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市井有谁知国士--沪上“遇”杨度（上） -- 边寒剑

一

　　杨度，字??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

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的丰盛胡同曾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

　　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

　　或许，丰盛胡同里的两个“国”字号的单位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中国走向共和国体之初的大法学家，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

　　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这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的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还一次是2000年的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前朝的“周公馆”。从幽静的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居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

　　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

　　市井有谁知国士？

　　哟！现在，有多少人真正二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千、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士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决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已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篇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的长诗中，其中四句概括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我年十八游京甸，

　　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

　　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末民初时的“少年”，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十六岁以下的孩子，而是现今的“青年”。后来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不是“少先队”，而是“共青团”。

　　杨度这四句诗说的是他二十七岁以前的事：十八岁他即离湘去北京游学，考中举人，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返回湘潭后，他师从一代名儒王贻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年寒窗之后，他离开恩师只身赴日本留学，凭其才干和交际能力很快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领袖(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在“东洋”时，他与同为湘籍的黄兴、章士钊等人结下了友情，并促成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相识，而且还曾与汪精卫同窗。也是在日本的时候，杨度的那首《湖南少年歌》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传回中国后，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说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在日本的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某日，湖南老乡熊希龄专程赶到日本找他，说：清廷派五位大臣出访西方考察宪政，回国后的考察报告请杨代笔。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作业”交回国后，他立马接到北京的“调令”，回国为仕去也――这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被提拔“宪政编查馆”里的两名“提调”之一，官居四品，可谓一步登天。

　　然而，调入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成为国内鼓吹召开国民会议的第一人。

　　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的集会，是杨度设想的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型。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此“会”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国民会议”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程程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

　　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积极发起并领导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位置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只是在转年的元月里被追授了个“三等男”。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能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

　　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而继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入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四十一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的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

　　那时的青岛，乃德意志帝国的远东租借地，非中国政府所能管辖。民国既立，逊清的末代恭亲王溥伟、前军机大臣那桐、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一大批总督、巡抚、大臣、副大臣们，便纷纷成了胶澳租界的寓公。那时青岛的洋居民多而本土渔民少，而海边的房价兴许又太便宜，但凡北京跑来的遗老们都能买得起一幢依山面海形态各异的洋房。当过清廷学部副大臣的杨度在众多“寓公”里，既不算大官亦不算富翁，但毕竟也有过自己的房产。只是，前些年，青岛市痛痛快快地用一座又一座大杀风景的高楼大厦取代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德国洋房，现在剩下的寥寥几幢“原装楼”，哪有属于他杨度的只砖片瓦！

　　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让人们所不齿。后来，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居然跑到上海滩，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回忆已故总理的文章，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已故总理亲自介绍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

　　呜呼！“市井有谁知国士！”

　　三

　　杨度的这声长叹实在太长了！幽幽穿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深巷，隐隐传至我的耳中，依然叩痛耳鼓，震悸人心！怀才不遇、被世所弃，这是古往今来“国士”的天大不幸！

　　但遗憾的是，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杨度写过这样一句表达自己心境的诗，却未识这首诗的全部。直至前几天，我翻阅书架上的存书，无意读到了有关杨度的文字，方窥知这首完整的七律。诗曰：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

　　诗写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名为《和济南韩虔谷》。那时的他，已经是山东头号人物(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将军府中的“总参赞”，居然还觉得无人理解自己，只能借表扬一位济南韩氏的同时，也发泄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虽胸有千军万马志在帷幄运筹，但庸俗的市井只容他不咸不淡地做个诗人而已！

　　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容我突发奇想：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时代的有情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对他有所帮助的湖南故人，他总会想办法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元钱直至章氏西逝为证，有越级重用表兄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

　　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

　　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学生领袖毛润芝(毛泽东的号)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已成北大伦理教授的中学恩师杨昌济先生。杨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就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不知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是否始于此时。

　　时杨度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逝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死者遗属“慨加赙助”。

　　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有出任过政府总长的章士钊、蔡元培、范源濂等人，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

　　所以，我猜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与杨度唱酬一番并非毫无由来。杨度无论其资望还是诗才，总比给毛写颂诗的柳亚子、郭沫若、周世钊他们高吧？不信？有他为民国风云人物朋友们和自己题写的挽联为凭：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挽袁世凯(民国五年6月)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挽恩师王贻运(民国五年10月)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挽黄兴(民国五年11月)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挽蔡锷(民国五年11月)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挽孙中山(民国十四年3月)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挽梁启超(民国十八年2月)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挽自己(民国二十年9月)

　　这些挽联，不仅是传诵一时的名联，亦堪称近代经典对联。杨度只寥寥数言便能把故友(或自己)的一生写得既明明白白，又颇富余韵。真乃一代骚人也！

　　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同窗的萧子升回忆过，上中专时的毛泽东，“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所以在未来的岳丈家得见久仰的杨??子，当是毛的一大快事。

　　但杨度似乎不记得当年住在“板仓杨寓”门洞里的那个杨昌济的未来女婿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秋，他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的要职(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就曾对萧子升打听过毛润芝，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谆谆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须要小心。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娶杨开慧为妻，拿着在北京募到的一大笔钱正在家乡到处发动急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呢！杨不会赞同过激的“暴民运动”，他似乎更多地是在关注已故的老友杨昌济的女儿的命运。

　　有趣的是，萧子升竟然总结出了杨、毛两人的共同点：

　　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只是，杨度的成功只持续了两个多月?D?D他拥戴的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中华帝国”的君主即一命呜呼，他也因之毁了清名；而毛泽东却把“中华民国”赶到了大陆东南角上的几个小岛子上，让中国变得谁也不敢小觑起来。

　　杨度没活到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指点江山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金秋，早在十八年前，这位终日诵经的居士即“坐化”于上海滩的寓所中。但若天假长寿于斯人，他还会自觉为毛泽东的高参的，因为，这是他所终生追求的“帝道”。

　　四

　　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

　　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赴赴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

　　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和庆亲王奕?寥白枇嗽劂悖?“项城”项上那颗圆颅才得以保住。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了。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子。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旧友。

　　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后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

　　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没几个月，帝制运动即气息奄奄。然而，他却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宣称：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真是个死不改悔的保皇派！

　　那时的杨度认为，中国不需要国民作主(民主)，只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和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事已至此，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他不是吹牛，早年在日本时，他确曾与孙中山辩论过拯救中国之策。他认为，孙氏的“国民革命”药力太猛，会毒死患病已久的中国，只有他的“君主立宪”才是改变国之命运的温火良剂。所以，孙中山请其加入新成立的革命党同盟会时，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政见不同，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

　　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本党(国民党)，但杨居然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杨度不光不肯自省，反倒讥讽帮助过自己的老友梁启超是“一变再变”。社会上已流传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出游美国的消息，他马上对前来采访的报馆记者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有点敢做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嘛！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这“杨度理论”是否符合我中华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实堪令人钦敬。

　　不过，他的“君宪”主张，决不是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儿的政治家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辫帅”把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因鼓吹君主立宪遭通缉的杨度，无疑是他同一战壕的战友。

　　张勋也在青岛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楼房。不知他与杨度是否在青岛见过面，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

　　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杨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电报：

　　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场坚定不顾友情的。特立独行者总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五

　　民国七年(1918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宣统复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个月的苦囚之后，杨度终于可以公开回到北京了。

　　声名狼藉的他，一时无人理睬，只能天天闷在家中参悟佛经、悬腕写字，他甚至找到他从老家召来的木匠出身的画师齐白石，跟人家学画起花鸟鱼虫。求字者众，润笔费高，杨度就是靠一支笔养活一家人。

　　有趣的是，他不光给别人题，也为自己写。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在自己卧室里挂了这样六句话：

　　随缘入世

　　满目疮痍

　　除救世外无事

　　除慈悲外无心

　　愿做医生

　　遍医众疾

　　客人们真是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经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呢？还是想“入世”！

　　是哟，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人又误国？

　　当朝大总统曹锟闻讯后，悯其不幸，特赐银洋两万元帮其“解困”。但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并未使杨度灵魂深处爆发忏悔之情，他居然又成了帮助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的秘密使者！

　　转向起因于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

　　来者是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来人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

　　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大元帅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孙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队奉命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门下，请杨尽力说服曹锟，万勿让驻军湘省的北军骁将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此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

　　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的久已干涸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激活！这个“除救国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通过老友把直系的几员大将说转了。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总统过于迷糊，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

　　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

　　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

　　又可以实现他的“帝道”了！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博士自然乐不可支，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入党动机是否纯洁。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不过，这事儿曹锟哪里知道？他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

　　不过，随着直系政府的倒台，杨度又成了政坛失业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不知张作霖手下的大将张宗昌动了什么心思，将赋闲在家的杨度聘为了本军总参赞，后随着张宗昌权势的增大，他又成了张任总司令的直鲁联军总参议！北洋时代后期，“身在曹营心在汉”在杨度利用自己身为政府高级幕僚之便，仆仆游走于京津济各系军政集团之间，一度连张宗昌都被其离间，差一点转向南方呢！张总司令对杨总参议的话似乎言听计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6日，他派宪兵抓走公开在报纸上辱骂他的报人林白水后，一时间说客盈门，但统统遭了张的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老张才转出了黑眼珠，打电话给行刑队：枪下留人。不过，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了，杨度的救人愿望才落空。

　　自如地周旋在军阀巨头之间的杨度，真有点像日后打入威虎山的杨子荣，都是只身闯入虎穴，靠离间敌人来赢得己方的胜利。但远在民国时代初期和中期，杨度对革命党的贡献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个侦察排长要大多少倍呢！只是，为什么没有一出戏文来唱这位卓而不凡的红色超级间谍呢？戏台子上的小杨，终于等来了时机，与解放军小分队的战友们共同歼灭了以座山雕为首的群匪；而北洋时代的老杨却无法歼灭座山雕的前辈张作霖――众所周知，张大帅早年也是匪首。因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军的大部队，而是蒋介石统辖的北伐军。

　　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被民国新贵们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下了岗。最后，只能给名声比他还不好的杜月笙当起“秘书”。

　　天晓得，就在这个时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情报人员!

　　变乎？不变乎？你这个政治江湖上的独行侠！

六

　　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唯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情报组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毛泽东为他准备的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

　　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冤鬼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

　　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引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引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引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

　　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筑取向上即显现出来了。

　　弄堂内的第三排小楼，是13号，东、北两面墙上各挂一面牌子――东面乃楼门一侧，挂着一方木牌：建中居委会；北墙上嵌一小块石牌，让我顿感释然：

　　1929年―1931年

　　杨度曾在此居住

　　住过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杂乱的电线与晾衣绳把我的视线割扯得乱七八糟！更为有意思的是，二、三楼的每个窗台上几乎都悬着长长短短的拖把。若时光倒退七十年，这些窗口外的“装饰”也许就是房主人报警的信号，但现在，却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证。

　　我走进楼里。

　　黑洞洞的楼内深不可测，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楼梯，身边是几堆蒙尘的杂物。在把旧时豪门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只这间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型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革”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慷慨的杜氏就赠给了他的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名士杨度居住。

　　现在大陆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悍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呆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的一面。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五百薪金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北洋时代他当参议员，也不过每月五百元钱补贴。

　　只是，北洋时代他是中枢要员，现在是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居然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找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人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人”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发电报，他也不会像别的同志那样经常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敌人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卷儿、搓麻将、睡女人――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在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年杨度就曾不惜花两千银元买回一个雏妓为妾，后因遭人非议，便舍己为人，又将此女转赠他人享用。杨度有杜月笙这棵黑道上的大树荫护，杜月笙有蒋介石这座中国最坚实的靠山倚恃，所以，呆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中共“特科”人员杨度，只在与故交新朋的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形如砂里淘金)，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地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厮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优裕生活氛围中，玩儿，并工作者。

　　到现在也没人给我们讲杨度究竟给共产党提供过什么重要情报。随着陈赓、康生、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一个个主持或参与过当年中共“特科”人士的相继过世，晚年的杨度对中共的真正奉献已经无从知晓。

　　现在想来，一个过时的北洋老人，一个困在青帮“老大”家中的清客，自身绝无机会接触权力中枢了，而且，其故交不是在大都市里做寓公，就是在生意场上捞银子，也无利用价值了，那么，精明的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仅排名于总书记向忠发之后)同意臭名昭著的杨度加入本党，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周恩来一定看重的是杨度的名士身份，因为只有这种身份，才适合出面掩护和搭救被捕的本党同志！

　　是的，从来没改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杨度，利用房主的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的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人员前来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同志还曾匿身其宅，令吁吁赶来的安南巡捕悻悻而归。

　　现在已经破落了的这栋民宅小楼，真该辟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工作博物馆”啊！

　　七

　　当杨度的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中的某个墓圹中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临终之前的周恩来终于道破这个心事，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呐！

　　1995年暮春，在闹中取静的上海万国公墓里，我在杨度的墓旁的一块树荫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比邻排列的，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社会活动家杨杏佛和海派京剧大师周信芳。一望便知，这些墓都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建的。

　　绿草毯上，一排排相仿的花岗岩石碑植成历史的树林，抚着这片坚硬而方正的树林走下去，我会觉得人生很沉重但也很开窍。

　　我老爱看名人之墓的动因就在这里。

　　这时，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在北京万安公墓里的另一座墓――杨度的朋友李大钊的墓。

　　那是杨度五十三岁那年发生在京城的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军警逮捕并被处以绞刑。

　　没有证据表明杨度像李大钊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没找到这个读着四书五经长大的中国士人对新诞生的俄罗斯政权的赞扬的遗篇。也许，在他眼中，无论是李大钊，还是上一年遇害的报人邵飘萍、林白水，都和自己差不多，是当代纵横家，是靠笔杆子和游说来影响政府决策的名士朋友。他不一定坚信“英特那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歌词)，但他尊重朋友的选择。北洋时代，士人们似乎都如此相处，即：相同社会地位的都是朋友，而朋友是不问信仰不计利害甚至也不讲私德的。朋友可以笔战，但从不影响私交。他与黄兴，即为一例，故他挽黄兴才会有“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的佳句。你看，陈独秀爱逛窑子，李大钊乃模范丈夫，但两人政治取向非常一致且私交也至死很好；章士钊反对新文化运动，胡适公开著文反驳之，但照样是嘻嘻哈哈的好朋友。像周作人那样为自己的日本老婆而翻脸不认老兄的例子也许绝无仅有吧！

　　前面已经说了，北洋时代后期的杨度已经是国民党安在北京政坛上的一个内应。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尽管也时有吵闹，但在苏俄人的撮合下，正在度蜜月，所以，无论于公于私，杨度都不可能不为李大钊的被捕而着急。所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变得格外忙碌了。

　　那一天，杨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写宪政文章的那位政治家老乡，民国初年曾任首任国务总理，后退出政坛专心于香山致力于慈善事业。

　　席间，杨度无意问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模棱两可地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神情有些自得。杨乃追问：此话怎讲？汪遂凑近杨，耳语：张大帅(张作霖)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将派员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之后，汪大燮嘱咐：此事须要保密！

　　杨度知道李大钊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即躲进了苏俄人那里，惊闻此讯，心急如焚，遂托辞离席。回家后，他偏偏又遇上来客，待打发走客人后，便赶紧找一位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报信，同时又派大儿子去了章士钊家通报――他知道，章与李两“钊”的关系更为密切。

　　那时的国民党，还不是后来那个专门追杀共产党人的专制的党，他们与共产党，依然是试看天下谁能敌的同一战壕战友。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人多已南下，京城里公认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兼了北方国民党的领导之责，其时，正与两党同志寄身于前俄国兵营里。

　　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到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大钊等人并没马上逃逸，原因是人们并不相信张作霖政府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外交使团冲突，使馆从来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从“庚子之变”(义和团事件)结束之后，还从来没有谁胆敢闯入东交民巷呢！故人们不相信此消息的真实性！

　　结果，只有四个“党人”迅速离开了东交民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功绩：

　　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杨度忧心忡忡，但却爱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

　　4月4日，获悉情报，当晚报警。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六十余人被俘。

　　4月9日，以张作霖所聘“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避免军法审判以减轻罪名)。

　　4月10日，与司法总长等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曾两度派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甚至变卖了寓所“悦庐”，将所得四千五百银圆悉数交出以充营救费用。

　　4月28日，李大钊等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决后，他“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侠肝义胆”，“毁家纾难”……这些只在古时候用得上的成语，到了北洋时期的杨度的身上，全都复活了！

　　变更的是朝代，不变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门下的杨度，已经低调了许多。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

　　熟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这是两个营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难者的左翼慈善机构，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这两个慈善机构保释出来；流落各地街头的中共领导者的子女，如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的后代，都曾被一个个找到并送进了“互济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里。杨杏佛、鲁迅、郁达夫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宋庆龄、蔡元培这样颇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应其委托出面保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名为民间慈善组织的机构，却有着极深的国际背景，即：苏联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东。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仅1925年6月至8月，苏联人就从自己的国库中，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名义，寄往中国上海二十万卢布！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从这里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样的苏联去的。不过，这是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党员不会知晓，党外的鲁迅等社会名流更无从了解――难怪敏感的老先生听人说他拿了卢布便大发雷霆，所谓一触即跳是也。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杨度毁家纾难的功德簿究竟有多厚呢？没人讲得清了，这位“地下党”的可歌可泣的救难业绩也大都流于“地下”了，现在人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杨度之女杨云慧讲述过这样一段轶事：

　　当时，杨度已经把妻小安置到苏州定居，自己则与长子呆在北京。某日，小云慧放学回来，见父亲突然从北京回来，正在屋里与母亲说事儿呢――

　　只听见父亲说：“为了救济这些被害者的家属，我们需要筹集一笔钱，我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捐助了，但是还不够。我想，现在家里只有一栋房子在青岛，可以变卖了拿出去救急。我明天就要回北京去，你可以让云慧陪你去青岛，协助你办理此事。”……不久，母亲把自己的首饰拿去了变卖了钱(以及在青岛卖房子的钱――原注)一起由银行里汇寄给父亲了。当时我曾问过母亲，要这么多钱去救什么人？母亲回答说：“这些人都是被军阀杀害了的革命者的家属……”

　　杨度当年到底拿出了多少家产来帮助落难的同志？恐怕连当时的党的负责人也记不清了。所幸周恩来一直记着他的这些功劳。因为，有两个故事为凭。故事还是杨云慧女士讲述的：

　　一件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重庆的左翼艺术团体正在排演话剧《袁世凯》，而此剧肯定要捎带着骂一骂杨度。杨云慧听说后，自然不高兴，就在左翼作家、演员凤子跟前发了牢骚。过了几天，凤子通知她，说周恩来同志要见她！周时任中共南方局负责人，是共产党在“陪都”(战时首都)重庆的最高领导，“国统区”里的主流文艺人都信赖并听命于他。见到周恩来以后，周主动提到：听说她对《袁世凯》有意见？并关切地问及其母及弟妹们的现状，之后，周还向云慧讨要了一张杨度的遗墨。这次接见不久，《袁世凯》就停演了。个中原委，只有杨云慧和少数几个人心里清楚。

　　还有一事：“文革”妖风乍起时，杨度的老妻被上海的“红卫兵”揪斗，不得不拖着七十多岁高龄的病躯每天清晨打扫弄堂(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杨云慧立即去父亲的好友章士钊伯伯处求援。章因毛泽东的庇护而极为罕见地未受伤害，且能“通天”，便将杨度遗属的悲惨处境转告了周总理。果然，事后杨云慧长舒一口气：“我家从此平静下来了，再也没有人来骚扰。”

　　只是，被党内外许多人意韵深长地称为“周”总理的恩来先生，为何独在杨度之事上未能“周全”？何苦一直捱到危在旦夕时方亲口告诉外界？这里面的真实原因，恐为千古之谜矣！

　　八

　　民国初年，有许多让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杨度则是一道最解不开的一个谜：我真想不出，这个从少年时即壮志坚信君主立宪的顽固政客，怎么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

　　我曾自作聪明地以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让杨度对旧势力彻底绝望并觉悟，自兹幡然变成革命党的同路人并最终成为其中一员。我把这个“发现”写了出来，被《人物》编辑部的朋友张伟涛拿去发表后，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全文拿去发表在湖北省委的《党史天地》上(署名自然是她喽)，而发行量很大的上海《报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将此稿挺大篇幅地摘发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

　　其实对杨度晚年转变原因的推断是十分牵强的，只是按现时的政治标准对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杨度这样一个举国闻名的政坛独行侠，一个只相信自己的“旷代逸才”，怎么会因一位年轻朋友的被难而彻底改变信念呢？

　　他从来没有变，是的，他从来没有改变志向，也从来没有改变性格。

　　志在救国，性如游侠；追求光明，向往刺激，这就是杨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

　　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决心不惜以全体罢课回国为代价来反对日本文部的新规定，独他这个中国留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却主张和平交涉反对全体回国，他因此而触犯众怒并差一点被人刺杀。民国初年，国人都骂杨度为袁氏帮凶，但他却说：“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这是救国啊，还在乎别人怎么说？

　　后来，他主动投奔孙中山门下，领受秘密工作，仆仆奔走于各军阀的豪门之间。

　　再后来，他摇身变为中共地下党员，甘冒杀身之祸从事情报工作，直至谢世，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的结果罢了――

　　帮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国大业。一词以蔽之：帝道也。

　　纵横捭阖，救难助危，独树一帜，乐善好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杨度，只是在做古之纵横家或游侠所能做的事罢了。

　　北洋政府垮台前，杨度即失去了接触权力中枢的机会，因为奉张的儿子、奉军“少帅”张学良托人捎话给他了：请杨??子少出主意，当心他的脑袋。可能张作霖父子已经看出点门道来了。杨度无奈，遂辞去直鲁联军总参议之职。他永远失去了自身的“策士”价值。

　　两千多年前，荀子即说过：“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杨度无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国了，在帮助了袁世凯和孙中山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他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共产党。

　　我想，这才是杨度之谜的答案。

　　九

　　如果再去上海，我还想进万国公墓一谒，除了再看看“文革”后修复了的民国“国母”及其父母的博大归宿外，更想再到杨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绿地前呆一会儿。

　　他的墓碑有两方，一方是立着的，一方是卧着的。

　　立着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岗岩碑，碑文为：

　　湘潭杨??子先生之墓

　　夏寿田题

　　夏氏乃杨度的湖南同乡兼同学再兼“洪宪帝制”的同党，两人私交甚密。夏的从政史比杨度还久远：慈禧太后当政时即应诏赴京做官，袁世凯时代出任过“公府内史”，后因“筹安会”与杨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缉，直系当家时他出仕曹锟幕府，杨度得以成为曹大帅的政治顾问，保荐人即这位夏寿田。由夏氏题写杨度墓碑，最合适不过。只是碑身太新，恐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石克隆的。

　　卧碑是当代居士、书法家赵朴初生前所题，仅四个字：

　　杨度之墓

　　这显然为重建后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着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绍的文字有了称谓，第一句即是：

　　杨度同志原名承瓒，字??子，湖南湘潭人……

　　没错儿，承认他是“同志”了。

　　不过，窃以为，“先生”也罢，“同志”也罢，都不尽合适；如若能在赵朴初题写的那四个字前再加上“国士”两个方方正正的大字，岂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山海楼

另外还有一篇写吴佩孚的，一篇写段祺瑞的。这两篇我都还没有看完，所以不敢乱转载，这三篇关于陈独秀`，章士钊，杨度的我先看完的，所以就转过来了！

现在从这些文章里面去看民国时期，虽然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算是特别悲惨的时代呀！越看这样的文章越觉得自己的只是太少了！

还是可以一读.

1927年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也是青帮中人，辈分比杜还高一辈。杜和汪平时关心不错，４月１１日晚杜请汪赴宴，汪太大意，被杜趁机抓住活埋。８０万人的总工会立即群龙无首。杜月笙深知血海深仇，毫无退路。１９５０汪寿华死体被挖出，直接的凶手马祥生等被处决。

(一定是我去过的建国中路上的那条弄堂)”，那么他的后人可能还住在那里吧？

里面的杨登瀛也是一个奇特的人物。

人只能以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做评判，如汪精卫只能算汉奸而不能算刺杀清摄政王的义士。同理杨度只能是筹安会小丑，即便后来又先后加过KMT和CCP。而且这种事情只能说明2党在初创（未掌权）期间的混乱、无奈和荒唐，绝算不得光彩。这恐怕也是周只让人通知辞海编辑部的原意之一，那个年代经常查阅辞海的人数并不多：既不埋没杨曾经对CCP的贡献，也不大肆宣扬CCP与这种人的关系。

纵观其一生，杨度还是一个不断投机、投机不断的小丑，只过在其最后岁月里买进了支后市发展良好的潜力股而已。

我记得看过一个什么人的书，提到袁世凯称帝，说杨度得筹安会只是做表面功夫，他们那些官吏才是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做工作。口气还是很骄傲，对杨度很不屑的样子，这个小丑也是有人要争的。

王闿运年轻的时候是肃顺的重要谋士，就是讲所谓帝王之学的，说得不好听也就是政治投机分子。不过似乎师徒俩人的运气都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