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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 -- raindrops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4) 14．喘一口气
日本政府在1935年末否认对华北的侵略意图，被认为不过是暂时的喘息。然而，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直到1937年7月突然的侵略，北京的生活回到了一种表面的正常状态。
同时，1935年底日本显然即将攫取北京，促使国立大学准备南迁。清华大学已在把科学仪器打包装箱。教职员们被通知归还图书馆认为重要的图书，学生们从书架之间进进出出，长袍下面塞满了正在搬动的书。费正清伤心他说，“中国最好的大学图书馆正在烟消云散。”
朱启钤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但是思成知道，为了保护营造学社的宝贵收藏不受毁坏或落入日本人手中，它们必须装箱，准备转移到一个安全的隐藏地去。在学社职员们的帮助下，这一工作开始了。
同时梁氏夫妇知道，如果清华大学南迁，老金和他们所有的亲密朋友都会跟着走。根据在沈阳的经验，他们太清楚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他们决不愿忍受这个。因此他们也开始整理个人的东西了。
“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这些年的生活局然积存了这么一大堆杂物！我看着这许多故旧，它们是由这么多人和这么多可爱的事物组成的，而现在它们都受到了威胁，我们发现这事情真是难以形容的悲伤。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事物悲惨的一端悬着，对于前途只有非常模糊的期望……
“如果说我们的民族灾难来得特别快又特别残酷，我们也不得不立即起来主动应战。困难是肯定有的，但我们不会无所作为地坐在那里，只是暗暗地捏紧拳头，而我们的‘面子’每一分钟都受到羞辱的威胁。”
当他们整理行装准备南下的时候，我们则准备离开中国到英国和美国去。由于我们在中国的学业要在1935年结束，我们决定在圣诞节离开。
我们并没有预见到秋天到来的时候日本会突然加紧侵略威胁。思成和我开始了我们考虑已久的一项计划，把他的建筑学论文从中文译成英文。他的英文是如此明白流畅，他几乎不需要我。但我的在场可以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且我还能找出一些小错误。我们都喜欢这项工作，我还答应帮忙在美国找到一家出版社。
1935年11月21日，徽因听说天津《大公报》被日本人下令无限期停刊，感到很吃惊，这是一家出色的报纸，它的文艺副刊是最先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出版媒体。组建了联合亚洲先驱报来代替它。徽因接到了一份报，约她给该报的文艺副刊写稿。她生气地发现在该报工作的大约有五十位中国人。“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思成把报纸扔进了火炉。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遭遇了直接的灾难，而我们却是局外人。他们让我们知晓事情的进展，但我们在忧郁中的参与对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好处。我灵机一动，介绍徽因去骑马。
费正清和我有时候骑一骑外国人为了玩马球而从蒙古进口的马。（在北京人们看见骑马的中国人只有有时出现的骑兵部队。）马童们就在指定的城门外把装好鞍子的马牵给顾客。从那里骑马人就可以出发去考察乡村。那时候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种到城墙边。在田间，分散的低矮土房村庄由深陷的黄土路连接着。人们坐在马背上，在闪光的空气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平原边上蓝色的西山和北山，在前面有时可见宝塔和以浓荫为标志的废庙或坟圈。我们的考察旅行把我们带着穿过农村到达这些吸引人的目标，或者有时就在两个不毛之地中的一个进行快跑，不是在西边焚毁了的夏宫圆明园就是北边作为元代城墙最后遗迹的土城围成的草地。
徽因以前在山西喜欢骑驴慢行，并告诉我们她后来常常这样做。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马对于缰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这种体育运动完全没有损害她的健康，而是有益于她的身体，她的精神也在自然的美景中得到陶冶。距我们预定离开的日子只有六个星期了，而民族危机始终存在，但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能经常去骑马。徽因买到了一对马靴、一套暖和的衫裤以及一顶舒服的皮帽子，兴致勃勃地扮演着她的新角色――女骑师。
在我们离开之后，徽因的一封信重现了我们过去两个月的经历：
“自从你们两人在我们周围出现，并把新的活力和对生活、未来的憧憬分给我以来，我已变得年轻活泼和精神抖擞得多了。每当我回想起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两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不容否认，两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动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你们真正出现在我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生活中之前，我总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点什么的感觉，觉得有一种需要填补的精神贫乏。而你们的‘蓝色通知’恰恰适合这种需要。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龄都比较大也比较严肃。他们自己不仅不能给我们什么乐趣，而且还要找思成和我要灵感或让我们把事情搞活泼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说是初冬的野餐和骑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变了。想一想假如没有这一切，我怎么能够经得住我们频繁的民族危机所带来的所有的激动、慌乱和忧郁！那骑马也是很具象征意义的。出了西华门，过去那里对我来说只是日本人和他们的猎物，现在我能看到乡村小径、无边的冬季平原风景、细细的银色树枝、静静的小寺院和人们能够抱着传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桥。”
思成不曾来信，但我们知道学生示威游行带来的喘息时间已使部分打包的营造学社重新动了起来。他参与了准备在上海新建的市立博物馆举行的中国建筑展览会的工作，徽因向我们保证说，“思成是一个经常的存在，假如他不像我那样经常地给你们写信，你们仍然可以感知他在这里，跟过去一样的温柔可爱――他在忙着许多可爱的工作（我也以我自己的方式真的参与了，尽管谁也不会相信其真实性）。”
毫不奇怪地，徽因下一次给我写信的时候，她的生活又是充满家庭纠纷了。
“对我来说，三月是一个多事的月份……主要是由于小姑大姑们。我真羡慕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何况又是正清）……我的一个小姑（燕京学生示威领袖）面临被捕，我只好用各种巧妙办法把她藏起来和送她去南方。另一个姑姑带着孩子和一个广东老妈子来了，要长期住下去。必须从我们已经很挤的住宅里分给他们房子。还得从我已经无可再挤的时间里找出大量时间来！到处都是喧闹声和乱七八糟。第三位是我最年长的大姑，她半夜里来要把她在燕京读书的女儿带走，她全然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而那女儿则一直在哭。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跑出来找她叔叔和阿姨，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当她走的时候，又扔出最后的炸弹来：她不喜欢她的女儿从她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
四月里有一个快乐的间歇，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克拉伦斯?斯坦因及其迷人的夫人著名女演员爱琳娜?麦克马洪来到了北京。徽因写道，“我们爱上了他们，他们差不多同时也爱上了我们。”思成出差到上海去摘展览，徽因就陪他们到颐和园去并在后山赏花。老金一起去了，他给我们写信叙述了他的观感：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出色的。尽管我和他们交谈甚少，但我看得出他们身上吸引人的品质。尤其是斯坦因先生。他是一个十分敏感、沉默寡言、而又非常谦虚的人，几乎总是对他眼前遇到的事情保持一种心不在焉的兴趣。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去颐和园，当我们到了谐趣园时，看见池塘周围有亭子和走廊，斯坦因先生好像正从虚无缥缈中冉冉升起，眼睛发亮，又惊又喜地嗫嚅着：‘哦，哦，哦……多好的水上建筑。’看见现实真是好，我就再也不想仅仅为了进行有礼貌的、老一套的谈话而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通过克拉伦斯?斯坦因，促使思成阅读和思考了城市规划，一个在他日后的年代里至关重要的题目。同时，当日本对华北的压力暂时中断的时候，他决心继续进行野外的研究工作。
“对古物的爱好和保护与日本军阀是全然不相干的。尽管他们国家的人也同样热爱我们的古代文化（这是他们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使是早在1931 年和1932年，我的每次考察旅行都是由于越来越近的新一轮日本大炮的震响而突然中断了有意义的工作。很显然我们能在华北工作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我们被阻止这样做之前，我们决定要在这个地区全力以赴。”
早秋时思成和徽因又一起出发去进行另一次考察旅行，这次是到著名的佛教石窟龙门去。徽因写道：
“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蹬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接着他们去了开封，并准备到山东的二十三个县去。
“我们又像在山西那样，出发到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方去了。我们为艺术和人文的美而兴奋不已，又为了我们必须吃住的地方的脏臭而扫兴（但我们必须睡好，以便有继续工作的精力）。我从来没有忘记慰梅引用的有名成语：‘闹一闹，老一老’――实际上我是坚守这个格言的，以便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老是使我们想起咱们在灵石（山西）一起趟泥水的快乐时光。”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5) 15．胜利和灾难
1937年初夏梁氏夫妇发现的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高级奖赏――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梁氏夫妇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这个决定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看到了五台山。
顺着这“非常规的”路途只走了几英里，他们就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的跟前，后来这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这就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
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最初印象的（注1.）：
“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一小块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注2.）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注3.）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注4.）”
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 ――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注1. 摘自梁思成：《寻找古建筑》。
注2. 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译者注。
注3. 紧接于公元845～847年大批处决佛教徒之后。
注4. 据作者原注说出自梁思成著《寻找古建筑》，但原文未找到，故译文仅据其它资料核对了一些专门名词。――译者注》
家园 第一代海龟和大家庭，这个碰撞很有趣。到了乱世，越发为难他们了。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6) 16．逃亡
1937年9月5日，梁家离开北京去天津，走上逃亡路上的第一站。除了两个孩子和外婆以外，还有老金和清华大学两位教授。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在那里思成和一家英国银行谈妥把营造学社的底片和其他贵重物品锁在他们的保险箱里保管起来。一张匆忙写成的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部不知道从那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老金后来写到过这次旅途：“没遇到大不了的困难，但通常的困难就已经够呛了。我们绕来绕去到了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已是10月1日了。联合大学11月1日开学。”
从他们到达这个过于拥挤的城市长沙的时候起，就时常拉空袭警报。尽管直到11月24日为止一个炸弹也没有掉下来过，急忙逃到地下室或防空洞去，已成为日常习惯。然而这一天由于疏忽，反而没有拉警报。当地面上的人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成空袭目标时，日本飞机已在头顶上了。
徽因写道：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
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
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
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
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
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
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
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
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
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
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
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
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
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
在轰炸之前，我们仍旧一起聚餐，不是到饭馆去，而是享用我在那三间房
子里的小炉子上的烹饪，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
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
们的情绪还很高。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
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
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
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徽因的话，说什么没有积极的战时工作，“我们实际上是‘战时厌物’”，尽管只是随便说说，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在长沙的朋友们中间普遍流行并经常谈论的情绪。中国政府很清楚，受过教育、具有高级技术的人们是未来中国的宝贵资源，而他们只是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二。学者们不能当兵，而是应当整体地保留起来为国家所用，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中国政策。因此国立大学的学生和老师，除了少数例外，都被关在他们的学校里，而抗击日本人的实际战斗就落在不识字的农家子弟或城市无产阶级身上，后者经常被抓壮丁。
同时，那些被保起来、不会丢掉性命而留作今后之用的知识分子，却非常不满意。那些研究人员、教员和学生，现时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依靠政府的资金维持起码的生活，他们除了服从以外别无它法。那些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的爱国分子，经历着越来越大的苦恼、负罪感和愤怒。
“我们又收拾行李了，要坐汽车进行艰难的十天旅途到云南去。”徽因写道，“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
他们自己亲爱的“家庭成员”老金就是其中的一个。联合大学中他领导的系临时在离长沙一段路的南岳组建。他一个星期以后才得到长沙被炸的消息，而当梁家已启程前往昆明后的五个星期他仍然留在湖南。他写信给我们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
当梁氏夫妇在12月8日把五口之家塞进天亮之前要从长沙开往昆明的超载的大汽车时，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在离开一个大迁徙又参加另外一个。大批从广州和东南其它地区来的难民也在涌向昆明或战时陪都重庆。
在湖南邻近贵州的一个小城晃县，梁家的旅程突然中止。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在冰冷的天气中搂着小儿子坐车的徽因还一直在欣赏那沈从文笔下描绘的湘西美景。到达晃县以后他们才得知，所有向前走的大汽车都已被征用，以迁走空军学校学员和机器。一般乘客只能无限期地在那里等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徽因病倒了，她得了很厉害的支气管炎，并迅速发展为肺炎。城里很脏的小旅馆挤满了难民。思成毫无办法。他怀着极大的焦虑走在黑暗而又泥泞的街上，忽然听见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传出有人拉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是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敲了敲门。在里面他遇上了一屋子空军学院的八位学员，他们是在等车到昆明去。他把他的严重问题告诉了他们：有重病人却没处可呆。年轻的空军学员们欢迎了他们一家，挤到一起去给新来的人腾地方。
奇迹还不止此。在大约一百个也被阻在这个小村里等车的外来者当中，有一位女医生，她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曾专门研究过中草药。她给徽因吃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的当地能买到的中药。这样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不同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里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同时，孩子们的爸爸做了他们的玩伴。他教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河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
梁氏夫妇在这里开始的、和八位空军学员的亲密友谊，后来在学员们到昆明进行最后训练期间和作为飞行员的战时勤务中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父母都在沦陷区。他们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而梁氏夫妇也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热爱着。
两个星期以后徽因的烧退了，很快就来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准备开往昆明。“我们的旅行重新开始了，”徽因写道，“情况糟透了，从凌晨1点钟起我们就在黑暗中奋斗，把我们自己和我们随身带的物品（已是少得可怜）塞进汽车。当10点钟汽车终于开动时，车上已经挤了27名乘客。这是一辆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什么也没有’的家伙，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何况是险峻的高山。”天黑下来的时候外婆又发冷又发热。但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坐这辆破车继续前进。它最后停在土匪多得出了名的荒凉的贵州大山顶上――没有汽油了。全家拉着孩子们冻僵了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我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我们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让进去过夜。”
叙述到这里，徽因对路途的其余部分用一个生动的段落就匆忙讲完了。“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经过这么多的“故事”，梁家终于在1938年1月中好歹到达了昆明。他们本来在长沙上汽车时准备进行的“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7) 17．在昆明定居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这个省南边和西边都和缅甸接壤。这个城市离东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是如此遥远，战前上述地区的现代化的中国人很少知道或访问它。法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从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条窄轨铁路到这里，想在这内地乡村开矿赚钱。在日本侵略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条铁路成了那些买得起轮船和火车票的中国东海岸难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对于从北京取道难走的陆路来的梁家来说，昆明的明媚阳光、温和气候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让人高兴的。尽管气候温暖宜人，云南的人们却大都是冷漠和不满意的。他们把从东海岸来躲避日本侵略的难民们当成入侵者，――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来的，把这里的生活进程都打乱了。对于省里的老百姓来说，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遥远的东部省份与他们何干？这种态度，理所当然地要在拒绝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难民们当中激起愤慨。
营适学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没有资金，没有所长，没有工作人员。如果它这时候还存在的话，那也只是存在于思成本人要在这里将它重建的决心之中。同时生活费用经常上涨和现有资金缩减而资助无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为了起码的生活，只好靠他们建筑师的技巧，开始给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奸商”设计房子。他们的雇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报酬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为了养家的可怜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结束了。当时思成患了严重的脊椎关节炎和肌肉痉挛，使他被迫卧床了六个月。在他康复时他的决心得到了报偿。中国营造学社又摇摇晃晃地在云南起步了。周则春代理董事长，而中华文化基金会有一小笔款子可供明年的经费之用，只要梁思成还像以前那样领导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暗示要他试验用本地材料建造廉价的大学校舍。最大的变化显然是发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过去的来信总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满意，现在则又有了希望。他的营造学社能够继续干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饭吃了，而最使人高兴的是，他的专门知识现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联大的教师和学生陆续开始从长沙来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从海防取道窄轨铁路来的。他们当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乐地重逢了。徽因写信给我们说，“我喜欢听老金和（张）奚若笑，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我忍受这场战争。这说明我们毕竟还是一类人。”
三天以后，老金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叙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们在这里，你们会看到在陌生的环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装或一件长袍，箱子里叠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另外一些人则能够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张奚若一家比我先来。中研院图书馆也快迁来了。梁思永和李济几天内就能到达，赵元任已经来好几天了。我想这里像在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说到徽因自己，在长久离别之后他形容她：“仍然是那么迷人、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唯一的区别是她不再有很多机会滔滔不绝他讲话和笑，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
最后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思想状况多少有些严肃。在我们的心中藏着一些不表现出来的思念、希望和焦虑，这些东西用不着表现出来，因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们只是关心像房子、食物一类许许多多我们叫做日常生活的琐事。对于那些联大圈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大学的校址直到现在还定不下来。有许许多多的人为的障碍和物质的困难。想要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并非易事，不过我想我们总会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县和梁家做朋友的学员们这时已从设在昆明的空军学院结业。他们邀请思成和徽因作为他们的家长出席他们的结业典礼。跟着典礼之后，就有频繁的空袭警报，最后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亚特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轰炸了空军学院，炸毁了停在地面的飞机。这是新毕业的空军学员头一次和敌人遭遇，他们的飞行员朋友之一的高中尉，击落了其中的一架敌机，追赶其余的直到广西边境，但打赢的显然还是日本人。
过了些日子高中尉驾驶一架油量表坏了的飞机，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车回来。在他失踪的那两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后来看到他平安回来，只是下颚受了些轻伤，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在全城都还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得到了关于战斗及其结果的第一手消息。
“这八位年轻战士都很勇敢，对于我们国家和抗日战争充满了直率的信心。他们都有一付可羡慕的好身体，他们受的训练就是要他们无条件地贡献他们的技术，必要时无条件地贡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样。
“他们以一种很天真的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我们。我们中间已产生了巨大的爱。他们到我家来或写信给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好几个都上了战场，有些则留在昆明，保护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个我曾写信告诉过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个最让人怜爱的，现在已经订婚了。别问我如果他结了婚又出了什么事，他的女朋友将怎么办。我们就是答复不了这类问题。”
在以后几年，这些飞行员一个个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的遗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八个人没有一个还活着。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占了三间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则是由一家姓黄的住着。徽因曾对家中的情况有过简略的描述：“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思成关于公元6世纪赵县大石桥的英文论文手稿寄到了剑桥。他是在他们从天津出发西行的时候寄出来的，希望它能在美国发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威廉?爱默生请教，他自己是法国建筑史的专家。恰巧他的研究题目之一就是法国最早的散拱桥，它比它的中国先行者要晚十个世纪。他怀着越来越大的爱好审视了随稿子附寄的精美图画和莱卡照片，他读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给权威的建筑杂志《笔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荐信。《笔尖》在1938年1月号和3月号将论文分两次刊出。
《笔尖》给作者付了稿费，但思成夫妇真正的惊喜还是在收到登载论文的杂志的时候。论文印在精美的纸上，使图片显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设计也很宽松雅致。这一成功恢复了思成同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学家们的联系，正是他们，在他在北京的最后岁月中发现了他。他的情绪因此大大提高了。
随着营造学社在昆明重新组建并受到资助，尽管规模小一些，新近从北京来到的工作人员中的建筑史学家也开始了他们在本地区寻找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考察。在他们的发现中有少数几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们不过是营造学社《汇刊》中已经研究过和描述过的较大例证的地方翻版。当思成正患脊椎关节炎时，刘敦桢来到了昆明。他开始在昆明附近开展了调查并领着一个小组进一步向西到大理、丽江研究了宝塔、寺庙和民用建筑。
直到此时为止，学社对研究住房建筑只给予很少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若干世纪以来保存下来的建筑物发现中国建筑的各个发展阶段。出于好几个原因，民用建筑对此关系不大。有钱人的住宅随着主人的意思而变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穷人的住所由于居住者无力对付自然力的破坏或仅仅是由于疏忽而解体。至于那些在都城的皇宫，它们常在王朝之末被他们的后继者烧毁或拆掉。
然而，从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内地乡村、晚上就宿在村里、在艰苦和疲累的条件下的旅行打开了研究人员的眼界，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民居在建筑学上的特殊重要性。这种住所的特色、它们同住户生活方式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变化，忽然一下子变得显而易见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带了一个营造学社的考察团离开昆明，去对四川省四十个县进行六个月广泛和细致的考察。同行的有刘敦桢、莫宗江和陈明达。他们对寺庙和宝塔进行他们习以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们发现此地的宝塔跟寺庙一样，都反映了中国中原地区的发展，尽管在时间上靠后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高兴地发现了四川西部彭山县江口镇附近的崖墓，它表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木结构建筑。他们热切期望对这相对来说鲜为人知的中国建筑发展的早期阶段进行详细的考察研究。他们具备专业知识，但缺钱来资助新的研究项目及其研究报告，或发表关于他们在西南地区的已有发现的报告。
1940年春天，在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前，在徽因的监督下，他们共同设计的在离开昆明8英里的小村庄龙头村的三间房的住宅完工了。距离城市这么远，他们希望能避开轰炸。“它费了我们认为能付得起的两倍的钱。”徽因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我在告诉你们我们在做什么和我们的境况如何时真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已经五个月了。我一直病得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好。”尽管我们常常寄去的支票并不是直接有用，因为这个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得到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付清三个房间的住宅建筑费。我们寄去的支票1940年9月间寄到，碰巧解决了问题。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它有三到四英尺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来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开张时女人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个三条腿的火盆上做的，它的顶部离开厨房的泥地不过18英寸。它只能支一口锅。燃料是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它们必须被煽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 上烧热，任何家庭要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家中最宝贵的财产。除此之外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跋涉到村里去购买买得起的食品并带回家。这事必须天天做，因为冷藏根本不存在，连想都没想过。当然没有电话或运输手段。照明用菜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黑下来就睡觉。要更换穿破的或孩子们显得太小的衣服是个大问题。布差不多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则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注1. 原文如此，其他资料所记与此不同。――译者注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8) 18．离昆他迁
带着两个孩子和外婆，徽因在1940年11月底坐卡车离开了昆明，车上还有另外的三十一个人，年龄从七十岁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每家都得到一份可怜的行李津贴。他们坐在敞篷卡车上采取“骑马蹲档式”，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那是当时中国普遍的交通方式。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装载着老的少的在仲冬天气越过大山”。走的那天思成忽然发烧了，只好被留在昆明，他在三个星期后到达。
“到达后不久，”他写道，“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然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1941年），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同一个信封里有徽因的一个字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了。”
老金信中关于他是这样写的：“从开战以来他就随学校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他1939年夏天到了昆明，1940年春天可以说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班一百多学员中名列第二。在短短的几年中，他已成为一个老练的飞行员，一个空军驾驶员。他得到了他自己选择的专业，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是死得其所。”
徽因对她弟弟的悼念和她为其他八个“兄弟”（在晃县认识的年轻学员）阵亡的伤痛结合在一起。三年后她写了一首诗：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注1.）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辗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我当时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鸵！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33年（注2.）李庄。
在从重庆和成都回来以后，思成以新的热情投入了学术工作。他现在有了教育部的资助，他在没有被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赶上之前，不仅可以供养自己的家庭，还能够支付刘敦桢和几个年轻工作人员的薪水。最近的野外考察尽管困难重重，但也提醒他，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工作要做。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中英文的非常重要的藏书成为李庄研究人员攻读的重点。在相关领域中思成都有能理解他的工作的同事。他的弟弟、出色的考古学家思永全家都迁来此地，李济和别的老朋友也在，虽说他们搞的是自己的调查研究，可是和思成的工作也有关系。
除了安排好家务事以外，思成从那很完善的图书馆里带回徽因能躺在床上看的书籍，恢复了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想要研究他在考察旅行中发现的汉代岩墓，她可以在深入研究汉代历史方面帮助他。他给我写信说：
“徽因对于你在汉墓结合其拓片方面的研究极感兴趣。或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她自己也探索过汉代历史。她曾私下非常勤奋地熟识了汉代的著名人物，帝王和王后，将军和大臣，他们的宠幸和敌人，她谈到他们时简直就和谈论隔壁最好的朋友一样！这还不算，她把他们的习惯、服装、建筑至脾气秉性都联系在一起。如果她照现在的速度搞下去，她将会成为在汉朝研究方面特别有学问的年轻女子。就是现在，她还能有声有色地详细讲述西汉大部分历史人物的故事。
“她计划从汉代历史中给你抄一张有关描述实际生活的壁画的摘录。看起来汉朝人特别喜欢在墙上或隔板上画画，她对此做了很多记录。她甚至认为汉朝人画画的本领比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石刻上或浮雕上见到的还要大。把图画刻在石头上有时候必须采用建筑上的表现手法，人显得胖，风度不那么优美，特别是在那些浅浮雕上。从你的一些拓片复制品上我们可以看到描写动态的马和狗的漂亮的单线图。试想一下假定这些线条用毛笔画在汉代历史上出现过的宫殿的墙上，我们将会看到什么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出于巧合，梁氏夫妇收到了我首次出版的著作。这是关于山东省武氏墓地汉代浮雕的一本书，1934年我曾对该墓地进行了访问。我关于把散落的石块加以整理的设想最后产生了重建那三座祠堂的建议。
思成对于我寄给他的版本的反应使我很受感动。
“它使我感到格外有兴趣，因为我不仅是如我原来想象的在处理你在搞的一些图片，而是你已对研究汉代建筑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不仅是处理武梁祠材料的新方法，而且对于汉代墓葬遗存的概念也提出了新观点……对于你在取得必要的材料、参考物和你的计划得以实现及无可争辩的手段上的彻底性和耐心我非常赞赏……你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在佛教传人之前的中国，这类为追念死者所建的小祠堂，就是当时宗教观念的体现。在这个观念中，宇宙、方向、道德（过去所作出的许多好事情）、祖先崇拜（一系列过去的帝王）、战功（战斗场面）、五行观念、对学习的喜爱、对高官的尊崇，等等，全部和生死、幸福生活和传宗接代的观念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就是现在在中国也还是基本的宗教信仰，因此当时必定是整个的宗教。这佯的一个小小的祠堂所说明的居然能比许多页历史书所能叙述的还要多，真是令人惊异。徽因认为它的意义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论点）。――【徽因自己在这里加了一行】‘一个没有主神、没有死者十分重要的画像或塑像的小祠堂，却有着人类基本要素和德行有节责地融成的浑然整体。’
“眼下你的文章已借给中央研究院许多要求读它的朋友了。李济看了很感兴趣，想要读它。董作宾，他自己曾企图借助于火柴盒从一套拓片重建一个墓室而最后认为徒劳无功而放弃了，对你的坚韧和成功称羡不已。”
思成在信中说，李庄的生活“是很难向你描述也是你很难想象的：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有时候读着外国杂志和看着现代化设施的彩色缤纷的广告真像面对奇迹一样。昆明的气候和景色非常可爱，使我们很喜欢。四川就很糟糕。我们居于长江上游一条不太吸引人的支流旁。南迁以来，我的办公室人员增加了一倍，而我又能筹集到比过去两年中所得到的还要多的资金。我的薪水只够我家吃的，但我们为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而很满意。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脚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页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而那仍在使用的信封上贴的邮票的数目使人懂得，当时即便不出中国，通信有多贵――因此也有多仓促。这也说明为什么一个信封里常常装着多日以来为邮资的一次大挥霍积下的好几封信。
教育部――也许是中央研究院――可能希望李庄成为学者们不受战争干扰进行工作的避风港。徽因在1941年8月的信中作了辛辣的评述：
“即使我几乎是100%的肯定日寇决不会把炸弹扔到这偏远的小城镇李庄来，可是那一个小时前就在我们头顶上以那种无可名状的轰鸣声飞过的27 架飞机仍然使我起鸡皮疙瘩――一种害怕在任何时候可能被击中的奇怪感觉。它们向上游飞去了，轰炸了什么地方，或许是宜宾，现在正以那种威胁的轰鸣声和致命的目的性从我们的头上缓缓飞过。我要说的是这使我感到恶心，然后我意识到我已经病得很厉害，而这不过是让我一时间里病得更厉害，体温有些微升高，心脏不适而心跳加速。在今天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战争。我们和它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管我们是否实际参加打仗。”
他们现在“幸运地有了一个又好又忠实、年轻而又好脾气的农村女仆”。她唯一的缺点是精力过于旺盛。“如果在五口之家中只有七个旧枕头套和差不多同等数目大小和质地不同的被单，而街上白布又是和金叶一样地不可能买到，你就不会喜欢为一半的被单和两个枕套在一次认真的洗涤以后成了碎片而感到惊讶。你也不会喜欢看到每次洗涤后一半的衬衫扣子都从衬衫前片上搭拉下来而旧衬衫洗完后就烂得不成样子。现在任何一件衬衫都要值四十元甚至更多。对于食物和落入这个女仆手中的器皿也是同样。当然我们尽量使用不碎的，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是不碎的，而一切都是那么昂贵或是无法替换的。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在信的最后也写下了他的表白：“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但思成（一如既往地靠他的钢背心支撑）在这一页下边加注说，“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L形平房农舍，它的长臂是南北走向。这一臂的一侧从南到北是一个打通的工作间，备有供画草图和写作用的粗糙桌凳。对面是女仆的房间、储藏室和三个初级研究人员的卧室排成一行。走过一条狭窄的走廊，就是向东延伸的L形的短臂。一穿过走廊就是两间卧室，一间是外婆和宝宝的卧室，另一间是儿子的。再过去就是梁氏夫妇的两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这就是短臂的全部了。他们的房子是朝南的，窗外是浓荫覆盖的、赏心悦目的一个院子。徽因的帆布床就安在这间房里（大家睡的则是光板和竹席）。对面，在L形长臂的西边，是一处更大的天井，大部分是参天的樟树，点缀着小丛的香蕉林。在院落中还散落着一些小平房，一间做厨房，远些的一间是食堂，留出些地方给莫宗江睡觉，最远的一处则是户外厕所。
工作间的布置和装修是沿着当年工作间在北京皇官院里的时候策划的营造学社正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刘敦桢安家的地方离得不远。思成多年的初级助手莫宗江、刘致平和陈明达都可随叫随到。思成写信来说，他“这些日子就想写出一本可推广的‘中国建筑史’。老金1941年11月底从李庄发出的一封开玩笑的信件顺便暗示了思成已经开始着手搞他设想中的这部历史：“他仍然和过去一样，在上班之前和之后遛遛达达，而上班时他的主要工作则又要写中国建筑简史又要管理研究所的财务。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有些不同寻常：他要烤面包、砌炉灶、秤煤和做各种家务事，如果他有一天忽然光身一人被扔到美国去，他的日子会过得不错，也许比现在还要好，就跟着美国人的样子做个洗衣工。”
至于徽因，老金报告说，“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汉朝里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会立刻扯到那个遥远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远回不来的。”至于他自己，那个逻辑学家，他对待通货膨胀有一个哲学家的观点。“在这困难的年月里，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的现金价值是如此惊人，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已很富有；同时人们一定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必须购买的东西。”
注1. 指公元1941年，――译者注
注2. 33年指公元1944年。全诗原续1948年5月《文学杂志》2卷12期。――译者注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9) 19．陪都和村庄
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战的时候，费正清和我都在华盛顿政府内供职。我们希望并期待着回到中国去，这次是到大西南的云南和四川。自从日本人侵占东部省份以后，从美国到“自由中国”去就只能通过印度，从那里坐飞机越过喜马拉雅山到昆明。费正清是先去的，比我早三年。他在1942年8月中旬出发，沿着南美洲海岸坐短途飞机下行，然后经过大西洋中部的复活节岛，穿过非洲到达埃及，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最后飞越“驼峰”到达昆明。
在那里，清华的同事们和我们在北京时的其他亲爱的朋友们都到联大热烈地欢迎他，他把他们一行人用美国军用吉普送到8英里外的龙头村，钱端升和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里由徽因设计的一座住宅里。在乡村小径的另一头，和它相邻的是梁氏夫妇自建的住宅，他们在离开时还恋恋不舍的。费正清认为它棒极了：“本地的土坯墙和瓦房顶，内部是轻质的木结构和粉白的石灰墙。后面则是在桉树丛中漂亮的小花园。”
过了一个星期，他继续飞行，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去上任。
战时的陪都对于费正清和许多美国人来说都是很新奇的，那些美国人大部分在接受战时任务被派到那儿之前都没有到过中国。这地方不仅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和他们刚刚离开的华盛顿相反。重庆座落在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的会合处边缘陡峭的半岛上，是一个遥远的上水河港，从1937年下半年起就是国民党的战时陪都。日本空军周期性的狂轰滥炸已把城市的大部分都变为废墟，而为了紧急需要而匆忙的重建已造成了一座新城市，那从废墟中造起的摇摇晃晃的办公房和住房，比峭壁边上竹篱笆糊泥的窝铺也强不了多少。极端的气候条件使情况更为严重。冬天多雨，彻骨的寒冷和泥泞。夏天的潮湿和炎热比之华盛顿更甚，因为没有任何的防护手段。甚至洗涤用的水也不够用，许多家庭只能从几百级台阶以下才能从污浊的河里打到水。
重庆及郊区农村人民，就像中国其他部分的人一样，五年以来表现了战时的很大忍耐力。那早期对日本人入侵东部的狂热的和英雄的军事抵抗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已下降为和长期忍受军事僵局相适应的消极抵抗。这种忍耐包括每天按照新的程序来工作和生活。它要求学会每天在日本轰炸下生活，一听见警报就跑到山城石壁下的防空洞去躲避。它也包括学会和四川人相处，或者反过来说，四川人学会和“下江人”相处。
近几年来由云南表现出来的中国西部的偏狭观念，在四川也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四川人和来自东部城市的同胞们的关系上面，他们作为战时难民上溯长江西行一千五百英里来到此地。四川盆地是由保守的地主统治的富饶的和良好的水浇农田。它的丰富出产能够养活突然增加的人口，而它的河道周围的大山屏障又成为阻隔日本军队的天然马奇诺防线。在战争的头几年，政府部门、研究所和大学纷纷从东部城市西迁到日本军队到不了的四川，甚至比迁徙到云南的还要多。同时，平民百姓也尽可能用汽车、火车和轮船甚至徒步，海潮般地涌向这西部的避难地。也有少数到了西北的共产党游击队根据地。上海和内河港口的企业家们则被鼓励拆卸他们的工厂，把机器装船上溯长江运到四川。尽管有这样英勇的努力，那大量涌入的人群能够带到西部来的物资或资本还是相对的少。在这种情况下，四川人就像云南人一样，把“下江人”看成不受欢迎的入侵者。
由于重庆是战时陪都，思成必须不时到那里去谋求政府资助研究所的资金。从李庄到重庆要坐下水船走好几天，既艰难又费时间。当他到达重庆这座拥挤的城市后，他的大本营就是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它为外地的研究中心负责人临时到陪都来办事提供伎宿。这是一所简陋的、混乱的招待所，常常是住得满满的，只提供集体住宿――在一两间大房子里摆满了一张又一张的帆布床。
费正清把这里描绘成“高级知识分子生活在落难状态中，被褥、锅盆瓢勺、孩子、橘子和谈话喧闹声乱成一团。这是一个贫民窟，但又住满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真是一个悲喜剧的好题材。”然而它终究提供了遮蔽风雨的屋顶和会见来自远方的情投意合的朋友的机会。显然没有人会指望在战时的重庆能找到一座豪华的酒店或者甚至是一所“住宿加早餐”的整齐干净的小客栈。。
1942年9月末，费正清到研究院的招待所去，思成迎接了他，高兴地握住他的手足有五分钟之久。“他曾经来此地筹集资金，干得相当不错。从教育部和英国庚子赔款基金会都得到了更多的赠款。”
费正清一在重庆安顿下来，梁氏夫妇就热切地等待着他去看他们。思成写道，“我们的会见将意味着你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一艘破轮船到李庄上水要走三天，回程下水要走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然而我还是要给你一张标出我们营造学社位置的地图，以备你万一在李庄登岸而又没人去码头接你时之用。船是不按班期运行的。每一次到达在这里都是突发事件。但你仍然可以用电报通知我们你搭乘的船名和日期。电报是从宜宾或南溪用信函寄来，两地离此都是60里（约20英里），它可能在你来到之前或之后到达。”
费正清对李庄的访问推迟到了11月中旬。他有一个老朋友社会学家陶孟和做他“破轮船上水”的旅伴。他在路上感染了至今仍然使没打防疫针的美国人病倒的中国呼吸道病菌。他在李庄的一周时间有好几天都躺在床上发烧。和徽因的病房只隔着一座大厅。思成在病房的两张病床之间拿着食物、药品、体温表等等跑来跑去地奔忙着。那么这次期待已久的重聚是一次完全的失败吗？恰恰相反。在费正清离开以后徽因给他写信说，她仍然“处在你的巨大影响之下。开玩笑和嘻闹我早已不习惯了，现在它们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在严肃的谈话、亲切的私语和冷静的讨论之余，那半严肃的、不拘礼节的隐喻和议论，是非常动人心弦、极其讨人喜欢和十分甜蜜的。”
他亲眼看见了梁家的困难，于是保证今后给予帮助并劝梁思成花掉而不是储蓄我们的赠与以及他们卖掉自来水笔、手表等等东西所得来的外快。一个好的女佣人、好的食品和费正清送去的奶粉使徽因的健康状况奇迹般地好转起来。11月26日她写信告诉他，她现在“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部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付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思成，他自己身体也不是那么健壮，在他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已完成了古代重要建筑遗存的26幅画，配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和放大照片，送到重庆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徽因写道：“思成的营造学社已经从我们开始创建它时的战时混乱和民族灾难声中的悲惨日子和无力挣扎中走了出来，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状态。它终于又像个样子了。同时我也告别了创作的旧习惯，失去了同那些诗人作家朋友们的联系，并且放弃了在我所喜爱的并且可能有某些才能和颖悟的新戏剧方面工作的一切机会。”
思成很高兴他的营造学社已有了更坚实的基础，对于那些有办法有权力来支持这类研究机构的人也更加知名。他因之已和他的工作同名，或者说已被认为是干这项工作的值得信赖的人。他已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了；他现在成了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金油”和奔忙于此地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的小跑，已被迫进入了管理者的职位，一个掌管营造学社经营方面事务的人，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野外工作。
她所报告的思成的工作终于受到赞赏和其它的好消息一同来到。思成写信给费正清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待事物的态度变了，恰巧有一些小事使她感到很舒服，而许多事情过去曾经使她很恼火。当然，秘密就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
看来我们终于有了一切理由可以庆贺梁家生活方式和前景的转折。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20) 20．贫困的压力
然而，在如思成所描绘的“谁都难得来到的可诅咒的小镇”李庄，生活永远不会平静。1943年2月底，在逃难来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正像徽因在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
雪上加霜的是，营造学社的中国建筑历史文献研究负责人刘敦桢宣布他将离职。他已在营造学社干了十年以上，现在和思成一道担负着领导责任。
徽因说：“刘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负责任的人。全部帐目以及思成力不能及的复杂的管理工作都托付给他。现在这些将要全部落在思成肩上了！”
“这还不算。如你所知，自从我们南迁以来，营造学社干活的人一共只有五个。现在刘先生一走，大家很可能作鸟兽散。”
从外边来的一位显要的来访者，使得单调的生活得以被打破，并把注意力从日常的争吵转移开。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作为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战时科学参赞来华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后来在他回到剑桥大学以后，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世界声誉。）尽管在他整个访问期间徽因还在卧床休息，她还是写信给费正清描述了这一事件：
“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后来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下午，在国立博物馆的院子里，当茶和小饼干端上来的时候，据说李教授甚至显得很活泼。这就是英国人爱好喝茶的证明。”
许多人指出，梁思成由于成功地把陶孟和博士（中国高级社会学家、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和傅斯年博士（活跃的人文主义者、显赫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拉到一起十分友好地握手，应当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金。这件事由于是在大庭广众之间做成而更具戏剧性，它刚好是在李教授在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金。后来梁夫人写信给在重庆的费正清博士，叫他放心，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
“这次和解的准备工作还得归功于这么一点，有些人以深深卷入别人的每一桩个人事务的癖好而著称。
“在读过托尔斯泰关于1805～1812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人类活动的浩繁记录之后，我必须承认，在李庄或重庆，在昆明或北平（北京）或上海，从1922年到1943年期间的人类活动同《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陌生的俄罗斯的事情是何等惊人地相似。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容忍这一切算了――我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和人。
“我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自己陷入仇恨。我生来是个女人，而这又是战时。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梁家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使费正清只得写信给在昆明的老金问计。老金回信一开头就说“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接着就叙述了他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也许是费正清的一封家书的复印件，促使徽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情写信给他：
“顺便说说，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很广，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思漫游记》中文译本。”
孩子们，再冰（宝宝）和她的弟弟从诫――在家里仍然叫他的小名“小弟”，尽管在梁氏夫妇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她的书信中很少提到。有一封很生动的信简短地写到他们在十四岁和十一岁时的生活：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思成曾把儿子带到重庆，孩子在那里考上了两所中学，他在两所当中选了他有朋友的南开中学。老金说，“他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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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1) 1．膝下爱子
梁思成受到他父亲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父亲的显赫、其思想和对他的关怀塑造了梁思成。儿子对父亲的孝顺仍然是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基本美德，但是对思成来说其原由却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是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当时，日本在1895年出人意料地打败中国，而1898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夺取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这年夏天，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一起，支持年轻的皇帝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来拯救中国。维新由于保守派的政变而失败后，他流亡到了日本。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广东青年，一个早熟的学者和活动家，却以其风行一时的著作正在成为同辈中出类拔苹的精神领袖。
当时只有熟悉儒家经典的学者才配担当使中国思想界现代化的重任，这种变革只能从儒家内部开始。这就使梁启超具有了改革家的资格。他在日本出版了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向具有革命思想的一代中国儒家学者介绍西方的学说。
他不到二十岁就同一位贵州女子李蕙仙结了婚，她比他大四岁。他们的婚姻是由她的长兄安排的。他是一位考官，对年轻的梁启超在一次举人考试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十分激赏。除了她是她的阶级中一位普通女子以外，她的其他情况鲜为人知。她的脚当然是缠过的，她的思想也同样受到束缚。尽管同一位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己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还是满足于恪守自己的传统。1893年她在广东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思顺。五年之后她带着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团聚。
在梁启超那些动荡的岁月之后，在日本的生活是相对安定的。女儿是掌上明珠，但对一位男性继承人的迫切需要也是明摆着的。妻子很快又怀孕了，生下一个盼望中的男孩。但他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她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只给这个家添过一个六岁的女孩。她的基本职责是很清楚的。于是她急于给梁启超寻找一个能够帮助传宗接代的第二个妻子。那个年轻姑娘有十六七岁，既健康又活泼，只是不识字，一双大脚也没缠过。她是一个丫头，小小年纪就买来，在家里作为仆人养大。这个女人是做妻子的煞费苦心挑选的，她应该既能生养健康的孩子，又明白她在梁家低贱的地位及侍候人的职责。
然而最后还是李蕙仙生了一个男孩作继承人。思成于1901年4月20日在东京出生。他活了下来并担当起作为长子的责任，这种责任他在今后的困难岁月中一直承担着。三年以后那第二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思永。男孩子们在孩提时代一同玩耍，进入青年时成为好朋友，成人以后他们都是驰名的学者。
那妻子生了第二个女儿思庄以后就不再生了。那第二夫人却一直怀孩子，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紧接着他的第九个儿子在出生时夭折。在多年特别多产和有影响的写作以后，父亲的生命在五十六岁时过早地结束了。他一共有过十四个孩子，他们长大以后都成为有用的公民，其中有些还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那第二夫人比妻子又多活了许多年。她毕生在梁家是一个在病中和健康时照拂每个人的主心骨，而作为回报，她也受到每个孩子的尊敬和爱戴。她来到这个学者家庭的时候还是文盲，干脆就等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才和他一起上学。她学会了读书并且读得富有表情。她不仅精通看护和管理家务，而且学会了游泳、滑旱冰、滚铁环、编织、钩花边，会打桥牌、麻将，还学会了针灸。
对梁启超来说，1898年到1912年流亡日本的年月充满了各种活动。他继续写作、编辑和发表他的政治见解；他学习日本语并阅读西方书籍的日文译本。他广泛地旅行，到夏威夷、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去会见华侨。思成对这些年的回忆是在一个安静的家庭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和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由日本仆人照看，但进华侨学校。1964年他写给一家日本出版物的一篇文章的片段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从横滨时开始记事。我父亲那时在编一本知识分子刊物新民丛报，
我们就住在印刷所的二楼。我每天到华侨办的大同学校附属幼儿园去，教
师全是日本女人，她们都十分慈祥和温柔，就像妈妈和姐姐一样。
日本地震很多。每次发生地震的时候，那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楼，因为
我妈妈是缠过脚的，下搂不太方便。
我大约六岁的时候，我们搬到了须磨。我们在那里住在一座华侨所有
的别墅里，它有一座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我父亲把这地方
叫做“双涛园”，因为我们在这里既能听到波涛声，又能听到松林中的风
声。
我同我的堂兄弟姐妹们从家里徒步走到通往神户的铁路车站，去神户
同文学校上学。铁路售票员对我们很好，即使我们只有一天没去上学，他
们也会担心，第二天一定要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暑假的时候全家都到海滨去游泳。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教孩子们潜泳。有一年夏天，父亲的老师康有为来看他们了。孩子们不喜欢他的来到，因为他老是大声而激烈地同他们的爸爸辩论。他们在海滨进行报复，潜泳到他身边偷偷揪他的胡子（注1.）。
1911年革命胜利推翻了清政权，也使梁启超不再需要流亡。他在1912年带着全家回到中国。
他们在天津的家是河边意大利租界里一所西式的房子。它是由石头和灰砖砌成，两层的楼房有许多屋子，住得下日益膨胀的梁家以及许多亲戚和客人。后边还有附属房屋，是厨房、仓库、病房，以及伺候梁家和维修房子所需的众多仆人的住房。
梁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座，甚至更大的房子。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用白色石头砌成，这所房子有三层楼。上面两层是给学者做藏书室用的，下层则是起居室、大厅、餐室，以及其它接待客人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他的书房。根据中国学者的传统，梁老先生给他自己取了一个奥秘的名字或者“雅号”，来标明他的著作。他取的是“饮冰老人”，而在他的新书房门上挂上一块牌匾，叫“饮冰室”。这个“饮冰”的标签显然是出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典故：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子……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
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
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
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注2）
梁启超在面临现代社会的许多难题的时候，显然是认识到古代贤人子高的忧虑及其饮冰解决办法的，而他在国学研究方面很可以和古代的子高媲美。
在他们的天津家中，有一种思成很喜爱的家庭习俗。当父亲在家的时候，全家每晚六点半都要坐在一张大圆桌的周围。“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几年以后，有一次，在中学念书的第四个儿子思忠问了一个不大得体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著名的中国爱国者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父亲回答说：“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有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尽管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吸引了他的很多注意力，梁启超还是非常认真地履行了他父亲的职责。在他对待孩子们的行为中，爱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又遵守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女儿也一样）必须特别孝顺父亲。梁老先生对他的智慧高超满怀信心，他关心的是把他的子嗣导上正确的思想和行为的轨道，给予他们恰当的教育以适应他为他们想好的职业，并使他们有一个好的婚姻。
在他的书信和其他个人作品（由他的朋友丁文江在他死后汇集成册，即1958年在台北出版的《梁启超年谱》）中，他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但他最钟爱的还是他头生的女儿和长子――思顺大姐和思成。
当梁家从日本回到中国时大姐已经十八岁，早就该筹办她的婚事了。
梁启超为她选择的丈夫是一个叫做周国贤的从东南亚回来的年轻华侨。他既会中文又会英文，他十九岁时就受到康有为的注意并被他用为秘书。后来他在欧洲读书。在他回国时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里要过来，任为翻译兼秘书，并安排了他和大姐的婚事。
按照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儿女的婚事时甚至都可以不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写给大姐的一封信（注3），表明他已把让两个陌生人结婚的传统做法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非常自豪。我认为我的办法是很好的。我首先仔细观察了一个人，然后我介绍你们两人认识，让你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大姐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是1915年出生的。周国贤参加了中国领事处工作。并受到一系列的海外派遣，这使他们夫妇到了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父女间的关山阻隔使他们只好经常通信。梁启超给女儿的信表明她是他的一个知己。他把他对于家庭的观察和担心和其他私事告诉她并征求她的意见。尽管他在向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是那传统的全智全能的父亲，他同她总是能够超越那二十年的年龄差距，平等地商量问题。这说明她已填补了他结发妻子和忙于家务的第二个夫人所留下的空白。
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堂兄弟们在日本的时候上的是一个中文学校。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必须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环境中生活。他进入了一个北京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1913－1915年的时光。
女孩子们也被送进一所能训练她们阅历世面的现代学校。大姐是一位先行者。当她和会说两种语言的周国贤订婚的时候，她的父亲坚持她应学习英语。一位英国妇女鲍登?斯密思小姐在北京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正好适合这个要求。大姐人了学并证明了这种学习的好处，母亲就成了热心的支持者。她同那位英国女校长交上了朋友，并安排妹妹们、堂妹们，甚至朋友的孩子们去上学。
思成在1915年秋季进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是用美国国会汇还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这笔资金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奖学金。
学校的课程同美国的高中课程很相似。很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也同样注重。有些教师是美国人，教学全用英文进行。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很出色。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显然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他在中学的那些年却学会了一手好素描，这在后来非常有用。他是清华艺术俱乐部的成员并成为1923年的大学年报《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他为该刊物画了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有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他首先被称为艺术家和作家，然后是“精通音乐”。至于体育，他是强壮而健康，他热爱跑、跳、攀援和体操。
清华校园位于北京西北数英里，交通是个问题。人力车和自行车最快，可学生们觉得贵。驴和驴车能雇到，但又慢又不方便。学校里装着电话可是又不让打。于是他们同家里和朋友们通讯就靠写信。
思成在这么长的时间中的相对隔绝可能在他接受清华的教育方面起了作用。二十五年后他曾对我谈起，说这长长的八年（中学和大学）为他准备了英语和对西方科学和历史的一般背景知识的良好基础，但他又说教育水平是低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四年”。他的这种看法忽略了他在清华时期从参与课外的艺术、音乐和体育活动中所得到的终生好处。
注1. 《人民中国》（东京）1964年6月号，第79－81页。
注2. 见《庄子?人间世》第二节。
注3. 丁文江编：《梁启超年谱》（1958年世界出版公司台北出版），1923年11月
5日，第650页。此后简称为《年谱》。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2) 2．掌上明珠
林徽因生来是个艺术家，学的是建筑，职业是诗人。和梁思成一样，她也是在一位强有力的父亲（林长民）影响下长大的。他是一位艺术家，又是一位风流才子，这两种因素也同样决定了她的性格。
林长民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官吏，他的诗作和书法在他的文化圈子里很吃香。他1876年生于杭州，二十一岁时通过了生员（最低一级）的考试，入杭州语文学校攻读英文和日文。家里为他办了一门亲事，可是当妻子无出时，他就纳了第二个妻子来给他生儿子和继承者。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是儿子在襁褓中、第二个女儿在孩提时代相继夭折。1904年出生的林徽因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父亲和他许多同时代的才子一样，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读了几年书。1909年他得到政治经济学的学位而毕业。回到中国以后他把他的第二个妻子和女儿接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的上海。
当时徽因五岁，她一直在杭州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由一些成人包围着，可是没有父亲和兄弟姐妹。她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她父亲的归来一定使她很高兴，而她那敏捷、聪明、善感的性格也一定迷住了他。也可能是在上海的那些年使他们越来越亲近了。
1912年他们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北京去。在那里，父亲在几届政府中升迁到很高的官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仍然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他从福建娶了第二房妾，她很快就给他接连生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然后徽因的生活就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第二个妾和她的孩子们是住在他们北京的家里很大的一个前院里。这里充满了快乐的孩子们的喧闹。徽因和她母亲则住在后边一个较小的院子里。徽因的母亲对这第二个妾满怀嫉妒。她的后继者将是四个儿子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而父亲对她的偏爱又毫不掩饰更使徽因的母亲受不了。那善感的女儿是夹在当中了。她对母亲愤怒的悄悄话表示同情，同时又爱她的父亲，并且明知他也爱着她。他的第二家庭也承认她仍然是他最钟爱的孩子。
徽因生活中新的和十分重要的一章开始于1919年她十五岁的时候。林长民和梁启超成了好朋友。两人都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都在革命后的北京政府中任高级官吏。他们想用启超的爱子思成和长民的爱女徽因之间的婚姻把两家进一步联结在一起，这个想法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两个年轻人被“正式介绍” 认识了。这对于那种必须经过媒人挑选两个完全陌生的人到结婚日才第一次见面的传统婚俗是一种明显的背离。那年徽因十五岁，思成十八岁，根据传统习俗，他们幼年结婚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老梁启超对他们说得很清楚，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是最后决定还得由他们自己来作。这个决定作出之前又过了四年，而这当中两人都又遭遇了很多事。
1920年夏天徽因离开了北京，跟随她父亲走过半个世界到了伦敦。当国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创立之际，就像别处一样，中国也成立了国联协会。林长民是发起人之一，又成为协会总干事。他为了国联的事务而常驻伦敦，把女儿带去作伴。徽因在上海和北京的学校里学会的英文使她不仅是个悦人的伴侣，而且是个有用的助手。她在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恢复了学习，很快就学会了英语。
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齐集伦敦。作为她父亲的女主人，徽因会见了许多前来向她父亲致敬的中国和其他客人。她的这种社交活动对她的影响显然和她的正式教育同样重要。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来访者是徐志摩，梁启超介绍来的他的一位年轻门徒。他是浙江一位著名银行家的儿子，早年学过中国古典文学。他于1915年结婚，有一个儿子。他把妻子和孩子交给父母照看，在北京大学毕业并于1918年去美国深造。到底学什么似乎始终是一个问题。第一年他在麻省的沃切斯特的克拉克大学选修经济学和社会学，第二年他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第三年，欧战已经结束，他就坐船去英国，一切从头开始。这一次他本来是要到剑桥大学师从他的新偶像贝特兰?罗素的。他在1920年10月越过大西洋抵达伦敦，却被告知罗素还没有从中国回来，而且更糟的是，他几年前已被剑桥大学开除了。怪不得徐志摩“非常懊恼，只好另找出路”了（注1）。
然而，在他的沮丧下面，过去曾经吸引过梁启超的那些性格特征仍然明显。这就是他的辨别力、他的魅力、他的爆发力、他的幽默、他的创造热情、以及他的戏剧性的表现。而使他出名的最重要的还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领，他能够发现和吸引同类人，并在周围的人们中唤起新的观念、新的抱负，当然还有新的友情。
林长民和徐志摩是属于同一类人，他们相识的第一眼一定就明白了。徐志摩成了这家的常客。林长民为徐志摩的友情所感动，最后对他产生了完全的信任。他把他的一些往事，包括他在日本做学生时同一个日本女孩子的早年恋爱故事也告诉了他。这可能把徐志摩自己的浪漫追求也唤醒了。这两个男子闹着玩交换 “情书”，把他们的情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徐志摩装成一个已婚的女人，林长民则装成一个已婚的男人（注2）。
徐志摩差不多比林徽因年长十岁。作为一个“老头”，他原先的属意是在于父亲而不是女儿，这是两人都明白的。甚至有人说最早她曾叫他“徐叔叔”。她那纤细的美丽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她的艺术气质跟她父亲一模一样，她的活泼、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文学爱好都使徐志摩倾倒。他坠入了爱河。
在多年以后听她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一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
通过林长民，徐志摩会见了英国文学家和中国爱好者高尔斯华绥?娄司?狄金森。他十分喜爱徐志摩，在1921年安排徐志摩进了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了一名特别学生。狄金森既熟悉剑桥大学又熟悉英国前代和当代文坛巨子，这就给徐志摩开辟了一个新的认识领域。他对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不懈追求，现已让位于对于诗歌研究和写作的长期献身。他的文学气质终于找到了他将倾注全部感情和使出全部才能的表达方式。
浪漫派诗人徐志摩崇拜爱和美，但认为自由是同样重要的。他在徽因身上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幻想着，和她生活在一起，他就能达到他创造力的顶峰。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
这样，当他知道他在中国的父母将让他的妻子到英国来和他住在一起时，他的反应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她在1921年春天抵达。他们搬进离剑桥大学六英里的骚斯顿的一所租来的房子里。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到学院去上课和上图书馆。他又在门口的一个杂货铺安排了在伦敦的徽因可以寄信来的邮递点，他总是急切地找到这些信并迅速回答。他的妻子住过了夏天并且又怀孕了。秋天他建议她做流产，并去了伦敦，从那里捎话来说他想离婚。在这以后她很快前往德国，她的第二个小孩在那里出生，但很快就夭折了。
可能就在这时候，他对徽因说他想离婚，并向她求婚。她爱慕着他，并对他打开她的眼界和唤起她的新的感情和向往充满感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婚姻呢？思成曾亲口对我说，不管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 徽因的父亲也深深爱着志摩，他显然认为在伦敦住了一年多以后现在已是离开这里伤脑筋的生活、带着徽因回家的时候了。他们坐上船，经过穿越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的长途航行，于1921年10月到家。
两个女人都离开徐志摩以后，他就回到了剑桥。“现在时间到了，”他写道，“我终于有机会接近真正剑桥的生活，同时我也慢馒地‘发现’了剑桥。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快乐。”（注3.）他的交游圈子包括狄金森、依?马?福斯特、赫?乔?威尔斯、依?阿?里查兹、贝特兰?罗素、罗杰?弗来、亚瑟? 瓦莱和把他带去见凯塞琳?曼斯菲尔德的约翰?米德尔顿?墨莱，那次会见使他感动不已（注4）。这一年中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可以独自和朋友在一起，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在一起。独自和自然在一起。他的这种情感在显然是他的第一批诗作中抒发出来。他还为大学写了一篇深情的祝词，是这样开头的：“是剑桥打开了我的眼界，是剑桥激起了我对知识的渴求，是剑桥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识。”（注5）古老的石头建筑和静谧的绿色田野的美迷住了他。他使用英语已很自如。阅读基兹、雪莱、拜伦、伍尔兹华思和斯万伯内的浪漫的诗作使他陶醉。伟大的英国诗人们在他身上唤起的渴望、理想以及浪漫的幻想迫使他把它们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他是从青年时代就熟知的。这种本国语言他当然一生都在使用，而很少有中国的青年学者能像他那样成功地把它用作诗歌的手段。他之所以能把诗歌作为他的情感的一种自然的抒发方式是并不奇怪的。他那来自本地的源泉加上剑桥的激发而流淌出来的诗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将发挥特别大的影响。
在剑桥度过逍遥自在的整整一年以后，他打道回家，于1922年10月15日抵达上海。
注1.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1895―1980》（维京
出版社1981年纽约版），第154页。
注2. 李欧梵：《浪漫一代的现代中国作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麻省剑桥
版），第133页。
注3.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6页。
注4. 史景迁：《通向天国和平之路》，第159－161页。
注5. 许开余（音译）：《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达布尔戴出版社1963年纽约
版），第67页。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3) 3．少年时代
梁启超在1918年末前往欧洲去参加凡尔赛和会。从他的基地巴黎出发，他用了几个月时间访问英国和漫游欧陆。由于他要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他回到了中国，而这将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了。他也有些担心他的孩子们在清华的学业，怕注重英语和自然科学会使他们忽略中国文化知识，而他本人在他们这么大时已经造诣很深了。
一种非正式家庭教育项目的松散的夜学堂已经由做父亲的进行了多年，现在是加强它的时候了。1920、1921和1922年的夏天就用来做这件事了。梁启超实际上为一批经过挑选的学生，包括思成和思永、他们的堂弟妹们以及他的年轻门生们，在他的天津的家里开设了一所中国学的学校。他用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来讲课，它们不时被学生们的问题所打断。下午从三点到五点，学生们把梁启超的讲稿刻在蜡纸上并复习一天的功课。他的讲稿后来出版了。
不仅每天都受到父亲思想的熏陶，而且连他的有名的热情洋溢的表达风格也都加以模仿，对儿子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梁思成后来指出他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两兄弟在中国研究方面都作出突出贡献这一事实――思成研究中国建筑史、思永研究中国考古学――证实了他们父亲教导的智慧和力量，也证实了儿子们的非凡能力。
当梁启超客居英国的时候，他对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印象颇深。这本书当时风靡英国和美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迫切需要一个中文译本，他本想自己干的，不过，如他在给大姐的信中说的：“我的英文不怎么好，儿子们便自告奋勇。在年轻的历史学家徐宗漱的合作下，两兄弟在1921年夏天承担了这一工作，一直干到次年二月。”
父亲的谋算有好几层。首先他当然希望他的儿子们像当时西方普遍主张的那样接触世界历史。同时这一作业对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英语能力是一个很好的测验。最后，这对于发展他们的中文写作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他在同一封信里对大姐说：“因为我要教我的两个儿子学中文，这个夏天我得花掉几个半天的时间，现在是每天两个小时修改他们的翻译稿。所以那翻译名义上是‘孩子们’的，实际上是我做的。有时我半天只能完成一千字，要是我自己干，我用这么多时间可以写四千字了。”1922年3月，手稿完成了。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卷本。
当时大姐一家住在菲律宾，她的丈夫在马尼拉当总领事。她的母亲从天津来，可能是来此就医。她在马尼拉期间做了癌切除手术。1922年夏天父亲派思成来到马尼拉把她接回天津。在他抵达时，他写信给他父亲报告说，母亲“已经完全从重病中康复过来（注1.）。”既然担心都解除了，他奉父亲之命买了一辆汽车给家里用，并且作为大姐的礼物，买了一辆哈里?戴维逊牌摩托车给自己。这两辆车都装上他们乘的船运了回来。
徽因和她父亲于1921年下半年回国把她和思成的婚姻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1923年初他们下定了决心。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姐说，“思成和徽因已约定结婚。”他又加上一句重要的说明，“我告诉他们，他们在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可是林家主张他们立即订婚，我们的朋友们大多也是这样主张。你的意见如何？”
父亲的意见得到了遵从。直到1927年秋天才宣布订婚，1928年3月才举行婚礼。父亲关心的是思成和徽因的学业。当时节制生育还不为人知也不可得。如果结婚头一年就建立一个家庭就会打断他们的学业并使他们承担起超出他们负担能力的花费和责任。
就在这一周，梁老先生写了另一封有远见卓识的信。这次是写给徐志摩的。父亲就像许多别人一样，对于这个早就是他的爱徒的年轻诗人充满了爱慕。当然他也熟知徐那放荡不羁的“野马”脾气的危险性。徐志摩在1922年3月离了婚。梁启超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是要谴责徐志摩抛弃他的妻子，也是要保护徽因和思成，使他们不受徐志摩完全有能力造成的混乱的伤害。他在信中无一字提到徽因，但要徐志摩不要“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追求幻梦中的极乐世界”（注2.）。
徽因仍然敬重和爱着徐志摩，但她的生活已经牢牢地和思成联系在一起了。长久的计议已定，她就能投身于徐志摩创办的新月社了。这是一群积极参加白话文运动的年轻作家的社团，白话文运动是要推行现已被普遍接受的把口语用于文学写作的做法（注3.）。
这是徽因写作生涯的开始。她写出了她最早的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据思成说，她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浪漫派散文诗的译文：《夜莺和玫瑰》。我不知道它是在哪里发表的，但它可能是在北京或天津一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它们是新月社成员早期的重要园地。
二十年代初北京的文化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尤其对于来访的西方文化使者表现得特别友好。这就激起了徐志摩向中国听众介绍西方艺术成就的热情。他和徽因负责组织了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一次非常成功的音乐会，那是一位西方艺术家首次把西方著名的古典音乐节目带到中国古都来上演。
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她的朋友在紧迫的询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在她回到中国以后，她在引导思成作出这样的决定方面也没有任何困难。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们的弟弟从西山来到北京城里，参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获准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的国耻日周年抗议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长街，一条市中心的海北大街。离梁家不远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华的东西大道长安街，它邻接着天安门的正面。大约十一点钟，思成把他大姐赠送的礼物――摩托车推出来，让思永骑在后边，驶向南边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大道时他们被一辆大轿车撞到侧面，摩托车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远，把思成压在下面。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命令他的车夫继续往前开。
思永的伤口流着血站起来，发现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把家人吓坏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坏了！”一个仆人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来。他脸色苍白，眼珠也不会动。过了二十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脸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亲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 “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梁启超写道，“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付给我之前，我已把它毁坏了。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大姐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注4.）”
“这时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亲写道。“我只是说，‘不要紧的，别害怕。’当我看到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的时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后来医生来了，对他作了全面的检查。他诊断说，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断了，他用救护车把思成送到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思永忙着和别人一起照顾思成。后来他睡着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担心起来，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只检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轻微的擦伤。两兄弟在医院同住一间病房，思永一个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则要住上八个星期。
一开始医院的外科医生告诉家里，思成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没有断。这个诊断是错的，耽误了正确的治疗。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父亲在一封给大姐的充满希望的信件中说腿已经完全接合，思成将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实际并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左腿就显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对于一个由于职业原因需要常常在农村里长时间行走并攀越和检查房顶和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父亲借着他活泼好动的大儿子这段消极日子把它利用起来。大约出事后两个星期左右他就让思成研读中国经典，从《论语》和《孟子》开始。“在这两个月里你应当能够消化以至背诵那些对自我修养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须读《左传》和《战国策》的全文以增长你的智慧和改进你的文风。如果你还有时间，就读点《荀子》，那就更好了。”
这些经典是过去八百年来科举考生的必读课。在这里，改革派领袖梁启超显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学立场，并认走背诵经典是对于清华大学那无可名状的单调课程的有用补充。
思成的母亲则对于那个汽车撞了她的两个儿子又跑掉的官员特别生气。她找了共和国总统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判定那是车夫的错，母亲不肯罢沐，直到总统替他的下属道歉为止（注5.）。
母亲还同时有别的担心。那年夏天特别热，而病人躺在床上绷带一直要缠到腰间。他的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里来看他。没有那种长辈教给的羞涩，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边，热心地同他谈话，开玩笑或安慰他。年轻一代的这种行为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徽因还因记录梁启超口述给大姐的信使她在这紧急时刻了解情况而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感激。后来我们知道，大姐对于把这位现代姑娘纳入家庭也曾抱有疑问。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同医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国去进修的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烦。冒险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当长，一年或者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难可能是你锻炼性格的好机会。而且就学业来说，你在中国多准备一年也没有任何损失。（注6.）”
思成把离华去美的时间推迟到了1924年夏天。在这段时间里，徽因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学业，另一方面继续她的写作，同时准备同他一起离开中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该如此。”徽因的名字通篇没有提到。
梁启超显然认定这问题已不再威胁他的家庭。1923年夏天他和徐志摩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南开大学授课，徐志摩教两个星期的现代英国文学。徐志摩写诗用的是新的白话体，许多篇都印行了。1923年秋天徐志摩把他的亲朋诗友召集到杭州欣赏西湖美景。他的声誉和影响在增长。1924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教席的聘请。
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北京讲师协会的策划者，这个协会曾主办了罗素等人的来访，把外界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介绍给中国听众，徐志摩很早就积极主张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那斯?泰戈尔，他在1924年4月12日到上海的码头上迎接泰戈尔，作他在华七个星期旅途中的全程陪同，并担任他的英译中翻译。两位诗人立即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相遇不久，他们在杭州西湖的一条小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吟诗，讨论诗歌一直到天明（注7）。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受到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许多知识界名流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认为他的访问象征着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宗教联系。他是来加强中印两大国在亚洲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和西方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将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础。他在北京的研究者和知识界中的听众数以千计。许多人是因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的。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注 8.）。
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高潮是5月8日庆祝他六十三岁生日的寿筵。它是由徐志摩新近创立的新月社主办的，而这个社团又是以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命名的，四百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在演说和赠礼结束之后，为客人们上演了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剧《吉特拉》。剧中徽因扮演公主，而徐志摩则扮演爱神。
第二天早晨，泰戈尔发表了他准备好的七篇讲稿中的第一篇。它在一部分青年听众中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次日他的第二次课遭到显然是有组织的抗议。当泰戈尔发现在听众中散发的传单把他说成是为精神至上主义辩护而对中国目前的困境无动于衷的反动派时，他非常生气。
从1923年开始，由人数很少的人所领导的中国左派发起了一场积极反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运动。对于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泰戈尔简直是狮穴中的一块肥肉。他宣布他的下一次讲课就是最后一课，其余的课将取消。大约有两千人来听这最后一课。徐志摩和胡适为诗人作了辩解，但泰戈尔却说他身心都很疲劳，到西山休养去了，这样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周的大部分日子。
5月20日，泰戈尔离开的日子，是一个动感情的告别日。诗人自己可能因为躲开了那些激进的抗议者而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于和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他为她作了一首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对徐志摩和徽因来说这次离别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徽因。那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却没有使她动心（注9.）。然而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和徐志摩却度过了共同亲密照顾他们可尊敬的印度哲人的时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着戏剧性和使人兴奋的公众使命，并感知着徐志摩的人格和诗歌为他赢来的突然的声望。
徽因下个月内就出发到美国去，四年后才回中国。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以后又卷迸了另一场爱情纠葛。
注1. 《年谱》，1922年6月28日，618页。
注2. 1923年1月2日的信，载许开余《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集》68页，转引自《徐
志摩全集》胡适序，4－5页。
注3. 他们自己的刊物《新月月刊》几年内不曾出版，后在上海出版。
注4. 《年谱》，1923年5月8日，642页。
注5. 《年谱》，1923年5月11日，643页。
注6. 《年谱》，1923年6月26日和31日。
注7.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8.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注9. 斯提芬?N?海伊：《亚洲关于东西方的看法：泰戈尔及其批评者在日本、中
国和印度》（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剑桥1970年版）195页。
家园 《梁思成和林徽因》(4) 4．专业研读
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在1924年时是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保尔?P?克雷（1876～1945）主持的美术传统的堡垒。克雷本人1896年入巴黎美术学校并接受了不仅包括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包括深入研究建筑史及简洁漂亮的透视图（及必要的美术字制作）的强化训练，这些他都传授给了他的美国学生而且将会在梁思成后来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克雷作为巴黎美术学校的新近毕业生已在建筑和教学两个方面都崭露头角。后来当他设计的华盛顿的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和底特律美术学校这些漂亮建筑物在竞赛中获奖时，他早年的才华显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作为宾大建筑系的教师继续发挥重大影响，直到他1937年退休。
思成和徽因作为1924年秋季始业的学生注册入学，思成在清华的密友和同房间同学陈植同时注册。据陈植回忆，他们三人一起由中国来美，同在纽约依塞卡的康奈尔大学度过夏天几个月，上预备班和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7月7日，思成写信给家里说他已选好了暑期补习的课程：水彩静物写生、户外作画和三角，希望通过这样的预备学习能“成为建筑系二年级甚至更高年级的学生”。同时他也对大学居高临下俯瞰卡犹嘎湖的著名建筑布局敬佩不已。“这里山明水秀，风景美极了。”
就在这年夏天，家里人都很明白，思成的母亲患癌症已到晚期。八月中旬梁启超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已决定让思成回中国“以尽他应尽的孝道……这病是很痛苦的，她离不开别人的照顾……思成的庶母怀孕了，需要他回来帮助。（注1.）”整整一个月以后，9月13日，他母亲死了。儿子是不是真的被命令回家已无关紧要。即使他坐三天横贯大陆的火车，赶上最早一班轮船进行跨越太平洋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也是无法及时赶到的。
和思成及陈植一道从康奈尔大学来宾大读书的徽因，接到一个使人不安的消息：建筑系只收男生。泄漏出来的解释是：建筑系学生必须整夜画图，因此无人陪伴的女人在场就是不适当的。她没有办法，只好和其他女学生一起注册上了美术系。本来是她热心要上建筑系才促使思成和陈植来到了宾大，结果她自己反而上不了建筑系，这真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她也没有接受。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学年春季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助教，而1926～1927学年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了。她是怎样打破大学的规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从第一年开始，她就和思成一起上课了。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报告说他们的建筑图作业做得“棒极了”。
上大学的头一年，徽因和思成之间经历了感情的斗争，有时竟爆发为激烈的争吵。他们二人脾气秉性很不相同，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需要好好进行调整。
据同学们说，中国来的“拳匪学生”都是非常刻板和死硬的，只有“菲莉斯”（这里人们这么叫徽因）和本杰明?陈是例外。她是异乎寻常的美丽、活泼和聪明，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又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本杰明?陈则常在大学里的合唱俱乐部里唱歌，是学生当中最西方化的一个，也是最受欢迎的男生。他总是满脸笑容，非常幽默，老爱开玩笑。
说到思成，那么他是刻板和死硬的吗？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天性。他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和他们 “没有正式订婚”的状态相符的，也许和徽因相去甚远。她正在充分欣赏美国的自由，而她在两性当中受到的欢迎真是令人陶醉。她已摆脱了她的家庭扣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予以反击。
梁启超把这种相互斗争用强烈的措辞描绘给大姐听：“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他又评说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几次天堂和几次地狱。（注2.） ”
或迟或早他们就学会了在不牺牲自己的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的条件下相互容忍。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思成曾回忆起一件在他1924年抵达宾大后不久就发生但长久不忘的事情。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思成也参加了。上过几堂课以后，他跑去找古米尔，说他非常喜欢建筑史，说他从来不知道世上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古米尔在回答中又问了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思成回答说据他所知还没有文字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是怀疑的。当时学建筑的都是学断代建筑学的。思成根据恩斯特?彪胥曼的中国特色建筑类型摄影集做了几次中国建筑的习题。
在思成完成在美国的建筑学学业之后的数年后，美术传统精神将由华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范?得?罗赫和别的有影响的领导人注入国际鲍豪斯式的课程之中。在后来的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我听见思成不时表示他的遗憾，说他刚好错过了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大门口。然而，对于一个注定要领导那个恢复中国建筑史传统的唯一学府的建筑学家来说，他在美术上的训练的某些方面肯定对他今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自己就提到过一些对于他以后在中国工作非常有用的宾大给建筑史学生出的习题的例子。典型的习作是根据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未完成的教堂的设计、重新设计一座凯旋门而在创意上不能背离当时环境、或是修复毁坏了的建筑物。另外，他在一些展览会上看到的获得罗马奖学金的学生们搞的按比例缩小的罗马建筑图样也很有用。思成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中，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他追溯了整个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这种训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我们手头没有他绘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纸可资参考，但我们却有他今后十五年间制作的、表明他对于中国建筑演化历史的理解的一批重要的摹拟图。他的制图本领在他完成这些作业中无疑是很重要的；至于绘画，他一直是情有独钟的。
在思成的大学时代，他的才能可由设计方面的两枚金奖及其他奖励得到证实。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并且写信告诉了他父亲。梁启超给他的格言式的忠告是：“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注3.）”
至于徽因，我们可以从1926年大约是她的一个美国同学给她的家乡报纸写的一篇访问记中窥知一些她在宾大的学生生活的情况：
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中一条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图
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他三十到四十
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
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是偶尔得第二。她不苟
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
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
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然后我就在英国上了中学。英国女孩子并不像美国女孩子那样一
上来就这么友好。她们的传统似乎使得她们变得那么不自然地矜持。’
“‘对于美国女孩子――那些小野鸭子们你怎么看？’
“回答是轻轻一笑。她的面颊上显现出一对色彩美妙的、浅浅的酒窝。
细细的眉毛抬向她那严格按照女大学生式样梳成的云鬓。
“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
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
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
好的伴侣。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
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注4.）”
在她宾大学生生活的中间，徽因遭受了她亲爱的父亲猝然去世的伤痛。他是为躲避北京的一次政变到东北去时被流弹击中毙命的，时年四十九岁。他的挚友梁启超担起了通知徽因的倒楣责任，写了一系列的信，开始报告了一些谣言和担心，最后则证实了他的死亡。在当时和后来的信中，他对他们说，他们现在必定已经意识到，他们今后的一切计划都将受到影响。林长民的第二个妾将带着她的孩子回福建老家，而徽因的生母将在她今后的有生之年依靠思成过活。因此思成必须很快找到工作。从这时起父亲更多考虑的是思成的未来，特别是在他回国时给他找一个好的职位。
1927年思成和徽因都从宾大毕业了。他在2月被授与建筑学士的学位，7月得到硕士学位。她在2月以高分得到美术学士的学位，四年学业三年完成。也许他们最珍视的奖励莫过于克雷这年夏天请他们当助手。
学业既已完成，一直拖延着的正式订婚的时候到来了。思成的父亲从天津的来信说得很清楚，他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传统习俗。他请了一位朋友来给两个人对“八字”，找出两人的出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上三代的名字。作为订婚典礼的信物，买了两块名贵的玉佩和一对玉印。当事人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弱礼仪的隆重。“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父亲写道，“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寄给了思成，让他去保管。
年轻的思成关心自己的前途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宾大已经给了他建筑师的资格，但他还想在美国再呆上几个月，以便学会怎样教书。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他父亲正在拼命让清华要他，尽管它当时还没有建筑系。不管怎样，他明白要教书就得对于学术文献有更广泛的了解；他尤其想知道的是，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西方都出版过什么图书。因此他在1927年8月向哈佛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提出了入学申请，说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建筑。对于那些大厦的研究及其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作此选择”。他的申请被接受了，1927年9月他就离开费城到剑桥去。早已向往着演艺界的林徽因，则决定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去读舞台设计。
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年代里的某个时候，他的父亲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书的重印本――《营造法式》（建筑标准）。这本书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于公元1100年所著，于1103年出版，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把它寄给他儿子以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他后来承认，没有完全读懂，然而他已看到，他父亲已给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的大门。
同时他想通过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来熟悉用东西方文字写成的其他有关文献。他把1927～1928学年的第一学期用来精读。哈佛的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帮助他找到了主要的参考书，使他懂得了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这里边许多材料他都是熟悉的，但这些方面的学科和书籍是如何组织的却使他很感兴趣――亚瑟?瓦莱和恩奈斯特?芬奈罗萨研究中国绘画，R?L?霍布逊和A?L?赫瑟林顿研究中国陶瓷，贝尔托尔德?劳福尔研究玉石，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研究雕刻。当时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一个是喜仁龙，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伦敦版）和《北京的皇家宫殿》（1923年纽约版），另一个是恩斯特?彪胥曼，他出的书有《图画中国》（1923年纽约版）和《中国建筑》（1925年柏林版，1－2卷）。思成在 1947年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不懂就瞎写。但是两人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思成也在哈佛图书馆里搜求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藏书很少，才刚开始。他报告说他除了找到一些散页以外几乎一无所获。那些散页有的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有关于寺庙的详细记载。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有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几卷关于中国佛教碑刻的书，当时拓片已经印行，而文字尚未出版。
他在哈佛读书的那几个月里，做了一大堆卡片，上面写满了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注解。但是他也发现，就中国建筑史来说，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到1928年2月，思成已经学完了他原来到哈佛来想学的东西。在此同时，徽因则以她惯有的活力，在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有抱负的舞台设计者们当中赢得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她的建筑设计和绘图方面的高超训练，使她远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同学，她是一个应急的朋友，甚至是一个神话中的教母，在交卷期临近时对她的同学来说肯定是如此。斯第华特?切尼，当时才十几岁而后来在舞台设计上崭露头角，是一个特别的宠物。八年之后，1936年2月，她写道，在一本戏剧美术月报上她发现“我的斯第华特?切尼真的成了百老汇一名有名的设计师！想想看，那个同谁都合不来、老是需要我的母亲般的保护的小淘气鬼，现在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设计师，一次就有四部剧目同时上演。”
思成要说服徽因缩短她舞台设计课程并离开她的新朋友们可能是困难的。但他现在可以提议结婚了。徽因接受了，他们就去了渥太华，大姐的丈夫在那里当总领事。
他们于1928年3月21日在总领事馆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的建筑师――分析家。结婚以后他们就立即启程到欧洲去了。
注1. 《年谱》，1924年8月12日，662页。
注2. 《年谱》，1925年7月10日，676～678页。
注3. 《年谱》，1927年2月16日，722页。
注4. 1926年1月17日《蒙塔纳报》（比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