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 -- raindrops

22．战争的结束

　　思成到重庆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费时，一项战时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时间延长。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们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该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我在1945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回到中国时，思成正在重庆执行他副主席的任务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势发展很快。俄国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原子弹扔到了广岛。中国报刊上关于“原子弹”（陌生的中文名称）的标题很吓人。谣言说它大得吓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教授（徽因信中写到过他），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众的许多问题。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江对岸山上群灯亮起。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经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型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场。在空中飞行15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江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和我长谈多次，相互诉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她的女儿宝宝已经十六岁，现在人们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娇小、女性化和内向的。在单调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当她从学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闻带到她母亲的床边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轻松。徽因和从前一样，还是生活在她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麻烦和阴谋之中，即使他们只是处于和宝宝同龄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庆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永，他是一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因肺结核而卧床四年，由于读书和写的东西有人阅读才在此期间保持高涨的情绪。这两个人的长期卧病并非例外。而且，在一个没有医院、只有一个靠步行看病的现代医生的边远小镇，当然会有悲惨的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馆的李济五年中死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儿，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妻子也死于肺结核。

　　除了物质上的困苦和当地居民的仇视以外，还有使这种社会必然成为牺牲品的内耗，既有嫉妒也有争吵。甚至还有更加精细的文化上的冲突。例如，从上海迁来的同济大学，曾是德国人创办的并且由德国留学生供职，而中央研究院人们的学术渊源多半是在美国。这就使得两部分人关系有些冷淡。

　　学者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居然还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并准备在战后纸张和印刷条件都具备的时候到上海去出版其成果，真是不简单。但思成决心不等待，即使使用当地被称为“人工平版机”的原始技术也在所不惜。思成和他的年轻同事们用他们的手工技巧以此方式出版了最后两期的营造学社的《汇刊》，每期印二百份。

　　徽因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她的身体的病痛和无休止的家务事之间挣扎，而且还有必要的第三点，就是她对写作和研究的浓厚兴趣。这三件事同时争着要她注意。关于她的健康，她写信给我说，“使我烦心的事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然而她的工作是有期限要求的，她在写作中的民居建筑方面的文章要登载在营造学社的《汇刊》第7卷第2期上。最后，随着冬天的到来，“那些伺候了我们九到十年的破袍子烂衣服必须拿出来修补了。思成要到重庆去，他的东西必须先补。去年冬天他在重庆把它们磨损得这么厉害，它们就像大战后的军舰，必须拉到干船坞去大修，有些被鱼雷或炸弹毁坏得这么厉害，要修理还真的要很大的技巧。”

　　她加了一个热情的附言：“你不能够想象现在的寂寞同你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同一个院子里度过的热闹时光的差距有多大。”费正清很快就要离开华盛顿回重庆去。我们两人都要去使她渴望和思成一起来跟我们团聚。“这开始有些像旧时了。”

　　她后来写信给费正清欢迎他去，还说：“告诉费慰梅，我上星期日又坐轿子进城了，还坐了再冰的两个男朋友用篙撑的船，在一家饭馆吃了面，又在另一家茶馆休息，在经过一个足球场回来的途中从河边的一座茶棚看了一场排球赛。

　　“头一天我还去了再冰的学校，穿着一套休闲服，非常漂亮，并引起了轰动！但是现在那稀有的阳光明媚的日子消逝了和被忘却了。从本周灰色多雨的天气看，它们完全不像是真的。

　　“如果太阳能再出来，而我又能恢复到我那样的健康状况，我就会不管天气冷不冷，哪怕就是为了玩玩也要冒险到重庆去。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衣服整理好和缝补好准备走，当气氛适合的时候我收拾行装来找你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天口直在下雨……而且也没有船。显然你从美国来到中国要比我们从这里去到重庆容易得多。”

　　“就是为了玩玩”，一有了船，她就和思成一起来了。这是五年来她第一次离开李庄。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呆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在遮身的片瓦都难以找到的重庆，我们居然在美新处宿舍分到两间房。那是一座原始的建筑物，一排很小的房间并排面对着一条长廊。每一个房间勉强能放下一张椅子和一张铺着蒲席的木板床，我们两间房当中的一间角上居然有一个小小壁炉，很像我们在新墨西哥州看到的那一种。我们把一张窄的帆布床推到隔断墙边，做成一个沙发，盖上一条手工毛毯，上面再挂上一幅从西安带回来的美丽的唐马大拓片。用不到什么想象力，人们就能看出它是一间小小的起居室。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

　　当她能受得住的时候，我们把梁氏夫妇都带去看了一场戏和两场电影。思成必须回到他在李庄的营造学社去，因而错过了最可纪念的一次晚会，而徽因和她的年幼的儿子都参加了。那是乔治?马歇尔将军为执行和平使命而来到重庆后不久在美新处总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所有中国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以及包括俄国人在内的经过挑选的外交代表受到邀请并被欢迎。那真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日本已经投降而中国内战尚未爆发。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之后，盼望真正和平的气氛弥漫在空中。各种不同的人们可以暂时忘记他们的图谋和担心而欢度今宵。

　　酒过三巡，俄国人显露本色，开始唱歌。也许就是这种非官方的轻松愉快打破了国民党的僵硬态度。不少年轻时就认识共产党领袖的国民党官员（比如吴国桢就和周恩来是同学）也出席了，这时候在多年隔绝之后突然相互祝起酒来。当老朋友和老敌人互祝健康时，徽因紧张地注视着这种惊人的重逢。徽因的漂亮年幼儿子小弟，引起了被称为“基督教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的注意。他是那样的高大壮实，而那孩子，偎倚在妈妈身边，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怪物。徽因和他淡了几句，但她更注意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们。他们是从另一星球上来的客人。关于他们，她从国民党那里所听到读到的除了邪恶没有别的――然而在这一环境下，他们和别人一样都是人。

　　里奥?埃娄塞尔博士，著名的美国胸外科医生，当时在战后的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当他知道徽因长期患肺病后，慷慨地答应到招待所的宿舍去看她。在用听诊器做了简单的床边检查和询问她的病史后，他告诉我（没告诉她），他断定她两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她短暂而多彩的生活在几年内，也许是五年，就会走到尽头。我没有告诉她，她也没有问。我想她全知道。

12．在山西的联合考察

　　尽管在华北进行了广泛的搜索，梁思成关于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的梦想却始终未能实现。他现在明白了，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也一定是在某个远离尘世的地方，只有在那种地方，它才能够逃开那种毁坏建筑物的人为的和天然的恶劣影响的威胁。

　　北京西边的多山的山西省，思成已在它的北部进行过一些考察，是他可能进行搜寻的一个目标。当他听说费正清和我正准备在山西中部度过1934年的夏天并希望他和徽因到那里去看我们时，他就能够在不必担心会离开他的基本目标的情况下接受我们的邀请。

　　他们在8月到来，我们已在靠近汾州（现汾阳）一条淙淙流过的小溪峪道河畔一座古老的石头磨坊中安顿下来。我们的好朋友亚瑟?哈默博士，把他们多年来家居的一座磨坊借给我们在那个夏天使用。他是一个很受尊敬的教会学者和历史学家，刚刚被国会图书馆任命为东方部主任。那座磨坊是简陋的单层房屋，围着一个悦人的方形天井。过去在山溪旁有许多座这样的小磨坊，但汾州使用现代机器的磨面工业的发展使他们大部分都歇了业，其中也包括我们那座。当地卖的一种面条，说明有些磨坊仍然在运行，这种面条是很好吃的，可差不多总是掺有磨盘上下来的砂子。

　　那从附近的山上一泻而下的溪流经过的山谷长满了杨树。那斑驳的树荫、汨汨的流水和磨坊的厚石墙在华北炎热的夏天也能保证住在里边的人享受到凉爽。外国传教士们发现了这个地方并在峡谷上端给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小小的避暑地。在那里他们从华北各地来举行一次夏日度假聚会，然后再回到他们分散而且常常是孤独的住所去。

　　我们从北京带来了中文课本和作业，字典和其他书籍，一盒盒的“方块字”，一叠叠的图画纸、颜料以及根据特别安排带来的一位向导，他过去是北京政府的一位小官吏，能够在我丈夫研究清代文献中充当助手。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城里人，在乡村里过得很不舒服。他嘲笑当地人，把他们的方言看成是“鸟叫”。他在白天里忠于他的职守，最大的希望只是能够熬到落日时得到一大杯汾州烈性酒。他是试用的（对我们来说），可又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傍晚喝酒以后就把审案子和其他旧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对他的话很相信，这些话都是用中文讲的。梁氏夫妇的到来大大地活跃了他的生活，然而他们长途跋涉到这里来终究不是为了取悦于他。当我们四个人很快开始投入建筑方面的考察时，他高兴地回北京去了。

　　我们都特别喜欢当地的主要民居――那些在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黄土地是中国北部许多地方的特有景观，它是由不知多少世纪中从戈壁沙漠刮过来的尘埃形成的。那同样的粒子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成为考古发掘中易于加工的介质，它的最大优点是，当被切割或铲去一块时，它会形成直上直下的断面，而不是滑下来成为斜坡。我们的峡谷壁就是陡峭的黄土悬崖上面挖成的圆筒拱顶的房间，甚至是几个这样的房间组成的房屋，还用砖砌了边。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村庄，农民们从这里面出来上到顶层去播种他们的庄稼。

　　这峡谷两边的悬崖都是由山上泻下来的激流切割出来的，顶上是平的，这使我想起新墨西哥州北部的方山。这里的地形很像通向洛斯?阿拉莫斯的入口，上面是耶美兹山，极目向峡谷下面望去，越过平原远处就是圣?克里斯托山脉。

　　峡谷的生活中有不少简单而又聪明的小噱头。小孩子们把拴着的家庭羊群从一块放牧地赶到另一块去。那奔腾的溪流对他们不是障碍。山羊和孩子在用两三根木头精巧地井排搭成并厚厚地盖上一层草泥的桥上跨越。至于大人，侍弄土地、割草、收获全是体力活。美国的家庭种植者应当向他们学一点中国的先进技术。当他们右手拿着小小的弯镰刀俯向一行行庄稼除草时，左手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棍子支撑着全身重量，其结果是工作进展了，腰酸背痛减轻了。

　　徽因是《汇刊》关于这次野外考察的报告的起草者。就像每一个初到峡谷的人一样，她首先谈到的是在这个干旱地区令人惊奇的流水的存在。当然会有关于它的神话了，“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注1.）”

　　我们在北京和思成在一起的时间是很有限的，但在峪道河他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四个人每天三顿饭都在一起吃，头一天我们就发现他爱吃有辣椒的菜。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饭后他就专心致志地研究当地的建筑，找寻古建筑物，或者翻阅他带来的历史地理书籍来进行准备。他拟制了一个考察计划，准备从在我们北边大约90英里的省城太原沿汾水南下直到赵城，一共搜索8个县。

　　我们四个人很高兴地徒步或骑毛驴考察了附近的寺庙，远一些的地方我们就租传教土的汽车去。费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较简单的工作，而思成则拍照和做记录，徽因从寺庙的石刻上抄录重要的碑文。

　　徽因在她文章的开头谈到一些附近的寺庙并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新发现。她说龙天庙有一条南北向的长轴，以门楼为其南端。这种格局各个寺庙都差不多。但我们在走过门楼里的圆拱后回头望去，就看见在拱顶之上有一个露天戏台向里朝向天井。徽因写道：

　　　　“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设有向外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帷幕可分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注2.）”

　　中国歌剧的表演团体走遍了乡村给村民们演出。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它使得那些歌剧到处流传并引人喜爱。寺庙中面向里边有围墙的天井的戏台为表演者和观众都提供了合适的空间。

　　思成认为我们在附近的考察是对我们有用的训练，但他又急于去追寻更大的目标。就在一年多一点点以前，汾水下游离我们大约70英里赵城附近的广胜寺发现了宋版藏经（一种现存的最早的出版物），使这个寺院在学术界大大出了名。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么寺院本身也很可能是宋代的。这真是够激动人心的。

　　那距离看来就不足挂齿了。我们打算租一辆车，当天就赶到那里。我们在偏僻的峡谷里所不知道的是，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来缩短南去的路程。山西军阀阎锡山正在准备抗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北上征服山西的军事入侵。为了打破这种威胁，阎锡山狡诈地从德国购买了整套的窄轨铁路系统，包括铁轨和火车，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物。从南边来的军队的唯一通道是汾水东岸的公路。阎锡山决定用他的本省军队在公路路基上铺铁轨，以此来对付蒋介石。这个计策谋划的是阻止标准轨距的车辆进入并同时阻断汽车通行。

　　那终于传过来的告警消息，未能稍稍减弱我们前往赵城的决心。我们确曾从传教士那里租来了一辆汽车，还有一个快乐的美国司机，我们把帆布床、被褥、罐头食品、建工用具和个人的行李都装了上去，但是滂沱的夏雨已把黄土路变成了烂泥塘。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才走了10英里，还没有到河边。于是我们只好卸了车，祝那位司机回程一路平安。附近有一座我们前几天在一次无忧无虑的建筑考察中照过相的寺庙，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部搬到那儿去，在天井的走廊里露天支起了帆布床，那寺院的围墙就替我们档开了外边好奇的观众。他们很快就发现对面大门上的矮墙是一个理想的观察我们的有利地形，但那时我们已经累得没法去管它了。

　　第二天我们租了两辆驴车，雇渡船过了河，算是向介休前进了15英里。傍晚时候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阎锡山的窄轨铁路。那真是一副可怕的景象。那生了锈的有轨电车大小的铁轨，就安在公路上边用泥随便铺成的铁路路堤上。由于公路路基本身就没有经过夯实或碾平，铁轨高高低低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一个工人也看不见。这个路段显然被认为是完成了的，我们要赶上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那就还得再往南去。这里的铁路紧挨着河边修筑，迫使我们那敞篷的土造驴车，四个轮子上也就是四块木板那么宽，只好从铁轨后边沟里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行。

　　我们在一所很好的旅店投宿，考察了这座城市。寺庙很令人失望，但街道和房屋却给我们从意大利中部城市移植过来的印象。狭窄的街道上排满了带有雉堞的高墙，而巨大的拱门则是十字路口。我们通过敞开的门道可以窥见一些两层的居住庭院，但是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仔细研究它们。后来我们听说这些深宅大院曾是19世纪山西家庭钱庄的老窝，它们把汇票卖给那些想在中国的各地之间转移资金的官员们。这就避免了在重兵保卫下运送银锭的麻烦并使新的金融阶级得以兴起。

　　第二天我们终于在灵石遇上正在干活的铁路工人。现在我们的困难更大了，因为在我们的需要方面又遇上阎锡山部队的竞争。能够带我们再往南边去的有轮工具只有人力车了，它们窄到足可以通过当地的小道，而拉车的人又能应付临时发生的事故。一切都被征用去搞铁路建设了，但一个聪明的旅馆老板用出奇的低价给我们找来了3辆。我们把行李都装上就徒步上路了。我们需要一个过夜歇脚的地方，我们住过的那座寺院已住满工人、士兵，而当地的旅馆又糟透了。我们只好再向前走，等再走了8英里到了常家庄时，天已黑下来，我们也累极了。我们已无法再走。村里住房的高墙头对我们来说现在已不具吸引力，而是充满敌意。

　　在绝望中我们把一座门楼当成了公用的避难所，把我们的行李搬上去占地方。谁知这里早有兵士们住着，他们很恼火，大吵大嚷起来。最后来了一名少校，他答应在一所私人住宅中给我们一间屋，来换取我们腾空他的房子。我们接受了。那一晚我们就睡在以前在外边羡慕过的高围墙的宅第中一间精致的楼上房间里。它的窗户朝北开向一座内花园，它的门朝南通向一座阳台，俯视着天井里的雕梁画栋。这很可能是阎锡山从一家富有的山西银行家族征用来给他的官员住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急于继续往南赶。但是少校又来了。他显然为思成那绅士般的行为和显赫的家世所打动，坚持要陪我们游览一下城镇。离别时双方的一些礼仪又使我们进一步延迟，我们直到半晌才得以脱身。给铁路建设者们运送给养的卡车把路上的土坑变成了无底的泥浆洞，而为铁路的弯道进行的爆炸又用石头和垃圾堵塞了我们的通路。一辆人力车损坏了一只轮子。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下进展当然很慢了。拉车的人每两个小时就停下来休息和吃东西。到天黑的时候我们还在离霍州（霍县）7英里的地方。

　　人力车夫们知道，正如我们即将发现的，在黑暗中走这崎岖的道路，要拉4个小时才能到达。他们就不肯再往前走了。由于没有希望找到一个像样的地方投宿，我们就买通车夫们继续往前走，并且雇了一个小孩打着灯笼领路，我们自己则踩着泥泞走完全程。奇迹发生了：我们晚上11点走到城门的时候它居然还开着。在城里一个鸦片烟馆里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把我们带到中国内地传教站的男人，到了那里我们大声敲门和报名。一个仁慈的中国基督教老女信徒给我们开了大门。她端来了许多碗面汤使我们一时精神大振，然后我们就躺在帆布床里累得动不了劲儿了。

　　接待我们的传教士是特里基夫妇，一对和蔼可亲的英国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子过日子。友好的欢迎和环境的清洁整齐使我们十分欣慰。天继续下了一些雨，我们就在他们那里呆了两天，当然食宿是付钱的。我们在泥泞中跋涉了30英里之后，这当然是很好的休整了，那专注而又不屈不侥的思成，在雨中又考察了霍州城并发现了一些美丽和重要的寺庙，有些还是元代的，后来他指给我们看了。那些最有意思的当然都被士兵们占住着，要调查是不可能的。

　　特里基夫妇用他们的祝福欢送我们去赵城，并建议在那里到另一个传教士罗姆克小姐那里住一宿。雨已停了，原野在阳光中格外碧绿和美丽。我们的目标即将达到，情绪特别高涨。到那时我们都成了久经考验的步行者了――也包括思成，尽管他年轻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已使他瘸了腿。

　　即使为了给这种差劲的铁路提供合适的路基，这段公路也必须大大加高。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责挖土的工人士兵把黄土装进筐里。其他士兵则负责运土，用扁担一头一筐，穿过来倒在公路上。然后又循环往复。这两个相关的工序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个难忘的景象，它使人想起就是这样的一行行的人没有机器的帮助，用肌肉的力量筑起万里长城和到处都有的城墙和村墙以及像大运河那样的其它工程伟绩。

　　那老是满怀希望的思成，又从当地报上读到赵城城里有一座唐代的庙宇。这天傍晚我们进了城门就直奔那儿。不对了。他的希望破灭了。那是一座晚得多的建筑，而且没多大意思。我们于是离开那里到中国内地传教站去找那孤独的女传教士――年老的罗姆克小姐。尽管我们是不速之客，她还是给了我们热烈的欢迎和饭前的热水澡。她被一些单纯的农家妇女包围着，她们是她从不公正待遇、死亡线上或饥饿中救出来的。从她们的脸上表达出来的对她的爱是很明显的，然而她即使是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也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她那发亮的脸表达了对做出这一切奇迹的上帝的挚爱。

　　我们距我们最后的目的地――霍山山脉南端的上下广胜寺的所在地还有15英里。这就意味着要离开河道，把士兵们甩在后边。这真是那天早上的一个悦人的变化。天气继续晴好，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能看见远山顶上广胜寺的宝塔，它鼓舞着我们前进。直到我们差不多在山脚下撞上它的时候，我们才在落日的余晖中看见了下寺。它的光彩、漂亮的设计以及众多的斗拱说明它是建筑学上的瑰宝，就好像是对我们这一番辛苦的奖赏。

　　这时候我们真是累极了。僧侣们鼓舞了我们的情绪，他们接待了我们，让我们吃饭，并让我们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支帆布床。梁氏夫妇选择了大殿里边，他们这样就能睡在大佛的庇荫下，一眼就能研究顶上的建筑物。我们则情愿睡在小钟楼护栏里的露天平台上，这样抬头就能望见灿烂的星空。

　　在早上灿烂的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风水方法已给这座美丽的古庙选了一个多么合适的地点。在北面后山，山坡挡住了凛冽的寒风。在山下，就在大门外，地下的泉水喷出来，汇成一涨清澈的水池。

　　水的神灵是龙，每发现一处这样的清泉，附近必有龙王。人们会想到近处一定有他的神龛。是的，和下寺并排，俯视着水池的是龙王庙。这是一处名副其实的出色景观。它比通常的龙王庙大得多，有两层屋檐，建在一处高平台上，由下层的檐子下延续的游廊围绕着。里面，龙王（他多半像王，不怎么像龙）端坐在王位上，但我们的注意力却被周围墙上的壁画所吸引。它们不是表现通常的宗教内容，却画出一些世俗的主题。其中一幅画的是演戏的景象。它显示出着了装的演员，脸上以传统的办法着了色，也就是后来中国歌剧中常用的脸谱。它的注文中指明的日期相当于元代的1326年，也就是中国戏剧最后成形的时候。它的研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1933年在广胜寺发现罕有的公元1149年的佛经使得梁氏夫妇希望庙宇本身也许建造于当时或相近的年代，他们根据自己的检验还是得出结论，两座寺院都是建于14世纪，或元未明初。一种独特的建筑特色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首先是在下寺。徽因是这样描述它的：“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与梁头相交，……在平面上，……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注3.）”思成对于设计了这种支撑屋顶的梁架结构的14世纪“建筑师”十分欣赏，说他在别处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机地使用木结构。

　　爬上通向上寺的陡坡，我们就到达了一处极好的风景点，从霍山山脉南端就能看见。往庙里去我们要经过两座大门洞。出了第二座门我们就来到了天井当中的高塔。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的中轴线两边各有一座。当梁氏夫妇了解到广胜寺原建于唐代，后毁于1303年地震，1319年重建，因此可能模仿了某些原始建筑的设计时，他们并不会感到奇怪。他们对我们指出他们曾在下寺中欣赏过的同样的有创造性的桁梁结构。我们大家都十分欣赏那在各个大厅都占主导的美丽的佛教雕刻艺术。

　　那八角的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烨烨发光。当我们察看那植根在底层的大佛时，那内部盘旋而上的阶梯的最初几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是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朝向太阳。大约有三英尺高和两英尺宽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隔这么一会儿我们还能够用手和膝头爬出去从那墙上的小口子观赏这高处的奇景。我们没有弄清到底是谁在何时设计了大佛的内部，据记载，唯一和宝塔有关的日期是，明代的1515年塔身覆盖了琉璃瓦。

　　当我们下到下寺去和僧人们告别并取走我们的行李时，我们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大殿的四壁新近进行了粉刷。我们充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使人难堪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1927年僧人们把大殿两边墙上的壁画卖给了一个文物商人来维修寺院建筑。看见我们不高兴了，他们又辩解说当时寺院的房子已经记坏得这么厉害，要是不修房子，壁画反正也得损失掉。这是不是一种要建筑学家们安心，说保存建筑物就是出卖壁画的正确动机的狡猾计谋？我们以前就知道，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多伦多的一家展出了一些来自山西庙宇的壁画，大家都知道是从日本文物贩子山中手里买来的。这些僧人拿艺术珍宝换取金钱仅仅是为了保存建筑物吗？

　　回到峪道河的路程又用去了几天的时间，但比起往南去的那一次，就不那么艰苦了。我们有了时间和机会来讨论这一点和其它大家共有的经验。我们要记住的建筑瑰宝是那些寺庙，除此以外还有在常家庄那一晚住过的有带雉堞的高墙的两层楼房，那是一件意外的礼物。我们都很珍惜在那豪华的住宅里面住上几个钟头并考察在山西当地可能是唯一的建筑的机会。

　　至于这次考察本身以及我们一路上同外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大家的反应就不同了。费正清和我很高兴和传教士们的交往，他们远离家乡，可是在那并不广泛受欢迎的人群中仍然显得孤芳自赏。对我们来说，这是了解传教士家中生活的短暂时光。思成却不这样看，他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靠外国人获得清洁和整齐而感到丧气。他的民族自豪感多次受到不合他的准则的行为的伤害，诸如那可笑的铁路路基和阎锡山士兵们铺轨的情景，那怒气冲冲的人力车夫，宣称他们必须每三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停下来吃饭，那些把中国的艺术珍品――寺院壁画撕下来卖给外国的僧人，很可能是为了私人的利益。徽因就像她历来的那样，对于周围事物是极端敏感的。当她休息好了的时候，她对于美丽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报以极端的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由于某种原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她可能是非常难对付的。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好受，可是她在这种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这对于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为了别人做一个好运动员”的我来说刺激可就大了。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而我，作为一个“好运动员”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的过去，到底谁对？可能两个都对，可能两个都不对。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两种出自完全不同教养的人。

　　考察旅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特别是对于徽因本来就很坏的健康和思成的瘸腿。我和费正清很快就恢复了，但对他们两人的长期影响如何就很难说了。当我们在汾州分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在回家的路上考察太原附近另一所漂亮的寺院晋祠。

　　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回到北京并像从前那样又住到邻近粱家的住宅里去。这一个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注1.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281页。――译者注

　　注2.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09页。――译者注

　　注3. 参阅《梁思成文集》第一卷327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