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温情而敬虔地面对历史――《新京报》访谭伯牛 -- 好事者

作者：舞雩 提交日期：2004-3-3 10:57:00

????温情而敬虔地面对历史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谭伯牛：这本书的“缘起”，在饭桌上。我和两个从事出版业的朋友，有一阵经常在一起吃饭，酒足饭饱，便天南海北一通乱侃。某日，话题谈到晚清，谈到湘军，我便拣了几个有趣味的故事作为谈资，例如王贻运在袁世凯面前将“新华门”读成“新莽门”， 曾国藩到底有没有纳妾，左宗棠大骂樊燮（清末诗人樊增祥之父）为“王八蛋”，等等。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末了，说：“你怎么不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呢？ ”那时，恰好有闲无事，接着这个话头，便开始写书。不过，写书和聊天毕竟不一样，刚动笔，我就发现，光记录下这些有趣的事情并不难， 难的是怎么让这些故事以及故事涉及的人物呈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把他们写得就像饭桌上的谈话那么真实那么活泼，就像故事发生时那么真实活泼。

　　新京报：你对晚清那段历史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谭伯牛：首先，是一种少年时代培养出来的对历史的温情。刚入高中，我开始读龚自珍。当时的感觉，套用一句老话，叫做“如受电然”；我发现，在当时大量枯燥乏味的学校教材和专门著作以外，还有一个如此精彩的历史世界。文言文竟可以表达非常激烈的情感，旧体诗竟也可以让人读出“意识流” 的味道，此前苍白的历史影像从此生色，此前沉默的历史人物从此开口说话。钱穆在《国史大纲》卷首说，对其本国历史不具有“温情与虔敬”的人，只能“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还称不上“对本国史有知识”。这也就是对历史的温情此一说法的本质意义。其次，随着年岁渐长，读书渐多，体会到搜集整理乡邦文献和掌故的重要性。中国地方太大，历史太长；个人精力有限，见识有限，不如择其近者、感兴趣者进行个人研究。空间上，湘军诸人离我近，时间上，晚清离我近，兴趣上，近代以来局势跟我所处的社会有渊源。自然而然，我就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最后，还有一个局部和全体的关系。要把握整体，不得不深入局部；要理解局部，不得不把握整体。我不能完全放弃把握整体中国历史的野心，因此，从晚清这个局部入手，未尝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新京报：看完《战天京》，总觉得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大多还是从胜利者的一面来书写，少有太平军方面的材料和角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在书写胜利者的历史，请问你是怎样看待太平天国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无打算“同情的理解” 一下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

　　谭伯牛：确实，这是本书的缺陷之一。但是，我对太平军的一些领导者同样具有历史的温情，例如李秀成，我觉得他比曾国藩等人更具有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我很想为他写点什么， 只是害怕写不好。

　　新京报：你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历史教育，请问你的历史见解是怎样形成的，在这当中， 除了自己的积累思考之外， 是否也曾有名家指点？

　　谭伯牛：我不敢说我已经形成了什么历史见解，也很遗憾，至今未受过名家指点。但是，我愿意说，我是张荫麟先生的私淑弟子。他说

　　过，理想的历史，要具备两个条件：1. 正确充备之资料；2.忠实之艺术的表现。

　　新京报：你的书中充斥着大量主观的内容，这使书显得更有趣生动，但是，这是否会削弱所谓历史的真实呢？ 你是怎样看待历史的客观性这一问题的？

　　谭伯牛：历史的真实，是个很玄的问题。历史是今天的人写过去的事，这里的人写那里的事，若说真实，将以何种情形为参照？我想，还是应该将这种真实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经验上，这种经验，来自于传统，来自于当下，也来自于传统以外、当下以后。这种经验， 固然体现在大量的史料文本之中，但也存在于长久以来变化不大的人的逻辑和情感。读书可以知人，知人可以论世；反躬可以自省，推己又能及人。这两个过程同时进行，不断交流，其结果是否可以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不敢妄论；但是，抹杀作者主体的所谓“历史的客观性”实在不是我的追求。

　　新京报：换句话说，你的书与《温故戊戌年》这样的历史报告文学的区别在哪里？与学院派历史著作的区别又在哪里？

　　谭伯牛：开个玩笑，报告文学比我更文学，我比专家著作更文学。我尽量去做到“资料”和“表现”二者的平衡，或者说，写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史诗。

　　本报记者王小山

　　编辑方绪晓 版式孙晋 校对王月

　　2004年3 月2 日星期二C60 连载

即使你把她当‘史诗’来写，她还是文学。现在怕就怕明明是文学的东西，作者总自以为是历史！长此以往，国将无史了！！

上回看篇报导说跟他老婆俩人都是网络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