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 -- raindrops

8．建筑史家

　　中国人对日本1931年9月侵占满洲的憎恨和屈辱感激发了一场持久的全国性抵制日货运动。学生和商人领导了抵制运动，但是广泛的参与激起全国人民的一阵新的爱国热潮。

　　这真是命运的嘲弄，童年时代在日本过得特别快乐的思成，成年生活的第一个严重打击也是来自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可恨的日本军方的粗暴压力把他作为业务繁忙的建筑师和教师的大好事业的开端一下子打断，迫使他寻求类似的新职业。

　　离开沈阳时，思成已经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的职位，它是中国建筑研究会（后改为研究所），正式名称叫中国营造学社。

　　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它的创始人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朱启钤。朱启钤1872年生于贵州，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吏，在其中年时曾在中国政府内担任过许多高级职务。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命令他作为内政部长修缮北京的皇宫，并恢复城门和一些古老的建筑。在监督这些工程的过程中，他同那些一辈子维修这些皇家建筑的工匠们关系密切。他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中国建筑方面的知识，等他到了退休年龄，他保持了他的兴趣，继续研究它的历史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南京江苏省宋代手稿图书馆看到一部珍贵的手稿《营造法式》，并把它印行了。思成非常珍视他父亲寄给他的这本书。书的作者，李诫，是当时的朝廷命官，负责监管政府建筑物的建造和修复。他和朱启钤一样，经常同工匠们商量，这些工匠具有按照官家指示锯削木材和建造房子的传统手艺，他们“向他解释了一切”。

　　发现李诫的书促使朱启钤建立中国营造学社。他聚集了一批老式的学者来从用文言文写成的古书中搜寻关于中国建筑的文献。这些学者没有一个具有任何中国建筑学的知识。朱启钤自己也明白，木匠们的行话必须“破译”。通常这些木匠都是不识字的，他们的建筑方法都是用师傅向徒弟口授的办法传下来的，而且还被当成行业的秘密。

　　显然朱启钤的研究所需要内行的领导。关键是要有一位具有中国典籍知识的现代建筑师。朱启钤是梁启超的同时代人，知道梁思成刚从国外学习建筑回来。朱启钤在1930年找他谈了话，建议他参加营造学社当研究部主任。

　　在1931年，显然日本军事占领满洲不会遭到抵抗，而他们迅速关闭大学已是不可避免，思成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朱启钤的建议。他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热情以及他对自己准备好接受这一任务的信心消除了可能残存的任何怀疑。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由于提出别人忽略了的问题是在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建筑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才能发现它们？在克雷的课程中，他知道了西方建筑的发展阶段。在绘图中他被要求掌握它们，而在年复一年地伏案绘图之后，他同徽因一起到全欧洲的蜜月旅行使他们两人都学会一眼就能辨识代表他们学过的不同时期的建筑物。

　　从他参加研究所的第一天起，梁思成就开始采取必要步骤来揭示中国建筑的进化过程。他知道困难在于找到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古建筑。而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是尽可能找出那些过于古老以致不可能存留到二十世纪的更早的建筑物以建立一条基本线索。

　　朱启钤在天安门内故官废弃的一角建立了他的研究所总部。大概是他的长期官方关系帮他为他的项目争取到了这样的特权。思成在那里设置了他的办公室并立即开始了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在这一阶段。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不同版本的知识对他必定是有用的。然而，朱启钤那一代学者十分习以为常的咬文嚼字，在梁思成这样的实践建筑师看来是不合用的。他需要知道李诫用古怪的技术名词称呼的木材的形状和性能。1925年版的插图被大家误解为对数百年来有些残缺的文字的解释。思成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在此后的年代里时断时续，尽管他认为他从书中抽取的宝藏是“难以驳倒的”。

　　从思成开始他作为建筑史学家的新事业时起，他就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通观中国历史，他认识到木框架是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长城和许多城墙中间填泥、面上贴砖是例外，砖或石砌成的筒状拱顶的坟墓也是如此。但是那些较少的用比较耐久的材料盖成独立式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宝塔，一般都是木框架建筑的直接模仿。思成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木框架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

　　1932年，梁思成曾在哈佛研究过其图集的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和关野出版了相关的文字卷，报告了他们在中国农村的考古旅行。在此以前思成自己并没有游历乡村的经验，但是当他读到日本人关于发现山西北部大同的辽代寺庙中的雕塑以及关于河南北部嵩山上1125年造起（和《营造法式》差不多同时）的小小尼姑庵初祖庵的记述时，是十分兴奋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当时刚刚出版了他在中国遥远的西北敦煌佛教洞穴里发现的壁画照片集。从研究这些书籍以及其他出版物中的建筑物图像（特别是日本那拉的唐代寺庙）中，梁思成就能够提出一些关于唐代建筑、地面设计、建筑物种类、寺庙设计图、屋顶以及建筑物的基地平台等的假设。

　　1932年三月出版的营造学社《汇刊》，登了思成的第一篇文章，专为搜集现有的关于唐代寺庙和房屋的文献资料。从文章一开始他就希望发现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公元618～907年）建造的木框架建筑物。他的文章标志着他已确定了朝向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他很可能不会成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而木头是一种易损的材料。即使有宽广的、外伸的瓦顶作保护，木头的柱子和桁架也很容易遭受虫蛀、腐蚀和火灾。可能人类是最大的敌人。对佛教的宗教迫害周期性地消灭僧侣，摧毁人们在那里顶礼膜拜的巨大建筑物。

　　这种文献研究工作是有用的最初步骤，但它并未解开文本损毁的《营造法式》的奥秘。思成每天到故宫去上班，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好办法。就像李诫本人一样，他向在故宫中干活的工匠寻求帮助。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营造知识，他熟读了1734年印行的清代建筑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尽管他认定它和较早的宋代手册不是一个档次，但它对他研究当时仍在北京占统治地位的清代皇家建筑帮助很大。他写道：

　　　　“有了《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对清代建筑的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本书，1734年由工部印行，共有七十章。它们涉及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对二十七种大小的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不厌其烦地提供了丈量方法。然而，对于确定每一种结构的方法和位置则很少提到。如果没有工匠来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这本书是很难读的。对于中国建筑中最独持的‘斗拱’的规则以及柱子的直径和高度、屋顶的弧度，书中都有叙述。其他的章节则谈到‘小木作’，接榫、石作、砖作、瓦作、颜色，等等。”

　　思成把这种对尺寸的“不厌其烦”的叙述和宋代的手册相对比，后者用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阐明了基本的原则，然后又提出具体衡量根据不同等级确定的各建筑部位的公式。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位一辈子从事维修故宫里的清代建筑的老木匠。他和他们一起仔细检查了木构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可不仅仅是工匠们“指出和解释具体的例子”的问题，因为他不仅需要知道每一个构件的名称，而且还得知道它们的位置以及每一构件在整体建筑中的作用。就在这里，在故宫房子里，开始就近检查和准确测量所要求的攀登。

9．探寻遗构

　　毫不奇怪地，朱启钤没能认识到梁思成所建议的到北京以外进行野外调查的必要性。他建立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用文字方法解决建筑方面的问题（注1.）。

　　相反地，梁思成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人。他的教育所包容的，不仅有中国的重要传统，也有坚持实地观察和试验的西方科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生来就是一个行动的人，一个实际的人。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东北设计了一些房子井监督其施工。

　　然而另一方面，他对于去农村的艰苦却是缺乏准备的。他11岁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或天津读中学小学，旅行也不过是在连接两地的铁路线上。就是在沈阳的短短几年，他也是住在城市边上的新校园里，而旅行又是在通往天津、北京的铁路线上。

　　他的城市出身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由于一些现代化的机构都是在城市里，受现代教育的知识阶层也聚集在那里。现代企业、工厂、医院和大学都是在东部沿海或内地沿江的城市里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主要的城市里，在思成的青年时代，公共交通也只是一些拥挤的、不准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还有电车，由苦力拉的黄包车或人抬的轿子就是当年的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出门骑自行车很普遍，而人人都步行。一个人住在靠近上班的地方或者朋友的住处就算是一种奖赏。

　　当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传统鸿沟仍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常到城市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常从乡下把农产品迭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见。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危险。车把式和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都只有火炕，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可以供应可口的饭食，但是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还有碰到土匪抢劫的危险。

　　1932年4月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一个创举。促成这件事的碰巧是介绍他到沈阳去的好朋友杨廷宝。据杨回忆，“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注2.）”思成立即去看了展览。蓟县照片中的巨大斗拱使他想起日本考古学家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发表的照片中的类似形象。他猜想这也许就表明那是一处早年的建筑物。

　　问讯的结果是：从北京到东面大约50英里的蓟县，每天早上6点有一班公共汽车，预定11点到达。梁思成原计划在1931年秋天尽快赶去。他打好了背包，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消息传来，说由于一条河堤决口，道路不能通行，行期只好推迟。最后出发的日子重新定在4月，同行的有他的一个弟弟、营造学社的一位同仁，野外考察所需的仪器是向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借来的。能集中说明这是一次城里人到陌生的乡村冒险旅行的是当天晚上打回北京的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思成写道：“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是我第一次离开交通干线的经历。那部要是在美国早就当废铁卖掉了的T型老破车（注3.），还在定期（或不如说是不定期）开行于北京和那个小城之间。我们出了北京的东门几英里，就到了箭杆河。在这枯水季节，河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用渡船过河以后，汽车在软地上一步也不能动弹了。于是我们乘客只好帮着推车，一直把这老古董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直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还有其他麻烦的地段，我们不得不爬上爬下汽车好几次。50英里的行程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但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和有趣。那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将会习惯于这种旅行而毫不以为怪。

　　“独乐寺的观音阁高踞于城墙之上，老远就能望见。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它栩栩如生和祥和的形象。这是中国建筑史上一座重要而如此古老的建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

　　观音阁始建于公元984年，那是宋朝初年，但这里当时还是辽的契丹人所占，楼是两层夹一个暗层。把屋顶的重量传递到柱头上去的斗拱宏大而简洁。下面由柱头带卷杀的柱子所支撑，上面复盖出檐深远的屋顶。环绕上层的平座也是由这些斗拱支撑的。这样它们就形成三条基本上是结构性的装饰带。这些都和后世的那些直上直下的柱子和排得很挤的小斗拱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很像敦煌壁画里描绘的唐代建筑。

　　观音阁里供奉着60英尺高、有11个头的观音，它通过上两层楼板的一个中央窟窿伸出去。在每一层楼板上都有一条廊子围绕着，大约相当于塑像的腰部和胸部的高度。这是已知的中国现存的最大泥塑像。观音阁和它前面的山门是思成的两项首次发现，很长时间在营造学社的新发现记录中是中国最古老的木建筑。

　　从思成的观点看来，观音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就近详细研究一所其建造时间很接近宋代术书《营造法式》的好机会。他运用这部著作的专门名词来进行他的描述。他仔细地比较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和书中所列的尺寸。这种比较澄清了书中一些晦涩的段落并且阐明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早期发展。

　　直到1979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访问后的47年和那次带来无数人员伤亡以及北京、天津许多房屋倒塌的大地震后的两年多，独乐寺和它的门楼仍然完好。蓟县比北京天津更接近震中唐山，但是已有千年历史的高耸入云的木楼观音阁，却只受到很小的损害。这一事实很好他说明了它的结构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在蓟县的教师中，县立中学校长是一个着迷的旁观者和对调查组关于观音阁研究的偶尔的参与者。思成感觉到了他的兴趣，对他讲述了独乐寺作为辽代建筑的特点，指出它如何不同于后代的建筑。这位教师回答说，“在我们老家河北省宝坻县，有一座广济寺，有着非常近似的特征。”他劝思成去看看。后来梁思成说，“这样我们还在对第一个地方进行调查的中间，就已经有了调查第二个地方的线索。”

　　1932年6月，营造学社到宝坻县作第二次野外调查。思成及其一行从北京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达目的地，查明广济寺正如那位教师所猜想的，是另一座辽代寺庙。巨大的斗拱和深远的屋檐立即表明它具有辽代建筑的特色。他们进入供奉三菩萨的大雄宝殿，发现里面堆满了稻草，是用来供应驻在城里的一队骑兵的马匹的。一批工人正在堆稻草，空中全是尘士，调查人员只能勉强看见大殿。在里面，一列塑像――三尊菩萨、一批小菩萨、十八罗汉――在尘埃中依稀可见。在主供桌上堆着一叠做棺材用的木板。在草堆里还有一批石碑，最重要的一块是1025年刻制的。当地人把它叫做“圣碑”，认为这是宝低最重要的方迹。

　　思成写道：“往上望去，我们看见大殿没有天花板，只有《营造法式》上所说的‘露顶’。那些桁梁、系梁和斗拱，全都是精心制作并且相互联结，不像我们熟悉的后世建筑那样。我们刚到达蓟县的时候感到相当绝望，但是这种感觉立即消失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几个月前我们刚刚发现了独乐寺，而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处辽代建筑，是将近一千年以前建造的。多么幸运！”

　　第二天开始的丈量受到草堆的阻碍。“我们爬上和钻进草堆，尽力做好丈量，但做不到完全准确。”在大殿后面，草一直堆到屋檐，结果却是非常有用。“我们很容易就爬上去，准确地丈量斗拱、梁和枋。有利和不利的方面同时存在。”

　　如同当时经常发生的那样，两座当地报刊所称颂的古建筑已经完全消失。思成他们研究过的大殿也逃不掉同样的毁坏或坍圮的命运。现在它只是存在于思成漂亮的图画中。

　　同一年晚些时候，营造学社的野外考察和研究工作由于增加一位成员刘敦桢（1897～1968）而加强。他在年轻时受过良好的传统中文训练，然后又得到政府奖学金赴日本继续受教育。他在那里读完了中学，1920年（注4.）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他为一个日本建筑师工作而在东京多呆了一年，在回到中国以后又在上海参加另一个建筑事务所的工作。

　　然而他终究是一个具有明显知识分子倾向的人，很快就发现教建筑学要比实践建筑学对他适合得多。1925年他离开上海到家乡省份，在长沙机械学院教书。后来他又到了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当1927年那个学校搬到南京时他又成了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他于1930年结婚。

　　刘敦侦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已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妻子的鼓励下，他作了重要的决定，申请营造学社的职位，尽管这意味着他的薪金大减。朱启钤和梁思成一起讨论了他提出履历的信。他们读过他写的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关于滨田耕写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这篇文章和他对这个问题上的日本学者的了解给他们的印象很深，他显然将是一个好帮手。

　　1932年8月刘敦桢移居北京参加营造学社工作。他是一个沉静的、外表整洁的人，比思成大四岁。由于这种年龄差距，学社在人事上作了调整。思成，年龄较小但年资较长，过去是“研究部主任”，现在改任“法式部主任”。而刘敦桢则任“文献部主任”的领导职务。由于野外研究和文献研究在操作上分不开，他们每人都是两样都干。在此后的十年中，他们作为相互支持的合作者，领导着他们的年轻伙伴们工作。在这些年的野外作业中刘敦桢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在南京技术研究院出版的几大本书中有充分的描述。

　　梁思成和刘敦桢第一次合作既不是野外旅行也不是文献研究。通过朱启钤，营造学社承接了恢复一座两层楼的皇家图书馆文渊阁的任务，文渊阁 1776年建于北京皇宫的西南角，它的作用是收藏一部特殊的丛书，集三万六千卷古文献的《四库全书》。这是由乾隆皇帝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下令编纂的。 1932年时发现支撑书架的梁柱大大下沉，故宫博物院领导要求学社了解一下，并且做一个修复计划。

　　梁思成和他的同事刘敦桢和蔡方荫，开始进行了必要的计算所依据的详细测量。测算表明梁柱所承受的重量大约是安全承重的两倍。他们建议用加固的混凝土大梁换掉现有梁柱。这是梁思成第一次参加一项恢复古建筑的计划。

　　注1. 原文如此，别的资料说法与此不同――译者注。

　　注2. 杨廷宝致作者的信，1979年12月6日。

　　注3. T型老破车，一种早已停止生产了的旧式福特汽车。一译者注

　　注4.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他是1921年毕业的。――译者注

10．北京的梁家

　　1932年8月徽因和思成的儿子的出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比，但是对于生育一个男孩来继承祖先的香火和保障生活的喜庆还是不能免俗。他们决定新生的孩子要跟着双亲都崇拜的宋代建筑天才起名字。他们在选择婚礼的日期时已经表示了对李诫的爱募。现在，四年过后，他们再一次纪念他，把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当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她的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户外的差事都交给仆人去做。家里的女主人通常只是在走亲戚、参加葬礼或特殊的庆典时才外出。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她在书桌或画板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地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这正是我们相识的时间，而我在林微因生活中的地位就从这狭窄的条件中产生。她需要一个志同道合的同情者来倾听她的诉说。她发现有机会使用她的英语技能来说出她日常生活中的奇想很有意思。在我这方面，我那时刚刚跨过中国生活的门槛，她的生动的故事迷住了我，引导我登堂入室。

　　我进入这家的生活，被母亲和仆人们报以怀疑的眼光。虽然我是受邀请来的，但我是一个外人。我的外国面容和衣着表明了我的差异，在马路上碰见倒很安全，可在家里就有点预示不祥。尽管有这些疑虑，不久我的出入还是被承认了。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一个仆人把天井入口处红漆的双扇大门的门闩打开，我就穿过小花园去找到徽因。在起居室一个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两杯热茶，我们就赶快开始叙述我们各自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我们有时分析和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我们就转向我们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把关于对方不认识的朋友的追忆告诉对方。

　　天才的诗人徐志摩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她不时对我谈起他，从来没有停止说话来思念他。我时常想，她对我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的题材广泛、充满激情的谈话可能就是他们之间生动对话的回声，那在她作为一个小女孩在伦敦时就为她打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志摩的朋友、大家都叫他“老金”的哲学家金岳霖，实际上是梁家一个后加入的成员，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经由“老金”的小院子通向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他常常被找来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的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流向就倒过来了。在这种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进入他的内室，和客人混在一起，这些人也都是他们的密友。

　　这群人是老金在大学里的亲密同事。除了其他人以外，其中包括两位政治学家。张奚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直率而感人。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陈岱孙是一个高个子的、自尊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都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突破。在哈佛攻读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李济，领导着中央研究院的殷墟发掘。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领导着影响很大的社会研究所。这些人都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老金自己一样，是一些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一些妻子们也会出席并参加到热烈的谈话中去。

　　我们也受到了邀请，在我们刚到北京的那些天，有时作为徽因的客人参加。我们受到老金的欢迎，其他人在相互讲故事时当然是用中文谈话、耳语和哄笑，也容忍了我们。当次年费正清成为清华的教员，而我们的中文也学得好一些时我们就不再是外人了。

　　星期六下午在老金家的聚会时常移到一家中国饭馆继续进行，有一天晚上特别值得回忆，那一次徽因在餐桌上给朋友们讲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 在梁家起居室的乱七八糟的生活方式中，老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那忠心耿耿的女佣人陈妈经常要出出进进，把一些麻烦事告诉徽因，要她作决定，每一件麻烦事，不论是发生在家里还是在隔壁人家，都要以这种方式提交徽因去想办法。

　　徽因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陈妈有一天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围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三间房，每月只付五十个铜板合十美分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乾隆年间就租用这房子，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根据中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徽因对这事生动而详细的叙述最后以徽因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而结束。我们都又笑又鼓掌。“你向我们证明了北京的过去仍旧赫然存在，徽因真有你的！”

　　徽因的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常常也像老金的星期六“家常聚会”那样挤满了人，而来的人们又是各式各样的。除了跑来跑去的孩子和仆人们外，还有各个不同年龄的亲戚。有几个当时在上大学的梁家侄女，爱把她们的同学们带到这个充满生气的家里来。她们在这里常常会遇见一些诗人和作家，他们是作为徽因已出版的作品的崇拜者而来的，常常由于有她在场的魅力而再来。

　　著名的小说家沈从文是在湘西的荒原上长大的。他在那里当过兵，跑过许多地方。现在他住在北京，基于他早年的生活写成许多小说。他曾经一度在清华教书。1934年，他被任命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那里发表的。他和徽因差不多属于同一年纪。她很喜欢他的作品的艺术性和它们所描述的那种奇异的生活――这距离她自己的经历是如此遥远。他们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

　　一个例子是，沈从文所爱的年轻妻子回娘家到南方去了，把他一个人暂时留在了北京。有一天早晨他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他告诉她，他每天都给他妻子写信，把他的感觉、情绪和想法告诉她。接着他就拿出他刚刚收到的妻子的来信给她看，就是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给妻子写了一封坦诚地表露出他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的爱幕和关心的长信，其中一句伤心的话就引起了他妻子读信时的嫉恨。他在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情有什么冲突。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就是这么做了，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她呢？他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样的嘛。

　　对徽因来说，像这样小的感情纠葛是生活之必需。“如果我写一篇小说，描写同样的情节和同样的论据，人家一定会认为我虚构了情节，不忠实于生活！但现在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它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人当中，就有他，那个沉默寡言的、善解人意的、又有感情又有生气的人，他本身是个小说家，是这方面的天才！他陷入这个困境，就跟任何一个年轻和无经验的小孩子遇到这种事时的感受一样。他身上的诗人气质背叛了他，并且在生活及其冲突面前感到如此困惑和不知所借，使我想起了雪莱并回忆起志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我不由得感到天真的欢乐。他那天早晨是何等的迷人和讨人欢喜！而我，坐在那儿跟他谈话、斥责他、劝说他，同他讨论生活及其不平、人的天性及其魅力和悲惨、理想和现实，又是显得多么苍老和疲乏！……

　　“过去我很少想到过，像他那样的人，生活和成长在这么不同的环境里，会有这样我完全能够理解的感受，并且会遭遇到我所知道的其他场合会遭遇到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和深刻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普罗文学根本没这么回事。好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不管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从现在起我将对我的作品有了新的信心，正像老金一直在希望并企图让我相信它们的价值一佯。好哇！”

11．进一步的搜寻

　　对思成来说明显的是，上两次的野外考察发现两座非常重要的辽代寺庙完全是碰上了好运气。“因为没有中国建筑史上重要建筑物的名录，我们对方建筑的探寻就‘好象盲人骑瞎马’。”他特意为营造学社将来的工作编制了一套详尽的程序，以保证在华北仍然存在的其他古建筑瑰宝不至于被忽略。

　　思成描述了从现在起必须遵循的方法。营造学社每年派出由研究人员带领的野外小分队进行二至三个月的考察旅行，来对乡村地区进行详细检查，寻找古代遗迹。每一次出外考察前都要在图书馆里进行仔细的准备。阅读当地的方志一类有关历史、地理和佛教的书籍，然后产生一份有希望的建筑物的目录。一份旅行日程由此拟制出来。目录上的每一件建筑物都必须找到、验明，而如果它仍然存在，就加以丈量和拍照。大多数考察组都由思成自己带领，虽然他在小组里总是体力上最不强健的一个。

　　在派出小组之前，先把计划和目的通知省政府，让他们先告诉当地的官员。在到达的时候，他们一般先拜访政府官员，要求在小学校里拨给一间房子。

　　“我的经验是，”思成说，“当地人对建筑不大感兴趣。当我说我对文物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带我去看古代刻的石碑。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碑帖……，金石碑拓的东西能打动他们，木匠的手工活则不能。”

　　在野外考察中，小分队必须对木结构的建筑物给以特别的注意。他们实际上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些建筑一直是在不断的瓦解之中。那一阵阵的新潮流在一座保守的城镇里少数人中间激起的一些怪念头，往往以把一座“老式的”房子“现代化”为由，无意中毁坏一处杰作。那脆弱的窗棂和精细的门上的镶嵌物总是第一批遭难的。他们很少遇到一宗真正的瑰宝经历自然和人为的灾难依然保持完好。即使是一个香头也能把一整座寺院化为灰烬。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受到文字材料上关于可能找到大有希望的古代遗址的鼓舞，怀着满腔希望跑了几百英里，却只发现一堆废墟，或许还有几片屋瓦或几根柱础作为此行的回报。

　　“我们的考察旅行本身就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起伏的冒险活动。那身体上的难受是不在话下的，我们时常感受到的是少有的难忘的诱人之处和欢乐。一般说来，我们的旅行就像奇怪的拖长了的野餐一样，当我们遇到滑稽但又是灾难性的祸事的时候，不是让人极其难堪就是特别开心。

　　“不像那些昂贵的考古探险、大兽狩猎、热带或极地科学考察，”思成写道，“我们考察的设备是很简陋的。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之外，我们的装备大部分都是些自制的小器件，是我们的组员在积累了经验之后自己设计和改进的。那像电工一样的背包，当我们危险地蹲在建筑物随便哪一部分上面工作时都能背着，是我们最喜爱的物品之一。从一团线到一根可伸缩的像钓鱼杆一样的棍捧，它都可以装进去。每天每夜我们必须在这种非常悬殊的条件下露宿、做饭、吃饭和睡觉，而我们的交通工具又是如此的不确定，从最古老怪异的直到较为通常和现代化的，这样我们认为必需的东西在别人看来常常又是很特别的。

　　“除了建筑以外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具有艺术或民族意义的东西，比如各地的工艺品、在边远地区古老的戏剧表演、奇怪的风俗、五彩缤纷的集市，等等。但我们必须节省胶卷。我在旅行中大多由我的妻子陪同，她自己也是个建筑师。但她同时又是作家和戏剧艺术爱好者，比我更经常地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并热烈地坚持不惜任何代价把有些东西照下来。在我们回来以后，我总是为我们拥有一些场面和建筑的照片而高兴，如若不然，它们就会被忽略了。（注1.）”

　　思成1933年和他忠实的绘图员莫宗江一起到距离北京几个小时火车路程的河北省正定的野外考察，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从老远就看见了“正定菩萨”，如他所形容的，是一个“有四十二只手的观音铜像，大约七十英尺高，站立在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宝座上。”本来佛像是由一座三层的楼房所覆盖，但现在它已不存在，使那失去多出来的四十只手臂的观音站在露天中。

　　现场的一座碑刻说这大佛是根据宋朝开国皇帝的圣旨铸造的，以取代几年前被毁的一座著名的铜佛像。铸造分七段进行，开始于公元971年旧历七月二十日，但完成的日期没有记载。

　　思成指出，“观音像由虔诚而又愚蠢的寺院住持修饰一新，用鲜艳的油漆复盖，使它看上去就像个丑陋的大洋娃娃。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反正油漆不会延续很久，也许不会超过一个世纪。”

　　观音大佛不过是那吸引梁思成到这里来的隆兴寺的庙宇建筑群的景点之一。在这建筑群的众多建筑中，最重要和最独特的要算公元1030年建造的摩尼殿了。对于喜欢宋朝的山水画的人来说，它把画家们喜欢描绘的隐藏在松林山坡后面的寺院这种熟悉的景象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不像许多较晚的寺院的长形建筑，它是十字形的，四边都是起脊的山墙。思成从图画上看到过这种建筑风格，但这是他见过的唯一实物。寺院群另一个景点是建于公元960～1126年的转轮藏殿，其中包括一座塔形的“转轮藏”，那是一架存放佛教经卷的转动书橱。为了给这一大而重的书架留下足够的空间，支撑它的重量，容许它的活动，建筑上需要引进许多巧妙的革新。思成钦羡和高兴地审视了它。（注2.）

　　1933年秋天，研究所派出好些工作人员到晋北的大同去，那是一座紧贴长城、邻近蒙古的边境城市。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日本学者曾报道过里面的佛像，但对建筑本身没有研究过。对华严寺和善化寺寺庙群的研究，刘敦桢费了不少心血。徽因自己决定到附近的云岗石窟去，在那里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以取得更早得多的北魏时期（公元450～500年）木结构建筑的证据。

　　思成参加了另外一个建筑群的考察，已决定同他的忠实助手莫先生一起拐到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小城去一趟。日本学者已报道过，那里一座11世纪的宝塔里藏着一些精细的佛像。原先这个地方人们部称作“应州塔”，但现在已改了建制，因此思成的目标就变成了“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在准备到这么一个边远的地方去之前，他决定先问一问宝塔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状态。打长途电话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在北京也找不到去过那里的人。于是他想何不找当地的邮局帮忙。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邮局局长，请他找一个当地最好的摄影师拍几张宝塔的照片，给他寄到北京。他答应给摄影师一些他想要的礼物作为回报。这个计划很好地完成了。照片寄回来了，显示出宝塔状况良好，而且基本上还是公元1056年建立时的老样子。而摄影师由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礼物――文具，也很欢喜。

　　营造学社考察大同寺院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于是思成和莫先生就能出去到应县，现在它对他来说已经是唾手可得了。他们两个人在大同登上了一辆南去的公共汽车，到了站才知道离目的地还有25英里。他们只好雇了一辆驴车，又忍受了六个小时的颠簸。思成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注3.）”

　　照思成的说法，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的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近九百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他并没有指明这个说法的出处，但他一定是被这个名称所迷惑的。不管那火苗有多小，经历过这九百年的日日夜夜和各种气候而始终在塔里点燃着，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而且，当地的经济也不可能付得起灯油钱！

　　当宝塔在公元1056年修建时，部分华北已被长城以外的“野蛮人”辽王朝所统治。思成指出塔的建筑在原则上相似于年代较早的“高楼”独乐寺（公元984年）：“由于每一上层都建有夹层楼面，所以它实际上是九个叠加层面。”

　　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塔顶的建筑。“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在野外考察期间，他审视并公布了许多中国的宝塔。他写道：“作为建筑物的遗存，为中国的风景添彩增辉的，没有比在中国话里最容易发音和容易记住的‘塔’更显著的东西了。从它第一次出现直到今天，中国的塔基本上仍然是‘一座多层的高楼顶上覆盖着一堆金属圆盘’。它是两个要素的完美结合：聪明的 ‘多层高楼’和印度的湿塔婆――‘一堆金属圆盘’。结合着这两个要素，中国的塔可以分成这样四个基本类型：单层的、多层的、多檐的和湿塔婆。不管塔的形式或大小，它总是佛教的文物埋藏所或僧侣的墓葬。”

　　应县的塔是一处无与伦比的国家宝藏。尽管在中国早年有许多木结构的塔造起来，但是用这种易损材料造起的塔能保存到现在，这是唯一的一座。最近几年来，清华大学梁思成指导下的专家，给它进行了内行的重修和加固。

　　从此以后，思成只要通过报刊或其他来源获知了看来有希望的遗存，他做出一个惯例，写信给当地的邮局局长，让他帮忙摘到这个建筑物的照片。他总是附寄一小笔钱，以付还摄影师的时间和材料费用。用这种办法，他就顺着从北京向南的两条干线――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事先核查了一批较容易的目标。

　　图书馆工作和照片的搜寻是大有帮助的，但思成的最有价值的发现却要归功于一首童谣。就像我们的鹅妈妈歌谣一样，它的韵律很好听：

　　　　沧州狮子应州塔，

　　　　正定菩萨赵州桥。

　　对他来说，狮子是毫无意义的，但当他听到熟悉的名字“应州塔”和“正定菩萨”的时候，他竖起了耳朵。这种对华北的人类创作成就朴素的自夸，直钻进他的心里。不管是谁创作了这个歌谣，其热爱主代建筑瑰宝的心思和他是一样的。这驱使他亲自去找这座桥。

　　赵州城位于河北南部，在正定东南约30英里，它像应州一样改了建制，现在大家叫它赵县。1934年梁思成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再绕道到赵县。他写道，“我在那里得见这伟丽惊人的隋朝（公元590～618年）建筑原物”，“北方歌谣中所称扬的第三个瑰宝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他引用8世纪一位唐朝中书令（他在他的时代同样为这一发现而十分兴奋）的话说：“赵州?┖邮?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砧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f，磨砻致密，?L百像一，仍糊灰［上配下宝］，腰铁［衣补＋全］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其栏槛［草字头＋睾］柱，锤斫龙兽之状，蟠绕［上如下手］踞，眭盱翕［左众右欠］，若飞若动。……”

　　思成自己把古文翻译成了英文，他说，“至于文中‘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正可表明这桥的造法和式样，乃是一个天才的独创，并不是普通匠人沿袭一个时代固有的规矩的作品。”接下去的引文强调即使早在唐代，这桥也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

　　那主桥洞和小拱的拱门，都用罗马的办法把一组组并排的拱石拼起来建成，一共有28组拱石（注4.）。现在桥长从两端露出河床的地方算起共有 115英尺。思成指出，桥的真正跨度如果从河床下面挖出来，那就会长得多。“因再下30－40厘米便即见水，所以除非大规模的发掘，实无法进达我们据学理推测的大座桥基的位置。”他又说，“发掘后，我因不得知道桥基造法而失望，也正如乡下人，因不能证实桥券为整圆而大失所望一样。”

　　梁思成对于发现这一独持的中国建筑物的喜悦（它比它最接近的欧洲等同物还要早一千年），使他在这个地方流连徘徊、再次丈量、进一步挖掘和从各个角度拍照。这桥经历了1300年依然存在而且仍在使用。

　　在赵县他又发现了一座12世纪的“小石桥”，是大石桥的仿制品。他当年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公布了对两座桥的考察结果。

　　当思成在找寻他那非凡的赵州桥的时候，我也在邻近的山东省进行野外考察，我也发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山东武梁祠的汉代拓片。公元第二世纪雕刻在石室上的图形的一套套纸拓片到了欧美学者手里，他们用西方语言将它们出版又使它们在世界上出了名。我到达北京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给自己买一套。从那时起我可以几小时地审视它们。那丰满的马匹和车辆很好看。传统的人物填充了优雅地创作的画面。每个人的官阶可以从他的服装上辨别出来。我无知到这种程度，既惊异于它那出奇的美，却又对它们描述的著名故事毫不了解。

　　我想亲自看一看武梁祠的石块。我的中文这时候已经可以应付旅行和日常会话了。一位美国妇女朋友表示愿意陪我旅行两个星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作在山东其他地方考察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地武梁祠相当远，是在山东的西南端，我们换了一次火车，一次公共汽车，住了一晚，最后还有长长的步行才到达。

　　那武梁祠的石块，在墓地的大平原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乱堆着，大大小小没有一定次序。有些只是旁边有雕刻。有些则在前后或前边和旁边雕刻。还有独立的石柱。最使我惊奇的是那些有三角顶部的大石块。我原先期望看到的石刻展览却并不是艺术品的展览，而是建筑物构件的大杂烩！建筑！什么样的建筑物？地上的还是地下的？有多少？有可能重建它们吗？

　　这个主意使我着迷，过了几年我回到剑桥后确实担起了这个任务。研究这方面的出版物非常有意思。我实地考察时真是傻得出奇。我想象中的重建包括以下四个步骤：（1）搜集尽可能完整和清楚的全套武梁祠石刻拓片；（2）以统一的大小把它们拍下来；（3）切掉多余的边；（4）在桌子上边把照片像七巧板那样移来移去，直到三角墙都相配，装饰的边都对上，把那三座前脸空着的佛龛的边墙和后墙尽可能地拼在一起。我在1941年出版了一篇三十六页的文章，对我的选择和决定进行了解释。（注5.）

　　由于那些拓片已经是世界著名而我关于重建实体的建议是第一次提出，使我在有限的学术领域中有了名气。这真让人兴奋。我对中国艺术的美学兴趣现在已相对武梁祠石块这祥的考古遗存的建筑设计的欣赏结合在一起。这里明显有梁氏夫妇的影响。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注1. 摘自梁思成未发表的手稿《寻找华北的古建筑》，1940年写于昆明，现在作者处。注2. 在梁思成回到北京以后，他立即写出了关于他在正定发现的这些和其他古建筑遗存的初步报告，并很快在《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9月号刊出，两三年后他带了另一个小组去那里对他在正定的发现做详细的调查研究，进行了仔细的丈量和拍照，写出了详细的文字说明并已付印，但1937年日本侵占北京时手稿和图片均告遗失。注3. 引自《寻找华北古建筑》，第24－25页。注4. 原文如此。据梁思成自己的说法，“安济桥大券小券的砌法，出我意外的，乃是巴比伦式的并列砌券法。”这就是说，这桥的砌法是不同于罗马和后世的砌法的。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第242页――译者汪。注5. 见费慰梅《‘武梁祠’祭坛》、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专刊第六卷第一期，1－36页，重印于《复古的冒险旅行》，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麻省剑桥版。

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尽管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刚刚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东方部主任。那座磨坊是简陋的单层房屋，围着一个悦人的方形天井。过去在山溪旁有许多座这样的小磨坊，但汾州使用现代机器的磨面工业的发展使他们大部分都歇了业，其中也包括我们那座。当地卖的一种面条，说明有些磨坊仍然在运行，这种面条是很好吃的，可差不多总是掺有磨盘上下来的砂子。

　　那从附近的山上一泻而下的溪流经过的山谷长满了杨树。那斑驳的树荫、汨汨的流水和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天也能保证住在里边的人享受到凉爽。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峡谷上端给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小小的避暑地。在那里他们从华北各地来举行一次夏日度假聚会，然后再回到他们分散而且常常是孤独的住所去。

　　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字典和其他书籍，一盒盒的“方块字”，一叠叠的图画纸、颜料以及根据特别安排带来的一位向导，他过去是北京政府的一位小官吏，能够在我丈夫研究清代文献中充当助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在乡村里过得很不舒服。他嘲笑当地人，把他们的方言看成是“鸟叫”。他在白天里忠于他的职守，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够熬到落日时得到一大杯汾州烈性酒。他是试用的（对我们来说），可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傍晚喝酒以后就把审案子和其他旧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他的话很相信，这些话都是用中文讲的。梁氏夫妇的到来大大地活跃了他的生活，然而他们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我们四个人很快开始投入建筑方面的考察时，他高兴地回北京去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当地的主要民居――那些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黄土地是中国北部许多地方的特有景观，它是由不知多少世纪中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尘埃形成的。那同样的粒子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成为考古发掘中易于加工的介质，它的最大优点是，当被切割或铲去一块时，它会形成直上直下的断面，而不是滑下来成为斜坡。我们的峡谷壁就是陡峭的黄土悬崖上面挖成的圆筒拱顶的房间，甚至是几个这样的房间组成的房屋，还用砖砌了边。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村庄，农民们从这里面出来上到顶层去播种他们的庄稼。

　　这峡谷两边的悬崖都是由山上泻下来的激流切割出来的，顶上是平的，这使我想起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方山。这里的地形很像通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入口，上面是耶美兹山，极目向峡谷下面望去，越过平原远处就是圣?克里斯托山脉。

　　峡谷的生活中有不少简单而又聪明的小噱头。小孩子们把拴着的家庭羊群从一块放牧地赶到另一块去。那奔腾的溪流对他们不是障碍。山羊和孩子在用两三根木头精巧地井排搭成并厚厚地盖上一层草泥的桥上跨越。至于大人，侍弄土地、割草、收获全是体力活。美国的家庭种植者应当向他们学一点中国的先进技术。当他们右手拿着小小的弯镰刀俯向一行行庄稼除草时，左手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支撑着全身重量，其结果是工作进展了，腰酸背痛减轻了。

　　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就像每一个初到峡谷的人一样，她首先谈到的是在这个干旱地区令人惊奇的流水的存在。当然会有关于它的神话了，“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注1.）”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我们四个人很高兴地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土的汽车去。费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工作，而思成则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

　　徽因在她文章的开头谈到一些附近的寺庙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发现。她说龙天庙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轴，以门楼为其南端。这种格局各个寺庙都差不多。但我们在走过门楼里的圆拱后回头望去，就看见在拱顶之上有一个露天戏台向里朝向天井。徽因写道：

　　　　“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设有向外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帷幕可分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注2.）”

　　中国歌剧的表演团体走遍了乡村给村民们演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使得那些歌剧到处流传并引人喜爱。寺庙中面向里边有围墙的天井的戏台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思成认为我们在附近的考察是对我们有用的训练，但他又急于去追寻更大的目标。就在一年多一点点以前，汾水下游离我们大约70英里赵城附近的广胜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一种现存的最早的出版物），使这个寺院在学术界大大出了名。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寺院本身也很可能是宋代的。这真是够激动人心的。

　　那距离看来就不足挂齿了。我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赶到那里。我们在偏僻的峡谷里所不知道的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来缩短南去的路程。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北上征服山西的军事入侵。为了打破这种威胁，阎锡山狡诈地从德国购买了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包括铁轨和火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唯一通道是汾水东岸的公路。阎锡山决定用他的本省军队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以此来对付蒋介石。这个计策谋划的是阻止标准轨距的车辆进入并同时阻断汽车通行。

　　那终于传过来的告警消息，未能稍稍减弱我们前往赵城的决心。我们确曾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快乐的美国司机，我们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建工用具和个人的行李都装了上去，但是滂沱的夏雨已把黄土路变成了烂泥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了10英里，还没有到河边。于是我们只好卸了车，祝那位司机回程一路平安。附近有一座我们前几天在一次无忧无虑的建筑考察中照过相的寺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部搬到那儿去，在天井的走廊里露天支起了帆布床，那寺院的围墙就替我们档开了外边好奇的观众。他们很快就发现对面大门上的矮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我们的有利地形，但那时我们已经累得没法去管它了。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算是向介休前进了15英里。傍晚时候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副可怕的景象。那生了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就安在公路上边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它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3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过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4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过日子。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天继续下了一些雨，我们就在他们那里呆了两天，当然食宿是付钱的。我们在泥泞中跋涉了30英里之后，这当然是很好的休整了，那专注而又不屈不侥的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调查是不可能的。

　　特里基夫妇用他们的祝福欢送我们去赵城，并建议在那里到另一个传教士罗姆克小姐那里住一宿。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思成，尽管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已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序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它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去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这时候我们真是累极了。僧侣们鼓舞了我们的情绪，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饭，并让我们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支帆布床。梁氏夫妇选择了大殿里边，他们这样就能睡在大佛的庇荫下，一眼就能研究顶上的建筑物。我们则情愿睡在小钟楼护栏里的露天平台上，这样抬头就能望见灿烂的星空。

　　在早上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方法已给这座美丽的古庙选了一个多么合适的地点。在北面后山，山坡挡住了凛冽的寒风。在山下，就在大门外，地下的泉水喷出来，汇成一涨清澈的水池。

　　水的神灵是龙，每发现一处这样的清泉，附近必有龙王。人们会想到近处一定有他的神龛。是的，和下寺并排，俯视着水池的是龙王庙。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出色景观。它比通常的龙王庙大得多，有两层屋檐，建在一处高平台上，由下层的檐子下延续的游廊围绕着。里面，龙王（他多半像王，不怎么像龙）端坐在王位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周围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它们不是表现通常的宗教内容，却画出一些世俗的主题。其中一幅画的是演戏的景象。它显示出着了装的演员，脸上以传统的办法着了色，也就是后来中国歌剧中常用的脸谱。它的注文中指明的日期相当于元代的1326年，也就是中国戏剧最后成形的时候。它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罕有的公元1149年的佛经使得梁氏夫妇希望庙宇本身也许建造于当时或相近的年代，他们根据自己的检验还是得出结论，两座寺院都是建于14世纪，或元未明初。一种独特的建筑特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首先是在下寺。徽因是这样描述它的：“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与梁头相交，……在平面上，……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注3.）”思成对于设计了这种支撑屋顶的梁架结构的14世纪“建筑师”十分欣赏，说他在别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机地使用木结构。

　　爬上通向上寺的陡坡，我们就到达了一处极好的风景点，从霍山山脉南端就能看见。往庙里去我们要经过两座大门洞。出了第二座门我们就来到了天井当中的高塔。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的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当梁氏夫妇了解到广胜寺原建于唐代，后毁于1303年地震，1319年重建，因此可能模仿了某些原始建筑的设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对我们指出他们曾在下寺中欣赏过的同样的有创造性的桁梁结构。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那在各个大厅都占主导的美丽的佛教雕刻艺术。

　　那八角的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烨烨发光。当我们察看那植根在底层的大佛时，那内部盘旋而上的阶梯的最初几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是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大约有三英尺高和两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隔这么一会儿我们还能够用手和膝头爬出去从那墙上的小口子观赏这高处的奇景。我们没有弄清到底是谁在何时设计了大佛的内部，据记载，唯一和宝塔有关的日期是，明代的1515年塔身覆盖了琉璃瓦。

　　当我们下到下寺去和僧人们告别并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大殿的四壁新近进行了粉刷。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使人难堪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1927年僧人们把大殿两边墙上的壁画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来维修寺院建筑。看见我们不高兴了，他们又辩解说当时寺院的房子已经记坏得这么厉害，要是不修房子，壁画反正也得损失掉。这是不是一种要建筑学家们安心，说保存建筑物就是出卖壁画的正确动机的狡猾计谋？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多伦多的一家展出了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大家都知道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这些僧人拿艺术珍宝换取金钱仅仅是为了保存建筑物吗？

　　回到峪道河的路程又用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比起往南去的那一次，就不那么艰苦了。我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讨论这一点和其它大家共有的经验。我们要记住的建筑瑰宝是那些寺庙，除此以外还有在常家庄那一晚住过的有带雉堞的高墙的两层楼房，那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们都很珍惜在那豪华的住宅里面住上几个钟头并考察在山西当地可能是唯一的建筑的机会。

　　至于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们一路上同外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家的反应就不同了。费正清和我很高兴和传教士们的交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在那并不广泛受欢迎的人群中仍然显得孤芳自赏。对我们来说，这是了解传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暂时光。思成却不这样看，他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诸如那可笑的铁路路基和阎锡山士兵们铺轨的情景，那怒气冲冲的人力车夫，宣称他们必须每三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停下来吃饭，那些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的僧人，很可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回到北京并像从前那样又住到邻近粱家的住宅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注1.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281页。――译者注

　　注2.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09页。――译者注

　　注3.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27页。――译者注

13．日本的入侵

　　在1934年年底之前，思成满意地从商务印书馆（注1.）收到他关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的两卷书，由徽因作序。一卷是清代的文献，由思成编辑和重新安排了次序（注2.）。另一卷则是他经过艰苦的考察和问讯工匠的口述对《做法》及其它文献的理解（注3.）。两年前完成的这两卷书的研究工作，是他决心掌握中国建筑进化规律的第一个基本步骤。他已完成了自我教育，现在他可以把自己的理解传给别人了。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盒装礼品书。我们永不会忘记他那通常平静和自我抑制的面容是如何因自豪和欢乐而闪光的。

　　他的书的出版确立了他作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的地位。关于营造学社开拓性的考察旅行和他们在野外考察中发现的古建筑的传闻开始传播开来。首先，私人朋友们来到办公室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其次营造学社的《汇刊》带来了更多的中国来访者。《汇刊》也开始有了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读者。建筑学家和其他感兴趣的个人从远方跑来看学社的工作，提出问题，表示钦羡，在许多想找梁思成的人当中，有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系主任乔治?劳利教授，他对中国的艺术和建筑的兴趣驱使他访问北京，梁氏夫妇给他的印象尤其深。

　　思成和徽因不仅珍视他们所发现的伟大建筑，而且也珍视为这些建筑增色的优美的雕刻和其他装饰。有一个时期，思成曾想为未来的建筑师和历史学家编一部关于中国建筑细部的参考指南。它将以保存下来的实物照片做插图，用这种办法来保存受到工业化威胁的传统建筑工艺。在1935～1937年期间，思成和他的天才的学生和同事刘致平完成了讲述台基、石栏杆、店面、斗拱、琉璃瓦、柱础、外檐装修、雀替和藻井等十个部分。

　　1935年初南京政府决定，山东曲阜的孔庙需要修缮和养护。思成的知识和技能使他成为这一重要工程顾问的首要候选人。7月他向政府递交了他的调查报告，提出修复的建议和费用估价。同年他任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顾问。古都的许多寺庙、厅堂、高塔和门楼得到了修复或加固。修复工作使他忙得连他考察乡村地区找寻遗存的古建筑的主要目标都顾不上了。

　　就在思成外出忙于他的顾问工作的时候，徽因突然发现她的肺结核病又犯了。协和医院的大夫要求她卧床休息三年。她跟他讲好只休息六个月，请了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搬进来住，照顾她并主持家务，这样她就可以和家人呆在一起。有护士来帮她抵挡她自己什么都要费劲去管的倾向，徽因就能集中精力写作了。她在尽力捕捉构成她许多当前情绪的那些消逝的梦想、感情和见解。

　　“听到我所熟悉的曲子，那时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女孩，乘坐着一条船，穿过印度洋回家，那月光、舞蹈表演、热带的星空和海上的空气一起涌进了我的脑际，而那一小片被称作青年时代的东西，和一首歌里短暂的轻快片断一样，像梦幻一样地迷住了我，半是忧愁半是喜悦，我的心中只是茫然若失。”

　　到夏天，徽因的主要文学批评家和欣赏者老金报道说，“她刚刚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有节奏地展开一个接一个的美丽情节，直到高潮到来并沉入某种遥远和崇高的境界之中，但这里也包含着对徽因六个月的隐居生活即将结束的暗示。“她当然对一些事情是担心的，如果不是对什么特定的事情担心的话，她肯定是在一般地担心一切事情。她不久就要到北戴河（北方的海边避暑地）去。”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徽因从北戴河写信来说，“这里的天气是无可挑剔的。和平、健康和财富实际上到处可见，而海又是多么好！我遇到许多梁家的亲戚，这对我的身体不利。我感到我的身体已被肢解成一小块口小块的，再也不能把它集合成为一个整体了。我已写信给思成，让他劝你们到这里来过一个周末。”

　　我们未能应邀前往。后来徽因对我们解释说，我们没有去使她很失望，但又是松了一口气。那庶母，梁启超的第二夫人，她管理着老宅，也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梁氏大家庭，坚持说我们不能去。她对我们唯一的反对意见是我们是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我们在梁家睡在一起，有可能发生一件可怕的意外事故――本来应当是梁家的一个小孩可能误入我们家。

　　在几个月的卧床休息和海边度假之后，徽因本来应该更健康地和更乐观地回到北京。可是没有，她遇上了一场灾难。她的同父异母小弟弟林恒，一个安静而认真的小伙子，从福建来到梁家住着，准备投考清华读机械系。她很喜欢他，但在她不在的时候她妈妈和这个孩子的关系变坏了。

　　妈妈的仇恨是很深的。她为她的丈夫生的哲嗣已经夭折。但那二房的妾却生了好几个儿子，并赢得了她丈夫的欢心。现在取代她死会的孩子的这些儿子中的一个作为一个健康的少年跑来住在她家里，她当然是受不了的。徽因夹在当中了。

　　“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的同父异母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

　　“晚上就寝的时候我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人，但是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

　　一场民族悲剧正在逼近中国，那将会压倒过去的不幸。已征服满洲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向长城以南进犯。他们巧妙地避免了赤裸裸的入侵，但他们的大军车和飞机却吓坏了乡下人。1934年他们强使南京政府同意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规定为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中国傀儡政府。这一有限的“和平”行动促使日本人在1935年把他们的不流血征服扩大到覆盖从山东到绥远的华北五省的中立区。一项由北京驻军司令宋哲元奉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签订的协定，使中立区成为正式的。兴高采烈的日本人很快就继续前进，鼓吹建立一个自治傀儡政权华北国。

　　北京的气氛很紧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天津之间的重要铁路枢纽丰台，先是进行“只是为了万一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的演习”，后来又把满载兵士的两辆军车开往更远的保定府以“试验卡车”。

　　对梁氏夫妇来说，这是沈阳岁月的痛苦回忆，那时日本人每年都要进行“攻占城市”的挑衅性演习。又一次面临把中国领土拱手让给日本人的羞辱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徽因的反应是，“我知道我所热爱的朋友都具有道德上的勇气，但我们都缺少天真的热情和能使事情改变的莽撞力量。你认识我最老和最好的朋友志摩吧，但他已死于一次小飞机的失事。他做的和为之战斗的要比说的多――而他对此谈论得真不少！他在稳健派当中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因素。”同徽因的沉思相反，思成已准备面对现实了：“在中国，这一代人中已无建筑学研究的余地。时代要求更带根本性的行动，面对这更大的问题，那训练一个人干别的事的教育应当毫不犹豫地抛弃掉。”

　　最后，不是徐志摩或梁思成这一代，而是北京的青年学生面对日本压力采取了行动。领袖们是燕京和清华的学生，许多人是来自满洲。他们秘密地把他们的大学同学和城里的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帮助了游行的组织者，并组织了一批其他外国记者来采访。12月 9日斯诺写道：

　　　　“不顾警察和他们自己保守的父母的阻拦，成千上万穿着兰衣服的年轻人高歌游行，前往紫禁城。显然没有想到会有外国人，当地的警察只作了半心半意的和间歇性的干预……忽然间来了一队穿黑色夹克的政治宪兵，为首的是蒋介石的一个侄子，他们冲进队伍，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男孩子和女孩子。（注4.）”

　　徽因的同父异母的小弟弟林恒遭到了毒打并失踪了十二个小时。思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北京医院里受伤的学生当中寻找他。徽因则在家里打电话，探听她弟弟的消息。她得不到他的消息，但是关于最后一批被赶出城的学生的消息却是大量的，他们都被凶狠地殴打，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遭到鞭子或其它武器的追赶，直到他们四散逃窜出城到附近的小学校里。最后到半夜里林恒总算和她通了消息。她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在他恢复过来以后，那孩子关于他同家里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

　　在千千万万参加第一次游行的学生当中，还有一个梁家的成员、思成的同父异母妹妹思懿，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第二天家里才知道她也遭到了入鞘的刺刀的毒打。对她来说，那次经历的震动是持久的。后来她成为一个热心而活跃的共产党员。

　　这第一次示威游行对于整个年轻一代具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全国都举行了示威。12月16日，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又举行了示威游行。许多人受伤，将近二百人被捕，但一个星期之后又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这回是第一次提出停止内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学生示威游行和他们号召各界支持的同时，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也加强了。东京为之震惊。当时他们对战争还缺乏准备，于是召回了策划过沈阳事变和华北分离运动的坂垣将军，日本外务省和军部都发表了否认武力侵占中国意图的声明。日本人不得不面临一个事实，即他们要想达到他们在中国的目标，唯有大规模入侵之一途。当这个侵略到来之时，最后蒋介石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把国家投入全面抗战。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说是京城印书局。――译者注

　　注2. 梁思成《营造算例》（清代建筑计算规则），营造学社，1934年北京版。

　　注3　《清代营造则例》，营造学社1934北京版。

　　注4.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兰登书屋1958年纽约版，143－144页。

14．喘一口气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 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

15．胜利和灾难

　　1937年初夏梁氏夫妇发现的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高级奖赏――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梁氏夫妇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这个决定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看到了五台山。

　　顺着这“非常规的”路途只走了几英里，他们就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的跟前，后来这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这就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

　　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最初印象的（注1.）：

　　　　“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一小块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注2.）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注3.）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注4.）”

　　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 ――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注1. 摘自梁思成：《寻找古建筑》。

　　注2. 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译者注。

　　注3. 紧接于公元845～847年大批处决佛教徒之后。

　　注4. 据作者原注说出自梁思成著《寻找古建筑》，但原文未找到，故译文仅据其它资料核对了一些专门名词。――译者注》

16．逃亡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管起来。一张匆忙写成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老金后来写到过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

　　徽因写道：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

　　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

　　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

　　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

　　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

　　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

　　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

　　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

　　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

　　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

　　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

　　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

　　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

　　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

　　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

　　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

　　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

　　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

　　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

　　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

　　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徽因的话，说什么没有积极的战时工作，“我们实际上是‘战时厌物’”，尽管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中间普遍流行并经常谈论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高级技术的人们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是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学者们不能当兵，而是应当整体地保留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例外，都被关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本人的实际战斗就落在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被抓壮丁。

　　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它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

　　“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进行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

　　他们自己亲爱的“家庭成员”老金就是其中的一个。联合大学中他领导的系临时在离长沙一段路的南岳组建。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长沙被炸的消息，而当梁家已启程前往昆明后的五个星期他仍然留在湖南。他写信给我们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当梁氏夫妇在12月8日把五口之家塞进天亮之前要从长沙开往昆明的超载的大汽车时，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在离开一个大迁徙又参加另外一个。大批从广州和东南其它地区来的难民也在涌向昆明或战时陪都重庆。

　　在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梁家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冰冷的天气中搂着小儿子坐车的徽因还一直在欣赏那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美景。到达晃县以后他们才得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以迁走空军学校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城里很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思成毫无办法。他怀着极大的焦虑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见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传出有人拉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是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敲了敲门。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八位学员，他们是在等车到昆明去。他把他的严重问题告诉了他们：有重病人却没处可呆。年轻的空军学员们欢迎了他们一家，挤到一起去给新来的人腾地方。

　　奇迹还不止此。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曾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这样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不同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里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孩子们的爸爸做了他们的玩伴。他教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河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

　　梁氏夫妇在这里开始的、和八位空军学员的亲密友谊，后来在学员们到昆明进行最后训练期间和作为飞行员的战时勤务中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父母都在沦陷区。他们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热爱着。

　　两个星期以后徽因的烧退了，很快就来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准备开往昆明。“我们的旅行重新开始了，”徽因写道，“情况糟透了，从凌晨1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外婆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凉的贵州大山顶上――没有汽油了。全家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我们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让进去过夜。”

　　叙述到这里，徽因对路途的其余部分用一个生动的段落就匆忙讲完了。“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经过这么多的“故事”，梁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达了昆明。他们本来在长沙上汽车时准备进行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

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管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则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管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并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管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 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则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记与此不同。――译者注

18．离昆他迁

　　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33年（注2.）李庄。

　　在从重庆和成都回来以后，思成以新的热情投入了学术工作。他现在有了教育部的资助，他在没有被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赶上之前，不仅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支付刘敦桢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尽管困难重重，但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书成为李庄研究人员攻读的重点。在相关领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学家思永全家都迁来此地，李济和别的老朋友也在，虽说他们搞的是自己的调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关系。

　　除了安排好家务事以外，思成从那很完善的图书馆里带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书籍，恢复了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汉代历史方面帮助他。他给我写信说：

　　“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奋地熟识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谈到他们时简直就和谈论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样！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至脾气秉性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现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将会成为在汉朝研究方面特别有学问的年轻女子。就是现在，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

　　“她计划从汉代历史中给你抄一张有关描述实际生活的壁画的摘录。看起来汉朝人特别喜欢在墙上或隔板上画画，她对此做了很多记录。她甚至认为汉朝人画画的本领比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见到的还要大。把图画刻在石头上有时候必须采用建筑上的表现手法，人显得胖，风度不那么优美，特别是在那些浅浮雕上。从你的一些拓片复制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动态的马和狗的漂亮的单线图。试想一下假定这些线条用毛笔画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的墙上，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妇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这是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1934年我曾对该墓地进行了访问。我关于把散落的石块加以整理的设想最后产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议。

　　思成对于我寄给他的版本的反应使我很受感动。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兴趣，因为我不仅是如我原来想象的在处理你在搞的一些图片，而是你已对研究汉代建筑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不仅是处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对于汉代墓葬遗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观点……对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参考物和你的计划得以实现及无可争辩的手段上的彻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赞赏……你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佛教传人之前的中国，这类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当时宗教观念的体现。在这个观念中，宇宙、方向、道德（过去所作出的许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过去的帝王）、战功（战斗场面）、五行观念、对学习的喜爱、对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当时必定是整个的宗教。这佯的一个小小的祠堂所说明的居然能比许多页历史书所能叙述的还要多，真是令人惊异。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论点）。――【徽因自己在这里加了一行】‘一个没有主神、没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画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却有着人类基本要素和德行有节责地融成的浑然整体。’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给中央研究院许多要求读它的朋友了。李济看了很感兴趣，想要读它。董作宾，他自己曾企图借助于火柴盒从一套拓片重建一个墓室而最后认为徒劳无功而放弃了，对你的坚韧和成功称羡不已。”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 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注1. 指公元1941年，――译者注

　　注2. 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诗原续1948年5月《文学杂志》2卷12期。――译者注

19．陪都和村庄

　　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的时候，费正清和我都在华盛顿政府内供职。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从日本人侵占东部省份以后，从美国到“自由中国”去就只能通过印度，从那里坐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费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发，沿着南美洲海岸坐短途飞机下行，然后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最后飞越“驼峰”到达昆明。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费正清认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

　　过了一个星期，他继续飞行，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去上任。

　　战时的陪都对于费正清和许多美国人来说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国人大部分在接受战时任务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地方不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刚刚离开的华盛顿相反。重庆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会合处边缘陡峭的半岛上，是一个遥远的上水河港，从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日本空军周期性的狂轰滥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变为废墟，而为了紧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从废墟中造起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房和住房，比峭壁边上竹篱笆糊泥的窝铺也强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条件使情况更为严重。冬天多雨，彻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湿和炎热比之华盛顿更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手段。甚至洗涤用的水也不够用，许多家庭只能从几百级台阶以下才能从污浊的河里打到水。

　　重庆及郊区农村人民，就像中国其他部分的人一样，五年以来表现了战时的很大忍耐力。那早期对日本人入侵东部的狂热的和英雄的军事抵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已下降为和长期忍受军事僵局相适应的消极抵抗。这种忍耐包括每天按照新的程序来工作和生活。它要求学会每天在日本轰炸下生活，一听见警报就跑到山城石壁下的防空洞去躲避。它也包括学会和四川人相处，或者反过来说，四川人学会和“下江人”相处。

　　近几年来由云南表现出来的中国西部的偏狭观念，在四川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四川人和来自东部城市的同胞们的关系上面，他们作为战时难民上溯长江西行一千五百英里来到此地。四川盆地是由保守的地主统治的富饶的和良好的水浇农田。它的丰富出产能够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而它的河道周围的大山屏障又成为阻隔日本军队的天然马奇诺防线。在战争的头几年，政府部门、研究所和大学纷纷从东部城市西迁到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四川，甚至比迁徙到云南的还要多。同时，平民百姓也尽可能用汽车、火车和轮船甚至徒步，海潮般地涌向这西部的避难地。也有少数到了西北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上海和内河港口的企业家们则被鼓励拆卸他们的工厂，把机器装船上溯长江运到四川。尽管有这样英勇的努力，那大量涌入的人群能够带到西部来的物资或资本还是相对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就像云南人一样，把“下江人”看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思成必须不时到那里去谋求政府资助研究所的资金。从李庄到重庆要坐下水船走好几天，既艰难又费时间。当他到达重庆这座拥挤的城市后，他的大本营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为外地的研究中心负责人临时到陪都来办事提供伎宿。这是一所简陋的、混乱的招待所，常常是住得满满的，只提供集体住宿――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

　　费正清把这里描绘成“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然而它终究提供了遮蔽风雨的屋顶和会见来自远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会。显然没有人会指望在战时的重庆能找到一座豪华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齐干净的小客栈。。

　　1942年9月末，费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钟之久。“他曾经来此地筹集资金，干得相当不错。从教育部和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都得到了更多的赠款。”

　　费正清一在重庆安顿下来，梁氏夫妇就热切地等待着他去看他们。思成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费正清对李庄的访问推迟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个老朋友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他“破轮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没打防疫针的美国人病倒的中国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时间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等跑来跑去地奔忙着。那么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吗？恰恰相反。在费正清离开以后徽因给他写信说，她仍然“处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开玩笑和嘻闹我早已不习惯了，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半严肃的、不拘礼节的隐喻和议论，是非常动人心弦、极其讨人喜欢和十分甜蜜的。”

　　他亲眼看见了梁家的困难，于是保证今后给予帮助并劝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储蓄我们的赠与以及他们卖掉自来水笔、手表等等东西所得来的外快。一个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费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好转起来。11月26日她写信告诉他，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在他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遗存的26幅画，配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庆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徽因写道：“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思成很高兴他的营造学社已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于那些有办法有权力来支持这类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说已被认为是干这项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他现在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的小跑，已被迫进入了管理者的职位，一个掌管营造学社经营方面事务的人，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

　　她所报告的思成的工作终于受到赞赏和其它的好消息一同来到。思成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待事物的态度变了，恰巧有一些小事使她感到很舒服，而许多事情过去曾经使她很恼火。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切理由可以庆贺梁家生活方式和前景的转折。

20．贫困的压力

　　然而，在如思成所描绘的“谁都难得来到的可诅咒的小镇”李庄，生活永远不会平静。1943年2月底，在逃难来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正像徽因在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历史文献研究负责人刘敦桢宣布他将离职。他已在营造学社干了十年以上，现在和思成一道担负着领导责任。

　　徽因说：“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帐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从外边来的一位显要的来访者，使得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并把注意力从日常的争吵转移开。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作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来华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后来在他回到剑桥大学以后，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尽管在他整个访问期间徽因还在卧床休息，她还是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馆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许多人指出，梁思成由于成功地把陶孟和博士（中国高级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显赫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拉到一起十分友好地握手，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件事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做成而更具戏剧性，它刚好是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金。后来梁夫人写信给在重庆的费正清博士，叫他放心，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

　　“这次和解的准备工作还得归功于这么一点，有些人以深深卷入别人的每一桩个人事务的癖好而著称。

　　“在读过托尔斯泰关于1805～181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人类活动的浩繁记录之后，我必须承认，在李庄或重庆，在昆明或北平（北京）或上海，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的人类活动同《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陌生的俄罗斯的事情是何等惊人地相似。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容忍这一切算了――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人。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梁家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使费正清只得写信给在昆明的老金问计。老金回信一开头就说“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接着就叙述了他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也许是费正清的一封家书的复印件，促使徽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情写信给他：

　　“顺便说说，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很广，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思漫游记》中文译本。”

　　孩子们，再冰（宝宝）和她的弟弟从诫――在家里仍然叫他的小名“小弟”，尽管在梁氏夫妇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她的书信中很少提到。有一封很生动的信简短地写到他们在十四岁和十一岁时的生活：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思成曾把儿子带到重庆，孩子在那里考上了两所中学，他在两所当中选了他有朋友的南开中学。老金说，“他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