需要有一个至少同孙中山差不多强有力的人来领导。可是，孙在病危的好几个星期里，却没有向他的焦急的追随者们透露，他选中了谁当他的继承人。
这个职位的几个竞争者中，有两个人名列前茅：胡汉民和汪精卫。他们两人过去都是孙中山二十多年的密友，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交也甚笃。两人都曾帮助孙把同盟会建设成为能够指导革命运动的组织，使帝制的主张名声扫地并使清王朝加速崩溃。两人都花了多年的功夫帮助孙发展同盟会的后继组织国民党，使它成为能完成辛亥革命任务的组织。但是，年长资深的胡汉民并没有能参加竞争多久，因为在孙去世后还不到六个月，他就间接受到一个政治暗杀案件的牵连，使他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受到损害。他不得不辞去党内职务，并受命出使苏联――他实际上是被迫走的。由于胡在国外，汪就比较容易悄悄地爬了上去，成为党和一九二五年七月宣告成立的新政府的首脑。当一九二六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汪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他的追随者中相当一部分人被选人了党的领导机关，并担任重要职务。”我们将会看到，汪力图接替孙在国民党内的权力所作的一番努力也和胡的遭遇一样，是短命的。但在讨论事态的这一变化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汪的早期经历。[1]
汪祖籍浙江，他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广州，并且一直自称是广东人。他是清廷官员手下一个小官的第十个也是排行最小的孩子，取名为兆铭。尽管少年时期家境拮据，汪还是受到了以学习中国经书为主的传统教育，而且主要是在家里学习的。他父亲就是他的老师。他叔父的丰富藏书则供他自由阅览。年青的兆铭之所以能够在一九??二年考上秀才，是与这样好的教育条件分不开的。两年后，汪成为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这项改革措施是腐朽的清王朝所采取的，虽然为时过晚但也还算尽力而为。当时的清王朝认为，只要新一代的中国学生能学到西方强盛的秘诀，那末包括帝制在内的那些中国旧制度就统统能够保存下来。对包括年青的汪在内的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日本同样也能为他们提供和欧美差不多完备的教育，但离家则要近得多。一九??四年，汪获得官费到东京学习法律和政治理论。在那些涌往日本留学、尔后回国成为现代中国领导人的学生中，汪是属于最早的一批。
汪学会了日文，并在一九??六年毕业于法政大学。但除了这些成就之外，他却辜负了选派他去留学的清廷官员对他的期望。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正在迅速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居然能够在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的战争中打败俄国。这就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己国家的奄奄一息和日本的生气勃勃之间的鲜明对照。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国学生社团中蓬勃开展起来，而汪则通过参加新成立的同盟会，在促进这些活动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他年仅二十二岁便当上了同盟会的三个重要委员会之一的主席。他发挥了他卓越的演说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并用他已经很不错的辩才投入了当时同反对革命派不断进行的论战，其中包括同保皇党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这个庞然大物的论战。当革命期刊《民报》于一九??五年创刊时，第一篇文章就是汪撰写的，而且他还是“以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2]
许多学者在分析汪的演说和作品时，都对他的表达才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论是说话还是写作，不论在大小不同的场合，他毕生都以擅长于抓住听众和读者的心理而称著。就是那些要中伤他的人，也总是先对他的口才恭维了一番之后才攻击他的。在描写汪时，人们总是一再用“有说服力”、“才气纵横”、“优美的”、“戏剧性的”等一类的形容词。他的辩才使同盟会中比他年长很多的领导人都常常对他表示敬佩，而这在敬老的中国是很少见的现象。甚至比他年长十七岁的孙中山有时也很听这位年青革命家的。一个在汪晚年时才认识他的日本记者追忆他的演说时说道：“当在场的人数不多时，他总是把声调压得很低。他非常讲礼貌，总是用全名称呼人。但在三千人的群众场合，他简直就象一头狂狮！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3]
在孙周围的革命家们恰恰就是需要有这种才能的人。要是说汪的演说和文章在内容方面不如他的对手梁启超那样立论完整、深刻而又站得住脚，那是不足为奇的。汪只是粗略地知道一点西方的政治理论，不管怎么说，他只把理论放在次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活动家，而不是一个思想家。
当汪在一九??五年开始为《民报》写文章的时候，他按照中国的传统，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精卫。（“精卫”是中国神话里的一种鸟，它终生以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为己任。据说汪选用这个名字是表明他推翻清朝的决心；也就是说，他就象精卫鸟不顾填海的困难那样，根本不去考虑这个任务有无可能实现的问题。）[4]次年，即一九??六年，国内当局注意到汪的革命活动，停发了他的留学津贴，并且悬赏要他的脑袋。在此后几年中，他伴随孙遍游东南亚，组织同盟会的分会，到处演讲，写文章，并呼吁一般比较有钱的华侨团体给予财政支持。这些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汪和孙的广东同乡。清王朝显然正在崩溃――当时已不是会不会崩溃、而是将于何时何地崩溃的问题。对于孙和汪――也可能对于许多华侨――来说，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本省是至关重要的。有人总把广东人说成是乡土派性味道很浓的，从广东人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表现看来，这种老说法还是不无道理的。汪的一生说明，他同本省人的关系密切，而且他的最亲密的追随者中有不少都是广东人。
虽然有象孙和汪这样有干劲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但同盟会还是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由于计划不周，经验不足，缺乏武器和弹药以及时运欠佳等等一连串的困难，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归于失败。不少忠贞之士被捕就义，革命组织的士气低落，派系斗争开始抬头；而日本当局的镇压则更进一步削弱了这个革命运动。一九一??年，同盟会的时运降到了最低点。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汪开始设法使革命阵营恢复信心，重新振作起来。
在当时秘密出版的《民报》（一九一??年二月一日的一期）上，汪写了一篇反映那时在日本激进分子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汪鼓吹以暗杀作为点燃推翻清朝的烈火的手段。他决心把他的主张付诸实施，隐姓匿名，把炸弹和《民报》缝在衣服里，潜回中国，前往北京。他拟定好了方案，图谋暗杀四岁的皇帝的摄政王醇亲王。但是厄运又一次挫败了革命志士的计划。警探在摄政王的座车将要行经的桥下发现了汪所埋藏的炸弹。几天后，汪被逮捕，锒铛入狱，并被判处死刑。但结果汪并未遂其杀身成仁之志，反而因祸得福，而本来谋刺皇族肯定会在严刑拷打之后被杀头的。除了几个走投无路、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分子知道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之外，汪本来是默默无闻的，可是他现在却一下子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
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原因至今不明。宣统皇帝，谋刺对象（醇亲王）的儿子，后来写道，日本人的干预是政府改变原来决定的重要因素。[5]另一种听起来较符合事实的说法认为，清廷当时深知帝制十分脆弱，看来不过分得罪革命党人还是明智的。另有一种说法称，因为太后爱上了这个美少年，替他说情准予减刑。且不问这一说法是否真有其事，但相信它的人却不少，而且还流传甚广。例如约翰?根宝在二十九年后所写的《亚洲内幕》一书中便引用了这一解释。[6]汪不但有讨人喜欢的人品，还长了一张非常漂亮的脸孔，这一点谁也不否认，而且从他后来的照片中也可看得出来。那些熟悉汪的人在描写他时，很少不提到他这个人皮肤细腻、容貌英俊，虽然年逾半百，却还能保持童颜。根室写道：“当我见到汪精卫时，我大吃一惊。他五十三岁了，但看起来只象二十八岁，真是一个出众的美男子。……他简直有点象学生模样。”在那些轻视他的人如硬汉子红军将领朱德看来，他就象旧京剧里的花旦那样，一付娘娘腔。[7]但对那些赞赏他的人和那些只是通过浪漫的传说了解他的人来说，他这个人漂亮得足以使清朝的皇太后都为之倾倒。
汪写的那些以忘我牺牲为题材的诗篇和发言，在使他自己成为不朽的人物方面是起了作用的。这些诗篇和发言肯定会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学和戏剧中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武侠故事：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因谋刺摄政王而被捕并判处死刑的有两个人，汪只是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人叫黄复生。他和汪一样，最后也被释放了。虽然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在国民党内也略有名气，但是他参与谋刺之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象汪所得到那样大的声誉。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黄之所以有名，仅仅是凭他略懂化学、会制作炸弹而已，而汪的才学却渊博得多。当他的同胞们后来谈到他感人肺腑的狱中诗和他在法庭上的自白书时，都为之激动不已。*汪边指着自己在《民报》上所写的文章边说道：“此等文章乃以墨书成，我当化之为热血。”[8]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起义士兵搞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暴动，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末日的到来。十一月，汪获释出狱后立即投入政治活动。不久他就同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举行了一系列的密谈，这是二十八岁的汪当时已位居显要的明证、袁凭借他控制着北洋军而有权势，而北洋军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一支现代化精锐陆军，而且多年来一直是清王朝的主力部队。袁最后只是在表面上权且同意把帝制改为共和。当共和国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时，他当上了第一任内阁总理。
汪拒绝接受那个职位，也谢绝了别人请他担任的另外几个职务，并且退出政治活动。这一行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只有少数几个儒家圣人能比那些无意仕途、洁身自好的理想主义者更受人尊敬。但是，汪的动机并非源出儒家哲学，而是由于信守他自己在一九一二年帮助创立的进德会的会章。进德会是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它不设办事人员，并且鼓励它的会员不接受政府官职。但是，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之外，进德会还有深刻的改良主义意识。它认识到，政治革命如果不伴随着社会改革，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种见解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中是少有的。进德会认为，清朝的腐败与其说是由于其政治体制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进德会的会员应努力建立一种适合于新中国的道德，必须抛弃旧中国的三种最坏的习惯（嫖妓、赌博和纳妾）。[9]
汪的婚事是他本人摆脱旧中国习俗的一个明证。一反传统的中国惯例，他自己挑选了他的妻子――陈璧君。陈是海峡殖民地城市槟榔屿的一个富商的女儿。一九??八年，当汪和孙在马来亚的时候，陈璧君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一被这个革命家和他的事业所吸引，未经她父亲许可就决定跟随汪到日本去了。她不仅仅只是这个年青革命家的崇拜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同志。当汪于一九一??年前往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时，陈璧君陪伴着他并且协助他行事。从那时起一直到她于一九五九年死于共产党的牢房中为止，她始终如一地热情捍卫汪所拥护的一切主张。人人都说她是一个异常果断的女人，在进行政治论战时毫不退缩，而且敢于坚持非主流的立场。她从事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到了三十年代，她已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汪倚之如左右手，正如他后来向一个日本同僚解释的那样：“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老战友。因此，我在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作出重要决定的。”[10]
汪和他的妻子于一九一二年结婚后就到法国去旅行，他们在那里呆了五年，这是混乱、尔虞我诈、共和事业走下坡路的五年。当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时期，汪却享了一个时期比较不过问政治的清福。在这个清闲的过渡时期里，他爱好深思的诗人素质显示出来了。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为了适应现代中国的改革需要而成立的进德会的组织者，竟会去参加旨在从唐诗中汲取文学启示的一群诗人所组织的诗社――南社。西方人也许比中国人更能看出这个矛盾的现象来，因为另一个很有诗才的革命家毛泽东，也是取法于古诗体裁的。南社的创始人和社长柳亚子，与毛私交甚密。
一九一七年汪回到中国，再次和孙在―起，并致力于加强国民党的工作。加强国民党事实上就意味着要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结成联盟，并且依靠唯一对孙表示同情的外国――苏联的援助。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其说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和信仰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他们对共同敌人中国军阀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上。在这个联盟中始终存在着相互猜疑的因素，猜疑其中一方正在利用另外一方。每一方对有损于本身独立性的危险都怀有戒心，但又相信自己能免于受害。不管国民党得冒着多么大的风险，它本身在一九二三年时的软弱状况却需要这个联盟。俄国的步枪、苏联顾问团、象周恩来那样有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的共产党人――这些因素都使新旧国民党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旧国民党是组织松弛，领导不力，本身没有实力基础。而在孙去世前后开始形成的新国民党则逐步变得有纪律、有力量了。
但是，二十年代统一战线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倾向加深了。在国民党的党员中，对于和新的共产党盟友合作是否明智的问题，理解程度各有不同。在革命步骤的先后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先进行国家的统一工作，还是先搞社会改革，如果先搞社会改革，又该搞到什么程度，反对帝国主义又该占多少比重？矛头针对哪些国家，除了这些思想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中国历来容易形成的以对地区或对个人的效忠为基础的宗派主义。虽然汪精卫一派的最高地位是由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但在短短的三个月以后就受到敌对的蒋介石一派的挑战。
夺权斗争并没有拖得很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汪到手不久的权力在几小时内就化为乌有了。[11]在这天之前，汪还是党和政府的领袖，并且作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代表文官对军事机构进行监督。然而这天的事件却可说明，汪没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乃是他的致命伤。结果，校址设在广州郊外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员成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裁决者。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黎明前，蒋没有和汪商量，就派出了他的分遣队布满全广州城，逮捕共产党派到各个军事单位的党代表，不准苏联顾问离开他们的宿舍，并解除共产党的“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而这个委员会在过去九个月里曾有声有色地领导过广州市抵制外国货的运动。关于蒋搞政变的许多详细情况，至今还笼罩于神秘的迷雾之中。他的政敌们指出，这是蒋对他的革命盟友进行一系列背信弃义的袭击中的第一次，也是他向帝国主义者进行一系列卖国勾当中的第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写到蒋时这样说道：
他成了卡尔?马克思在谈到路易?拿破仑时所说过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晚上作决定、白天行动，而是白天作决定、晚上行动”……总之，取消共产党人的政治待遇、提高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并把群众运动的巨大而尚未动用的资本储备交给资产阶级去处理的时候已经到来了。[12]
蒋介石在约三十年后回顾这事件时，还在为这次政变辩护，理由是：他“那时怀疑共产党人即将进行一次暴动”。[13]换句话说，按照他的说法，那次政变是一次反政变。他当时怀疑某种阴谋正在酝酿之中，因而他个人的安全也很可能受到了威胁。这一论点受到了许多学究气十足的研究报告的支持。蒋认为当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是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他还隐约地暗示，要等到他死后才有可能把广州政变的全部经过搞清楚。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责备汪是触发这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汪和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而且汪蒋之间又赤裸裸地在进行夺权斗争，所以，汪是这次政变的既定打击对象之一和主要牺牲品，那是毋容置疑的。随后，蒋迅速地去安慰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的怒气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支持对他急于要换动的北伐能否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汪这时既丢了权，又很恼怒，于是他辞去官职并于不久后开始他生平第二次流亡巴黎的生活。汪领导革命（至少是在名义上领导革命）总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革命的主动权就开始落到蒋的手里了。他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北伐，巩固了他对一政府、党和军队的控制。汪在此后也还经常向蒋挑战，但却从来没有严重威胁过蒋在这两年中发展起来的领导权。
一九二六年初，谁也想不到蒋会如此迅速地危及汪在革命中的地位，当时蒋的名字尚未见诸于《中国年鉴》。和汪一样，蒋曾经到过日本，并在清朝统治最后十年的期间参加了同盟会。但是，当口若悬河、才气横溢的汪已在提出革命纲领、灌输革命热情的时候，蒋还只是一个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不知名的二等兵。这个孤独、瘦弱的军官候补生在他的同学中不孚众望，更不用说他有什么左右革命事业的才干和个性了。蒋究竟算勤勤恳恳还是平平庸庸，这就要看人家是怎样刻划他的性格了。这个人为了学到最新的炮兵技术和得到逐步提升，颇能忍受既不光彩又单调乏味的兵营生活。至于汪究竟算擅长鼓动还是华而不实，那也要看人家是怎样来估量他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了。但事实仍然是：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却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洗刷军马”呢。[14]
从两人和有威望的孙中山的接近程度而论，汪和蒋之间的差别也很显著。迄至一九二五年孙去世的时候为止，汪已经和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共事二十年了。尽管汪多年在国外，而且在政见上和孙有些不一致，但在他们同胞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孙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曾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15]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的资格。
可是，所有这一切同蒋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权术所由得的兵权比起来就毫无价值了。除非人们假定汪会象甘地一样不计较个人的权位，那他们就不能不承认：汪对自己在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十年走下坡路而怨气冲天，同他于一九三八年决定和日本人合作一事有重要关系。我们在以后几章中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去考察那次对敌合作的其他一些原因。
一九二八年末，中国在名义上统一后，建都于南京。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进攻中国时为止的十年中，在对付国内共产党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的同时，重建中国社会的任务落到了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专政和南京政府的身上。要很深入地分析这十年的历史，那就会超出本书研究的范围，但申述几点看法还是可以的。
首先，一九二八年后，蒋的军事力量受到许多方面的挑战，以致这个委员长――外国报纸都这样称呼他――无力对所有政敌采取公开敌对的态度。妥协和联合是南京政府执政十年的特征。此外，蒋也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己是不够格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评论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宜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16]汪的长处恰足以补蒋之短处。蒋的官方传记作者董显光指出：“蒋总是需要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同僚，使他和党务保持联系，并替他向中国公众和外部世界详细阐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而汪精卫就具有这种罕有的才干。”[17]
结果，在南京政府执政十年期间，汪有时参加国民政府，有时又退出。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无论是自动流亡在国外或是在国内，汪都拼命反对蒋扩大自己的权力。例如，在一九三??年，他和冯玉祥、阎锡山搞联合，而当时这两个北方军阀则正在同力图消灭他们的私人军队并接管他们地盘的国民党搏斗。这是孙中山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搞过的那种权宜的联合。但是结果毫无用处。南京同奉系军阀“少帅”张学良结成联盟，经过了整个军阀混战时期中的几场最激烈的战役后，汪―冯―阎的联盟被打败了。汪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他的前景似乎不妙，然而就在第二年，在华南又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九三一年向南京发动的挑战是由于逮捕胡汉民这件事引起的，而胡既是孙中山最老、最亲密的朋友，又是孙的广东同乡。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反应是，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弹劾，纷纷辞去南京的职务并前往广州。汪参加了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由于有实力的广东军阀张发奎加人了他们的队伍而拥有很大的力量。仅仅在两年前还和张发奎进行过苦战的李宗仁将军，现在却参加了广东反蒋派的行列。李的行径是这个纵横捭阖、千变万化的时期中最典型的事例。稍后，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新的反蒋联盟要求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蒋介石现在腹背受敌：在华北有不少零散的敌人，在南方则面临一个团结一致的敌对联盟。他明智地决定避免采取一年前的那种在军事上是可取的摊牌办法。在一九三一年整个夏季中，广东分裂派和南京之间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停战状态。象往常一样，汪用了好些漂亮词藻来表达大家的心情。他说，“通过建设来达到统一”，必须排除既无益又有破坏性的内战。为此，他宣称愿意和蒋合作。[18]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敌对的各派有一条紧急的理由要加速他们之间的和解。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属于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遭到了破坏。日本军队借口中国军队企图破坏铁路，开始向中国人称之为东三省的全部地区进军。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把整个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并于一九三二年初使其变成伪满洲国。日本的行动迫使敌对的派系为了国家的安全把分歧搁置起来。一九三二年一月，汪就任行政院长。*蒋汪之间将近六年不断加剧的不和现在开始弥合了。
以后的四年，直到一九三五年末，这个委员长全力以赴地搞了一系列围剿战役泪的是要消灭“共匪”的根据地，因为他们已经显得比军阀更直接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了。这就使汪能够在制订非军事性质的纲领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这些纲领都是政府在那几年中才开始着手进行的。汪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特别是在关键的一九二七年，总是被当作一个左派――国民党左派的首领。尽管这类名称的含义难以捉摸，但也并不是没有某些实质内容的。诚然，汪从不害怕同军阀将领结成联盟，不过这就象那时共产国际代理人和蒋介石出于权宜之计方决定结成联盟一样。总的说来，汪是由于坚持依靠苏联的援助而获得国民党左派的名声的。结果，他被批评为斯大林的“傀儡”。事实上，汪只不过是坚持了孙的主张而已。孙认为：尽管依靠一个外国的力量来使中国摆脱其他几个外国的控制是个不好的办法。但那是不可避免的。当斯大林想要操纵革命的意图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其目的又是汪所无法忍受的时候，汪就立即切断他和莫斯科的联系。共产国际代表罗伊泄露了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的电报这一有名事件，加速了汪和莫斯科的破裂。由于罗伊不慎，汪获悉斯大林下令执行一项没收土地、消灭“不可靠的将领”和建立一支工农军队的纲领。和罗伊的设想相反，汪断然拒绝接斯大林的旨意办事，反而采取了激烈的反共姿态，而且一直坚持到死。
不论是想要理解孙中山或者理解孙的信徒汪精卫，人们都会发现自己在概念上钻进了死胡同，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比喻看来一点也不过分。理论年复一年地改变着，可是往往总同实际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不过，如果以阶级斗争，特别是以剥夺富有的地主财产的农民暴力行动作为区分左翼改良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的话，那末，汪显然是一个改良派，而不是激进派。根据当时任何一条标准来衡量，他和他所挑选的许多同僚同他为权宜之计而结交的盟友相比，都算得上是左派。例如，陈公博大概总可算是汪的心腹、汪的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了。他曾经在一九二一年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又在一九二五年积极参加了使英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受到将近一年损害的抵制外货和罢工运动。改组派的成员对于中国有必要采取激烈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也是真关心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放手让农民去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就象其他所有中国人一样（只有个别人例外），他们也的确并没有意识到蕴藏在农民之中的爆炸性能量究竟能有多么大。
当汪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政府任职的时候，许多改组派的成员也都担任了重要职务。陈公博任实业部长；经济学家、五四运动的有名人物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并着手进行汪所要求的“复兴”工作。由于汪以不贪污闻名，由于改组派许多成员有学者的履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中国过去为害极大的停滞状态终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中开始博得舆论界的好评，而且同中国知识界的关系处得也还不错。虽然汪在领导国内复兴计划的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在南京政府的十年期间所负责的另一领域，即对外关系方面。这在三十年代初期，对中国说来，主要是指和日本的关系。
随着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关东军进攻满洲，本来在二十年代已很紧张而且经常处于危机边缘的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历时十四年而且苦难有增无减的阶段。整个中国掀起了反日的怒潮，爱国的学生组织纷纷成立，为的就是要激起民族的义愤，迫使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全面抗战的政策。中国商人联合起来抵制日货――不买、不卖、不运输；对于不这样做的人，斗志昂扬的学生们就会折磨他们。日本商行的中国经理们纷纷辞去他们的职务。成千上万的日本商人、侨民和外交人员，在全中国到处都可见到“日本人不准入内”的标语，听到一片骂声。但是，公众要求抗日的呼声并没有使少帅张学良的军队仓皇撤退的步子放慢。到年底时，关东军的部队已差不多完成了他们全部的战斗任务，以致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军官已经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建立一个傀儡国的事情上来了。张学良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部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使得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少帅一个人。这位三十三岁的少帅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吸毒成瘾，喜欢和漂亮的妇女（包括电影明星胡蝶和墨索里尼的女儿爱达?齐亚诺）鬼混。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把队伍撤到长城以南。蒋说，中国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这事件交给国际联盟来处理。
这位委员长在照例于每星期一早晨（举行的纪念周上）对中央军校的学生们的一次训话时，这样解释说：如果他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名望的话，
那事情就很好办――我只要对日宣战就行了。这样一来，全国就会赞扬我，把我捧上天。那末。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为什么我反而被人怀疑为“不抵抗”呢？我并不怕死，但我不能把国家社稷断送掉，也不能孤注一掷地拿国家去拚。我必须想到国家的前途。我不能为我的个人名望而牺牲全中国。[19]
蒋坚信，“国家社稷”之所以有断送之虞，是由于共产主义在作祟。在蒋看来，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一切伦理观念宣战。[20]蒋经常反复地说，不关心来自日本的威胁的并不是他。有一次他对一个愤怒的学生代表团训话说：“我向你们保证，在三年之内，我将把日本人打得跪下来讨饶。要相信我的话，回到你们学校去好好读书吧，”[21]把中国有限的军事资源消耗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分散南京的力量，让共产党军队得到好处。根据这条理由，蒋衡量了一下轻重缓急，乃认为必须先安内而后攘外。蒋指出：当安内工作“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日本人却恰好在一九三一年九月“来了，及时解救了”被围困的共产党人。[22]结果，南京不得不抽调一些军队出来，不过主力部队则仍然留了下来，对“共匪”山区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反日敌对行动达到一个新高潮，而汪精卫恰巧在同一天出任行政院长。就在那一天，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上海市郊的闸北，遭到了驻扎在附近的十九路军的抵抗，从而使上海抵制日货运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但使全世界震惊的是；日军竟悍然下令进行空袭以“惩罚”中国军队。当未被击败的守军拒绝投降时，日本军舰就参加了战斗，并且增派更多的军队登陆。难民营遭到袭击，中国人横遭屠杀，外国人受到凌辱，当时全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年后发生的事件的前奏而已。
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达三十四天之久。他们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在烧光了的工厂废墟上、以及最后不得不后撤时，还在郊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原先人们对中国士兵的可笑印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在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由于世界舆论站在处于劣势的中国人一边，他甚至还成了一个国际英雄。而日本的指挥官们则大吃一惊，他们原来估计用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译者注）的兵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结果却在这场战役中投人了好几个师团。女作家韩素音回忆说：“十九路军……为中国雪了耻。即使在今天，只要当年的激情从心头涌起时，我的喉头还会梗住，我的眼睛还会发酸。”[23]学生团体蜂涌前来支援十九路军，他们奔走于上海附近的各个城镇，“呼口号，发传单，向街头群众作宣传，表演颂扬十九路军英雄事迹的活报剧，唤起人民去抗日。”[24]许多人，其中学生占多数，志愿参加十九路军，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脚穿布鞋、头戴软帽、装备低劣的军队居然能在世界上装备最好的一支军队面前巍然不动，这个国家就有了新生的因素。……中国可以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以有千千万万为保卫国土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而自豪的国家之林。”[25]
然而，南京政府的步调却同整个民族的意向很不合拍。当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纷纷向南京捐献国防费用时，政府却不给蔡将军的部队补充武器和弹药。蔡的抵抗是违背南京政府的命令的，等到他最后被迫撤退到日本最后通牒所坚持的界线以外时，南京就同东京开始磋商起解决这一事件的办法了。根据一九三二年五月的“和平协定”，南京同意在上海周围建立一条长二十公里并禁止中国军队进人的非军事区。南京政府对协定是满意的，因为协定虽然有损中国的主权，但也规定日本不得进一步攻打长江下游地区。更重要的是，可以赢得宝贵的时间去进攻共产党人。和日本的协定一达成，蒋立即下令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
日本在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又进行了新的和更严重的入侵活动。一月，日本军队占领了战略要地山海关走廊，也就是那个地处长城东端和渤海湾之间、扼华北平原门户的关口。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一直驻扎在华北保护日本权益的所谓天津驻屯军，派出部队在冀察两省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与此同时，关东军也开始在长城以北的热河省采取行动。在冀察两省的行动极其复杂，这是决心要搞华北自治这一活动的开端。在人口稀少而多山的热河所进行的作战完成得既圆满又迅速。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一个靠在本省广种鸦片大发其财的旧式军阀，他显然不是一块当英雄的材料。”南京命令他进行抵抗，[26]但是既没有派军队又没有派飞机去支援他。于是日本在十天内便占领了全省； 省会承德竟陷于一支仅有一百二十八人的日军之手！
愤怒的国民再一次发出了要求抗战的呼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猛烈地攻击这位“鸦片将军，说他敞开大门让日军进人中国”，但是，她的最尖锐的攻击还是对准她的这位委员长妹夫的：“谁应该对这项卖国行径负责呢？是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蒋用他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任用卖国将领，又不予以撤职。他既不愿意武装人民也不组织游击队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27]
孙夫人一面抗议，一面呼吁结束“围剿”、联合红军游击队共同抗战。这主要是呼吁实行民族团结。蒋本人也经常谈到民族团结很有必要。其实他之所以下决心首先打垮最直接威胁中国秩序的共产党人，也正是由于他一心想要实现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因此，他把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事机器的全部力量都不断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由于他对日本入侵所作的反应很软弱，日本自然就只肯按她自己提出的条件来解决一九三三年的冲突。这年五月间在塘沽签订的一个“局部”停战协定就是其解决办法。停战协定的局部性质一方面说明了南京政府在有关的这几个省没有力量，还说明了它想避免用它自己的名义签署这个丢脸的协定所蒙受的耻辱。北平市及其周围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军阀统治之下，南京只拥有名义上的控制权。五月，蒋任命他的亲信顾问黄郛为北平政务委员会主席，名义上负责管辖日本企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那几个省。正是黄郛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实际上成为此后四年日本力图使华北自治化的保证书。
这个协定的最重要的条款乃是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地区约有三十到四十英里宽，从长城以南一直延伸到平津走廊。中国军队不许进入这个地区。指定了一支中国警察部队负责“维持治安”，但协定的秘密条款规定该警察部队必须对日本亲善。这个协定还让日本控制山海关，但协定并没有改变辛丑条约所规定的驻军（即日本天津驻屯军）的地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军队可以驻在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某些非军事区。日本在军事上从这个协定所得到的好处，增加了她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华北的地方政府和军阀们的优势。当日树以后几年着手尽量利用这个好处时，中国人就纷纷起来抨击南京政府的软弱无能。
这种批评越来越指向汪精卫。当热河和华北危机爆发时，汪正在法国治病。但他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回国，不久就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一直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蒋汪两人对于南京有必要（多么可悲的必要！）同意塘沽协定的条款是意见一致的，对这一点人们是深信不疑的。由于汪为“象征软弱”的塘沽协定辩护，而成为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使他的密友陈公博大为不安。他建议汪提醒批评者：这个协定是蒋介石批准的。但汪拒绝这样说。他认为，他身为行政院长，必须对该协定负全部责任。黄郛于塘沽协定签字两年后死去。汪在致悼词时，对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进退两难的局面作了清楚的说明。他承认这个协定当然会使人民感到沮丧，并且使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误解”。但政府曾慎重地考虑过这种危险，其结论是；“空话和虚荣心是无济于事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虚弱，无法在华北抗击日本。如果北方沦陷，“黄河以南各省也将受到威胁。”汪说：“所以，我们决定寻求暂时停止战争的途径。”由于签订了这个协定，中国就能够多争取到一点时间。
第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把国家统一起来，以便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去抵御外来的势力；第二，消灭赤匪，他们使国内不得安宁，牵制着军队，使之不能调往前线……；第三，努力建设我们的物质基础，加强并扩大抗战的力量。[28]
从他于一九三二年上海（―?二八）事变时参加政府之日起，这位说话明白易懂而又有说服力的汪精卫就一直担负着为软弱的防御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任务。他很快就创造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说明了他的立场，并平息那些抨击政府不抵抗的人的怒气。“一面建设，一面交涉”不久就同“通过建设达到统一”一起，成为汪的语汇中一直使用的字眼。对汪说来，这个口号决非一种空洞的陈腔滥调。
对于上海和满洲两次战役，他都曾经主张过抗战，并带头提出撤换不抵抗的将领（如少帅）。但是在上述两次战役中，当他明白过来进行抵抗并无好处时（手头上资源有限，而且又要绝对优先顾及围剿），汪就转而主张谈判，以尽量挽救绝望的局面。汪经常向他的同胞们解释，愿意和日本人协商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在某个时候承认日本或满洲国对东北四省拥有主权。*他许下诺言说，中国决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的成果。他在一九三四年写道：“中国决不放弃一寸领土，无论受到什么威胁，也决不签订玷辱国家体面、有损国家主权、破坏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任何条约。”他说，签订停战协定也并不就意味着投降，但却能为国家赢得时间来组成统一战线（当时这意味着要消灭共产党人而不是要同他们联合）。汪向读者们保证：“国内统一战线一旦组成，不管日本国力多么富、军力多么强，中国都能依靠她地广人多来抗日卫国。”[29]
但是，中国目前必须不去理睬那些空喊宣战和“直捣东京”的人。他问道：“日本是一个海上强国，难道我们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去直捣东京吗？”
我们目前的军备和日本相比，有如弓箭之于机枪。如果我们贸然向日本宣战，拳乱之祸就会重演……日本能立即动员二百五十万军队和后备军，并且能够在两天内就把军队经海路运到中国，而我们由于缺乏交通运输条件，得花半个月时间才能把军队从北方调到南方。[30]
汪坚持说，尽管中国的处境十分危急，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去大谈屈服和失败。中国太大了，日本可能进攻少数几个地方，但他们“肯定不可能把我们全国都变成战场。我们的军队可能暂时失利，但世界上没有一个觉醒了的国家会永久被征服的。只要我们坚持作自卫的准备，这样一个时候必然会到来：这时侵略者将精疲力尽，列强也将会觉悟到自己对和平事业所负的责任。”[31]
总之，汪主张从现实出发，反对空想，主张忍耐，反对鲁莽从事。象蒋一样，他也引证历史和神话故事来支持他的论点。委员长常对他的听众介绍《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以表达他的信心：中国龟一定能在和日本兔的竞赛中获胜。而汪则喜欢引证明末的史实，当时由于“群情汹汹”使朝臣们无法冷静地去制订国策。汪警告说，“其结果是明朝的覆灭，所有的爱国志士也随着明朝的崩溃而牺牲殆尽。”至于那些原来大声疾呼要求作战的人也不得不去“归顺新政权”。对汪来说，这个教训是记忆犹新的。他用带韵律的对偶句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论点：“唱高调，教人厌。骄失利，谦免败。深知攻则不利，然亦知守之有余。”[32]
用塘沽协定换来的时间开始产生效果了。将近一九三四年底时，蒋对共产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在江西的根据地，并开始了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往遥处西北、但较安全的延安地区。由于蒋集中精力抓军事，汪就越来越专心致志地设法尽力挽回日趋恶化的华北局势。他的主要谈判对手是日本驻华公使、其后成为外务次官的重光葵。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重光对中国采取了比较和解的态度，所以汪才象重光一样，也坚信外交手段可能奏效。机敏的重光原想把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转向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其办法是：帮助中国取得海关、司法和包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仍有外国租界的大城市的完全自主。虽然这种办法几乎必然意味着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她自己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并从华北撤军，但重光感到，他的国家将由于采取这种克制的政策而得到很多好处。中国不但不会把日本的力量消耗殆尽，反而由于她的软弱和需要一个强大邻国的帮助，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日本。
这种早期的泛亚概念有可能成为中日谅解的共同基础。重光的政策肯定是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试问有哪个国家的外交不是这样呢？当然，有些问题是几乎无法取得和解的。满洲国或许就是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在日本的军政要人中，不管他们对中国持什么样的和解态度，都没有人认为把满洲国还给中国以赢得中国的友谊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看来，力争日本在华北实行一项克制的政策，是一个很值得进行外交活动的目标。至于说日本能帮助中国把她百年来同西方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告一结束，则恰恰体现了孙中山心里所想的那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孙曾强调指出：“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汪生前向中国和日本的听众讲话时一直喜欢引用这句名言。[33]
但是，重光的意见并不等于就是帝国陆军的意见。陆军方面继续认为中国是各个军阀统治地区的集合体。中国的软弱和不统一，招致别国的觊觎。日本军界的头头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把国民党看作是未来的象征，或一种能够扭转地方军事割据的分裂倾向的力量，而正是这种分裂倾向才使中国在近几年以来老是受到来自日本的压力。因此在他们的印象中，蒋介石也是一个军阀，只不过比大多数的军阀强大一点而已，但是在日本最大战略利益所集中的那部分中国领土――华北，他的力量恰巧最为薄弱。一九三一年，日军开进满洲，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对抗苏联扩张的缓冲地区；现在到了一九三四年，帝国陆军决定：这个缓冲地区本身也还需要一个缓冲地区。结果，重光的合理主张也就被否定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在核心内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从而形成了日本官方的观点。它认为“中国国民政府的原则基本上是和日本对华政策相对抗的”。具体到华北的问题，核心内阁决定：“日本期望逐渐削弱国民政府在华北的行政权力。”[34]
由于得到了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的批准，陆军就着手把十二月七日的决定付诸行动。华北的具体工作是由善于搞政治阴谋著称的三名陆军军官主持的。他们使用了从欺骗到恫吓等各种办法，有计划、有阶段地签订了不少协定。这些协定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名义上都把国民政府的势力从华北大部分地区排除出去。军阶最高而又最著名的是土肥原少将。早在三年前，他曾经负责把郁郁寡欢的溥仪从其隐居之处拉出来，使他重登皇位。
土肥原正以有政治头脑的日本将军中的佼佼者而崭露头角，同时对自己能够把温驯的中国军阀驾驭自如而有恃无恐。一个和他同时代的日本人这样写道：“作为个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君子，但是，他从来不吸取过去的教训，而只是重复运用他那一套违反时代的、腐朽的老手法。”[35]到了一九三五年，土肥原集中精力于察哈尔省，这是一个位于北平西北一直延伸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省份。国民党在察哈尔的势力对日本在邻近的平津走廊的阴谋可以起制约的作用；国民党军队能够而且在事实上正向新近占领热河省的日军进行挑战，因为热河和察哈尔两省的共同边界很长。最后，察哈尔的国民党军队对于关东军想要实现它的又一个帝国主义野心――在察哈尔和绥远这样的边远省份建立一个由内蒙古部落组成的自治联盟――起阻碍作用。一九三五年六月，土肥原和秦德纯将军签订了一项协定。秦是察哈尔省政府的委员，他是奉委员长之命和土肥原来进行协商的。以塘沽协定为蓝本的秦土协定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协定，它使南京政府既可从绥靖政策中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又可把这个协定说成是无啥重要的协定。它把塘沽协定所规定非军事区的界线延伸到察哈尔省，从而使这个省的大部分地区“非军事化”了。它也规定了要把反日的官员撤职、限制汉人向察哈尔移民以及解散“反日机关”（即所有的国民党机构）。此外，日本还取得向省政府派出文职“顾问”及军事“顾问”的权利；随着这些顾问们在七月份的到来，内蒙古自治化的计划便开始进行了。[36]
正当秦德纯代表南京同土肥原协商解决察哈尔问题时，委员长的另一个密使正乖乖地在缔订一项涉及河北这样重要的省份而且影响深远的协定。这个倒霉的特使就是何应钦。何是蒋最信任的将军之一，从一九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一直担任军政部长。他的使命注定要使他成为学生示威和群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抗议的活靶子。何应钦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中国军队要进一步撤出河北，撤销国民党机关，解散在河北的抗日秘密会社，并在全中国取缔抗日活动。
当秘密的何梅协定的条款被公众知道时，南京政府矢口否认已经达成这样的协定，以图逃避批评。但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事实俱在，明显得无法隐瞒。当二十九军根据协定规定的条款向南撤退时，整个华北笼罩着一种失望和愤怒的气氛。丧失东北四省和地处前沿的察哈尔省已经够丢脸了，但它和这次新危机所带来的屈辱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察哈尔省的人口还不到二百万，并且大部分不是汉族；但河北省的居民却多达二千八百万左右，而且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国家生活的中心地带。河北人民的反应近乎慌成一团，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命运前途莫测、于心不甘，不久就要被抛弃了。北京、天津、燕京和清华等著名大学的学生走向街头（象前一辈人在一九一九年五月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对本国领导人的贪污腐化和胆小如鼠比对日本人的行为更加忿恨。他们的示威不可避免地引起日本人指责那些负责履行何梅协定的中国官员不守信用。日本人要求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以取缔抗日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士兵和警察采取更为严酷的措施来对付示威的中国学生。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实况以及对示威学生进行大规模逮捕、酷刑甚至屠杀的消息传开来时，就连国民党的最高机构对政府政策也有了不满情绪。八月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国的最高政治机关）通过一项不信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决议。第二天，汪便提出辞职。
但是，委员长不愿接受党的这个决定。他从“剿匪”前线赶回来，在庐山召开主要领导人会议，并派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去劝汪打消辞意。八月二十二日，蒋向中央政洽会议的委员们保证，汪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得到他的“完全支持”。[37]第二天，中央政治会议撤消了不信任案，于是汪也就收回了他的辞呈，蒋对绥靖政策不再受到干扰感到满意，于是又回到前线去完成他对共产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这时，共产党的队伍由于受到国民党炮火的打击以及长征的严峻折磨，人数已锐减到只有几千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的全体领导人齐集在南京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午九时三十分开幕仪式结束后，汪和其他的人正在南京大会堂前摆好姿势等待拍照，摄影记者中突然有一个人从摄影机背后拔出手枪，在警卫人员把他击倒之前，朝汪连发了三枪。事后查明，那个“摄影师”是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他对汪的绥靖政策深感忿怒。由于蒋介石和汪之间长期不和，再加上晨光通讯社据说是同委员长有“关系”，蒋立即被怀疑与暗杀有关。这件事也象涉及蒋汪激烈倾轧的许多事件一样，至今真相不明。汪自己从来没有谴责过委员长与谋刺有牵连。由于那时两人意见已趋一致，关于蒋会同谋刺有牵连这一点似乎是不大可信的。*
汪被刺后受到重伤。加上旧病并发，他的伤处需要作两次外科手术和长时期的休养。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因为有一颗子弹无法取出，而且正如未能圆满地完成这次手术的外科医生们所预料的那样，它后来引起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终于加速了汪在一九四四年的死亡。
不公正地给汪戴上媚敌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帽子这一事，对他一生造成的损害要比刺客的枪弹厉害得多。他在被刺不久就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这就说明了国民党继续支持汪所创始的外交政策。而蒋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公开声明中也表示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这个声明对日本所用的语调十分克制和温和。然而公众对于软弱的外交政策却是越来越反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义愤填膺，爆发了一连串有组织、有纪律并取得了空前成功的示威运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抗日？”这个老问题。事情就是这样，十二月的示威运动标志着这个问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示威运动显示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人们再也不能加以忽视了。就连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那样受尊敬的教育家如果去劝告学生规规矩矩、“听从政府”，也准会被轰下台来的。[38]
委员长不会是一个能被汹汹群情所动摇的人――那怕人们是出自爱国的义愤。他更不会因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而有所感动。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提出了疑问：即，学生最能为国效劳的办法是，信任国家领导人并回学校去学习。他更绝对不会赞成那些有可能使他的死敌共产党人喘一口气的要求，因为看来最后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就给一二?九运动（这是对那一连串示威抗议活动的总称）戴上了红帽子，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反对蒋的“首先安内”政策的人还继续遭到逮捕。不过，由于学生赢得了政治发言权并使他们的宣传方式日臻完善，全国人民开始知道（在此以前他们还不知道）需要有一个“首先攘外”的政策。这样就使汪精卫的名字越来越和令人厌恶的称呼“汉奸”（卖国贼）联系在一起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被暗杀了。唐是汪同日本人谈判的私下牵线人和多年的老朋友。一九三六年二月，汪乘船前往法国进行长期疗养，看来他此后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前景的确十分黯谈。
与此同时，日本企图建立有利于她的华北自治区的野心又往前推进了一步。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位于北平以东十二英里、一度以大运河终点而闻名的城市通州，发表了一个使占河北省三分之一的东北部地区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宣言。这个新的政权包括二十二个县，这些县原来就是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军事区，而且已经根据何梅协定把国民党的势力清除出去了。在这个地区内约有五百万人口，有蕴藏量丰富的开滦煤矿，还有满洲国通往平津地区的铁路干线。新政权的建立者在成立宣言中说：他们对南京政府无法在中国消除共产主义感到不满。所以新政权取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又把委员会改称为政府）。在以后的二十七个月中，一直到冀东政府被并人另一个更大的傀儡政权之前，它成了帝国陆军搞华北自治运动的急先锋。委员会主席殷汝耕在宣布建立政权的时候明确指出：这仅仅是华北五省最后合并为一个自治区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类似的计划，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司令部也都得到了笼统的授权去搞各自的自治运动。就在冀东政权建立前六周，核心内阁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重申了要削弱国民党在华北的影响的决定，而且其措词笼统得足以使陆军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除了使用民国初年的五色国旗外，冀东政权没有多少象个政府那样的排场。它的总部就设在古老的孔庙里。尽管没有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在外交上承认它，外交事务还是叙由主席殷汝耕来掌管。军务也同样由他掌握。所谓的军务就是指保安队而言。它是一支由当地征募来的、由日本军官来训练的、负责维持治安的庞大的民兵队伍。在整个塘沽协定时期，保安队一直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在新政权刚开始的头几周里，它受命不让一二?九运动蔓延到冀东地区来。当一九三七年七月驻在通州的保安队反正，并杀死市内大约二百五十个日本和朝鲜侨民时，这种指望保安队会效忠的做法的危险性才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冀东除了有着明显的战略重要性之外，后来证明，这个地区之所以有价值还在于它可以对中央政府施加经济压力。[39]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早已在塘沽协定所规定的地区内开始了，这时在冀东当局的包庇下那就更加大大猖獗起来。鸦片和其他麻醉毒品是从满洲国和察哈尔运进这个地区的，而种植罂粟在满洲国和察哈尔都是得到日本当局鼓励的。[40]这种非法贸易都操纵在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流氓）*手里。一九三五年以后，这些人已成了当地新增加的人祸。经由冀东走私外流的白银数量之多，使南京政府稳定币制的措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为了不让南京政府得到它极端需要的财政收人，为了加强日本本身萧条的出口市场，当大量未经征税的商品毫无节制地由日本通过冀东不断涌人华北市场时，日本当局却伙同冀东当局故意不闻不问。即使货物通过冀东当局所设的关卡时，所抽的税也远低于中国海关规定的税率。[41]很难弄到可靠的统计数字，但走私规模之大，却可从有关国家向日本提出的强烈抗议中看出一些苗头，因为这些国家给予中国的贷款以及中国付给他们的赔款都是以中国的关税收入来担保的。[42]
冀东的这种做法使殷汝耕获得华北头号汉奸的臭名，而且大大地减少了日本力图说服中国人相信“中日合作”乃出自诚意的可能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在冀东政权建立的前几天，奉命向蒋介石和他的新任外交部长张群解释日本在华北的意图。有吉明硬说自治运动是基于“人民自发的愿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要坚持这样做。针对这种说法，张群回答说：“事实很明显，如果日本召回土肥原将军，……自治运动恐怕马上就会结束了。”[43]
至少在当时，土肥原和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其他一些人所赞同的五省自治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使冀东脱离中国固然不至于引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更为宏大的华北国计划则一时还是行不通的。不过大陆派遣军司令部却提出了另外一个比较有节制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在冀、察两省建立一个政务委员会。在日益高涨的示威和刺杀亲日的官员及记者的浪潮中，中日双方一直为此目的进行了整整两个月（一九三五年动乱的十一、十二两月）的谈判。这一地区的中国军权掌握在宋哲元将军手里。他一方面受到公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日本陆军的压力。土肥原将军对宋进行多次访问后，宋得出了蔑视学生容易、蔑视帝国陆军难的结论。因此他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南京发出电报说：“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目前已无法控制矣。”[44]电文的意思是：宋马上就要向日本屈膝投降，并将仿照冀东政权建立一个分裂主义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让来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华北政权，于是决定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到这个地区去。在何、宋和日本人三方面协商之后，一个妥协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出笼了。国民党在华北保留了一点面子和地位，代价是南京同意两省在事实上的自治。名义上，南京有权任命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但事实上这项任命必须征得日本人的同意。结果，委员会中包括好几个在管理塘沽协定地区方面一贯积极地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在内。有些人实际上从臭名昭著的“西原贷款”之日起便和日本人进行合作了。*在委员会中还有一种明显的安福系色彩，而安福系这个声名狼藉的亲日派是军阀全盛时期在华北发展起来的。
政务委员会这种机构早有先例。最著名的是已在广州成立了好几年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广东和广西两省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在名义上是南京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它的军队在名义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南京只能在西南政务委员会自己任命的领导人可能容忍的范围内在西南两省行使权力。除了名义之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权。西南和冀察这两个政务委员会都是不断使中央政府苦恼的事物。这明显地证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国家统一的唯一阻力。两个政务委员会都使南京的财源减少，并且使政府改革财政的努力受到破坏。南方的政权能够而且的确谴责过中央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并使它十分难堪，而北方的政权则是妥协政策的明显的结果。
当一九三六年各方面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指向南京的时候，“首先安内”政策的讽刺意味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只要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不被阻止，安内就不可能得到实现。一九三六年，中国慢慢地走向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改变了允许日本在华北毫无阻碍地扩张其势力的“首先安内”政策。这年的十二月，戏剧性的西安事变解决了由蒋介石“先统一后抗战”这一口号所挑起的争论。[45]当蒋坐镇西安发动对共产党的第六次“围剿”时，他被自己的“剿匪”将领绑架了。他当了两个星期的俘虏。当全世界都等着听他的消息的时候，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团结精神在中国形成了。延安、西安和南京的领导人都突然认识到：把蒋杀掉将会把国家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而且只有日本能从因此造成的大混乱中得到好处。甚至莫斯科――它由于罗马―柏林―东京当时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感到不安――也认识到中国进一步分裂的恶果，因而也来帮助调解把蒋释放出来。一九三六年圣诞节前夕，蒋获得自由，西安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委员长没有为此签署什么书面文件，但是他显然默认了停止反共内战以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那些把他抓起来的人提出来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新年已经在“一个不吉利的调子中”开始了。
中国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似乎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虽然在报纸上也谈论过对华政策要改弦易辙，但却没有指出要朝什么方向去改变。看来日本是最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新情况的国家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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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最著名的狱中诗原文如下：慷慨悲歌过燕市，笑语从容入囹圄。延颈受戮无穷乐，唯此不负少年头。
* 斯卡拉皮诺和俞合著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第38页，引《民立报》的说法。按照詹姆斯?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59页）的说法，汪的那种带有儒者“味道的大公无私（和）富贵不能淫”的自制力，使他在一出关于辛亥革命的戏剧中赢得了“圣人”的绰号。
* 在法律上，行政院是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按实权来说，与文官，政府平行的各种军事机构的权力却大得多。最高的军事当局是军事委员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一直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 改组派是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
* 日本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三年先后侵占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等四省，被合并成为伪满洲国。中国人总是避免使用满洲国这一名称。
* 这是三十年代常用的一种安排，以便绕过开起来较不方便的内阁全体会议。它有时称为四相会议。这四相是首相、外相和陆海两相。有时四相会议加上了外相或内相，扩大成为五相会议。
* 但是，汪夫人不但相信委员长要对暗杀她的丈夫一事负责，而且公开也这样说。（见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卷第175页）
* 其他预定要合并进去的省份是：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 “浪人”本来的意义是指没有主人的武士，即主人死后飘泊无依的武士。在现代，当这个词开始广泛用以指从事走私、贩卖毒品和其他非法活动的流氓兵痞时，它便含有贬意了。
* 西原龟三于一九一七年被寺内首相派往北京，就几笔贷款事宜与亲日的段祺瑞政府进行了谈判。作为总额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其中多数未经接受者说明用途）的报酬，日本取得了在华北的各种特权。〔译者按：《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载叶恭绰写的《西原借款内幕》一文指出：西原借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英、俄、法等帝国主义无力东顾，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谋取在华的铁路权利以及其他特权的阴谋活动。而该项借款又大部分被段用于打内战，从而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分化中国的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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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参阅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林翰望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霍华德?布尔曼的《汪精卫：政治人物简介》。
[2] 见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政治革新过程中的改革与革命》。
[3] 访问松本重治谈话记录。
[4]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9页。一九四四年汪精卫死前不久，曾告诉西园寺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
[5] 见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第一卷第34页。宣统皇帝后来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康德，而在西方国家倒以亨利?溥仪闻名。
[6] 见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第263页。
[7] 同上。另见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第103页。
[8] 见詹姆士?雪利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一九三二年以前汪精卫的经历》第47页。
[9] 详情可见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及乔治?俞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汪精卫没有成为“丙组”的成员，因作为“丙组”的成员必需戒酒。
[1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2页。
[11] 吴天成的《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动的政变》一文，详细记述了这次事件。
[12] 见哈罗德?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2―93页。
[13]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29页。
[14] 罗伯特?佩思的《蒋介石传》第58页，引蒋的一次讲话。
[15] 杰罗姆?陈的《国民党左派的定义》一文，谈到孙的遗嘱。
[16] 见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价》一文。
[17] 见董显光的《蒋介石传》第149页。
[18]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3―23页。
[19]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 157页。
[20]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1―42页。
[21] 见罗伯特?佩恩的《蒋介石传》第156页。
[22] 见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七十岁时的总结》第42页。
[23]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179页。
[24]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82页。
[25] 同上书，第83页。
[26] 见埃汉德?克拉布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第172页。
[27] 林翰笙的《汪精卫与日本谋和的努力》第143页引有此语。
[28] 同上书，第132页和第135页。译文是意译的。
[29] 见汪精卫的《中国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第116―117页。
[30] 同上书，第116页。
[31] 同上。
[32] 同上书，第113―114页。
[33] 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在一九一七年说的。他说的完整的话如下：“如果中国需要找盟邦的话，就不外乎是日本和美国。中日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着重点是原有的。）见孙中山的《中国与日本：天生之友而非天生之敌》第113页。
[3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71―72页。
[35] 见西义显的《一出悲剧的见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第250页。
[36]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18页，详述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
[37] 同上书，第135页。
[38] 见韩素音的《死亡之花》第376页。
[39]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173页。
[40] 见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CE第393页。
[41] 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 172页，有一表说明部分差别性关税率。
[42] 实例可见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 178―180页。
[4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66页。
[44] 见岛田俊彦的《在华北的活动及外交关系的调整》第162页。
[45] 范斯莱克的《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第五章，详述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各方面。
[46]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193页。
第三章 石原将军同扩张主义派之争
研究中日战争史的学者如果想要弄清哪些人是这场战争中的“扩张主义派”、哪些人是“反扩张主义派”，或者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把鹰派同鸽派区分开来，那可是一项事倍功半的工作。如果假定陆海军军官们在扩张主义派阵营里处于支配地位，而内阁的文职成员和官僚们都是反对扩张的，那就会对诸如广田弘毅和近卫文?O公爵这样一些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因为，在中国事件的关键阶段，他们作为外相和首相，是站在扩张主义派那一边的。
把陆军参谋本部说成是反扩张主义派，把陆军省说成是扩张主义派，那倒是一个较有实用价值的意见。不过，虽然这种说法在许多场合下是正确的，但也仍旧站不住脚。因为例外情况过多，而且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的人员互调也很频繁。一位研究中日战争史的日本专家认为，如果非搞出一张派系表不可的话，那就有必要作出下述细致的分析：在陆军省内部，军务课是反扩张主义的，军事课是扩张主义的；在陆军参谋本部内部，反扩张主义派支配着战争指导课，扩张主义派则支配着作战课。[1]正如制表人自己所承认的那样，连这样一张表也需要有保留地加以使用。但对战争初期来说，这张表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芦沟桥事变时以及其后约三年期间，参谋总长一直是闲院宫载仁大将（亲王）。他是在满洲事变时被任命担任该职务的，因为当时陆军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决不能把这个重要职位交给一个派系将领。闲院宫与皇室的亲属关系使他超然于不和与争议之上，并起着挂名首脑的作用。他主持会议，由于他的威严仪表，使有时激烈争吵的参谋会议不至于超出军事礼节范围之外。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则起着远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田为了使工作上有统一的意见，全神贯注于设法消除意见有分歧的幕僚之间的争吵，所以他自己的意见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要进一步看清楚中国事变怎样使陆军系统分裂为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这两个阵营，最好考察一下反扩张主义派的主要代表石原莞尔少将的观点和结局，他于战争爆发时担任陆军参谋本部的第一部（即作战部）部长。
由于石原在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他在他的一九一八级中名列第二），他于二十年代中期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光荣地被派往国外学习。在柏林，他是一个勤奋研究欧洲军事史的学生；从他的札记和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诸如冯?克劳塞维茨和沙恩霍斯特等人名字之熟悉，不亚于大多数日本军官之于东乡和大山。[2]一九二八年，石原中佐被派到关东军，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比任何人都更致力于使那支军队成为日本有名的、向大陆扩张的急先锋。石原和板垣征四郎大佐一起承担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使日本能迅速而有效地将她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满洲的广阔地区。他们对中国军队的力量作了估计，制订了压倒这些军队的作战计划，然后着手说服他们关东军本身的指挥官和东京军事当局相信发动满洲战役是英明的。当一九三一年九月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他们并没有因下面的事实而踌躇：他们的意见未能得到东京军方无条件的支持，而且也完全和政府的目标相左。他们把满洲当作一个堡垒，既可用之来对付南面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还可用之来对付北面的苏联。[3]此外，他们把满洲看作一个战略供应基地，能补充日本矿产资源之不足。石原和他的关东军同僚深刻了解他们的满洲战略中的循环推理，“以战养战”就是他们用以描述这种战略的名言。[4]
一九三五年，石原调回东京到参谋本部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年他就任作战部部长。由于他努力争取，作战部既负责军事计划的工作又承担了经济计划的工作。在石原看来，这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典型的帝国陆军军官们总是一味强调纪律、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及大和魂等等之无比重要，认为这些是无价之宝，可以补日本在现代化战争装备方面的不足。但石原不同意这一传统意见。石原与他的绝大多数同僚不一样，他并没有轻视统计学家和经济计划工作者的才能。恰恰相反，他那个部的中心工作（尤其是战争指导课）就是编写关于陆军未来需要的预测报告以及关于日本经济实力的状况和弱点何在的调查报告。石原从他僚属努力写的研究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的资源远远达不到保证现代战争需要的水平。他进一步得出结论，除非把日本的经济置于总体战的体制上，它就无法适应陆军当前可预见的迫切需要。必须按照轻重缓急来重新调整国民经济，以便适应一支远离日本本土而作战的现代化、机械化、机动性高的陆军的需要。据此。石原的部下起草了一个综合性的五年计划（一九三七――一九四一）。这个计划要求大大提高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飞机、煤、钢铁、电力、大米等方面的生产不足都一一注意到了。[5]
石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哲学家。他的研究导致他主张进行一场类似《圣经?新约?启示录》所预言的那种世界战争（即世界的最终决战）。[6]他对他自己在满洲事变以前的几年中所形成的观点，在之后的二十年中作了多次修正。但在这些观点里，始终贯穿着世界上两个大集团，即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冲突之根源在于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而不单纯是对领土和市场的争夺。一旦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决定了这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世界人民就能够在永久和平中团结起来。当石原于二十年代末期第一次阐述他的理论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他感到，由于发展了具有大规模破坏能力的武器，战争将会是短促的；能作环球飞行的飞机也将起重要的作用。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在这最后的一战中，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成为西方文明价值的最有力的捍卫者美国将同东方文明的卫道士日本相对抗。石原把满洲也包括到最后一战理论中，因为这个地区本身不仅在军事上很有用，而且在那里进行的扩张是使东亚人民能团结起来的第一步。中国显然是连自己本身也团结不起来的，更不用说来团结全东亚各国人民了；因此日本必须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使东方各国人民能在未来史诗般的战斗中团结一致。
石原始终认为苏联是西方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她构成威胁的大小随着不同的时期而变化。到三十年代中期，就是在他到陆军参谋本部工作的前后，他已经开始把苏联看作是对日本的最直接的威胁了。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东亚方兴未艾的挑战，较为遥远的最后大战的威胁变成次要的问题了。石原主张，在来自俄国方面的直接威胁缓和以前，应该暂且避免同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关系紧张化。换句话说，应该把最后一战尽可能地推迟下去。石原决不是仅仅模糊地预见到与苏联之间即将发生的战争。一九三六年，他估计不出五、六年就要发生对苏战争。当石原将军和他的部属在制订五年计划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必不可免的第二次日俄战争。该计划将在这次战争爆发的前夕执行完毕。石原完全相信，日本军事力量决不是苏联远东军的对手。这个估计被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在张高峰和诺蒙坎的两次较量所证实：日本军队是被装备和后勤支持占优势的苏联军队所击败的。
石原关于日俄战争不可避免的预言使他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想法。约在满洲事变（一九三一年）时，他认为日本必须通过武力控制中国以建立一个东亚联盟，即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集团。但在芦沟桥事变前夕（一九三七年），他开始抛弃用武力来组成东亚联盟的设想，而强调要以道义上的劝说和示范作用作为争取中国参加该集团的手段。他的逻辑并没有使他主张放弃以武力夺来的满洲国；反之，他建议使日满关系成为和谐与共同繁荣的范例以诱使中国参加合作。这就需要日本陆军放松对满洲国的严酷控制。同时日本必须停止在长城以南的中国本部进行军事冒险。
在石原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进行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在后方有一个敌对的中国的情况下，日本不敢冒同苏联作战的危险。除开这一点考虑之外，石原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是由于对国民党有了新的、积极的估价，也由于他对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相当重视。在帝国陆军军官中，持有这种看法绝非寻常的。到三十年代中期，石原一反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开始感到国民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军阀派系，它其实是民族主义潮流的领导者（或许是追随者）。而日本却冒险来顽抗这股潮流。
中国的西安事变以及随后组成的统一战线促使石原更加努力地鼓吹他对中国的看法。一九三七年一月，即西安事变后的第一个月，他和他的幕僚准备了许多备忘录，强调有必要放弃过去在华北和内蒙古所执行的损人利己“谋求特殊权益”的政策。对于陆军中的许多人来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可惊的征兆。它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比单单建立国共合作更为复杂的内容，即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将要出现。石原却反对这种分析。他说：“虽然抗日统一战线的起源和发展同第三国［苏联］，特别是同共产党有些关系，但它实际上是国民党的一种变化。基本上可以指望这种变化会发展成为真正建立一个新中国的运动。”[7]随着新中国的创建是不是会产生一种敌视日本的政策呢，石原说，那就是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的事了。他作出结论说，“决定因素”是日本愿意（或拒绝）“抛弃她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从而表明日本的真正诚意。”在同一时期写的另一份备忘录中，石原力主要把华北看作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某种“特殊地带”的那种“观念清除掉”。日本必须停止鼓励华北五省独立，而且必须“明确表示，冀察政权眼下所管辖的地区应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置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之下。”[8]
石原的意见和扩张主义派针锋相对。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同他一样，相信对苏战争即将发生。但是他们根据那个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却同石原的截然相反，也就是说，中国的威胁应当以武力来消除，以便日本腾出手来对苏联作战。石原和反扩张主义派把在华的日本人受到日益频繁的袭击和越来越刺耳的抗日呼声看作是一种证据，它证明一个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日本应该同中国结成同盟。而扩张主义派则把上述对日本人的袭击和反日浪潮看作是中国“缺乏诚意”的证明，这只能说明日本决不能信任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同它合作。东条英机中将的意见充分表明了扩张主义派对中国形势发展的反应。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距芦沟桥事变的发生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向东京发出一份绝密的紧急电报，力主日本决不能容许国民党政权解散日本以往几年就已在华北建立起来的政权机关和特殊关系。东条说，国民党蔑视日本，同它恢复友好关系的任何尝试只会增加这种蔑视。他作出结论说：“从对俄国备战的观点看来，我坚信，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容许的话，我们应该首先打击南京政府，以消除我们后方的威胁”。[9]
芦沟桥暴力行动的爆发使反扩张主义派大吃一惊，他们的代表人物立即着手进行就地协商以解决事端，防止冲突的扩大化。石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如我们所知，他赞成全国总动员作为进行对苏战争的准备；而在华北的敌对行动恰好使这种必要的危机出现了，从而促使日本转到总体战的体制上来。可是他却对只动员几个师团的兵力也不同意，因他意识到在他自己的下属和陆军省内部的扩张主义派想利用新动员起来的军队去打击中国。战争爆发的那个月，石原曾两度坚持撤销动员令。至于派遣军队到中国本部去，他更是断然反对。据说，他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在外务省一次会议上说过：“只要我还活着，决不让一兵一卒派到中国去。”[10]
甚至连石原自己的作战部的人也没有他这样的决心。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就顽固地反对石原阻挠动员，反对他阻挠派遣军队去华北。一九三六年，当武藤还只是关东军的一名参谋时，他就曾不顾石原对华亲善的政策，带头组织了后来遭到惨败的对绥远省的入侵。*石原为了此事立刻赶往满洲去劝阻关东军进攻绥远。而面对石原的是寸步不让的武藤，他提醒石原说，“我们只不过是在做你自己于满洲事变时在满洲所做的同样事情而已。”[11]石原自己在一九三一年曾经违抗上级擅自行动；当他发觉他本人正成为同一类型的违抗上级行动的受害者时，狼狈之余，还体会到这桩事的讽刺意味。在参谋本部支那课和田中新一大住所掌管的陆军省军事课里，扩张主义派的论调甚嚣尘上。当中国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猛烈抵抗时，以及一九三七年八月战事波及上海时，他们大谈其闪电战（即日语所谓“速战速决”）的声浪淹没了石原主张慎重的劝告。
例如，在战争初期，支那课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就一本正经地告诉石原说：“我们只要加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12]芦沟桥事变两年后，在和竹田恒德亲王的一次长谈中，石原陈述了他和扩张主义派之间的分歧。他告诉竹田亲王：“满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成见，他们从中得出了战争可以迅速结束的结论。我认为，这表明他们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理解得很朕浅。”石原（通过电话窃听）获悉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正向国外订购大量武器后宣称，他更加深信“中国将倾全力而奋战”。石原告诉这位亲王说：一旦打响了，战争一定会成为旷日持久的；支那课所期望的“速决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可是支那课的成员却坚持说，只要日本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石原接着说：“他们还列举了数字为证呢。”但是他们的主张往往是“以我们在满洲取得轻而易举的成就为依据”的。[13]
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当人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石原认为战争不可能轻易取胜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他和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对立就越来越公开化了。扩张主义派既不能取得他们满怀信心地预言的胜利，又不肯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他们便要求进行一个接一个的战役来结束战争。与之相反，石原则愈来愈坚信中国的抵抗非但没有被粉碎，或许反而变得更为坚强了。他并且提醒他的上司，必需把军事行动和占领区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夏都牯岭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国民党人物之外，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的目的在于加强统一战线并对选拔出来的几千名陆军官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七月十七日，蒋利用这个讲坛，发表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声明，表明中国决心反抗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党统治的企图。[14]蒋明白表示，中国希望和平，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那种和平。他宣称，国民党政府愿意谈判解决仍在华北范围内的冲突，但中国的一寸国士再也不容丧失，容忍国土丧失就是“对我们的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日本逼得中国忍无可忍的话，她除了“不惜牺牲，竭力为民族生存而战”之外，别无他策。牯岭讲话公开发表了，这是对全中国人民的号召，号召他们紧密团结起来，为防止“亡国灭种”而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无论从这个声明的语气和内容说来，它和蒋以前强调必须慎重及和解的讲话极不相同。
这篇演说在东京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外交家石射猪太郎写道：“几乎无人注意到这篇演说的严重意义。它听来好象只是‘虚张声势’而已。”[15]牯岭讲话后两天，石原在陆相杉山元办公室里力主谨慎从事。他说，战争几乎有变成“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这样，日本就会“象拿破仑在西班牙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沼。”[16]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石原劝杉山立即把所有在华北的日军撤回满洲国。石原进一步建议，近卫应立即飞南京同蒋亲自举行直接会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望以一大堆绰号（所有绰号都说明他智力迟钝）[†]而闻名的杉山会理解石原对历史事实所作的恰当比拟。他当然不赞成石原所提出的通过同蒋直接协商来“解决基本问题”的方案[17]。在陆军和政府中，赞成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国问题的那些人，继续想达成一项把国民党排挤出华北的局部解决办法。
石原不顾反对他的政策的意见日益增多，向近卫首相提出了建议。近卫文?O是著名亲华人士近卫笃?O的儿子，他不那么鄙视国民党（当时日本政界人物中间普遍鄙视国民党），因此石原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顺利地同蒋进行协商的人。七月中旬，石原打电话给近卫的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详细说明他的建议，当天就说服了近卫接受他的方案。近卫虽然有病，照样下令准备飞机，以飞南京。但是这个方案却引起陆军中扩张主义派强烈抗议，也引起文职顾问如西园寺公一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近卫不能指望陆军会接受同蒋达成的协议。西园寺不大相信石原在陆军中的个人影响。他告诉近卫：“多年来，寺内、杉山和梅津等将领一直力图树立他们的‘路线’，他们选中了东条。石原是他们所‘讨厌的人’。他被他们看作是个继子。他象风中残烛，随时都有被吹灭的可能”。[18]
在以后的几个月间，石原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厉害的围攻。在九月份，有一个朋友到参谋本部去拜访他时，听到“只有［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个别下属赞同石原的意见而感到‘震惊’。所有其他人员都在破坏［他的］计划。”[19]作战课课长武藤大佐带头纠集反对派并极力要求把他从参谋本部调走。[20]后来以“向巴丹的死亡进军”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将军也大力助长了参谋本部里反对石原的温和政策的力量。作为参谋本部第二部即情报部的部长，本间负责估计敌人的作战能力。他的僚属在军人头脑中大量灌输“对支一击论”。这个观点认为，“只要对中国人［作决定性的］一击”，就可以瓦解他们的抵抗。[21]当杉山陆相向天皇保证“支那事变可以在一个月内完全结束”时，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对中国力量的轻蔑估计以及对日本军事威力的过份自信。[22]
石原所为之浩叹的战略上的乐观主义也在关东军中集中表现出来。关东军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提出了《处理时局纲要》报告。[23]关东军对苏联威胁之关注并不亚于石原，但是它认为：只要中国在日本背后仍然保持着不屈服和敌对态度，日本就不敢同苏联作战。关东军的将领们强调既可以从“加强军事力量”方面、也可以从作战的地理范围方面来扩大军事行动。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消灭在华北的中国陆军和［中国］其他军事力量，而且还要迅速占领上海……，取得对山东的控制，［并且］进行空战，然后通过这些步骤在短期内达到我们预期目标，并使所有抵抗迅速结束”；“在南京政府停止抵抗并投降以前”，不要进行外交活动去谋求解决办法。关东军感到，日本必须对敌人加以“惩罚”（日本话是“膺惩”），这是当时在陈述政策时反复出现的一个用词和概念。[24]
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底，石原的观点与参谋本部以及各野战军中普遍存在的意见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的政敌得以把他从参谋本部排挤出去。九月二十七日，他被派到关东军去当副参谋长（在东条将军之下）。这次调动等于放逐。石原的呼声从此被压了下去，只有少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能听得到，在陆军和政府的高级会议上则几乎无人理会了。
限制大陆上的战争的希望何时破灭，以及在什么阶段日本算是投入了总体战，这一点是很难断言的。詹姆斯?克劳利认为日本投人总体战开始于近卫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近卫宣布了不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决定。[25]查默斯?约翰逊则把“日本政府终止使中国事变局部化的一切尝试”的时间推迟到进行铜山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九三八年四月的徐州战役）之时。[26]另外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迄至一九三八年夏秋的汉口战役为止，仍然有希望把战争局限起来。不论哪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至少回顾起来有一点是够清楚的：那就是石原调离了参谋本部，对于上述任何一个场合所执行的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以表明战争的扩大。日本避免公开宣战是有其国际公法上的原因的。但是正如一个前帝国陆军将领所写的那样，在头几个月里，陆军军官中，实际上很少有人感到日本已在事实上卷入了战争。反之，大多数人都深受“认为中国问题总是可以用恫吓的老办法来解决的错觉”之害。[27]每一次新战役都带来了新的胜利，把中国军队驱逐到离国民党的中国的贸易、工业和金融财政所集中的沿海大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敌人按他们所预期或甚至预言向他们投降。陆军为自己军事活动划定范围，并且许诺说，它没有必要再超出这些范围。据近卫的顾问西园寺说，有人在战争开始头几周内，带着“好消息”冲进首相的“智囊团”的一次会议上说：“陆军说它将不再向永定河以南推进了。”西园寺写道：的确，杉山陆相不得不向天皇裕仁保证不跨过永定河。但是这个诺言被撕毁了，“陆军开进了华北”。[28]当前进到黄河时，也有过类似的保证，可是当日军又渡过黄河时，据说杉山也只好嘟哝说：“‘天父’要发火啦！”[‡]
迄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华北和内蒙古各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落人了日军手中。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将军和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将军的僚属们都采取步骤，在他们所辖地区建立了分裂性的傀儡政权。没有什么阻力迫使帝国陆军放慢沿铁路线深人中国领土的攻势。他们也没有受到在以后几年里使日本大吃其亏的游击队的袭击。虽然中国的抵抗就象一九三二年那样顽强，上海还是落入了日军手里。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成为众目所瞩之处。参谋次长多田骏将军也象石原那样，对于日本逐渐陷入泥沼的趋势感到担心，并于十一月十九日下令日军停止前进。但是战场上的将领都争辩说，攻占南京是绝对必要的；那时担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南京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投降。[29]结果多田将军的反对意见被否决，攻打南京的命令下达了。当日本军队于十二月初向南京进逼时，他们意外地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日本陆军和公众都一时充满了在年内可以取得胜利的乐观想法。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历史上罕见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当帝国陆军最辉煌的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时，举国一片狂欢气氛。事隔三十多年，不少日本人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遍及全国的提灯游行。东京成千上万的人群从丸内商业区涌向皇宫的各个门口。在那里，“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水面上，千百盏灯笼的倒影在跳动。
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南京的陷落井没有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和意志起预期的那种灾难性的影响。扩张主义派和反扩张主义派（现在以多田将军为首）再一次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展战线的问题上进行了交锋。这次，他们的争论集中在是否拿下重要交通枢纽徐州的问题上。扩张主义派又一次一占了上风：日军于一九三八年春占领徐州得手后，立即奉命西向汉口和南向广州疾进。
石原谴责了进行这些战役的愚蠢行动。他在徐州陷落后不久，回到东京作公开演讲。他告诉他的听众说：即将发动的汉口战役也不可能改变形势。“即使汉口被占领了，我看蒋也不见得就会倒台。即使蒋倒了台，我也不相信四亿中国人就会投降。”他继续告诉他的听众说：是政客们犯了错误，他们不懂军事韬略，不知道中国抗战的力量有多大，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对在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毫无准备。石原责备政治领导人违抗天皇的明确谕旨去搞战争扩大化，他说：“政客们高喊，‘拿下汉口！’，‘拿下广州！’，这无非是想掩盖他们自己的无能而已。对于政客们说来，［这种为战争打气的叫嚣］就象是［以最大剂量］注射吗啡或樟脑。结果人民就在这种人为的方式中被煽动了起来。”[30]
“被煽动”的日本人民自然而然希望国家因从事战争而作出的牺牲，至少会以得到胜利作为报酬，同时也希望得到赔偿。那些希望“惩罚”中国的人们怂恿并夸大了公众对胜利和赔偿的要求，同时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隐晦地谈论不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危险。由于公众相信了蒋仅仅是一个象他们的军政领导人所宣传那样的地方性军阀，他们必然期望迅速取胜并提出苛刻的投降条件。
煽动并利用这种气氛容易，但要驱除它就难了。官方的宣传方针一旦投合了人心，陆军和政府官员要想用足以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温和条件来设法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就日益困难了。石原警告说：“不论我们（在战争中）遭到了多大牺牲，但贪婪无厌总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宗旨之一。因为我们在战争中损失了十万人，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攫取中国的某些领土，如果我们以这一点作为辩解的理由，那是卑鄙的。”石原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曾经把一项苛刻的和约加诸于德国，但是日本不应该象欧洲人那样，以掠夺的方式行事。石原的演说中夹杂一些对东西方国家之间所作的令人反感的对比。西方国家是强大的，但缺乏日本的精神资源。石原说，可是日本却不顾道义，在中国土地上谋求保持特殊权益，并且不理解战争是多么挫伤中国人民的自尊心。[31]
石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向协和会所作的演说中，更加坦率地说出那种他认为是与日本传统格格不人的不道德行为。他对帝国陆军各派遣军在它们控制下的满洲和中国各地区所鼓励和主办的情绪冷淡的祝捷活动感到担心。他告诉他的听众说：“我们日本人的确是有点名堂的。中日两国好比是父母，而满洲就好比是养子。现在父母在打架，父亲说，‘我们占领了南京，该是欢庆的时候了’。于是倾美酒而饮，扬旗提灯而游行。”[32]石原继续说，他从满洲的中国学童脸上看到的“困惑表情”使他特别感到痛苦。他们是被组织去参加游行，庆祝帝国陆军的功勋的。
石原声称，他对战争抱着错综复杂的心情。虽然战争使他感到悲伤，但也使他认识到：“自从满洲事变以来，特别是自从目前这一次事变以来，我们的四亿中国兄弟已经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了”，从而使他“极为高兴”。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睁开眼睛，“可是日本人现在却在打瞌睡了”。石原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谈到，他见过一位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并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把“中国的最高勋章”授给某位日本将军。这位将军曾在唤醒中国人并使他们振作起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那怕是无意的）作用。石原还说，“那位中国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33]谁要是想了解石原是怎样由于对战争的尖刻批评而被迫提前从陆军退役的话，只要回忆一下诸如此类的议论都是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于官方所谓“圣战”之时而发表的就够了。
石原一再谴责日本领导人没有能力担当引导一个现代化国家渡过危机的任务。他们对危机只有招架之功，而缺乏为避免未来自机所需要的那种远见。石原感到，日本军人中的危险势力正受到纵容，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控制住这些势力。“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石原写道：但是在别的国家里，“兼备政治和军事才能的伟大领袖在关键时期挺身而出，指导国政”。在他看来，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同拿破仑和阿塔图尔克（即土耳其的基马尔。――译者注）相媲美的人物。为了补救日本不可能产生这样有才干的领袖的缺陷，石原建议以军事科学及其它内容大力训练天皇和皇室成员，使他们能够直接统治国家。[34]
石原对陆军大学[§]训练日本优秀军官的教育大纲也极为不满。石原说，陆军大学教战术而且教得很好。但是他们训练出来的军官却“没有打长期战争的知识”。他说，例如在当前的战争中，就要把日本的作战能力同中国的抵抗能力相比较。单是这一桩事就够复杂的了。而战略家还得考虑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能用于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还必须考虑到能和这些力量相抗衡的德国和意大利的实力。“综合所有这些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日本能用多少军事力量在中国作战。这种才干是必需的，可是我就不相信，在整个陆军参谋本部内，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如何处理局部战斗而已。”[35]
一个在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军官，在他最近所写的评论中，对石原上述的批评发出共鸣：
中国的黄埔军官学校有两个专业：军事专业和政治专业。但是我们的军事学校只有一个军事专业。结果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三十年代在中国所发生的重要动向。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所进行的货币改革是国家走向统一的非常重要的步骤。可是当时我们对货币改革却一无所知。西安事变后，我们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对中国的重大意义。我们继续认为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并认为她日后仍然会停留于分裂的状态，为群雄所割据。要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反蒋简直是发疯。[36]
石原在谈及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时，嘲笑了那些期望在中国进行速战速决的日本人。他说：“他们犯了大错误，竟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埃塞俄比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只要中国人（即使在遥远的边疆）还保有一寸土地，他们就将继续抵抗我们。”日本要使用“几十个师团”并经过“几十年”才能征服中国。[37]而且正如石原的一个信徒所告诫的那样，在这同时，“我们将使中国长期分裂，［而且］在未来的长时期中，［将使］帝国的力量受到巨大的消耗。”[38]石原和他的追随者经常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论调：只有假定日本希望伙同帝国主义国家一齐来掠夺中国，一个分裂的中国才对日本有好处。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目的是要使中国加入一个能生存下去并能把西方帝国主义者排除于东方之外的东亚联盟的话，那末中国的分裂状态显然是一种不利条件，而不是有利条件。当时大多数日本评论家赞成大仓公望男爵的看法，把蒋介石看作是在西安“再度倒向苏联”的“可耻歹徒”。[39]石原不同意围绕苏联来解释西安事变，也决不会同意把蒋描绘成一个“歹徒”。
一九三八年六月，当日本准备进攻汉口使战争进一步升级时，石原用四句简明的话归纳了他关于中国事变的看法：
一、中国有非常坚强而一致的意志来抵抗日本使用武力。
二、因此，除非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局势，否则我们就不免要陷入一场持久战。
三、如果我们不能制订出一项合适的政策来解决冲突，相反地继续盲目追求我们自身的利益的话，我们将永不可能希望远东会得到和平。
四、我们必须记住，苏联也是我们的近敌。[40]
石原在参谋本部时，人们就对他感到很头痛；他在关东军中，也同样使人们感到如芒在背。不久，他就被调离关东军，并于一九三九年改任守备京都的职务。两年后，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他又被贬入预备役。在整个战争时期，由于他不断对错误的战争政策和国家领导的无能进行攻击，因而差一点被关进牢房，他实际上是在宪兵队的监视下度过战争时期的。
石原是佛教法华宗的虔诚信徒。这个佛教宗派是由日莲在七个世纪以前所创立的。石原把日莲看作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自己同日莲一样，也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律己极严的军人。他遵照严格的规律而生活，并公开表示蔑视不遵守纪律的人们。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你钦佩他，但是你会感到同他在一起并不舒服。”[41]就象义愤填膺的日莲，于蒙古人入侵前夕，在日本到处大声疾呼，向全国警告民族危机的到临那样，石原也向所有愿意倾听他意见的人大谈特谈他对日后民族灾难的预见。他们两人都不是以善于撮合与随和而著称。他们的作风决不是谨小慎微的。他们两人都不怕和当权派发生冲突，反而象是可以从这类冲突中汲取某种力量。他们两人都拥有一群敬佩他们的正直和灼见的崇拜者，但是他们两人都是敌多于友。他们的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秉性怪僻、危言耸听的人，并且看不起他们那种非日本式的个人主义，看不起他们那种蔑视协调、蔑视其他文雅的待人接物手段的态度。这两位日本的“耶利米”（古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都由于直言不讳而遭到放逐。日莲遭到人身的放逐，被流放到佐渡岛去；石原则遭到职业上的放逐，仅仅五十开外，使蒙受了战时退役的耻辱。他们两人最后都隐居于日本北部崎岖山地的隐者陋室中，在他们的追随者的陪伴下度过晚年。他们都死干六十一岁。据说石原临终时对这桩巧合的事感到高兴。他埋葬在一座俯瞰日本海的山上，同他的先驱者遥遥相对。
我这样离开本题扯到石原将军的思想和时代，目的在于表明这样的事实，因为甚至在参谋本部的最高层也有日本人认为同中国作战是一个大错误。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前曾力图加以防止，在战争爆发之后，则极力谋求和平解决的办法。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日本怎样由于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怎样由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决定停止一切谋求结束同国民党政府的战争的努力，而更深地陷入了大陆战争的泥潭。但在以后的几章里，我们还将回顾这位孤独的人物，因为在那些支持汪精卫对日合作运动、希望打破一月十六日决定所造成的僵局的日本人中，有许多人都曾受到石原思想的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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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三月，满洲国军队〔指伪军。――译者注〕进犯军阀将领傅作义的地盘绥远，占领了百灵庙。同年十一月，这支以百灵庙为据点的军队，配备着日本武器并有日本飞机的支援，对绥远东部发动了一次目标更大的人侵。傅作义将军的邻省军阀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把他的军队投人战斗，日本唆使的入侵尝试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被击退。这次人侵及其结果详见唐纳德?吉林的《军阀：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山西省的阎锡山》一书第230―239页。
[*]译者按：据上海《大公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份连续报道，庐山那时曾举行两个会，一是由军人、公务员、学生参加的暑期训练班；另一是蒋、汪邀约的各大学校长、部分教授、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谈话会”；报道都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曾派人参加上述任何一个会。“谈话会”的参加者有胡适、左舜生、朱经农等一百多人。蒋于十七日发表谈话，其中有“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及“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等语。
[†] 绰号中的两个：一个是“愚图元”（傻瓜元），另一个是“便所的扉”（盥洗室的门）。第二个绰号说明杉山元没有主见，可以从任何一方面来推动他。（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战舰之行》第11页；另见秦郁彦的《中日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8页）
[‡]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3页。“天父”是天皇的呢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显得无礼。
[§] 陆军大学有时译为陆军参谋大学。它为军官团的骨干提供高级的训练。大多数军官的学业仅学到陆军士官学校为止。这种差别的含义在克罗利的《三十年代初期日本陆军中的派系斗争》一文中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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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 257页。本章所论述的各单位间关系的组织示意图表见该书第200页及第347―352页。
[2] 石原的札记及文章收录在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
[3]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42―43页。
[4] 见上书第43页。
[5]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65―78页收录了石原及其僚属编写的经济调查报告。此书的第二卷全部是日本战争年代经济统计研究。
[6] 启示录式的战争，石原有时又称为“歼灭性战争”，在关宏治的《满洲危机的序幕》第366―367页有所讨论。仁科五郎的《满洲国的建立者石原莞尔和浅原健三》一书对石原作了有价值的分析研究。石原写的原始材料或直接与石原有关的资料，收集在《现代史资料》第八卷第665―778页，第九卷第722―774页，及角田顺编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中。也可见我的著作《通往中日合作之路：汪精卫叛变的背景》一文。
[7]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202页。内引有石原一九三七年一月六日写的文件。
[8] 见上书第 198页。
[9]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21页，其中引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
[10] 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273页。
[11]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20页引今村均将军的回忆录。（今村均，1886―1968，在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历任要职。一九三一年八月起，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曾参与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九一八”事变就发生在他担任作战课长期间。一九三六年三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一九四一年六月，任驻广东军司令官。同年十二月调任驻爪哇军司今官。一九四二年任驻拉布尔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美、澳、荷共议把他判处徒刑。――译者注）另田中隆吉的《日本军方的派系斗争史》第82页也谈到这一事件的讽刺性转变。
[1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中引有战史馆收在的未发表的文件。
[13] 石原和竹田亲王（他当时在陆军进行一项历史研究工作）的谈话记录全文，收录在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433―452页中。
[14] 埃米莉?哈恩的《宋氏姐妹》第241―244页有蒋在牯岭讲话的英译文。牯岭会议又常称为庐山会议（因牯岭位于庐山之中）。
[15]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第323页称此为“故作镇静”，原意说“一个被逮捕的人在押送时还哼着小调”，假装满不在乎。这几个字我译成英文时意思是“虚张声势”。
[1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卷序言第26―27页。
[17] 见须田定一的《从事中日问题研究的一生》（载《世界》杂志第207期第266―267页）。另据防卫厅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452―453页载，据说杉山将军在听到要近卫飞赴中国的计划时“皱起眉头”。据石原称，本间雅晴将军和笠原幸雄将军也反对这一计划。
[1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72页。西园寺把石原描绘成为“讨厌的人”，照原文读是“眼中钉”。
[19] 见《今村均将军回忆录》第二卷第284页。
[20]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17―118页。武藤的同僚佐藤德隆将军说，武藤自认为迫使石原调职应归功于己。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65页。
[21]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第27页。
[22]见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第100页。
[23] 《处理时局纲要》原文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340―341页。
[24] 同一个星期，陆军参谋本部起草了《处理北主事件纲要》，其中“惩罚”的精神显著地不见了。这个纲要的原件录于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98―101页。
[25]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76页。
[26]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37页。
[27]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28] 见西园寺公一的《贵族的退场》第282―283页，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 422页。
[2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33页所引战史馆的资料。
[30] 见角田顺的《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249―251页。
[31] 同上书，第252页。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书，第 430页，引用了石原一九四??年十一月八日的手稿。
[35] 同上书，第461页。
[36] 山崎重三郎访问记录。
[37]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引了战史馆收藏的石原未发表的手稿，可能写于一九三七年末或一九三八年初。8
[38] 引自河边虎四郎将军的《对支中央政府政策》（收录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39] 见大仑公望的《东亚的重建和苏联》一文，（载《现代日本》杂志一九主九年第八期第132页）
[40] 见角田顺的《解题》（《书目说明》），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18―426页。
[41] 松方吉三郎访问记录。
第四章 一桩事变发展成一场战争：
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近卫首相召集他的核心内阁（即外相、陆相及海相）举行会议，一整套全面的侵华战争政策乃宣告出笼。这种会议往往被用来作为政府对参谋本部起草的各种政策作出承诺的手段。十月一日批准上奏天皇的这项政策也不例外。《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把十月一日会议的各项决定都写了进去，而《纲要》本身又是以石原将军手下的战争指导课的参谋人员起草的一份文件为蓝本的。[1]为了扫除在过去四年间恶化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它倡议撤消冀东政权及冀察政权，废除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放弃日本已经在冀东建立了的“特别贸易”关系。它主张只有当华北“在南京政府主权管辖下”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时，华北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华北成为“真正明朗化的地区”是在那几年间许多官方的对华政策声明中经常出现的陈词滥调之一，而且总是与要求把国民政府从华北地区排除出去的那些声明联系在一起的。但这次战争指导课却用了准确反映石原意图的措词，在自己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上：让南京政府的势力留在华北乃是“实现中、日、满提携协调”的最好办法。
在八月八日到九月底这段时期内，当战争指导课草拟的文件在参谋本部及有关省的官员中传阅以征求意见并获得必需的批准签章时，强硬派官员总是想方设法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加到里面去。不过，十月一日的决定表明，在事关重大的华北问题上，政府决定听从八月计划的建议，取消造成中日磨擦的协定和伪政权。这个决定似乎表明，石原和外务省发言人大田一郎的劝告已被作为国策接受了下来，在制订十月一日《纲要》期间，大田一郎曾经提出警告说：要是企图扶植独立于南京政府的政权，或者支持象吴佩孚那样的反动“守旧派”以大力破坏国民党的统治，“日本准会后悔一千年”。[2]
然而，强硬派的意见在十月一日的文件中仍然有所表达。在调整中日外交关系一节中，《纲要》相当笼统地提到中国必须“消除所有妨碍中日经济合作的阻力”，并“和日本合作以防止共产主义”。虽然《纲要》本来也许可以成为同中国进行有成果的外交谈判的基础，不过，从对文件内容所作的各种“说明”和“解释”可以清楚看出，核心内阁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它的主张，并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路线的条件，从而使此后几个月中的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景大为黯淡了。官方对《纲要》的说明宣称，由于注意到“人民希望取得更大的胜利果实”，日本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在先前较宽大的和平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了。说得恰当一点，日本将不得不考虑她在战争中的生命损失和费用开支，要求给予“物质”赔偿。说明中特别要求赔偿日本的“直接损失”。此外，日本还要求在华北取得许多经济特权，其中包括中日合营重要铁路、轮船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开发华北地下矿藏的特权。正如一位日本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近卫后来把这些企图取得赔偿和特权的要求统统都说成是由于“人民”希望自己在战时所遭受的痛苦能得到补偿。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3]近卫内阁及陆军参谋本部认为这些条件和他们在华北的野心完全相吻合，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积极着手组织国策公司以开发华北经济潜力的做法上看得出来。
国策公司
石原调离中央，使参谋本部对开发华北经济的可能性“突然大大地”关心起来了。它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发表的《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为以后的各项政策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政策是要把中国沦陷区的所有重要工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置于日本控制之下。[4]在以后几章里，我们将更充分地讨论日本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国策公司的组织和业务。现在且先简要地叙述一下日本对华战时经济政策的由来。
在考虑开发华北经济所涉及的问题时，参谋本部的结论是，必须筹集大量私人资本，以便为它所设想的大规模计划提供资金。于是，它建议创立一个巨大的控股公司，负责处理华北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国开发公司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南满铁路公司为管理它在华北的业务于一九三五年创办的。参谋本部建议把中国开发公司从南满铁路公司分出来，改组为控股公司，并通过它把日本的资金和经营管理人才输送到华北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前京都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尊由离开他的僧职，去当近卫内阁的拓务相。他起草了一个补充参谋本部《试行计划》的全面计划。[5]该计划主张建立一个在日本“最高指导机关”帮助下工作的华北政府，把日本顾问派到拟议中的华北政府所属各个“自治”省去，并在华北和华中都建立巨大的国策公司来指导经济开发。大谷设想甚至把历来制订经济发展方案都不予考虑的华南地区也包括了进去，并主张由台湾拓殖公司来监督华南地区的开发。一九三八年，大谷被任命为他所提议在华北创办的公司的总裁。
军方的《试行计划》于十二月九日经四相会议批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那就是“必须建立旨在发展华北、上海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国策机关’，以便应付在中国进行的持久战”。[6]具体要搞的开发重点是：运输、交通和金属采矿工业。这样，日本的私人资本要在开发中国经济中大显身手的野心和国家的战略需要就圆满地结合在一起了。参谋本部主张实行这样一个攫取经济特权的纲领，表明它的政策已有明显的变化。不管它是否有意这样做，这都标志着它已向建立傀儡政权方面迈进了一步，因为只有傀儡政权才能为推行这种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由于日本决心要使中国经济对进行战争作出贡献，这种政权具有十足的奴仆性质乃是必然的结果。主张攫取种种经济特权是因为它们对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非有不可的，可是攫取这些特权则恰恰必然会使战争拖延下去。这个道理似乎并没有使大臣们在十二月九日感到有什么不安，这真是咄咄怪事。
大谷计划提出了八天之后，政府的企划院就发表了题为《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明确政策声明。[7]这个新近成立的企划院只不过是“一个由陆军计划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其任务是就动员人力和物力的问题向首相提出建议。[8]例如，企划院的秘书佐藤健隆中佐就同时在陆军省军务课里有兼职，而且是一个“倡议撤销承认蒋政权的急先锋”。[9]军方对企划院的控制以及该院染指华北事务等事实表明，外务省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权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当时已有可靠的记述说明外务省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感到不安。可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有外务省，而陆军省和海军省则都赞成这样做，所以外务省也只能加以默认。”[10]
企划院的政策规定要成立一个国策公司，它后来被命名为“北支经济开发公司”，其任务是“开发、管理和调节（在华北的）有关运输（包括港口和公路）、交通、矿业、制盐和盐的利用等重要工业”。这个公司不仅要控制日本创办的工业，而且还要控制原来已有的企业。至于公司在经营方面产生的一切问题则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协商解决。
搞华北经济开发公司只是他们采用的许多办法之一，其目的在于：把西方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的规模缩小，创立一个包括日本、满洲国和华北的日元集团，以及削弱国民政府。为这些目的服务的另一行动是分裂中国海关，而长期以来海关一直是南京政府国际信用地位的主要支柱。[11]到了一九三七年，海关虽然仍由英籍总税务司掌管，其工作人员虽然也仍由各种国籍的人来担任，但它已经被纳入了南京政府总的财政体系中，中国的沉重外债是用它的收入来摊提偿还的。到芦沟桥事变前夕，它的有效的行政管理，加上国际贸易的日益增长，使中国在国外的信用地位空前提高，这种信用对中国是极端需要的，因为中国所需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要仰赖国外供应。日军占领了诸如天津和上海等港口，使关税收入受到威胁，这就造成了一些棘手的国际问题，使西方和日本的外交官们不断发生争吵。
在天津，日本人对当地的海关税务司施加压力，要求把税款存在日本银行里，只准保留一小部分税款去支付某些国际债务和各种费用。海关税务司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屈服于这个压力，三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国关税收人开始直接存入横滨正金银行。上海的海关当局也受到同样的压力。在正常情况下，上海关的收入占全中国关税收人的一半。不过这一次，英国外交官员在同意日本的要求之前，提出要日方对偿还债务及其他事项所需费用作出保证。结果终于在一九三八年春作出了体现双方妥协的复杂安排：日本答应英国不马上夺取海关行政管理权，而英国则答应日本不把绝大部分的关税收入给南京政府作为回报。这是一项仅对一方有利的
妥协，英国得到的是形式上的好处，而日本则得到实利，但是（由于英国人未能说服美国共同顶住日本的压力而处于无法进行讨价还价的软弱地位，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也是必不可免的。
同时，在华北，新的华北傀儡政府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任命了一位海关监督，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位海关监督立即把较高的一九三四年税率降低了，以便吸引外国船只到华北去。在新税率下受惠的是日本，因为规定享有较低税率的几种商品中就有茶、丝和纸等产品，而这些都是日本极度萧条的经济亟需推销的输出品。受到损失的是南京政府，它不仅失去了华北各港口的税收收人，而且还失去了由于新的低税率吸引到北方去的这部分贸易的税收。对于北平政府的非法歧视行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向日本提出了强硬抗议的照会，但是东京就是拒绝对华北政权的行动承担任何责任。
在芦沟桥事变后的两年里，日本通过国策公司、税率管理、金融和货币策略（这将在下一章加以考察），已经在经济上卡住了中国――尤其是华北――的脖子。等到一九三九年日本同她的主要合作者汪精卫谈判一项协议时，除了日本已经在华北取得的那些既得经济权益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了。
虽然日本露骨地在中国抢占经济地盘，她也还继续在外交上不断地去探索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在一九三七年，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想断绝外交关系。八月初，当华北的战火还没有波及上海地区之前，日本大使川越茂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试图为正式的谈判打下基础。东京还指令船津辰一郎参加会谈，此人在华从事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并和高颇有私谊。八月九日在上海举行的秘密会议上，高警告日本人说，南京的气氛极端反对与日本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他告诉日本人，“稍微软弱一点”就会被认为是卖国。[12]同时西园寺公一也从蒋的小勇于宋子文那里听到大体上相同的意见，他当时是作为近卫的私人使者被派往中国去试探中国人的想法的[*]。宋说：
中国和日本的军人各自对本身都有错误的理解，日本军人对中国陆军仍然抱着他们的老看法。他们认为只要狠狠打击我们一下，我们就会投降，并且还会百依百顺。中国陆军从满洲事变以来就在努力学习。它是经过德国人训练出来的，而且我们已经花了不少钱来使它现代化。中国陆军知道自己是比以前强大了，它坚信这一次决不会再吃败仗。所以说，日本陆军低估了中国陆军，而中国陆军则又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这就是危险之所在。[13]
中日双方的军队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夸大了敌人的弱点，所以双方都很难克制自己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不久事实就证明，宋的这种忧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大山勋的日本海军大尉在上海郊区被杀，据说他是在企图单枪匹马地去袭击重要的虹桥机场时被打死的。总的说来，日本的地方军事当局作出了谨慎的反应，他们表示了道歉，并且取消了晚上的巡逻，以免使紧张局势一触即发。[14]然而，当八月十四日中国飞机袭击停泊在上海港的日本军舰时，宋的预感的正确性就得到了证实。双方都谈论到“忍无可忍的”时间已太长了，因而有必要采取较强硬的办法来对付另一方。战火一旦扩大起来，外交工作就会越来越难进行了，在这以后的两个月里，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
在日本，首先努力谋求打破外交僵局的是参谋本部，当时温和派的石原还在那里工作。九月九日，在石原和多田的坚持催促下，杉山陆相在天皇面前保证陆军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并且“总要想点办法”利用外交渠道去解决战争。当天皇问陆相能否约束得住较低级的军官时，杉山回答说他将对此负责。大约在此同时，参谋本部决定绕过外务省，直接指示日本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大岛浩将军去试探一下德国人是否愿意出面调停。事实上，德国有两条极为重要的理由希望能在中国维持和平和稳定，即：维护德国在中国日益扩大的贸易；把日本的矛头转向苏联。中国作为接受德国的军事援助和顾问的国家，日本作为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伙伴，因此两国都有理由把德国看作是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德国外交部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想在任何中日谈判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至少在目前，德国甚至不打算积极调解这次纷争。不过，如果日本需要的话，她可以充当“传信人”。
日本同意了。十一月三日，德国驻南京大使奥斯卡，陶德曼和驻东京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就开始执行“传信人”的任务了。这一天，狄克逊把广田外相交给他的停战条款通知柏林。狄克逊报告德国外交部说，他认为广田是真诚希望根据这些条款实现和平的。他还认为，广田的下述说明也是出于诚意的：如果中国拒绝考虑这些条款，日本将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中国被完全打败为止，到那时候，日本将“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15]柏林很快就指示陶德曼把这些条款转达给蒋介石，柏林感到“这些条款似乎是可以作为开始协商的基础而加以接受的”。这位大使在十一月五日转达给委员长的条款是和十月一日《纲要》的内容一致的，只是没有把强硬路线的“解释”（如要求赔款）包括在内。这项最新的日本建议，就象十月一日《纲要》一样，缺乏明确的具体内容：内蒙古要实行自治，但其疆界却未加规定；华北将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但是要从满洲边界直到平津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它的反日政策，并开始和日本共同反共等等。十一月五日的条款常常被说成是宽大的，因为它们既没有提到赔款和在华北的自治政权，也没有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16]
日本政府已经从许多不同消息来源充分地了解到，任何其他分歧点都有进行协商的余地，惟独诱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这一点是办不到的。至多只能希望它对其事实上的存在加以默认。在战争的头一个月，当西园寺对宋子文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时，宋曾说过，只要日本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就会“使战火蔓延开来”。宋说，如果日本不想帮助国民党政权保全面子，那么最起码也要做到“不使我们失去面子”。在西园寺说到日本可能同意只要在满洲国问题上保持缄默之后，来回答说，他将向委员长请示一下。两天以后，宋答复说，蒋不反对这种默示的、事实上的承认。[17]
当陶德曼于十一月五日把日本的一揽子建议交给蒋时，委员长作出了迅速的、否定的反应。他告诉陶德曼，由于若干理由，他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任何一个中国政府要是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它就一定会被“公众舆论的浪潮所冲垮”。他说，只有在日本人准备恢复战前原状的情况下，他才能开始同他们谈判。他接着说，目前也没有必要去理睬日本的任何建议。因为西方国家即将在布鲁塞尔开会，考虑他们根据一九二二年九国公约的条款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中国应当等一等，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日本帝国采取某些强硬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有关各国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在比利时首都开了三个星期的会。正如一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他们“忙碌了半天却是一事无成”。[19]美国采取了孤立主义，而英、法和苏联则全神贯注于希特勒的威胁；总之，没有一个同情中国的国家愿意采取可能制止日本或者使日本放宽和平条件的行动。正如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在这次会议举行前几天在他的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就不应该召集这次会议，因为它只能起证明“各大国不团结和软弱无力”的作用，这样反而会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强自己的信心。[20]
正当中国对国际支持所抱的希望在布鲁塞尔遭到破灭的时候，从国内战场传来的消息又加剧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十一月四日，就是蒋拒绝陶德曼转交的建议的前一天，柳州平助中将的第十军奉命在上海南面的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次登陆没有受到抵抗。第十军部队朝西、北两个方向前进，攻破了上海的防线，到十一月底已推进到离南京不到六十英里的地点。德国继续对中国施加“善意的压力”并要中国对日本十一月五日的建议作出反应。在和中国高级官员的私下交谈中，陶德曼表示他自己深信“解决纷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陶德曼直率地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曾经有过各种有利机会来商谈和平，但是那时她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因而拒绝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凡尔赛被迫接受强加于她的一切条款。”[21]
由于战场形势日益恶化，蒋于十二月二日在处于半撤退状态的首都南京，召集他的高级将领讨论日本的和平建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第一次才听到大约在一个月前提出的这些条件。汪精卫后来公布了这次会议的经过情况，力图为他自己同日本搞和平活动进行辩护。[22]据他说，在外交部次长徐谟简要地向到会将领报告了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情况以及十一月五日的条件之后，他们问徐谟，日本人是否还坚持要求过诸如限制中国军备之类的其他条件。徐回答说没有。这时蒋便征求唐生智将军的意见。唐是南京卫戍司令，曾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他当时没有表态。委员长接着问白崇禧，他是国民党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并以主张大力抗日而闻名的。白崇禧回答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的话，那为什么还非打仗不可呢？”徐次长再次明确告诉与会者，陶德曼没有传达任何其他条件。委员长继续一一征求他的将领们的意见。徐永昌和顾祝同两位将军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当蒋再次问唐生智的时候，唐表示同意其他人的意见。最后，委员长总结大家的意见，认为日本的条件既没有威胁要灭亡中国，也没有否认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权。他作出结论说：所以德国的调解是不应当加以拒绝的。
于是，蒋于十二月二日傍晚会见了陶德曼，表示愿意和日本开始对话。由于陶德曼的保证，蒋希望一旦中国和日本都同意开始谈判，希特勒就会要求交战双方实行停战。过了一天，狄克逊大使从东京打电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说，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战费的增加和战线的扩大极为担心，迫切希望战争得到和平解决。[23]他的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参谋本部的高级官员如多田将军和河边将军都感到，如果在南京陷落以前谈判都还没有开始，那就会大大助长强硬路线派的势力。参谋本部的一位军官回忆说，在南京陷落前的那些日子里，认为“日本应当不承认蒋政权的论调甚嚣尘上”。[24]十二月一日，河边将军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反映了参谋本部内反扩张主义派的担忧：
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拚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这样，不管我们是否摧毁了它，结果都会使中国长期分裂……，即使在长远的将来它也还会是一个消耗帝国力量的无底洞。何况，这还会引起英美对整个远东的觊觎。[25]
然而就在同一天，帝国大本营发表了一份《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这个草案清楚地显示出强硬派占据上风已到了什么程度。它修改了陶德曼不到一个月前向蒋转达的条件，使其内容更加苛刻。现在，除了原先的要求之外，帝国大本营还要求蒋“正式承认满洲国”，“共同建立一个‘新上海’”和“赔偿日本侨民由于事变而蒙受的损失”。
更加苛刻的是，《建议草案》第四节中增加了一些“担保条款”，要求中国保证认真执行和平条约中的一切义务。在日本．对此感到满意之前，中国必须同意把日军已进人的所有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只有在“地方秩序恢复”后，日本才会从这些地区撤回她的军队。此外，“在华北的重要地区和上海周围”，中国必须接受一项比较永久性的安排：让日本驻扎军队并“控制必要的交通设备”。另一种形式的担保是，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华北五省的一些特别经济特权。这个文件并未具体规定有哪些特权，但指出，它们与关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等有关。最后，中国必须让日本控制那些为了行使和管理此类特权“所需要的机构”。
在整个十一月份，一直是日本人在提出和平建议，而中国人则认为和谈的问题应该慢慢来。与此同时，日本在军事上的地位不断获得改善，以致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想把十一月初的“宽大”条件加一点码。所以，等到蒋介石终于在十二月二日通知陶德曼准备就十一月所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时，东京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当狄克逊于十二月七日把蒋同意谈判的消息转达给外务省时（这时南京战役正在进行），他大吃了一惊，因为广田外相对于日本是否还有可能以一个多月以前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表示怀疑。广田说，过去一个月军事形势已有变化，因此“公众舆论”恐怕不会再满足于先前的条件了，而且“各野战军所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了”。[26]广田拒绝把日本的新条件提交给狄克逊，因为所谓最新的条件（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帝国大本营所草拟的那些条件）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在以后两周里，为了制订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召开了一系列内阁会议、核心内阁会议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此期间，南京陷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也在北平成立了。
这时，（日本）政府内部也有重大的变动。“歼灭战”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预备役）海军大将末次信政――参加了近卫内阁并担任内相，从而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取得发言权。末次于十二月十四日（南京陷落的次日）首次参加联席会议时就说：“除非把和平条件订得十分强硬，否则我们的人民就会不满，前方士兵同样也会不满。”[§]末次大将采取暗示军队和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因而可能采取激烈行动的做法，是当时很时兴的一种方式，就是说，问题没有得到争论就通过是不允许的。近卫立刻站起来驳斥未次发言中的这种含意，结果末次被迫承认近卫是正确的。但是，即使民众会变得难以驾驭的那种幽灵不再作怪，日本领导人中却无可否认地滋长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叫中国丢尽脸才能使政府要求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必须达成一项清楚说明蒋介石已经被打败了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近卫和他的整个内阁在十二月初，甚至在南京陷落以前就已有的念头。现在，中国已在南京吃了败仗，他们就越发感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了。十二月十四日，即举行联席会议的当天，近卫公开声明．“国民政府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政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随着国民政府的垮台而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权，那么日本就只有考虑采取与之共存共荣的具体措施，别无他法。”[27]
末次海军大将交给近卫一份报告，概括了内阁中许多人的想法。他在那份报告里攻击陆军中主张和平并对中国作让步的人；“老是得由我们这一方来提出和平条件的情况已经是够不象话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还要进一步）表示准备作出让步的话……，那末中国显然就更要利用我们的温和态度了。”这份报告继续说：“现在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政权已陷人了真正的困境，但是我们远不能作出蒋的权力已经完蛋的结论。如果我们稍微放松了作战，蒋政权显然就会恢复元气。不过，只要我们再推它一下，它就会倒台。要是我们极力主张和平……，中国人只会看不起我们，而且会重振他们的士气。”[28]
一个清楚的倾向正在露头。十二月初以后，在参谋本部本身，只有为数不多而且处境孤立的人，还认为以较温和的办法结束战争是可取的。近卫显然也同意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持温和态度是“危险”的。他向一个同僚解释道，“对于一个不断取得胜利的国家说来，采取一种极其类似战败国所持的态度并有意识地显示我们宽大无边是不妥当的。”他感到，任何示弱的表现都会被其他国家解释为日本有“处境不稳”的迹象。这就会对日本的工商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尤其会引起“日元暴跌和政府债券的贬值”。[29]
十二月二十二日，广田外相终于把德国大使召到外务省来，将日本政府对蒋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复交给他。正如广田已经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样，日本人现在要求蒋接受比十一月转达给他的条款更为苛刻的新条款。[30]根据未次海军大将的建议，日本故意使新建议的内容含糊不清。其要点如下：中国必须正式承认满洲国，这个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条款中是没有的；必须同意在华北和内蒙古建立一个（范围未定的）非军事区；必须偿付“适当的赔款”，这是又一项新要求；并且必须同意在华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治机构，以实现日华满三国的共荣。狄克逊要求对此点加以澄清，但广田只说，他所设想的华北“特殊政治机构”是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不一定是隶属于蒋介石政府之下的”。[31]
狄克逊对条款措词之含糊、内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几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广田作详细说明。他说，如果不加以说明，那就很难设想中国人会接受这些条款。同时他很不高兴地向柏林发出电报说，他确信日本领导人并不期望对方接受新的条款。狄克逊说，确实日本人希望对方对此加以一一拒绝，以便他们有借口来继续进行其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战争。广田不但没有说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条款，反而把这些条款变成一项最后通牒：中国必须在年底左右表示准备接受“所有这些”条款，否则日本将“不得不从完全不同的观点出发来“处理当前的局势”。[32]不仅和平条款的内容含糊，甚至连威胁的措词也很不明确。
据河边虎四郎大佐说，多田将军曾一再推迟进攻南京的决定。他曾经争辩说，占领敌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将军和其他人所保证的那样会加速蒋的投降，反而会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33]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批准这次进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战课课长河边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变主意的人们时，他终于让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一点可以算是胜利的东西。他在发布进军令时加列了一个条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碍将来同南京政府达成和议”。[34]
但是，迹象日益证明，文职和军方的领导人都决心要摧毁国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将军和他手下反对这种政策的参谋人员也变得越来越坚决了。这个反对力量的中心是作战部以堀场一雄中佐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堀场后来成为本书所涉及史实的最重要的编年记录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边一样，也是石原莞尔的门生。堀场是一个研究苏联及其经济计划的专家，在驻苏联和驻波兰的武官处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订了发展日本和满洲工业的五年计划。[35]
政府决定把对中国的要求加以升级一事受到堀场所在单位的极力反对。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扩张主义派）激怒了我。们，我们下定决心要顶住他们，我们要自告奋勇把我们的国家从险境中拯救出来。”[36]堀场坚信：是近卫在极力推行同国民党政府决裂的强硬政策，以便把这一整套坚决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届国会，这一点使他特别感到忿怒。总之，他深信，近卫宁可危及国家的命运，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较难推行的决定。堀场和他的顶头上司河边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河边却懦怯地向上级屈服了。他说：“上级已经作了决定，现在除了服从命令，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堀场发现河边“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反抗和斗争的勇气”。[37]他说：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场把河边的意见传达给了战争指导课的几个同事听，他发现他们仍然有决心要干到底。他们决定要堀场去见陆军次官梅津将军，设法使他感到极其有必要回到原来提出的和平建议，因为那个建议已被蒋介石作为协商的基础而接受了下来。高岛少佐也同样要去见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堀场的使命毫无结果，但是多田将军则颇受感动，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属进行了强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决定去作最后一次惊人的努力，以防止这次外交尝试遭到破坏。他将此事禀奏天皇裁决。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
上一次利用御前会议来决定国策还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多日显然认为，如果迫使内阁和军方到天皇面前讨论解决支那事变的办法的话，他们就非得提出一项较为宽大的对华政策不可。其实天皇对和平协商的进展是很关心的，看来多田可能知道这一点。多田希望一项比较有克制的政策会获得天皇的批准，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国策。正如近卫说的，“（多田）希望能够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内等人提出的极端强硬的意见，用‘已经御前会议决定’这样一句话去封住他们的嘴。”[38]
海军省和外务省都不想召开这样的会议。近卫显然也不想这样做，这可以从他对多田的评价判断出来：“多田是一个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时都在奇怪，他怎么竟会走得那么远。”[39]不过，近卫希望避免召开御前会议的动机并不单单是为了推行他自己对支那事变的主张。作为高贵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历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从藤原家族选出来的），近卫一直力图不去惊动天皇，免得他费心去调解派别争论的问题。在举行关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次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以前，天皇几乎始终没有积极地参加过决策。[††]不过，要是天皇偶尔皱一下眉头，或者向内阁提出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会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内阁重新考虑那些看来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问题。
在参谋本部的坚决要求下，近卫同意召开御前会议。但他首先想出一个办法，保证会议的召开不至于有损天皇至高无上的尊严，他说服宫廷官员向天皇奏明，会上将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确定下来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问了。[40]近卫当然不仅仅只是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严，而且还要保证参谋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准。相反地，天皇的缄默可以被所有与会者看做是赞同政府的政策。近卫的手腕以及他能够这样地操纵御前会议颇能说明：军人虽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但这种权利显然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有用。近卫成功地操纵决策过程这一点，把他自己（在战后回忆录中所说）的话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他说，他曾经努力阻止强硬派将领们把日本投进战争的深渊，可是劳而无功。克罗利写道：“近卫把对华战争的责任推到军国主义集团身上的做法，把与他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们都弄糊涂了。他这样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说，他置自己灵巧的政治领导于何地？”[41]
一月十一日下午两点钟，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级文武官员聚集在皇宫的东厅，围着两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坛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两位亲王。陆军参谋次长多田将军和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将军坐在末席，离天皇最远。广田外相宣读了《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奏请天皇批准，而这项政策是在当天早晨才由内阁通过的。[42]接着闲院宫大将就概括地提出了参谋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见，最后表示赞同内阁的决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见的这一倾向占了上风，也就顾不上所争论的问题究竟有多么紧要了。在其一他与会者发表了类似的温和保留意见后，五十五分钟的会议便告结束。天皇一句话没说便退席了。由此产生的《根本方针》，不仅肯定了扩张主义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还要对中国发出另一道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赔款以及建立“一个在华北享有广泛权力的……新政治机构”。
两天以后，核心内阁在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把最后通牒的时限定为七十二小时。如果国民党政权在这个限期内不接受《根本方针》的条件，日本就要“消灭”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中去。这个在日本帮助下组成的新政府将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日本可以与之协商以调整彼此的关系，并将和它合作以实现中国的新生。”事实上，内阁已经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上确立了这项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为明确地宣称：新近成立的临时政府“成为新生的中国的中心力量之前，将予以扩大和加强”。[43]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根本方针》的内容虽然严厉，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逊转达给中国的四个含糊的条件相比，至少它的条款还较明确。然而广田外相并没有按照御前会议的指示转达这些条款，随着最后通谋的限期即将届满，他对中国外交部长要他作补充说明的请求置若罔闻。没有什么比广田故意保持缄默更能说明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和蒋破裂了。其实，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广田连以七十二小时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没有让狄克逊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经届满。[‡‡]在一月十五日举行了一整天争论很激烈的联席会议上，多田就长期战争意味着有灾难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条件的内容以及延长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内光政的话使他怒而不语，米内声称：“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44]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内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辞职。
从闲院宫和近卫的交谈中，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让步的态度。亲王问广田，如果在“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政策宣布后，蒋说他想要和平，那怎么办，广田一下子无言以对，近卫便接着回答说：“绝对不（和蒋）打交道。”[45]
一月十五日的联席会议对多田来说，日子是很不好过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军军令部次长古贺峰一。杉山陆相把中国没有答复日本的要求这一点看成是有意拖延时间，因而站在政府一边要求同蒋破裂。正如堀场所评论的那样，“这次会议说明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之间存在着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之间的矛盾。”[46]
在下午近傍晚的休会时间里，疲惫不堪的多田回到参谋本部，把政府坚决要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情况告知他的下属：近卫、杉山、广田和其他人都对中国人“无诚意”表示不耐烦，都说再谈判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日本应该鲜明地采取坚定的立场。在陆军参谋本部里，有一个集团（以堀场中佐为核心）告诫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见。他们极力劝说多田，如果一切其他办法都失败了，就行使参谋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权利（帷幄上奏）。这样可以使天皇知道军方领导人对于政府的计划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他就不会饶过这项预定于次日宣布的严厉政策。他们打了电话给皇宫的侍从武官长，问他是否可以把体弱的闲院宫大将安排在近卫首相之前去谒见天皇。对方回答说：天皇的日程表上还有几分钟空隙时间，刚刚够在首相之前把闲院宫大将去谒见天皇。
但同时另一帮人却告诫多田说，要是继续反对政府的意旨并极力要求天皇干预的话，那就只能导致政府垮台。最后，多田同意了这些人的意见、他不愿意在战时向敌人暴露日本领导人之间存在深刻裂痕，决定不行使参谋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权。这就再一次表明，这种被人们大事渲染但却很少行使的特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联席会议的会场去宣布，陆军参谋本部勉强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国国民政府谈判的决定。[***]第二天中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就发表了。广田立即通知德国大使，日本政府感谢德国的斡旋，但是现在已无此必要了。[47]
近卫在一月十六日声明中所选用的词汇，反映了他是有意违背五天前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使用的语言。御前会议的决议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说明：如果中国拒绝日本的条件，“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48]在近卫于十六日所作的公开声明中，这句话变得更为强硬了：“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49]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更动，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50]而且，甚至连近卫的朋友也对使用“对手”这个词提出意见，因为它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对立面，但在军事上使用它时则往往带有敌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据近卫的顾问犬养健说：这个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务省起草文件的官员加进去的；由于近卫使用了这个粗暴、不准确和非法律性质的词，这个起草人曾“备受责难”。近卫的传记作者也认为，这次演说很可能是由外务省正式起草的；但近卫本人却坚持说，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他才把话说得那么强硬，而派遣军则受到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那些对日合作者的压力。[51]
不管措词作了耸人听闻的转变的原因何在，反正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文件中竟会使用一个如此随随便便的词，这就立即会使人产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呢，格鲁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广田晤谈后，向华盛顿报告说，“这个声明并不算是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具体行动，它只不过意味着停止和汉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汉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国了。外相说，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态的发展，不会立即承认任何其他政权。不论实际上将承认哪一个政府，华北的政权都将构成该政府的基本力量”。[52]
在一月十八日发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对这个措词作了说明。政府的“补充声明”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含义比不承认那个政府更为强硬”。[53]广田在回答国会的质询时，更进一步宣称，这个声明“甚至比宣战更为强硬”。[54]于是，谋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动就到此为止了。在过去未经宣战的六个月中，一直留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大使终于被召回国。日本也着手去进行建立一个使她能够“与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
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谈到日本领导人未能制订一项解决支那事变的有效政策时写道，这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明显地把日本的苦处都概括出来了”。[55]主张实行温和的对华政策、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任务竟只由这样少的一些人担当起来，他们基本上都集中在参谋本部；而其他领导公众的广大官员竟会对在大陆进行长期战争所包含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漠不关心，对日军在中国激起的全民抗战怒潮如此茫然无知。回想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是难以置信的。
参谋本部中属于反扩张主义派的少数人发现，他们一方面要应付军人中那些认为中国不堪“一击”的傲慢自大、盲目乐观分子，另一方面又要应付近卫内阁。正如历史学家田井胜美所说的，这个内阁“从全面战争爆发后（即自从八月间战争扩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谈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从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问题”。[56]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内阁就已对以下各个发展阶段作出了规划：即，调解终将失败；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根据内阁的决定将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建立起各个傀儡政权；内阁将以“‘随着战线的扩大，人民希望从战争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为理由，决定从中国攫取重要特权”。[57]
近卫在几个月之后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感到后悔，因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场关干战争要拖下去并成为消耗国家资源的无底洞这一预言即将成为事实。据说，近卫还没有过半年就说：那次演说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还没有结束，近卫就采取了废除一月十六日声明的步骤，并且设法寻找通往重庆的桥梁。可是外交桥梁已经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摧毁了。正如近卫后来发现的那样，事实证明，将桥梁毁掉要比架桥容易得多。
尽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不过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间事态发展的趋势还是完全不矛盾的。我们要是只顾批评几个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这个重大得多的政策问题，那就错了，因为正是这些政策才引导人们去使用那些字眼的。贻害近卫和他的国家的并不是错用了几个字，而是日本举国上下犯了视而不见的致命错误。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将军主张中明智之处：即，同日本作战的敌人极为坚强，远非以前的腐败军阀所能比拟。石原曾警告说，中国已经觉醒了，她是决不会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这一惊人的警告而有所觉悟，反而继续沉醉于认为这个敌人乃是一个软弱而孤立的军阀政权的梦幻之中，满以为只消迅速地对它加以致命的一击，它就一定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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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一书中，有一段引人入胜地叙述了他和宋的会谈，见该书第269―277页。西园寺前往上海去见宋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但他很快就被中国宪兵逮捕，说他是日本人。经过解释后他还是被释放了。他说他是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华侨，只会说英语，而且他说话时可能还带有牛津口音，因为他曾在那里受过教育。西园寺写道，他走过一条长达一两个街区的走廊，还要迂回地通过“十多道门，每个门口都有两个荷枪的警卫把守着，然后才能在宋的豪华巨宅里见到宋。”
[†] 《解决支那事变的建议草案》全文内容可参阅《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5l―52页。帝国大本营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个设有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虽然据说设立这个机构的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利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配合，但是据原因男爵说，其真正目的是要控制不听话的大陆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它们在胜利之余，得意忘形，决心要推翻南京政府，并扶植类似满洲国的伪政权。（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4页）
[‡]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是在一个月前才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是政府最高一级文武官员集合在一起开会的方式。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陆军省和海军省都派有代表参加。
[§]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87页。“公众舆论”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原田男爵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所记的日记中，就有一则关于人民的“希望”的事例。一个著名的实业家警告原田说：鉴于日本在战时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果我们不是全力以赴地从（中国）获得赔偿的话，那恐怕就将出现非常不安的局面。”（同上书，第154―155页）。河边将军也注意到了“公众的强硬态度”。其实，在他看来，“人民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所持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见《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29页）
[**] 原文如此。――译者注。
[††] 大卫?伯盖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纽约，一九七一年）一书是在本书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无法对他书中的主要新论点加以评价。这些论点是以这样的副标题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将日本引向对西方作战”。
[‡‡] 但是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务省官员的通知说，如果到一月十五日还没有接到中国的答复，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动自由”。（见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第141页）
[§§] 根据有关这一事件的另一说法，闲院官亲王的确行使过参谋本部的特权。我不便透露对我讲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不过此人所了解的情况却是非常可靠的。据他说，别人为闲院宫大将准备了他对天皇的奏词的提纲，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迈的亲王阅读）为他写了好几页备忘录，但是闲院宫在上奏天皇时不知怎么搞的，漏读了两三页备忘录。参谋本部这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见使天皇听不懂，所以未受重视。接着天皇便接见近卫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决定。假定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话，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就我所知）它还不曾见于书报：第一，出于对闲院宫亲王的尊敬；第二，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参谋本部就此事行使觐见天皇的权利是没有什么宪法上的根据的。
[***] 堀场说：一月十五日的会议休会过两次。在第一次（中午）休会时，多田告诉堀场，他决心不让参谋本部同意“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会时，陆军省的中岛铁藏中将已经说服多田作让步并接受政府的决定。堀场写道：“他们强调说，多田如果不赞同，那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这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 在镜田泽一郎的《松籁政谈》第270页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记载了宇垣曾把这句话告诉镰田。关于近卫自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不满的其他证据，可参看吉田东雄的《两国之间的桥梁》第202―205页。书中论及近卫打算派吉田带一封对声明表示遗憾的信去见蒋；也可参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文件第2104号，第1页。在这里面，近卫写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声明丝毫没有取得有利的结果，这一事实用不着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认，那完全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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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答辩文件》第2507号有《纲要》的英译本。我的译文稍偏于意译，是根据日本外务省绝的一八四??――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70―372页收录的日文本译的。
[2] 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14―115页）引有日本外务省本公布的档案。大田当时是外务省东亚局中国课课长。
[3] 同上书，第119页。
[4] 《北支经济开发试行计划》见于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
[5] 大谷的计划写进一份呈交广田外相的备忘录内，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0页引有这个计划。
[6] 同上书，第120页。
[7] 上书第120―121页摘录了《北支经济开发政策》的要点。这个文件在十二月十六日发表。
[8] 见耶尔?马克森的《谁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第124页。
[9]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6页。
[10] 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119页收录了原田本人与企划院次官青木一男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电话记录。
[11] 用英语记述这个主题的较好的作品，有尼古拉斯?克利福德、多萝西?布
格、亚瑟?N?杨等人的著作。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16页。
[13]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4页。
[14]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42―345页。
[15] 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78―779页。关于陶德曼谈话的比较详细的讨论，可见于欧内斯特?普雷塞森的《德国和日本：对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间极权主义国家外交的研究》、詹姆士?刘的《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和F?C?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53―70页。我用了琼斯从德国档案中引用的大多数引文。
[16] 该条款的本文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25―126页。在十一月五日的条款中，虽然未提到华北的自治政权，但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这一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必需是对日本友好的人士”。
[17] 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75―276页。
[18]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80―781页。
[19]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16页。
[20] 多萝西?布格的《美国与一九三三――一九三八年的远东危机》第的1页引了格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写的未发表的日记。
[21] 见汪精卫的《和平倡议的事实经过》（载《人民论坛报》一九三九年第27期第 62页）。
[22] 同上文，第60―67页。
[23] 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策》第一卷第790页。
[24]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15页。
[25] 引自河边将军的《对支那中央政府政策》（载《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9―50页）。
[26]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799页。
[27]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9页引《国际拾遗》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三版。
[28]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4―105页。这份文件是角田顺在近卫文件中发现的，虽未署名，但角田从其内容判断，肯定其作者是末次将军。（访问角田记录）。
[29]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10页。
[30] 该条款载《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页。F?C?琼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5页从德文译本引的该条款，内容稍有出人。
[31]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页。
[32] 狄克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见《一九一八― ―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选自德国外交部档案》第一卷第802―803页。
[33]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37页）。
[34] 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58页引外务省档案。
[35] 关于堀场一雄的这点介绍是从稻场正夫与原四郎为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写的序言（第一卷第3―7页）中摘录的。
[36] 同上书，第117页。
[37] 同上书，第116―118页。
[38]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03页。
[39] 同上。
[40]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3090号。
[41] 见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93页。
[42] 《处理支那事变的根本方针》在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中提到。
[43] 同上书，第136页。也见石射猪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302页。
[44]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468页。
[45] 同上。
[46] 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0页。
[47] 见琼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兴亡》第69页。
[48] “帝国今后将不（单单）依靠它（国民政府）作为解决支那事变的伙伴”一语见堀场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23页。
[49]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一月十六日声明收录于外务省编的《一八四??――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6页。《纽约时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译本。
[5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0页）。
[51] 见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第41页。又见矢部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469页。矢部同意关于由于华北派遣军施加压力的说法，但不同意关于陆军军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见解。他写道，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理论根据”而已，他们早就横下一条心，日本必定要同蒋破裂。关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措词问题，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28页。
[52]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38页。
[53] 见外务省编的《一八四??――一九四五年日本对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 387页。
[54] 见重光葵的《昭和时代的动乱》第二卷第183页。
[5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1页。
[56] 见臼井胜美的《资料解说》（《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29页）。
[57] 同上。
第五章 在华北的合作
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到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中间经过了将近十六个月。
拖得这么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也是汪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最恼火的问题之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另外几个由日本扶植的政府和半政府性的组织。随着这些地方性和地区性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他们取得了经过审慎考虑并加以扩大了的领土和财政管辖权，各个政府之间还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其他合作机构，以便就它们有共同利益的事宜进行联系并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这类机构对他们拥有的新权力也是抓得很紧很紧的。随着国民党官僚机构的西撤而建立起来的。新官僚机构不止一个，而是有半打之多。从地方小吏直到部长一级的大官都在开始巩固他们自己的王国。傀儡政府与沿海大城市的工业界和金融界之间打开了新的渠道，以便于后者进行由来已久的贿赂行动，借以换取官厅的优待。其他渠道也开辟了（而且显然是扩大了），让新政权把从管理上海的赌场直到热河的罂粟种植田这样一些地下社会的政府传统职能接管过来。此外，每个政权和它在大陆的日本驻屯军中的后台之间也开辟了一些渠道。
从各傀儡政权的角度看来，不论这些联系是组织上的或者是个人之间的，都同它们本身的生死存亡攸关。没有帝国陆军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它们根本就建立不起来，也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不过这些傀儡政权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不仅能够维持某些地方的秩序，从而使日本能抽出一些驻军去完成别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向日本提供了她所需要的驯服伙伴，使东京的计划官员和大陆日军各派遣军司令部十分重视的经济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这些傀儡政权是日本的国策即以“王道”为基础建立一些机构的大好时机的具体体现。光靠这些机构就足以对付国民党及其有害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免遭赤化，并为融洽地――但又是驯服地――与日本结盟提供思想基础。
在一九三九年与一九四??年间，为了解散所有这些新的官僚机构及堵塞其联系渠道，汪精卫使尽了他在政治方面的浑身解数并利用他在国内享有的声望，来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铺平道路。经过了举行一连串“旨在调整局面”而且几乎没完没了的会议之后，各个政权才作出了让步。但是，汪政权最后也不得不为代表那些他所看不起的傀儡政权的许多讨厌的陌生政治伙伴留出一定的席位和地盘。日本的各军政机关也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勾心斗角之后才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而它们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如此肆无忌惮，以致不能不引起外交人员和新闻观察家的注意。一位老资格的《纽约时报》记者同在华日本军人交游甚广，他在一九三九年曾报道了一则有人阴谋要暗杀汪精卫的消息。经过追查消息来源后，发现一个参加竞争的傀儡政权的日籍最高顾问与此事有牵连。[1]大陆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是“很糟糕的”，尽管东京不断训斥它们，但它们却仍然是我行我素。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批自治政权，而且决心要把这些政权紧紧地拴在他们各自的司令部之下。在大陆的各司令部又享有广泛的独立自主权，这就使得上述的一切更加容易做到。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建立了一个有权管辖所有大陆日军的总司令部后，大陆各日军部队才在实质上受到了一些约束。与此同时，他们也还有足够的机会去扶植和豢养一些傀儡政权。在我们转入讨论稍后成立的汪政府之前，必须对这些傀儡政权作相当详细的专门研究。
早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帝国陆军就曾宣称它有意让南京政府来管理华北。它在七月八日的政策声明中说：陆军“将等待”华北“当地居民自发地建立起政权机关来”。[2]可是，这时战线扩展到整个华北，中国军队又从许多城市和省份撤走，各地的行政机关也就解体了。为了填补政治真空，特别是为了建立能够帮助维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军事管制机构，帝国陆军在占领华北时就扶植起来了一批地方治安维持会。头一个维持会未经大吹大擂就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在北平成立，八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一个。
负责控制这些维持会的是华北派遣军的各特务部。[*]这些机关名义上附属于各日军司令部，负责管理民政事务和军队的其他政治活动，但日军指挥官们却极少过问它们的活动。中国人怀疑它们干涉中国内政，而它们实际上也干涉了，所以它们在中国人中的名声很臭。随着战线扩及华北全境，特务部建立了好几十个治安维持会。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后，各特务部统归命中注定要成为华北头号“傀儡操纵人”的喜多诚一少将指挥。据说喜多将军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曾向新闻界评论过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他的政治哲学在这次评论中概括得淋漓尽致。据《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曾说过，由于中国人民“讨厌繁琐的规章制度”，所以将来在实际上也不会搞什么政府规章。喜多认为；“中国人很古怪”，他们既不需要君主形式的政府也不需要共和形式的政府。他的结论是：“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3]
虽然治安维持会一开始就明显地具有临时性质，但是在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十二月这近半年的期间，它们在华北还算是最近似政府的组织了。它们比后来的任何傀儡政府都更加彻底地受日本占领当局的控制。它们心甘情愿地按照日本人所制订的有深远影响的纲领办事。例如，它们迫不及待地改革了教育制度，以便采用经日本人批准、用以灌输尊孔和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为主的教科书。[4]日本人给了维持会以巨额贷款作为对日合作的奖赏，而且还让洽安维持会――至少是天津的那个维持会――染指过去专供中国中央政府使用的重要财源。[5]
维持会的头目们都是一些在华北政界和军界混迹几十年的典型的老官僚；许多人远在清朝就当过官。北平治安维持会主席是江朝宗将军。从当时《时代》杂志所刊登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完全是西方人印象中的一个道貌岸然的清朝高级官员的化身。[6]早在二十多年前由于不明智地支持了军阀张勋的复辟企图失败以后，他便退出宦途了。这些头目中有不少人在配合日本攫夺大陆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从亲日的安福系的全盛时期一直到多年后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都参加过。他们这些人不辜众望，大多数人的粉墨登场都有其不明不白而且肮脏透顶的背景。难怪报界纷纷推测说，日本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这些人，一旦找到了较合适的人选，就会把他们踢开的。
治安维持会成立得如此之快，而且又具有如此明显的过渡性质，以致日本国内的决策机关连讨论都没有怎么讨论过它们的问题。相反，日本决策机关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是否赞成把这许多维持会合并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机构这一问题上。
委派喜多将军主管华北所有特务部的工作、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的命令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发表的。[7]但是该命令并没有说明上述各个机构指的是哪些机构。不过，两天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给了喜多一项指令。这项与其说是明确还不如说是空洞的指令倒提供了一条线索：各个中国机构（大概指的就是那些治安维持会）到时候“就会象母亲足月分娩一样，产生出一个未来的华北政府来”。[8]这项指令大约是在察哈尔战役前后发出的，当时石原莞尔正在东京大力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华北战役中的一个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将军于九月十九日写了一封决不会使石原感到高兴的信。板垣在信中扬言：不管石原怎样反对，“只要一旦我们拿下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我们就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府。”[9]
正如板垣信中所指出的，建立华北新政权的主动权显然操在大陆各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手中。喜多将军在十月间向陆军省的军事课报告了他对华北局势的看法；从喜多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在向上级请示或征求意见，他只不过是让东京知道一下华北派遣军可能在政治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我们希望在华北建立一个既对日本和满洲国有利又可用以防共的地区。我们并没有领土野心，不过如果这种局势再拖延下去，那就很难说我们会错过机会去建立一个类似满洲国或比满洲国更满洲国的东西。”[10]喜多解释说：“我们并不扦算建立一个象冀察政务委员会那种委员会式的政权机构。”他心目中想到的是，一个在政治实权和地理范围上都要大得多的政权。先成立各省的省政府，然后，“我们打算建立一个‘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我们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应当使用这个名称。”喜多说，尚待解决的是人选的问题。喜多写道：某位可胜任新政府首脑的“强有力的人选”尚持“谨慎态度”，“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出来上任，他或许肯干的。”[11]
到了十月底，成立一个华北新政权的计划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喜多在十月二十八日签署的《关于建立华北政府的研究》的文件中主张：华北政权不应只具有地方政权的性质，而应成为一个“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他借用了宋朝儒家朱熹的语言解释说：一个纯属地方性或者区域性的政权在“大义名分”上（即名称与职责之间）有不足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吸引头一流的中国人士出来同日本合作。而且，搞一个区域性的政权“在思想上讲是一种倒退，对付不了南京政府的统一策略。”[12]
陆军省于十月三十日对喜多的看法表示支持。军务课建议“扩大并加强在华北的政权，以期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中央政府。”军务课预见到：随着华北秩序的恢复、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全中国都会复苏起来。它的计划要求，向建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这一目标逐步前进：首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和察哈尔建立起“自主的”省级政权，然后把这几个省组成一个联合体，最后再建立一个把随后在华中和华南组成的类似联合体都联系在一起的机构。[13]陆军参谋本部的有影响的支那课也赞成建立华北新政权的计划，而且在十一月十八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组成一个亲日反共的“名符其实的中国中央政府。”[14]
陆军的其他单位也支持华北派遣军的华北方案，但唯有一项重要的保留条件：其他几个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都坚决反对使拟议中的北平政权成为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关东军，因为它已经在内蒙古建立了自己的傀儡政府，决不希望看到它的主要由汉族居住的广大地盘被同它竞争的政权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接管过去。何况关东军长期以来一贯力主中国应在政治上保持分裂状态。该军的将领认为：侈谈给中国建立一个“名符其实的中央政府”的论调未免太激进了。关东军的东条将军的一份研究报告的要点指出：“我们不应该急急忙忙在中国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免不必要地得罪各种地方政权”；他建议成立一个松散的、“仅仅具有政府基本象征”的联省政府。[15]
华中派遣军正想建立它自己的傀儡政权，因此也反对“一开始”就决定把华北“当作政治中心”。[16]其他日军派遣军司令部的反对意见虽不足以阻拦华北派遣军推行它在北平建立政府的计划，但是它们的意见无疑影响了日本政府作出不在外交上承认该政府并对其权力范围加以限制的决定。
考虑到日本决定在十二月初进攻南京，喜多将军迅速采取行动，使他的华北政权能够赶在华中派遣军在“解放了的南京”建立政权之前就行使职权。不过由于当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人选来担任这个新政权的头目，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并把选择国家元首的事推迟一下。几个月以来，报上一直在传喜多想劝曹锟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消息，而这些谣传是颇有根据的。曹是直系军阀，曾在一九二三年被受贿的国会选为中国总统，后来又被赶下台。要是喜多能够劝说曹出山，把他原来未当满的总统任期当满，那末这个傀儡政权至少就会有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当头头，好赖总算有点名气。但是，曹对同日本合作要价太高。吴佩孚也差不多。尤其是日本老牌大陆阴谋家土肥原将军对吴下的功夫恐怕只多不少。
所以，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居仁堂（原来是盖给袁世凯当官邸的地方）举行就职典礼时，它的各部的总长和高级官员名单之中竟有一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最不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内。最高级的官员，行政院院长[†]王克敏是上海的银行家，他在临时政府成立的一星期前还在香港同喜多的代表就新政权的职权范围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呢。王不愿意放弃他优裕的隐退生活来换取在国民党政府同日本政府的谈判中充当小卒子的角色。因此他要求日本保证将同国民党决裂，而且今后只同新政府打交道，并取得了这项保证。[17]
王克敏是被挑选为临时政府成员中最典型的人物。早在清朝他就开始了他的官僚生涯。民国初年他转而经营中法工业银行，之后又重返政界，并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四年间，在好几届短命的北洋军阀内阁中担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同他在临时政府中的许多同僚一样，他们的政治生涯都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的十年到十五年之间的军阀全盛时代达到了顶峰的。除了理财的才干之外，王以拥有妖艳的小老婆而闻名。
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多年心腹陶希圣（当王在北京当官的时候，陶还在那里念书）回忆说：当年听京戏时，许多观众的注意力（至少是大学生们的注意力）常常不集中在舞台上，而是集中在包厢里的王的小老婆的容貌和满身的珠光宝气上。[18]
王在二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中押宝押输了，因而在那以后的年代无法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上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时，王克敏是委员之一。其实，包括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和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在内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当过该委员会的委员而有同日本人打交道的实际经验。作为激烈反国民党的日本代言人来说，所有这些人都算是上乘人选，而这种反国民党的姿态则是临时政府的标志。直到一九四??年临时政府正式结束时为止，这些人都一直担任该政府的领导人，之后直到一九四五年，所有这些人都还是日本仍在华北执行政策的工具。王克敏是在华的外国报刊的揶揄对象。它们都以报道诸如他捐款慰劳日本士兵以及被他自己家庭成员公开责备而出丑之类的事来取乐。[19]
临时政府并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是受民众委托或由选举产生的，它甚至连日后有无实行选举、代议制度或其他民众监督的方法的可能性都没有暗示过。它进行统治的根据仅仅是一纸由它自己任命的委员会所草拟的所谓“宪法”。在政府结构上，它同国民党把权力分属行政、立法、司法和监察等四个院[‡]的做法很相似，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名列第五的考试院的权力则交给了教育部掌管。在该政府成立后不久，监察院也被撤销了。
在实践上，临时政府也很象国民党政权：由于人员的相互兼职以及行政院拥有的权力很大，临时政府各部门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分工。例如，行政院决定一切立法，只是事后把它的决定提交立法院[§]（而立法院的委员竟是由行政院任命的！）去批准一下而已。日本顾问们让临时政府享有的一切权力，显然都集中在行政院。行政院之下设五个部，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五个部中竟没有一个主管军事、外交的部。事实上该政权也没有在取得国际承认问题上作出认真的努力，就连日本自己也从未表示过要承认它。一九三八年临时政府任命过几个驻日“代表”，但他们只不过是“表示亲善的使者”而已。这个政权从来也没有同任何国家签订过什么条约或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协定。有必要进行谈判时，则同日本顾问们谈，而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谈就算是最高一级的谈判了。
根据核心内阁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规定，临时政府的管辖区包括河北、山东和山西等三个省的全部以及第四个省察哈尔的一部分。[20]日本占领河南后，河南省也要置于新政权的管辖之下。但是正当华北派遣军从南面进攻山西省长城以南的。地区时，关东军则从北面侵入山西，并且已经先下手为它的内蒙古傀儡政权夺得了整个晋北地区。这个地区以大同为中心，包括把内蒙古地区和北平连接起来的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
此外，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来一贯自行其是地搞自治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虽已公开宣布取消自治并归属北平政权，但仍以唐山为中心盘踞一方。直至该自治政府的高级官员于一九三八年在新政权中获得重要职位之后，它才逐步撤销。[21]临时政府管辖区之所以很小的最主要原因是：它只能在日本陆军控制下的地方行使权力，也就是说，它的管辖区域主要限于几个大城市和几条铁路线。所以冀东道（临时政府恢复了清朝“道”一级政权的名称）的道尹在一九三九年初报告说，他只能控制所属二十二个县中的七个。[22]这个新的国家远非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那个华北国。
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是由汤尔和宣读的。汤是留学日本的医生，内定为教育部总长。这个宣言有两个方面很突出：首先是内容清楚地显示了新政府对国民党极端蔑视，其次是文体证明其作者为十足的儒生。该宣言[**]强调说：“国民党窃据政柄”，以致“灾害??臻”；该党“欺罔民众……税敛苛毒……倒行逆施，不顾社稷之将覆，犹且不早悔悟。”至于说到同日本的战争，那首先是国民党对日本采取敌对态度，国民党“夫既自知流朽，何以轻动干戈，业已备战十年，何以脆弱至此”，所以就“百战百败”了。又说“（国民）党人方且标榜清廉……实则辇金外国，化名存储，已成公开秘密。日倡礼义廉耻，而魑魅魍魉白昼横行，盘踞要津，荡无法纪”。由于国民党政府“犹复不负责任遁逃，不能收拾”，所以就“丧其国都”了。[23]
文告还在另外两个问题上做文章。第一个论点是中日同种：战争之真正可悲乃在于“同种相噬”。第二个是反共：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其结果是“拾共产党唾余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排斥了所有其他人的意见。
从此以后，临时政府一再反复宣讲它十二月十四日文告所表明的这些论点。它把这些论点和“王道”哲学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为大搞控制社会的活动提供理论基础。儒家哲学中的王道是衡量国君的统治是否贤明的一个崇高标准。它认为；要是一个国君由于受礼教的陶冶，能够本着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那他就是一个模范的贤君。君主通过树立完美德行的典范来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从而使他的臣民必须忠诚并确保社会的协调。但在一九三八年，王道却被临时政府用来作为一种解毒良方，以对付现代中国（实际或假定）流行的许多毒素。总之，王克敏和他的同伙所谓的王道强调：国民应恭顺地把统治者在道德方面的教诲铭记在心，并以王道作为武器防止受西方唯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感染，因为这些“主义”都是以国民会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原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前提的。
最重要的是打算用王道来反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约瑟夫?利文森在谈到日本在满洲国搞“清朝复辟”时写道：“之所以提出‘王道’显然是为了反对‘三民主义’……日本人和满洲国分子都硬说三民主义是西方的思想。”[24]在华北“提出”王道显然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这就使某些人责难日本企图使华北“满洲化”的论点得到了证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临时政府是怎样复活了清朝的政治体制（例如，恢复“道”），并且任用了好些清朝的遗老；但是，强调王道这一点却是它企图复辟清朝的最明显的证据。[††]
“王道”不仅仅只是中国和日本少数几个守旧派想要实现的东西。在华北全境灌输“王道”思想很快就成了临时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这项大规模的工作主要由教育部和新民会这两个机构负责。新民会是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没几天就成立了的。它基本上是喜多将军构想出来的一个组织，因为他对临时政府那些既老朽又不受尊敬的头目们是否能够掀起一场（特别是在青年中）热烈拥护王道的运动深感怀疑。喜多也主张采用新的名称，并建议说：“王道”一词听起来太古老了，为了便于向公众宣传，应该把它改称为“新民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喜多将军认为“新民”一词听起来比较现代化，对青年有吸引力，所以主张使用它，可是这个词却是采自最能体现儒家学说的《大学》一书。[25]
新民会是一个有多种政治目的的组织，主要用以垄断政治思想，动员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政府，并从总的方面传播日本的宣传和日本文化。它是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的。它并不是一个松弛地联系着几百万个会员的群众组织，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通过历史悠久的儒家保甲制度和类似奥威尔复合体的分支机构，来保证严格的纪律和秩序得到实现。[‡‡]
设立了新民会中央训练所来培训从事会务工作的骨干。又设立了主要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新民学院。这个学院的第一期毕业生先到日本游历了一番之后，再回国担任各种官职（主要在教育部）；毫无疑问，有许多毕业生被分配到各个新民模范学校去工作。童子军改名为新民少年团。还建立了防治疾病的新民医院。在娱乐方面，人们可以收听国家办的新民合唱团在新民广播电台里演唱的新民歌，或者可以到政府经营的许多新民茶馆去喝茶。这个政权的机关报《新民报》则是正确的理论和时事评论的唯一来源。
新民会承担的任务是如此包罗万象，它的分会和职员又是如此之多，以致它几乎可以代替临时政府成为华北的统治机构了。一位颇有学识的观察家对这个组织的无孔不入的性质作了如下的叙述：
几乎没有一项政府的活动没有新民会的份儿；在北方的每一个省、每一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每一个县都设有新民会的分会。为了庆祝纪念日、庆祝大城市被日军攻陷、反共周等等而举行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统统由新民会主办。它向各级学校发布命令，强迫他们参加此类庆祝会；它训练城乡的青少年，组织尊孔、崇敬祖先、谴责国民党等等的集会。它掌管一个完整的实验县；组织合作社，照管灾区救济工作，向农民发放贷款和种子，指导收割和农具的使用，向乡村提供医疗服务，教所有的人学日语，送学生去日本留学，自办一所学校，编写教科书，草拟并分发各种宣传品，自办一家广播电台，派出流动电影放映车，鼓励戏剧演出，进行新闻检查，举行考试，召开家长会议，开设免费的茶馆，进行不可胜数的调查，普查户口，提倡中国艺术，控制劳工，管理公众的娱乐活动。它甚至还进口猪来做饲养试验。它举办巡回图书馆，对学生作文发给奖品。它大事吹嘘模范村。它的种种活动简直是没完没了的，它的活动能量也是无穷无尽的。从天津到太原府，从济南到保定，旅行者到处都可以看到以阴阳为标志的新民会会旗。[26]
如上所述，新民会的御用哲学新民主义是用来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西方思想的残渣”――的影响的。[27]新民主义强调儒家的德行，强调重礼、敬上、孝顺和好学。虽然这些新的“主义”从未被系统地（更不用说合乎逻辑地）加以发挥过，但它们却都有一个可以说是共同的命题，即：只有日本‘能够使中国得救，并实现土肥原将军所谓的“东方文化的复兴”。[28]
缪斌是新民会的主要理论家和第一任会长。他原是国民党的革命家，一向对日本极为崇拜，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对这个组织起了影响。缪早就认为，中日两国之所以对现代世界作出的反应大不相同，其原因乃在于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缪还认为武士道精神渊源于儒家传统，只有学习日本的尚武精神，中国才能象日本那样生气勃勃而不再是死气沉沉。[29]这个新哲学思想还把佛教视作中日两国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并给以同等的尊崇，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它的折衷主义手法。例如，一方面准备在山东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同时又准备在山西开办一所教授佛学的大学。[30]
要是说“复兴东方文化”的奢望并未能象预期的那样使华北的广大居民改而信奉儒教的话，那末新民会的巨大努力至少可能已经使很大一部分居民在效忠什么的问题上搞得稀里糊涂了，而新民会所提倡的朝拜孔庙和学习《大学》等事，按设想本来可能对一些人（主要是年岁较大的人们）是会有一些意义的；至于对广大的学生来说，那就很难设想他们对于以下这类事情会有多大的劲头；具有明显宣传性质的作文竞赛和演讲竞赛（《为什么我们要打倒蒋介石政府》，《中日如何亲善》，等等）；（“按照北平教育局的命令”）首先强调学习日本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大量采用日本批准的教科书并把日语作为必修课；课程中包括例如《易经》这样玄奥的教材，或者用伦理学（“修身”）来代替公民课。公民课由于强调了对国家的责任和中国民族主义而遭到怀疑，因为民族主义只会妨碍中国人投身于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正是一九三八年在华北纷纷成立的各种“教科书改编委员会”的最终目的。[31]
曾在华北派遣军服役的山崎重三郎中佐指出过新民会存在的一些缺点。他把新民会说成是一项“旨在建设新华北的思想运动”。他写道，新民会虽以满洲国的协和会为蓝本，但它却“没有抓住华北人民的心理，而他们的文化程度远比满洲国人民为高。”他坦白地承认，新民会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官僚化了，而且它的日本味道也太浓了。”他说，结果新民会“变成了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面对着共产党的宣传攻势，他们简直束手无策。”[32]
华北政权的奴仆性质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第一个方面是，日本顾问广泛地控制着一切政府事务。在这方面，王克敏至少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平常总是批评王的外国报刊也不得不承认，王“坚决反对把满洲国的制度照搬到华北来，（同时）也强烈反对把大批低级日本官员安插在各个部、局”。[33]一九三八年六月，有消息说，“王的主张被采纳了”。几个月之前曾经“充斥于各部门”的一大批小顾问“都被调走了，只实行在较高级的部门中派驻少数特别有资格的顾问的原则。”[34]
一九三八年四月，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同王克敏达成了一项关于向临时政府派日本顾问的协议。它规定建立一个由日本提供“合作性质的援助”的制度。据这个协议附件的第四条说，这是指“日本顾问和同级的临时政府的官员“事先”就一切政务事宜“进行无保留的磋商”。[35]尽管寺内―王“关于顾问的协议”明确地要求双方在任命顾问之前要进行磋商，然而有个顾问却说，“只要司令官决定某某去当顾问，那就可以了。顾问的各种职责也有明文规定，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外交协议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结束对顾问体制所作的坦率估价时，他把顾问比喻为“附家老”[§§]――那是指日本封建时代年青贵族的高级顾问，他们以比他们所应服侍的主子更为有权势而见称。[36]
不管顾问体制的用意多么善良，不管顾问们的行为多么客气（姑且假定占领军能够有这种难得的作风），也无法使人欢迎。据一位日籍观察家说，在他所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中，他们最感不满的便是日本强加给新的行政机关的那些顾问。他承认“许多人是完全不称职的……而且对中国人民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他举了一个做官的中国友人为例。那个中国官吏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日本人，而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或经济竟一无所知”，然而更糟糕的是，“连芝麻大点的事情也得同这位顾问商量。中国官吏在点头之前必须同别人商量。时间就是这样被白白浪费了，而最后是一事无成。”[37]
既然中国官吏对日本顾问有反感，而帝国陆军军官又瞧不起中国官吏，把这二者加在一起是决不会产生和睦合作的精神的。山崎中佐以不屑一提的口气追述了临时政府搜罗来的那些行政人员的质素：“他们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权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是一批靠不住的贪官污吏，只是为了领薪水才来上班的。人民对他们抱有恶感和反抗情绪。最后，人民把这些恶感和情绪都化为对日、本军政官员和日本侨民的仇恨。”[38]
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
我们已经考察过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关于海关和关税的方面。一九三八年三月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是另一个最能说明日本炮制华北伪政权目的何在的经济措施。用一个作家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对中国货币发起的一场强大的正面攻击。”[39]这家在日本顾问指导下的银行，是为许多重要目的服务的，但它的总目标则是要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从而破坏国民党政府从一九三五年起就一直在谋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正如一家东京出版的商业月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所说的那样：“华北象满洲国一样，将成为金（日）元集团的一部分，并将成为把帝国经济紧紧地捆起来的货币链条的一个环节。”[40]
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日本政府曾经不顾外务省的劝告，拒绝支持英国帮助中国稳定货币和统一财政制度的做法。现在，既然临时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于是许多日本人乃感到，日本完全有力量摧毁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经济制度，从而加速其投降。他们希望，通过发行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并禁止法币（南京政府国币的名称）的使用，联合准备银行能够使华北的居民不再效忠于国民党政权。国民党的中国对即将成立联合准备银行的公告所作的反应似乎也表明日本的金融战略有可能奏效；因为资金逃离中国的数量和对外国货币的投机买卖立即“剧增”。
然而，事实证明联合准备银行只不过是一项效果平庸的武器而已。当这个银行刚建立的时候，临时政府宣布，法币只能再流通一年，即到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止，在此以后就只准使用准备银行发行的货币（联券）了。新货币刚一发行，临时政府和日本陆军都得到了好处，因为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临时政府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可以弥补一下它无法从游击队所控制的内地搞到税收；日本陆军则可以通过对兑换率的操纵筹集它自己所必需的开支，并促进它的经济开发计划，但作为一项旨在破坏国民党财政稳定的政治武器来说，联券的发行却是个大失败。由于联券的发行准备金有名无实，随着每月印刷量的不断增加以及货币总流通量越来越大，其价值也就不断下跌。尽管对私藏国民党货币的人严加惩罚，格雷贤的法则却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较有信用的国民政府合法货币仍被继续使用，而且在兑换中往往还能得到贴水。在华北某些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法律禁止持有联券，违者处死。结果，华北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发现，他们只有用法币才能从内地买到农副产品。
一位作家指出：“凡是在日本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人人都拒绝使用联券。”[41]甚至在日军势力“所能及”的地方，人们也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令人憎恨的货币。例如，在华的日本商人也不愿接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券，因为他们不能用它来偿付中国的债权人。在中国营业的外国银行宣布，只有横滨正金银行采取接受这种纸币以抵付其他货币的政策，他们才这样做。可是日本的银行家都坚决拒绝这样做。一九三八年九月，上海的《财政与商业》月刊说，“横滨正金银行的全部资财可能会因兑付北平所印出来的钞票而告罄。”[42]由于天津外国租界当局拒绝合作，日本对联合准备银行所抱的希望又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即日本所扶植的联合准备银行成立的九个月后，他们事实上仍继续以法币作为记帐单位。由于日本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其结果是，法币到了一年以后非但没有完全被联券所取代，反而在大约两个月后，即一九三九年五月，它与联券兑换的贴水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之多。[43]由于日本军队在华北使用军用券购买当地商品和劳务，这就使已经够混乱的货币流通情况更加恶化了。到了一九三九年，日本银行发行的日元纸币和朝鲜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特别纸币也都在华北流通，这就造成了进一步的混乱。
结果证明：对中国货币“进行改革”远比预期的要复杂而困难。早先几年，让满洲人停止使用军阀张学良时代流通的既贬值又不稳定的“奉票”还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由于其他的问题很多，事实证明还不可能把在满洲国取得的成功经验照搬到华北来。公众的信任是日本在这十年中的头几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在后几年中她显然已经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正如一位财政分析家所写的那样：“在战争十八个月后，尽管中国丧失了大部分重要城市，但她却能使外汇汇率维持在空前稳定的水平上。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抛弃一种既贬值又混乱的货币，代之以一种更稳定的交换手段，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要是强迫他们接受一种既。不能兑换又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替代另一种比较健全和稳定的货币，那倒是一件极端困难的工作。”[44]
战争爆发以后，鸦片在日本占领区的财政收入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于这种贸易的秘密性质，人们很难得出精确的数字，但是许多观察家所提出的证据都表明，自一九三七年初以后，秘密的鸦片贸易额急剧增加了。美国财政部派驻上海的专员就是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的人中之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向海关署长报告中国的麻醉品贸易情况。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报告说，在察哈尔北部的“日本当局”用“当地县长的名义”向农民发出通知，鼓励他们去种植这种“有毒的植物”，并公布奖励办法（例如，种了最低限量的可以免除土地税，种了五亩的可免服兵役）。[45]这些鸦片连同那些在内蒙古其他地方和满洲国所生产的鸦片，都由受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官员保护的”日本人和朝鲜浪人走私运进华北，而这些官员则从利润中提成作为报酬。[46]
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名不符实的禁烟局，倒是为毒品运进华北提供了方便。事实上，这个局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禁止麻醉品的贸易，而是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制度，把这项贸易置于当局的控制之下。美国财政部专员关于此事的报告，均为战后在东京的审讯中被日本军官及中国傀儡政府的官员所证实。[47]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梅思平的长篇供词。梅是汪精卫政府的最重要成员之一，任内政部长。梅否认了他所谓在中国“流行的那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日本关于麻醉品的政策目的在于造成有毒瘾的人，“使中国人体质衰弱而且穷困”。他说，特务部发现毒品贸易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用来补充供它进行“多方面工作”的“非常有限的经费”之不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梅供称，为了进行间谍活动，也把毒品赠予或售给“无耻之徒或甚至贪污的官员”。[***]
梅把鸦片贸易和其他毒品（如吗啡和可卡因）的贸易加以区别。他认为，后者大部分是由地方低级官员自己搞的，而前者则是极有组织的，并且是内蒙古傀儡政府的主要财源。他还说，日本政府把鸦片贸易所得的收人汇到东京作为“秘密辅助资金”之用，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据梅说，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政府才开始执行真正禁止鸦片的政策。这是针对中国民众突然爆发的愤懑和学生示威而采取的步骤。（东条政府为应付此次危机而派往中国的经济顾问表示愿意帮助汪政权查禁鸦片贸易，但也提醒汪政权不要忘记，从“鸦片贸易所得的利润是［设在内蒙古的］蒙疆自治政府主要财源”。）[48]
国策公司
在经济开发，即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的管理等领域内，临时政府被迫当傀儡的形象最为突出，而且日本的帝国主义意图也最为露骨。“经济合作”的口号远远掩盖不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军务局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制订的计划，列出了控制华北经济的指导性纲领的要点。[49]它规定在青岛市设立特别市政府，由一个中国人当市长，一个（由特务部挑选的）日本“最高顾问”协助工作，还设一个市参议会，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半组成。计划组织中日合营公司经营地方的盐、酒、糖和烟草工业。将考虑在税收上优待这些企业并授予专卖权。还要在山东省设立其他合营的企业以经营煤矿和铁矿以及与之有关的工业。全省所有主要铁路将由一个企业独家经营。
随着日本占领了整个华北，必须为陆军所指望的合营政策制订出更为全面的方案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明显了。据说，王克敏对日本人坚持全面和不受约束地控制华北经济特别感到忧虑。一个观察家写道：“王最初是一个银行家兼经济学家，之后很久才成为政客的。他明确地反对日本人完全垄断所有工业和经济计划。他虽然准备同意在重工业方面让日本人占有稍多于一半的份额，但却坚持把其余经济部门分摊给中国资本家和……中国政府。”[50]
为了使王放心，寺内将军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他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中日经济委员会（日华经济协议会）。两国各任命五个委员，委员会负责制订华北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计划。王克敏自任主席；副主席是平尾八三郎。平尾是著名的日本实业家，曾任内阁阁员。据臼井胜美说，王以为此后经济事务将交北平的中日经济委员会来考虑解决，而不是按东京下达的单方面决定行事，所以他才同意订立这个协议的。[51]
要是王果真这样认为的话，他的幻想不久就破灭了。一开始委员会的权力就几乎被阉割掉了。事实上，王与寺内签订上述协定的次日，即三月二十七日，就不得不签署同寺内达成的一项“谅解”，该“谅解”规定“华北最高经济顾问将根据军事需要控制交通、运输和空运”。为日本单独控制这些企业而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临时政府无权要求取得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因为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都属国民政府所有；既然临时政府还没有被承认为是国民政府的主权继承者，它也就不能够成为国民政府所有权的继承者。[52]这样一来，这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就从委员会的权限之内划了出去，并于最后划归日本陆军和日本企业联合经营。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华北占领区有关资源开发的所有工业（铁、煤、电力等等）实际上都在中国开发公司的有效控制之下。而且只有这家公司拥有准许经营这些企业的权力。中国开发公司创办于一九三五年，原为南满铁路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并于一九三八年被置于华北派遣军的牢牢控制之下。由于需要吸收大量资本和技术援助，这就使该公司出面邀请日本各大企业参与它的经济开发计划。结果，日本工业界就在中国接管了重要的企业管理权。三井、三菱和大仓进入了煤炭工业；东京电灯、日本电力和大同电力进人了电力领域；日本制铁所和大仓兴业会社等等进入了钢铁工业。日本工业家甚至渗入了生产重要消费品的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如东洋纺织公司和钟渊纺织公司就接管了许多中国的纺织厂。[53]
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军事需要的不断增长，经济上也就更需要有更多的配合和集中计划管理，于是把中国开发公司改组为北支开发公司。这个新公司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四月公布的一项法令批准成立的，同年十一月正式开张，拥有资本三亿五千万日元。[54]大谷尊由（前拓务大臣，在不到一年前曾主持制定成立这家大控股公司的计划）成为它的第一任总裁。他立即着手建立许多子公司并发行更多的债券。至于中国人所拥有的企业（例如铁矿），中国老板们除了把他们的设备和财产去换取该公司的股票之外别无他法。到了一九三九年，诸如华北交通公司和华北电力公司等国策公司的营业范围乃遍及整个占领区。
不过，其中有不少公司与其说是在事实上起作用，还不如说仅在理论上起作用。为了修建铁路和港口等野心勃勃的计划筹措所需资本而作的努力，在日本国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中国国内则更是毫无结果。日本军事当局和日本财界之间的利害冲突使他们在大陆上的冒险事业显得不那么吸引人。日本当时极端缺乏资金，军方拿不出什么办法来鼓励投资。军方对于使投资所冒的风险同利润大小成比例这一点的关心，远远赶不上它对用降低生产和利润的方法来使自己的计划获得资金一事的关心。可以用于投资的中国资本本来就少得可怜，这时更不愿意对国策公司的计划进行投资。泰勒评论说：“我们不应该忘记，把中国工业、矿业和商业财产都给没收的做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向中国资产阶级表明中日经济合作有好处。”[55]
所以，为了实现急功近利的目标，往往放弃了从长远看来可能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帝国主义国家本身都同样有利的经济发展计划。例如，究竟日本人对已在一九三八年初考虑的“土地改革”计划是怎样想的，恐怕只有天知道。考虑到将去执行该计划的那些实业部官僚和新民会官员所持的社会观，这个土地改革的前途充其量也只能是很渺茫的。无论如何，随着战争继续拖下去，对于诸如模范村（除非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修筑道路、修补河堤以及农贷和救济等等的强调之越来越少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三八年末，尽管中日经济委员会继续坚持说这类长远的目标还是很重要，但它也坦率地宣称，眼前需要关心的是“提高棉花和小麦的产量”。[56]
就单从日本本身的利益来看，也很难估计出：日本之所以未能成功地开发华北，究竟有几分原因是直接由于日本人无能所造成的，又有几分原因是由于游击队的抵抗所造成的。游击队在华北到处活动，他们从活动地点甚至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不过，毕竟不能因为日本没有建成她为华北计划的巨大铁路网而责怪她，因为白天铺上的路轨晚上便被撬掉了。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美国新闻委员会在一九三九年所发表的文章看来还是对中国沦陷区糟糕的经济状况作了公正的描述：“生产、贸易和消费……都远远低于战前水平。一般生活水平大大降低了，大部分中国人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随着战争继续下去，日本人既无法把他们在经济上所造成的损害弥补起来，也无法促进任何大规模的新的经济发展。”[†††]
正如新闻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总的说来，中国居民都在经济上吃了苦头。泰勒认为，对一般人来说，最大的损害是由一些“小规模的掠夺者和谋利者”造成的。“在本财政年度（一九三九年）从神户搭船到大陆去谋求发迹的”二十二万日本人之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人。[57]傀儡政府和日本陆军都管不了这些人，也不愿意去管他们。他们每天的所作所为，都在提醒被占领城市中的中国人别忘记：中国人是一个被征服了的民族。根据日本人的估计，迄至一九四四年，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的人数是一九三七年的十倍。[58]新民会的一个被激怒的官员写了一份关于在大陆的某些日本人的劫掠行径的报告。他虽然承认有必要对某些重要的工业实行军事管制，但是他也用了最强烈的词句，遗憾地指出“恣意掠夺（中国）人民的私人企业并企图将这些私人企业置于日本工业控制之下的做法”。[‡‡‡]他指出，被没收或被迫实行中日合营的企业竟包括当铺、肥皂厂、油漆商店和面粉厂等等在内。
山崎中佐估计，在华北的日本侨民约达四十万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属于‘冒险家类型’的”。山崎遗憾地指出，这些冒险家们不理解日本宣布过的“圣战”的意义，他谴责他们编起了种族对立，并使那些天天同他们有接触的中国人激起了反日情绪。他作出结论说：“结果，‘新建设’的理想往往被这些毫无头脑的日本人所歪曲和破坏了。”[59]
华北日本人在经济上专横的做法，不仅违反了日本对经济合作许下的诺言，而且终于损害了自己。一九三九年，外相野村古三郎抱怨说，那些本来应该成为“北支经济开发核心”的国策公司，“全都缺乏机器设备，以致计划都完成不了”。[60]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日本“尽一切力量去吸引外国资本”到那个地区去。有讽刺意味的是，陆军恰恰就是想方设法用经济帝国主义的政策来防止依赖外国。根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之间，美国对中国沦陷区的输出，的的确确增长了将近四倍。[61]这样一来，日本就日益依赖西方国家（在欧洲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依赖美国）帮助她去实现她的开发计划。而后来在一九四一年野村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华盛顿所进行的谈判中，正是这些开发计划成了最无法克服的障碍之一。
最后，让我再说几句话，以结束这一段关于日本力图“复兴东方文化”的讨论。
首先，统治华北同统治中国其他地区所用的方式和所建立的机构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后来几乎无法使其调和起来以建立汪精卫所领导的全国性政府。只提一下王克敏政权和汪精卫政府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够了。后者非但不攻击孙中山，而且宣称只有它才是忠于孙的理想的。它攻击国民党没有实现“三民主义”，而且自称是“正统国民党”。
当汪精卫政府成立不久后于一九四??年访问北平时，《新民报》发表了一篇“宣言”以示欢迎。在谈到汪献身于“三民主义”时，这篇“宣言”说：“当我们一想到它时，就不禁为之战??。”中国现代史上所有的祸患无一不是孙中山的主义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蒋介石政权的组成、联俄联共、屈服于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以及抗日，所有这些都根源于‘三民主义’。”[62]
用“新民主义”来代替“三民主义”这一点表明，日本人认为华北是个很稳妥的地方，可以（或者至少是企图）在那里搞起一种极端开历史倒车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清末以来，华北在政治上毕竟从未稳定过。总的说来，响应孙的民族主义思想并支持共和国的是南方；而在北方，民族主义才刚刚开始出现。国民党没有多少机会把它的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传播到这个地区，因为它在某些省份受到日本人的排斥，或者至少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在另外一些省份则又被象阎锡山这类事实上独立的军阀所排斥。
学生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是最强烈反对“王道”计划的阶层了，但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他们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许多学校被炸毁了、关闭了、进行了改组或者迁移到外地去了，有的学校即使是还能办下去，其规模也大不如前。一九三五年与一九三六年间以一些学校为中心的激进抗日运动，在一九三八年简直就不复存在了。此外，由于共产党“有意识地把在北平的人力抽出去充实其他地方的领导力量”，“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华”离开了大城市，到共产党在山西的根据地去了。[63]
在当时存在政治真空的条件下，日本人认为：他们广泛的政治“改革”最多也只会落得一个人们漠不关心的结果。陆军相信，它花了五个有用的年头在满洲国学会了如何跟人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作斗争，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说它不能在长城以南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傀儡官员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南京决非我（华北）人心之所向。总之，不论在精神上或在行动上，北方总是比较接近新京（满洲国的首都），而不是接近南京。”[64]
满洲国的经验可没有一条能说明：外来的共产主义哲学竟会那么坚决地同中国的传统“方式”进行斗争。华北政权的许多军事和民政顾问都是先前在满洲国任过职之后调过来的，他们把前几年形成的一套关于行政管理的观点和政治哲学都带过来了。山崎大佐对此又作了恰当的评论：
那些在建设满洲国有过某些成功经验的人员负起了建设华北的责任。由于他们思想方法简单、知识领域狭隘，所以在指导地方行政人员方面犯了不少错误，发布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命令。结果，他们往往不得不朝令夕改。他们犯错误的最大原因是：负责的日本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予以足够的、认真的注意。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做了很多工作，不只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因而赢得了人心。相反，我们却只把中国共产党看做土匪，把镇压他们的事看得比对人民做工作更为重要。[65]
日本之所以把这种类型的政权强加给华北的另一个原因是：华北地区在她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优先地位。华中和华南的重要性似乎远远及不上华北，所以，许多日本人打算同意在黄河以南建立一个比较有独立性的政权。但华北必须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帝国的真正组成部分，如果在名义上并非如此的话。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决定了这项政策，因为它最贴近满洲国，也最容易受到苏联或中国共产党人的袭击，或者同时受到二者的袭击。如果说光有这种考虑还不够的活，那末单是这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也足以促使日本采取严格的控制政策的。
最后，中国最大而且最令人头痛的一支抗日游击部队集中在华北，这从本质上对决定日本人在那里作出反应也起了作用。在华北进行的“扫荡”比在中国任何其他地方所进行的“扫荡”更能说明他们单纯依赖军事手段。共产党的八路军不让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试行更加狡滑的扫荡办法，那怕日本果真准备并且愿意试一试的话。日本在华北采取极端黩武的态度，以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间所实施的大规模毁灭政策（即三光政策）达到了顶点：为了使敌方不能利用某个地方和居民，便把这个地方及居民统统毁掉、杀掉。在伪政权体系中，也采取过类似政策，它对中国民族利益所造成的损害超过了日本企图强加给华北的任何其他措施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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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务部偶尔也被称为特务机关。虽然日本的资料有时对这两个名称加以区别，但我在本书中还是把这些机构一律称之为特务部。
[†] 原文为 Executive Yüan，按当时伪组织的名称为“行政委员会”。此处应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译者注
[‡] 按当时伪政权的组织是：“行政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三个部门。――译者注
[§] 可能是指所谓的“议政委员会”。――译者注
[**] 以下引号中的“宣言”词句是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晨报》刊登的该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宣言”。――译者注
[††] 要是把康德皇帝（亨利?溥仪）从满洲国新京的皇宫迁回北平（或者不如称之为北京，因为这个城市后来再度成为中国的首都），那么复辟清朝的活动就可以说达到顶点了。按照乔治?泰勒的说法，一九三八年这类语言在北平四起。这是由于下列消息而引起的：建筑新京的新皇宫工程已经停止，而修复北平紫禁城的工程却已开始了。（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27页）
[‡‡] 据美国资料的估计，一九四五年华北的总人口是一亿多一点。估计新民会会员总数为五十五万人（一九四三年）。但只有五万是“有完全资格的会员”，那就是说，这些人人会时间较长，并且受过特殊训练。所有政府官员、所有学校的校长和宣传机关的头头都必须是新民会会员。（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编的《华北沦陷区的傀儡政府机构》第12页）
[§§] 日本德川时代，封建诸侯的总管家。――译者注
[***]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3页。鸦片馆受到佩有政府机关证章的临时政府官员的保护，有些官员官阶之高，把《新民报》的编者都激怒了。这家报纸厌恶地揭露道：鸦片馆的掌柜们“甚至公开宣扬这一事实，并这样说过，‘如果当官的都觉得咱们的小店是值得光顾的，你们为啥们不这样认为呢?’”（见《在华北的鸦片贸易利润》，纽约《亚细亚》杂志一九四??年第四十期第551页）
[†††]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出版物第五号《中国开发（无限）公司：对日本经济合作的第一手研究》第28页。美国新闻委员会于一九三七年或一九三八年成立，负责人是美国传教士埃德温?马克斯。它为美国新闻界编写并散发日本占领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报告。它的成员包括在华居住的美商、传教士和新闻记者。
[‡‡‡]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614页。人们认为，满洲国青年组织和新民会的一位活动家小山定友是这篇报告的执笔人。臼并把小山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小山在一九三八年对中国沦陷区的一次视察旅行后写成的）概述如下：“那些原来在中国毫无地位和声誉、而且又毫无商业经验的（日本人），突然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且正在牟取巨大的、不应得的利润，仅仅因为他们是日本人而已。”臼井写道，小山不论走到那里都能看到这种“不光彩的”情景。（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载《朝日杂志》社编：《昭和时代历史片断》第286一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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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哈利特?阿本德的《一九二六――一九四一年我在中国侨居生活》第313页。这位顾问是原田熊吉少将，在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是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长。他和他的助手楠本实隆大佐的活动，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第2203号第1页和第7页谈到。他们俩人对建立一个与临时政府竞争性的政权――设在南京的维新政府，颇有帮助。在大陆的各日军司令部之间的竞争，可参阅约翰?戈特的《日本为亚洲而战》第61页、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95―98页、以及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一文（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32期，第60页）。我还通过访问前陆军军官山崎重三郎而得知这些内幕。山崎强调指出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之间的“恶感”。
[2]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16页。
[3]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第207页。
[4] 见C?Y?W?孟的《日本在华北的机构――治安维持会》（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第125页）。
[5]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0页。
[6] 见《时代》杂志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第17页。
[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41页。
[8] 同上
[9]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27页。
[10] 喜多将军和根本博将军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给田中新一将军的报告见防卫厅防卫研究署编的《大本营陆军部》第一卷第514页。
[11] 同上书，第513―514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1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关东军司令部的《支那复兴建设方策大纲》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234―236页。
[1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文件第2203号第1页。
[17] 见梨本钓平的《在中国的日本人》第六章。另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469页。梨本是临时政府的经济顾问，他的著作是关于该政权的最好的第一手资料。
[18] 访问陶希圣谈话记录。
[19] 实例请看《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第300页及十一月十九日第370页。
[20]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36页。
[21]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5页。
[22] 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33页。
[23] 见青木德三的《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背景》第三卷第213―2I5页。
[24] 见约瑟夫•利文森的《信奉儒家的中国及其在现代的命运：帝政衰败的问题》第133页。
[25]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60―61页。
[26]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71页。
[27] 同上书，第210页记述新民会的“标语……向（一些想用作新年装饰的）
户主赠送”。
[28] 见土肥原贤二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中央公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第六一四期第n 页）。
[29] 弗雷德里克?莫特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华所扶植的政府》第190页，谈到缪斌的《武德论》。
[30] 见希拉里?康罗伊的《日本在华的战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第372页。
[31]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93页、第224―225页。另见T?A?比
森的《日本在中国》第311―313页。
[32]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3]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14页。
[34] 同上刊，第340页。
[35] 见臼井胜美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昭和时代历史片断》，《朝日杂志》社编，第286页。王克敏―寺内协议的全文见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微型胶卷《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三五六卷，编号：SI．6．1．l―7号；第153页及续编。
[36]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上述顾问是前内务省次官汤泽三千男。
[37] 见美国新闻委员会的第八号出版物《在中国舞台上的日本傀儡》第29页。
[38]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0页）。
[39] 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30―36页）。
[40] 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5页引自东京的《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41] 见根室?斯坦因的《经济札记》（载《美亚杂志》一九三九年第三期第236页）。
[42]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67页。
[43] 见斯坦因的《经济札记》第236页。
[44] 见W?Y?林的《中日货币战》第35页。
[45]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3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的报告。
[46]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399号。另见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专员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的报告。
[47] 事例见：特务机关的官员原田熊吉的供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
第423号；汪精卫政权的内阁成员梅思平在法庭上的誓词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
[48] 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物证CE第460号第5页。蒙疆政权将在本书第七章讨论。
[49] 《处理山东及青岛地区纲要草案》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2―133页。”
[50]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339页。
[51]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2]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34页。
[5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4页。
[54] 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2页。
[55] 见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8页。
[56] 同上书，第155页。
[57] 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49页引自《日本纪事报》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
[58]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44页。
[59]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一九六三年二――四月第一一三期第52页）。
[6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88页。
[61]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序言第32页。
[62] 见《东方事务》第十三期（一九四??年）第245页。
[63] 见约翰?以色列的《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第179页。
[64] 见《东方事务》第十二期（一九三九年）第306页。
[65] 见山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2页）。
第六章 华中
芦沟桥事变前几年，日本在中国进行的扩张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帝国军队从山东半岛、重要的平津走廊和内蒙古边境等地区，扩展日本及其卫星国满洲国的战略边境。从陆军的观点看来，有必要占领内蒙古边境地带作为满洲国和苏联及其附庸国外蒙古之间的缓冲地带，并使华北成为自治区，以此作为想搞复国的国民党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不消说，日本人并不打算把这些“缓冲地带”搞成中立的无人区。在军事上，它们将给关东军提供用兵和演习的场所；在经济上，它们的资源可以与满洲国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
于是，帝国陆军（更确切地说，是关东军和根据辛丑条约议定书所准许的铁路沿线驻军）恰恰主要在黄河以北地区挑起了一系列的事件和战斗，最后，把制定对华政策的大方向的权力从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手里夺了过来。日本军官们正是在这个地区里获得了制造地方和地区自治运动的经验，获得了对付那些地方军阀的经验，并在有可能时操纵和利用他们。
但是，在黄河以南地区，中日关系的格局却很不一样。日本人认为，这个地区距离满洲国和日本在北亚的假想敌人苏联比较远，因此，从战略上看它是次要的。同时，鉴于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沿海大城市拥有金融和商业的势力范围，日本不得不避免象在华北那样把恣意侵袭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当成家常便饭。日本在华中的目的，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经济的，而且这个目的最好是通过一般称之为“币原外交”的那套怀柔手段来达到。
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中国的态度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格局。他象关东军的将领们一样有力地维护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利”。[1]但是，他对于处理日本在华中和华南的利益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甚至当一九二七年内战处于高潮，日本在那些地区的权利被忽视的时候，币原还是主张克制和忍耐；认为从闹事地点撤走日本侨民总比动用武力要好一些。币原和他的继任者田中义一男爵都同样想通过避免使用干涉的手段，来博得将要在华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好感。一九二八年，日本终于进行了干涉，但还是在北方――青岛和济南。三年后，日本在满洲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时，她也只是决心想要得到长城以北地区。只是在中国人用抵制日货这一非常有效的措施来反击日本侵略满洲以后，战争才深入中国腹地。一九三二年二月和三月，上海周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但也只限于在那一个地区，而且日本很快地请求西方国家帮助实现早日停止敌对行动。[2]可是，在满洲则既未要求调停，也不能容忍调停。由于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日本终于退出了国际联盟。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关东军践踏了热河（一九三三年）和察哈尔东部（一九三五年），并将这些地区并入了满洲国；怂恿和支持想搞分裂的蒙古王公们建立以察北为基地的政府，要求对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省享有主权（一九三六一年）；并且在同年提供装备、派遣军官，对绥远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冒险。总之，它所挑起和支持的自治运动，目的在于使河北及察哈尔同中国其它地区隔离开来。
在北方这样做的同时，日本力图在国际条约和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租界制度的体系范围内，改善它在华中的地位。典型的例子是，它谋求在上海工部局（它管理着公共租界）占有更多的席位，设法取消到中国内地旅行或从事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一九三六年末，华中的几个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反日事件，造成了日本侨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日本宁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通过军事行动去获得赔偿。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六年这段时间里，既未使用帝国军队也未使用武力相威胁，这构成了华中地区日中关系的主要特点。芦沟桥事变以后，战争从华北扩大到中国其它地区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上海地区日本军事当局的谨慎态度肯定地说明了日本希望冲突仅限于在华北。上海公共租界日本“防区”的巡逻小分队只是略比一支警察力量稍强一点的部队。直到八月十三日，芦沟桥事变五个多星期以后，才提出了增援军队的要求，而且这时候还遭到了东京的强烈反对。[3]日本在上海地区的兵力是如此之弱，以致一位西方战地观察员认为，在增援部队开始到达后的一个星期，他们仍然处于“全面被歼灭的危险之中”。[4]
研究日本在中国采取不同做法的经验中，值得重视的是，日本没有能够在华中主要沿海地区找到象华北地区那样的、可资利用的政治分裂局面。相反地，华中地区是国民党最早确立了领导权的地方，日本在这个地区必须同国民党主要金融及军事实力较量。日本考虑到这个事实以及西方各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和势力的现实情况，乃不得不谨慎从事。因此，日本军方虽然在华北的问题上不大愿意同国民党的领导人讨价还价。但是在有关华中的问题上却是乐于同他们打交道的。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正当陶德曼的调停陷入僵局的时候，华中地区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却开始在香港同宋子文进行私下的和平谈判。松井认为，赢得国民党财界的合作来解决华中地区的日中分歧是很必要的。然而，这次好不容易才开始进行的谈判，实际上就被一月十六日近卫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所中断了。[5]
中国的维新政府
考虑到了上述地区性的差别等背景，我们对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同华北的临时政府很不一样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南京政权的建立，比建立华北临时政府所投人的力量要小一些，它的目标也比较有限。陆军方面的某些人士对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华北国”颇为热衷，可是他们在华中和华南却没有类似的野心。芦沟桥事变后，也没有建立“华中国”或是“华南国”的设想去煽起在那些地区执行任务的帝国陆军的野心。
为维新政府建立一个相当于新民会的组织算是唯一象征性措施了。那就是仿效新民会建立的无足轻重的大民会，“充其量只不过是陆军的一个宣传工具而已”。它不象华北的新民会那样热衷于反复灌输“王道”思想。如果说它要使用任何一种政治哲学的话，那就是三民主义了――当然也总是一再强词夺理地把孙中山说成是反对共产主义和亲日的。尽管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改组工作，也并未能使这个组织获得生命力。不象新民会那样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五年，大民会到一九四??年很快就解散了。[6]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档案材料非常少，不过根据全部记载看来，对于是否建立另一个伪政权的问题，在日本倒是没有什么争论的。由于日本要对分裂的中国承担义务，而且在中国大陆的几个派遣军司令部之间又闹矛盾，建立一个华中政权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讨论的问题只是集中在两点上：维新政府同临时政府是什么关系；日本军方在维新政府中享有多大权力。至少在纸面上同意了维新政府的地位显然应低于华北的政权，于是，临时政府乃继续摆出老大的架势，要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而维新政府则必须面对被合并的前途。关于第二点，日本海军由于在华中地区有诸如控制和封锁长江等特殊问题，因而坚决要求派出顾问到维新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这样，海军向该新政府索取和得到的权势远比从华北政权那里得到的多得多。
关于建立维新政府的具体细节问题，特别是涉及罗致人员的问题都归华中方面军处理，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归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以后的华中派遣军处理。这件麻烦的任务交给了以臼田完造大佐为首的一个政治专家小组。“臼田机关”。臼田没有能够说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唐绍仪出来主持维新政府。唐是民国初年热衷于搞泛亚洲主义的老政客，当时已退休了。由于这位大佐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新政权的成立典礼不得不一再延期。据说，沮丧的臼田向东京他的上级说明延期的尴尬情况时是“泪水汪汪”的。[7]上海亲国民党的报刊、在报道延期消息时是兴高采烈的，并对人选问题和必须解决该新政权与临时政府之间及与上海傀儡政权[*]之间的权限问题的各种原因，作了准确的推测。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终于在南京举行了成立典礼。会场悬挂着很多旧民国时代的五色旗，有大批的陆海军军官出席。可是，因为日本军队继续征用着南京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政府成立了好几个月之后，还不得不在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地区的新亚旅馆办公。
最后选定来主持政权的人，其人品和主持北方政权的人差不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民国头二十年在军阀混战中参加了失利一方的老官僚，后来，有的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有的则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无所谓的职务。根据一项调查，他们之中多数人都七十来岁了，五十岁以下的根本没有。[8]很多人都曾参加过亲日的安福系。
臼田机关能够搜罗来参加新政权的最知名的人士中有梁鸿志、温宗尧、陈锦涛和陈??。行政院院长是梁鸿志。他是当时最高的官员，因为临时政府虽设有国家元首（主席）一职，但还虚位以待。梁鸿志过去与安福系及其头子段祺瑞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北伐以后就退休了。到了一九三八年，如果说他在国内还有点名气的话，那只是以他的诗和散文而知名的。[9]
司法院院长温宗尧，同维新政府的许多成员一样，曾做过清朝的官，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担任过几次与外交有关的职务，从二十年代初期起就退休了。陈锦涛也曾积极致力于建立民国。孙中山对他是器重的，因为他得过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财政金融方面受过专业训练而且有才干。一九一二年一月他被任命为财政部总长；一九二??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时，再次任命他为财政部长。一九二七年，南京当局怀疑他与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有勾结而把他逮捕，释放出狱后，转向学术研究。他被梁鸿志说服而重返政治舞台，并接受了维新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他担任该职务直到一九三九年他死时为止。[10]
梁政权的外交部长陈??，是参加维新政府的唯一有声望的外交官。他担任过清朝和民国几届政府的重要的驻外使节。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巴黎的中国高级外交官员时，曾多次首当其冲地受到中国学生示威（至少有一次几乎丧生）的冲击。学生们把他看做是腐败的、媚外的北洋政府的代言人。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后，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说，他的“惹人注目的外交生涯算是到头了”。他在维新政府任职不到一年，于一九三九年二月被一伙国民党的刺客杀掉了。[11]
日本人发现补充干练的较低级官员也同样很困难。维新政府对它自己的人员是否忠诚，一点也没有把握。用保罗?莱因巴格的话来说，“这些不忠诚的士气低落的家伙，往往是如此之腐败，以致日本军政界必不可缺少的政府机构都不能放心地使用他们。”[12]在罗致人材方面有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为官僚们合作者的日本顾问的名声极坏。当一个美国外交官问到一个维新政府的官员担负什么官方职责时，他回答说：“哦，不不不，日本人负责一切。”[13]
维新政府由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个院组成。[†]行政院下设七个部。设外交部一事是很令人奇怪的，因为维新政府从未被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外国所承认，而且显然也从未在设法取得外交承认方面作出过认真的努力。大家都记得，临时政府就未设外交部。东京当局为了澄清这一点，指出临时政府最后将掌理外交事务，而维新政府则在两个政府合并以前，在外交方面行使“代理权”。[14]
同样，在更为迫切的税款征收和分配的问题上，东京当局企图努力保持这种错觉：即华北政权是上级机关并将“掌管”税收方面的职责，它现在只是授予南京政权以“代理权”。这种安排同样也是打算延续到两个政权合并时为止，到了那时，也就没有必要由“地方”来征收和分配税款了。然而，事实上两个政权从未进行大规模的合并，连日本所建议的有限的合井也未做到，其原因就是在税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两个政权在财政上都陷人了极端严重的困境，因为英国及其他国家一直在管理关税的征收，不让它们染指。联想到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依靠关税提供百分之五十三的情况，就可估量出这两个傀儡政权在财政上蒙受多大的损失了。[15]因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将军对新闻记者说，即将成立的政权“必须从关税方面开辟财政来源。”[16]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日本为了实现松井的要求，代表傀儡政权与英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同时，日本也有她自己的利益需要照管。战争初期，海关督办英国人弗雷德里克?威?梅莎爵士采取步骤冻结支付辛丑条约所规定给日本的赔款和中国欠日本的其他债款；而这些款项对于日本是极其必需的，因为一九三八年她的战争开支增加了。等到日本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屈服时，就把与她自己关系最密切的问题解决了――把被停付的债务款项解了冻。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上海海关监督命令下，中国海关乃将税款解交横滨正金银行。这位监督对国民政府解释说，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不可抗拒的逼迫”。其实日本并不准备为她的傀儡政府再对英国施加压力，而英国是如果没有压力就绝不肯让步的。[17]结果，傀儡政权仍旧不得染指唯一能减轻他们的财政困境的关税收人。
最后的结果是，两个傀儡政权只得依靠日本悭吝地支付的经费，依靠非法收人、滥发钞票和压榨人民过日子。日本的财政支持充其量也不过是断断续续的，而且是通过特务部和各种特务机关的秘密户头来支付的。可以说这对傀儡政府将来的财政独立是毫无帮助的。这种津贴的办法，即直接为了战争目的而提供款项的做法，为贪污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
维新政府的非法收人主要是指在上海的敲诈勒索，这就是说，日本和维新政府都认为同几乎是独立王国的上海匪帮相勾结是合算的。这帮匪徒控制着上海财源广进的地下社会，也控制着这个城市大部分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至于滥发钞票方面，日本在华中多少总比在华北要稍微谨慎一点。例如，日本就没有以强迫人们使用维新政府货币的做法来破坏国民政府的法币。事实上，维新政府在成立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行它自己的货币，甚至这时也没有采取认真的措施来禁止法币流通。华北可不是这样做的。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为了把华北地区纳入日元集团，对中国的整个财政金融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
日本在华中对财政“改造”采取半心半意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它对这个地区的要求比较低的缘故。至少在当时，日本暂时安于华中留在日元集团之外的现状。这也许是由于日本从在华北采取了较激烈的做法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受欢迎，甚至连横滨正金银行也拒绝接受。尽管日本政府和临时政府的管制机构进行镇压，法币仍得到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尊重，而且还得到兑换的贴水，这对日本来说是极为难堪的，因为日本一直宣称发行法币的当局只不过是濒于崩溃的地方政权而已。
要是说日本并没有试图勉强把华中纳入日元集团，她却通过在华中地区滥发各种无贵金属或外汇储备的纸币的做法使维新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加严重。这些货币通常规定了对日本有利但却很不现实的兑换比价，而军方则用它们去采购储备物资和补给品，并用它们去补偿那些倒霉的被没收了产业的工商业主。当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在争取他的同胞们支持时，他向他们呼吁的要点之一，就是他要做过去维新政府没有能够做到的事，促使日本恰如其分地补偿中国业主被没收的财产，或是设法发还中国业主的财产。
华中开发公司
从日本的观点看来，成立维新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日本控制华中的工业、运输和交通事业的计划得以实现。
维新政府承认这些计划，比容忍上面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比较个别的征用和没收的事件，更加暴露了这个政权的傀儡本质。那个所谓华中“中日经济提携”的庞大计划，包括了由特务部的代表和梁鸿志签订的大量协定，而这些协定是有关华中开发公司和它的十来个子公司的业务的。[18]
华中公司和它在华北的对等公司一样，是根据日本政府的命令成立的。但日本仅仅投资一亿日元（对华北公司则投资了三亿五千万日元），这就反映了日本对这个新企业的要求比较有限。按照日本官方宣布该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搞复兴和重建工作”。[19]这同在华北是强调开发和加工自然资源――察哈尔和山西的铁矿、山西和山东的煤矿以及塘沽附近和沿渤海湾的盐田――恰好形成对比。华中虽有许多类似的资源，但比较起来数量则少得多，因而日本人才决定强调复兴该地区的工业并取得对交通运输设施的控制。
然而分配给华中公司的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至少这个公司必须负责治好战后的创伤这一点就够繁重的了。仅仅恢复铁路交通这一项工程就很浩大：几十座铁路桥梁和几百英里的轨道被炸毁或者不能行驶了，经过了长江下游的战役，全部铁路车辆只有百分之七是完好的。[20]
华中开发公司（象华北公司一样）只是一个控股公司，并按照此控股办法组织和资助各子公司。从它在一九三八年创设的各子公司的名称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在这一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范围了。它们是：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华中供电和自来水公司、华中城市公共汽车公司、华中铁路公司、华中矿业公司，等等。这些子公司被认为是“中日联合经营并在中国注册的有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资本来源于三个方面：华中开发公司（实际上就是日本政府），日本的实业公司和维新政府。不管怎样，日本的资本投资保证了她对这些子公司的控制。维新政府必须进行合作，以便为这些子公司顺利经营奠定法律基础，并保证以日本人为经理的各公司都配备中国人来担任副经理作为助手。最重要的是，要求维新政府特许各该子公司在垄断的基础上进行营业，并在纳税方面给予特权，实际上就等于完全豁免了这些子公司缴纳财产税和所得税的义务。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签订的协议的规定，日方“合股人”对影响公司业务的全部重要决定拥有绝对控制权。在与傀儡政权达成的协议中，经常是用“事先磋商”这类条款来实现这种控制的。其结果是，维新政府虽然在纸面上对这些新企业拥有相当大的监督权，可是事实上它只有在同日本当局“磋商”后才能行使这项权力。另外，根据十二月十五日的协议，当“军事上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时，日本当局有权先采取行动（对各“联营”公司提出要求），只是在事后才通知维新政府。[21]
华中开发公司即使只能说明日本和维新政府之间的关系，仅仅这个原因对本书的研究也就很重要了，何况还有其它几个很有意义的原因呢。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研究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其后的事态发展，确切地说，是因为汪精卫于一九三九年开始为他的政权进行谈判时，他发现早先的傀儡政权所干的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一笔勾销的，最后只好同意承认所有的协议，把它们当作“既成事实……并根据发展的情况将逐步予以调整。”[22]其实这是一项不明智的让步。这一让步使汪精卫承担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要把日本人从梁鸿志和王克敏那里获得的特权“逐步”夺回来。
第二，对华中开发公司（和其他有关控制中国经济的计划）的分析，可以揭露近卫首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宣布的“东亚新秩序”的本质。这个公司是“新秩序”的具体表现。通过对它的研究，人们能够从近卫政策中的抽象观念看到具体的现实情况，从而了解所谓“互助”和“紧密的经济提携”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华中开发公司以及“新秩序”下的类似计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计划说明了以日本的控制来结束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的企图的铁证。西方外交官们由于看到了华中开发公司的业务活动情况，看到了不向西方国家开放长江以进行商业运输以及傀儡政府在外汇和征税方面采取有歧视性质的措施等情况，开始察觉到日本所宣称的无意在中国排斥“第三国的经济活动”是没有诚意的。他们的怀疑由于“新秩序”的宣布而加深了。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向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递交的备忘录则更充分地证实了这种怀疑。有田外相在备忘录中宣称：在“新秩序”下，日本大概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她认为对防务、经济或战略目的十分重要的领域。但有田又补充说，在这些方面仍然欢迎外资，但却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打算排斥要来进行竞争的企业。[23]
日本在中国扶植的各个政府的活动，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证明了日本企图利用它们作为“反对第三国权益的特殊工具。”[24]为此，西方国家认为日本人对傀儡政权的支持同明目张胆地并吞中国领土没有什么区别。的确，外务省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一九三八年六月，他曾奉劝宇垣一成外相说，他的“感觉是，日本人以宣称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手法来掩盖日本实际上是在打一场征服性战争的真相。”[25]西方国家对于使她们有百年历史的利益和特权受到歧视的“东亚新秩序”是不愿接受的，因为“新秩序”的确是以日本独占为基础的，这就为通向珍珠港事件铺平了道路。
联合委员会
显然，东京的某些当局对于大陆上几个派遣军司令部所造成分裂中国的局面颇为恼火。在中国的日本官员从一九三七年末最初考虑在华中建立另一个政权时，就曾力图向东京保证：不打算使计划要成立的政权同临时政府唱对台戏，并对维新政府“给予引导，从而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顺利地与华北政权合并”。[26]
参加新政权的人员都理解新政权是过渡性的，而且梁鸿志在就职典礼上也向公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宣称：“维新政府基于江苏、浙江等省的现实状况而建立，因而它是暂时性的，它的成立完全无意与临时政府唱对台戏。”[27]梁鸿志接着保证说，一俟横贯东西的陇海路和纵贯南北的津浦路恢复通车，就实现两个政权的联合。
日本的五大臣也许已经预见到日后几年中游击队将要进行破坏铁路的活动，对于定出恢复通车的这类期限表示颇不耐烦。一九三八年七月，五大臣召开会议并决议应当把各傀儡政权“尽可能早地引向合并，成为一个政权”。他们说，一旦这项任务完成了，新政权“必然会作为一个新的事实上的政府得到国内外的承认”。同时，五大臣坚持新政府应当建立在“分治合作原则”的基础上。[‡]这样一来五大臣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他们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性的政府”，从而可以博得西方国家的尊重，因为西方各国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在是否对国民党政府承担义务方面还未下决心；[28]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仍然坚持这种想法：即一个分裂的中国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目标最为有利。但是，负责联系傀儡政权的特务部官员却没有那种矛盾，他们不把国际外交方面的重要性放在眼里，全力支持他们在各傀儡政府中的代理人。同样，在大陆的各派遣军司令官及其参谋人员也没有类似的疑虑，他们只以伪政权对于战争的贡献大小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其结果是，这些“在前台的”官员对五大臣要求合并傀儡政权于一体的问题不断地加以阻挠。
五大臣七月会议后不久，作出了汪精卫上台以前的第一次和唯一一次有意义的统一傀儡政权的努力。这项工作完全由日本来指导，首先归五大臣指导。他们在七月十五日决定“引导”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去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至十日，两个政权的代表顺从地在大连这个中立地带的大和旅馆会见，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解决了一些日本人准予他们解决的细节问题。[29]联合委员会于九月二十二日正式成立，它的目的非常有限，其成就更加可怜，完全按照炮制该委员会的帝国陆军军官的意图办事。观察家们注意到，成立典礼上帝国陆军军官的人数多于联合委员会的成员；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象征着委员会的性质。[30]
如果说联合委员会拥有任何实权的话，那也只是在华北：指定了北平为委员会的正式会址；王克敏任主席；华北政权的代表占多数。委员会并不拥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本来赋予它作为一个筹备委员会以逐步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民政府”的任务从未实现过，甚至也没有尝试这样做过。它的每月例会除了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容共之外，可以说啥也没做。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进行的实现“真正的国民政府”的唯―一次真正的努力，又完全与联合委员会无关。这次的努力把最大的希121望寄托在前军阀吴佩孚的身上，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以后则日益集中在汪精卫身上，可是他们两人在联合委员会的代表中都不孚众望。
不过，在一九四??年三月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联合委员会一直在中国的日占区起到近乎全国性政府的作用。如果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它那可悲的失败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国家的统一方面它之所以没有能力采取超出象征性的步骤，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傀儡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在如何操纵只具有有限目标的地方政权，以及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所运用的技巧等方面都是行家。而且他们都有理由担心统一的倾向可能危害他们的地位和目标。一九三九年，当汪精卫上台时，他就面临着克服国家统一的阻力的任务，而操纵这种阻力的人们正在开始为从政治上分裂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夸夸其谈地辩护。
那些主张分裂是合理的论点可以归结为一点：中国最好由一个联省的政府来管理，因为那样一种制度最能照顾到全国各地发展的显然不平衡。各省在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上都处于不同的阶段。广州、汉口、上海、北平和沈阳等经济中心仍应继续起支配各该地区的政治单位的作用，但应参加统一的联省政府。伪《新民报》在这个题目上大做其文章：
至于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合并的问题，两府的政治家们对此已谈论多时，不过合并的条件则非常不利。首先，两府在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诸方面彼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考虑在内，这三个政府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每一个政府都有它自己的具体政治情况，要奉行自己的方针。在这三个政府中；蒙古政府是最早有它自己的货币和一个独立国的国家制度的；因为这一地区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非常简单，通过日本的权威，用一个新的制度来代替它是很容易办到的。第二，由于临时政府成立较早，并且进行了相当认真的研究；因而成就比较显著，诸如在一九三九年春建立了联合准备银行以及主要是在北支开发公司主持下对发展经济方面进行了重新组织的工作。至于维新政府，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长江三角洲上，有高度且畸形发展的大都市――上海，而且长江流域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又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新的经济制度还不存在，改革币制也还未开始。维新政府注定非慢慢发展不可，甚至会比日军占领汉口后可能建立的政府的发展还要慢些。所以，尽管各个政府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但是它们实际上各自都有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把这些区域置于一个政府之下是不可能的。[31]
汪精卫对于改变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于改变日本人所支持的这种观点是无能为力的。这就使得他所声称的、同日本人合作是为了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中国主权的主张大为减色。事实上，同日本人进行合作，汪精卫已被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阴谋所利用了。在我们再讲到这个重要观点之前，让我们先简要地研究一下日本在内蒙古的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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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成立的上海政府对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没有管辖权，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仍由上海工部局管理。这个政府有很多名字，可是一般都称它为“大道市政府”。最初日本陆军安排了一个从台湾带来的、来历不明的苏锡文当市长。帝国军队对他护卫森严，市民简直见都见不到他。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公共租界警察局对苏锡文和他的下属的揭发，使他们在公众中硕果仅存的那一点点信誉都丧失殆尽了。据约翰?比?鲍威尔反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载；他们“原是一伙劣等的诈骗犯和匪徒，多数人以前都在警察局里有案可查”。一九三八年十月，傅莜庵接替了苏锡文的职务。傅莜庵曾任招商局经理。正如鲍威尔所说，他在蒋介石有名的北伐战争中“选错了马”，因而被迫逃往大连，受日本人的庇护。十二年以后，他不顾那些声言要挖他的祖坟的公开恫吓，回到上海当大道市政府的市长。在任的两年中，他在市内来往所乘坐的汽车都有防弹设备。他在一九四??年十月十日深夜或十一日凌晨显然是被他的男仆砍死的，该男仆事后潜逃了。
[†] 按伪维新政权设两院八部，即伪行政院、伪立法院，伪财政部、伪司法部、伪内政部、伪外交部、伪绥靖部、伪铁道部、伪实业部、伪教育部。――译者注
[‡] “分治合作”是许多日本政策声明中所用的一个简明的短语，用以描述理想的中国政治制度。可惜这个短语没有简明地译成英语。它由四个汉字组成，字面上的意思是“几个独立的政府共同工作”。日本人的设想是：把一个中国分成几个自治的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只是在一个松散的、不集中的全国性的体系中进行合作。“分治合作”的概念显然完全同国民党的目标大相径庭。
[§] 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北平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该会的参加者有；伪临时政府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伪维新政府的汉奸梁鸿志、温宗尧、陈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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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入江明的《热衷于帝国主义：一九二一――一九三一年在远东谋求建立新秩序》第111页。
[2]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43页。
[3] 见詹姆斯?克劳利的《日本谋求自治》第344页。
[4] 见埃德加?斯诺的《为亚洲而战》第49页。
[5]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65―67页。
[6] 关于大民会活动的详尽的描述，见上书第70―74页。
[7] 据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给东京外务省的报告，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36页。
[8]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119页。
[9]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197页。另见霍华德?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351―353页。
[10] 见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一卷第170―172页。
[11] 同上书，第213页。
[12] 见保罗?莱因巴格的《蒋介石的中国》第196页。
[13]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311页。
[14] 见《东方事务》第九卷（一九三八年）第276页。
[15] 见Y?C?王的《一八七二――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第457页。
[16] 见亚瑟?N?杨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及外援》第89页。
[17] 见上书，第86―96页。
[18] 《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刊登了几个这类协定全文的英译本。译文是根据高宗武和陶希圣在一九四??年一月叛离汪精卫时揭出的文本译的。
[19] 见《东京公报》第十八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第2页。
[20]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5页。
[2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四??年三月十六日第186页。
[22] 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326页。使汪精卫感到懊丧的是，在一九四??年三月汪政权建立之前几个月间，经济协定大量增加，名目繁多。另在《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255页载有汪精卫的主要助手周佛海就此对日本当局的抱怨。
[23] 见英国外交部的《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英国外交政策文献》第二集第八卷第323页。
[24] 见弗兰兹?迈克尔的《傀儡政府的重要性》（载《太平洋事务》一九三九年第十二期第408页）。
[25] 见臼井的《追求一个幻想：大东亚新秩序》一文（载《朝日杂志》社编的《昭和时代历史片段》第一卷第285―293页）。
[26] 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127页。
[27] 见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130页。
[28]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9] 日本人控制大连会议的议程和实质性问题，从海军特务机关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给他们的东京上级的一份秘密报告中得到证实。见《现代史资料》第十三卷第 165页。
[30]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295页。
[31] 见乔治?泰勒的《对华北的争夺》第179页。另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华北先驱》杂志第402页对南京维新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所发布的“通告”作的评论。
非常值得仔细读一下这篇文章，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
第七章 内蒙古
且不去说联合委员会还有其它各种缺陷，就是单从形式上来讲，它也不能自称代表中国全部沦陷区，因为关东军根本不让其内蒙古傀儡政权的代表参加这一新机构。这一点对委员会所造成的损害比乍看起来的还要大，因为内蒙古政权统治着以汉族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几乎全是汉人居住的地区――例如晋北。关东军的做法显然与五大臣的意旨背道而驰，他们曾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明确宣称：这个委员会应有内蒙古政权的代表参加。[1]
虽然内蒙古傀儡政权统治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但我们并不准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因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一个中国傀儡政权，而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由非汉族人领导的蒙古自治运动。尽管如此，由于它与纯属汉人的对敌合作政府之间有些外在的联系，所以在这里略为考察一下它的突出特点还是适当的。[2]
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年代中，汉人开始大规模侵占长城以外的土地，而这个地区一向是北边纯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和南边务农的汉族之间的毗连地带。当蒙古族还很强盛的时期，他们根本不准汉族移民到这个地区来。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蒙古各部落都很衰弱而且四分五裂。随着铁路贯通蒙古牧区，使这个地区与华北的城市有了商业往来，这就加速了汉族向这个地区移民。只要有可能，汉族人就采用巧取豪夺的办法，把土地从蒙古部落酋长和王公的手里夺过来。在其余的地方，汉族人则利用新式武器的优势打败了那些企图抵抗的人。无论属于前面哪种情况，其结果都使长城外的广大地区汉化了。一九二八年，在一度为蒙古族的疆域新建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等四个省，就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标志。
虽然某些蒙古王公和酋长对用官衔和俸禄来补偿他们失去的土地（以及民族尊严）是满意的，可是另外一些人却利用蒙古人的不满情绪，煽起了一股不小的民族抵抗运动。等到关东军决定用几个蒙古的盟来对付中国以便进一步保护它的满洲帝国时，这个运动便同关东军的计划紧密配合起来了。因此，一九三二年以后，关东军便迫使它的满洲仆从采取旨在赢得蒙古人支持的行动。满洲政权把它的西部地区和原来热河省的一部分划出来，建立了兴安“蒙古族省”[*]，在这个新建立的省里，制定了包括保证蒙古族牧地不受侵犯等广泛的政策。一九三四年，当溥仪登上满洲国皇帝宝座时，他提到了蒙古人在效忠于满洲皇帝的传统封建方式下重新获得民族统一的可能性。虽然蒙古族的领袖从未对同满洲国（和日本）结成联盟感到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联盟肯定附有不愉快的条件，但他们却能以此威胁南京政府，迫使他们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年青王爷德王[†]算是蒙古自治运动最了不起的领袖了。[3]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代子孙，是一个半汉化的蒙古人。他在青年时受教育于汉族和蒙古族学者。尽管他熟悉儒家经书而且是一个有造诣的汉字书法家，但他却总是穿着蒙古式的长袍，并且继续虔诚地信奉喇嘛教。象大多数内蒙古王公一样，德王对清朝皇室竭尽忠诚。作为一个青年人。他还对旨在使清朝末代皇帝复位的帝制运动甚表同情。
一九三四年，德王居然利用日本人提出了与满洲国结成自治联盟的建议为手段，迫使南京政府承认所谓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同年四月，该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并由德王担任秘书长。不过，该委员会的号召力一开头就被汉人腰斩了，因为这些汉人中有许多在行将划归该委员会管辖的地区都有既得利益。例如，委员会成立之后不久，察哈尔省当局就破坏了禁止汉人继续蚕食蒙古领地的协议，在查布察新建了一个叫做化德的县[‡]。欧文?拉铁摩尔就把力图阻挠蒙古实行有效的自治一事归咎于“阎锡山的晋绥利益集团”。拉铁摩尔指的是阎锡山所扶植的几个自治委员会。每一个蒙盟都设有一个自治委员会，由代表他的“利益”的人在名义上掌权。用拉铁摩尔的话来说，把这些傀儡蒙古王公“当作蒙古民族主义的象征，简直是一种讽刺，这等于在辱骂德王并不诚心谋求自治。”当南京政府于一九三五年认可了阎锡山的傀儡政策而抛弃德王时，德王转而求助于日本人。拉钦摩尔说，与其说德王“倒向”了日本，还不如说是把他“五花大绑送给了日本人的”。[4]
到了一九三五年十月，土肥原贤二少将（当时任关东军所辖沈阳特务机关长）已经使德王确信蒙古自治运动和关东军的战略需要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及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建立一个由日本扶植的蒙古政府的计划已在顺利进行中。虽然蒙古人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间得到了日本小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他们对汉族所占地区的袭击成效不大，还不足以证明日本对一个蒙古政府的扶植是有道理的。然而随着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面战争的爆发，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关东军在华北方面军的部队和蒙古分遣队的协助下，打败了绥远军阀傅作义的地方部队。有的日本军队从满洲国的基地向南推进，有的则从平津地区驻地向西推进，他们很快就控制了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重要交通线――平绥铁路。九月十七日，他们沿铁路线越过长城到达丰镇，并且恰好在一个月之后到达了铁路终点――包头。到十月底，日本已经可以宣称，除了西部宁夏地区以外，至少在名义上已控制了整个内蒙古。[5]
随军的特务机关官员马上就把傀儡政权建立了起来。察南自治政府于九月四日建立于张家口，算是头一个傀儡政权。它立即成立了一个察南银行，发行和满洲国货币挂钩的钞票。不久，又于十月十五日在重要的交通和煤矿中心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应该指出，晋北和察南在地理上紧密相连，都属于桑干河流域。这两个政权都集中在五台山以北、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一块面积虽小却富于矿藏的地带里。由于这个地区居民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据日本人估计，在察南地区的蒙古人不到三百，而在晋北地区则仅有“二十来人”），[6]所以这两个政权的头目都由汉人担任。
然而汉人的“统治”为时不长，因为在关东军主持下，于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了蒙古王公大会，并于十月二十九日把这两个政权并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新的联合政府以年高德劭的云王[**]为主席；当他于一九三八年死去时，他的职位由副主席德王继任。联合政府的首都设于呼和浩特，它是一个骆驼商队云集、满是灰尘的城市，是蒙古阿丹汗于十六世纪兴建的。[††]关东军显然急于使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联合政府不会被加人进来的两个汉人政权所控制，而是将由联合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来控制，而这个联合政府本身也不过只是蒙古各盟的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已。当然在实际上，“顾问协议”确保了日本人对联合政府及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每个政权的组织法都明确规定关东军派出的最高顾问在实际上享有独断权力。[7]
由于诸如内蒙古政府设在何处这类表面特征的缘故，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日本正象中国反日报刊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让一个主要由汉人居住的地区落入她的蒙古盟友之手。但在事实上，关东军却是竭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的。例如，关东军为了应付汉人的压力，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不许蒙古军队进驻张家口。它的说法是，汉人之所以害怕压迫和掠夺是合乎道理的。同样，该军也表示赞同其他地区的汉人宁愿要日本人来统治，而不要蒙古人来占领。就操纵内蒙古政权的日本人允许蒙古人享有一定种族特权的问题看来，那基本上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每一件具体和重要的事情（例如经济政策）都是由日本人支配的。据臼井说，那些宁愿同日本合作的汉人的确仍然构成一股“在经济上压迫蒙古人的势力”。[8]
由于本书主要是研究有关中日合作问题的，我们就不再进一步探讨蒙古要求自治和日蒙合作的问题了。不过，日本人如何处理察南和晋北的问题倒是需要进一步加以考察的，因为它是留给汪精卫处理的大问题之一。
晋察这两个汉人居住省份的地方政权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对它们的控制无论如何要比来自呼和浩特的控制要紧得多。同把华北和华中分割开来的做法相比较，应该说：把这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纯属汉人的地区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是把“分治合作”搞得更加极端的例子。如上所述，关东军曾竭尽全力阻挠内蒙古政权参加联合委员会，尽管这种参加只意味着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治合作”中的“合作”成分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是完全不”存在的。看来，关东军把这个地区留作它的特殊禁区，其动机完全是经济方面的。
关东军决定在晋北和察南扎根的做法可能是由于其将领们采纳了南满铁路公司（更具体地说，满铁的一个职员金井章次）的建议。南满铁路公司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个范围。它在满洲拥有那么多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致外来的人几乎搞不清政府和公司的职权是怎样来划分和交接的。这条铁路也是一条大动脉，日本通过它，把人力和财力输进她在大陆上的帝国。这家公司一贯密切注意改善和扩大它的业务，差不多从一九??六年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它就制定了野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到了三十年代，关东军的军官们对这家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的技术性建议已是言听计从了。[9]就在满洲事变前几年，有个叫金井章次的专家开始提出了一个多民族的、自治的“满洲国”的设想。据说，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并立下汗马功劳的土肥原将军“就被人认为是受了金井的影响的”。[10]
金井是个医生（一九三??年时任满铁医务处处长）、细菌学家、经济学家。此人多才多艺，而且据说还对“种族心理学最感兴趣”。[11]芦沟桥事变后，关东军把他找到总部，并告诉他不久即将派他去当“强大而且有前途的”内蒙古新政权的顾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当关东军的本多旅团开进张家口”会时，随军而来的除一个新任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外，还有这个细菌学家兼经济学家金井。（大概就是这个金井，以“种族心理学家”的身份，策划阻止了蒙古军队参加占领张家口的。）当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金井成了它的最高顾问。[12]
金井认为，晋北和察南地区在经济上和地理上都同它们南边的中国地方不同，在经济上讲，内蒙古才是它们更自然的伙伴，实际上，平绥铁路已经把它们同内蒙古连结起来了，后来他又坚持认为，他是在研究了晋北的地方经济和物资流通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他的研究表明，商品运输量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晋北中心大同，作东西走向流通的，在大同和太原以及大同和晋南之间作南北走向流通的运输量则还不到百分之二十。[13]在五台山脉北沿的雁门关周围，崇山峻岭实际上形成了在晋南与晋北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应该指出，这个地理特点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共产党根据地是最难以攻破的中国抗日据点之一，虽然大同和太原两地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以后被占领，可是即使在白天，日本也始终无法控制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铁路线。
察南和晋北地区盛产煤铁，它们向日本人提供了两项很有价值的战利品。其中最值得开采的是大同煤矿，估计其蕴藏量约为一百二十亿吨。该矿交满铁经营，迄至一九三八年底，雇用了大约四千名矿工来开采。[14]大同煤的价格政策是日本残酷掠夺中国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大同煤在平津地区售价每吨一千日元，而在横滨，同样的一吨煤则仅值四十日元。一位前帝国陆军军官引用这些数字时评论道：“大同地区的大多数中国居民认为，这种价格简直就是日本军队的掠夺行径。”他补充说，它给“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深受苦难”的共产党人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宣传材料”。[15]
察南的龙烟铁矿和冶炼厂是另一项重要的战利品。这两个企业都交给满铁的子公司抚顺煤矿去经营。可是这些厂矿都从未被充分利用。战争使日本经济紧张得始终无法去有效地利用她所赢得的战利品，这真是一桩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她无法提供资金来更新龙烟炼铁厂的设备。这个厂是一九一九年建成的，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铁价下跌而从未开工。她也筹不到资金来提高这一地区原有铁路的可怜的运输能力。中国共产党人对交通运输线的袭击也使该地区无法成为对日本经济有利的地区。有人认为日本的扩张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就晋北和察南的经验看来，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关东军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的。它的竞争对手华北方面军以及东京的陆军省都批评过它的做法。正如新近进行的一项历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九三二年，“关东军是在无视政府和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反对的情况下……实现了对满洲的全面政治改组的。”[16]晋北和察南的政治改组也是在关东军照样违抗命令、东京当局照样迁就不管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约在晋北察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前一周，关东军起草了一项通过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大特务机关来控制察南地区的计划。关东军参谋长东条将军把这计划送请陆军省批准，但立即被陆军次官梅津断然驳回。东条不肯罢休，他申辩说，如果关东军要在满洲国的边缘建立一个“安全地带”的话，那么这个措施就是必要的。[17]
不过陆军省也没有让步，它于九月四日发表了该省的计划，划定了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各自的管辖界线。陆军省建议把关东军的辖区限于外长城以北，而把夹在内外长城之间的晋北和察南部分交给了华北方面军管辖。[18]这两支军队实际上都开进了上述有争议的地区；可是关东军却违抗陆军省的命令，并且终于占了上风。
十月一日，关东军发出一份冗长的文件，表明关东军的将领们打算自由行动，并要在有争议的地区造成既成事实再报政府。这个文件明确地全面提出设立蒙疆联盟的计划[‡‡]。这个政权将由关东军来指导，其辖区则将向南延伸到内长城。尽管梅津将军不断抗议，指出该计划将“在我们与整个中国的关系上产生许多问题”[19]，关东军还是照样将该计划付诸实行。
近卫内阁对关东军的骄横跋扈也表示关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宣布：关东军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不能看作是永久性的，“到了适当的时候”，必须把察南和晋北交还给华北。[20]
关东军对内阁的这一态度非常恼火。在内阁举行会议的那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写信给陆军省说，他听到了有关内阁打算采取什么立场的谣言。他声称，把晋北和察南视作华北的一部分就等于“无视现实，会使人们对日本帝国陆军丧失信心；而且还会从根本上使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全部计划付诸东流。”[21]过了两天，梅津陆军次官对此作了回答，他用了十分明确的语言来表示他是支持内阁的，并且表示强烈反对把晋北和察南从中国本部分割出来。他警告植田说，关东军的野心包含着“将来同华北政权（临时政府）从而同整个中国……发生麻烦的种子。”[22]
关东军不理睬内阁的决定和梅津的警告。它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阁作出决议之前的行动表明，它并没有被内阁的决议弄得措手不及。早在一个月前，它已经扶植了一个所谓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这个由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三个政权的代表组成的新机构将具有“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资格”。[23]看来这个机构主要是负责有关运输、交通、财政和一般经济事务的。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关东军就和它地领导人缔结了一项秘密协议。协议清楚地说明了关东军的意图。条款之一就规定，不管将来关于这一地区有任何正式协议，“有关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职能将不会有任何变更。”[24]
联合委员会的行政权力大部分操在日本顾问手中。十一月二十二日，就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天，植田将军接到一封由蒙古三个自治政府头目所写的联名信，恳求关东军“领导”他们的工作。[25]他们特别请求植田推荐日本人和满洲国人当顾问，而委员会则将予以正式任命。委员会还打算指定日本的和满洲国的机构来“管理”它辖区内的“重要工业和运输设施”。委员会的首席行政官是委员长。德王是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个人。有一项“谅解”规定，当这个职位出缺时，由日本最高顾问行使其职权。一九三九年四月，德王因不满日本人的政策而辞职，最高顾问金井章次就接管了委员长的职务。
一九三七年，关东军就是通过这种政治花招谋求在张家口实现它五年前早已在沈阳实现了的故事。在上述两地，它都设法利用其“未经改造”的党派政客和资本家们，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不让日本政府染指，而且都成功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蒙疆几乎一直是驻大陆的关东军司令部的禁脔。
可是关东军却失去了它在内蒙古的主要合作者德王的支持。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德王通过蒋介石的情报首脑戴笠将军，同蒋挂上了钩。虽然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可是蒋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据说德兰从蒋那里得到秘密指示，要他做到“不亢不卑”。[26]国一九三九年末，一个访问内蒙古的日本人同德王会晤后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德王继承了几分成吉思汗的精神。”这位访问者还认为，“任何迫使他俯首贴耳的企图都是行不通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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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建的“兴安省”。――译者注
[†] 德王即原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日寇指使下，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会议”，成立伪“内律古自治政府”，任“秘书长”，七七事变后，成立用蒙古军政府，任“总裁”、“蒙古军总司今”、“军政府主席”；抗日胜利后，投靠蒋介石。――译者注
[‡] 把蒙古查布察旗改名为化德县是汉人精心策划的嘲笑蒙古人自治愿望之举。因为化德这两个字除了“化之以德”的一般意义以外，也有“同化德王”的含意。德王识破了这个阴谋，等到后来他在那里建立军政府时，他就把化德二字颠倒过来，成为德化（即“以德化之”）作为回敬。（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8页）
[§] 据河边将军说（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07页），德兰于一九三五年去新京（即长春――译者），并且表示他“完全效忠”于满洲国政府。河边认为（但不敢肯定），德王收到了一笔“巨款”是使他决定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因素。
[**] 即原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译著注
[††] 人们常用它的汉名归绥。它现在是于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
[‡‡] 日本人对包括晋北、察南和内蒙古在内的地区使用蒙疆这一名称，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指蒙古的边界地区。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一名称，就连傀儡政权中的中国人也很少使用它。他们对于该名称意味着把山西和察哈尔的一部分地区算作蒙古的一部分这一点都一致表示不满。这一名称是容易引起混乱的，因为“蒙疆”的“疆”和“新疆”的“疆”是同一个汉字。所以许多中国人就把蒙疆这个陌生的词解释为指“蒙古和新疆”，并且给日本加上了另一条扩张主义的罪状，其实日本从来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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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5页。
[2] 有关这个时期日本人在内蒙古活动的较详尽的论著，可见栗原健的《日本的满蒙政策面面观》一书。关于内蒙古傀儡政权的文件载于《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07―184页。
[3] 霍华德?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二卷第6―10页收录了德王的生平记述。我并取材于原德王行政助理高姆包扎布?汗金（约翰?高?汗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
[4] 见欧文?拉铁摩尔的《对边疆史的研究》第437―438页。
[5] 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74―278页，记述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军事方面的活动。
[6]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22页。
[7]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2页）。
[8] 同上书，第143页。
[9] 见约翰?杨的《一九??七――一九四五年南满铁路公司的研究活动》第3―11页。
[10]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76页。
[11] 见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密勒氏评论报》第258页。
[12]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39―140页。
[13] 上书第141页提到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五月一日金井在《每日新闻》（信浓版）上写的一系列文章。
[14] 见约翰?阿勒斯的《一个日本制造的“成吉思汗”》（载《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02―303页）。
[15] 见山崎重三郎的《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记事》第一一三期）第54页。
[16] 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178页。
[17]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18] 同上书，第141页。臼井在谈到这一计划时，认为该计划的起草人是关东军的将领们（见《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0页），而《现代史资料》的作者们则“认为”该计划的作者是陆军省人土。似乎关东军不可能插手这项计划。
[19]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74页。
[20]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4页。
[21] 同上。
[22]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 174页。
[23] 见臼井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第143页。
[24] 见《现代史资料》第九卷第167―168页。
[25] 同上书，第168―169页。和这封信类似的还有亨利?溥仪致本庄繁（一九三二年关东军司令官）请求派顾问及其他帮助的信件（见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 123―138页）
[26] 见高姆包扎布?汗金的《内蒙古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王：一个前行政助理的回忆》第39页。
[27] 见伊藤金次郎的《德王近况及新蒙古》（载《中央公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第六二七期第206页）。
第八章 解决中国问题的种种方案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八年，日本负责解决中国问题的官员们，在许多涉及中国的政策声明、工作文件、讲话以及会议中，最经常强调的莫过于需要“统一”这个词了。代表形形色色的观点的人都反复地谈到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统一”这个字眼被用得如此之频繁，其意义如此之含糊不清，使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不过是官僚们为了回避问题实质而乐于使用的空洞词调之一。总之，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紧张气氛中，对于不关痛痒的和模棱两可的用词，有一种夭然的爱好。以上这些因素对于强调统一的对华政策的迫切性可能都有些影响。然而，那样的强调还是完全合适地，因为日本对华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发生了不统一的状况，使得顺利结束战争的尝试――不管是通过谈判或是军事行动――受到了威胁。根据宫内大臣的秘书长松平安政侯爵透露，在一九三八年年中，天皇自己也为政府的对华政策不明确而苦恼。松平摘引了天皇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次谈话：“前些日子近卫来见我时说，‘我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然而，今天陆军参谋总长却对我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们都要进攻汉口。’一派说要结束战争，另一派甚至说还要进攻汉口。真遗憾，他们之间竟丝毫没有共同语言！”[1]
多田将军的建议于一月十一日的御前会议中被推翻，五天以后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两桩事迫使那些持比较稳健观点的人在一段长时期内显然处于守势。他们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而多数意见深信日本有能力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对于给中国以决定性的“惩罚”之前就可以实现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甚表怀疑，对于当时（一九三八年初）天皇批准进行一场歼灭战则兴高采烈。仅仅在几年以前，那些自封为惩罚者的人们，曾经在满洲事变中对中国成功地使用了军事力量，这伙人在一九三八年对于那些主张少用武力手段的人则显得颇不耐烦。一个批判这伙人的批评者曾写道：“他们错误地鼓吹使用武力而不管后果如何，那只是一种幻想―一以为他们从前用恐吓政策奏过效，今后如法炮制一番就能解决中国问题。”这个批评者还认为，把战争称之为“事变”，就说明了军国主义者对能否根本解决毫无把握，而只是一味盲目乐观，认为每发动一个新战役就能把中国的抵抗意志加以粉碎。[2]
如果说主张强硬路线的人在整个一九三八年仍占上风的话，他们还是未能恣意地扩大战争。一月中旬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又举行了二次决定其后对华军事战略的御前会议。由于两个月前，南京派遣军的纪律糟到了极点，在陆军参谋本部坚持下，决定在中国战场来一段“休整时期”。参谋本部认为，在开始新的战役以前，需要研究一下在中国的整个军事状况，建立补给基地，尤其重要的是，整顿大陆部队的纪律。参谋本部明确了政府当前的目的是消灭国民党政权之后，就着手制订适合于持久战的战略计划，因为参谋本部感到肯定得打一场持久战。一月底，它起草了一个“进行持久战的克制政策”，设想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到一九三八年底――在中国继续进行一段战争休整，与此同时，日本则设法充实国家资源。在大陆，除了对日本已建立的傀儡政权加以扶持之外，别的事暂且不做。要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包括汉口在内的中国城市。只要参谋本部的动员计划能得到实施，到一九四一年第三阶段开始时，日本将拥有一万架飞机和九十个陆军师团，能够同时对中国和苏联两面作战。
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墨迹未干，就遭到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进行持久战的积极政策”的挑战，这项积极政策反对拖长战争间歇时间，因为那样将使他们的部队士气不振。华北和华中派遣军都渴望继续进行战争，以便加强他们各自的战略地位。华北派遣军急于沿津浦路向南推进到重要的铁路枢纽站――徐州，最后和华中派遣军会师。华中派遣军也对让它留在处于易受攻击地位的长江南岸的命令表示不满，要求渡江到北岸。一九三八年二月初，该派遣军违反命令，开始对长江北岸进行小规模作战。[4]在大陆的各个总部都不得不进一步推行“积极政策”，因为他们都对各自的傀儡们私下许了愿，只要没有把国民党中央政府消灭掉，那些傀儡当然总感到不安。[5]海军的某些单位对参谋本部停滞不前的政策也表示不满意，向陆军施加很大压力，要陆军沿长江向上游推进，占领象安庆那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因为它的空军基地对于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是必需的。[6]总之，海军同样也要求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
多田将军和河边大佐支持克制政策，这项政策的信念是：尽管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导致日本和国民党之间最终和解的道路则决不能完全关死。的确，在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后不到一个月，多田将军和他的战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就开始同蒋介石的一位正式代表进行了谨慎的试探性谈判。多田和其他反扩张主义者对于搞合作政府并不热心，更没有把日本在东亚的命运与王克敏连在一起的想法。可是，得到广田外交大臣和其他内阁阁员支持的大陆各派遣军司令部，却决心用尽快消灭国民政府的力量来证实“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是明智的。近卫当时。对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还没有得出清醒的结论，那是他在几个月之后才觉悟到的。所以他没有反对“积极政策”，而这一政策很快地就得到了杉山陆军大臣和梅津陆军次官的赞同。
多田将军再次用参谋本部的名义反对扩大战争。经过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六日御前会议的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看来“克制政策”获得了胜利。[*]在天皇面前，多田取得了“维持现状，不再前进”的谅解。[7]
在二月十六日的会议上，天皇对于多田的胜利很可能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天皇一般在御前会议上很少开口，但这次他却询问杉山陆军大臣：听说陆军正在日益加紧对苏联作战的战备工作，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对这问题一时手足无措，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说，还要同政府研究研究。[8]然而，同往常差不多，打仗的主动权总是操在战场指挥官方面而不在中央。用河边大佐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被人们当成是石原“失败主义”派的“残渣余孽”。他接受了一项不可能有成功希望的任务：向大陆各派遣军司令官解释“克制政策”。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他在一次去大陆视察的过程中，“对他表示不满的意见多如雪片”。[9]多田将军不得不在三月一日河边回到东京后，把这位不孚众望的河边撤换掉。他的继任者稻田政纯中佐，害怕中国事变有“转变成为另一次西伯利亚远征”的危险――成为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那次代价极大的惨败的重演。那次事件曾使全国对陆军的信心一蹶不振，长达十年之久。[10]为了避免这样一场灾难，新作战课课长立即不再提参谋本部的克制政策，改而支持一项新的“积极政策”。实际上，这项新政策只是把克制政策的第一阶段去掉了而已。于是，这就为陆军大规模进攻徐州开了绿灯。
三月十四日，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从山东向南推进。八天以后，尽管东京还未正式批准徐州战役，可是一个日本官员就已向驻北平的外国记者透露，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四月七日，这个灾难性的战役终于得到了正式批准：帝国大本营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津浦路，向南一直推进到徐州郊区，在这里，与沿该铁路线向北推进的华中派遣军取得联系。[11]钳形作战方案需要动用关东军的后备军；而关东军在这以前一直都还没有动用过，以备一旦与苏联发生战争时之用。稻田后来承认，从那时起，“关东军就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12]陆军中那些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同中国冲突的范围的人士（先是说限制在永定河，然后说限制在黄河，最后又说限制在南京的城门口），这次可失败得最惨，因为徐州战役标志着力图把战争局部化的努力告一结束。诚然，四月七日，帝国大本营也曾命令华北派遣军占领西至开封的陇海路全线――一项大大地超过了该军能力的任务。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人乘虚而入、游击战、日本人进行惩罚性的讨伐――这些情况都完全有利于延安日后长远的成就。”[13]
日本人不久就认识到他们把战线拉得太长了。要占领徐州，就必须先清除台儿庄的敌军。台儿庄在徐州东北三十五英里，是津浦路南侧的一条支线的终点站。起初日军进展迅速，只遇到了微弱的抵抗，可是到了三月底，显然中国人打算在台儿庄以及徐州外围几个筑有坚固工事的市镇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保卫战。帝国陆军突然发现它面临的敌军比它原来所设想的要多得多。据东京报道，中国人已经在一条二千英里左右长的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九十个师。台儿庄并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中国陆军大学的战术家们却很熟悉这个地方，他们早就把这个小镇周围的地区当作演习场地了。中国的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在台儿庄附近投人了战斗，而日本步兵却得不到机械化部队的支援，开始遭到惨重伤亡。在战争中，中国人第一次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了重要城镇。随着由防御转人了反攻，中国人在战争中也第一次有了乐观主义甚至是振奋的情绪，不再认为日本人是无法战胜的了。当朋友们告诉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说，他们现在认为中国有可能赢得战争时，他表示同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14]
台儿庄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八夭。双方都数次声称占领了该镇，可是这些说法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小镇经过最初几个昼夜剧烈的白刃战、轰炸和炮击，已成为一堆硝烟弥漫的废墟。《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于四月七日报道：“我越走近这个小镇，我看到躺在四处的尸体越多，简直是横尸遍野。”流经附近的大运河，据说“已被鲜血染红了”。[15]日本军队在这场战斗打响以后的第十七天把中国军队赶出了台儿庄，可是很少几个日本人还把它当作是一次胜利的战斗。以精锐著称的板垣师团丢了脸，负责指挥这次战役的第二军司令官濑谷少将，由于玷污了军队的传统，被迫转入预备役。中国的将军们，尤其是“虎将”李宗仁则成了英雄。后来，日本的参谋人员在估计中国人赢得这次“巨大的胜利”和它对中国士气的影响时，说了很有分量的话：现在中国人“开始大言不惭地讲到歼灭日本军队了”。[16]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却没有抓住他们军队士气旺盛的时机，继续展开进攻。史迪威将军对中国领导人竟然“头脑中连进攻的概念都没有”而感到十分困惑。据说，国民政府的首席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对于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有意坐失良机“怒不可遏”。他抱怨说，“我告诉委员长挥师前进、扩大战果，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干。不久日本人就有八到十个师团进逼徐州，那么，一切都晚了。”[17]果然，五月十五日，台儿庄陷落不到一个月，日本军队终于把徐州包围了，四天以后，他们占领了这个城市。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
灾难性的徐州战役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后果。一方面，扩张主义者没有从中国人猛烈抵抗中接受任何教训，立即要求进攻汉口。帝国大本营在命令进攻徐州时，实际上已经同意有必要把战争推进到汉口和广州了。六月十五日御前会议批准了这一计划。空军马上开始了轰炸，企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在另一方面，台儿庄的消息对包括近卫首相在内的一些人来说，却并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近卫终于同意了石原的意见：摧毁国民党政府是个错误的目标。从来不是以意志坚定出名的近卫，现在开始想方设法从他自己在四个月以前才宣布的政策中后退，并谋求起用对待蒋介石政权态度比较和解的领导人来负责战略问题了。他在宫廷、军界（主要是陆军参谋本部）和商业界的知名人士中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拥护。那些商业界人士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脱节和不稳定甚为不安。许多金融界和工业界的巨头，对于与各轴心国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明显趋势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日本的经济前途取决于同英、美的关系是否融洽。
可能天皇本人对于近卫改变主意也有影响。一九三八年春，天皇身边的人用诸如“消瘦”、“憔悴”和“垂头丧气”等词汇来形容他[†]。在原田日记中，有很多记载说明：天皇对于军事顾问和大臣们所报告的情况，他们对战争的估计，以及近卫首相能否坚定地掌握住政府并设法结束战争等，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18]不论人们对于近卫在中国战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会怎么评论，对于近卫来说，关心天皇的健康乃是超过一切的。近卫首相是贵族出身。他的祖父七十五年前曾任年幼的明治天皇的首相。不能设想，近卫会对天皇漠不关心，而天皇正是由于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苦恼的。
近卫也得到了聚集在他身边的一批有影响的顾问们的鼓励，其中有些人是内阁参议――近卫一九三七年十月为了绕过他的官方内阁而设置的一种职位，以避免事事通过内阁的麻烦。宇垣一成将军是最先担任该职务之一，由于他宣称“毫无牵挂”，乐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效劳，而博得了近卫的信任。[19]近卫的另一顾问是尾崎秀实[‡]，他后来因为受苏联间谍理查德?索尔格案件的牵连而声名狼藉。尾崎担任内阁谘议，一个比内阁参议官方色彩更少的职位。然而，从一九三八年六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他一直在近卫非正式内阁中担任职务，并且无疑地向首相提供了他对中国事务的卓越的知识，传达了他认为侵略中国的政策必然严重地损害了日本的最大利益的深刻信念。按照尾崎的观点，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日本只有同那种鼓舞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的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站在一边才有可能结束战争。[20]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这段时间里，近卫也听取了昭和研究会[§]和早餐会的意见。一九三六年，近卫正考虑接受首相职位时，他的朋友后藤龙之助创办了昭和研究会。后藤的目的是搞个“智囊团”，网罗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一些问题，向近卫献策。早餐会是一九三七年底近卫出任首相以后成立的。这是一个由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精选出来的人物组成的非正式的讨论小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这批教育家、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每月在内阁办公室、首相官邸或西园寺公爵（他的孙子西园寺公一是该会的著名成员）的官邸，聚会两三次并共进早餐。虽然首相不经常出席这些聚会；可是他的秘书牛场友彦和彦道三则经常向他汇报讨论情况。一九三八年年中，早餐会的几个会员，特别是松本重治和犬养健，已经开始从事解决战争问题的活动，并就通过与汪精卫谈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酝酿。这一点是很有重要意义的。近卫对那些谋求结束日益加剧的冲突的人们的活动和建议，显然至少都是同情和注意听的。
虽然近卫周围的这些团体，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
随着一九三八年的过去，大家都日益清楚地看到，没有哪一个主要的傀儡政权能够号召必要的群众来效忠于一个对日本友好的新生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把那怕只是勉强算重要的人物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过来。地方军阀不仅没有用他们的军队去支持任何一个傀儡政权，反而集中大量兵力进行抵抗，这使日本战略家们大为惊奇。到了一九三八年，没有人敢自信地断言冲突结束了。日本被迫采取非常的措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一九三八年三月颁布了“全国总动员法”，规定“战时的立法权全部授予内阁掌管”，标志着议会政府的崩溃。[21]这就很容易成为走向军事独裁的第一步，而近卫和很多随着打一场全面战争这个大流走的人都十分厌恶这种发展趋势。尽管如此，四月份起各级学校都强迫实行军训，又朝那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军事供应上的需要，对一个资源异常贫乏的国家来说是很沉重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愈来愈沉重。原棉和棉布在国内市场上脱销，铁“稀少得象黄金一样”，农林省的化学家在“研究用老鼠皮制革作为皮革的代用品”。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现在已很难买到一个炒菜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22]战时原料缺乏的情况是如此之严重，以致许多工业，包括重要的水泥和造船工业只能半开工，而且情况日益严重。[23]一份最近的研究论文表明：早在一九三八年，工时的延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和营养不良就开始严重损害着一般劳动人民的健康了。[24]一九三七年末，内务省通知各工厂主，一个劳动日的“最高限度是十二小时”，但也指出，“如果确有需要”，可以加班两小时。尽管那样，也还有人批评这个规定同战时经济不适应。休息时间和吃饭时间都被取消了，“每天干十四小时激活是很普通的”。[25]对少数神经过敏的人来说，银座（东京的闹市。――译者注）禁止使用霓虹灯也是战争带来的一项可喜成果――小说家永井荷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们不开明的军政府的一项开明的法令。”[26]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禁止使用霓虹灯是厉行节约的象征，在情况好转之前，前景只会越来越糟。
在徐州战役时期开始的重新估价过程，最后并没有导致战争的逐步降级或使日本对华政策得到统一。可是，它的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引出了一连串高水平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建议，使内阁改组了，使陆军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大变动，使已宣布的国家政策来一个大转弯并建立一个“统一的”新机构来掌管有关对华事务，等等。最后，还导致了批准几个为通向和平开辟新途径的“工作计划”。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内阁的改组，而这次改组把陆军省和外务省都交给了新的领导。
紧接着倒霉的徐州战役，近卫差不多就接近于要辞职了。他身体显然不健康，这或许与他渴望离职有关。不过，当时还很难断定，近卫究竟是由于健康的关系．而躺倒不干，还是单纯为了逃避那费力不讨好的责任――处理几乎无法处理的国家危机。[††]在同军方不断发生的冲突中，近卫并没有占上风，而为了保持对国家事务的控制，这种冲突是必不可免的。他并不欣赏政治论战，但他自认为超然于论战之外。他首先是一个贵族，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早餐会里的一个同事说，“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贵族。”[27]在日本，没有比近卫的门第更高贵的了。几世纪来，藤原家族和它的最显贵的支系――近卫家族――都在统治着日本，甚至当它的权势衰落以后，也还继续从这个家族中选出日本皇后和其他重要的宫廷人物。近卫很容易同天皇接近，而且能够颇为正确地使用天皇的语言。从少年时代起，近卫就开始使用矫揉造作的古老词汇了，而正是这种词汇使得天皇讲的话无法为大多数日本人所理解。大人从小就教近卫用皇室的方式称呼他的双亲为“御父”和“御母”，而不用习惯的称呼父亲和母亲。[28]
近卫具有的贵族性格和品德，使他成为一个被大家注意并极为重视的政治家。可是那种传统的软弱性，则又使他成为一个优柔寡断的蹩脚领导者。他将近六英尺高，使多数日本人相形见绌。他的才华很高，但对中国却是惊人地无知。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讲，他同他的文学俱乐部白禅社里的知识分子和唯美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集体，而且“喜欢邀请学者们尽可能经常地给他讲课”。[29]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翻译了几部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文学家，著有《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剧本。――译者注）的著作。一九一四年，他翻译了王尔德的《在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一书。这本书好象是引起了这位年轻公爵内心的共鸣。他衷心地同意王尔德关于劳动并不是人生目的的论点，而过有教养而又风雅的舒适生活和悠闲度日才是人生的目的。（几个世纪以来，以优雅、懒散、肤浅地涉猎艺术和卖弄风骚而著称的日本贵族，的确是王尔德典型理想的体现。）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根据他同近卫相识四年的体会，断言近卫是“迟钝的”。“近卫的表情说明，他既没有活力又不果断，倒是带有一种哲学家的疑虑……他的眼睛最能说明他的特征，它显示着智慧和政治敏感，但又带着懒散的神情。”[30]一九三八年夏，《亚洲内幕》的作者约翰?根室在拜访了近卫之后也作了类似的描写：“他看来缺乏干劲――也许他烦恼死了。”他举出了近卫不守时刻和极端厌烦早上（上午十一点以前）的约会的特点，并且补充道：“他的朋友说他简直是个典型的懒汉。”[31]
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近卫的形象，是一个身体虚弱、态度客气、难以捉摸、很有教养、深于世故、忧郁沉默的人。对他的秘书来说，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几乎是哈姆雷特式的人”（哈姆雷特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角，以孤独、忧郁著称。――译者注），他“打心眼里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人”。牛场重复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对近卫的评价后，回忆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缺乏领导能力。最后，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军队“从来不说，‘不行！你们必须这样做’”。[‡‡]
在争论“全国总动员法”的过程中，近卫由于无法控制国家事务而灰心丧气。这位心神错乱的近卫乃借口身体不好，躲到他在东京郊区荻洼的别墅去休养了。徐州战役的发动只是增加了他的沮丧和失望，至少早在三月十七日，他就已在私下里谈到辞职了。[32]三月二十九日，他觐见天皇请求批准他辞职。近卫说，要让“我这样有名望但无实权的空想家来无限期地负责这个局面，那是极端困难的”。他建议，如果任命一个“有实权的人”来负责，将会更合适一些。[33]两天以后，近卫在和原田熊雄男爵的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最后促使他辞职的原因。杉山陆军大臣突然飞到华北，除了曾告知海军大臣要作此行以外，他既没有告诉近卫，也没有通知任何内阁成员说明这次使命的目的何在。近卫告诉原田说，“陆军所有的活动，都是这样干的”。近卫说，例如，军部甚至坚持要速选军人负责华北和华中地区各国策公司。这才真是个讽刺，因为成立这些公司的重要理由之一，恰恰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让军队插手经济政策的制定。近卫悲伤地对原田说，“我感到我简直就象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34]
事实证明，近卫本来就坚持不够，这次又未能坚持，因为天皇和他的顾问及朋友们都劝他打消辞意，重新组阁。[35]从五月开始验六月底，重新组阁的问题集中在广田外交大臣和杉山陆军大臣两人身上。近卫的目的是要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或者至少使之温和一些，而他认为广田是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用外交官加濑的话来说，杉山“脾气很好，但毫无头脑，昏庸老朽”。恰恰是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之后很关键的十六个月里，在名义上担任了陆军大臣。[36]在这一段时期内，陆军的统治权究竟属于谁是很难搞清楚的，不过，显然不在杉山手中。近卫把他看作是“扩张主义者的机器人”。[§§]此外，如前所述，近卫对于杉山不愿在内阁中与他和别的文官阁员讨论重要的军事问题非常恼火。杉山在这方面近乎偏执狂的一次最出色的表演，发生在战争初期。当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次内阁会议上提出，陆军在到达永定河后就不要再向华北推进了的时候，陆军大臣怒吼道：“在这样的地方说这种话，这是什么意思？”把那位倒霉的海军大将吓得顺从地说：“我想你是对的。”[37]
其实，近卫好几个月来一直都在物色取代陆军大臣的人选。可是在战时，轻率地采取这个步骤是不行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在进行战争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意见。况且，杉山又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在皇宫内要他下台的间接表示在内，抵抗了好几个星期。[38]
选择继任人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陆军中各个派系都力图使各自中意的人选上台。反扩张主义者支持石原将军，如果石原不行，就支持多田将军。近卫认为“统制派”的官员应对挑起战争负责，所以渴望从其对立面“皇道派”方面推选一个人来代替杉山。[***]例如。对于近卫来说，柳川平助中将是个“非常中意的”人选，可是这位将军在过去几个月同计划作战的最高军事机关毫无联系。[39]扩张主义者提出的人选中，有当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将军，可是近卫和梅津的关系不好，而且认为梅津是扩张主义派的“幕后操纵着”。[40]
最后选中了板垣征四郎中将。板垣象石原那样，开始是满洲事件的强烈支持者，但后来就转而主张战争局部化，并希望尽快地结束战争。板垣看来并不是哪个派别或集团最中意的人选，事实上，正是由于板垣不带着派系色彩近卫才对他感兴趣的，因为近卫改组内阁的目的就在于加强文官对领导战争的政治控制权。在这一点上，格鲁大使对这次任命的分析大概是正确的：板垣之所以得到任命是因为他“既在陆军的年青军官中享有威信……又认为陆军应当不干预政治。”[41]
可是，为了促成这项任命，近卫不得不接受关东军的东条担任陆军次官作为妥协，次官这一职位也几乎是和大臣同样重要的。后来，近卫把这段期间内没有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归咎于他的新任陆军次官。近卫声称，“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任陆军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真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实东条和梅津就象是‘一个人’似的。”[42]
免去广田外交大臣的职务倒不太复杂。近卫用不着被迫接受什么不愉快的交易，就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军预备役的一位将军，是第一个非职业外交官担任外交大臣职务的人。在这次任命前半年，宇垣就已经是内阁的参议了。近卫充分了解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并确信宇垣能够协助他改变一月十六日的政策，因为宇垣在国民党上层有大批的朋友。但是，近卫之所以考虑任命宇垣，实际上并不是以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如何来决定的，因为宇垣的观点肯定是近卫所能接受的。首相的一个疑虑是，担心宇垣是否有魄力足以把长期以来陆军对他的不悦压下去，从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现。宇垣知道得很清楚，他自己在政党、财政金融界和整个公众中都颇享众望，但在军界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他并未仓促地接受这项任命。
一年前，甚至在宇垣已经接受了天皇的组阁命令后，陆军中的一个坚决的集团还横加阻挠，以致宇垣不得出任首相。他的对头们对他在一九二五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大幅度地缩减陆军的实力这件事耿耿于怀，从不罢休而且对他以和各个政党联系较多而著称表示不满。有些人认为，一九三一年三月推翻政府的阴谋活动，是他告了密，因而对他怀有敌意。[43]一九三八年，那些鼓吹与轴心国加紧联系的人，担心任命宇垣会相反地导致加强与英国的联系，这种担心由于他很快就采取主动与英国人进行友好谈话以及英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任命而得到了证实。英国大使写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位将军，显然他把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看做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44]
宇垣意识到他的地位不稳固，于是他提出杉山必须辞职作为他入阁的先决条件。而且，在近卫决定提名板垣为杉山。的继任人时，他可能起了作用。[45]
宇垣对中国问题的观点，有助于我们很快地理解为什么近卫挑选他当外交大臣，并且使我们知道近卫重新估价对华”政策是朝哪个方向转变的。宇垣反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认为它恣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日本人总是说，我们希望‘中国是中国人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把这当作一个标准，那么，无论中国人希望任命哪个人担任什么职务，我们都应当感到满意。”[46]
宇垣明确地告诉近卫；只有就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讲话取得了谅解，他才领导外务省。那时（一九三八年五月），近卫已和宇垣意见一致，所以没有抵制宇垣的要求，并且答复说，他希望宇垣能够设法体面地撤销那个“考虑不周的”声明。[†††]此外，宇垣还要近卫接受以下三项总的原则作为他入阁的条件，即：迅速巩固和加强内阁，迅速决定一项对华的和平政策，迅速统一对华外交政策。[47]
用历史学家臼井的话说，近卫准备接受宇垣提出的所有条件，可以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说宇垣的任命“好象是希望之门已经打开”；很多人都肯定感到，对于解决中国问题会将有新的设想，战争拖长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小得多了。八月，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村山平助在《改造》月刊中写道：“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寄托在宇垣身上。如果在‘危急’局面下出山的宇垣没有‘成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救了。”[48]
石射猪太郎的《意见书》
为宇垣撤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提供合理论据的人是石射猪太郎。他是外务省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亚洲局的局长。一九三八年六月，石射为他的新上级准备了一份很细致的长篇《意见书》，其中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各种途径。[49]石射象石原将军一样，认为日本的对华政策必须顺着中国民族主义的风向来扬帆，他的“意见书”很有说服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有很多理由说明它不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与外务省绝大多数呆板的、公文式的文件不一样，它既是生动的、有见解的、几乎是动了感情的呼吁，又讲出了心里话和头脑里的想法。它用了很多辛辣的比喻；例如，说日本的对华经济政策，就象一条章鱼把它自己的触角都吃掉似的，因为日元集团的扩大，正在使中国的购买力枯竭，并且造成日本对中国的出口急剧下降。[50]但最突出的是，《意见书》的洞察力和坦率程度都是惊人的；它为一种当时很不盛行的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直率的辩护，而这种观点则表达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少数意见。
石射一开始就提醒宇垣，尽管从狭义的理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意思是指不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可是从声明所用的语言来看，“人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灵活余地的”，因为声明用的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文体，而不是正式公文文体。由于近卫和广田拚命强调，“即使国民党领导人建议举行和平谈判”，日本也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和平问题，才把这个声明搞得没有灵活的余地了。[51]不幸的是，那些“公众舆论中肤浅的见识”竟如此称赞这种强硬的论调，以致现在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地反对它了。石射转而用相扑摔跤的比喻来说明他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的不满。象摔跤者用闪电般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到圈子以外一样，这个突如其来的政策意想不到地把和平的希望都化为乌有了。但是，日本政府通过这次戏剧性的动作又干了些什么呢？“只是限制了自己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抉择的可能性。我们拥有的唯一政策就是推进。”总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只不过是同一个笨拙的相扑者在某个闭塞落后的市镇里的三流摔跤表演中作出的华而不实的姿态一样。[52]
石射认为：日本如果希望尽快结束“事变”，只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他认为，汉口战役结束后再进一步扩大战线的方针，显然是误人歧途，因而不应予以考虑。第一个方案是，争取胜利结束汉口战役，然后沿着陇海路和长江下游建立一条前沿交通线，并且沿着相互衔接的铁路线和航道占领全部通向北方的地区。石射说，虽然这个计划听起来好象不错，可是它有几个缺点。如果采用了它，国民党就会收复一些领土，从而提高它在中国人中间的声望和威信。那就会使占领区的人民“动乱”，从而占领军就更加难于维持治安了。国民党政府会“更加热中于搞它拿手的游击战术”。[53]同时，在没有占领的地区，国民党政权将加强它的军队，进行一场反对日本的消耗战。最后，日本将不得不去摧毁这些武装力量，那就意味着在新的战线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敌对行动。石射警告说：即使这些预言中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仅仅防护沿长江到汉口六百英里的占领区和维护几千英里铁路网的交通线，就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简言之，石射感到这个计划“无法解决局势问题”，而且会“继续成为我们保卫别的地区的障碍”（大概是指对苏联）。[54]因此，根据他的判断，这个方案没有什么价值。
石射提出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作为第二个供选择的方案，这个政府将要把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联合起来。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设想过这项办法了，在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时，就已经准备采取措施设法吸收唐绍仪和吴佩孚[‡‡‡]作新政府的头头。据支持这两个人的说法，唐在华南很有威信，而且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声望，这点将是有用的；吴和华西、华北都有联系，这点将使得他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合作者。这种说法鼓吹新的中央政府不用特别费力气，就会获得声誉。非占领区和占领区的地方军阀都会看到这个风向，赶快在新政府的屋檐下找一个栖身之处。其结果是，国民党就会被抛弃。石射用了最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个方案，因为当时这个方案正受到文官和军方的有力支持，而且正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
石射认为，第二种方案过高地估计了唐和吴的声誉，他们只不过是“政治僵尸”和“遗老”。他说，让他们复活是十分可笑的。中国人将把他们看作是“不知自己死之将至的老头子”。[§§§]石射声称，唐在他的同胞的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声望，而且人们仍然记得，唐下台后任挂名职务时搞得很糟糕，以致曾被他家乡的那个县的老百姓驱逐出境。石射说，考虑同那样一个泥足英雄合作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可是吴佩孚则甚至还更糟。吴狂妄地说什么他的东山再起将会解决中日问题，这只能被认为是患了陶醉于过去的声誉的一种病症。那些支持吴的人争辩说，全中国的军阀，尤其是四川军阀将与吴佩孚汇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反蒋联盟。石射写道，吴的确与某些军阀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是有不少人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化；可是指望他们当时就会起来反对国民党，那就“错误地估计了时机”，[55]只有当国民党奄奄一息的时候，军阀们才会采取行动来反对它，而国民党现在离奄奄一息还远得很哩。事实上，国民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这些军阀，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何况这些军阀都是一些投机分子。光靠对吴的忠诚还不足以促使他们起来反对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此外，那些还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军阀则因互相猜忌和争夺而四分五裂，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他们会同吴汇合，组成一个名符其实的联合战线。基于这些理由，石射劝告外交大臣暂缓考虑这两种方案。
石射一带而过地提到第三种供选择方案，那就是把目前。已经建立的那些合作政权同国民党政府合并。石射说，首先。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都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而与国民党政府是势不两立的。此外，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同它一开始就讥讽为伪政权的政府搞联合，实际上就等于是投降。石射断言，“不管你说中国人多么会搞妥协，可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毫无希望的。”[56]
石射认为，第四个是唯一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与国民政府恢复谈判。石射马上回答了那些一再反对同一个与共产党人搞联合的政府达成和解的意见。他争辩说，“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统一战线的现实情况，我们就会看出，中国共产党只是被允许参加抗日阵线而已。”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打交道的惨痛经验，使国民党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把统一战线当作一种手段，使他们被削弱了的实力得以重新壮大，因此，国民政府最不能容忍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种种活动。据说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人已经加入国民党，这并不表明共产党人马上就要“吞并”国民党，它实际上表明，主动权仍在国民党手中。[57]
石射热烈赞扬国民党解决了它和西南军阀集团的分歧，结束了福建省的独立运动和把共产党的军队赶出了江西省。除了军事成就之外，它在教育、财政金融和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展。石射说，“恰好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相反，国民党政府一直在进行革新的统治。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曙光在中国已经出现了。正是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不断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甚得人心。”[58]
石射写道，“不可否认”，蒋介石是肩负中国“民族复兴”的人物。中国人只对他一个人表示信赖。“他的形象比国民党和政府中任何别人都显得更加出众。”[59]设法推翻蒋政权或坚持让他下野，同“征服象张学良那样的地方军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推翻国民党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试一下都会是得不偿失的。远东的稳定和中日合作，是日本反复提到的理想。就算把国民党摘掉了，继任的政权也肯定会是软弱的，也无法统治整个中国，其结果是中国将变成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国家。在接踵而来的混乱和骚动的局面下，只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武装得最好的集团可以从中得利，那就是共产党。其结局将是，中国会成为一个破产的国家，而日本则担任着一个破产国家的管理人。帝国军队将不得不去镇压大批流浪农村的散兵游勇。对它所占领的地区得搞个庞大的救济方案。还得进行大量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必须把共产党军队镇压下去，而共产党军队则很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果实又从何谈起呢？那样一种局面将使日本关于努力促使远东稳定的主张成为笑柄。
石射断定，日本只有一个选择：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同中国谈判一项体面的、宽大的和平。至少就目前看来，中国和国民党是一回事，而蒋介石则是国民党的“轴心”。如果象东京许多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那样，尽力把蒋赶下台，让他隐退，不管是事实上的隐退或是名义上的隐退，那都只会有损于日本的事业。中国人会把蒋的下台看成是日本对中国的惩罚。而且，主张强硬路线的分子决不会让“中国人最尊敬的”蒋介石辞职。他们反而会促使他们的国家进行更大规模的抵抗。“我们必须做的是，挽救并设法利用蒋。”[60]
石射说，很长时期以来，日本人一直鄙视蒋，把他看做死敌，一个“把日本当作工具来统一国家的”可恨的敌人。但是事实却是，他在一九三五年底当行政院长后，任命了象张群那样的亲日派参加内阁，以表示他对友好地调整中日关系甚为关切。石射提醒宇垣，那时这个委员长也曾派出密使向宇垣表示衷心希望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一九三六年，这个委员长曾对日本驻华武官说：“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们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就不会有别的机会了。”[61]日本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宣称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这是日本将会永远感到后悔的事。更加遗憾的是，他们把蒋在牯岭的“抗战到底”的誓言看做是“胡说八道”，而没有意识到他已决心实现这个誓言。[62]
石射要求宇垣注意，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人士，无论在精神和文字上都一贯违反天皇的旨意。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天皇在议会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的士兵们之所以不顾种种困难，而忠实地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并建立和平”。此外，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发言人在天皇御前表示过，“消除所有过去的摩擦，并在宽宏大量的精神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日关系”的决心。天皇的大臣们曾宣称，两国之间的“融洽无间”是日本谋求解决中日问题的最终目的。可是，从那时以来，这些大臣们十分失职。他们没有让人民知道这些原则，“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发表了一些与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决定相反的声明。”[63]
由于这些当局人士无视御前会议决定的精神，所以政府和人民都在这样说：“在大陆上出现这么个绝好机会，那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着的啊！”“即使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殖民地”；“应当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去处理敌人的财产“；或者“既然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们至少应当取得对华北和华中的控制权”；等等。这一切可以经常听到的说法，无情地拆穿了日本自称她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的虚伪性。石射写道，“我们要征服中国――那就是日本的心情。”这样一来，日本远远没有遵照天皇的命令，在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实现宽大的和平，而是日益倾向于采取以下这类态度：“你能拿走多少就拿多少”，“抢在别人前头，尽量地捞一把”和“让我们把中国瓜分掉吧！”石射问道，御前会议的决定和上述这些掠夺成性的情绪之间所存在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日本怎么能希望实现中日合作和东亚和平呢？[64]
石射告诫宇垣说。只要日本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中国是有罪的，因而应当接受严厉的条件，那么中国人就不大可能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他预言，“即使中国会屈服的话，那也会使今后一百年发生麻烦。”反之，如果一个强大的日本对她的软弱的邻国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那决不会有人就此看不起她。相反，全世界都会称赞她的“武士道”风度。中国长期以来对日本的仇恨从此就顿时消逝，而且还会使中国人心里树立起一种信任感。石射附和石原一直呼吁的主张，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提出“俾斯麦式的和平”，就象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时向奥地利人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一样。[65]石射说，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认识到，和谈的“最大障碍”是临时政府和维新政府的存在。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就会产生以前冀察政权所造成的那种对抗情绪。石射建议说，因此，日本应当规定一个期限，让国民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这两个政权的地位。[****]
石射还说，日本能否完成这件任务，尤其是能否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声明，“完全是一个我们政府当局是否有勇气这样做的问题”。那就是说，面对着可能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响，政府当局是否能证明自己的力量强大得足以根本转变国家的政策，甚至冒着有“生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66]石射断言，如果它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那么这个风险就值得去冒，因为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来调整两国的关系和开创和睦的新纪元”。[67]
新外交大臣研究了石射的《意见书》以后，在封面批上了：“它大体上符合我个人的意见”。[68]九月，他邀请了一批记者到叶山的别墅，除了讲一些情况外，还向他们讲了普奥战争的历史。宇垣在重复了石射对俾斯麦的敬仰和他自己对取消进攻汉口的主张时，颂扬了俾斯麦这位普鲁士领导人和他的总参谋长冯?莫尔特克“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的光辉经验”。普鲁士人在几周内就打败了奥地利军队，之后他们决定不攻陷维也纳，而情愿“在城堡的防御地带停止进军，同意建立一项不割地赔款的和平”。宇垣指出，在普奥之间和中日之间有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俾斯麦和冯?莫尔特克之所以宽宏大量地对待奥地利人，是因为他们预见到要对法国进行战争，因此希望奥地利不要参加到敌人那一边去。[69]目前的情况，今天的苏联就是当年的法国。
内阁改组于一九三八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完成。新内阁仍然由代表宫廷、军部和财政金融界的各种人物联合组成。不过，近卫还是设法把那些愿意献身于新的解决战争途径的人，尽可能地组成了最强大的联合，并且成功地把那些与不妥协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人们排除在内阁之外，而不妥协政策是一月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所制定的。他还获得了天皇的批准。以五大臣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决策机构，从而增强他自己的实力。这样一来，曾经由二等的陆、海军军官随意摆布的联席会议，就正式地由近卫自己指定的官员组成的一个切实可行得多的会议所替代。这些官员是：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大藏大臣。看来为结束对华战争找到一条崭新途径的布置已经就绪。
宇垣的任命预示着谋求和平的新时代的到来。最富有戏剧性的证明是，宇垣和他的私人朋友、曾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张群互通了电报。张群致电宇垣，祝贺他就任新职，说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使他“为东亚而欢欣鼓舞”。[70]这种做法在战时来看，是极其不平常的。接着，他希望宇垣在重开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汪精卫可以作为中国方面的和谈代表。
这位日本外交大臣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并且还得到了象石射那样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及时地向张表明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回答说，他认为由汪精卫代表中国进行和谈不合适，因为尽管汪很有资格当代表，但“你们的同胞会认为他是个亲日派的首脑……因而可能指责他出卖国家。”[71]宇垣想起了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在新加坡发表过一些和解性的意见，所以他建议由孔来当代表比较理想。大家都知道他和蒋的关系非常亲密，是能够代表蒋讲话的。此外，他本人不象汪和张群那样由于有亲日的污名而不具备代表资格。孔显然同意这项安排，因此他派了他的私人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会面。六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双方都寄予很大希望的这次谈判，一直谈到九月一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而且有个时候日本已经准备好一艘军舰把孔送到长崎或台湾的某处和宇垣会见。可是，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大，谈判最后在几个问题上以失败告终。
谈判之初，孔要求日本把条件都开列出来，宇垣回答说，“尽管政府改组了，新内阁和外交大臣是一致的；虽然我接替了广田，日本对外政策仍然不变。”[72]据中村后来回忆，来自东京的指示使他特别难办，指示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没有改变。他于一九五六年写道，“根据那种指示，我简直就没法去开始谈判。”这位总领事飞回国内同宇垣商谈。宇垣对他说，“日本最后是要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旗号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能那样做。”当时与宇垣有密切接触的石射，是能对此作出有权威性评论的人。他后来写道，宇垣之所以采取强硬立场，只是想把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初步讨价还价的策略，随着谈判的进展，他是准备作出让步的。[73]
然而，宇垣自己的日记却说明，在他当外交大臣的几个月里，他的感情起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当与孔的谈判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宇垣于六月二十八日在日记中显得非常同情蒋和蒋所面临的问题。他写道，“中国被列强捆住手脚一百多年了”，其结果是，“无论中国人怎样努力奋斗，他们也无法向前迈进。”可是，近年来，中国对于她所蒙受的灾难作出了反应，民族团结的“强大潮流”已达到席卷全国的程度。字垣写道：“蒋介石是走在前头领导这一潮流的人”，但是日本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这个事实，即使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了，这一潮流还将一如既往，继续向前。”[74]七月十五日，宇垣写下了他的信念：除非日本帮助促进和加强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反对它，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和获得持久和平才有可能。[75]然而，短短的两个月后，字垣在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前夕，却感到“必须增加我们的压力以粉碎蒋政权和他的一伙人。”[76]
不管宇垣个人的观点如何，七月八日五大臣会议所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正式观点是，日本人“接受中国当时中央政府的投降”，是以蒋的辞职为条件的。近卫政府已经同意有必要修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以便在处理有关国民党政府投降的问题上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石射认为，打算完全推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并同蒋本人谈判，那是要有勇气的，可是五大臣却缺乏石射所谓的必要的“勇气”。七月八日，他们正式要求“蒋介石下野”。[77]
宇垣在向中村解释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时，强调指出，不管怎么说，蒋把他的国家管理得很糟糕，使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苦难，因此要他退出政治舞台是“理所当然的”。[††††]中村表示不同意：中国人民并不认为蒋要对打败仗负责，因此，要求他辞职会“引起麻烦”。[78]
宇垣在同孔的间接谈判中，对于蒋的下台，采取了稍微有点不同的方针。他把下台问题同孔提出的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一个是赔款问题。孔要求日本放宽要求，因为中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简直付不起战争赔款。孔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孔说：两国对那里事实上存在的局面都是尊重的，而且中国实际上已经默认了满洲国；满洲国问题在中国国内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此时日本应承认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孔问日本是否可以同意取消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要求。[79]
宇垣对孔的答复如下：如果孔要求日本人适当地考虑中国国内的问题，那么也应该能意识到蒋介石同样给日本政府造成了国内问题。“日本人把蒋介石看作敌人，并且说过不同他打交道。但他们对中国人民不抱恶意。可是鉴于蒋领导这个国家，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因而大多数日本人都憎恨他。”宇垣说，因此，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国和赔款问题上得到让步，就应很好地处理蒋的问题，同意他下台，以“缓和日本人的情绪”。宇垣最后说，他的辞职“对你们国家比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日本为取消赔款和“默认”满洲国问题制造一种适宜的气氛。[80]这些巧妙的论据并没有能够说服孔，他甚至从未暗示过蒋有下台的微小的可能性。孔告诉宇垣，如果辞职对于缓和日本人的情绪是必要的话，那么他本人辞职也许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孔当时刚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这一姿态也没有能使东京感到满意。
虽然蒋的辞职是谈判中的主要症结所在；可是华北问题也是一个主要障碍。孔祥熙讲了一堂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的课来回答宇垣关于把华北划为“特殊地带”的要求。孔说，中国人民一贯把长城以外的地区看成是“未开化的”地区，对于那里存在外国势力并不特别关怀。因此，中国愿意默认满洲国的存在，也同意日本在内蒙古驻军并建立一个特殊地带。他坚持说，日本必须理解，长城以内的地区则完全是属另一回事。如果她试图“解放”华北并在那里无限期地驻军，可以肯定中国人会“坚持日本最后企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看法”。[81]
宇垣回答说，认为日本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是很可笑的。如果她准备这样做，她为什么只在华北划出一个地带呢？难道南京和上海不是已经落人日本的手中了吗？宇垣解释说，在华北的特殊地带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中日联防反共。内蒙古是防御的第一线，华北是第二线。宇垣表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是我本人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协定的继续。”宇垣讲这话时，大概没有察觉到，段棋瑞在军阀极盛时期称霸华北，而国民党政权宣称要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称霸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意味着一个分裂的中国和出卖领土和主权去换取日本的靠不住的军事援助并从中贪污。[82]如果宇垣真以为那样谈一下日本在华北的意图就会使孔安心的话，那就说明甚至在象宇垣这样的温和派的心目中也没有怎么意识到中国的情况正在变化。
及至八月，关于中国人不同意宇垣建议的反应，纷纷传到东京，这不仅来自中村总领事处，而且也来自各种各样中间人那里。接近委员长和张群的重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会见了一个和宇垣有接触的日本同行。通过他们的会见，宇垣才知道，只要日本继续施加要分裂中国的压力，中国人就决心抗日到底。这个记者强调，日本迟早必须承认两件事：中国打算在政治上达到统一；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唯一的一支政治力量，因而，也是日本必须最终与之打交道的政府。[83]
宇垣通过与孔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努力持续了整个八月份，但是因为孔在蒋的辞职问题上没有作出让步，在香港的谈判于九月初就陷于停顿、拖拉的状况。宇垣在夏季以前抱有的积极性到这时就消磨殆尽了。汉口战役已经开始；五大臣决定坚持蒋介石必须辞职；土肥原将军经东京批准，正在劝说吴佩孚出任中国的一个新政权的首脑；影佐祯昭大佐[‡‡‡‡]正在为最终导致成立汪精卫政权进行初步接触。从对宇垣的威望来讲，最糟糕的事情是，陆军正在酝酿成立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最后定名为“兴亚院”[§§§§]）以便剥夺外务省在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一切控制权力。本来宇垣对于转变对华政策的热情已经在减退，事态的这些发展使他的热情更进一步低落了。外交大臣对于有些行动竟一无所知，对于另一些行动则无法加以控制。例如，正当他与孔会谈时，有人就在向汪精卫的追随者进行初步的试探。正是那个新的有关中国的机构篡夺了外交大臣的权力这件事，才最后迫使宇垣于一九三八年九月辞去了他的职务。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交大臣在内，都认为需要有某种协调机构来决定对华政策。[84]宇垣赞成在首相领导下成立一个机构，但其权限只限于管理中国占领区，至于全面的对华政策则仍应由五大臣来制定。根据他的意见，那样一个机构的首要任务，是联系沟通与中国有关的各省（部）的情况，并主要指导在中国占领区的各国策公司的业务。
可是陆军的想法却很不一样。它想要搞一个有广泛权力的机构，涉及到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对整个中国都有管辖权。多少有点不协调的是，陆军还要它的特务机关，在中国大陆的地方行政事务方面保有相当大的“就地处置”的权力。九月二十七日，宇垣通知五大臣会议，既然他已经承担了解决中国事变的责任，他就不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中国的机构，除非外务省仍拥有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权利。由于陆、海军大臣的反对，会议陷人了僵局。两天以后，宇垣向近卫提出辞职。他说，既然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余地，他就无法行使外交大臣的职责。他的辞职获准，两天后，近卫于十月一日宣布成立一个满足陆军全部要求的“中国局”。正如几天以后《朝日新闻》所评论的那样，外务省已经“威信扫地”。[85]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务省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发言权愈来愈小，以致四年以后，外交大臣东乡茂德被告知，外务省在对华方面的职责仅限于正式接待使节和签订条约这类的“纯外交”事务。[86]
十二月，这个局改名“兴亚院”。首相虽是该院的总裁．可是它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现役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当中有总务长官柳川平助中将和政务部长铃木贞一少将，而铃木也许是该院最重要的成员。一九三九年初，日本政府宣布在张家口、北平、上海和厦门成立四个“兴亚院”的“联络机构”。所有这些联络机构都在陆、海军将领的控制之下，例如，临时政府的主要后台喜多将军就被指定来领导驻北平的机构。
关于建立“兴亚院”的帝国法令，授予“兴亚院”全权“管理有关中国事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而且，政府公开发表的声明指出，敌对行动的终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事变”已经结束。换句话说，政府预见到有必要使“兴亚院”继续起作用，“直到中国的重建和发展计划，以及日本、满洲国、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合作得到实现时为止”。[87]可是，在军方控制下的“兴亚院”，在达到加强领导对华政策和纲领的目的方面，只实现了一部分。虽然外务省在中国已经日益不起作用，但驻华各派遣军司令部和陆军与海军的各个集团，仍继续推行独立的对华工作方针。在这些独立的“工作计划”中进行得最有希望的一项，要算一九三八年年中争取退隐军阀吴佩孚出山当新的合作政府头头的工作了。
一九三八年的整个夏季，当宇垣正在设法与孔蒋达成谅解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报刊都在纷纷猜测，日本计划劝诱军阀时代三个上年纪的退隐军人单独或合伙出来领导新的合作政府。这些推测一般说来还是正确的。虽然早在一九三七年底就已进行过一些试探，去了解这些人是否愿意加人亲日政府，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年中，才很好地组织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那时，以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长、岩黑秀夫大佐为首的小组终于认识到，如果帝国陆军要达到它在中国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鸿志都不足以胜任首脑。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几个傀儡政权联合成为某种全国性的政府的话，那就必须有在声誉和领导才干方面都更胜一筹的人物。[88]所以，岩黑和他的小组建议成立一个各军种混合组成的工作小组，来探索搜罗有名望的中国政治家和领导人出山的可能性。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五大臣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并授权这个新的小组，根据五大臣当时正在草拟的政策，“制订出对华的重要策略”和“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中央政府”。[89]这个新的小组由五大臣直接领导并正式命名为“在支特别委员会”。它就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以“竹机关”为其代号的机构，通常又称之为“土肥原机关”，因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将军土肥原贤二控制的。
土肥原将军作为一个战场指挥官来讲，他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年早些时候他的部队在兰封遭到了惨败。但是，他三十年代初期在满洲国的政治经验却使得他非常适宜于承担当前这项任务。[90]为了象征各军种之间的合作，津田静枝海军中将被派到“土肥原机关”作为海军的代表。其他成员有，大关道定大佐、和智高次少将和坡斋利八郎少将。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来讲，板斋这个人是非常生疏的。东京中央的成员把板斋看作是所有“老中国通”中“最大的中国问题权威”。同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人员和一些其他坚持“分治合作”主义的人不同，他赞成有一个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和石射猪太郎一样开明。板斋和土肥原一样，都坚持谋求与吴佩孚那样的下野政客合作。[91]
土肥原设想的计划有两个部分。[92]第一部分要求设法诱骗当时正在协助保卫汉口的所谓广西军脱离蒋阵营。这个任务交给了和智将军，但很快地就失败了。土肥原大胆地进行工作计划的第二部分；网罗中国的三个重要人物当新政府的头头。三个争取对象中，两个很快地就被淘汰了。第一个是当过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的下野军官靳云鹏。靳最后于一九一九年曾担任过内阁总理，一九二一年下台后，由从政转而经商，后来于一九三一年出家当了和尚。土肥原劝使靳放弃他的圣洁的隐居生活但没有成功。那就剩下唐绍仪和吴佩孚了。根据土肥原曾不断加以修改的计划，打算让七十八岁的唐绍仪在拟议中的政府当文职的头头，而吴则掌管武职，包括组织一支亲日的军队。
唐和吴都是清朝和军阀时代的老政客，好些年来一直过着退休的生活。唐住在上海，吴住在北平。西方研究亚洲史的人们对吴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在这里详细介绍他的历史背景了。[93]可是在西方却很少有人知道唐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简要地讲讲他的背景和观点也许会有些用处。[94]
一八七三年，唐作为第一批派赴美国留学的学生之一出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回国任袁世凯的秘书，由于和袁有交往而成了有名的人物。清朝时，他曾多次担任外交职务――包括西藏事务特派员，最后当了民国首届政府的内阁总理。但任职不久，就因被指责在财政管理方面失当而陷入困境，他的内阁于一九一二年六月倒台。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四年退出政界时为止，他在不同的政权里，一个接一个地担任过部长级或副部长级的职务。唐和大多数被日本网罗到傀儡政权中去的人不一样，他在任公职的最后几年里得到了国民党的欢心，并且到了一九三八年仍然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保持着紧密而且友好的接触。
因为唐有泛亚主义情绪，所以土肥原和他的同僚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唐非常尊崇日本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力量，因为它“迫使那些所谓的大国与她握手言欢”。[95]按照他的观点，中国人和印度人要是想实现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非得依靠一个强大的中日同盟不可。只有当中国的爱国者认识到不信任日本的力量和动机则贻害本国利益的时候，这个同盟才能形成。
他在一九一六年写道：中国的反日情绪是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团结的外界势力煽动起来的。……我们对于那些说日本是亚洲的威胁的论调已经听烦了。……我们没有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正在兴起的日本。我们只希望中国印度同等富强，希望日本坚守亚洲大陆以反对欧洲侵略者。到那时候，那些实际上是由外界力量引起却嫁祸于日本的国际纷争，在亚洲将不复存在。[96]
在这些观点发表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者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还大有人在。可是，在日本侵略了十年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经对他们邻国的泛亚主义深表怀疑，而唐在一九三八年仍坚持这些观点，这至少是土肥原对唐深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日本外务省“唐工作计划”纪要，唐只是因为怕“日本人可能将来要同蒋政权和解，或者打算建立一个纯粹的傀儡政府，”[97]才不愿与日本合作的。基于这些原因，唐曾坚决地拒绝参加维新政府。不过，等到土肥原一亲自出马，唐不愿干的想法就开始烟消云散了。土肥原显然曾劝他起草一个“和平通电”，然后加以发表，作为建立唐、吴政府的第一步。可是，正当电报草稿送交吴佩孚征求意见时，唐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被残暴地暗杀了。由于被认为同日本人友好的人士被暗杀的数字不断上升，土肥原曾经特别关心过唐绍仪的安全，提出要给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派保镖，可是唐拒绝了。根据日本的资料，在唐筹备他女儿的婚礼时，几个国民党法西斯蓝衣社分子进人了上海法租界的唐公馆，当他欠身欢迎这些“客人”时，一个蓝衣社分子用一把小斧砍中了他的头部。国民政府（它手下的人大概对这次谋杀应该负责）发表了讣告，嘉奖了唐的一生功勋卓著，并拨出了一笔巨款作为治丧费。[98]
唐既然没有希望了，土肥原就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于说服吴佩孚，要他放弃佛学的研究、写诗、养花和其他高雅的消遣，而这些消遣对一位由军人转为学者的退休生活来讲是很适宜的。土肥原的“吴工作计划”的这些活动虽然一直延续到吴死去时为止（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但其高潮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一月期间。土肥原为了劝说这个不愿干的退隐军阀出山合作，诱使吴的一个老同事张燕卿同临时政府脱离了关系。因为临时政府和它的后台华北派遣军一样，对“土肥原机关”的目标是十分敌视的。[99]张在日本人帮助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个“和平救国”协会。这些只是在纸上存在的组织的领导人，纷纷向吴致电，请他再次出山，与日本合作、从而使国家安定并摆脱他非常痛恨的共产主义。在执行“吴工作计划”过程中，曾多次和吴会面的今井武夫写道，“他真是一个固执的家伙。他总是攻击共产主义，看来他认为共产主义大概就是共产共妻……他对于时代的变化毫无概念。他仍然沾沾自喜，以为他的名声从军阀黄金时代以来一点都没有起过变化，而且象一只老虎似的在那儿蹲着，随时准备返回政治舞台。”[100]
象他这样的一个人，不去仔细审查审查要求他出马领导的和平救国协会究竟是个真组织还是假组织，那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在这位大帅的老窝开封，搞了一个“敦促吴佩孚”出山的总部，发表了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采取类似措施的声明，为他们的大帅东山再起尽快地制造合法根据。吴没有觉察到，对他的所谓支持大多出自土肥原之手，遂于十一月三十日召集记者，宣布他正在组织一个“治安委员会”，作为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第一步。十二月初，日本报刊报道，日本已经任命吴为“陇海铁路地区绥靖公署主任”。该报道说，为了使吴能够放手去同游击队作战，并且为了使他想要建立的亲日政府赢得人们的支持，日本将从华北撤出大部分部队。[101]
尽管当时的情况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吴从来也没有近乎接受土肥原的任务。他虽没有断然拒绝这位日本将军，但他坚持土肥原作出不可能同意的让步。比如说，他要求在组织和领导他的新政权的军队方面应给予他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至少在名义上让他作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统一政府的领导人。这些要求不仅是帝国陆军和“兴亚院”所不能接受的，就连那时的傀儡政府也是反对的。[102]对于吴派人物发表声明免除蒋介石和国民党战败的罪责，临时政府是特别关注的。华北政权相当害怕吴在他拟议中的政府中会给国民党以席位，这就必然会结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临时政府带来灾难。正如今井所说的，“吴那怕只要作出最微小的动作，就立刻会引起北平临时政府领导人的焦急不安”。[103]东京当局命令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和“土肥原机关”合作，可是，当两个傀儡政权的头头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联合委员会的会议上会面时，都要求吴的活动应限制在汉口（吴的另一个老巢）和中国西南地区。[104]
虽然“吴工作计划”在一九三九年这一整年中都在持续进行，可是它仍然不能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吴在傀儡政治中已不再是一个主要因素，及至年底，他就死了。[*****]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死去的军阀赞扬备至，追赠了军衔，拨给了巨额治丧费，赠给了大批挽联悼词。他拒绝担任傀儡政权的头头的伟大忠诚受到了颂扬。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临时政府对此也很重视，在悼念吴的活动中也很大方，拨给的治丧费竟比重庆的还多两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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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是一次罕见的帝国大本营御前会议，那是天皇与陆海军举行的一次会议，政府的全部文职阁员都被排除在外。
[†] 尽管天皇“非常的消瘦”，可是宫内侍从长和其他人等都不愿意他到他的海滨别墅去疗养以恢复健康，免得他被人指责为给土兵们树立了一个不英雄的榜样。（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7页）天皇的顾问们也不同意他到他的豪华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去工作，理由是；在国家处于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年代里，追求那样舒适的生活是不负责任的。（见伦纳德?莫斯利的《日本天皇裕仁》第181―184页）
[‡] 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评论家，研究中国问题，历任日本《朝日新闻》驻华特派员、近卫文?O的顾问等。后因索尔格间谍案，被判死刑。著有《现代支那批判》、《现代支那论》等。――译者注
[§] 昭和研究会是近卫控制下的一个智囊团，从事于研究和制订国策，曾提出有关日本内政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方案，供近卫内阁采纳。该会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年十月解散。参加者有法西斯战犯贺屋兴宜、青田一男、吉田茂等人。该会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译者注
[**] 夸大这些团体成员的反战情绪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由于胆子都很小和总是日对侵华战争提出极其有限的反对意见，而受到了战后作家的严厉批评。尽管昭和研究会的会员们对于大日本主义和帝国军队在中国表现的民族优越感很不满意，但他们还是赞同把东亚从西方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这一目的的。一九三八年三木清所写的一篇文章，最能说明他们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了。三木清是昭和研究会会员，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和新闻记者。他在文章中指责日本对中国使用武力，而靠使用武力显然是不能永远占领中国的；可是他又坚持认为日本“并不一定想把日本的观点强加于中国”。他写道：“这一点，从日本领导人通常认为儒家学说是华北文化工作的指导原则就可以看出来了”，而“儒家学说可以看作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共同纽带”。（见三木清的《支那事务及日本的想法》，载《现代日本》一九三八年第六期第608页）。三木在帮助近卫形成东亚新秩序的指导思想的基本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征召参加了陆军写作队（一个由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单位）。在菲律宾经过短暂的服役后，他决定不能继续使用他的笔杆子去主持战争了。有一段时间，他在东京的苏菲亚大学避难。一九四五年三月，因为供给一个越狱的左翼朋友以衣食，违犯了“维护和平法”而入狱。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日本当局释放全部政治犯的前八天，三木死于狱中。关于昭和研究会和三木的生平，见皮奥维萨纳的《代表痛苦一代的思想家三十清》；斯波尔丁的《一九三二――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新官僚》和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第114―122页。
[††] 鲁斯的出版物对近卫的多疑、失眠、孱弱和偏见很感兴趣。《生活》杂志称他为“天生的多疑症患者”。（见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号，第111页）。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时代》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根据不具体的证据推算出来：“从二十五岁起，他每天有半天消磨在床上。”《时代》杂志说，“实际上，他的卧室是他的指挥部，他不仅在危机时刻躲到卧室里去，而且在那里读书、开会、看电影、听无线电、吃饭和睡觉，而且还在那里担心睡不着觉。”（见该刊第32页）对此人更客观的评价，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283页和斯托里的《藤原家族的末代子孙近卫文?O》。
[‡‡] 根据一九七??年五月访问牛场的记录。西园寺评论（见西园寺的《贵族的退场》第281页）道：“作为个人来讲，近卫有很多优点。他有敏锐的直觉感和比较精确的观察力和判断力。他不为小事操心。在当时的政治家中间，没有人在这些方面胜得过他。可是近卫却不具备一种很重要的品格，那就是他没有一股子力量，……没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魄力……日本的行动路线早已由军方决定。军方的政策就是国家的唯一的政策。首相、天皇等人的意志，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
[§§] 根据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回忆录，杉山被他的陆军部下摆布到什么程度是很清楚的。风见写道，“尽管听起来是可笑的，但成立临时政府的报告对近卫和我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报纸的报道才知道这件事的。”早些时候，近卫曾问过杉山关于这一行动的谣传是否属实，而杉山则一贯“用不置可否的方式来作答，让我们总是无法弄清真相”。风见说，最初，阁员们都对他们事先一无所知而表示十分气愤，并且打算拿陆军大臣出气。然而不久以后就弄清楚了，他和文职的内阁阁员一样事先也不知道，他也不过是“被迫同意既成的事实”。（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及第89一90页）
[***] “皇道派”是一个松散的集团，大体上由年青的野战部队军官，甚至是连级军官组成的。他们的行动非常大胆、不听指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企图把日本引向极端国粹主义的方向。他们毫无组织纪律的活动，包括暗杀和搞政变，震惊了比较保守的、主要是由高级军官组成的对手“统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派”组织的一次全面的兵变失败后，“统制派”胜利了。由于詹姆土?克劳利对这问题作了重新的估价，以皇道派―统制派两派斗争来解释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些事态的作用已经减少了。然而，两派的抗争对于近卫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他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写的回忆录中，谴责“统制派”要对日本侵华和南进到东南亚从而引起珍珠港事件负责。〔译者按：“统制派”是三十年代日本陆军内部的一个派系，参加者多为陆军省、参谋本部和中央官厅内的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同政界、财界的军国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为加速日本法西斯化而策划过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关于一九三六年二月“皇道”组织的兵变，是指日本现代史上的“二二六”事件。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东京发动武装政变事件，以建立法西斯军人政府，加紧扩大侵华战争。在“皇道派”法西斯军官率领下，约一千四百名士兵曾占领政府重要机关，袭击首相官邱，杀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二月二十九日暴乱平息后，继冈田内阁的广日内阁更为反动，标志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
[†††] 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516页载：从近卫和原田的一次议论中，可以看出近卫对撤销声明比宇垣更为主动。原因引述近卫六月三日说的话：他要宇垣来一个外交上的大转变，“因为广田和我过于着重搞垮蒋介石”。（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5页）
[‡‡‡]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一九三七年前后至一九三八年秋，企图罗致吴佩孚出山，充当傀儡的经过，可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第215―225页载陶??写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一文。――译者注
[§§§] 据《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26页载，石射的尖刻的原话是：“老头子竟象年青人一样泡在冷水里，结果是病倒了。”这里的翻译也许没有把这个味道译出来。
[****] 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34页。不过满洲国则是另一回事。石射告诉宇垣，“根据来自意大利这一途径的消息，中国准备承认满洲国这一点大体是明确的”，这也许是“由于收复失地已无望”。（同上书）战争最初几个月里，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驻日大使馆都积极从事于调停的努力。
[††††] 据格鲁大使报道，宇垣向英国大使克雷吉表示，“蒋介石本人并不是强烈反日的，可是他必须对在学校中和其他地方加强抗日宣传负责，除非他来个转变，日本政府就不能和他打交道。克雷吉把这个转变解释为‘直至委员长与共产党决裂’。”（见格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六日向国务卿的报告，载《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一九三八年，第三卷第263页）
[‡‡‡‡] 影佐祯昭（1893―1948），曾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一九三九年，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门负责对汪精卫的工作，一九四??年，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译者注
[§§§§] “兴亚院”是直属日本内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近卫内阁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设置。在中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寇为了集中统一中国占领区的统治、扶植伪政权等罪恶活动，决定建立这个机构。总裁由内阁总理大臣兼任，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兼任。――译者注
[*****] 吴显然死于牙脓肿引起的并发症。由一组德国和日本医生进行的紧急手术没有能够救活他，反而使日本人被指控为用毒药谋杀了这位病人。今并对这类事情了解很多而且也很坦率。他说，调查的结果是，日本人对吴的死亡并没有插手（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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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七卷第8页。
[2] 见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7页。
[3]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42―43页）；另见堀场一雄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第142―147页。
[4] 见今井武夫的《近代的战争：与中国的斗争》第134―135页。
[5]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2页。
[6] 见河边虎四郎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载《现代史资料》第十二卷第453页）。另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7]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8]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
[9] 见河边的《恒德亲王和河边虎四郎少将的会晤记录》第445页。
[10]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之军事进展》第44页。
[11] 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153页。
[12] 见阿尔文?库克斯的《消耗国家作战力量的后果：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本陆军在中国的经验》（载《军务》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十二期第6页）。另见秦郁彦的《日中战争史》第289―290页。上列史书的记述表明那时还未大量动用后备力量。
[13] 见查默斯?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力量》第37页。
[14] 见巴巴拉?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页。
[15] 见《东方事务》第九期（一九三八年）第265―266页。
[16] 这样说的日本人是下山中将和桥本群中将，见约翰逊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力量》第36页。
[17] 见塔奇曼的《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第186―187页。
[18] 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48页，叙述天皇对杉山陆相不满；第七卷第32页，叙述天皇的侍从长“从不向天皇呈奏他应该呈奏的事宜，而，天皇也没有要他下达圣谕”；第七卷第5l―52页，叙述流传的天皇对板垣陆相的训斥，因为陆军“经常使用狡黠的手段……并且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第七卷第97―98页，叙述陆军参谋本部处事柔优寡断。
[19] 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第300页。
[20] 关于尾崎对中国的观点以及他和“近卫集团”的联系 在查默斯?约翰逊的《叛国罪之一例：尾崎秀实和索尔格间谍集团》和G?R?斯托里与 F?W?迪金合著的《理查德?索尔格案件》两书中，得到很概括的叙述。关于尾崎的多种文件，《现代史资料》的特辑已汇编在一齐，《现代史资料》的前三卷是专门记述索尔格事件的。
[21] 见柳贺千年的《自佩里时代以来的日本》第534页。
[22] 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第133页，引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第27页刊载的材料。库克斯并列了一份要求天皇节约的物品清单；其中，天皇被迫用国产的酒来代替泊来品，用国产的香烟或雪茄来代接外国烟，天皇的赐礼和名片改用银质的（而不是习惯用的金质的）。见上书，引自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朝日新闻》第11页。
[23] 见都留茂人的《日本经济论文集》第194页。
[24] 同上书，第214―216页。
[25] 同上书，第215页。
[26] 见爱德华?西登斯蒂卡：《作家永井荷风的生乎及其所处时代：一八七九――一九五九年》第154页。
[27] 访问松方吉三郎的谈话记录。
[28] 见鹤见俊助的《大政翼赞运动的策划者》（载《转向》第57页）。
[29] 访问牛场友彦的谈话记录。
[30]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后面》第60页。
[31] 见根室的《亚洲内幕》第68页。
[32] 见原田熊雄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265页。
[33] 同上书，第270页。
[34] 同上书，第270―271页。
[35]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496页。
[36] 见加濑俊一的《密苏里号军舰之行》第111页。另见风见章的《近卫内阁》第59页。
[37] 见矢部贞治的《近卫文?O传》第一卷第422页。
[38] 同上书，第502页。
[39] 同上书，第502―503页。
[40] 同上书，第509页。
[41] 见约瑟?格鲁的《在日本的十年》第248页，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
[42] 见重光葵的《外交回忆录》第134―135页。阿尔文?库克斯的《虎年》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
[43] 见G?R?斯托里的《加倍受国者：对日本民族主义的研究》第60―63页。
[44] 见罗伯特?克雷吉的《在日本假面具的背后》第61页。
[45] 见原田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第六卷第330―332页。
[46]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之政治进展》（载《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第146页）。臼井在此书中引了宇垣的一则日记，但我在角田顺编的《宇垣一成日记》新版本中没有找到。臼井引的那则日记和角田编的版本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和五月五日的两则日记很吻合（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35―1236页）。令人奇怪的是宇垣在较早时自编的一卷本，也略去这一则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他对中国看法的日记（见宇垣一成的《宇垣日记一》）例如，角田版本中，收录了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十八日这两天的日记，而这两民在宇垣自编的版本中却没有。这两篇日记叙述宇垣反复考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只是“同床异梦”（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313―314页）。
[47]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3―314页。
[48] 见杉山平助的《宇垣新外相》第115页。
[49] 这份重要文件的本文见《外务省百年史》第二卷第315―337页，其全称是《当前事变对策方案》。
[50] 同上书，第319页。
[51] 同上书，第316页。
[52] 同上书，第315页，第327页。
[53] 同上书，第324―325页。
[54] 同上书，第325页。
[55] 同上书，第326页。
[56] 同上。
[57] 同上书，第327页。
[58] 同上书，第328页。
[59] 同上。
[60] 同上书，第328页，第333―334页。
[61] 据上书第329页，这位武官是矶谷廉介将军。石射与宇垣谈到，据可靠稍息，在宇垣任朝鲜总督期间（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曾数度与蒋的来使密谈，这些密使都传达了委员长“衷心希望”有较好的中日关系。石射劝告宇垣说：“从这一点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他（蒋）内心的意愿。”
[62] 同上。
[63] 同上书，第331―332页。
[64] 同上书，组332页。
[65] 同上书，第333页。
[66] 同上书，第330页。
[67] 同上书，第332页。
[68] 同上书，第315页。
[69] 库克斯的《虎年》引述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的《朝日新闻》第一版刊载的《叶山怪谈》。
[70]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6―327页。
[71] 同上书，第327页。
[72] 同上书，第329页。
[73] 见中村丰一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载《昭和秘史》第262页）。
[74]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16页。
[75] 同上书，第318页。
[76] 见角田编的《宇垣一成日记》第二卷第1262页（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这则日记在宇垣日记的早期版本中是没有收录之一）。
[77]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战前外交史》第八卷第264页。
[78] 见中村的《无人知道的宇垣―孔祥熙秘密谈判》第262―263页。
[79] 见宇垣的《宇垣日记》第329―330页。
[80] 同上书，第332页。
[81] 同上书，第330页。
[82] 同上书，第331页。
[83] 见臼井胜美的《日中战争》第77―78页。
[84] 本书有关兴亚院的论述是根据马场章的。设置兴亚院的一些问题》（载《外务省调查月报》一九六六年第七期第46―83页）。
[85] 见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的《朝日新闻》。
[86]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第35757页。
[87] 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第三卷第433页引用了“新闻报道中的政府声明”。
[8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5―77页。
[89] 见《通往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八卷第266页。
[90] 有关土肥原在满洲国的政治活动的详细述评，可参阅绪方定子的《在满洲的肆无忌惮的行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第67页，第75―76页。
[91] 今井武夫访问记录。
[92] 见今井武夫的《昭和阴谋》第146―151页。
[93] 关于吴佩孚的详细背景材料，可见保罗?理查德?索特的《吴佩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专题研究》和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444―450页。
[94] 关于唐绍仪生平的资料，主要取材于一九三八十月八日的《密勒氏评论》第174―175页；《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5―336页；布尔曼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第三卷第232―236页。
[95] 见《东方事务》第十期（一九三八年）第336―337页。
[96] 同上。
[97] 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文件第2203号第6页。
[98] 见丸山静雄的《已遗失的记录》第79―80页。
[99] 张燕卿是新民会的副会长。关于张燕卿拥吴的活动详情，见今井的《昭和阴谋》第149―151页。
[100] 同上书，第148―149页。
[101]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第312页，二月十一日第330页；H?H?巴杰的《吴佩孚元帅》详细记述了亲历其境的观察家写的吴“接受”了“治安首脑”任务时混乱环境的第一手材料。
[102]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这是一篇三页的摘要（詹姆士?T?C?刘签署的），概述日本驻北平大使馆馆员林出贤次郎写的关于吴佩孚和土肥原机关的手抄报告。吴与土肥原之间联系困难可能是他们达不成协议的部分原因。虽然土肥原几乎不断地与吴保持接触，但他本人却一直不能会见吴，因为吴在三十年代末经常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中。于是一切联系都不得不通过第三方面。见冈野增次郎的《吴佩孚》第1149页。
[103] 见今井的《支那事变回忆录》第99页。
[104] 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书第1005-22号第1页。
[105] 见《密勒氏评论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