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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龙要走了 -- 萨苏
看到张昀先生的事，想到要写这篇文章。因为医疗问题早逝的科学界人士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中科院数学所常务副所长龙瑞麟先生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例子。
称龙瑞麟“先生”不能体现他的真实风采，因为这“先生”两个字显得他有些老，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去世的时候应该才五十出头。龙是湖南岳阳人，英俊儒雅，精力充沛，假如他活到现在，大概还会是女孩子们崇拜的偶像。人的一生大概也很难看到几个这样风采而深沉的男子了。他是著名数学家 -- 在国际上，在中关村，该排队买大白菜的时候，他也一样要去拉板车的。
他回湖南老家，给萨爹带回来一段腊鱼，那鱼活着的时候一定极大，只一块肋排挂在墙上就有手风琴那样大。那一次以后，才知道鱼也可以腊。
数学所八十年代的平房宿舍里，周末或者傍晚经常可以看见他在门外摆个小桌作他的工作 -- 两个儿子要考学，占了家里的两个办公桌，太太是中学老师，经常要有学生来补课，堂堂数学家体贴妻儿，只好到门外搞研究了。那时候人少讲究，如果是夏天，英俊而风度极佳的龙先生就是一件跨栏背心伏案工作了。 -- 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人奇怪。
他能唱非常优美的外国歌，有的时候就和他的太太一起在房间里唱，我们在外面也能够听，很浪漫的感觉。
他是八十年代后期才搬进楼房吧，小三间一套，排队排上的，因为有两个子女，所以是三间，但因为是两个儿子，同性子女，只能是小三间，异性子女呢，就可以大三间了。一直住到去世。清廉自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分，直到今天，也没听说科学院从知识分子提拔的干部中有哪个因为贪污给抓了。
以他的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应该是长寿的类型，可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负担太重了，而给他们的关爱又太少了。钟家庆，张冬冰，哪个不是乐观，爱好锻炼和好人缘？依然挡不住一个个“英年早逝”。
龙生病应该是九十年代前期，肺癌。癌本身很难治愈，但是他的死却不完全是癌症的结果。他生病后本来应该住院，床位比较紧张，以他的地位，稍微推一下也就进去了，但是不给人添麻烦大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秉性，所以他就没有作这一推。而既然你不推，中国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就表示你不着急没有需要，那你就等着吧。
他的肿瘤长在胸腔上部，一天忽然阻塞气管，无法呼吸。
当时龙太太已经学会急救，家中进行给氧无效，叫中关村医院的急救车，答现在车都出去了，没有，你叫出租车吧。龙太太匆忙叫出租车，同时给萨爹等朋友打电话。
等赶到最近的中关村医院，医院的大夫叫先办手续。这时龙的面孔已经变成紫色，呼吸停止，心脏停跳。
医生看了一下，听说是癌症，未采取任何措施，只是表示本院抢救不了，一个劲儿催促转院。这时候龙的心脏忽然恢复了跳动，但医生还是拒绝抢救，不肯接收，只是催着转院。
万般无奈，出租车只好赶向北医三院，路上，龙的心脏再次停跳，再次复苏，最后终于归于沉寂。
事后，医生认为龙的心脏机能非常好，且求生欲望强烈，因此能够两次恢复心跳，当时只要医生敢于承担责任，给气管下管，加压给氧，就可以挽救。但是，值班医生不敢承担责任，一味推托，耽误了抢救时间，终于回天乏术。
中关村医院当然没有责任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收治么！
家属进行了起诉，但不了了之，因为值班医生的确是“按照规章办事”，我们医院的规章对于患者应该做什么，规定得非常清楚，基本是少一分钱，差一个手续也不行，而对于医院自己的职责，就几乎没有约束。
龙先生的身体素质，癌症未必能够夺命，而庸医却可以。
那一年正是发大水，萨爹回来，和萨娘相对良久，无奈，又悲愤，最后说：“这样大的雨，老天爷召他，龙要走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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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way，中国有真正的数学家吗？如果从数学界角度来讲，华罗庚，陈景润好像都算不上什么。那么中国有谁呢？
国内很多医生对生命的态度只能用“漠视”两个字来形容。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一个同学喝多了，半夜送去了医院。旁边床上是一个出车祸的人，刚来时看不出什么问题，可是他一直在说难受，叫“救命”。到早上，他死了。没有医生来理过他。
有时我想，他的家人一定不知道他是这样走的，不知道他也许可以不走的。
纯数学角度，章兆旨算不算？或者项可风？
病人本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家人的担心，可悲。如果一群的精英都有这样自戕的内因，是文化的可悲。
不知怎么着，这阵子跟儒家掐上了，见笑见笑。
他得病后始终认为乐观的情绪，长期锻炼的体魄和自己的信心对于治疗癌症是最好的手段，对医疗反而不太重视，认为反正没有办法，治疗的医生对此居然也没有什么意见。我想这是报纸上对于抗癌英雄的宣传太多造成的。上次看到虎子谈杨勇，就觉得龙叔叔如果早些碰上虎子这样的明白蒙古大夫，也许还能够改变想法的。
另外刚才上网查了一下，龙去世是1996年，最后职务不是数学所常务副所长，而是数学所所长，龙的两个儿子龙涛，龙川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美国，前者是很不错的建筑工程师，后者继承了他父亲的天赋，现在也在从事数学研究，他的年龄比萨小几岁，祝他成功。同时看到一篇文章《一类离散型奇异积分算子》，是龙去世后，他的朋友为了纪念他而合作写成的。
咱这河里说不定就有个把律师兄弟啥的，就算讨不了公道，也折腾个它癞蛤蟆上脚面。
最起码也让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们学点经验，以后遇到有个对付。
我认识一个老院士,80多了,80年代曾经是科学院院长的人选(听几个老前辈讲的),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这个倒还好,因为中关村那大街车是多,但速度还不是很快(现在,我不知道了).有一会,突然生病,只好送医院.按规格是可以进高干病房的.老头嫌化钱,不愿意住.只好住普通病房,不幸的是,普通病房全满了,只能在走廊上搭张病床,老头就在那里躺了几天.陪床的有研究员还有别的小同志.几天下来,恐怖之极.他老太太也生病,和他症状一致,他去开药:要十瓶某某药,但其中9瓶是开给他夫人,他要交钱(因为老太太不能享受他这个级别的医疗).
不知老先生现在还好?
好象一般大学里都有这么一个，别的学校不知道，我们大学里规模还不小。小时候那会，学校里人少，而且医生和老师都是文革共患难过来的，熟悉得很，所以看病的态度相当好。
当然大毛病是指望不上的，但如果有老师突发疾病的话，起码能先接个氧气什么的，然后有值班医生陪着坐救护车去大医院。到了大医院里医生和医生即使不认识，也比病人家属递的上话。那边的医生看见有内行在，也不敢太造次。
不过这都是以前的行情了，现在具体如何操作不太清楚。估计学校里老师多了，医生和年轻老师之间距离一定很远了。
几年前附近高速上出车祸，有一对中国人夫妇受了伤(受伤不算太重)。他们应该是黑下来的，保险什么的都没有，而且也不太会说英语。警察到学校里找翻译，这个老师就去了。
他说医院里绝对没问过钱和保险的事情，一来就先抢救。倒是后来的事情让那老师有点脸红，因为那对夫妻等伤稍微好了一点后，就偷偷跑了。
老师说，其实在美国很多黑人也这么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国医院费用高的一个原因吧。
也许只有我们这种小地方才这样，大城市或许没这么慈善，也未可知。
那会儿连续发高烧一个多礼拜，看了几个大医院都当流感治。后来偶然听人推荐去保健科看看，人家拿听诊器一听，立马就说“做个透视去。”到隔壁透视一看，双肺大叶性肺炎。然后就是一个多月的大剂量青霉素，这才把命保住了。
从此再也不上大医院让那些实习医生练手了。学校保健科虽小，可是五脏俱全。里面的医生都是中年，天天给学生老师看病，什么毛病没见过，比那些大医院的医生有经验多了。
进而生恨
恨罢就是心哀
刚参加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第二天我就病了。大热天的盖着被子还浑身发抖，发烧到40度。
我爸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只当一般的头痛脑热，虽然还是带我去了保健科，但就为开点退烧药。医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没设备做详细的检查，就一个劲要我去大医院。我爸甚至觉得医生有点多事，敷衍几句拿着药就走了。那医生可能看出我爸的想法，追到大门外再嘱咐一次----一定要去。这样子我爸才有点上心，晚上去了医院，结果马上就住院，当晚就开出病危通知。
学校的小保健科还真是藏龙卧虎，我们那里还有一位，有打金针的绝活，更厉害的是自己从山楂里提炼出了药物。那时候我奶奶摊在床上，夏天生了好多褥疮，大医院里的医生已经束手，他自告奋勇来试一试，结果眼看着伤口完全收口。但是申报一种新药太麻烦了，这种药今后肯定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在国内搞科研， 真得抱着鞠躬尽悴的心。
小时候有一回楼里碰上取牛奶回来的陈景润，回家问大人才知大名鼎鼎的他才是数学所的副研究员。当时我认为数学所的大数学家多了去了，不然怎么陈景润只是名副研究员。后来大了才知道，那年头(八十年代初)在科学院各所要成为研究员有多难(大概只有华罗庚那样的资历才行)。当时各所中间骨干大都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还是破格提拔的呐。
八十年代初一个助研每月才五十多块工资，家里还要顾老人孩子的。英年早逝的不在少数。张广厚去世时才五十岁，陈景润去世时也只有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