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希望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与达赖和解，掌握外交主动 -- 顾剑

其实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好，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也好，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就算西人一味说中国的好又如何？印度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 彭博社的新闻天天看，《经济学人》每期必读；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对印度的弱点了如指掌，并且随时可以暴起发难。西方对中国如此忌惮，无非是因为中国自成一系，无处下手罢了。所以中国断不可为虚名而损实利，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好比在学校拿终身教职，无非三种类型：学问好但不善人际关系；学问好善人际关系；学问不好善人际关系。这三种人我都见过，且都可以做到极致。但是一旦你和系里已有人员有利益冲突，唯学问是可以依靠的。人际关系说到底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在资源的争夺上，这一点只能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如果真的讲人权，讲对人类的未来负责，西方国家应该把重心放到开发新能源、新材料上来。可惜西人普通民众已惯于舒适生活，不愿作出牺牲和改变；西方政客也是短视。

我观察西人问中国人，常有类似问题：“你认为中国会有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么？”国人皆云：“是。唯时机未成熟也。”隐含地，我们承认西方现行的制度应该是我们模仿的目标。其实仔细想来，什么是“民主”？也许没有几个人可以言简意赅地说清。再问一句，“西方的现行制度是否真的就是我们应该模仿的？”

仔细思考一下，我觉得可以反问这样一个问题，“军队里是否实行了民主？如果否，为什么，如果是，它和平民社会的民主有何区别？”这几天学习古希腊历史，看到雅典和斯巴达制度对比，尤其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与弊端。发现雅典民主的兴起是为了融合不同的利益阶层，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解决社会的利益冲突问题。代价则是在政策上的一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连续性。这个代价也最终导致了雅典的衰败。（资料来源：Teaching Comany Lectur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回到军队，好像西方军队的传统和中国军队的传统不同。顾教授是西方军事史的专家，我就不班门弄斧了。但是中共的军队则是讲民主的，其中一点体现在作战前的“诸葛亮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计划。河里有文章描述，好像王外马甲的骑兵系列里就有。但是这种军队里的民主又不可能完全和平民社会一样搞投票民主，因为结果可能是大家都怕死，投票决定投降。

说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一点自己的感悟：一个社会制度的发生发展一定要解决这个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中国，乃至人类，现在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资源与人口的问题，这是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我个人认为西方现行的、充分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制度已不足以担当这个重任（我翻译的文章:为什么要民主，也许部分印证了我的观点）。比较合适的也许真的就是中共军队当年的民主集中制：大目标--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不用质疑，即敌人一定要消灭，仗必须打，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仗打好上；一旦做了决定，则令行禁止，上下一心。相应的，中国的大目标--解决资源与人口的问题--不用质疑，民主要着眼在如何把这个目标实现上。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也好，西藏新疆也好，都是为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为解决大目标争取时间；中国现在的集权制度也是为了调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气做大事。所以维护国家完整统一就如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一样，是不容妥协的；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打胜仗，完成我们的大目标。完成这个大目标的主体，从科技水平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最合适；从需求的迫切性来看，中国最合适。西方在社会制度上有惰性，中国在制度创新上有冲劲。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我是宁可流血流汗自己做也不愿意等着别人恩赐的。

所以我认为在人类现在的历史阶段，西方“普适”的“民主、自由”也许已经无法保证全人类可以持续和平地发展下去，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也许已经不是最好最合适的了。该是到了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牺牲和让步，为人类的未来谋利的时候了。至于在度过这个历史阶段之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那就不是我们现在可以预见的了。

扯远了，一句话，断不可照搬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实际问题。

另：陈MM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