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周邓间的秘密 -- 想革命的资本家

如有时间，请仔细看看。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看到的远比写的严重

[吴尘子] 于 2004-02-18 20:48:24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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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作者：看到的远比写的严重

　　2003年岁末，第6期《当代》在头条的醒目位置推出一篇名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报告文学。这篇文章以安徽农村为着眼点，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涉及地方基层、省市大员、中央领导百余人，采访农民上千户，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实姓名。

　　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反响。加印十几万册的《当代》被抢购一空，在安徽更是“洛阳纸贵”；书店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未删节本几次脱销；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转载和评论文章。

　　2月9日，《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新闻周刊：为什么想到写“三农”题材的报告文学？

　　春桃：我老家在湖南，11岁才离开农村。陈桂棣也是9岁才进城的。亲戚都在农村，我们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新闻周刊：据说十年前，你们已经有了写农村的念头，为什么现在才动笔？

　　春桃：我们越来越发现，农村还是穷，九四、九五年我们拿到其中两个涉农案的材料(丁作明案、王营村案)，觉得非常震惊。农民负担太重了，就决定写。只是当时时机还没有成熟。

　　新闻周刊：为什么说时机没有成熟？

　　春桃：如果光写农民负担，写农业问题，我们想，读者看了会对农村产生绝望情绪。我们也不想纯粹“曝光”，不想仅仅把农民问题写得那么恶劣，也想写相应的解决方法，给大家一点希望。

　　新闻周刊：书中曾写到，采访涉农案的记者遇到了“牢狱之灾”，在你们的采访中，遇到类似危险了吗？

　　春桃：我们对乡镇干部都说，是来写社会改革的，但还是遇到一些跟踪盯梢。

　　新闻周刊：作为“城市里来的作家”，你们怎么能让农民交心，从而得到第一手资料？

　　春桃：必须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我们到王营村采访时，找农民代表谈，刚开始他们不想谈。认为政府都没解决，两个文人有办法吗？还有干部模样的人在附近转悠，监视我们。我们干脆叫了辆车，把农民代表“拉”到县城里，让他们住进我们住的宾馆，一起吃火锅、喝酒。他们特别感动。有谁这样对待过他们？平时他们都是只差给别人下跪了，别人还是爱理不理的。农民就这样信任了我们。

　　创作时，我们有搞不清楚的地方，就给他们打电话。还出差旅费让他们到合肥来。

　　新闻周刊：书中也有关于官员的生活、工作细节描写，这些情节从何而来？消息来源可靠吗？

　　春桃：一些农民、知情者、还有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来源应该可靠。我们手上还有其他资料。一些基本事实，就是按一些文件资料写的。

　　“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新闻周刊：你们是否想过农民在描绘官员的时候，也会带着偏颇情绪？

　　春桃：农民很朴实，有些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一些谎话是根本编不出来的。我们也争取能两面求证，但很多官员都拼命推脱。有些东西不需要采访，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们对可写可不写的官员，就笔下留情。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新闻周刊：你提到，根据实际情况，王营村上访八次，书中仅提到“四次”；“跪旗”四次，书中仅提到“一次”。既然你们在报告文学中力求真实，甚至保留了所有人的真实姓名，为什么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又有“微调”？

　　春桃：只要把农民艰难的故事写出来，就可以了。也要顾及社会形象。再说，那样写，我们的书能出得来、通得过吗？

　　陈桂棣：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事后看，恰恰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读者流泪了。这使我们感到很欣慰。他们接受了这些事实，审视了这些事实。他们也会进一步去了解“三农政策”。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贡献，也就在这里。

　　新闻周刊：书的最后，标示着“2001年10月动笔，2003年10月三稿”。除了文字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让你们修改稿子？

　　春桃：分寸。怕某一点分寸把握不好，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烦。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很多措辞尽量婉转些。

　　一开始我们写得太尖锐了点，在中央领导层关于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写得太多。后来想想，也许我们太偏激了，他们还是愿意为民做实事的。就是中国太大，“三农”问题太复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最后一次修改，我们调整了角度。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在字里行间，书中还是流露了媚俗心态。对省以上领导褒扬，对农民赞美，把责任主要归罪中层干部，这样的写法不是很客观。对此你们怎么看？

　　春桃：那些高级干部我们要采访到，很难。只能就事论事。很多人因为目睹了基层干部态度恶劣、粗暴、官僚，就认为社会坏透了。可就我们所知，确实有很多高级干部，想改革，想办事，想把一个省一个国家搞好。但老百姓哪里知道呢？没机会知道这些。

　　新闻周刊：有论点称，农民作为国家基石，国家不是可以、而是必须给他们平等地位。这是农民的权利，而不是政府的施舍。但有些读者认为，对此，你们文章中通篇欲言又止。

　　陈桂棣：我觉得我们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农村问题必须综合解决。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什么理由思考这些问题呢？但为了农民的利益，我们就不能不把我们收集到的在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和农业、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奉献给读者。态度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只能供别人思考。

　　“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

　　新闻周刊：在城乡二元化体制明显的情况下，你们认为城市人怎么看农村？

　　春桃：城市人从媒体中了解农村，对农民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而且有些人的“城市中心论”很强，认为农民命该如此。(城市人)对农民有歧视有同情，但都不了解真正的农村。写这本书就是想给城市人看的。如果让他们了解到农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农民的生存状态，可以促使他们为农民做点事。

　　也希望决策层看了这些东西，有些启发。

　　新闻周刊：你认为，城市人看了《调查》后，是否开始对“三农”问题有了反思？

　　春桃：书的反响意想不到得好。本来我们觉得世界太冷漠了，可没想到，看过这本书的百分八十的人都热烈地支持我们。有些人称我们“当代的鲁迅”，有的人叫我们“农民的代言人”，还有的人叫我们成立一个“农协会” 评价太高了。一些党政官员，虽然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我们相信，他们也是非常激动的。有一个官员还跑到我家来，对我们说：“我们从政的，也有一批人血不是凉的。”有个老作家给我们打电话，他是解放前参军的，一直在北京。他说，“那本书从头到尾都布满我的泪痕。我觉得愧对农民了”。

　　新闻周刊：你们所写的农民对这本书反映如何？

　　春桃：农民的反映是最慢的。直到前几天，书中小张庄农民知道有这本书了，派了两个代表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跑到合肥来买。本来就集资想买50本，可太穷了，只买10本。还想敲锣打鼓给我们送锦旗。他们对我们真是感恩戴德，觉得把事情披露出去，他们的处境就会改变了，我们帮了他们大忙。

　　新闻周刊：有人评论你们的书“恰逢其时”，你有同感吗？

　　陈桂棣：这是他们事后的看法。

　　(随后，春桃走到抽屉前拿出一包烟，抽了起来。她说，为了生养孩子，她四年没抽烟了。但最近压力太大，又“复辟”了)

　　新闻周刊：压力来自哪方面？

　　春桃：对立面吧。我们写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多事情，而且都是批评，有些领导非常不高兴。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已经把我们告上法院，说我们侵犯他们名誉权。

　　新闻周刊：你们害怕吗？

　　春桃：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卖得好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你们长达三年的调查采访，是否有资金支持？

　　春桃：没有支持资金。我们做这个题材，本身就比较敏感。别人还怕被牵连，怎么可能支持我们呢？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后来用了不下五万块。

　　5万块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几乎是所有积蓄了。我们家就他一个人有固定工资。我长达九年没有工作，都是自由撰稿。你不知道，平时我们生活是很简朴的。我没几件衣服。我的儿子快四岁了，没吃过肯德基、果冻。我丈夫一副老花镜，60块钱，就觉得很贵了。一位朋友买了两千块钱的眼镜，我们觉得很吃惊，竟然有那么贵的眼镜！

　　有一段时间，我们太没钱了，我就帮《家庭》、《知音》写稿，那里稿费高，支撑了我们一段时间。

　　新闻周刊：你们想到过书会卖得这么火吗？

　　春桃：绝对想不到。现在文学那么边缘，卖得好的都是那些什么“宝贝”的书。

　　新闻周刊：那你们为什么会自费、冒着风险进行调查呢？

　　春桃：随着采访深入，真的感觉到一种责任感。有些农民已经无处呼告，既然我们调查了，就不能不为他们说些什么。作为农民自身，我们也有一种要为自己人做善事的本能。

　　我想不明白，以前故事书里那种匡扶正义的英雄哪里去了。我们俩不是，没有权也没有钱，就是还有笔。

　　新闻周刊：作为母亲，你愿意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农民吗？

　　春桃：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程度，即便他在农村，也能会被培养成大学生。好吧，就算真的成了农民，也是优秀的农民。

　　陈桂棣：男，安徽蚌埠人，国家一级作家，发表过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悲剧的诞生》等作品，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发表过《失忆的龙河口》及《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

　　二人均供职于合肥市文联。

　　《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出版后，产生极大反响。引发社会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种种反思与讨论。一个网友在看完此书后，留言说：“无视9亿农民艰难的生存状态，是媒体的耻辱，作家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曾经受惠于农民的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这本书的分量，就在于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份病理学报告，涉及9亿个沉默的生命。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想象力都是苍白的。”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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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自然 平等交流 大道行世 天下为公

只有死路一条。再说了，我们为什么要让平庸的人来领导我们？

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

韩德强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大寿的日子。这50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50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年相比，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20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50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20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50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50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50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日本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部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30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30年进而到否定5000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廖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①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日本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韩国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①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人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30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露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30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30年，而是埋头苦干了30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①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52　 1978　 1995　 1952～1978　 1978～1995

　　工农业产值（指数）100　　779　　3303② 8.21　　　　 8.8

　　　　钢铁（万吨）　 135　　3178　 9153　 12.9　　　　 6.4

　　　　煤炭（亿吨）　 0.66　 6.18　 12.12　8.98　　　　 4.04

　　　　粮食（万担）　 2378　 6095　 8902　 3.69　　　　 2.25

　　　　棉花（万担）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44　　 10405　14764　23.4　　　　 2.07

　　①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②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30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还放后的20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既然发展速度这么快，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没有什么提高，工资一直不动呢？有人责问。

　　不错，从1957年开始20年没涨工资，老百姓生活改善不大，这是事实。但是这不等于生产停滞，经济不发展。这个道理就像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家庭一样，如果家长决定把挣来的钱都用来盖房子、置家当，饭桌上的油星自然就不会见长，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这20年里，中国办了两件大事：第一是保家卫国，第二是置办家业。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南方则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国面临南北夹击的险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把相当大的力量集中到国防建设上。正是由于中国不惜耽误经济建设的进程，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把大量企业从沿海迁往内地，而且以“分散、进山、进洞”的非经济方式建设军工企业，表明了中国敢于迎战一切来犯之敌的决心，所以美国、苏联和蒋介石集团才不敢轻举妄动，才保证了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积极备战的同时，这20年的经济建设也没耽误多少，置办了不少家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经济发展的起伏较大，但总体态势仍呈较快增长。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成绩还真是不少，我这里只能作极为简略地摘引。比如，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较大提高，1975年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化肥施用量增长3.1倍，用电量增长4.7倍；此外，农业种子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工业上，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如大庆油田、胜利油田、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攀钢、酒钢、贵州铝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工程；汽车工业搞了湖北“二汽”，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等；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煤矿、四川宝顶山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建设了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和一大批火电站；交通上建成了八条铁路干线和南京长江大桥，修建了长距离的输油管道；通信上建起了载波通信干线和一批卫星地面站。科学技术方面，两弹爆炸、一星上天，人工胰岛素合成，国防科技力量明显增强。总的来说，“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如期完成，“五五”计划开始顺利执行，10年时间总共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项目，工农业总产值由1965年的2235亿元增至1976年的435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在建国17年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这10年的努力，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我相信，任何一个热爱家园的人，看到自己的家底打得越来越扎实，家里的耐用品越来越多，应该会感到喜悦和自豪的。当然，如果这时候有邻居挑拨离间，向这家的孩子们说，看你们干了那么多活，还是吃不上肉，没有发展，说明你们家的制度不好，你们家长有问题，孩子们也是有可能上当的。特别是其中有些孩子心胸不够宽广，受过家长的责骂或体罚就把仇恨铭刻在心，看不到家里点点滴滴的进步，最容易带头或跟着埋怨、发牢骚，甚至咒骂祖宗十八代。

　　好吧，有人说，就算前30年真的有这么快的发展吧，但那时起点低，发展速度自然应该快一些。这就像学生的学习，从0分到60分容易，从80分到90分就难了。

　　其实不然。如果不存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那么技术和经济的增长应该是正反馈系统。我们都知道技术和知识在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也就是说越发展越快。经济增长也一样。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时，经济增长速度是很低的。从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发生，经历了近300年时间，这期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远不到1％。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英美德等国的年增长率也不过是2％左右，此后到“一战”前夕，年均增长率上升到2％～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70年代初，号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的年增长率也就是4.4％。可见，所谓起点低发展速度就快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按照这种推论，原始社会的发展速度就应该是最快的了。从逻辑上说，发展起点越低，资金积累越慢，因而速度越慢。随着发展速度的提高，积累越容易，反过来会加速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正反馈机制。举个例子。建国初期搞铁路建设时，既没有大型起重机械，又缺少运输卡车，数以百万吨计的土方、石子，全部的枕木、铁轨都得凭人拉肩扛，建成一条铁路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山地多，地形复杂，像成昆铁路，1085公里路段，却有60％是桥梁和隧道，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今天就省事多了，各种铁路建筑机械一应俱全，爆破、运输、吊装一条龙作业，建铁路跟搭积木似的。

　　综上所述，前30年中国老百姓还真是于了很多好事、大事、大好事的。遗憾的是，许多人，甚至经过那个年代的老一辈人，都把这一切忘光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刚刚退休的教数学的老教授聊天，请他谈谈这一辈子的经历和感受。他说，我这一辈子算是糊里糊涂地过来了，年轻时候跟着搞大跃进，然后是3年自然灾害饿肚子，人到中年又卷入文革派性斗争，一事无成啊。我又问他，做过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没有呢？他想了半天，没说上来。实际上，这位教授从留校任教到退休，一生教过无数学生，确实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正是由这样一位位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的辛勤工作所推动的吗？但是，这么重要的生活内容居然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被抹去了意义！这是集体性记忆丧失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是多年来知识界那股“妖魔化当代中国”思潮的杰作啊！我不知道李希光先生是否同意：是中国先进行了“自我妖魔化”，然后才有美国“妖魔化中国”！

　　旁观者清。台湾有一位叫龚忠武的学者，60年代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发过一通议论：“在毛泽东的晚年，中国北部有苏联陈兵百万，南部有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进攻，在这样一个南北夹击的情况下，毛泽东坚持反帝反修，最后把美国赶出越南，解除了美国的围堵，为中华民族争得了生存空间。这不都是毛泽东打出来的吗！美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朝鲜战争我们和他打了个平手，而越南战争美国是战败了。美国的经济最近20年来一蹶不振，其转折点是越南战争。在这之前世界冷战秩序是一个“二元”秩序，而毛泽东打出了三分天下，变成“三元”秩序，从而也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后才有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晚年的越战，就不可能有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的局面。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又把经济建设好。”

后二十年：势能转化为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仑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乍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本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80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4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垢，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30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30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着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筋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30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摩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要再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分集权时，比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着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象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着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50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对比1952年至1978年26年和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至1995年17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增长数字

July 13 2001 at 2:50 AM goon (no login)

Response to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中国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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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的问题

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其实质就是要

促使我国两极分化，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谁都知道，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人类历史上从来没

有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的事实。而大量的事实却证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必然使大部分人都穷起来。没有大多数人的贫穷，不可能有少数人的暴富，没有广大劳动人

民受苦受剥削，就没有少数奴隶主、地主、资本家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正是少数人暴富

成为地主资本家，才迫使广大劳动者贫困破产变成受剥削的奴隶。大多数人破产、贫困是少

数人发财暴富的必要条件。天下之大，哪里去寻找少数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都富起来的救世

主呢？这不是太荒诞了吗？如果我们把全部邓小平理论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联系起

来看，就可以明白这句话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的纲，是他要最终实现的目的。全部邓小平理

论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进行论述的。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制造一系列

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论，是为实现这个目的打破社会主义铁饭碗，促使两极分化

发展资本主义提供的经济运行机制。生产力标准论，是为实现这个目的，让人们抛弃无产阶

级政治和社会主义方向，不问姓社姓资，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生产力。这就说明邓小平理论

的实质，是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二十多年

改革开放的结果，也已经在实际上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变成了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

主义了。这已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11）关于怎样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曾经较快，和人们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的

问题。

我们就以上十个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进行了探讨。下边还想就怎样正确认识改

革开放后我国曾有一段时间经济增长较快，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作为第十一个问题阐述一

下看法。由于十几年来不公正不符合实际的舆论宣传，使得不少人们对这个问题存在有错误

认识，这也是必须予以澄清的。比如按照有些人的看法，好象改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都快于改革开放以前，因而认为以前搞得不好，改革开放才是正确道

路，这就有失偏颇了。我们先用下表对比一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1952年至1978年26年和改革

开放后的1978年至1995年17年的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增长数字，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数量

项目 指标值 年均增长率（%）

1952年 1978年 1995年 1952-1978 （年） 1979-1995（年）

钢铁（万吨） 135 3178 9153 12．90 6．40

煤炭（亿吨） 0．66 6．18 12．12 8．98 4．04

粮食（万担） 2378 6095 8902 3．69 2．69

棉花（万担）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44 10405 14764 23．40 2．07

（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

（上表引自韩德强同志著《碰撞》一书）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前26年工农业大多数主要产品年均增长率并不是低于而是高

于后17年。如果我们再考虑到1959年到1962年由于我国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

误以及苏修破坏等原因造成的连续数年经济下降，还有十年文革造成的有四年工农业停滞减

产，以及再考虑到199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连年显著下降的因素，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判

断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恐怕要比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速度还要快得更多。

这说明以上那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至于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和生产发展速度相比的确是慢了一些，这是

有其客观原因的。大家知道，我们共和国是在国民党留下的破烂不堪的废墟上建立的。1949

年，我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煤炭0.23亿吨，粮食2264万担，棉花44.4万担，整个工业制

造业是一片空白。全国劳动人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为

了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对我国实行了全面封锁。我国建国不到一年，美帝就发动了侵朝

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逼迫我国不得不投入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每年以国家预

算30%多的经费花到抗美援朝战争上。苏联开始虽然给我们一些支援，但到六十年代初赫鲁

晓夫叛徒集团就背信弃义，撕毁协议，中断合同，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和美帝配合扼杀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久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越战争，逼迫我国为保家卫国又进行抗美援越

战争。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形成美苏两霸对我南北夹击之势。印度扩张主义者也发动

了中印边界战争。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蠢蠢欲动。而我国1959年至1962年又遭受了连

续三年全国性的严重自然灾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从物资、人

力、财力、技术上无私地支援世界各弱小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在这样一穷二

白的底子上和十分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这就使我国在战略上必须把国家的安全放在第

一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首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拿出很大人力财力物力在后防

深山中搞三线建设，以预防美帝苏修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这就必然减少对人民日常用品工

业的投资。为了抓紧时机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在积累与消费资金的比例上，也必然尽可能

扩大生产资金，压缩消费资金。这就是说，根据我国当时的国内国际情况的需要，我国必须

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节衣缩食、勤俭建国的方针。也就是俗话

说的勒紧腰带搞建设。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虽然生产发展速度很快，而生活水平提高速度

较慢的原因。但是，如果和解放前相比，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大大提高了。不说别的，

仅一个事实就可以最有力地说明问题了，这就是我国公民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以来，比解放

前增加了20岁以上。正是由于我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发扬了

勒紧腰带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为国家民族富强昌盛进行创造性地忘我劳动，

才使我国在1963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在十年文革中，又相继拥有了氢弹、人造卫

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成为世界上五个核大国之一。到1975年，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了。而且我国还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既无

内债，又无外债，无财政赤字，长期物价稳定的奇迹。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短

短时间里取得了如此惊人的辉煌成就，才使美帝苏修始终未敢冒险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

从而捍卫了我国的民族独立，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又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大智大勇决

策和伟大的外交路线的胜利，终于在他的晚年，打破了美帝对我国的封锁，促成美国总统尼

克松访华，登门拜见毛主席。恢复了我国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使同

我国建交的国家由原来的四十多个迅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所有这些都为我国改革开放奠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再加上我国改革开放后已有条件大大增加对

民用工业的投资，又在贪功近利短期行为的指导思想下，挖尽祖宗留下的老底，依赖大量引

进外资，广借内外债，吃掉子孙粮，这才取得在一段时间里经济的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显

著提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农村人民公社解散后个体经济增产局限性的暴露

和农民负担的逐日加重，国有企业频频亏损、破产、倒闭，私营外资企业迅猛发展，大批工

人下岗失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党政社会腐败恶化，少数贪官污吏和富豪新贵的生活水平

确实大大提高了，简直挥金如土，穷奢极侈，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很多下岗

工人连饭都吃不上了。从上述情况来看，能说明我国前三十年搞得不好，改革开放后二十年

是正确的吗？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通过对以上十一个重要问题的讨论，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我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于五十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国情的成功结合。它同苏联和其他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样，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从总体上看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辉煌的胜利。只要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不断巩固完善发展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能够完成过渡到共产

主义社会的神圣历史使命。

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推行的初级阶段的或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制度，在理论上显然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虽然取得了一段时间的

经济较快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从总体上看，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危机，在很

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初中期经济发展较快的局面已为连续七年增长率下

降所取代，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逐年下降。最致命的问题是使我们原来在全国人

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走向腐败，威信一落千丈，遭到人

们的普遍谴责和唾斥。我们国家已处于重重危机的境地。面临这一严峻形势，我们党至今还

没有什么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再如此发展下去确是令人十分担忧的。改革开放二十二年出

现了目前这样极其严峻的形势，不能不说是失败了。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不能再继续走下去

了。

（二）关于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搞好社会主义历史

阶段的继续革命问题。

上面我们讨论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为了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在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还必须坚持在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建立了一个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良好的社会主义

制度，并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凭这个制度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顺利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制度是由人建立的，也是由人执行发展的，而人都是不断变化的。建立的制度再好，能不能

得到正确的实施，能不能坚持朝着共产主义的大方向发展，会不会中途被篡改、修正、变质

，也是决定于人，特别决定于执政的共产党及其中央领导核心这群人。如果领导社会主义事

业的共产党特别是党中央发生腐败变质，出现修正主义篡权，他们就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

号篡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扭转大方向，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

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面临危机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如不能解

决，即使今后再有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也难以避免苏东悲剧的重演。这说明从理论与实

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能否继续发展前进的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固有的

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提供了科学根据和革命武器。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应该怎

样具体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应该怎样搞好这一历史时期的继续革命的问题，他们由于

受时代的限制，只很原则地作过一些描述。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

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要求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

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

这些问题。斯大林虽然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但由于他在理论上不承认

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斗争，直到他临死前一年才察觉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还

有阶级斗争，所以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最大历史功绩，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的远远超过他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大历史贡献，

就是在他的中晚年根据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同赫鲁晓夫集团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践，系统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我党“两论”“九评”等历史文献以及文革中经毛主席审阅的

重要文章，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起来，向我们指明了

以下重大问题：

1、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

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社

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是由其内部的矛盾规律引起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性质的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

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

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之间，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

还存在着不完全适应的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造成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

制和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大大提高了由雇佣奴隶变成国家主人

的工人阶级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克服了个体农民生产经营的局限性，激发了农民的集体生产

积极性，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无法解决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便于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全面

安排、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节约资源，集中力量搞重点项目，从而大大解放了生产

力。所有这些表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是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旧制

度的。但是，由于新建立的生产关系在各个方面还不够完善健全，生产管理方法、管理制度

上还有缺陷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某些不够协调；或者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缺少经验偶而

出现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生产关系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引起短时间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发生矛盾，以及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有时没有能够很好地反映客观情况

，或者未能及时进行再平衡而出现的短时间的比例失调等等情况，又表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之间还经常存在着一些矛盾，有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些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不一样，它不是对抗性矛盾，都是可以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加以解决和争取减少避免发生

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积极进

行社会主义改革等及时解决这些矛盾，争取尽可能减少或尽量避免发生这些问题，以促使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加适应，从而促进生产力更快地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问题。共产党的

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以

及人民政府制定的一切符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利益的法律、法令、方针、政策等

，都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由于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私有制形成的传统政

治思想道德观念的强大影响，还远远超过正在建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政治

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由于国内外资产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由于学术界、教育

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甚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修正主义的严重影响；由于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习惯势力的广泛存在；还由于帝国主义

搞和平演变的图谋，所有这些构成了对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威胁，而我们上层建

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些强大威胁面前还显得远远不够有力，因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

）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

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

层建筑。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斗争任务，短时间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

完成。

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

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

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

辟，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3、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

路的矛盾，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前途命运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其他一切矛盾的存在

和发展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矛盾。无产阶级只有始终认清和解决好这一主要矛盾，才能解决

好所有的矛盾，才能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4、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形式上和过去不同，它重点表现在党内。这是因为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 这个对立统一体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过去资产阶级方面转到无产阶级方面

必然出现的情况。由于无产阶级的政党成为执政党，资产阶级已失去政权和生产资料，它不

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和无产阶级进行公开的对抗，而是利用唯一剩下的政治思想领域这块还占

据很大优势的阵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促使共产党变质变修，从堡垒内部攻

破，以实现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而党内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本来就对

搞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还有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陶醉于做官当老爷，沉溺于资产阶级

权力，也抵触继续革命，这两种人很容易被和平演变成生活上的蜕化变质分子、思想上的修

正主义分子、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采

取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方法，使共产党逐渐变质，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和揭露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许多同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

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这一新特点不

认识，不清醒，还用老眼光看问题，那是十分危险的。

5、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管政

治的，管方向的，管道路的，指航向的，是其他各种具体专业工作路线和各项工作的纲和统

帅。基本路线一错，方向道路必错，各项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既然能不能解决

好这一主要矛盾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发展和前途命运的问题，也是影响决定能不能解

决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死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要

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要保证我国从社会主义社会胜利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就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6、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为了实现这

些目的，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批判把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把革命和生产对立

起来，用经济建设为中心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唯生产力论排斥继续革命论的修正主义谬

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分析处理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必须用阶级斗争为纲统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用无产

阶级政治挂帅，反对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方

针，在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军事等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开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巩固和发展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

济运行体制，保证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力长期持

续高质量高速度地发展，使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和

辉煌成就，使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得到共同提高。

7、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

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基本群众和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它

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所进行的各项工作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只要把道理向人民

讲清楚，让人民都明白每一项工作和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都会受到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大力

支持，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聪明智慧，战胜各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这是

一切剥削阶级政党所不可能据有而为共产党所独有的优势，是我们能够最终战胜一切敌人而

不为敌人所战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能够排除万难，搞好各项工作，创造一个又一个人类奇

迹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途

径。相信不相信人民群众，能不能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敢不敢放手发动

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政党

的根本标志之一。

8、搞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必须充分

发扬党内外民主。要让广大党员中各种不同的思想认识都能够畅所欲言，不能强行一致，真

正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要进一步改进加强党的监察工作，改进健

全党的民主监督制度，坚持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和纪律，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

下而上的批评。支持保护每一个党员揭发批评党的阴暗面和各级领导人直至中央领导人的正

当权力。要广泛发扬对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把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参加管理企业、

集体经济，加强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监督，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

项重大措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大大增加工农群众的代表名额，给人民群众以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的自由，以及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我

们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我们必须相信人民群众的

大多数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是能辨别大是大非的。我

们党也只有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充分民主的权利，加强人民群众对

党和政府企业、集体经济的管理和监督的权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发

生腐败和资本主义复辟。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

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

的国家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

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

9、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

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

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干部是普通

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

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反修防修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10、要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教育人的运动中，

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觉悟。正确地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政治势力、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

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

人。并在运动中使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

想，克服资产阶级利已主义思想，达到不断改造人的目的。

11、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宗旨和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官兵平等。坚持军

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

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

义的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12、要逐步限制资产阶级权力。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要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党

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之间和他们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

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13、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已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

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

革命斗争。

14、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

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

大的问题。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

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

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

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

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

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

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15、在革命需要时，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揭示概括的上述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是对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伟大发展，

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代的马列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继续革

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法宝，是照耀革命人民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灯塔。全世

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只有在这一灯塔照耀下，团结一致，坚决斗争，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

己，才能胜利实现人类最美满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可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我们党的少数领导人却利用当时党内多数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这

一理论还没有真正理解，利用我们党五十年代末在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被毛泽东同志很快发

现立即领导全党进行了纠正的短时间的“左”的失误，又利用文革中许多受了冲击的同志有

不满情绪，用暂时的多数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根据

这一理论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

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的论断，和根据这一

论断提出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也否定了在毛泽

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中央在五六十年代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

论战的反修性质，这样一来，就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上述十五

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都否定了。并且给毛泽东同志扣上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

执行了一条“极左”路线的大帽子，把毛泽东同志的后半生描绘成充满了错误的后半生。同

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推行的路线和他的一些讲话作为邓小平理论提出来，认

可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把邓小平同志评价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提出了一个极

其重大的严重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同志从1956年以后甚至从建国以后，就背离了马列主义，

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理论，实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犯了一系列“极左”的错误，

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打着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极左”错误进行拔乱反正的

旗号，大批“极左”，背离了马列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推行了一条右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犯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同我们在前面讨论过的关于我国应

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一样，是关系我们党的生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

生死攸关的问题。同样也是必须认真加以讨论澄清的。

怎样澄清这些重大问题呢？首先，我们认为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正确认识我国建国以后

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究竟什么是革命面临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因为作为领导革命的政

党，只有首先认清抓准革命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任务，制定出正确的革

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政策，从而通过实践达到革命的预期目的。未有革命政党把主要

矛盾判断错误而领导革命不失败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屡遭失败，其主要原因归根结

底就是因为没有认清抓准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应

该依靠的阶级力量。中国共产党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认清抓准了旧中国人

民大众同帝官封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并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围绕解决这一主要矛盾

，正确地解决了一系列革命的重大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及时正确地指出全国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新的论断。这就是说，旧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新的主要矛盾又开始

了。我们党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新的论断，在批评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人

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思想，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才胜利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

改造。但是，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一直存在着两种认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我们党从1956年以来直到目前，在上述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主要矛盾究竟

应该怎样认识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弄清楚上述这一关于如何变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

重大原则问题，也必须从搞清楚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只要把主要矛盾问题搞

清楚了，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由主要矛盾问题派生的，也就都可以搞清楚了。

1956年我们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的

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

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

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

产力之间的矛盾。”

到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毫无疑

问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纠正了“八大”政

治报告决议中的提法。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通过的党章总纲中，又根据邓小平同志1979

年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法，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实质上是恢复了“八大”的提法，又否定了毛

泽东同志的论断。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提法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反映了我们党

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我们认为，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

矛盾，首先都必须是反映人们社会斗争的矛盾，它是要表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

，而不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不是要表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因为人类要解决与自

然界斗争的矛盾，要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固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但是，它只有首先

解决生产方式问题，解决在一定生产方式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

此，推动人类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归根结底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不断更替发展的

阶级斗争。所以，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对该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

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都不可能是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矛盾，而只能是一定形态的阶级斗争的

社会矛盾。例如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

与地主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正是这种不同形

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着各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存在发展和更替，从而推动着人类改

造自然的斗争，促使生产力不断发展，促使人们从自然界中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促使人类

社会由低级走向高级。可是，我们党的“八大”和“十二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

要矛盾，却根本没有涉及人们的社会矛盾，所表明的只不过是人与自然界的矛盾，这怎么能

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历史上存在过

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也都无不存在着需要和生产的矛盾，

岂不是都共同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了吗？那还有什么必要来标明这一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

会的主要矛盾呢？如此说来，人类社会又何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存在阶级和阶级

斗争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岂不也成为人为制造的东

西应该加以否定和推翻了吗？所以我们说把需要和生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

矛盾，不仅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极其错误的，而且是十分荒唐的。这一矛盾不仅不可能是社

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可能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也将永远不可能是人

类社会今后发展中出现的任何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例如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阶级和

阶级斗争消灭了，但其主要矛盾只能是人们在从事生产斗争中形成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

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

那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

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它不仅对我国是

正确的，而且对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不仅是

根据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特别是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

而且是根据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发展，经过分析判断概括提

出来的，是符合各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提出和两种对立意见的历史发展过程，就

会加深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的认识。我们知道，当1956年我们党召开“八

大”时，我国才刚刚基本完成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

么尚未明显暴露出来。特别是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欢迎三大改造的热烈场面，给人们一种错觉

，好象资产阶级一下子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积极拥护者，看不到还存在阶级斗争问题了。党的

“八大”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通过政治报告决议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的。同时，在常委通过决议以前，没有“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

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在常委通过后

，把这句话加上未经毛主席看就提交大会通过的。几天后，毛主席就指出“八大”决议关于

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决议里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这时，毛泽东同志虽然还没

有明确具体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但他已经对“八

大”的提法明确表示不同意。显然他正在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任何一种事物，当

它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未明显暴露以前，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

主义认识论的常识。这一情况充分说明，当时“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

断，完全是一些人的主观臆断。因为当时还不具备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历史条件。

就在党的“八大”以后半年多点时间，在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集团大反斯大林，开

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苏反

华反共的逆流。我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借我党整风征求意见之机，

也向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公开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党立即在全国开展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并取得了进入社会主

义历史阶段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暴露了我国在

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政治思想领域里仍然存在着

严重的阶级斗争。它用事实说明了“八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完全

脱离实际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我国反右派斗争的实践和当时整个国际上已经越来越明显

暴露出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主

义社会还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客观情况，才于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

断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

，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八大”关于主要

矛盾问题错误提法的公开纠正。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得到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一致赞同

，并为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正式肯定。如果说“八大”时我们党提出并

通过了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是由于当时这一矛盾在我国还没有明显暴

露出来，人们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它。那么，在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已经提出了正确的论断

，并经过二十多年我国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检验完全证明它的正确性的情况下，我

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以后又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正确论断，恢复了“八大”时的错误论

断，这就不符合人们的正常认识规律了。

通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有关文件，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否定毛泽

东同志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根据，主要是认为我国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大多

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认为

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脱离我国的国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阶级

矛盾和阶级斗争，因而犯了“极左”的错误。我们认为这样的论述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我国

完成三大改造以后，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仅

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吗？不！绝不是这样。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随着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而停止下来，相反的，“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它被

推翻而加强十倍”（列宁语）。我们能够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但不能够剥夺资产阶级

的思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1957年我国刚刚完成社

会主义改造不到半年，原来敲锣打鼓欢迎改造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就向党向社

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私有制形成的传统政治思想

道德观念的影响也不可能立即被消灭，还广泛存在着，并且根深蒂固，十分强大。现代国际

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也十分普遍，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习

惯势力更是像汪洋大海一样广泛地存在着。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图谋一时一刻也没有放

松。所有这些情况造成1956年以来我们党内发生了多次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大泛滥，并导致几乎推翻共产党共和国的

“八九”政治风波。目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已发生严重腐败，我国的社会主义已面临种种危

机。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难道都不是阶级斗争吗？这样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攸关严重

激烈的阶级斗争，难道还仅仅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吗？

以上情况说明，认为我国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已经被消灭，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大多数已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

范围内还存在的判断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至于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说法，那就更是错

误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只要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它就必然是各种

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阶级斗争这一对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决定的。我们知道，按照辩

证法，两个相反的东西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既是斗争的，又是同一的。斗争是无条件的，

绝对的，同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同一性不但表现在互相依存，

而且表现在能够互相转化，互相变换位置。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着

的双方也是这样，既有斗争性，又有同一性。它们依一定条件互相依存着，又依另一定条件

能够互相转化。这种互相转化有两种趋势，一种情况是在无产阶级坚持阶级斗争，加强无产

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二者都朝着各自走向消灭最终同归于尽的方向转化，从而使社会主义社

会发展成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种情况是在无产阶级不坚持阶级斗争，放松无产阶

级专政，任凭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条件下，二者各朝着对方的位置转化，即无产阶级

由统治阶级又转化为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由被统治阶级再转化为统治阶级，从而发生社会

主义社会变质，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其他各种矛盾中，都不具备

这样的同一性。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是决定社会主义社会生死存亡和其他一切矛盾如何发展的主要矛盾的原因。前美国驻苏大使

马特洛克对这个问题倒看得十分清楚。他在《苏联政变亲历记》中说：“只要苏联领导人真

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那么他们是否继续声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

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社会是我

们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他所说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他所说的“别样的

社会”就是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社会。马特洛克真是说到了要害处。原苏联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不正是由于抛弃了阶级斗争而纷纷垮台了吗？由此看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

会的阶级斗争虽然还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的看法，是一种不懂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看

法。他们把矛盾对立的双方看作是死的凝固的状态，不是看作能动的、有条件、可变动的、

可转化的状态，因而看不到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存在着的两种前途，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社会

生死攸关的主要矛盾。他们总是说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

矛盾，就是不懂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必须坚持阶级斗争，防止资本生产关系复辟，维护我国

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不懂抛弃了阶级斗争最终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力，还必然导

致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由此我们可以完全明白，这种认识才是完全脱离我国国情的极其

错误的认识，是一种对革命十分有害的右倾思想。正由于持这种右倾思想的人们一味坚持他

们的错误立场，才把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说成是“极左”。并把

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正确论断形成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称之为“极左

”。

讨论到这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我们可以说是搞清楚了。也把由于我们党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认识不同而发生的上述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的原因找到了。这

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系列理论的基础和根据。下边我们

接着讨论其他的几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二是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问题。我们既然明白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

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明白了能否解决

好这个主要矛盾，是能否解决好其它所有矛盾的关键，那么，我们党理所当然就必须把抓好

阶级斗争，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作为头等大事，作为全党指导一切工作的总方针，就必须把

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显然，在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严重阶级斗争，全体社会成

员包括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党的高级干部在内都时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人人脑子里无

不打着阶级烙印的情况下，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了用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处理问题，放弃了阶级警觉性和阶级斗争，放弃了改

造人们包括改造自己的全体党员的世界观，那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情景呢？那就必然会出现像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

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

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

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地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

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不厌其烦地谆谆教

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根本道理。

可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却无视我国社会还存在着严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

完全凭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错

误地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已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检验完全正确地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

本路线，另提出一个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说这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唯一正确的基本路线。那么，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基本路线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吧

！

大家知道，这个基本路线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从字面上看，似乎兼顾得非常全面，下面让我们来

对它作以具体分析。

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是对的。但是，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已使人们看得非常

清楚，我们党并没有在经济建设上花费多少精力，而是把精力主要花费在改革开放上了。那

么，为什么还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原来这是用来对抗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因为

按照邓小平同志设计的兰图搞改革开放，就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取代社会主义制度，这

就必须首先改变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关键是改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使人们抛弃阶级斗争，不讲阶级分析，不问政治方向，埋头搞经

济建设。不如此，如果人们识破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本质，谁还跟他走呢？于是打出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张牌。你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吗？我就说现在

基本上没有阶级斗争了，中心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你再搞坚持阶级斗争是脱离实际，干扰经

济建设，是“极左”。谁不盼着尽快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

生活富裕起来呢？再加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出现过扩大化，误伤过一些人，

经这样一说，确实很能迷惑一些人跟着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我们如果联系实际情况

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绝不是不要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相反，

正是为了维护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护我国的生产力，避免阻碍生产

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从而使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的发展生产力，搞

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共同提高。这个

道理本来已为毛主席生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证实了。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大

量歪曲事实的舆论宣传，却又把一些人搞糊涂了，以至有些人一听到阶级斗争就摇头，认为

是“极左”，这完全是一种误会。那么，这些年来不搞阶级斗争了，经济建设上去了没有呢

？生产力发展了没有呢？没有，我国的生产力不仅没有获得明显发展，反而遭受了很大的破

坏。比如解散人民公社，农村又恢复到过去的个体小农经济。多年来搞的农田水利工程和已

有相当程度的机械化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国农业生产力又退回到十分落后的人、畜力原始耕

作方式。再如技术含量高主要标志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有工业企业，由于改制导致纷纷

破产，大量先进良好的设备停用了，生锈了，损坏了，报废了。目前还未破产倒闭的国有工

业企业，由于缺乏资金不能搞技术更新，原来的设备也陈旧了。而得到大力发展的私营工业

企业，技术含量很低，设备落后。所以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是倒退了。

在尖端科技上，除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的“两弹一星”和火箭技术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

展。这里需要说一说的是，本来在文革中，我国的大型飞机的制造工业，在尖端科技上已取

得很大进展，八十年代初造成的两架样机已试飞成功，引起西方很大震惊，美国波音和欧洲

空中客车公司都派人来参观，担心要失去中国这个特大市场。可是，由于这个成果是文革时

期搞起来的，国家有关部门硬是停拨经费，有关领导部门相互踢皮球谁也不管，以至将样机

锁进仓库封存毁掉了，科研队伍解散了，高科技人员流失了。就这样，我国的大型飞机制造

工业技术完全可以迅速赶上美国的机遇白白丧失了。致使我国至今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仍很落

后，不得不花成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进口美国、欧洲的大型客机。这是一件令国人很伤脑筋十

分愤慨的事。这件事充分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是假的，搞改革开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才

是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是为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当一件事尽管很能促进我

国生产力发展，但在政治上却不利于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是宁可牺牲发展生产

力的。这叫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两个基本点怎么样吧！先说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可以说这是重中之重，

是个核心。事实上，不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都是必须服

从改革开放这个核心的。改革开放是搞什么的呢？是搞改制的，就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原

则改造我国已经建立实行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二十多年的改制，目前我国基本上

已经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人们所公认的。它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是个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改革开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

而是恰恰相反，经济建设必须由改革开放统帅的关系，也就是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改造取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搞经济建设。如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时代

的最强音、主旋律、那么，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时代的最强音、主旋律。如果说毛泽东同志

以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区别路线是否正确，那么，邓小平同志则是以是否坚持改革开

放为纲来区别路线是否正确。由此看来，真正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对立的并不是经济建设为

中心，而是改革开放。正是为了实行改革开放，为了通过改革开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改

变成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让人们抛弃以阶级斗争为

纲，以防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识破改革开放的实质。由此我们可

以看清，经济建设不但在毛泽东时代和阶级斗争相比是目和纲的关系，在邓小平时代，和改

革开放相比也同样是目和纲的关系，只不过现在不这样说罢了。那么，搞改革开放是不是真

的不需要搞阶级斗争了呢？绝对不是的。在客观上还实际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要从事改造社会、自然的斗争，都是回避不了阶级斗争这个现实问题的。

问题在于是搞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搞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邓

小平同志为实现改革开放搞的阶级斗争，和毛泽东同志为坚持社会主义搞的阶级斗争的区别

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国就一直坚持批判“极左”，实际是批判毛泽

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而形成了一股“非毛化”的逆流，进而

发展到“非马列化”、“非革命化”、“告别革命”的逆流，甚至发展到为历史上的叛徒、

汉奸、卖国贼翻案评功摆好的逆流，造成谁坚持革命、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

会主义，就被批为“极左”、思想“僵化”、“陈旧”、“迂腐”、“顽固”，谁反对革命

，抨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就被称为“英雄”、“时髦”、“思想解放

”。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这样的政治局面，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这

难道正常吗？这难道不是公开允许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卖国贼、反革命明火执仗地向无产

阶级大举进攻吗？所以在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那种叫嚷反对阶级斗争的人，一时一

刻也没有丢弃过阶级斗争，他们口头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假，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向无产

阶级大举进攻是真。由此可见，坚持改革开放的要领，就是坚持批“左”，坚持资产阶级斗

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下面我们再看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吧!我们认为,这个基本点对于无产阶级来说

当然是最最重要的.但是从二十多年来的实践来看,它基本上是虚设的,也就是说是用来叫人

们看的。你们看啊!基本路线上明确写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呀！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革

呀！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呀！不是搞资本主义呀！，但是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并不真

心去做。恰恰相反，谁如果冒傻气当真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马上给你扣上“极左”、

“教条”、“思想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来压你，甚至用种种借口把你从领导

岗位上拉下来。这就是造成我国长期以来总是一手硬即改革开放硬，一手软既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软的根本原因。的确，在平息“六四”动乱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喊了一阵子，但是要

知道“六四”动乱正是由于长时间抛弃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党的腐败和西方自由化思潮大泛

滥的恶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纠正改革开放以来党推行的错误路线，重新回

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才行。但是，我们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方法，举着

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换取人民的支持，在平息动乱维护了当权者的统治以后，就立即卷旗息

鼓，又把矛头对着真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志开炮了，甚至给这些同志又扣上了“文革思

想回潮”的大帽子进行批判。于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在“胆子更大一

些，思想更解放一些”的口号下，出现了不问姓社性资、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计姓市，变

本加厉大踏步向私有化进军的局面。由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由于改制造成国

有企业管理混乱，腐败成风，纷纷亏损、倒闭、破产；由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造成

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激烈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大多数人收入减少

，购买力降低，从而导致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市场萎缩，国民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各种社

会危机日趋恶化的严重局面。近年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日趋沉寂，私有化调门越来

越高，竟然发生了以下三件怪事：一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

信息报》上发表文章，公然要国有企业从196个行业中的146个行业“退出”，将涉及39231

家国有工业企业重组或改制，1376.3万职工下岗、转岗或失业，7507.9亿元净资产出卖、转

让，大刀阔斧搞私有化。二是出现了许多地方将资本家评为劳动模范，吸收为中共党员，在

各级党政机构参政。三是有人公开鼓吹要将中国共产党改为中国社会党。对于这些并非空穴

来风的明目张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并且违反党纲党章和国家宪法的严重事件，尽管引起广大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共产党人、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慨和广泛声讨，可是

我们党中央至今没有个态度和说法，这正常吗？这能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

我们通过以上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所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

上是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张牌排斥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掩护，搞以改

革开放为纲，以达到逐步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使我国沿着资本

主义道路发展经济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这条基本路线的实质。而在当今被美帝控制的全球资

本主义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势必导致我国走向殖民主义化，重新回

到旧中国的悲惨境地。

三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问题。这是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对他的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理论概括的说法。我们在上面已就这一光辉理论阐明了十五个方

面的问题，而其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

本路线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重点表现在党内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我们党彻底否定这一光辉理论也主要的是否定这四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以来就

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理论基本上都否定了。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也主要是弄清楚否定这

四个核心问题的理由到底正确不正确。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和否定党在社

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问题，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用充足的论据证明完全否定错

了。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的讨论中解决，在这里主要是把否定社

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重点表现在党内问题作以讨论。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党内的原因，我们在前面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十五个问题中的第四个问题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不需要再重复

了。现在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的问题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否定了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但总还承认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对于社会主义

社会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党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修正主义、走资派这一番道理

却是绝对不予承认的。认为这是无中生有，庸人自扰，十分荒谬。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对这个问题如此敏感，如此坚决否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关于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要害问题。只要否定了这个问题，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

内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

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也就否定了共产党存在腐败变修的可能性，否定了党内存在走资派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资本复辟的可能性，这就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一步一步搞资本主义复辟大开了方便之门。但是这样以来，对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

相继解体彻底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因就无法解释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由社会主义向资

本主义蜕变以及出现种种社会危机的内因也无法解释了。有人说，苏东解体并不是共产党内

出了修正主义造成的，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种种弊端造成的，所以对社会主义社会必

须进行改革。那么，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打着新思维的旗帜改革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才加速了苏联解体彻底资本主义复辟吗？而当苏联彻底资本主义复辟以后，戈尔巴乔夫不是

不打自招的说他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并满意地宣称他的目的达到了吗？这又怎

么解释呢？我国不也是在邓小平同志历数原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实行改革开放才导致

原来好生生的社会主义一步一步向资本主义蜕变的吗？在国际共运史上，从修正主义的鼻祖

伯恩斯坦、考茨基到布哈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有几个承认共产党内存

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呢？由此看来，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否

定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否定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党内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旦

承认了这个问题，就必须承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就必

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从而就必须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

批判毛泽东同志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是完全地批错了，必须承认恰恰是这些年来我们党推

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当前在我们党中央还没有觉悟的情况下，这当然是不可能

的。但是我们相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迟早迟晚终究是会认识这一真理的。

四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理由，一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这个所谓理由，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批驳，这里不重复

了。二是认为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党内出了修正主

义、走资派没有任何根据，是根本没有的事。现在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在文

化大革命开始时这样提出问题，是能够迷惑很多人的。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段时间内，

这样提出问题也还是能迷惑很多人的，因为当时大多数人一直都还没有看清我们党内出了修

正主义、走资派，没有看清党内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已相当激烈，这正是文化

大革命遇到很大阻力，斗争十分复杂，出现多次反复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

们党的少数领导人能够利用大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得以通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决定的重要原因。但是，到八十年代以后，伴随着我国批判“极左”，批判文化大革命热浪

而来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思潮的迅猛泛滥，随着党政发生腐败并日趋恶化，以至酿出“六四”

动乱险些亡党亡国；随着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肆无忌惮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发生的苏东原社

会主义国家相继彻底资本主义复辟，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还随着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

更加明显地向资本主义蜕变，各种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于是大多数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逐步看清了，从思想认识上

理解了。现在再这样提出问题恐怕已经很少有人受迷惑了。请听听近些年来老百姓的普遍说

法吧！“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打走资派时，咱老百姓还没有看清谁是走资派，还不大

相信中央领导人中会有走资派，只是因为相信毛主席说的不会错，也跟着打。现在可看清了

，走资派多得很，不用打他们都自己浮出来了，一抓一大把。要是毛主席现在活了,再领导

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号令老百姓马上就行动起来,比上次劲头大得多。”以上

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泽

东一再告诫全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最危险的，绝不是空穴来风。在好长时间内

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看不清，不认识，不等于毛泽东同志对形势地估计不正确，而恰恰更证

明了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国际共运领袖的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

一切，高于人们观察认识事物的先见之明，由此得出结论，以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为理由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毛泽东同志能够多活些年巩固了文

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级政府绝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严重腐败，中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不会走入现在危机重重的困境，而且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

就。即使苏联解体，整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全部红旗落地，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形势会进一步高涨，国际共运不仅不会走向低潮，一定会进一步得到

蓬勃发展，。美帝也绝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独霸世界。整个世界形势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这

说明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使中

国、国际共运和整个人类社会倒退了几十年。

至于否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

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反修性质问题，这更已为苏东悲剧的发生验证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二十年前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是多么活灵活现地应验了啊！

通过以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做出的彻底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导致我们党从此走向腐败，导致我

国从此走向错误的改革开放道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从此走向资本主义蜕变以至出现重重危

机的根本原因。事实已充分证明，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为的从一九五六年以后

甚至从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极左”的错误，提出了一些列“极左

”的理论，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系

列真正脱离中国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犯了一系列

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才是我们党应该立即觉醒深刻认识刻不容缓地尽快采取果断措施进

行纠正的问题。

四、为拯救社会主义中国，争取国际共运形势的根本好转而斗争

当前社会主义中国危机四伏的困境急需拯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逆境急需扭转！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政党中最大的党，中国是当今世界仅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

大的国家。中国的革命局势如何将对世界革命局势的发展起着决定性影响。中国如果步苏联

东欧后辙，就将使国际共运进一步逆转，使人类再一次蒙受重大灾难，再一次出现历史大倒

退。中国共产党如能端正路线扭转国内社会主义危局，使中国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必将影响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出逆境，走向新的高潮。

我们党到了应该足够认识估计我国所处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国内国际共运的重大责任的时候

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从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国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

误的，是马列主义的还是背离马列主义的，是向共产主义大目标前进的，还是向资本主义倒

退的这些根本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他认为我们的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光有正面教

育是远远不够的，往往还不能真正接受对一些真理的认识。还必须经过挫折，经过反面教员

的教育，才能促使人们看清问题，接受正确的思想。事实正是这样。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对

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不单是在毛泽东同志提出他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思想并在实践中取得很大

胜利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党由于排斥了他的领导，背离了他的思想和路线，使革命遭

受惨重失败濒临危机的时候，经过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鲜明对比，经过反面教员的教育，才

唤起了全党除少数左倾机会主义头子以外包括追随机会主义者推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的觉悟

，才使全党真正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真正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从而确

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现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

又重复了这一曲折过程。许多老革命家，包括很多文革中受了很大冲击的老革命家，经过对

毛泽东同志生前逝世后中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鲜明对比，思想觉悟了。认识到还是毛泽东同

志正确，不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世界的问题，还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对，还是必须靠毛

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他人说的都不行。一批一批的中青年干部、革命知识分子

，正在又一次转变观念，由资本主义观念转变成社会主义观念，转变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观念。任何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反面转化，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推行到

今天，已经创造了这样的促使事情转化的条件，我们的党到了召开第二次遵义会议的时候了

，到了再次请回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了。不过我们已经无法请回活着的毛泽东同志，但可以请

回永远活着的有无限生命力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应该重新写一个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毛泽东同志彻底平反，给他摘掉“极

左”的帽子。应对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

时期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重点表现在党内

，主要危险来自党内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论断，关于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

大历史意义和所取得的成果，关于他的一系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五六十年

代他领导的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给予完全的肯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充分评价。应对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改革

开放问题的一系列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论述，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

基本路线等等予以摒弃。

应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通过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真正马克思

主义的拨乱反正，予以彻底澄清，真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认

识，加强全党的团结。

要在全党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有准备有步骤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次像建

国初期“三反”那样的反腐败运动，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严惩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

恶霸，洗干净共产党身上的污垢，还毛泽东时代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本来面目，恢

复共产党的名誉，重新换取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要大力认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坚决从根本上打退帝国主义海外反动势力

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相互勾结、和平演变我们党瓦解我国社会主义的图谋。我国理论

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亿万工农群众应紧密结合行动起来，口诛笔伐，从理论上把资产

阶级自由化思潮、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思潮和一切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

义的修正主义思潮彻底批倒批臭。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切实加强政治思想上层建筑意识形

态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要采取果断措施立即遏制国有经济私有化的恶浪。要制定出正确

的方针政策，采用适当方法，有准备、有步骤地恢复我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恢复我国全民

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真正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进行改革，把

我国的两种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办得更好。要尽快解决下岗失业工人的就业生活问题，和

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

上述所有一切工作，都要在稳定形势，坚持搞好生产，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中进

行。

完成上述任务是顺乎社会发展合乎人民心愿的伟大行动。是惊天动地的光荣革命。我们党如

果能这样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长期解决不了的各种阴暗面，各种丑恶现象，一切邪恶

势力、一切魑魅魍魉，必将迅速一扫而光，荡然无存。我国各种社会危机一定会迎刃而解、

洞开新局。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中国又会屹立东方，成为照耀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

民革命的灯塔和强大的根据地，推动国际共运迅速脱出逆境，走向新的高潮。中国人民都在

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世界人民都在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所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都

在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衷愿我们的党不负众望，衷愿我们党内真正坚持革命的同志特别是

中央领导层中真正坚持革命的同志不负众望，为实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辉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能够走出困境危局，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过曲折迂回，一定会走向新的更大的高潮！

2001年5月第三次修改

转贴好文：对外开放的经济后果

July 19 2001 at 9:13 PM mw126 (no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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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经济之一}是谁在出卖中国

谁正在出卖中国

本来写了旅美轶事之后就想将有关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案例集《发财秘笈》

整> 理一一下发表出来，但有于和吴洪森先生有二晚的彻夜长谈，于是就想写一

些可> 能会引起国内争论的文章。我没有理由去反对中国的现政府，我也没有意

愿去那> 样做，但的良心不得不让我去写一些我的感受。我不想讲什么政治，只讲看到的经济。±±

吴洪森先生来美国，我们谈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命运。吴琦幸先生和吴洪森

先生都问到我一个问题：“你从事金融业，你站在经济角度上怎么看中国的未来

谈到经济就不能不谈到政治。按照中共的理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建

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高层建筑。实话说，我不喜欢中国的“民。运人士”。我非

常同意吴洪森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民。运人士’是历史的产物，他们不具备

真正民主的思想，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事实上在我认识的几个在美国的

民。运人士中，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至少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偏激与贪婪。 他们不具备领袖的胸怀，没有宽容。相反我很佩服原来的台湾民。进。党主席施 明德（现已经离开民。进。党）。中国民。运人士一旦具有了施明德这样的思想

和胸怀，中共才会感到真正的威胁。但目前，我相信中共面对这样的民。运人士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什么，他们实在是很可笑，很幼稚。 > ±±

说到民。运人士的幼稚，就不得不谈一谈中共在经济方面的幼稚。中共总 是说我们从国外招商引资X千亿美元，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此话如果在十年前讲还可以，但到了今天，中国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仍然还这样讲，我就觉得中共实在是政治上的巨人，经济上的婴儿。我不反对中国的经济开放，相反我认为开放的还不够，但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开放了，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还很幼稚。明明是在上当受骗，充当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傻瓜和败家子，还要自自以为是。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又走上了历史的悲哀？政治和体制为什么不能服务于人民和经济？

各位看了我的牢骚也许会很奇怪，你怎么说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傻瓜？为什么会说有些人在以自己的愚昧和为了某种不合时宜的信念在出卖中国 我是个商人，我不懂什么政治，但我从商人的角度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

是 > 中国被人贱卖。也许中国某些官员在为中国又引进了多少外资在庆幸，在 欢呼又> 一个国际知名企业进入了中国，或许某些人会统计出一些资料中国又进 步了多少> 。当菲力普公司收购中国孔雀电视机厂的时候，大家都自爱欢呼。但 我的心在流> 血。官员们也许看到了大笔的金钱流入了中国，但你可曾想到菲力

普公司并没有> 掏出一分钱，反而依靠中国孔雀电视机厂在欧洲股市上大赚了一

笔，在偷偷地笑> 中国政府的愚蠢。我为各位算笔帐也许会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

问题。假设孔雀电> 视机厂的全部资产是一千万美元，菲力普公司以六百万美元 收购并取得控股权，> 这样一来，按照国际惯例孔雀电视机厂的资产就全部化转 为菲力普公司名下，菲> 力普公司用孔雀电视机厂的多年经营业绩到欧洲股市募 集资本，以当时欧洲股市> 市盈率为4的情况计算。菲力普公司、只要出售孔雀电视的50%控股权就可以换取1200万美元，但交到中国政府的钱却只有600万美元，菲力普公司不仅在中国消灭了一个电视机生产对手，扩大了自己产品的占有率，还凭空白赚了600万美元。你说这样的好事情那里去找？中国政府不是傻瓜吗？

说到电视工业就不得不说中国的其他工业，饮料工业又如何，你以为可口 可乐公司投资到中国的钱是自己公司的吗？摩托罗拉是自己的钱吗？是谁在美国 股市上赚去了数百亿美元？他们同样是在利用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国际金融的无知

凭空赚到了中国市场和利润。看看中国各地的企业逐步被国际企业收购合并，你

们是否想到这些国际企业是如何在偷笑。国际金融界是如何在困惑地看著中国政 府，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可以自己卖十美元的热门货却愿意让其他人花一美元买 走。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要大肆宣扬自己的伟大，社会又进步了。

1996年，我在中国极力劝说中国政府要“少合资，多上市”，并印刷了数千本手册劝说中国的大企业。在天津，我银团看中了“天津碳黑厂”这是一个在世界上同行业举足轻重的企业，我曾前往天津和当时的工厂总经理李庆来先生谈过多次，我建议他们到美国上市。碳黑是污染工业，在全世界没有几家成规模的企业，在美国想建立这样的工厂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是污染。世界上现有的参大工厂在中国一个，在印度二个，但中国最具规模。我曾计划这家工厂在美国上市后出让70%的股份，这样可以募集一亿二千万美元。虽然他的资产只有二千万美元，但他的价值在美国就值这么多。我银团为此筹划了一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1997年底，我们得到的通知是中国政府禁止企业到海外上市。暂不说我银团的损失，但我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让企业自己到海外募集资本，反而偏爱合资，让一家外国企业低价收购中国企业，然后由这家外国企业自己在海外上市，高价卖出股份获利。我一直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中国丰富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了吗？中国就一定要将几十年来辛苦搞出来的企业拱手白送给那些自己的对手吗？中国人就一定要这样让自己的人民成为世界的奴工？

如果是私人，你一定不会将一个价值100美元的物品以10美元的价格卖给别人，而让他转手赚取90美元，但这奇怪的现象就出现在中国，而且是层出不穷，深受中国政府的欢迎。你们说这是不是世界奇谈？中国是不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傻瓜？

在中国股市上用绩优企业注入坏企业还让企业起死回生恐怕不鲜见。但中国的决策者怎么就不明白在国际上有很多的企业同样在用中国的绩优企业来挽救自己。如果了解八十年代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人都会清楚，如果摩托罗拉公司不 进入中国企业，恐怕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在美国金融界谋生的这 十多年里我看到了太多的故事，我经常会问自己：“中国是怎么了？难道世界上 还有这样慷慨的国家？” 不管中共统治中国的几十年有什么错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工业体系。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前苏联拥有这样完整的工业体系。看看目前的 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北韩，古巴他们有什么工业体系可以和中国相比？难怪在 美国的华尔街流传著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唯一的一块肉就是中国了”。前苏联在解体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私有化，把全俄的所有企业分给国民。中国人看到俄国的痛苦可能会暗自清醒自己的发展，但事实上是中国的痛苦虽然比俄国来的迟缓，但会更痛苦。今日中国的失业不是另一个俄国的翻版吗？俄国国民中握著自 己的企业，但中国国民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奋斗了五十年的企业转眼之间已经变成外国所有，自己已经沦落成纯粹的赤贫的打工仔。各位可以想一想谁是傻瓜？短暂的稳定和繁荣换回来的是什么？是永久的赤贫。

想当初，邓公改革开放曾制定政治上的改革计划，胡公和赵公也曾雄心勃 勃。可惜的是这一计划在后来因为天安门事件而消失。中国再次走上了“稳定压倒一切”的老路。但事实是，时间不允许中国，目前中国面临的是WTO的挑战。不进WTO，中国势必被整个世界抛弃，但进了WTO，中国又如何抵挡外国企业的进攻。中国自己已经用十年的时间，用自己的企业养肥了这些虎视眈眈的外国企业，在现在你还能阻挡他们吗？

1999年和2000年，我曾二次受美国加州大学富乐屯分校的邀请给来自中国的在那里学习的各位官员讲授美国金融企业商战案例。这些学员都是来自中国各个地区的处长和局长一级的官员。我在当时曾说：“你们各位是中国的官员，你们来美国学MBA是中国进步的表现，但如果你们学了这些案例而只会应用到中国的商场，那么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了。MBA课程所教授的是战术上的问题，如果你们都不能站在世界的整个格局上看问题，那么你们学习的美国就只能说是皮毛。学了MBA课程就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中国，没有世界的格局就不会有未来的中国”。

在与吴洪森先生和吴琦幸先生交谈的时候，我们一涉及到这一领域，大家都 > 感到很沉重。吴琦幸先生说：“Bill，因为你是在美国从事金融行业，你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也许这不是普通人能看得到的”我回答说：“我相信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学家，即使一时看不到，但不可能二十年看不到”。当中国百姓都能娴熟地炒买股票的时候，知道不良上市公司在注入优良资产后股票价值会狂涨，中国股民也知道原始股上市会翻几倍。换句话说，当中国股民知道一家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在上市后可以卖到每股100美元，但目前只要10美元就可以买下来的时候，中国股民会不买吗？但这个明显的道理放大到世界格局上时，为什么中国政府的官员和管理者就看不到了？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经济官员就不懂国际上相同的道理了呢？是人的因素，是知识的因素还是政治的因素？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做世界上最大的傻瓜？这样能稳定吗？当人民一贫如洗的时候会稳定吗？当二十年后国民知道他们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在稳定的口号下被贱卖，使他们成为世界的工人时，他们会稳定吗？难道稳定就需要牺牲经济？牺牲全中国的几代人的财富？我们的稳定是为了什么？稳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达到什么？

讲完了经济，又要借用中共的理论，中共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如果上层建筑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应该怎么办？中国正在不断地被出卖，难道在二十年后我们才能醒悟我们今日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吗？到那时，恐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奴工国家。虽然中国国民会过上好日子，可以买汽车，但中国的财富已经转移到了美国或德国。我们到那时也许会问：“是谁出卖了中国？”

每当我看到中国政府在经济白皮书中宣称今年有引入资本XXX亿的时候就感到悲哀，也许中国政府将中国企业拿到国际股市上自己出售的时候或许会获得更多的外国资本。每当我看到国际大企业的老总们高兴地和中国政府官员握手的时候心中有似刀割。在那些欢愉的笑脸的背后，中国又一部分被出卖了。我相信谁也不会承认是自己在出卖中国，都会有堂皇的理由来解释这一切。但中国的现实是正在不断地被出卖。

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云淡水暖] 于 2004-02-11 21:56:47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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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改革先驱”变成“火药桶”――从中央一号文件看农村问题的紧迫性

中共中央的又一个一号文件，拉开了新年农村工作的序幕，表明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农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阻碍因素，9亿农民的生存状况，是衡量改革和建设成败的真正试金石，农村问题不可以忽视，也没有忽视的空间和时间了。

中国的改革，无疑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九八五年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所以，说中国农村是改革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近20年过去了，农村面貌的“明显变化”在向什么方向发展，是每一个关心中国改革命运，希望中国走向强盛的人必须关心的问题。因为到如今为止，无论我们的中心城市如何华丽，我们的工业、第三产业在GDP比重中如何占尽风光，我们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农民的现状如何，就决定了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如何。从农村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应该忽视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改革，是科学的，理性的，前瞻的，28年前，我们发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拉开了改革的理论序幕，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拿起这个武器，纠正我们改革进程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农村问题，是不可以回避的。

如何看待当前的农村问题，相信没有人能够否认其严峻性。2003年底一些声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2月27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六届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谈到，近年来城乡收入在进一步扩大。…张晓强提到一组数字：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联产承包制改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6∶1，1985年降到了1.9∶1。但以后情况逆转，1994年城乡 收入差距扩大到了2.9∶1。从1995年到2002年，在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今年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普遍的看法是可能会扩大到3.3∶1，也有人分析是3.5∶1，总之又创造了一个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新高。”…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是1.5∶1，不仅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比也在这样一个水平。】（2003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这是官员的眼睛，用数字说话。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中国农民调查》），这是一对安徽夫妻作家陈桂棣、春桃的声音，用客观观察说话。

不论是官员还是作家的声音，都极其沉重，我们还发现，人们越来越多地用“火药桶”来形容农村问题。比如“农村社改的三只‘火药桶’（教育、医疗、土地）”（《南风窗》）、“大多数乡镇干部坐在“火药桶”上？”（《中国扶贫网》），自从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一封信中说了痛入心肺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已经有两任总理多次公开地表示“最担心的是‘三农’问题”。那么，既然是改革的先驱，为什么改革没有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没有形成“少数人先富，然后带动大多数人致富”的良性结局呢，《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把原因归咎于“遗忘”和“苛捐杂税”，并且，把希望寄托于“税费改革”，还形容 “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可是，中央几乎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不可说不重视，而且，不知道作家夫妇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即便把农民所有的税费免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每户平均每年免掉一百元到三百元的税费，还不够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女一年高中的学费，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效果？

从现实看过去，根据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鼓吹，当前改革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要向“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发起“攻坚战”，说白了，就是要彻底铲除经济体系中的国有制成分，全面实行所谓的“新公有制”，即少数人占有大多数生产资料的经济体制，因为这样的形式“最具有活力”。那么，当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可以说是彻底地、干净地、完全地、几乎是一步到位地把原先作为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的集体经济成分铲除干净，什么“堡垒”都没有留下，不需要“攻坚”，怎么没有走向专家和精英们理想的“天国”。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农村的“活力”逐渐变成了“火药桶”，事到如今，专家和精英们却拿着几十万一年的收入，打着饱嗝，告诉我们，解决农村的问题，是把数亿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最脏、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突破性的进展”的前景？难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愤怒地说“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这个“一些人”，不就是鼓吹西方经济学原理最彻底的、西装革履的专家精英们吗。

在农村问题上，把集体经济说得一钱不值，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专家精英们最上心，也是最得意的一件事。在农村实行集体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在小农经济的模式下刨食，贫苦的单个农民家庭无法抗拒天灾、病害，最后沦落到破产，成为地主阶级雇佣者的规律，力图用合作化、集体经济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现代经济学不是讲究“规模”生产吗，合作化的初衷之一，恐怕也是想解决规模化。不可否认，集体合作化在实行中，因为缺乏先例，“摸着石头过河”，急噪冒进，有过失，有教训。但是，在集体经济年代，中国农村为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建立了工业化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以否认的。

就拿当今农村的“火药桶”之一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就可以对合作化集体经济模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农村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老病，…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其次，如何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一般的讨论是财政增加拨款。但对9亿农民要增加多少投入才够？第三，为什么农民现在不去医院？为什么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国际社会公认的比较好的经验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因为这个办法更符合现实，而非照搬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到现在为止，中国农业占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上，农业人口仍然占户籍人口的73%，怎么可能用15%的GDP去满足73%人口的公共需求？】，没有了集体经济，自然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制度。”，哪里还谈得上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建立。“基层的卫生医疗体系全都垮了”，在所有农户单打独斗的局面下，如何解决，如何应付。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农民调查》的采访地，主要是在作为农村改革源头、“先驱的先驱”的安徽农村，在那里，新生事物不少，特别是阜阳地区，有闻名全国的大贪官王怀忠，有全国少见的腐败犯罪官员群体，有全国最大的民工集散地火车中转站，有靠租买残疾儿童到大城市乞讨而“致富”的“瘫子村”。附近还有因为出了集体按“手印”要求分田单干闻名天下的小岗村，现在有人公然质疑那“手印”的真伪，因为当初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当时去拍记录片的人员，见到的与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是不同版本的东西，至今没有个清晰的说法。林林种种，光怪陆离。安徽正如同《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所说，是“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

其实，农村的“火药桶”何止3只，比如治安问题，农村的治安状况之恶化是有目共睹的，最近揭露出来的两个河南系列杀人案，其魔头都是农村的，残杀了60人之多的案件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农村的，魔头扬新海坦言，专找农村环境下手，因为农村治安薄弱，容易得手。比如道德问题，用有毒蔬菜冒充无公害蔬菜、加工敌敌畏火腿、大规模制造假烟、拐卖妇女儿童、租买残疾儿童作乞讨工具等等等等，无一不是以农村为主要场地。比如农村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比如…诸多方面，构成了农村问题的总体严峻形势。

那么，除掉情况特殊的少数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中西部贫困农村有没有人致富，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西部贫困农村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少数人占有农村财富的特点更鲜明，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就是低价或者无偿地占有属于集体的资源，迅速暴富。比如2003年山西的两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就特别能够说明问题，一个村的候选人用300万当选，一个村的候选人用600万才承诺，已经实际支付300多万当选，而这“天价村官”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当选的村官可以控制原本属于村集体的矿山，用极小的代价，或者不用代价，每年可以收入数百万利润。这里就显示了一个本质问题，就是本来有机会使大家一起小康，比如刚才说的两个村，每年数百万的矿山利润，已经能够使村里每一户人家过上不错的日子，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可是，财富就是被集中在村里的一两个人手里，四、五年来，村上没有分过一分钱，上千万的利益就落入个别人之手，难怪可以拿出几百万来买选票。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问题，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凡是坚持集体分配原则比较好或者很好的地方，共同富裕的程度就高，农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福利方面的保障就高。所以，正如刘少奇主席在50年代说过，社会矛盾的根源，实际上是个分配问题。我们分配政策的导向，实际上是偏向和保护少数“能人”，能人“能”在哪里，就“能”在能够不择手段抓住“机遇”，抓住的，实际是控制资源的权力，在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极少数人富裕起来，是可以做到而且容易做到的，人人都想不择手段“抓”机遇，规则就破坏了，人际关系只剩下了残酷的、事实上不平等的“竞争”，“火药桶”就埋下了。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走应该什么道路，经过27年的“摸着石头过河”，至少已经摸出来一块“石头”，就是靠“少数人先富带动多数人后富”的模式，是有缺陷的。少数人的“先”并没有带动多数人的“后”，少数人“先”了以后追求更大的“先”，多数人“后”了之后，由于处于竞争弱势而更加“后”。这个差异再搀杂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无不把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推向“火药桶”的边缘。具有对比意义的是，在一些坚持集体所有制分配格局，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农村，比如南街村、华西村、刘庄等，村民不分“能”不“能”，都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富裕生活。而一些典型的“能人”控制经济主体的农村，“能人”可以拥有数亿、数十亿家产，大多数人只不过是“能人”的雇佣劳动力，有一份糊口的工作而已，绝非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对农村的严峻现实，党中央、国家领导是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的，两届总理均把“三农”问题当作头等大事。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又是针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已经发了六次了，这次能不能解决问题，能够解决多大问题，就要看各地方配套的详细措施和贯彻的决心。但是，农民增加收入，决非是减免税费那么简单，在目前的利益分配格局下，在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单打独斗的小生产模式下，一家一户的农民，怎样面对市场化的大规模竞争、怎样克服天灾、疾病等灾难性因素，不解决前提和后顾之忧，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收入水平，恐怕还是很不明朗而艰苦的事情。解决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方向，在创造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上实现突破，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按劳分配分配制度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ProletarianChinese] 于 2004-02-20 15:52:11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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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明确的是按劳分配分制度。在这里所说的按劳分配分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分配体制。它就是产生现今巨大贫富差距的原因。不过如果只是产生所谓“贫富差距拉大”也倒没什么，但更重要的是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一支“第五纵队”。为什么说是“第五纵队”呢？因为它就埋伏在我们身边，而我们还装作全然不知的样子。

有人会说“按劳分配是正确的，它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积极性”。是的它可以在一定限度下调动一些劳动热情，可是它却是产生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重要诱因。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而毛主席则更一阵见血的预言了：“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指的是列宁说的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而建设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笔者注），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八级工资是一个比较老的概念，但至少也是有个限度标准，不像现在连个限度都没有。笔者注），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说起来我还是更加怀念从前凭票凭证卖东西的时候。有人又要说了“那是物资紧缺时代的权宜之计，有什么可留恋的？”是的那确是在物资紧缺时代的产物，但绝不只是因为物资紧缺，这一制度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化分配，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虽不富足但足以康健安详。以现今的方式有钱人可以挥霍无度，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入相对少数人的口袋，而更多的人则每旷日下，过着“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同样合理的社会资源在不同的分配制度下产生着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是人人虽不奢华但却自在的生活，另一个是一部分人几尽奢华其他人则难以维生的日子）。这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外在表象。

试想一下相同的财富如果均分则人人有份但势必会每个都不会多，如果不均分则一部分人拿的多，那其他人肯定要拿得比原来要少、很少、甚至是有些人根本拿不到，但是这些财富却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所得，创造它的人却不能拿到。怎样的现象？还是社会主义吗？是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那之前又算什么？之后又应该怎样？我想知道答案。

接下来在说说所谓“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按劳分配的重要平台

说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不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Deng所提出来的一句口号“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好像现在就连这句推动改革开放的话都已经不说了，取而带之的竟是“我们要加强资本运作，发挥资本优势”（这仿佛是现在各级官员们最爱说的一句话了！但实际上他们的资本优势在哪里呢？就只有他们手中的地皮了）这样的话。可见正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做法才带来了资本主义风潮。一部分人？什么人？先富起来？为什么？先富起来的人都怎样了？他们会带动其他人也富起来吗？我来告诉你！！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就是他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之时，而这一部分人也就成为了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当社会生产资料进入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初始的资本金，从而达成他们资本不断积累的第一步，而因为生产资料流失而落魄的人们则成为了丧失生产资料的自由劳动者。说到这里大家非但是学过初中政治的人就都明白了吧！他们还可能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吗？还用说，铁定是不可能了！这是资本家的本质（残酷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所决定的。就算他们能舍出一部分“私财（其实应该是归全体劳动者所有的）”但那绝对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利，不会触及筋骨，而且多半还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哪里会有真正完全不顾及自身利益散尽家财去接济穷人的资本家呢？

言归正传说现代企业制度。

说起来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说是可以人尽其财物尽其用，可事实上是给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大开方便之门。都说从前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但殊不知这正是为了充分保障所有人都能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来，保障每个人都有饭吃的重要保证。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人有些懒！不对，那时的人并不懒（真偷奸耍滑的有吗？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但这正是每个人应尽的劳动、是创造正常劳动价值而不被大肆剥削。

举一个例子吧：

有个前提，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并使用同等税负的情况

假设先前一个企业有100名职工，每人每月创造100元价值，全体就是10000元每月实际拿到80或90元（另外10到20元还要投入到再生产中去，总共将有1000到2000元投入再生产）。而实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后认为20人就足够了，于是裁掉80人（有人会说没裁掉那么多人。是没那么多，可你企业的规模还大了呢！月产值还高了呢）。而这20人仍然要保证企业原有的10000元每月的产值，那么每人就要创造500元每月的价值，而实际每人每月所能拿到的工资只有200元（又有人说我们已经拿到1000元以上的工资了，有的还能拿到2000元。是啊！前边我说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这些年上涨了不止有十倍吧！拿1000元就更少了！）少了300元呢。对了还给把再生产的资金加进去，按高的走再多加一倍才4000元（更别提根本不可能再追加，保不齐还减少呢），工人工资总共是4000元，合在一起才8000元每月。还有2000元哪里去了？

看到了吧！巨大的剩余价值被压榨出来了（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

还有就是原先的国企还要上缴很大一部分收入，而现在的税负可以说少多了。那2000元到底哪去了？别着急我们待会儿再说。

再说说“民营经济”，这可是由按劳分配所造就出来的一个重要产物。

不仅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还有一大批所谓“学者”“经济学家”在鼓吹要大兴私有民营经济说是补充（补充谁了？那个不是侵占的人民的财产），把一些国有的转成股份的或是私有的（就是像前苏联那样搞私有化）说是国有的没有活力！！国有的负债多！！国有的不景气！！私有了才有活力、不负债，才景气！！都是些个屁话（在这我不得不说这个不文雅的词）！！为什么国有的不行？前边列宁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小生产尚且如此更别说大企业了！而这些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前国企的管理者和高官们，他们不希望企业归劳动人民所有，想占为己有。于是活力也没了，债务也缠身了，企业肯定是不景气了！不行了，有一大堆负债呀！“债务我包了，抵扣债务便宜卖给我吧！”于是乎转到这些人个人名下，来年便宣告扭亏，隔年就坐上行业龙头，第三年就是这那500强。而这些个前老总，前太子，前夫人的也就都成了到处云游讲演的各种“民营企业家”了。

有个现实的例子：

北京的老人们还都记得“北京电子管厂”吧！就在京东酒仙桥的那个！九十年代改制时说是厂领导联合全体职工买下了厂子。多少钱买的？？据说（还是他们自己说的）是300万还是600万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总之不过几百万。！！！几百万！！！什么概念！！！连那块地皮都买不下来！更别说上边的厂房设备了。现在怎样？现在叫作“XXX电子集团”市值好几个亿，连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部门都买过来了………………（说到这我就不想多说些什么了，这种事情太多了，诸位网友们知道的肯定比我要多。我也不是说那个XXX集团的领导或者改制时有什么不正当操作，只是………………唉！！！）

话又说回来了前边提到过现代企业制度下产值富余出2000元不知道拿去了，现在知道了吧！

好了，说了那么多就是一个意思希望广大的阶级兄弟看清这一点。早日使自己在按劳分配的制度下缩小与“高收入者”间的差距，早日“在先富起来的人的带领下富起来，也好共同富裕”，早日有自己的企业，也好成为一个“令人敬仰”的“民营企业家”。

ProletarianChinese于 200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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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局――王思斌

July 18 2001 at 9:45 AM 世纪大讲堂 (no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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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农村问题今天说起来不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因为我想了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农村发展的困局》。当时我想过能不能用困境呢？后来觉得还不是困境，我觉得还是困局，这个局怎么走下去是个大问题，那么农村问题的一个很大的-----现在一个问题，我们说就是农民的这种贫困或者说农村的贫困，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这个农村的贫困最近5、6年来，中国农民的收入一直在向下滑，这个滑当然并不是说绝对数上滑，而是说他增长的幅度，他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有一个文章谈到过，最近几年，每年农村的收入或者农民的收入要减少4000个亿。因为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农村大概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或者说农业劳动力，大概是5亿人，那么如果有4000亿的话，我们想一想，每一个农民他要损失多少钱，损失的钱很多，那么这个4、5年来，可能农民少收的已经达到16000亿了，这是我们一个农村社会学家这样一个统计，那么这样看来，就是中国农民已经为我们的改革，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转型作出了很大牺牲。

目前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收入在减。那么为什么在减，那么大概有这么几条，一个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衰减，那么所谓“工资性收入”就是说，他们在乡镇企业打工，他们出来在北京打工，到城市打工，这个工资，这个收入在变少了，为什么变少，乡镇企业开始不景气，打工的我们知道，现在城里在向外赶人，你农民不许在这儿打工，一会我再讲讲这个东西不合理，不公平，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粮食不卖钱了，这个我想我在上一次的讲座里面有，我曾经跟我的父亲算过帐，我希望他别再种田了，因为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那么后来他说，我一定要种田，他是一个农民，不种田让人家说话，但是我跟他算帐，我说你种田干什么呢？算来算去一斤小麦挣5分钱，打了小麦一斤挣5分钱，那么你想一想，这5分钱到市场上还怎么来供我们的同学上学啊、消费啊，这不可能，所以这个价格在衰减，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几年咱们政府还不让农民的粮食上市，不让自由上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不让农民去卖粮，你要有粮食你交给国家的国库，国家会按保护价收，实际上现在看来的情况，就是地方没有按保护价收，保护价绝不保护，要收你，你要愿意交，你就交，而且收购以后，我就不再要你的东西了，所以农民销售粮食这个不值钱，所以使他们的收入减少，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就是关于我们，叫做财产转移性的收入也在降低，那么所谓财产转移性的这种收入在降低，就是说有的亲友馈赠也好，还是说自己的子女也好，还是亲属也好，在外打工带回来的钱，也在减少，至于乡镇企业的收入在减少，农民的粮食这个价格老是上不来，再加上出外打工，或者其他方面的收入再减少，所以使的农民的收入一直是很缓慢的向上爬。

那么第二个东西就是农民的这个负担，应该说有增无减，负担重，这个负担重，我想大家可能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知道，那么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这种收费、收税的一个办法。这个负担重来自于很多方面了，一个是地方的管理，另外搞什么项目，搞农村的发展等等很多名目，那么这个负担很重，就使得农民的压力比较大了，因为他土里刨食，粮食卖钱这个弄不出钱了，所以他怎么办？又要交钱，我们知道有些地方为了收税、收钱公安局都常常跟着去，这个东西就是很麻烦的事，那么这样就使农民的生存和生活受到很大挑战了。

不但是农民在这里穷，农村也在这里穷，那么很多地方做过很多调查，就是农村的负债率很

高的，那么我看一个刊物上是讲，农业部去年在10省区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这个调查的结果是农村85％以上的村子是负债的，90％以上的乡镇是负债的。负债率多少？村子的平均负债率，在40万块钱上下，有的上面说是20万到60万，那么乡镇的负债率有人说400万，就是乡镇它的行政支出，它借的钱，它发了工资也好，发了什么也好，它负债是400万，你想一个村子要是负债40万，一个村子就是几百人，上千人，两千人，这个数也是不小的，另外就是说不但是农民家里他的收入在减低，整个他背后的债务也在加强，也在加强压力，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农村是相对贫困的一群。

那么农村的收入的减少，实际上使得农村我觉得有点濒临破产，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么说，是不是这样，但是从一个现实里面来看，有的地方乡镇政府破破烂烂，乡镇干部6个月发不出工资来，那么乡村的老师们，我们说中、小学的老师，也是半年甚至更多的发不出工资来，做很多事情没法做，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农村的发展应该是有很大的阻力，或者说困境是一个很深的东西，我想这是我们对现实状况的一个描述了。

那么第二个问题说，如果我们向前看，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前途光明的未来，那么我想这个东西我们有一个长程和一个短程的看法。如果我们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来讲，那么可能是充满光明；那么如果从我们近期的角度来讲，从看得见的近期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不容乐观，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是不容乐观的，我还是讲这类的农村，我想第一个问题是农产品的价格，你要想让它反弹上来，这个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且不论我们中国的这几年的粮食是比较丰收，有很多粮食，因此粮食多了，我们就一定是粮食价格低下来这毫无疑问。那么有的同志说，可以不可以我们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农业或者农产品的成本是很高的，他到国际去竞争，他没法去和别人竞争，那么现在我们往前看，如果很多城里的人，或者我们的政府官员，还很乐道，说我们要进入WTO了，那么有人估算过，WTO进入之后，对中国的冲击是两个，最大的冲击，第一个中国的汽车产业，第二个中国的农业，那么中国的农业是进入WTO受到冲击最大的一块地方，原因在哪里？原因是我们的成本很高，我们的农产品的质量还跟不上国外一些通过大农场也好，还是通过机械化的耕作也好所产生的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入我们的比如市场经济，那么我们用人工的办法，用现在的农药、化肥这套办法，催出来的农产品很多人可能就不买，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如果你有钱，你是买比较好的比较精的大米去，比如说泰国大米，还是你花差不多的钱，来买中国的有农药的大米，那么大家会说，我是理性人，我要选择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像50年代穿爱国布，吃爱国粮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所以农产品的价格上不来，我想这一点我们农民的收入可能要上来也是很难的。

那么第二个东西，就是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收入的增加可能来自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乡镇企业的发展最近这1、2年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也可以说正受到一些打击，这个打击就在于，好像我们的学者还不太感觉这个东西，就是转制，乡镇企业的转制，这个转制说得白一点就是私有化，乡镇企业私有化。那么乡镇企业私有化这件事情对于农村的整个农民的收入是好还是坏，这个现在我们可能不能做过早的结论，但是有一个问题可以这么说，如果从前是乡镇企业，如果是集体经济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社区经济，社区经济在社会学里面大家知道，是一个有一种社会福利、社区福利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你是一个村子里面的乡镇企业或者一个企业，你就会吸收村子里面的几乎所有的农户的劳动力来这里就业，那么现在如果是私营化了，我就可以不要那些（人），我也可以任意选，我叫我的亲戚来就业，我可以不要那些在家里，比如说什么也不能干，或者贫困户的家庭来就业，因此人们从乡镇企业里面所得到的这个收入，可能也在不稳定，甚至有时候从总体上在衰减，这是第二个东西。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城里来挣钱，那么到城里来挣钱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北京市对于外来农民工的一个限制数量、限制岗位，那么弄不好就得把他们“押解”回农村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各个地方都在出现，那么这是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从整个的制度的安排上，我觉得对于农村的这种剥夺也好，还是不公平也好是很明显的。那么有人谈到过中国当今社会里面的分配上面的几个方面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有人称为四个倾斜，这四个倾斜里面实际上都是对于农村不好的。第一个倾斜，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利益是向城市倾斜的，而不是向农村倾斜的，这一点从1986年开始，搞这个城市体制改革，那么很多东西都是围着国营企业转，国营企业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农村，大家开始不再管了，我想这是第一个倾斜，就是利益向城市倾斜；

那么第二个倾斜就是向上级倾斜，有人说中国的利益正在向上级倾斜。那么什么叫向上级倾斜呢，就是中央财政好吃饭，地方财政难吃饭，上级财政好吃饭，下级财政难吃饭。我们知道有一个分税制，这个分税制是很好收税的行当已经都拿到中央来了，差的都在地方，那么这样财政就向中央倾斜，向上级倾斜，这是第二个倾斜；

那么第三个倾斜是中国的利益分配向富裕地区倾斜，就是东部地带，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些地方，你看看我们的深圳，看上海，看我们的山东、大连、北京这些地方发展多快，如果我们到大街上一看，天安门长安街上也好，皇城根的旧址公园也好，那么花不少钱，可以不惜花钱，我们去搞我们的城市建设，所以东部地区他们跟国际接轨不管是机会上也好，还是中央的贷款制度也好，都在向这个地方（倾斜），而西部地区就没有，或者说你西部地区你就得不到这个很宝贵的阳光，你可能是被放旁边的，这是第三个倾斜；

那么第四个倾斜就是中国的分配制度在向富人阶层倾斜。那么这个倾斜就是说，我们整个的税收制度也好，还是我们的其它的机会也好，那么穷人很难得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贷款制度也好，一个贫困农民想贷款，你根本贷不上款，原因是说，银行怕你还不起，所以不给你贷款，当你贷款的时候他要你找担保，那么一个很穷的人到哪里找担保，有时候找不来，但是他就缺这个100块钱，他就可以买5只兔子，6只兔子，怎么说呢，去生出一点钱，但是这个没有。反过来50万100万的，只要是富人，我说我可以抵押，有人给我保险，所以我就可以贷到款，那么大家知道谁能贷到款，谁就有机会，所以向富人阶层的倾斜也是最近这几年利益分配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四个倾斜里面，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到哪里去了？我们说没有丝毫的，感到政策的好处，因为他们被放在圈外了，我想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会往下走，尽管最近一年多的这种扶贫政策有所改变，但是我觉得，可能不足以来解决这个关于农村中西部贫困这么一个格局，因此我想这第四个方面，使我们觉得农村的前景是不乐观的。

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关于）前景不乐观，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过的，也是可能我们应该说清楚，但是我们也说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加入世贸组织这件事情，WTO这件事情。对于中国农村来讲，我这个提纲写了一个叫做“生死考验”，是不是生死考验我不知道，因为最近我跟搞农村的几个人谈，他们有的人觉得挺乐观的，这个东西中国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他说，农民种粮食，把农村弄的没饭吃了，破产了这个不大可能，但是我想，正像我们说，粮食进出口制度如果比较开放了，关税下来了，我们的粮食农产品能不能和别人去竞争，我觉得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死的考验。那么有人有比较乐观的说法，我是不大同意，我觉得可能我们大家都还没有预见到WTO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想很多人从内心感觉到，中国的农民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是由形势来摆布他，把他放到什么地方，他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未知的，但是我们几乎可以预料的一个结果，那么正是因此中央是再三、再四谈，说我们农村问题，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大家向前看，向远看，向深处看，这点我觉得中央担心的绝不是多余的，但是中央没有说清楚，这就是WTO就要来了，我想如果你熟悉这个东西，可能搞社会心理学的马上可以研究一个东西，民众心理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会引起全国农民的惊慌来，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讲，农民也不大可能懂这件事情，惊不惊慌的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现实。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还没有告诉农民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学者也没有告诉农民是怎么回事，农民还没有拿到我们的书去看，甚至他也看不懂，但是我想，后果将会由他们来负担，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就想说一说，我们从理论上和现实上来讲，我们的思路有没有，或者说有没有出路。那么从下面的情况来讲，我们的农村发展不乐观，现在有一个统计，我们在社会学里常常谈到，就是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滞后问题，那么城市化水平滞后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一个制度性瓶颈，那么也可以说，如果我们的城市化发展的快一点，可能我们的农村的发展也会好一点。

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的问题，这条路，快速城市化的路，或者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条路，我们能不能走得通。那么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理论和现实的出路我有这么几点，我觉得要说走得通也都走得通，要说走不通也就走不通，为什么？这就看我们政府的政策选择，这就涉及到政策问题，如果说走得通。我想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推广农业技术和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对农业的投入。那么在这点上如果我们做的好，国际技术也好，还是国内的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好，如果能够大面积的向农村普及，农产品的技术含量会高，它的产量也会高，它的素质也会高，这样下来农民的收入可能会好一点；

第二个理论的或者理想的和现实的出路，我们就叫“取消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说到哪里去也不太合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学也已经嚷嚷很长时间了，说毕竟我们的政府在考虑取消户籍制度。大家如果看到广东省的、四川省的某些县、市已经在取消户籍制度了，他们就是在一般的小城市里面取消户籍制度，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在大城市里面常常不谈这个东西，那么大城市不取消户籍制度，北京市卡得很厉害。所以在社会学里，到现在社会学家没有很多文章讨论这个户籍制度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讨论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真正再搞一个取消户籍制，是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小地方取消那个东西还没有用，因此我觉得真正的取消户籍制可能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我们做得还不到，还不够，那么跟这个相关联的就是一个关于歧视-----应该是改变或者放弃歧视农民工的制度了，我想这一点在社会学里大家谈得很多，就是说在城市里面我们的农民工成了一个二类，三类或者四类，或者不入类的一个人群，那么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到城里来，给他们做教育的（人），一定说你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你不能犯什么样的条文，你要弄，我就罚你，是这么来教导农民工的，对农民工有什么权利，向来没人说，说你有什么权利，不行你去告状去，没有这个说法，只有说你应该干什么，而不是说你可以做什么，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对农民的进城和收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当然农民也习惯了，好像是寄人篱下，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怎么样都行，所以，中国的农民工也是给城市创造财富的一个很忠实的队伍，但是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这是第二条；

那么第三条，理想和现实的出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正的保护农业，实行一种比较积极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那么最近朱槠基总理在讲一句话，这句话当然我是借过来用，我希望借过来能用，他讲什么东西呢，说最近几年，我们中国政府应该特别注意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央财政税收增加的绝大部分用到社会保障上。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我就想，他要是这样对待农民多好，就是说对农民实行保障多好，就是说我们要把财政收入的一大块贴给农民，就是说我们全国人纳税拿来得东西，由政府再次分配，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给予帮助。但是我想可能从现在的态势来讲，这个部分钱可能是大多数进了城里人，下岗工人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城里人，因为咱们的利益向城市倾斜，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忽略了农村这一块，因为农村的老龄化、农村的贫困化很严重了，甚至比城市还要厉害，那么如果我们不强调，不支持农村的话，我想我们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积极的政策可能应该制定。

那么另外就是说，在土地保障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谈到，本来这几年土地已经不挣钱了，但是我们要种地的时候还要纳税，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农业税就免了，不纳了，因为农业里面的产值只占17％了，农民的收入一个月是300块钱了，你非得要那么几毛钱干什么呢？能不能不要了，政府大度一点，那么这样可能农村日子好过一点，农民也不一定说我们扔掉土地不种了，他可能收益好一点，他就有积极性，现在是说，你收到的钱不但带来了很多，比如说抛荒这件事情，而且大家就是说没有收益，没有收益就拉倒了，根本就不珍惜土地。那么能不能作为一个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来解决这个农村的保障问题，就是土地的保障，那么如果我们说农村的土地是一个保障的手段的话，我觉得有理由说不收钱、不收税，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的保障的部分，你还收他一部分税，这有什么道理啊，而且也不太多，可以不可以想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农村的问题我觉得是大家的问题。那么每一个中国平民也好，干部也好，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人，就对农村可能有更多一点感情，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今天说的这个东西，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学术讨论，当然如果是我们去当干部，是不是比这个做的更好一些，这个我也不敢说，因为看来一两个人的问题，不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央政府能够把农村政策调的更好一点，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中国农村的前景好一点，我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的共同的期望了，我就说到这里。

农民想要李自成 --- 各位看一看农村吧！

July 22 2001 at 2:18 PM 重新分配 (no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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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体验报告(1-6)

作者：微易

------------- 之一：土地的觉醒 -------------------------

　　今年春天，我村要收回土地重新分配。

　　以往分地时，村干部总能分到最好的地块，面积也多。

　　现在，随着电视的普及，村民也知道了村干部在那方面违规，

也知道了上访。但是，上访没用，到不了市里就被截了回来，别

说去省里、中央啦。

　　这次，村民聪明啦，不再上访，反映情况，而是抗争，自发

的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分地先抓号，村民们一看是老一套，纷纷退场。如此了好几

回，村干部着急啦，提出了多个抓号分地方案，村民就是不同意。

　　最后，通过与村民的平等协商，采取了先把地分好，再在村

民代表的监督下公开抓号的方案，分地问题终于圆满的解决了。

　　也奇怪，村干部们没有一个分到好地的。

　　但农民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的抗争、而不是靠

上级、领导时，对XX的领导地位，对社会的稳定，是好事，还是

隐忧？

--------------- 之二：谁来养老？-----------------------

　　我一直很赞同计划生育政策，但反对目前的做法。

　　我曾经把为生个男孩东多西藏、背井离乡的乡亲很不理解，

为强生一个孩子所受的各种屈辱看作是自找的。当我离开了农

村，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后，发现我错啦。

　　1、养老问题 计划生育这么年啦，还没有建立起农村养老

机制，看看那些没男孩的孤寡老人的晚年，心中一片悲凉。

　　2、文化生活 现在多少农民有自己的文化生活？男人出去

打工挣钱户口，女人在家如不拉把个孩子，该干什么？

　　3、社会环境 如果没有男孩，周围的人会看不起你，骂你

断子绝孙，与其气死，不如抢生一个窝窝囊囊的活。

　　4、恶势力在农村抬头，没有壮男被人欺负。

　　5、基层干部的表率作用 我村前一个计生干部，已经生了

一个男孩，在孩子3-4岁，把一个准生证留给了自己，群众有

意见，不干了完事。

　　6、计划生育罚款是农村基层的一项重要收入 超生了孩子，

给计生干部送些钱，就没事了，至于户口，以后再说。我镇还

还用计划生育罚款还银行贷款。农村现实是鼓励农民抢生，以

便收罚款，捞油水。

　　7、如果把计划生育罚款用于解决农村养老、文化生活、无

男家庭的歧视问题，计划生育问题也不会闹到今天这种地步。

　　8、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跳井不许救，有钱多多生。

这是农村计划生育现状的真实写照。

　　9、我的邻居、中小学同学，独苗、29岁才结婚，媳妇怀了

孕，也有准生证，据说是没有给计生干部送礼，快临产时被指

责不符合计生政策，收回了准生证，还强制做了人流，是个男

孩。他父亲外出借钱交罚款时，酒醉冻死在路上。

　　10、我邻村，为阻止房被扒，跳了井，计生干部不准救，

活活淹死。

　　11、邻村一女青年怀孕外出超生，其妹妹与丈夫被计生干

部关在一起数天，吃喝拉尿都不准出来，其母亲喝农药死了。

　　唉，越写心情越沉重，不写了吧。

　　随着药疗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寿命也越

来越长，老人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担心：

　　谁来养老？

-------------之三： 唉，生为农民，咋就这么苦呢？ ---------------

　　我老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山村。为了我上大学，我哥远赴东北给私人煤

矿背煤，身上留下了磨破的累累伤疤，十年了也不见消失。

　　我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的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户口丢啦，找了

一年不见着落，只能离开单位，自谋职业。

　　94年，靠借的高利贷，以及朋友的支持下，在潍坊办起了一家公司，

销售我开发的排版软件。我让我哥到城里给我帮忙。

　　一个农村山里长大的孩子，祖辈没有任何从商经验和知识，再加上那

年头守法经营的高额税费以及对私营企业的歧视环境，生意之艰难可想而

知。虽然苦，软件是自己开发的，服务也好，总也能生存下去。

　　到了96年，我已经摸到了生意门路，公司营业额上去了，同时也有了

利润。当然，检察院也注意上了我，于96年7月1日，非法搜查了我公司，

把我请进检察院关了起来。几天后，公司也被白条查封(听说没有立案)。

　　我哥哪见过这阵势，吓得要死，我在潍坊也没有什么关系可走，并且

我也被关了起来。

　　后来我了解到了检察院的目的：潍坊的说法叫"榨油"，就是想要六万

元。我的问题也不过是几万元的营业额没开发票，当然不能给。我被刑事

拘留10多天，后来又被非法拘禁在旅馆里30多天，交上了2万元现金(存入

办案的技术科的帐户，个中问题我是不明白)，以及4台微机，才把我放了

出来，但好端端的公司已经垮啦。

　　我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执意要个说法，潍坊市也为此案成立数个调查

组，当然是不了了之。98年初，高检让检察院插手的税务案件移交公安局

处理，只有我这个案件没有移交。

　　到了99年，我终于认识到了此案几乎不可能讨到说法，才又静下心来

搞点软件。经过一年多的打拼，软件开发得很成功，市场利润很好，我又

想起了我哥。

　　在这公司倒闭后的四年里，一年打工也只能挣到两千元左右的哥，看

着我在老家欠下的几万元高利贷(现在已经超过十万)，原以为我大学毕业

后家境能好转，不像却更没有了希望，我负债累累不敢回家，几乎愁死。

　　我为他找了个贴瓷瓦的活，让他来城里看看是否合适干。我才了解到

这几年我所不了解的农民之苦，我受的苦简直算不了什么。

　　我的邻居、中小学同学，独苗、29岁才结婚，媳妇怀了孕，也有准生

证，据说是没有给计生干部送礼，快临产时被指责不符合计生政策，收回

了准生证，还强制做了人流，是个男孩。他父亲外出借钱交罚款时，酒醉

冻死在路上。

　　当看不到生的希望、生活的阳光时，死变成了最后的解脱。前几年老

家的女人喝药成风，现在喝药的已经不止女人啦，尤其是家庭生活支柱的

青壮年劳力。我的小学同学，不堪结婚、生子、计划生育罚款而挣钱无门

的重压，喝农药死啦。

　　我说，超生干什么，现在还不够苦吗？我哥说，除了穷得吃穿住都成

问题不怕罚款的户，很少有人超生啦。现在计划生育罚款收入主要是妇女

查体(一年6、7次，每次10元，晚半小时罚50-100元)、未婚同居、无证怀

孕(如果不给计生干部送礼，结了婚也很难拿到准生证)。

　　孩子上学更是问题。小学没有毕业、我村出名的大笨蛋，因亲戚在镇

教育组，也当上了人民教师。我哥说，村里凡是有点门道的，都把孩子弄

到镇里、县城里上学去啦。他也想把孩子弄出来上学。

我说，父母我养着，我不想再像潍坊那样让你跟我干，但我可以给你

资金支持，把嫂子和孩子一块带出来，做个小买卖什么的，供养孩子上学。

我哥说，这不行，光一年6、7次查体就不好办，来回一趟100多块，怎么

能行。我说，你们全家都出来啦，还怕什么？我哥说，咱们全家是都出来

啦，但我嫂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在农村呀。我嫂村里一女青年怀孕外出

超生，其妹妹与丈夫被计生干部关在一起数天，吃喝拉尿都不准出来，其

母亲喝药自尽。

　　我原来以为把农民拴在农村的只是户口，现在看来，我错啦。

　　在我的印象中，我村民风纯朴，夜不闭户。但现在不行啦，耕牛大白

天就偷，晚上偷法更多：用吊车从院子里往外吊，扒开墙头向外牵，鸡鸭

兔子羊的偷法更多。人跟牛羊睡在一起也看不住。我哥已经被偷了三次。

　　我们谈了两天两宿，我知道了农民之苦不止种田亏本。我也没有说服

我哥放弃家里的3亩薄田，"死也要死在城里"。他关心的是我找的活工钱

高低、能不能干完活就领到工钱。

　　今天一早，我还没有起床，他就回家啦。他担心他养的几只羊、兔子。

他说回家种完小麦就到我介绍的单位里打工。

　　唉，生为农民，咋就这么苦呢？

------------之四： 偷盗成风，农村出现自卫组织 ------------------

　　我妈是我村出了名的马大哈，经常敞着大门、屋门不锁外出串门，未

见丢过什么东西。到我村卖东西的商贩，通常是先把东西拿回家，在送粮

食或钱来，没有听说过拿了东西不付帐的。牛、羊等牲畜随便找个地方拴

着，也没有不见过。

　　这当然是10年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农村是什么状况呢？据父母讲，我

村几乎家家被偷过，不装铁门、墙头不高的户，更是盗贼经常光顾的对象。

家里有牛、羊、兔子、猪等价值较高的牲畜，一般是男人陪睡，或者在睡

前拴到床边。尽管这样，仍然防不住被偷。电视机、拖拉机、粮食被偷的

事同样司空常见。

　　农村除了原有的买媳妇、买小孩等刑事犯罪情况外，现在更出现了绑

架、偷盗小男孩的现象。能拿出万把元的家庭，孩子都是绑架对象。我老

家解放前有土匪，称作“大马子”，以峄山(登东山而小鲁的东山)为据点，

专架大户，50年才剿灭。而现在的绑匪，大户是不敢架的，这可苦了那些

勤劳致富、老实巴结的农民。

　　这些刑法严厉禁止、打击的刑事案件，地方派出所根本不愿管，不光

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得罪了这些强盗门，自己活得也会不自在。对于搞计

划生育，倒是非常积极，罚款、牵牛、抢粮、扒房、非法抓人等，无所不

用其极。当然，这些手段只是用来对付老实巴结的农民。

　　为了维护村里治安，我村早就成立了治保队，按人头收取保护费，但

不见什么作用，接二连三被偷的村民被迫想其他办法自卫，以家族、近邻

相结合而产生的农村自卫组织自发产生。晚上两人一组、上下半夜换岗、

轮流值班，还颇为有效。但是，现在的盗贼已经到了明火执杖的地步。我

哥夜里听见鹅叫惊醒，起来去追，发现门被从外面锁住。弄开门、也追上

了盗贼，盗贼说：“你再往前一步，我砸死你”。当然生命重要，只好看

着那帮盗贼大摇大摆的走了。

　　这些自卫组织，要不要去民政部门登记？能不能合法拥有自卫器械？

遇到明火执杖的盗贼时，能不能使用自卫器械？

　　农民自卫组织的出现，是农民对政府彻底失望的表现，虽还没有政治

诉求，一旦被人组织、利用，将是农村动荡的开始。

　　农村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温饱问题。现在的农村是炸药包，缺的只

是导火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 农村问题体验报告之五：一步三回头，辛酸背井离乡路 --------

　　昨天有一位网友问我：假如给农民两万元，他们会干什么？我先回答

说：1.盖房子，2.交计划生育罚款。这是四、五年以前的选择，现在的选

择是：1.当进城做小买卖的本钱，2.送孩子到城里、镇里上学。

　　我村一、二组100来户，目前已有20-30户通过买城镇户口、进城做生

意等方式离开了农村。我村是我县最偏远的几个村庄之一，人口的自杀率

在0.5%左右，可见生活压力之大。离开农村的原因有：1.种地没有希望，

2.为了孩子上学，3.躲避计划生育。

　　我叔是我村最早进城经商的村民之一，已有14年，最初因为经商亏了

本，家中无法呆下去，进城买混沌混穷。现在还清了债，则是为了孩子的

上学。我村的一位小学教师是我村出名的笨蛋，小学也没毕业，师资力量

之差可想而知。我上初中时只有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老师，历史、地

理、政治几乎没学，外语等课程就没有开课。现在的情况比那时还差。

　　前两年粮食贵，地有人愿意种，进城的户把地包出去，替交公粮和提

留等费用。这两年，替人种地没利赚，生为农民舍不得对土地的那份情感，

况且还有公粮、提留等，一般是委托族亲代种、管理，也有几户干脆荒废，

也不回家，公粮、提留抗着不交。

　　村里计划生育很严，育龄妇女一年要查体6、7次，每次交费10元，迟

到半小时罚50-100元，还实行宗亲连坐。除了躲避计划生育、去了北京等

地，大部分都在县城里。

　　为什么这些农民不在农村搞些养殖、种植、加工业呢？农村虽然劳动

力便宜，但是各种税费比城里要重的多，而且盗贼横行。我哥在家养兔，

被偷走几十只，没办法，继续外出打工挣钱。还有一个养鸡户，被偷了多

次，最后卖了全部家当，进城去了。

　　农村每个劳动力外出打工，每年可挣回2000元，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费

市场。而且，农村自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第三产业基本没有开发，

潜力很大。这需要政府政策上的引导。

　　我舅是一个鞋匠，做的鞋结实、耐穿，在集市上有一个固定鞋摊，活

计四季不断。89年，我动员他备置点机器、设备，办个家庭鞋厂。但我舅

不这样想。我表弟身材不高、长相不好，娶亲困难，挣的钱要盖好房子给

表弟娶亲。我认为把钱投资到生产上可以赚更多的钱，但说服不了他。

　　这是农民的一个观念问题。农民没有经商、投资的观念，更没有市场

经济的经验和知识，还有各种税费虎视眈眈，治安状况日益恶化。政府应

该给农民经商、投资知识，培养市场经济意识，鼓励农民经商、投资。把

税收全部返还给农民用于生产投资，降低经商、投资风险。

　　农村的县、乡、村级干部也全部缺乏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知识。90年，

我镇镇长请我吃饭，问我如何把镇里经济搞上去。我说，引进之资金、引

进人才，首先要引进管理。今天看来，这句话仍就有价值。市场经济的经

验和知识、企业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不是能学来的。我镇有一个水泥厂，

济南的人经营的很好，换上我镇的干部就亏。

　　所以，我对网友说，要让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农民进城，去学习

市场经济的经验和知识；城里人下乡，把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农

民。这需要政府创造一个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的政策环境。

　　我还对网友说，我可以资助我哥进城做小买卖，不会资助他在农村搞

养殖、种植、办工厂。这是因为，农村的投资环境太劣恶化啦。这是政府的

问题，我们无力改变现状。

　　农民进城，城里人下乡，还可以削弱宗族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解决农

村计划生育难搞的问题。

　　农民自发的进城行动，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阻

止这种趋势，而不是加以引导，使农民的背井离乡路，一步三回头，充满

辛酸、痛苦，甚至血泪。

　　农村问题真的那么复杂？不！

　　我一贯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往往就是简单的。

　　78年以来，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简单有效的方法。

　　现在解决农村问题简单有效的方法有吗？有。

　　以上就是解决农村问题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当然，这是政府的问题，只是我们的话题。

------- 农村问题体验报告之六：进城，解开农村问题死结 -----------

　　前几篇短文提出了农村现存的严峻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现

在提出建设、发展小城镇，思路很好，但应该鼓励农民进城，以县城为基

础发展小城市，而不能以乡镇为基础发展小城镇。

　　一、农民进城，发展小城市的可行性

　　建设小城市，需要资金，资金哪里来？以我县为例：

　　现在农村建一套房，需要3万元左右，可在县城购买50平方的房子。

这样，农民进城的住房问题就解决啦。农民进城后，从事生产、经营，

就有了税收，也就解决了市政建设资金问题。可以采用灵活的方式吸引

资金解决初始投资，沿海开放城市在这方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经验。

　　农民进城干什么？资金从哪里来？

　　这些进城农民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循环体，与原居民一起，可以发展

三产，相互提供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各种乱收税费、罚款没有

啦，可以作为生产、经营资金。农村劳动力及其低廉，通过改善投资环

境，让资本有利可图，吸引外来资金。

　　现在城市的下岗职工还解决不了，哪有那么多就业机会？

　　进城农民的生活要求，只需要比在农村好些就可以。上面已经解决

了住的问题。进城的农民，不保留农村耕地的，可以按土地收成的一定

比例(如40％)给预补贴，吃饭问题就解决啦。另外，农民的土地收入，

只占其可支配收入的很少一部分。我村每个劳动力，种地净收入约200元，

打工、经商收入约2000元。进城之后，打工经商时间可增加1/3,一些原

来不能外出打工、经商的农民还可以在城里提供劳务增加收入，进城农

民的生活水准应该比在农村提高50％。农民进城后，还可以退耕一部分

耕地，不愿进城的农民人可耕作数倍的土地，可以提高耕种的经济性。

　　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表现在：1.消耗的物资 2.享受的服务

　　物资可以在经济体内生产，也可以同经济体内交换，也可以向经济

体外购买。服务则大部分在经济体内实现。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应该确

定哪些物资自给，生产哪些产品同外部交换，或者向外部提供劳务购买

经济体外的产品。农民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政府可成立专门机

构对农民进行辅导，传授投资、经商等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一定要

尊重他们的意愿，引导他们自愿投资。

　　但是，以乡镇为基础建设小城镇，我认为不可行。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偏远的地方，腐败与违法现象越严

重。以乡镇为基础没有好办法解决投资环境、腐败、社会治安问题。

另外，一个中等县的全部人口不过四、五十万，70％集中到县城也就是

三十万，人口不算密集。以乡镇为基础发展小城镇，规模太小，信息、

交通、通讯等不通畅，对经济发展不利，经济性不好。

　　二、农民进城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良方

　　现在农村最尖锐的问题是什么？

　　1.农民负担太重，种地不合算

　　这主要是镇、乡(区)、村、组的组织机构吃皇粮的太多，财政无法

养活，人员又精简不下去，就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一些贪官污吏乘

机搜刮民脂、鱼肉乡里，农民负担如何能减下来？农民进城后，撤销乡

(区)、村、组，精简镇级政府，种地的农民直接向镇承包、租种土地，

税务部门收取承包费和租金，县政府统一补贴给进城农民。

　　2.计划生育难搞，干群冲突严重

　　计划生育难搞，与农村养老机制不健全、需要男丁养老；传宗接代

观念严重、没有男丁受歧视；文化生活贫乏、拉把孩子可以使农村妇女

感到生活充实；再难也不至于没饭吃、孩子生活费低、教育投资少，多

生个孩子对生活影响不大；计划生育罚款是乡村收入的重要部分、干部

索贿的缘由，事实上鼓励农民抢生。农民进城之后，可以把土地承包费、

租金的一部分作为进城农民的医疗与养老基金，再通过其他渠道解决一

部分，农民就可以享受到比农村好得多的养老与医疗保健。城市人口的

孩子开支大、教育投资高，多生个孩子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城市文化

生活丰富、生活、工作有规律，妇女多生个孩子的愿望降低。进城后族

亲居住不再集中，淡化了传统观念、宗亲的影响。城市不会把计划生育

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避免了农村干

部希望农民抢生、收罚款、索贿的现象。

　　3.贪污腐败横行，农民怨声载道

　　农村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乡村官吏又是统治农民的基础，

官官相护。城市欺压、鱼肉老百姓的现象就没有农村严重，政令在城市

要比在农村执行的好。农民进城后，农村矛盾得到极大缓解，政府可以

集中精力解决城市腐败问题，难度要比解决农村腐败低得多。

　　4.社会治安恶化

　　这是腐败的孪生兄弟，解决了腐败问题，社会治安还不好解决？

　　现在农村实行的直选，我认为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我将在《农村

直选，一场游戏一场梦》中评述。现在农村的主要问题，既不是温饱问

题，也不是民主自由问题，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养老保健是农村问题

的症结所在。农民进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我是农民的儿子，忘不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农村问题是政府的

问题，只是我们的话题。

　　我希望政府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仅此而已。

当务之急是团结一批人，教育一批人。

July 16 2001 at 3:01 PM Anonymous (no 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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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难免对我们的言行表示不解。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都是反动派，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

就想长征一样，起到宣言书，播种机的作用。

虽然不能打击敌人，但对孤立少数顽固派是有好处的。

对毛泽东思想的复兴是有好处的。

被透支的中国发展

陈国军

中国经济近几年保持了8%左右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3年，在经历sars之后，全年依旧保持了8%的高速发展，汽车，房地产，钢铁，石化等行业均保持着超过8%的高速发展。但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许多问题，2003年夏天的高温和年底的寒流，突显中国的电荒和能源危机。另外，中国的诸多产品面临着反倾销的调查，彩电、服装、家具、打火机等。更深入地，我们将看到中国改革缺乏了前进的动力，能源、人民的支持、三农问题、经济和政治体制……诸多因素正在中国的发展，甚至已经开始转化反对改革的力量，这不是一种新的主义或思潮，更不是向左走，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更多的是看中整体经济的增长却忽视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越来越多的改革利益集中在仅仅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而更多的人却没有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利益，也就不奇怪有人反对改革了。

盲目追求gdp的增加，表面上经济在发展，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在增加，也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增长。gdp数字意义上的增加，让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我们误以为全体人民从gdp的增加中获得了利益，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4.3，也许更高。中低收入并不存在着少报财产的问题，中国的富有群体却存在着漏报的问题，因此，实际基尼系数要远超过4.3。

不得不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中国的许多可持续发展力的透支为代价的。被美国政府调查的多起反倾销案件，固然有美国政府的政治因素，但我们同样思考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低价有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的因素，但更多的因素是我们的低工资，大量的农民工没有任何保障，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失业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没有好的工作环境，没有好的工资防护，甚至是在牺牲他们健康的情况下换来了我们出口的增长，换来了我们的通货紧缩。这是不公平的，城市户口的人力成本里包含了我们常说的三金，而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险，但他们同样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面临着看病的问题，面临着住房的问题，面临着没有工作的问题。如果按1000元工资计算，他们应该获得约200元左右的保障，按2亿农民工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接近于我们国家今年的gdp增加值。我们用透支的社会保障来换得了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50年后尤其明显，而现在的农民工就是50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我们透支了50年后的中国经济换来了现在的繁荣。

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要超过了我们口头上的重要性。25年的改革，前10年农村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农民是改革的最早收益者之一，但农村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缓慢了，在有些地方就是停滞了甚至是倒退。即使在前10年的发展中，我们对农村问题的重视不够，发展很大因素上是依赖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农业基础设施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是建立在80年代以前的农业设施上，只不过被充分利用了。农业设施，土地，农民的收入，农民的保障，农村的卫生等在90年代后一直在被透支着，感谢sars没有在农村扩散，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农村的实际问题。农村的电力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卫生设施不仅没有发展，面临着停滞甚至是倒退。农民看病难，看不起病，没有地方看病，农村面临着清洁水资源的短缺和污染……尽管如此，三农问题仍然成为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一。固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但不能就此让他们50年后面临无依无靠的困境。中国经济需要可持续发展，同样，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可持续的提高，不能用长痛换来短暂的快乐。把问题留给50年后的政府，就如我们现在我们承受着人口问题的重压。

我们一直说要扩大内需，采取的往往是增大基础建设投资，或者说增加公务员工资，……而恰恰忽视了改善农民工的权益。粮价基本没有变化，生产资料在上涨，看病的费用在增大，教育的费用在增大……尽管中国整体面临的是通货紧缩，但更多的农村面临的是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国既面临着通货紧缩，同时又面临着通货膨胀，只不过出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已，而这个阶层主体的农民又是一个被忽视的阶层。在农民支出比例中站最多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一直在增加，而收入增加有限，他们有比富有人群更多的内需却没有购买能力。我们不仅没有给予农村更多的财政支持，反而将大量的农业税收用于城市建设，这本身尽管没有错，但如果以不考虑农民的生死为代价是危险的！在未来的相当时间内中国农民在人口数量上仍是社会的主体，我们不能以牺牲他们的发展来换取中国工业化的发展。

2003年夏天和冬天的电荒，同样给我们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能源短缺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未来的现实。其实，中国不仅面临着能源的短缺，还包括各种资源的短缺，水资源，燃料资源等。而我们过去25年的发展是以大量能源的消耗，是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在过去25年的发展中，我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的环境成本，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了经济的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这也是我们的出口为什么低价的一个原因，企业不用考虑环保，不用考虑生态资源的成本，比如说家具业，既不要考虑农民工的各种社会保障，也不用考虑农民工的健康，也不用考虑大量森林被砍伐带来的环境问题，这样的低成本是美国政府计算不出来的。

2001-2003年，中国发生数以千计的矿难，伤亡人数数以万计，仅仅最近发生的重庆井喷事件就造成了240多人的死亡，上千人的中毒。其间，发生的各种工伤事故更是不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一些出口型经济，以及能源矿产的开发是一种带血的经济。在辽宁等省发生的多起因采矿造成的地面塌陷问题，造成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窘迫和困难。……所以这些，都曾经对我们过去25年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现在却生活困难。不仅现在，未来仍旧面临着困难，而且将有更多的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们的出口增长了，我们的gdp增长了，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的资源换取的，是在用一部分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我们的gdp是建立在巨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上，是建立廉价的能源和资源基础上，而这又是建立在大量的工人的鲜血和低工资上，他们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他们死亡的代价往往仅仅是几万元的补偿而已，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下中国面临着电荒，还哪有精力管矿工的生死呢？在确保电厂用煤的要求下，最近频频发生的矿难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为了中国的经济，我们透支了矿工的生命，透支了中下层的利益。

股市3年来的低迷，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行，为什么呢？在不成熟的政策指导下，中国股市透支了中国证券和金融改革的成果，透支了中国百姓的积蓄。据统计，2001年6月末，沪深两市的市价总值为53630.68亿元，流通市值为18866.36亿元。截至2003年9月末，上市股票由1137家(含b股)增至1362家，但沪深两市总市值却没有同步增长，仅有39080.79亿元，流通市值同样如此，仅12719.12亿元。也就是说时隔两年零三个月，股市总市值蒸发14549.89亿元；流通市值蒸发6147.24亿元。如果刨去期间配股、增发、新股上市等新增的市价总值与流通市值，恐怕单流通市值损失就约9000亿元，约47%，接近于2003，2003两年的gdp实际增加值。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如果相应的资本作为保障，是困难的，而现在我们的资本和金融市场早已经透支了发展的动力，沦为吸食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吸血鬼。

至于腐败，问题之严重，已经决非抓几个省部级干部的简单问题了。中国的腐败，中国式的私有化进程，中国的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新的“三座大山”，刘涌案件即是最好的说明，涉及地方政府高层，涉及经济活动，涉及黑社会，对政府的运作，百姓的生活，社会经济均造成了巨大影响。刘涌的判决一改再改，则可以看出这种渗透的深度了，到了非得中央政府干涉的地步了。

最可怕的是被透支的中国百姓的改革热情。在25年的改革中，政治体制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法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在这些均不完善甚至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我们不断推进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断推进中国就业体制的改革，造成了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造就了很多吸食国有资产的财富寡头，造就了无数个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支撑中国改革的中下层的改革热情正在减退，甚至转化为对改革的反对和质疑。2003年，多起因动迁而引发的事件折射了存在的问题。动迁，一部分人获得了利益，一部分人失去了利益。最重要的是很多中下层将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动迁上。股份制改革，减员增效，下岗，管理层持股，……对改善国有企业尽管有一定的作用，但却是以大量工人的利益损失换取的，他们发觉改革背离了他们的利益。国有企业改革以大量工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小部分人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前一段时间暴光的大连某国营企业实际资产5000千万元仅仅被以400百万元出售。如果说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下岗还可以接受，但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国家而是一小部分人，支持改革等于支持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是以自己的贫穷换取的，他们可能还会支持改革吗？2003年，4位省部级干部因腐败问题被抓，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俄罗斯私有化进程的后果值得我们警惕，在中国，有多少个“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吞噬着国有资产呢？中国老百姓是希望继续推进私有化进程，还是希望出现普金式的铁碗人物呢？

另外，正因为不完善的法律法规，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早期的私有经济不承担着任何社会责任，自然就造成了国有企业负担重的假象，我们总是说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正是以牺牲国有企业来换取私有企业的发展。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却没有出现世界最大的工会，恰恰是世界上最软弱无能的工会，甚至可以说中国就没有工会。我们的改革面临着对利益既得者的绥靖政策，不断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不断地用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去填饱他们对改革利益的贪婪！稳定是我们过去25年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们已经透支了我们的稳定，越来越多的农民和下岗工人的抗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中国经济的成就掩饰不住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停止改革是错误的，但任凭改革的盲目前进也是错误的，决不能以中国的未来换取眼前的短暂改革成就，如何让改革再次成为全体人民获益的改革，成为全体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改革，是中国改革面临着的急迫问题，否则改革将面临着曾经是当初改革的积极推进者――中下层的反对！

Well sai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article is convincing.

说的太好了，对，什么事都不能绝对的，说文革不好，我说它也有好的一面。那个时候我们并不感觉难过，我们很开心，因为那时我们家根本不用关门，没有什么小偷的，那时没有什么金钱观念，生活比较安定，我是一个43岁的平凡女人，我现在是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的，我说那时劳苦大众是喜欢毛主席。，我没有说大话。现在的年轻人，有点不知道了。当然主席也是人，他也有缺点。但他是功大以错误！人民是怀念他的。现在的胡主席。温总理也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我们喜欢他们。

无知的人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没有良心的人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书呆子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贪官不配评论他老人家

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通行的夸张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但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周注：我现在所在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向国家上缴5亿元的利税），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周问：说现在吃文革老本，至少在水利建设这一点来说，是不错的吧？）

　　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问：现在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与文革时期相比，到底如何？巨人脑黄金？或中华鳖精？）

　　文革经济的发展是在克服了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

　　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见《党的文献》2000年2期田松年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如前面所说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的例子，常常被用来说明“文革”经济的“崩溃”。实际上，即使在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很快的“文革”时期，粮食也是持续增长的，全国人均占有量从1965年的544斤提高到1976年的615斤。至于人均消费量降低，主要是当时“备战备荒”政策的需要，和经济无直接关系。

　　二、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

　　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半月形”封锁，1961年至1968年在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三次核战争演习，而且在越南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北部的苏联也陈兵百万，把核导弹瞄准中国。1964年和1969年，美国和苏联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的事后估计，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所以说：毛泽东、周恩来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三、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地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第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面临巨大的困难，仍然取得了发展，并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对党和国家、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进行的建设给予足够的估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来持续进行的经济建设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予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看后真是扬眉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