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希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与达赖和解，掌握外交主动 -- 顾剑
前面还说在国外，老和尚占据道德和舆论高地，怎么现在又说“王牌都在手里”。
道德舆论高度不是王牌吗？
感觉顾教授是对西藏问题过于乐观了，试图通过西藏问题解决来混个出身，却忘记了这个世界的残酷。还是稳打稳扎的好。
俾斯麦这样的人才教授也承认了，几百年未遇，水平手腕比一般人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人家有资格有声望力排众议，做出正确选择，教授自信一定有这样的水平？
至于这样做的利弊，河里的几位大家和众位网友都说的很清楚了。从这里的反应看，这样做别的后果不谈，起码中央民意上将失分不少，而达赖则反之，此消彼长，说是昏招都不为过。八十年代胡耀邦在西藏新疆上的退步政策带来的后果我们还没看见吗，还要再犯？
前几天不是说TG底线又退缩了吗。LS事件在这个时间发生，我觉得对政府最有利。
本ID認為歡迎達賴回家，而且不附帶任何條件，是TG完全做得到的。如果TG需要站上道德制高點，完全可以放達賴回家！僅此而已。
但是，政教合一的美夢，絕不允許達賴繼續做下去。
先是漫天要价，然后控诉北京毫无谈判诚意，接着领着人在天安门广场来一圈示威游行，同时西方媒体跟进。最后怕是除TG被大家认为是卖国贼，什么结果都没有。
我可以理解您的想法，但我觉得写文章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过一点的话，稍有诛心的嫌疑），而且每个人的思想观点都是不断变化的，不宜用历史来判断现在。我自己才下河时，观点和现在大有不同。
与您商榷。
其实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好，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也好，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就算西人一味说中国的好又如何？印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 彭博社的新闻天天看，《经济学人》每期必读；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对印度的弱点了如指掌，并且随时可以暴起发难。西方对中国如此忌惮，无非是因为中国自成一系，无处下手罢了。所以中国断不可为虚名而损实利，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好比在学校拿终身教职，无非三种类型：学问好但不善人际关系；学问好善人际关系；学问不好善人际关系。这三种人我都见过，且都可以做到极致。但是一旦你和系里已有人员有利益冲突，唯学问是可以依靠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在资源的争夺上，这一点只能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如果真的讲人权，讲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西方国家应该把重心放到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上来。可惜西人普通民众已惯于舒适生活，不愿作出牺牲和改变；西方政客也是短视。
我观察西人问中国人，常有类似问题：“你认为中国会有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么？”国人皆云：“是。唯时机未成熟也。”隐含地，我们承认西方现行的制度应该是我们模仿的目标。其实仔细想来，什么是“民主”？也许没有几个人可以言简意赅地说清。再问一句，“西方的现行制度是否真的就是我们应该模仿的？”
仔细思考一下，我觉得可以反问这样一个问题，“军队里是否实行了民主？如果否，为什么，如果是，它和平民社会的民主有何区别？”这几天学习古希腊历史，看到雅典和斯巴达制度对比，尤其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与弊端。发现雅典民主的兴起是为了融合不同的利益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解决社会的利益冲突问题。代价则是在政策上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连续性。这个代价也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衰败。（资料来源：Teaching Comany Lectur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回到军队，好像西方军队的传统和中国军队的传统不同。顾教授是西方军事史的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中共的军队则是讲民主的，其中一点体现在作战前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计划。河里有文章描述，好像王外马甲的骑兵系列里就有。但是这种军队里的民主又不可能完全和平民社会一样搞投票民主，因为结果可能是大家都怕死，投票决定投降。
说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点自己的感悟：一个社会制度的发生发展一定要解决这个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中国，乃至人类，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资源与人口的问题，这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我个人认为西方现行的、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已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我翻译的文章:为什么要民主，也许部分印证了我的观点）。比较合适的也许真的就是中共军队当年的民主集中制：大目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用质疑，即敌人一定要消灭，仗必须打，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仗打好上；一旦做了决定，则令行禁止，上下一心。相应的，中国的大目标--解决资源与人口的问题--不用质疑，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这个目标实现上。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也好，西藏新疆也好，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为解决大目标争取时间；中国现在的集权制度也是为了调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气做大事。所以维护国家完整统一就如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一样，是不容妥协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打胜仗，完成我们的大目标。完成这个大目标的主体，从科技水平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最合适；从需求的迫切性来看，中国最合适。西方在社会制度上有惰性，中国在制度创新上有冲劲。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是宁可流血流汗自己做也不愿意等着别人恩赐的。
所以我认为在人类现在的历史阶段，西方“普适”的“民主、自由”也许已经无法保证全人类可以持续和平地发展下去，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也许已经不是最好最合适的了。该是到了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牺牲和让步，为人类的未来谋利的时候了。至于在度过这个历史阶段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预见的了。
扯远了，一句话，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另：陈MM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握手：
包子，包子！
少数有钱人提出方案多数穷人通过的说法比少数服从多数更本质，当然视情况不同，有钱人也可以说有权人，有影响的人及其组合。这就决定了所谓民主带来平等，自由定然是个过程，因为有钱人首先可以决定谁有投票权及投票权的设置办法。而且是有限度的，随着社会分工的繁复细化，方案的复杂性，专业性，技巧性欺骗性越高，使方案的权利分配和社会规则背离等对一般人来说无法认清，忽悠性就越高。
再说什么叫和解？
有理说理，有事说事，讨论问题即可；不要说粗话，也希望尽量不要评人。
西西河有容乃大、理性讨论的河风，需要大家的努力和维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