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与班主任有关的一些记忆碎片(三) -- 风尘仆仆

三.大家似乎都是我的班主任

带着一脑袋的肿块和一个双眼皮，我来到了太行山深处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这里虽然有公路，也通长途汽车，但很穷，很闭塞。然而自然风光甚好。山水之间透出的那种纯净的、质朴的美，令我不知所措继而怦然心动。我所崇敬的白求恩大夫的陵墓就在河的上游几公里处。每年的清明会有很多人前去扫墓。但我来的晚，未能躬逢其盛。

这里的人们习惯把山称为“坡”，村西边状似坟头的山叫“西坡”，半山腰有一山洞，据说早年曾有老虎光顾此洞，并一度占为巢穴。村北的山自然就是“北坡”了，站在北坡顶上，可以尽情的观赏奇异、险峻的青虚山，在我眼里那才是真正的燃烧过熊熊抗日烽火的太行山。天气晴朗之时，阳光下的青虚山呈现出的颜色介于翠绿与浅蓝色之间，非常诱人，让人总忍不住想走近他看个仔细。

把我安顿下来后，家母立即着手解决我的入学问题。村里倒是有一所小学，但只有三个老师（其中一位兼任校长），教室的前身是废弃的羊圈，经过草草改建而成为课堂。共有三间：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各占一间（老师上一节课要带两套教案，以便为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授课）；五年级（只有十个学生）待遇最好，单独一间教室（最小的一间），毕竟是即将升入中学的高年级学生，校方也认为他们需要好一点的学习条件。过了很久我才明白为什么五年级的学生那么少，其实也很简单：在五年级读书的孩子们大都是60—62年出生的，六十年代初这个村子的出生率低得可怜。用房东王大娘的话说就是：“那时候饿得走不动路，连母鸡都下不出蛋，就算下出来也是比鸽子蛋还小的软蛋，人就更不用说了”。我深感怀疑，那时候她还能养鸡？

经过细致的考察和缜密的研究，家母终于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远离羊圈，直接到区（介于公社与县之间的一级政府）里的中学上初一！费尽周折，校方总算同意了。在“五四”青年节过后的第三天我摇身一变成了中学生。哈哈！有趣！在此之前我只当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小学生。“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毕竟是区中学，师资力量相当的强大（一共七位老师）。教师队伍成分也很简单：两个出身于师范学校，其余的均为下乡知青或返乡知青经过推荐来校任教。再加上一位校工（这位校工就是我的老房东王大爷，他的小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家母所在医院的所有同事都分散的住在老乡家里）。李校长是转业军人，大高个，络腮胡子，曾担任过我军某部重要职务：副排长。为了让我尽快记住他的名字，他教我两句顺口溜：“小王八一点挂（玉），大王八到着爬（美）。对了，我们的校长叫李玉美。十分女性化的名字。

学校建在半山腰，有一小块操场，六间教室（每间教室的一头还连着一个小房间———教师宿舍），两间办公室，甚至还有一个厨房。比村里的小学那是气派多了！初中共四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高中刚刚建立，只有一个班。剩余的一间教室暂做仓库，里面堆了许多木枪，据说是用来练刺杀的。看来抵挡苏修官兵的重任还压在我们肩头。

上学第一天，我扛着一个板凳跟在“少房东”的身后战战兢兢的（大概班主任恐惧症还在作祟）去拜谒初中一班的“主要”班主任马老师，至于他为什么“主要”，过会儿再说。马老师毕业于“文革”前的师范专科学校，要论货真价实的学历，马老师在本校首屈一指。他家距学校5华里，是一个小小的山村，那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姓马。行过拜师大礼，发现马老师正在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我，看的我心里直发毛：莫非这老师开黑店的出身：“看这牛子细皮嫩肉，不似寻常货色，若是肥瘦分开都切做臊子……”。打住！不能再想下去了。还好，很快我被带进教室，安排在最后一排，因为供我使用的课桌还在募捐的路上（第三天我就有课桌了，但学校无力提供板凳，众学生均需自备）。

第一堂课是语文，我没觉得咋地，很好掌握，只是还不习惯用当地方言朗读课文。第二堂课是数学，乖乖不得了！据说讲的那叫“一元一次方程”，大惑不解，目瞪口呆。第三堂课更狠：是什么“工业基础知识”（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物理），一大堆啥啥“力臂”、“力矩”、“省力不省功”等等，听的俺头大如斗，脑子里只剩下了马特维耶夫的一句台词：“电话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最惨的是下午的俄语课，一位似乎已经怀了孕的女老师不停的嘟囔着一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语，我的天，难道列宁同志和高尔基老先生也…这个这个…。

好在同学们非常友好，以一种山里人特有的淳朴和直率接纳了我。这让刚从麻子手里逃生的我倍感温暖。班里的学生来自附近的好几个村子，最远的要跑十几里山路才能到家。我在班里仍然是年龄最小的，其他人的出生年代可以从59年上溯到55年。刚开始他们对我十分好奇，甚至包括我的鞋、书包、文具盒等等。但没过多长时间，当我已经能讲一口完全可以乱真的当地方言时（差不多每天都要用当地方言朗诵课文，想不学会这崭新的语言也难），我在他们眼里几乎就算是同乡了。

把班主任分为“主要”和“次要”的大概只限于我个人。因为地处山区，不住本村的老师每逢恶劣天气（比如山洪或大雪）便不可能及时赶到学校，尤其是我们的马老师（身体素质极差），我曾经亲眼看到他满身泥水，一瘸一拐的扛着自行车走进校门，那天他上班迟到了9个小时。这种情况下，一般总会有其他的教师主动跑过来临时充当一下班主任并为他代课，还要惦记需要带饭的同学能不按时热饭，吃饭时能不能喝上一碗热汤。学校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章制度，李玉美校长遇到此类情况也从不过问（好像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四处化缘，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但有效的积累着财富，以保证学校能勉强维持下去，当然还必须保证教师们那低得可怜的工资）。这一切都属于这些教师之间的默契和习惯。在我就读于此的近一年时间里，还没看到过哪个班是因为一、两位老师不在而耽误教学的。大多数老师为此都变成了教学多面手且分身有术。其中最了不起的当属杭州知青王老师。而且他是担任我们的“次要”班主任最频繁的。

王老师是66年插队的知青，据说他在杭州读书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品学兼优型的，可惜高中毕业时“文革”爆发，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和一帮同学走进了太行山。当区“革委会”决定在知青中招聘中学教师的时候，这位英俊的南国书生终于可以不用为了“工分”而终日躬耕以求吃饱肚子了。王老师看上去就是两个字：潇洒！前些年我国击剑队的绝对主力叶冲同志的模样，大家应该还记得。俺们王老师就是那个样子，甚至比叶冲更有气质。而一口江南普通话又让他倍显文雅。我直到现在都搞不清王老师究竟以教什么课目为主（正常情况下，他是初二一班的“主要”班主任），因为他教过我们数学，教过语文，教过物理（所谓“工业基础知识”），不管他讲什么课，总是好评一片。他甚至还教过我们俄语，我认为他的俄语除了发音以外，比专教俄语的董老师还要好。他的乒乓球技术也很了得，这更加为他增添了几分魅力（那时中国乒乓球队在放弃两届世乒赛后，重返世界乒坛，在名古屋一举夺得四项冠军。举国上下一片乒乓热潮，俺们这山村自然也是从善如流）。

而北京知青冯老师则是另一个类型：活跃、精干，能歌善舞。开口就是标准的京腔京韵。鼻子尖尖的；下巴尖尖的；就连皮鞋也是尖尖的；一条笔直笔直的分发线将他的头发定义成“七分功绩，三分错误”。在乒乓球方面的造诣与王老师堪称一时瑜亮，典型的左推右攻式的中国直板快攻打法。冯老师主要是教我们数学，偶尔客串一下语文和政治。授课方式最为奇特，有一次为了说明方程式中等号两侧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回事，他先命名讲台为等号，然后跑到讲台左侧做出一个很夸张的动作———颇类吴琼华单脚着地手搭洪常青的肩膀远眺苏区的芭蕾舞姿———定格片刻后再窜到讲台右侧，蹲下身摆出一个沉思者的poss，最后站起身来宣布：“我还是我，什么都没少也没多，仅仅是两边的身体形态有些不同而已。这是傻子都能看出来的道理，方程式也是一样！”当冯老师临时代理我们的班主任时，每逢自习课就要教大家唱歌（他是唱，我们大家是吼），不停的唱，一节课就可以让大家把嗓子唱哑。“七一”全区汇报演出，冯老师带领十余名弟子搞了一个革命样板戏大联唱（因为事出仓促，准备不足，那联唱里除了“沙家浜”占了一大半，剩下的就是一小部分“智取威虎山”，这都是因为学校里只有这两部戏的唱片），一举拿下二等奖，令众师生刮目相看。

另一个喜欢唱的就是二班的“主要”班主任李老师。但他只会唱河北梆子，据说“文革”头几年他曾参加县城里一个啥啥造反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着实有两下子。除了拉胡琴，唱戏之外，还有点儿武功底子。正因如此，虽然他在教授文化课方面属于一般水平，但却是一个不错的体育教师。教我们刺杀时的那股杀气，很快就会让一帮半大小子豪情万丈，睥睨四方。高兴起来还会表演一些原地连续翻筋斗的拿手好戏。在他辖制的初一二班也颇有几个体育好手，几次和他们比赛篮球，都是打得我们大败亏输（就算李老师吹黑哨我们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不过李老师做事比较粗心，比方说，他居然会将沙坑挖在学校院墙下面，练跳高自然不会有事。但某一天，他教大家跳远，讲解了技术要领后，让我们的班长王登科先来为大家做示范，王登科同学除了功课差点还真没太多毛病，人缘也不错，身体素质一流，就是有点二，没量好步点儿就开始助跑，结果跑过了，竟然在沙坑边缘起跳，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可怜的班长在他惊人的速度和弹跳力的作用下腾空而起，在空中越过不到四米长的沙坑然后整个身体直接贴到了墙上。惨！

其实我们的正宗班主任马老师也是很喜欢戏曲的，经常利用自习时间教我们唱样板戏。但马老师太过痴迷于修改“伟大旗手”审定过的唱词，很让人为他担心。好在他的国文底子十分扎实，经他改过的唱词到也十分生动，有趣。加上那个时候，除了听村里的大喇叭，很少有人能拥有收音机的，不可能像城里人可以反复欣赏样板戏，以致部分同学始终认为马老师唱的就是原版。马老师主要教我们语文和政治，治学严谨，备课十分认真。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嘴馋。

教俄语的董老师除了俄语以外似乎从不教授其它任何课程，当需要她担任“临时代办”时，她会很聪明的拿出自己的一套：只要任课老师缺席，就把空余课时统统拿过来改成俄语课，然后再回去重新安排课程表。最夸张的一次是让我们一上午干了四堂俄语课。可把那伙贾庄的同学害苦了！因为他们与其他两位老师一样，被山洪挡在山的那一边。等山洪退去，他们将千辛万苦的恶补一番俄语。董老师70年毕业于某师范学校（正常情况下应该67年毕业的，只是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学校多呆了三年，以便切实的投身于“文化革命”运动），她的丈夫是我军基层军官，常年驻守边疆。于是董老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学校，她的宿舍是女同学们的天堂，整天都能看到一拨一拨的女孩子在她的宿舍里唧唧歪歪。我上学两个月后，董老师的肚子已经非常明显了，在黑板上写完字后笨拙的转过身体面向我们时，可以听到她的喘息声。还是女同学们知道心疼老师，一有空就帮老师做家务。而男孩子们根本不管这一套，只顾着去猜老师的肚子里究竟是男娃还是女娃。再后来董老师就不见了，直到元旦才回来，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的同桌，张河南村的张新社同学猜对了：董老师生了一个胖儿子。为此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铅笔刀。

（待续）

• 【留念】这就要跳了？俺没干啥呀！

初到学校的前两个星期，我一直在茫然中挣扎。听不懂、学不会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在课堂上站起来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总是哆哆嗦嗦，结结巴巴，一副即将叛变的被审讯者的形象。但同时这些新奇好玩的课程也渐渐的勾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在家母严厉的督导下，我以极大的热忱发起了一轮“夏季攻势”。大约在麦假结束后（这里一年有三次假期：麦收时10天，秋收秋种时大约一个月，即所谓“秋假”，春节20天，即“年假”。加起来与城里学校全年假期相差无几），我居然跟上了大家的学习进度。这倒不是我比别人聪明，是我的学习环境与他们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家母所在的医院里有很多一起发配来的 “臭老九”或“黑帮”之类。其中不乏饱学之士。俄语？不要紧，几位60年代初医科大学毕业的叔叔阿姨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的俄语，其中还有曾发表过苏联医学文献译文的高手。；“工业基础知识”？好办，放射科的小李叔叔那物理学的，啧啧！没得说；数学？天天晚上家母要逼着我做大量的数学运算，若把草稿纸积攒下来，单就数量而言，与陈景润有得一拼！至于语文，医院里还有两位老夫子足以把我培养成少年孔乙己———肖伯伯和林叔叔两人差不多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挥毫泼墨和吟哦唐诗宋词上了，是大家公认的医院范围内的文学泰斗。再有就是我的时间太充裕了，而我的同学们放学之后都要回家从事农业劳动（主要是自留地的活计），村里没有电灯，因为穷，也不允许大量消耗灯油，一般九点钟就必须关灯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干点农活然后才能上学。我却可以跑到医院的值班室去完成作业或者复习和预习，而值班的医生护士顺便就充当了我的辅导老师。我邀请“少房东”和我一起去医院学习，他不敢，因为他惧怕看到医院里那些怪异的人体骨架标本和泡在福尔马林里的人体器官，而我可是5岁就学会了跑到父亲的解剖课的课堂上捣乱。带上橡胶手套去摸尸体标本的事情，小周阿姨一直还记得（她是家父的学生）。对于我来说，在夜间吓唬邻居小孩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一个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内装上一个手电筒用的绿灯泡，把骷髅举到他们面前，然后突然接通电源。

夏天已经到来，当我们重新回到教室里的时候，大家惊异的发现，我对所有的功课已经不“草鸡”了（当地俚语，“草鸡”即害怕、畏惧的意思）。当然，对身处艰苦环境下仍能获得优良成绩的几位同学，我实在是很敬佩他们。

很好看！

看到最后，想起我们在学校里吓教生物的女老师的事，将她办公室里的骷髅头拿出来，晚上挂在她寝室的门口，然后敲一敲门。

谁知道她见了一点不怕。这本来是她的东西嘛。

当然我们也不敢拿去吓别的女老师，因为怕真的将她们吓坏了。

别看我们学校地处深山，但还是有很多活动可以让你感到乐趣无穷。

1. 行军拉练

那时候的中国人能够明确的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因此军事训练很早快就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我们也不例外，但不像城里人那样没完没了和花样百出。除了练习练习刺杀技术外，我们好像就没有别的“军事行动”了。大概李校长为此受到了区政府教育部门的批评。学校当然就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在李校长的领导下体育李老师具体策划下，一次仅限于初中学生参加的行军拉练活动要开始了（高中同学为什么不参加？不公平！）。

麦假结束不久，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开始了自己的“士兵突击”。装备：男同学要准备背包一个并肩扛木枪参加行军；女同学和老师们只背背包而不拿“武器”（老师们够狡猾的吧？而李校长干脆就不参加本次拉练）。原先堆放在空闲教室的木头枪这回派上了大用场。那些枪支都是本村几位手艺很好的木匠制作的，但是这些木匠师傅只见过那些老式步枪比如三八大盖、七六二步骑枪之类，对于我军新式装备知之甚少。他们只能依照李玉美校长画出的草图为我们生产军火，于是大量我军现役枪支被师傅们加工出来。由于图样不够精确，加上加工精度太低（没办法，工艺落后嘛），那些枪看上去多少有点不伦不类。制作枪支所使用的木料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我们班来自孟家庄的孟继业同学就领到了一枝表面呈现紫红色，质地十分坚硬的“好枪”，比我那枝沉重了一倍还多！气得他大喊冤枉，坚决要求更换，遭到马老师的严词拒绝后，来自同一个村的孟永福同学极不情愿的但还是主动的和他对换了武器（他二人是未出五服的叔侄俩，叔叔关照侄儿是理所当然的，实在不应该流露出那么多的不满情绪。您说呢？）。当我们沿着山路呈一字纵队走向大山深处时，怎么看这支队伍都不像是人民的武装，更像是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民团。除了服装各异，部分同学的背包居然是被面（或褥面）朝外捆扎的，花花绿绿什么颜色都有；有戴草帽的，有包着头巾的，还有几位戴着用报纸叠成的船型帽的。不过手里或肩上的家什够硬：大部分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而班干部们则配备AK-47。

一路上当真是风光无限，从外围望去，太行山只不过是些光秃秃的石头。可是当你深入到她的腹地，你就可以见识到她令人赞叹不已的美丽容颜，就连我那些常年生活在山区的同学们也经常会被那些神奇的，变幻莫测的美妙景色所打动。于是大家吵吵嚷嚷，不停的按照个人的想象，争相发表对景物的评价。当我们班的一位时常语出下流却不乏幽默的同学（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请原谅，在这里姑且称他为“下流”同学吧，老同学莫怪哦！）雄辩地指出前面某座山峰从某个角度看过去“像是女人的奶”时，他的后脑勺隔着船型帽被李老师凿了一记好大的栗爆。

按照“作战计划”，9：30分左右，我们在预定的“兵站”稍事休息。大家坐在一条小溪旁吃着干粮（出发前来不及吃早饭），那溪水真是清冽甘甜，一番畅饮之后，让人倍感神清气爽。马老师趴在一块大石头上，大口的喘着粗气，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嘴巴直接伸进水里喝了几口，然后抬起头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好像要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我们知道，他实在不适合参加这一类的行动，尽管他不用扛枪，背包是所有人当中（包括女同学）最小巧的，然而大家还是认为他大概坚持不到最后，可是当身强力壮的几位同学提出为他分担一部分“装备”时，马老师很男人的谢绝了（难道他真的想一个人战斗？）。而精力充沛的李老师却走来走去，同时大声的为同学们介绍附近的地理环境。这里太漂亮了！小溪往上是很高很陡峭的山，植被茂盛；在我们脚下很深的地方，溪水绕了几个大弯流进了一个小水库。水库里面几头牛在洗澡，成群的水鸟在距水面很近的空中作出各种漂亮而又复杂的飞行动作。据李老师介绍，沿着溪水向上走（大概要走一整天），最终可以到达一个很神奇的地方，那里只有七八户人家，绝少与外界沟通。李老师的几位朋友当年曾经上去过，因为他们身穿“红卫兵”的标准服装，可把上面的居民吓坏了。惊魂甫定，一位长者居然问他们：那些日本鬼子究竟走了没有？

我在本文中总是讲自己“地处深山”，其实充其量我们学校所在位置不过是“深山”的最边缘处。难怪与我们一水之隔的张河南村村东南的山上至今还矗立着一棵“消息树”，那是因为我们地处当年鬼子进山“扫荡”的必经之处同时也是抗日武装的游击区。那棵就像是哨兵一样的“消息树”其实是一根巨大的树杈，用几根木棍和铁丝固定在山顶，每隔几年，村干部们会砍一根新的换下那根被雨雪风霜侵蚀得伤痕累累的旧树。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对于太行山的深邃与博大，我所领略到的恐怕还不及万分之一。

继续前进，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绕来绕去，不知过了多久，渐渐的队列中已经少有笑声与调侃打闹，大家都累了，多数同学已经辨认不出方位或者是懒得辨认方位，马老师好像已经掉队很远。此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就在我们绕过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后，一条公路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赫然出现在我们的脚下，路旁还有一个镇子。年纪较大的同学很快就认出这是××公社———这个公社的中学篮球队是我们的宿敌，双方几次交手互有胜负———既然如此，我们就都知道离我们的学校只有最后的5公里了。路边有一口井，我们的“先头部队”正在那里休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正在一桶一桶的提水，倒进一个巨大无朋的石槽里，供“大军“饮用。我们扑过去围住石槽，一通“驴饮”。老大爷用因为缺少了几颗牙齿而含混不清的话语一再告诫：“娃儿们，慢慢喝，当心喝炸了了肺！”哈哈哈哈！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万山大叔”？真把我们当成枣红马了！

终于回到学校了，怎么样？七个小时奔袭25公里，其中19公里是真正意义上的山路。弟兄们不含糊吧？当然，“掉队官兵”们用时远远超过7小时，大多是女同学，当然也包括马老师。他老人家走进校门时，背包是拖在地上拽回来的；衣服全部湿透；在离宿舍还有20米距离时，一屁股坐在地上，看样子是打算就地“露营”了。人和人就是有差别。看看人家冯老师，精神抖擞气宇轩昂，一边唱着他最喜欢的“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一边“收缴枪械”。李老师为了向大家炫耀他的体能，当众表演了几个被我们称为“二踢脚”的武术动作。真是令人钦佩。

事情还没完，当晚，老房东王大爷乐不可支的告诉我，当马老师决定放弃“露营”计划，打算先解决肚皮问题时，他极度失望的发现，厨房只能为他提供以下食物：玉米面饼子；玉米面粥；缺油少盐的炒青菜。一向嘴馋的马老师悲愤的向王大爷吼道：“我走了50多里地，腿都快折了，你就让我吃这个呀？”那光景就像电影里常见的国军弟兄在耍蛮横：“老子在前方卖命，挨了这许多枪子儿，你们得慰劳慰劳老子！”

2.洗澡

在山区生活，洗澡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在冬季和初春与秋末。家母的同事，漂亮的何阿姨不时会被派到学校教授卫生课，内容大都是生理卫生、外伤的紧急处置、关节脱臼的复位等等。每当她强调勤洗澡———尤其是女同学尤其是在天气较为寒冷时———的重要性时，大家总是一脸无辜的摇头晃脑。是啊，很难办到。家家住的都很挤，肯定没有卫生间；煤炭需要到几公里以外去买（就算是您送到家门口，咱也没多余的钱呀！）可怜的那一丁点儿煤是用来冬季取暖的，要让它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并极其充分的燃烧才行，大冬天的烧一大锅热水用来洗澡是有点奢侈。偶尔为之尚可，“勤”可不行。那只有到附近的水泥厂去洗了，可是人家对外人实行收费：每人每次两毛！乖乖！逢五逢十赶集的时候，鲜活的母鸡最贵了才一毛钱一斤，您是剪径的出身吧？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家属自然不必发愁，水泥厂优惠：每人五分，小孩免费（那厂子也并非省油的灯，算盘精着呢，他们的职工一旦发生工伤或急症，区医院还是很能抵挡一阵子的）。

但是到了夏天就简单多了。这不，拉练刚刚结束，下河游泳的好时候就来了。来到这疙瘩之前，兄弟我对游泳已是初窥门径，一见到这么好的游泳环境（我认为当年聂荣臻、吕正操、白求恩他们肯定都在这条河里洗过澡。这条河的水非常清澈，河床覆盖着柔软的细沙，站在水里经常会感觉到小鱼在你的腿上撞来撞去），水温还很低时心里就痒痒的不行。

六月份的某一天中午，我伙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来到河边，准备一试身手。正当我摆出竞技游泳出发准备动作即将入水时，忽然感到有点不对，抬起头一看，咋回事儿啊？大家为啥都把目光都集中在我躯干的中间部位涅（我当时穿着那种把小屁股包得很紧的三角形游泳裤）？片刻之后，我就被此起彼伏的嘲笑声淹没了（除了我，大家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最后，为了证明我非常愿意融入这个集体并且有着同大家一样的“贞操观念”，俺咬着牙硬着头皮扒下了自己的小裤裤后跳入水中。咦？不对劲呀！不穿游泳裤我咋就不会游泳了涅？尽管如此，从第二天起，我的游泳裤整个夏天都躺在我的衣箱里，再也没派上过用场

既然男人们都是“天体”运动的实践者，女人们要想下河洗澡可就复杂多喽。白天肯定没门儿！晚上10点钟以前也不行（那个时段河里还是男人的天下），只有接近午夜时，姑娘媳妇们才能成群结伙的跑到一个水流缓慢且有屏障的所在，轮流站岗，尽情的享受那份难得的清凉。很自然的，村里的一些坏小子就会时常的偷偷潜伏在附近实施偷窥一饱眼福。前文提到的“下流”同学肯定精于此道，因为后来他悄悄的对我说：初二一班的那位姓张的师姐游泳很棒，和你一样，游得也是“蛤蟆”式（我当时只会蛙泳，而其他弟兄们则一律“狗刨”），并且好像比你游得还快。

这位“姓张的师姐”住在河对岸的张河南村，据说她的父亲三八年就跟着八路走了。枪林弹雨十几年，成为我军的一名将军，建国后一直住在北京。也不知老将军犯了什么错误还是发表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初期被发配还乡。于是他带着老伴儿和小女儿回到了故乡———张河南村。原来如此！我说张师姐和别的女同学咋就那么不一样涅！张师姐应该算是漂亮姑娘，但给人印象最深的倒是她的气质：沉静，大方，优雅，不卑不亢，对任何人都彬彬有礼且乐于助人，学习成绩上佳。他们班的女生在课余总是以她为中心搞一些女孩子们的活动。

这疙瘩的女孩们穿衣服那叫一个艳！尤其是春节期间，大姑娘小媳妇们聚到一起荡秋千，远远的看过去那是一片万紫千红：大花的红棉袄加上小碎花的绿棉裤，就算是眼睛色盲也能给您治好喽。然而咱们张师姐一年到头不是一套旧军装就是一套旧学生装，这更显得她与众不同，立异标新。

盛夏到来了，只要没课，我们几乎就长在河边了，差不多一日三游，我已经晒掉好几层皮了。八月初的一天中午，我们照例下河，折腾够了，大家匆忙套上半湿的衣服，头发上还滴着水，跑到桥头凑钢蹦买冰棍解馋（这里的冰棍其实就是井水加糖精，然后掺点颇令人起疑的颜料冻制而成，二分钱一根）。我偶一回头，发现在桥的那一端身着白色短袖衬衫蓝色长裤的张师姐正娉婷而来映衬在山光水色之间。当时在我的眼里，那简直就是一幅描写仙境的图画！当师姐经过我们身边时，“下流”同学一边吸吮着冰棍，一边用师姐肯定能听得到的音量对我说：“要是让咱们学校的男女学生都来一对一的配对，你跟她恰好合适。”搞得我即恼怒又尴尬，一是“下流”同学亵渎了神仙般的师姐（“配对”在当地方言中有婚配和性交的意思，至于如何区分，则要视言者表情和语气而定，就凭“下流”以往的累累劣迹，即便这小子是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气说出这两个字，任何人也都不会误解），再则让师姐看到我竟然与如此不堪的坯子混迹一隅，实在大丢面子。出乎意料的是，张家师姐闻听此言后，并未显现出任何恼怒之意，只是转过身大大方方的直视着“下流”同学，表情依旧沉稳，平静。片刻，慣会调戏女生的“下流”开始气馁、萎顿，低下他的大脑袋只顾咀嚼嘴里的冰块。直到师姐走远后，“下流”才回过神儿来。

“她的眼睛着实厉害，我不敢看她。”“下流”同学如是说。

跑题了吧？打住！再写下去题目就该变成“与师姐有关的记忆碎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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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扯呢么？本来关于洗澡的话题还有些东西要写，这下好，全忘了。

3.勤工俭学

无论如何，学校的经费永远都是十分紧张的。想要搞点什么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没有可能。比方说，高中的师兄师姐们至今还不知道化学课是什么样子。可是没办法，学校连只烧杯都没有，唯一的酒精灯还是何阿姨上次讲卫生课忘记拿走的那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学校想借秋假这段时间修理校舍准备过冬。学校再穷，那缺少玻璃的窗户总得补补吧？实在不行钉上几块透明的塑料布也能将就，可是塑料布也没人白送给你。

为了能保证维持最低限度的学校开支，李校长号召大家尽可能多的开展勤工俭学的活动（这个时候多半是他的化缘事业遭到重创）。其实我们初一的勤工俭学内容并不复杂：就是捉蝎子！捉蝎子的工具很简单，一个夹子和装蝎子的容器就足够了。我用一根竹筷改装成夹子，“少房东”将他哥哥当年使用过的葫芦借给我，剩下的就看你的经验和运气了。

提起蝎子这东西，大家肯定都知道，它们喜欢阴凉，多数时间藏在石头的缝隙里，爬行速度并不快，也有群居的。我上山捉蝎子时的同行伙伴基本上就两位：“少房东”和本村的王秋林同学。秋林同学有个很有趣的绰号：米丘林。遍数全校学生，不会再有比秋林同学的绰号更尊贵，更伟大了（问问城里的孩子们特别是麻子亲信们，他们上初一时知道米丘林是谁吗？我真的为我这些山村里长大的同学们骄傲）。

这天我们三人结伴上山，在山的背阴面不停的翻动着可能藏匿蝎子的每一块石头。一旦发现猎物，就必须迅速出手用木夹将它的头部夹住，以免它跑到那些你根本翻不动的大石头下面，然后小心的放入葫芦里面，盖好盖子，齐了。就这么重复下去吧。不知不觉我们就爬到了山顶，在温暖的阳光下，每人卷上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自制烟卷，惬意的享受一番。在这一带，只要孩子上了中学，家里将不再禁止他吸烟，很多同学身上都带着母亲或姐姐为他缝制的烟荷包。当然，在校园里吸烟将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女人是不准吸烟的。如果人们看到女的吸烟，一般会认为该女士不正经。有一次家母与何阿姨在院子里讨论一个病例，两人手上都夹着一枝香烟，边说边写边吸，恰好房东的亲戚来串门，那人看到此情此景，顿时呆若木鸡，疑惑的眼神看看这位，又看看那位，一时不知所措。何阿姨居然掏出烟来请对方品尝，那人边退边摆手，一不留神踩翻了一个瓦罐，那里装的全是液态的农家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贡献的。….咳！又扯远了！赶紧回来说蝎子吧！

我怕蛇，打内心深处畏惧这种爬行动物。但就在这天，当我们过足烟瘾向另一个方向下到半山腰时，我翻出了一条躲在石头下面的蛇，当时只是感觉到自己的头发立刻就“冲冠”了，一股冰凉的冷汗顺着后背淌了下去。只是一刹那间的迟疑，我撒腿就跑，窜出去大约三十多米才惊魂未定的停下。回头一看，该死！秋林同学家的小黄狗正叼着那条蛇屁颠儿屁颠儿的向我跑来，小尾巴还一摇一晃的，看那光景是到我这里请功来了。小样儿！你还打算讨赏？没办法，继续跑！可是在山坡上比速度咱哪里是小黄狗的对手啊！当时几近绝望的我逼出所有丹田之气，用凄厉的声音大叫：“米丘林———你家的狗被毒蛇咬伤了———啊啊———”。还好，秋林同学只是喊了一声，小黄狗立刻转身奔向它的主人，并献上了它的战利品，“米丘林”同学以一个科学院院士所固有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将那不幸的爬行动物足足研究了一个钟头，最后居然带回家送给他的小弟弟作宠物了。事后“少房东”告诉我当时我的声音听起来比杀猪还难听，我深信不疑。

抓到的蝎子要尽快交给老师，因为蝎子死了就会很快变臭。通常是某个老师在院子里架上一口大锅，放上半锅水，兑入适量的盐，待水烧开后，大家纷纷将猎物倒进锅里，这时通常会有一个权威人士对每人的战果进行评判，这一倍显荣耀的角色大都是由李老师担任的。十多分钟后，蝎子已经熟了，捞出来摊在室外的水泥面的乒乓球台子上，一旦晾干，李老师就会用它们到中医药公司开设的收购站以每公斤20元的价格换回一笔巨资。

瓦西里同志早就告诉过我们：“那啥会有的，那啥啥也会有的”。

是不是还有个包子叫'我与师姐'

确有此事。另外，在下给诸位河友鞠躬了！谢谢捧场！然后马上把续五贴出来。

4.考完试别走

严冬还是如期而至，这是一年当中大家最不喜欢的季节，尤其是外村的同学们。教室里虽然装了一个煤炉，不过据说燃料可能比去年还要紧张。马老师已经下令，要求值日的同学每天放学前都必须熄灭炉火，并且在次日早晨生火前仔细检查头一天的炉灰，看看是否还有可以继续利用的煤核。尽管教室的采光已经很差，但是在部分窗户上还是使用了塑料布，刮风的时候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考试对于我已经不那么可怕了。过完元旦还不到两个星期，期末考试全面展开，每门课程都考得天昏地暗的（卷子上的题目那叫一个多！答题量那叫一个大！）。每次拿到试卷，同桌的张新社同学都会用一种凄婉、哀伤的眼神看着我。他绝对不是想作弊，只是他写字的速度实在太慢了，马老师曾经为此专门辅导过他，毫无效果。看着他用长满冻疮的手一笔一划的答题，每每令我顿生恻隐之心。

还好，一切顺利，新社同学的成绩挺不错的。发还考卷的同时，任课老师要进行讲评，这是惯例。“工业基础知识”的成绩最后公布，俺居然满分，很不知羞耻的拿到了全年级第一。王老师的讲评内容大都集中在我身上，最后他居然拄着一根只经过粗加工的手杖，步履蹒跚的走下讲台(那时他的右腿已经患上了一种很难治的病)，亲自把考卷发还了我（而其他人要到讲台那里去领）。嘿嘿！荣宠备至！

考试结束后的几天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在课堂上大家被允许随意的跺跺脚，搓搓手。只要声音不太大就行。而这几天的主要课程就是就是唱唱歌或听老师讲一些历史典故和诗词什么的。每间教室里的气氛都十分轻松。顺便说一下，快要正式离校的时候，我们还有幸拜见了未来的王师母------一位文静的杭州姑娘。她是王老师的高中同学也是一起插队的战友（后来轮到我们插队时，我们都叫“难友”）。绝对的一个好人（这世上有许多人你只需看他（她）一眼就完全可以明白这是上帝派来的能给予你无私援助的天使）！不过王未婚师母相貌平平，这可大出弟子们的意料之外：以王老师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潘安之貌王勃之才…….什么什么的，当真要娶她？此时已经活过来的“下流”同学（若没有“米丘林”的慷慨援手，这小子至少有一半的课程不及格）又发高论：“就算一口气娶一百个这模样的媳妇儿，王老师也赚不回来呀！”

毕竟条件太差，其实区医院的两位很棒的医师已经判断出王老师的病症，苦于检查手段太过原始，没有确凿的检验结果，谁也不敢拿出治疗方案。即便有结果，手术室那堆破玩意儿能好使吗？县医院也是束手无策，况且单论医护人员的素质，县医院比俺们区医院还差得远呢。所以王老师打算利用年假回杭州检查，他的未婚妻将陪他一起回家。

你的续帖如果能分别在主帖下跟着就好了，否则，很容易被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