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掰手指头算算民国和建国前三十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 -- 葡萄
1961年苏联共进行了32次核爆炸，除了一次超高空、一次地下爆炸和一次水下爆炸之外，其余均为大气层试验，其中有一次是带核弹头的作战火箭，在6万米高空实施反飞弹试验，10月30日，在新地岛爆炸了威力为5800万吨当量的氢弹，这是世界核子试验以来，当量最大的一次爆炸，1962年进行了42次核爆炸，除了一次地下爆炸、三次超高空爆炸之外，均为大气层核爆，8月5日和9月27日爆炸的氢弹，当量均为3000万吨，9月25日为1700万吨；12月24日为2000万吨，而其它的都为万吨级至百万吨级，同一年，发射潜射弹道飞弹的潜艇也开始部署。
当时美国也没闲着，在和苏联军备竞赛的同时，在中东与苏联进行代理人战争，在越南更是赤膊上阵，亲自上手了。
任何人都不会认为美苏搞核武器竞赛仅仅是为了试验，按照当时中国的处境，作出当时的那些反应是合情合理和完全必要的。而且当时中国是外松内紧，毛泽东对外宣传不怕核大战，对内却是抓紧战备。就这样当时西方舆论说老毛是战争狂人，因为他把核大战说的太轻松。现在看来风向又转过来了，认为老毛把当时的威胁看的太严重，那当时应该怎样？外松内也松？——作人真是太难了。
其实翻来复去就是一句话，六十年代的环境毕竟和八十年代不同，更比现在要严峻的多。在六七十年代TG如果不那样作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这和八十年代如果不改变过去的政策就会使中国丧失难得的发展机遇是一个道理。六七十年代的战备工作缺乏经验，有失误的地方，但绝不能以八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环境和观点去简单的否定前人。
而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现在知道战争没有打起来，如果当时中国不盘弓秣兵砺马，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战争呢？
而是历史总是有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的。如果汪精卫知道抗战会取胜，还会投敌么？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候的汪精卫就有抗战必胜的先知，但不等于我们就要认可汪精卫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并不苛求毛公先知先觉，但是以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以微薄的国力又要反帝又要反修，弄的自己四面烽烟，以至于不得不挖洞积粮，把本可以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用于准备战争，后人总可以评价一下对错吧？否则不成了历史存在主义？
没有这个对比，我看拿战争期间的数字来对比和平期间的数字，没啥说服力。
这个更有实际意义
〉〉不如讨论下为什么一个时期战争频繁另一个时期和平安定
这跟你探讨的人口问题有关系么？
既然你说了你的引申观点,我再探究下相关问题的成因有什么不可以,在我看这些问题对你所说的区别影响很大,而且直接关系到战争持续多久,和平年份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对人口影响又如何.
战乱、和平时期，ZF资源能否投入到解决自然灾害产生的问题上去，这个我想是很大的影响因素了。
到底有没有影响、有影响的话有多大的比例，这些才是俺希望老兄的研究里提及甚至量化的。
而老兄觉得探讨这个影响因素的成因“更实际些”，俺就无法追上老兄的思维了......这战乱/和平的环境因素，不是客观存在的么？对它们的成因研究，我实在无法理解与人口问题有啥直接联系。
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战乱，共产党统治就是和平，共产党就是好呀就是好，就这么简单，完全不考虑其他的因素。
中国死的人也没有老毛子多？
苏共当然没有我党伟大了
不算死于战乱的难民（包括被屠杀的），就是国军中的非自然性死亡都是很严重的。
给你一个链接，
其中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