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 -- 一剑南来
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皇太极率军第一次入关侵明。此次入侵，后金总兵力无确切数字。现当代研究者对此多为估测，有说数万，有说五万，也有说十万；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1]中引《满文老档》一句“前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认为皇太极那时每牛录定甲六十，第一次入关时只抽调不到三分一甲兵出征。网友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2]一文中与傅克东、陈佳华持相似观点，并详细分析此时满洲有240-250牛录，满洲壮丁5万左右，作战士兵1万5千，皇太极带兵入关不过是5千披甲兵，而以披甲兵与余丁之比60：140，推测劳役民工差夫为11000人，由此确定后金满洲八旗军入关总数为16000左右，加上左右营蒙古兵及外藩蒙古兵，总兵力也不过是2万余。个人认为Capo此文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时错讹不少，由此推出的后金八旗满洲兵力及构成与实际战况不相符合。同时，该文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商榷地方，下面将结合分析一并提出本人看法。一孔之见，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
探讨此问题，需先厘清入关前满洲八旗阶级结构问题。满洲即使征服汉人为主体的辽东多年，直至入关前依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如阿哈包衣（奴仆）数比诸申（自由民）数要多很多。入关后的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男丁总数为84115，满洲蒙古所辖阿哈包衣数字则为212967，其中，入关后投靠八旗为奴的太监、北京汉人、投充汉人并未计算进来[3]。扣除入关数年内，逃跑的数万奴仆，再扣除不少通过告主、军功、赎买等途径脱离奴籍者，即入关前奴仆数应在26万以上，满蒙主奴比起码为1:3。而八旗入关前，五次掠夺关内汉人到辽东，号称百余万，扣除虚夸、路上逃散死亡，实际打个对折都是高估了，有研究者认为只有2、30万，个人认为，往高里估计约有50万口，按三口一丁算，约有16万男丁，而这些人是半为民、半为奴，实际大约最多只有8万男丁为奴。所以在天聪初年，主奴比起码在1：2之上。但自由民也并非个个都是奴隶主，如遵化、永平首先登城的28名后金兵中有9名家无奴仆[4]。也就是说，满洲男丁中起码三成无奴仆，属自耕农。而大约六成是小奴隶主，有少量奴仆。不到一成（包括全部将领、相当部分护军等）是大奴隶主，每户都有大量奴仆。另外，每牛录还有国有奴仆若干。
入关前，后金八旗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常备军，无兵饷，兵额不定，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并自备军械粮食。八旗披甲比例，大致上是三丁抽一，有时也二丁抽一。但后金战兵并不局限于披甲兵。理论上，所有自由民身份的壮丁都可为兵，如果没被抽为披甲兵，以自愿为原则，依然可以作为披甲之外的战兵出战。而入关前，满洲军出战，承担后勤任务的辅兵则基本上由自己奴仆担任，但并非个个战兵都有辅兵，有些战兵可以一人多达4、5名辅兵[5]，拥有上百乃至数百名奴仆的大贵族，辅兵就更多了，而有些战兵则家无奴仆，所有后勤任务需自己承担。
天聪初年，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尚未建立，虽有少量蒙古兵、汉军，包括数千左右营蒙古兵以及千余汉军枪炮手，但在后金军中不占主要地位。后金军主力依然是八旗满洲兵，其中战兵基本以满洲男丁担任，辅兵则基本由奴仆担任，也就是说兵源主要来自八旗满洲自由民和奴仆两部分。
在记载皇太极第一次入关的清方史料，包括《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后金军有不少类型兵种出现，有御前兵、摆牙喇、护军、甲兵、行营兵、步兵、无甲兵、厮役、厮卒等。要理解这些兵种含义，可参看天命年间后金披甲兵的分类，每牛录100甲士分为10名白甲护军（即白摆牙喇）、40名红甲护军（即红摆牙喇）、50名黑营兵（即行营兵）[6]。再看天聪四年，阿敏率兵换防永平时，前未出战的八旗壮丁见归来者抢掠丰富，踊跃要跟随入关，皇太极最后命令“除二十甲兵外，可遣步兵往，未遣护军”[7]。由此可知，天聪初年，自由民身份的丁壮如果参战基本分为护军（摆牙喇）、行营兵（常以甲兵指代）、无甲兵（常以步兵指代）三大类。如天聪三年，皇太极留800兵防守遵化，这800兵实际就是由500甲兵（行营兵）加300无甲兵（步兵）组成的8个战时牛录，每战时牛录100兵[7]。
护军（满语bayara，音译摆牙喇），分白甲护军（白摆牙喇）、红甲护军（红摆牙喇），为八旗军精锐，战斗时一般跟随在汗、贝勒等大贵族身边，御前兵应为后金汗亲随护军。后来则进一步细分，除汗、贝勒的亲随护军外，还将其他护军以旗为单位，组成护军营，一般以贝勒为统帅。行营兵在天聪三、四年常以甲兵（满语uksin，音译乌克申，又称甲士、披甲）指代，大约包含了披重甲陷阵和披轻甲步射这两种战兵，统帅一般为固山额真。通常意义上的披甲兵包括护军和行营兵两部分。无甲兵在此时常以步兵指代，为自由民身份的参战壮丁，无甲并非说无甲胄兵械，而是指并非披甲兵，参战多以自愿为原则，此时的满洲人往往以“抢西边”为人生目标，征战抢掠欲望较强。同时，每牛录出甲若干，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即后金基本以每牛录出甲数分配抢掠所得，不是想当披甲就一定能成为披甲。无甲兵出战，获得的赏赐也不如披甲兵。厮卒（满语kutule，音译库图勒，也称厮役、跟役），也就是由奴仆担任的辅兵，将领、护军有较多厮卒，但行营兵并非全部都有厮卒，无甲兵则基本无厮卒跟随。但总体而言，厮卒与披甲兵的比例应达1：1。
因此，天聪初年，后金兵的战兵包括护军、行营兵、无甲兵三部分。但个人认为三丁抽一时存在无甲兵，二丁抽一则应不存在无甲兵。而厮卒也是有战斗力，除负责后勤外，也常在战场厮杀，屡见战死、立功等记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仅仅负责后勤杂役的辅兵，实际上也可归类为战斗人员，自然，后金是不会将其归于诸申（满洲）兵行列，如果以厮卒顶替披甲兵，或者将战死厮卒冒充披甲兵领取恤赏，都会被严厉处罚。
将皇太极初期八旗军行营兵（甲兵）等同于披甲兵，或将披甲兵等同于战兵，或将辅兵视为非战斗人员，或将辅兵视为均由满洲自由民充任，或认为奴仆不能出征参战等，是不少人的认识误区。
二、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
推算八旗满洲男丁总数，需要知道那时牛录总数。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八旗满洲有230牛录、2半分牛录又995甲[8]，按100甲等于一牛录算，约为241牛录。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八旗满洲约有250牛录[9]。因此，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八旗满洲牛录数在240-250之间，个人倾向于接近250牛录。分析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八旗满洲兵力时，以250牛录为基准计算，与实际情况相差不会很大。
而天命年间，直至天聪初年，后金每牛录丁数究竟多少呢？傅克东、陈佳华在《八旗建立前满洲牛录和人口初探》[10]中认为努尔哈赤时期各牛录丁数名义上300，实际多寡悬殊，平均丁数应为200丁。并说皇太极即位后即将牛录丁数改为200丁，且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Capo也持这一观点。事实上，他们都搞错了皇太极将披甲数定为60甲的时间，这个时间实际在崇德六年（1641年）[11]，即天聪三年的十二年后，这十二年间后金（清）屡经大战，男丁损耗严重，虽屡屡补充新满洲到八旗满洲中来，在牛录数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支撑每牛录三百丁已不可能，所以到这时才改为每牛录200丁，并按三丁抽一原则，将每牛录披甲数定为60。不过，个人认为后金每三年编审一次丁壮时，会按实际丁数，并随牛录数增多逐步减少牛录平均丁数，而非一步到位，但丁数“均分”这个大原则是一直遵循的，就如天聪四年皇太极所说的“在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12]
天命年间，每牛录丁数虽然不可能完全按部队编制般彻底整齐划一，但从老档中抽甲数来看，每牛录基本还是保持在300丁左右，相差不会很大。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之战，努尔哈赤率每牛录100甲出战，以每牛录50甲留守辽东城，达到了二丁抽一。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每牛录依然达到每牛录150甲。这些措施都正说明每牛录基本达到三百丁，或者说在这个数字上下微微浮动。否则，如果相差太过悬殊，这样的命令根本没有意义。
傅克东、陈佳华等人分析天命年间每牛录实际丁数只有200，主要是因为没分清后金初建牛录和厘定牛录的分别。他们只注意到努尔哈赤早期初建牛录时，丁数相差较大，或者各处满洲人来投被编为牛录时人数不一，而忽视了厘定牛录时对各牛录进行整齐划一的厘定。自1615年八旗建立，到天命末年，除少数血缘关系比较牢固、地域色彩较为浓厚的牛录、半分牛录外，其他均划定为300丁的牛录。
皇太极初期，基本依然保持了老奴的牛录编丁、出甲数，虽然经宁远大战、宁锦大战等战斗损耗，平均起来还是能达到每牛录平均280丁规模，即丁数在7万左右。最有力的证据为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口之战满洲兵总数为3万。在歼灭明援军张春部战斗中，后金吹嘘在歼灭这支精锐明军时，自己兵力并不多，《满文老档》记载其中诸申（满洲）兵只有1万5千余[13]，而对照《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可知，此战满洲兵只出动了一半[14]。也就是说，在整个大凌口之战，满洲战兵总出动数为3万，按250牛录计，达到每牛录出甲120，再加上留守的20甲，每牛录出甲已达140甲，即达到每牛录280丁的二丁抽一程度。
而从下面丁数推演也可知道，八旗满洲在天聪三年应有七万丁而不是只有五万丁。
天命八年（1623年）八旗满洲有240牛录左右，按每牛录300丁计，男丁数72000左右。入关前夕（1644年）八旗满洲有318牛录，按每牛录200丁计，男丁数63000左右。这里有个分析前提，就是1644年的63000丁是加上新满洲13000余丁[15]，实际上入关前旧满洲只有5万。根据这些资料，推测天聪三年（1629年），满洲男丁数应该多少？也就是说，暂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因素，1623年到1644年净减丁22000，那么求1623-1629净减丁多少？
1623-1629这6年，主要经历了宁远大战，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宁锦大战等。1629-1644这15年，主要经历了五次入关战役、大凌口之战、数次征察哈尔战役、第二次征朝鲜之战、二征东江、宁远抢掠战、松锦战役等，几乎每年都有大战。
虽然从时间跨度看，后者是前者2.5倍，但从战役战斗规模、次数、持续时间、惨烈程度，后金军损失应该为前者的5、6倍。如第一次征朝鲜之战，对后金而言非常轻松，皇太极马不停蹄接着发动宁锦大战就证明后金兵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而天聪三年至四年，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历经数次大战。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这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最后一战[16]，后金第一次攻城就伤亡惨重，急得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犯下所谓“御前露刃”之罪，被剥夺大贝勒称号；而在围攻张春部之战中，后金虽然最后获胜，但期间后金左翼兵被明军击败，正白旗旗纛被夺，战后莽古尔泰以下共38名将领被处罚[17]，而明军战死数也前所未有，则后金兵战死之数也必然极大。还有天聪七年征察哈尔部因后勤困难，饿死病死不少。最关键的是空前规模的明清大决战——松锦之战，面对十三万明军，清军初战就损失惨重，虽然明军只斩级十余，但清军伤亡极多，支持不住败退下来，皇太极被迫倾国而出进行决战，此战后金伤亡应该也是空前的。
因此，大略而言，1623-1629这6年约占六分之一减丁数，1629-1644这15年约占六分之五减丁数，即前者约减丁3600（实际主要就是宁远、宁锦两战明军杀敌数），后者减丁18400。由此可推出天聪三年满洲男丁为68400（即72000丁减去3600丁），也就是说依然近7万丁，这个数字虽然不是完全准确，但应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大。如果认为天聪三年为5万丁，到入关前依然保持5万丁，也就是说，八旗满洲男丁经过十五年无数恶仗、大仗，丁数竟然几乎不增不减，这是极不合理的。
对此，有人可能提出异议，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征服辽东也几经大战，减丁数应不下１万丁，以天聪三年7万丁为基数往前推演，天命初年起码有8万余丁，而八旗满洲不过200牛录左右，是否说天命初年牛录平均丁数要超过400丁？这里就牵涉到旗下闲散人丁问题，即满洲在征服海西、东海、野人女真以及蒙古诸部时，除了将部分人丁立即编为牛录外，还会将部分人丁先不编为牛录，而是编入八旗行走，称为闲散人员，不计入丁数，也不披甲征战，通过一段时间适应、融入八旗后，才编入牛录[18]。也就是说，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诸部女真丁数并非一开始就纳入牛录管理，而是按同化程度逐步编入牛录中去，在很多时期，八旗满洲的实际丁数要大于牛录编制丁数。而后金收编诸部女真、新满洲，在天命初年和皇太极统治中后期各有一次高峰期，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即天命后期到天聪初期，实际丁数和牛录编制丁数大体还是吻合的。
以上减丁分析，从入关八旗满洲减丁幅度看，也比较相符。顺治五年（1649年）八旗满洲男丁为55320，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旗满洲男丁为49660[16]。也就是说，顺治元年到顺治五年，屡经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诸多战役，兵员死亡较多，四五年减丁就达8000余，又缺乏新满洲的补充，急剧降低了八旗满洲战斗力，就如顾诚先生在《南明史》所说的，“1644年到1647年（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兵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满清被迫从入关初期以八旗满洲兵为征服主力改为以汉制汉。而顺治五年到顺治十一年是南明抗清高潮期，屡经大同、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西、广东等战事，后金虽然也不时出动八旗满洲，甚至有亲王级别满洲大将被李定国击毙，但因开始重视使用八旗汉军，所以减丁反倒只为5660。有人认为入关后八旗遭遇天花，所以大幅减丁，其实不然。从清方资料看，从努尔哈赤统一诸部女真时期始，满洲就不断与天花打交道，入关后最多是比入关前略微加重，而不会是减丁主因。
所以，在天聪三年，八旗满洲有250牛录近7万丁，每牛录270-28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可达90-100甲。而非傅、陈、capo等人文中所认为的，每牛录实际只有200丁，按三丁抽一标准，每牛录只有60甲。
（续完部分）见如下链接
http://www.talkcc.net/article/1496012
三、“每牛录出披甲不到20”的辨析
而傅克东、陈佳华在《佐领述略》、capo在《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中引用的关键一句：“前我出兵时，每牛录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毁明坚固边墙而入，蒙天眷佑，故克其坚城，其所号天下雄兵，尽斩于各地，天以遵化、永平、滦州、迁安畀我，遂命每牛录遣护军三名、甲兵二十名，驻守其地，兵数较前多。”[19]
这段话，除了可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皇太极所率入关总兵力多外，还可以理解为阿敏所率兵比攻破之先锋军要多。那个“兵数较前为多”，是仅指比破关时多还是包括比后来野战攻城都多呢？破关是15甲到20甲，后来野战攻城是否也是15甲到20甲？但在皇太极高超语言艺术下，说得极其含糊不清，乃至自相矛盾。历史上，皇太极为打击、贬低政治对手，类似不顾事实、颠三倒四的话语并非一例，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争吵后，皇太极别有用心地辱骂莽古尔泰，但前头骂莽古尔泰弑杀亲母，后头又说其母被送到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处寄养[20]。因此，拿这段很不可靠、富有歧义的话来作为分析后金兵力的主要依据，缺乏说服力。事实上，从实际战况看，后金披甲数绝对不可能是每牛录不到20甲。
如歼满桂部后，皇太极先派每牛录2护军护送土谢图汗回乡，再派岳托率每牛录5护军、10行营兵共计4000精兵往东南方经香河径围永平，而后让剩余行营兵缓缓向东而来，自己本人率八旗护军加500枪炮手直扑蓟州，并在蓟州城外击破五千明军[21]。也就是说，加上遵化每牛录2甲（500甲兵），清方自己明确记载的每牛录披甲数就已经达到19名。如果后金出兵真是所谓的每牛录15-20甲，那么只能说剩余行营兵和八旗护军都不存在了。
再有，后金攻克永平后，老档、实录均记济尔哈朗率一万兵留守永平，皇太极率八旗主力攻抚宁、昌黎等城。从清方那段时间记载看，连外藩蒙古兵都不计入兵数，厮卒之类的辅兵更不用说，所以济尔哈朗那一万兵均为战兵，即使有无甲兵存在，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算，永平也有6千余行营兵，而此时遵化还有披甲兵千余（500甲兵加杜度所率一旗护军），不算皇太极所率八旗主力，单只永平、遵化两处披甲兵就起码有7千余，比capo估计的5千披甲多出2千多。而皇太极所率的八旗主力，据《崇祯长编》记载，即守城明军的观察，人数为3万余[22]。按战辅比1:1计算，战兵应有1万5以上，其中满洲披甲兵不下万人。
分析到此，事实已经很明显。拿清方资料中单独的一条抽甲纪录来推算后金总兵力，要非常谨慎。如果只看其中一条，就不加分析地盲目取信，忽视了清方有阙记或故意省略的可能，则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努尔哈赤时期，《武录》记天命二年攻取抚顺时，每牛录出甲兵二十以备攻克，最后总兵力却高达2万步骑。对照老档更详细的纪录就很清楚，这次出战是每牛录出甲40，《武录》所谓每牛录20甲不过是指专门攻城者，其他已抽甲故意不提[23]。又如《老档》有记天命八年二月，每牛录抽甲一百[24]。是否说那时后金全国每牛录只抽调了100甲兵呢？事实并非如此。之前一月份有个关于征粮的命令就提到当时抽甲已经达到五十甲[25]。所以，后面记载在处理某萨满抱怨抽丁太多时，满洲大臣在审理时提到“一百五十甲兵，乃理应派遣之人也。”[26]也就是说，天命八年，后金每牛录抽甲实际已达150甲。如果没有前后对应的其他记载作佐证，单单凭每牛录抽甲一百的一条记载来理解，很可能以为那时只抽甲一百。又如值月档在大凌口之战前，记载每牛录只抽甲兵60，其中20甲留守，40甲出征。但是否就是说后金此战就只出动了一万披甲兵呢？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从老档吹嘘自己兵很少的时候就暴露了它真实的出兵数——起码3万战兵。事实上，老档、实录散失、故意不记的资料不少，再加清方往往讳败扬胜，为夸耀武功又特别喜欢夸大敌人兵力、缩小自己的兵力，如老档记天聪二年宁锦大战时以80后金兵击败满桂2万援军的神话等，举不胜举，这就更加提醒我们在分析考据时对清方史料要抱极其谨慎的态度。包括值月档、老档等，虽然称第一手资料，但也是经过精心取舍、修改过的，不少还是事后追记。
四、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的估计
否定了所谓每牛录不到20披甲的兵力，那么后金出兵真实规模是多少呢？据老档，攻下遵永四城后，皇太极率主力回师后，留济尔哈朗等率每牛录3护军、全部行营兵防守永平四城[27]，后派阿敏率每牛录20甲兵（行营兵）加部分步兵接替济尔哈朗。而从济尔哈朗与阿敏前后战斗表现看，还有皇太极命令阿敏留守四城要补足、补强每牛录20甲兵[28]，济尔哈朗兵力应比阿敏多和强。再考虑后金行营兵战斗死伤等因素，故可判断皇太极第一次入关，行营兵出动规模为每牛录30人，由此可按比例推断入关后金护军应有每牛录30人，甚至可能更多。按行营兵无甲兵5：3比例计，这次出动无甲兵（步兵）为每牛录18人。
也就是说，基本可以确定后金出兵规模为每牛录30护军、30行营兵、18步兵，不到三丁抽一规模。以八旗牛录数250计算，后金这次出动护军7500、行营兵7500，即披甲兵1万5千，另外有4500步兵。再加上左右营蒙古兵3000，汉军枪炮手500，以及与披甲数量相当的1万5千厮卒，八旗全军应在38000左右，其中战兵2万3，辅兵1万5。
这个估计比较合理，如入关前夕，代善、莽古尔泰曾经有打退堂鼓的念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如果后金全军真的只有一万多，怎么会这么担心后勤困难呢？另外，《明清战争史略》中也提到，在遵化附近，代善率三万精骑将据山而守的明军刘之纶部一万兵击破。暂时没找到“三万精骑”的出处，但《清史稿·代善传》提到此战时说，“代善环山围之，破其七营”，则兵马甚多可以确认。
而Capo文中认为遵化为后金退出长城一线的重要城池，只留军师范文程这样的重臣率800兵防守，可以佐证后金入关兵力不多。这样的观点也很难成立。范文程当时不过是文馆文员，在努尔哈赤时期及皇太极早期并非什么重臣，努尔哈赤一直轻视汉文人，皇太极即位后开始改变政策，天聪三年设文馆，汉文人地位略有改善，但也说不上高度重视，范文程不过是文馆成员之一，连世职都没有，在第一次入关结束后，才授游击世职。在遵化，范文程上面有参将、游击，还论不到他做主事人。直到天聪十年，设立内三院后，汉文人包括范文程的地位才有显著提高。而皇太极入关，基本上是无后方作战，固守四城的决策是很迟才下的决定，那时用 800战兵守遵化一城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出关的几个主要关隘，皇太极还让投降明军驻守呢。因此，这些都只说明皇太极对自己军队野战能力的自信，相信能攻进来也能打出去，而不在乎关隘城池的得失。
而与皇太极一起入关的外藩蒙古兵，估计总数约在20000左右（可参考两年后大凌河之战，与这次入关规模相似的外藩蒙古兵达两万余[29]），但攻破长城后，哈喇沁等部被遣回，事实上基本没走，而是继续呆在明边境抢掠，单苏布迪部就有步骑 4000余[30]，因此，估计皇太极带到北京的大约只有1万外藩蒙古兵，其中战兵应为5千。而歼灭满桂部后，又送走了土谢图汗一部，则外藩蒙古兵就更少了。
除遵化留守的约千余人，皇太极带到京师的满蒙兵约为47000左右。那么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面对的后金兵是多少呢？
八旗军部勒严整、军法严酷，攻城野战，讲究整体作战，力求做到在战役中以多胜少。凡野战，八旗各依汛地，并驰而前。一般而言，对仗之时，以八旗固山额真率各旗行营兵在前，八旗贝勒率各旗护军在后作总预备队。同时，八旗常分左翼四旗、右翼四旗两路配合作战。左右营蒙古兵经常分两部配合左右翼八旗满洲作战，有时也直接掌握在后金汗手中作机动兵力。汉军火器兵以及最精锐的白甲护军一般也掌握在后金汗手中。除此之外，八旗满洲兵一般都是跟随本旗贝勒、固山额真一起作战。后金汗有时也会因战役需要，抽调每牛录若干兵组成新的部队，但多为完成临时性作战任务，完成则各归本旗。在天聪初年，皇太极君主权力未完全确立时，抽兵时间稍长，有些主旗贝勒就会有意见。如天聪五年大凌口之战，莽古尔泰因为部下伤亡较多，要求被抽调出去的战兵还归本旗，皇太极不但不理睬这要求，反而指责莽古尔泰差遣之人不得力，由此引发了莽古尔泰的怒火，大吵起来。
在北京城下，后金军是先扎营再出战。故推测后金应以少量战兵率相当部分辅兵留守营中，约略估计为7、8千，则后金军逼近北京城下当在4万左右，其中包括绝大部分战兵和战力较强的辅兵。当时后金军先发现德胜门满桂、侯世禄等部，皇太极与代善率右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以及白甲护军、火器兵、蒙古兵前往德胜门与满桂等军作战，莽古尔泰则率左翼四旗（应含护军、行营兵、无甲兵、厮卒）为预备队。接战前夕，皇太极又发现广渠门袁崇焕军，加上可能发现德胜门有一半明军溃逃，于是将手中的白甲护军、左右营蒙古兵以及部分外藩蒙古兵加强左翼四旗，由莽古尔泰统一率领攻击袁崇焕军。由此可知，莽古尔泰部应比皇太极部略多，也就是说，在广渠门战斗中，后金是以2 万兵战明军9千，而非清方吹嘘的2千战2万。所谓“莽古尔泰等未率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见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兵二万屯沙窝门外”[31]，不过是清方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宣传伎俩而已，不足为信。
广渠门战斗，袁崇焕军以寡敌众，明方、朝鲜方资料基本都记载此战明军获胜、后金败退。清方虽然夸口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失败，并处罚八旗满洲贝勒、固山额真以下多名将领[32]。则此战最后谁胜谁负，毋庸置疑。
注释：
[1]《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见以下链接：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_safe.asp?TopicID=1652927&Page=3
[3]《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历史档案》1988.4
[4]《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历史档案》2001.1
[5]《建州闻见录》：“如军卒家有奴四五人，皆争偕赴，专为抢掠财物故也”。
[6] 中华书局1990年版《满文老档》（以下均简称《老档》），p448
[7]《老档》，p957
[8]《老档》，p170
[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 ：“议定马兵数：每牛录甲兵六十名，分为三分，两分出征，一分留守。”留守马兵数合计五千，故可确定天聪五年有250牛录。据后来战况，可确定此段记载应为抽调骑兵纪录，而非抽调全部兵马纪录。
[10]《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清太宗实录》崇德六年三月甲子，“每牛录满洲三人中许一人披甲，以六十名为常数。其中或多或少，务于三人中选一人。他牛录甲虽有余，亦不许补不足。”
[12]《清太宗实录》天聪四年九月戊戌：“至牛录下壮丁，原系均分。何以士卒有众寡？马数有羸耗？皆由牛录额真贤否不同之故。”
[13]《老档》 第1155页记：“是役也，确切言之，明兵四万，诸申兵一万五，观此言无大出入”。《天聪五年值月档》记此战有诸申兵一万。值月档虽为老档来源之一，但老档记载兵力明显另有出处，如记外藩蒙古2万余，以及记载歼张春部后金具体出动部队、兵力，值月档均阙记。故两者虽都是吹嘘满洲兵不多，但老档记载可前后对应，比值月档可信。
[14] 《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汗率大贝勒、贝勒莽古尔泰、台吉德格类、台吉阿济格、额尔克楚虎尔、阿哥硕托、诸申、汉人、蒙古兵之半，明马兵前来战”，没说后金具体兵数。《老档》第1153页则记为“率诸申、蒙古兵，及西乌里额附兵，共不及2万人”。西乌里额附即佟养性，所率兵为旧汉兵。
[15] 刘景宪、郭成康、刘建新《清太宗时期的“新满洲”问题》，《历史档案》1981.4，虽然此文说13000余丁的数据还不完整，但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就经营三十余年，人力搜刮极为充分，皇太极时期不过是时隔成丁一代的时间再去搜刮，其中连某次数十丁都纪录下来，应该说与新满洲补充进来的实际人数相差不大。
[16]大凌口之战是孙承宗、袁崇焕打造的关宁精兵主力浴血厮杀、剧终谢幕一战，此战关宁精锐尽丧，后来吴三桂所率的关宁军最多只能算是关宁军残余，与孙袁时期的关宁精兵已经有了很大区别。而对这支军队，即使是屡屡吃亏的皇太极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祖大寿部为“天下善射之精兵”，称歼张春部一战是“仰蒙天眷，尽歼其精兵”。
[17]《老档》，p1249-1251
[18] 张晋藩、郭成康在《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第283页中，分析皇太极时期内哈喇沁蒙古、大凌口投降明军等曾长期为八旗闲散人员，事隔多年才编为牛录等现象时，指出“在满洲兴起时，将来归人丁于阵前立即编为牛录的事例确实存在，但通常情形是，需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八旗的生活后，才有可能编为牛录。”按照两位先生的精辟分析，个人推定，努尔哈赤时期收编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以及野人女真的状况也是如此，如叶赫部１万丁壮作为建州女真死敌，大部分丁壮应是先作为八旗闲散人员存在，后来长时间消去敌意逐步融入八旗后才编入或编为牛录；而东海女真、野人女真与建州女真虽同称女真，实际上人种、风俗也并非一致，如索伦族一般认为是契丹遗种，加上文明程度普遍比较落后，要适应军政合一、管理严格的八旗制度，要有颇长的过渡时间。如此，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何努尔哈赤时期牛录数由200逐渐增至240，屡经大战，但牛录丁数一直可以保持在300丁左右，直至广宁之战结束后依然可达每牛录抽甲150。这正是因为以前收编的许多闲散诸部女真男丁，逐渐编入或者编为牛录。而皇太极中后期因为人丁急剧减少，往往直接将大量未同化的新满洲直接补充进牛录，就像顺治入关后某些西方传教士所观察，八旗中除满洲人外还有大量“鱼皮鞑子”等，也就是说，新旧满洲单外观就有明显区别。
[19]《老档》，p1042
[20]《老档》，p1138
[21]《老档》，p969-970
[22]《崇祯长编》三年正月，后金“复于县西南，添设七营，约兵三万有奇”。昌黎以一县之力，坚守五日，击退后金大军，即使只说后金一万兵，也不减其功。故吹嘘后金兵力的可能很小。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三年四月，前面说“每牛禄作二云梯，派甲兵二十名以备攻克”，后面说“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老档》第54页就比较老实地纪录为“每牛录五十甲，留十甲守城，四十甲出战。出战之四十甲中，出甲二十制云梯二副，以备攻城”，当然，后面就吹牛说出兵十万。这也是清方资料中极少数夸大自己兵力的一处，其他基本都是憋着劲往少里说。
[24]《老档》，p420
[25]《老档》，p402
[26]《老档》，p433
[27]《老档》，p1053-1054 ，“在永平留济尔哈朗台吉、阿巴泰台吉、萨哈廉台吉及八大臣，率每牛录三护军、全行营兵镇守”。后来阿敏除每牛录20行营兵外，还有每牛录3护军，即为济尔哈朗回师时留下的。
[28]《老档》，p1016
[29]《老档》： “科尔沁、阿鲁、扎鲁特、巴林及敖汉、奈曼、喀喇沁、土默特等八路蒙古骑步兵，两万余人”，p1129-1130
[30]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四年正月己丑：“建昌近处有喀喇沁苏布地马步兵共四千余”。
[3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32]《老档》，p964、988；《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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