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处于重要关口 金融新政开场 -- 西风陶陶

中国经济处于重要关口 金融新政开场

2004-02-20 10:15:00.0 南方网

中央政府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从单纯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向依赖货币政策工具与调整金融结构、解决金融体系深层次矛盾并举上转变

　　2月10日，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如期在京举行。是次会议引人注目，其原因在于，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宏观调控正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与控制通胀风险的两难抉择。

　　会上首先出现的是一条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新闻。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宣布：将尽快制订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之前，只有15%的保险公司资产被允许投资于股市，并且只能通过基金间接投资，因此这一消息的披露，被视作保险公司、资本市场和银行三方的同时利好。

　　资本市场有望因此承接大约500亿元人民币左右的保险资金进入，并获得一个稳定市场、追求长期价值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将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而资本市场的兴盛发达、又将泽惠银行体系本身，改变目前间接融资一股独大，从而积聚过多风险的局面。

　　关于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问题早已争论多年，但为何现在终于有了定论？这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正在由各个市场单一推进改革到多市场改革协调并进的转变。

　　联系会前刚刚发布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更能清晰地看到，中央政府先行启动货币市场改革后，已经意识到资本市场改革不可偏废，而开始致力于二者的协调推进。

　　本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再次表示要加快金融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国有银行改革、其他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资本市场改革、保险体制改革以及办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尽管上述改革在近年屡被提及，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次会议之后启动的改革将是一个更注重协调发展的一揽子改革。

　　经济发展的重要关口

　　2003年，尽管经历了第一季度SARS来袭的趔趄以及年中一些地区的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依然高达9.1%，不是普遍预计的8.5%，更不是上一年度的8%。

　　对于中国经济的不俗表现，中央政府表现出来的并非全是喜悦。如前所述，温家宝用“经济发展处于重要关口”来描述当下的经济形势，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说：“要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

　　殷鉴不远，中国过去的每一次高速增长几乎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和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积聚。这使得中央政府在面对高达9.1%的经济增幅时，不得不再次提高警惕。

　　一些信号表明，这种警惕并非杞人忧天。去年全部金融机构新增贷款2.99万亿元，增速达到21%，而近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为15%-16%，新任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也评价说：“这一增幅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

　　与之对应，去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一年增长了26.7%，之前的2002年比2001年增长16.1%，而在1998年至2002年间，平均增长只有10.8%。

　　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行业的投资增长，数据说，去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是29.7%，汽车投资增长60%，钢铁投资增长则高达100%。

　　现在正是一个关键时期。如果任由信贷增长，那么金融体系可能重新积聚大量不良资产，使中国金融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果消弭于无形，而不足以应对迫在眉睫的金融开放；如果过度限制信贷增长，又可能使信贷规模不足以支撑经济增长，使中国丧失宝贵的发展时机。二者之间的平衡稍有差池，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关键在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

　　2月10日，周小川在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上说：“前一阶段，也有一些提法，就是说既要防止通货膨胀，也要防止通货紧缩，现在看来是要着重防止通货膨胀。”周小川的讲话表明，中央政府对于宏观调控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晰，下一步就要看如何看方抓药，见招拆招，对各种药剂进行准确配伍。

　　下一步棋怎么走

　　信贷总量的急剧上扬，使“通货膨胀”这只笼中虎又开始蠢蠢欲动。2月10日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定下的调控目标是：把狭义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控制在17%左右，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控制在2.6万亿左右―――去年这三者的数字分别是18.67%，19.58%和2.99万亿元。

　　对于信贷局势的突变―――从1997到2002年长达五六年时间的“惜贷”到2003年的信贷猛增，中央银行去年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开市场操作、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检查、公开劝诫等等，最猛烈也最为见效的措施是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政策9月开始施行后，信贷增长几乎是应声而落，2003年最后3个月的信贷增量从前9个月月均增长2750亿元左右下降到800亿元的低位上。

　　除了去年采取的这些措施之外，中央银行是否还会采取进一步措施呢？

　　尽管在是次会议上，周小川表示要“进一步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央行今年会高度重视利率问题，但是究竟会不会动用利率手段调控信贷总量仍在未定之数。因为一旦利率上调，人民币利率与美元利率之间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这又反过来给人民币带来更大升值压力。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信贷总量调控上，中央政府的思路变得更加开阔：从单纯依赖于货币政策工具，开始向依赖货币政策工具与调整金融结构、解决金融体系深层次矛盾并举上转变。

　　去年全国居民储蓄一举增长了20%，达到22万亿元。这种储蓄增长的势头今年看来并没有放缓。中国工商银行今年1月份就吸收存款12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去年该行吸收存款总额的20%。存款的持续飙升使各家银行手中的现金充裕，又刺激了贷款的进一步上升。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使居民手中的资金实现分流，就很难从源头上截断银行信贷总量的持续增长。

　　另外，银行贷款在企业融资中，已占据压倒性地位。银行贷款在金融市场融资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72.8%上升到2003年上半年的97.8%，股票市场融资几乎处于边缘化地位。毫无疑问，如果一个社会的企业融资全部依赖于银行贷款，那必将使银行体系积聚起巨大风险。

　　因此，2月1日，国务院发展资本市场九条意见甫一公布，就被认为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提高保险资金和社保基金投资股市的比例，允许券商发债和发股票筹集资本金，“稳步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上述意见被认为有助于消除市场结构障碍、投资者心理障碍等，在短期可以收提振市场之功，长期又有利于塑造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而一个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恰恰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至为关键。

　　金融稳定协调机制

　　本次会议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提出：“积极支持和探索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间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这表明，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条块分割式的金融改革模式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性将加强，共同服务于中国经济增长。

　　券商发债芝麻难开门，就是银行、证券、保险三者之间缺乏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去年，证监会为拯救券商于水火之中，祭出《证券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希望证券公司能够通过发债募集资金，化解经营风险。孰料银监会很快下文，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为券商发债提供担保，保监会也发出口头通知，要求不得购买证券公司发行的债券，券商发债的门几乎就此堵死。

　　前车可鉴，作为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银行、证券、保险都难以独善其身，今年三者之间必然出现更多的融合，也必然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比如迫在眉睫的保险资金直接入市，就需要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通力合作，比如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又需要中央银行、银监会与证监会的协作。

《南方周末》：学者主政 央行能否左右逢源

2004-02-20 10:15:00.0 商务周刊

主政央行的学者型官员们(从左至右分别为谢平、苏宁、吴晓灵、周小川、郭树清、易纲)

　　银行监管职能的分离使中国人民银行得以专注于货币政策，但是剑走双刃，货币政策越积极，对宏观和微观的影响就越强烈，对人民银行宏观协调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有着浓重学者色彩的人民银行新管理团队能够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吗

　　政策频出 诟病纷至

　　2003年肯定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史册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这一年里，央行先是把银行监管的大权分离给新成立的银监会，随后在货币政策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密度频频出招，并因此遭到前所未有的诟病。

　　其一，从2003年4月开始，为控制信贷快速增长，央行大量发行央行票据，这对回笼货币固然立竿见影，但却挤压了短期国债的发行空间。8月，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造成部分金融机构资金骤然紧张，市场利率高企，国债筹资成本大幅上升，一期国债流标，一期国债被迫取消发行。

　　其二，2003年6月，为将房地产业出现的“泡沫”消灭在初始状态，同时化解商业银行可能出现的风险，央行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即121号文件)，对房地产融资进行了相应限制。文件出台后，立即遭到房产商的强力“弹劾”，后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即18号文件)，房产商的情绪才稍有平息。虽然国务院18号文件并非对央行121号文件的否定，但仍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两个文件反映出央行在出台政策时与其他部门缺少必要的协调。

　　其三，2003年9月1日，央行发出通知，要求从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央行部分，按照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利率计付利息。这意味着一直被央行“包养”的邮储从此要自谋出路，导致8400亿的邮政储蓄资金通过跟商业银行“协议存款”等方式间接地进入了市场，给已经出现过热苗头的中国经济平添了许多压力。有分析人士对此十分不解：正在控制银行贷款、收缩银根的央行，为何却做了一件加大货币供应量的事情？

　　其四，在2003年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大论争中，央行与发改委也有看法不一致的地方。站在央行一方的专家认为，当前经济通胀压力大于通缩压力，更强调过热的苗头，希望收紧银根，压住贷款的增长，以缓解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而站在发改委立场的专家则认为，过热仅存在于个别行业，局部调整即可。当前经济刚刚走出通缩，希望继续保持经济高增长来拉动就业，同时缓解“三农”问题。

　　总之，过去的一年，诟病之声几乎伴随着央行的每一个政策。国家信息中心的青年学者牛犁评论说：“央行有时思路不清晰，关键步骤有时左右摇摆，致使其政策效果打了折扣。”而房地产业人士如任志强等，更认为“央行没有通盘考虑”，任甚至对121文件上纲上线到“违反十六大精神”的高度。

　　宏观经济专家出任副行长

　　这些基于各自利益的意见当然不都公允，但很多专家还是指出，随着央行职能的转变，其眼光不能局限于金融行业，而央行的现任官员大多来自金融业。

　　新中国成立至今，央行已历11任行长。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下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并不存在。第9任行长朱槠基上任后，改革的力度骤然加大，到戴相龙当上第10任行长，标志着央行进入银行专家主政的阶段。现在，身兼“银行”和“宏观”两重专家身份的新行长周小川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他需要让自己身上的宏观味道散发得更足，以便打造一个超越金融业的善于宏观调控的决策团队，从而解决其货币政策的执行难题。

　　事实上，周小川上任后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人力资源架构上的调整，而这一主题被外界深切感知并当作一个信号的是最近的一次调整―――2003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苏宁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2003年以来，央行先后有4位行级领导因为工作关系离开，肖钢调任中国银行行长，闫海旺和史纪良因银监会成立而离开央行，另一行长助理蒋超良已在湖北当选为副省长，此间央行并没有补充空缺职位。央行会增加新的副行长，这当然在意料之中，但不曾想到央行会向人大要人，因为按惯例，一般是政府部门领导退休后到人大任职。

　　一位熟知苏宁的人士透露，正是周小川力邀苏宁加盟央行。他说，周与苏相识多年，同为学者出身，对苏的学术水平周深为了解。该人士分析，国务院任命苏宁为央行副行长，一方面是希望央行能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希望这样一位善于把握全局的资深官员充实到央行，能够提高央行与其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性。

　　不被外界熟悉的苏宁其实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写了大量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有些建议总理还作了专门批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胡乃武教授说。

　　记者在国家信息中心的网站上看到了其中的一个例子，1987年5月20日，国务院总理对国家信息中心信息部苏宁、王长胜撰写的《分步骤改革的策略―――行业综合配套改革》一文批示道：“马洪同志：此种看法是否有些道理，能否行得通，可否与现行改革思路协调，请你找人研究一下，看法告我。”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梁优彩是苏宁早期在原国家计委的同事，他回忆说，当时煤、电紧张，国家提出要在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国家计委着手研究2000年投入产出模型，而苏宁由于不仅宏观经济理论基础好，而且计算机水平高，除了负责建立模型外还编制软件程序，负责项目的整体协调，“这项研究成果出来后，苏宁的研究能力得到大家的公认。”当时同样关注这项研究的周小川、楼继伟(现国家财政部副部长)等，也对苏宁能把计算机技术和宏观经济理论如此完美结合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从事多年宏观政策研究的苏宁“空降”央行，无疑将改善央行的领导结构。从央行现任的领导团队看，如果算上周小川，就有包括苏宁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3位熟悉宏观调控的决策人物，而另外3个副行长刘廷焕、吴晓灵和李若谷则均为银行起家，其中吴晓灵亦有不错的学术背景。

　　谢平易纲身居要职

　　实际上，在苏宁上任之前，周小川已经走了类似的一步棋。

　　2003年10月，学者型官员谢平和易纲双双被周小川委以重任。谢平由央行研究局局长转任金融稳定局局长，易纲被扶正为货币政策司司长。这被看作是周小川新政的关键步骤。分析人士指出，本届央行的核心使命是化解多年积累下来的金融风险，并在开放环境下求得稳定发展，而金融稳定局作为这一使命下的新设部门，在本届央行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另一方面，银监会成立后，人民银行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货币政策司司长的岗位可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

　　懂宏观、学者型的人才出任关键部门领导，被外界看作是央行本轮人事调整的一大特色。观察人士认为，周小川正在将自己身上的学者味道变成整个央行的气质。

　　去年6月，以周小川为主席的新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立，成员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李若谷，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中国银行行长肖钢，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与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相比，这份名单的新意，一是增加了一直从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现分管金融业务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二是减少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参与，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代替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行长。有评论说，经过调整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

　　“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央行都关心宏观问题，货币政策的决策者不能完全是金融行家出身，我相信央行在调整人力资源架构后，其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将比以前更好。”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的梁优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