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TG与老美建交始末（三） -- 黄金狮子

其实，老美对待TG的态度并不令有心人感到意外。但要理解老美的立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一下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这三个分赃大会。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会晤，随后1943年11月28日到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开罗会议中主要讨论了如何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遗产问题。德黑兰会议中提到了苏俄同意在欧战结束后对日作战。说白了，这就是个分赃大会。不得不说，蒋先生已经不做生意很久了，很不适应这一类环境。在可以索要香港、朝鲜、越南、东南亚、流求等更多的利益时候表现得太过谦虚了。其实他只要表现出他在国内表现出的那种凶狠和狡诈，未必不能获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好感，一切或许就都不一样了。到了1944年，一切都太晚了，在4月到12月的豫湘桂作战中国民政府的军队遇到了很不名誉的大溃败。蒋先生所代表的中国彻底失去了分赃的资格，反而成了被分赃的对象。1945年2月4到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苏俄得到了中国长城以北（包括蒙古、东北、新疆等），老美分到了长城以南的其他部分。这样，在战后确保一个能履行条约的弱势政府无疑是最为明智的，这也是苏俄和老美的共识。所以在国共内战之后，苏俄不肯大力支持TG（当然打得久一点还是很好的），老美极力诱使TG接受国民党的招安（外，TG这个家伙民族性太强了，很不可靠，也不能指望他履行条约）。了解了老美的利益所在，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民主的赫尔利和马歇尔了。

到了1944年，TG已经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他已经控制了八千万人口，军队发展到47万，还有将近230万民兵；前一年秋天，蒋先生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已经被打破了。本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转达蒋先生希望与中共谈判的信息。毛做出了判断“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 1944年的上半年，TG和GMD反复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条件上进行拉锯战。4月之后，随着GMD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形势变得对TG越来越有利。8、9月间，当老美的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后，TG更获得了直接同老美打交道的渠道。通过这个渠道，TG极力地向美方表示善意，希望在关键时期老美不要误判、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同时，TG在政治上提出了改组现政府、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获得了国内相当广泛的支持，政治上占据了主动，也使蒋先生相当狼狈、应对乏力。

9月间，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谈到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我们不得不说他身上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了。通常在民主的光环中呆久了的美国人会本能地反感蒋先生（实际上笔者还不知道当时在中国有哪个美国官员和军人不反感），蒋先生身上实在有太多的负面报道了（尽管他是个基督徒）；可是，赫尔利确是蒋先生的一位老朋友。他帮助蒋先生撵走了可恶的乔，处理了大使馆那帮不听话的、亲共的小东西。说实话，选择赫尔利来帮助TG和蒋先生实现和解，除了他是一个美国人以外，其他的都不合适。

10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接触，表示愿意访问延安。11月6日，赫尔利飞至延安。在这前一天，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对赫尔利的到来表示了乐观，原话如下：“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会议还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8日上午，赫尔利向TG的几个主要领袖公布了一份方案，当被问到方案的来源时，赫尔利老实地回答：“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弄清了赫尔利的来意和他的方案的来源后。很快赫尔利就会发现TG实在是太有才了！下午，TG的领袖毛先讲了一番话，表示愿意妥协，然后只是在赫尔利原来的方案基础上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赫尔利的方案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方案（赫尔利不知道蒋先生要的不是一个民主的方案，而是一个能掐死TG的方案，真正的民主方案会让蒋先生吐血！）。赫尔利对毛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9日下午，TG拿来了最后的协定草案；趁热打铁，赫尔利又问毛可不可以立刻签字，毛毫不忧虑地答应了。同时，毛又问蒋先生会不会签字（板上钉钉+知蒋人士），包瑞德代赫尔利答到“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不得不说，1944年时的TG还是很民主的，在当天晚上，毛主持TG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大会毫不意外的同意了毛的方案，并授权他签字。第二天，毛在这个一式两份的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赫尔利也签字了，他们还给蒋先生也留下了一个位置。在赫尔利上飞机飞回重庆之前，毛又平静地告诉他愿意派周跟他一起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不出所了，回到重庆之后，这个方案在蒋先生这里遭到了断然拒绝。蒋还提出了一反建议（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可以掐死TG的方案）。拿着这个反建议，周找到了赫尔利，这个老绅士只能表示他还是认为那个签过字的方案是公平合理的，但是他还是可怜巴巴地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赫尔利第一次浪费了美国政府的信誉，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即便赫尔利仍旧十分努力地想将国共拉到一起，但是都失败了。他在一份报告里解释了失败的原因“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到1945年2月26日，谈判仍毫无进展，周飞回了延安。

1945年8月，日本将要正式投降。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俄拿到了雅尔塔会议上所分到的一切，而美国人的份额，在摆平中共之前显然不可能得到落实的。1945年8月24日，在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作保与作陪之下，TG领袖毛飞赴重庆，后来经过艰苦谈判与GMD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但是在国内的许多地区，国共的军队仍在激烈的冲突着，为了尽快平息冲突，老美不得不再一次走上前台；赫尔利在这一年多来显然已经耗尽了自己不多的信誉，再让他出面调解国共冲突无疑效率不高，也不合适；1945年11月27日华盛顿宣布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乘专机抵达上海。

马歇尔如何调节国共冲突，且看下回分解。

现在看到的版本是“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其实真实的版本是“我们将建立一个以罗斯福政府为榜样的新民主主义政府”（大意）。出处我可能无法提供了，为什么会这样表述，可能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有关。也可以看出以后斯大林对太祖的成见，直至朝鲜战争才消除。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同TG处心积虑要使中国工业化有关，以后我会专门描述这一点。

赫鲁晓夫为了使TG彻底倒向苏联，才有了156个项目。了了TG的愿。

TG倒向谁，谁的对手就倒霉，秤砣虽小压千钧。

尼克松最后懂了其中奥妙，在最后离开太祖的书房时，对太祖连说两遍：“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香港、印度支那、东南亚（新加坡除外）估计很困难，但是对流求（现冲绳）领土要求估计可以，对朝鲜最起码可以获得经济上的支配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直是蒋先生在养活，而且那伙子高丽人当时管咱们叫“中原”）。外，当时的文莱的苏丹可是亲日的，也可以打打他的主意。

当他在对手那里还有个人或者是自己小团体的私利得时候，他会为大团体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么？不可能的。如果他能够做到，他也就不会被逼到台湾去了。

就是把中国做一棋子，蒋先生是“帅”罢了

从蒋先生的角度想难道不是这样么？

另，文莱发现石油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蒋先生知道那里有石油么？

即使知道，在和美国关系铁瓷的时候，蒋先生会考虑石油问题么？

罗斯福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府么？

在冷战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倒向哪方是没有选择的，中国只能倒向苏东集团。

还要查查资料，看七大的时候美军观察组是个什么状态。

谈到流求（冲绳），这个群岛对我们冲出亚洲、控制日本都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会消灭保钓分子和东海争端）；至于文莱，那个时候已经有石油了（1929年就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陆上油田）；此外，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盟国，不建议把我们或我们子孙的命脉交给某人掌管。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只是说明我希望代表中国的政治人物，考虑问题不仅考虑本人、本党派、本阶层，还要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更要多考虑些年头（深谋远虑的要求好像不过分）。欢迎友好讨论或者拍转。赶文中。

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否则就是造谣了。

只要和美国抱成一团，还愁没有石油？

而且那时世界对石油的需求还没有这么旺盛，对石油的敏感度还没有这么高。

而且，1945年的时候，蒋先生根本不会把南部朝鲜放进视野，他的重心是消灭共产党。

而且，那时东亚的经济中心是上海，只要把上海握在手里，蒋先生复有何求？

１９４１年９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的。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之时，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4]

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期间，我们甚至看到，毛泽东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36]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惨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7]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就肯定对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论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因此，还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38]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复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１９４８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１９４５年３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39]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说明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3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３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１９４０年３月６日，前引《毛泽东选集》，第７３５－７３６页。

[36]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3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１２－６１４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39] 谢伟思前引书，第３２７－３２９页。

而是“罗斯福政府是一个新民族主义政府吗？”

主要是我无法把罗斯福政府和新民主主义政府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