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周邓间的秘密 -- 想革命的资本家
返回:毛泽东论坛,日访问过万的爱国论坛 http://network54.com/Hide/Forum/116018 历史解迷：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幕后June 30 2001 at 9:23 AM 警卫员 (no login)--------------------------------------------------------------------------------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萧喜东 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 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1]再也没有什 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 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 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 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 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迪斯尼乐园微缩景观式 的“文革历史”。 正如同迪斯尼乐园的运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细致的经营，微缩景观式的“历史知识 ”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来的，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 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 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革， 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 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 大众话语权的控制、独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 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 ，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以一九六六 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 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 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 文的主题也许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过，本文更希望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来引导出 有关对文革意义的评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更重大、更复杂的问题的 讨论。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 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 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 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 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 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 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 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 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 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 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 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 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 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 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 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 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 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 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 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 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 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 ]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 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 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 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 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 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 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 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 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 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 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 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 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 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 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 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 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 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 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 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 ”。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 [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 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 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 “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 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 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 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 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 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 ，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 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 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 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 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 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 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 、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 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 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 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 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 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 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 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 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 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 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 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 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 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 （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 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 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 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 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 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 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 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 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 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 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 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 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 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 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 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 ，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 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 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 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 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 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 ：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 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 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 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 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 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 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 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 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 。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 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 ”、“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 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 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 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 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 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 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 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 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 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 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 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 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 ”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 。[12]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 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 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 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 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 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 ，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 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 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 ，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 。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 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 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 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 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 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 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 ？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 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 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 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 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 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 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 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 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 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 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 ，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 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 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 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 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 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 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 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 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 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 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这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五十天历史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 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 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16] 也许，对北京两所很特殊的中学的考察，只能算是管中窥豹，未必全面，那么，我 们就有必要对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普遍情况有一些了解。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 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 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 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 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 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 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 ，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 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 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 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 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 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 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 、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 、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 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 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 “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 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 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 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 ，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 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 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 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 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 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 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 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 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 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 ，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 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 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 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 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 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 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 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 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 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 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 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 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 ，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 ‘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 ，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 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 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 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 ‘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 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 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 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 。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 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 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 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 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 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 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 ，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 “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 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 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 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 ，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 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 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 ，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 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 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 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 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 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 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 ‘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 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 “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 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 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 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 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 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 “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 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 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 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 “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 ’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 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 ，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 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 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 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 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 ，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 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 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 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 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 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 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 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 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 ，“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 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 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 。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 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 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 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 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 ”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 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 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 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 “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 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 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 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 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 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 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 ”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 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 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 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 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 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 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 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 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 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 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 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 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 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 、“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 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 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 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 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 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 。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 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 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 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 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 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 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 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 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 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 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 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 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 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 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 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 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 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 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 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 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 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 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 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 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 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 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 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 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 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 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 “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 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 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 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 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 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 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 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 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 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 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 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 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 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 ：“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 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 ，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 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 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 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 ，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 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 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 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 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 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 。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 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 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 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 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 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 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 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 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 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 ，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 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 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 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後，会议决定：要 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 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 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 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 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 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 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 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 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 （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 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 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 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 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 ．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 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 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32] 最後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 ，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 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 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 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 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 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 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 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 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 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 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 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 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 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 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 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 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 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 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 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 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 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 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 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 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 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 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 编辑前检讨、认错。[33]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 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只具有说明和启 发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统计意义上的证明。为了充分了解这期间各地党群冲突的准确情 况，我们需要各地、各单位有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了解。[34]然而， 本文到此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不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争议的过程， 而是攸关到对有历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诠释的问题。 结局和结语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 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 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 ，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 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 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 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 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 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 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 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 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 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 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 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 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 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 、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 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 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 ”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 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 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 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 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 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 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 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 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 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 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 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 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 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 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 ，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 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 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 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 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 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 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 ：“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 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 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 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 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 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 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 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 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 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 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 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 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 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 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 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 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 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 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 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 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 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 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 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 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 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 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 ．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 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 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 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 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 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 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 ，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 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 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 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 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 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 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 [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 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 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 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 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 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 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 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 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 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 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 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 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 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 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 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 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 “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 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 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 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 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 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 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 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 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 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 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 ”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认为：不能 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 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 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 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 、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 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 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 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 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 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 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弊 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 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炯然不同 ，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 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 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 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 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 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 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 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革运动的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 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真正付诸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 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这里说的不是 什么“政治自由主义”或任何自由主义者能够认同的东西，而是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 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 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文革，自然能够对文革的是非功过作出应有的分析，特别是 它的谬误的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 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实践的失败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把颠倒、混淆 和掩盖了的历史作最起码的澄清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注释： [1]Michel Fouca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 ca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 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 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500. [2]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 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 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 “在前清时代，以後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 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 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 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 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 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 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 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 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 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 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 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 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 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 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 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 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 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 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3]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 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 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 与金著相同。 [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比如，在这期间的“文艺小整风”中，美术学院的模特写生在“极左”的影响下被废 除了。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等人就此事给江青的 信上批语，并转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纠正了此事。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6]可参考刘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我跑了几个省，都碰 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分别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对《人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9]刘平平日记，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10]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11]《“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 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 《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12]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 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 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3]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4]《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5]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 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 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6]《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 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 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 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 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17]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18]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 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 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 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19]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0]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 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21]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 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 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 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 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2][23][24]《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 ，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25]《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 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 [26]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 1967年6月24日。 [27]《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 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28]《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 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29]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 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30]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 67年X月X日。 [31]《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 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32]《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 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 [33]《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 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 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 体，就那么怕？” [34]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革初期 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my.6to23.com/xidong/home.html [35]《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宣传组。 [36]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 6月28日。 [37]《大事记》，p72。 [38]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 版公司，1998年，p8。 [3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 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 “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 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 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 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 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 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http://leftvoice .8u8.com）。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 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 ，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 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 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 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40]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
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退伍军人向首都进军的事件，其中以1932年的 "退役金大
进军"最为严重。根据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每人有一
笔退役金，大约平均每人1000美元，要到1945年才发放。
但在三十年代初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些退伍老兵生活极为困苦，许多人一文不名
，家庭破落，生活毫无保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们开始游说鼓动，要求提前领取退役金，
并发起了一场向首都华盛顿进军的请愿运动。1932年5、6月间，大约有两万名退伍老兵及其老
婆孩子陆续到达华盛顿，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他们用捡来的旧木板搭成简易帐篷作为栖身之
地，并以当时的总统的名字命名为"胡佛村"。退伍老兵们就在这种其实是难民营的村落里发愁
地等待着，盼望美国政府看在他们曾为国家流血牺牲的份上，能大发慈悲，满足他们为维持自
己的基本生活而提出的这一不算过份的要求。当时的一个记者描绘道，这些老兵"衣衫褴褛，筋
疲力尽，神情木然，满面愁容。"，状况十分凄凉。
但是，老兵们的愿望很快就落空了。6月17日，支付退休金的议案被美国国会无情地否决了
。老兵们在极度失望之余，还幻想着政府改变态度，又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向胡佛总统呼吁，恳
求他接见他们的代表团。可是胡佛总统却连这一点要求也没有答应，以公务太忙拒绝了。其实
真正的理由是，在胡佛政府看来，这些请愿者构成了"在国会所在地向政府发起进攻的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威胁"。
当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更是如临大敌，他认为："这次运动……实际上远远超过了
……索取金钱的作为……赤色分子渗入了退伍军人的组织，并很快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
手中接过了指挥权。"在他眼里，退伍军人的行动是退伍军人想要煽动革命。为了证明这一点，
他要求全国的高级军官提供与退伍军人一起进军首都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结果答复是谁也不知
道。
尽快缺乏证据，胡佛总统还是宣布这些请愿者不是真正的退伍军人，而是"共党分子和作
案多端的犯罪分子"。麦克阿瑟也毫无根据地宣称这些人中90%不是退伍这人。而实际上，根据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统计，这些人中有94%曾在军队中服役，67%在海外服役，20%是残废军人。
在蛮横无理地把老兵们指斥为"共党分子"和"犯罪分子"后，胡佛总统决定对请愿者进行
武力镇压。但善良的老兵们却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他们单纯的想象中，老兵和新兵
一见面，一定会拥抱起来。
7月28日，华盛顿警察局长格拉斯福德新临现场，指挥警察把退伍老兵们赶走。双方发生
冲突，警察向手无寸铁的老兵们开了枪，当场打死两人，打伤多人。美国政府闻讯后，即宣布
军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进行镇压"，并声称与警方发生冲突的人"纯系共党
分子"。随后，出动了包括骑兵、步兵、工兵和坦克在内的大批部队，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亲
自指挥镇压行动，美国名将巴顿充当了急先锋。
此刻，天真的老兵们还不相信政府会对他们这些为国而战的老战士动武。当巴顿率领的骑
兵第3团出现在街头时，老兵们还向他挥手欢呼，表达他们对这位曾领导他们在法国英勇作战
的昔日上司的敬意。可是铁血心肠的巴顿却毫不领情，下令骑兵冲击。骑兵们用马刀无情地劈
砍着包括围观者在内的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一些老兵大声责问冲过来的骑兵："伙计，世界
大战的时候，我们在阿尔贡苦战，那时候你们在哪儿？！"，另一些老兵则悲愤地高呼"老天
爷，要是我们有枪就好啦！"。
接着，步兵也冲了上来，他们向人群投出一枚枚催泪弹，烟雾迷漫中，人群四散奔逃。
老兵和他们的家属流着眼泪，喘着粗气，拖家带口，拿着炊具，从破烂的木板棚中踉踉跄跄
地跑了出来。老兵们停止了抵抗，开始退却。士兵们象赶牲畜一样在后面步步紧逼。
到了晚上九点，老兵们已退到了没在阿纳科斯蒂亚河对岸的大本营。麦克阿瑟下令在桥
头架起重机枪，封锁路口。然后"身先士卒"，率领一支步兵纵队冲了过去。当时艾森豪威尔
是他的副官，紧跟其后。到了对岸，他们兵分两路，向退伍老兵营地包抄过去，投掷催泪弹，
并放火烧着了营地的所有棚舍。顿时，火光冲天，火焰高达数十英尺，连站在白宫窗口的胡
佛都能看到。火光中，往日为国而战的老战士和他们的家属在自己的军队的无情驱赶下四处
奔逃，他们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也被大火烧光。
一个想从着火的窝棚里救出心爱兔子的小男孩，被一个士兵用刺激捅穿了腿，两个只有
几个月大的婴儿被瓦斯活活憋死。凄惨的情景使艾森豪威尔不免有恻隐之心："不论退伍军人
应不应该来华盛顿请愿，他们毕竟是少吃缺穿，觉得自己受尽了委屈。看到他们的住所一下子
被烧光，人们就更可怜他们了。"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同情心，火光连天的时候，
华盛顿的一些有钱人却坐在自己的游艇上观赏着这百年难遇的夜景--这就是美国！
夜里11点多，巴顿率领骑兵部队进行了最后一次毁灭性的攻击。在这次受攻击的人中，
有一个叫约瑟夫.安吉利若的老兵，此人曾因1918年9月26日在阿尔贡战役中救护战友有功而
获得十字奖章，而被他救了命的正是现在驱赶他的乔治.巴顿。
看到这里，读者们是不是觉得这个"退役金事件"和八九民运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被
统治者指斥为异己，都被当局用武力无情镇压。但八九民运的参与者都是一些吃穿不愁的大
学生和所谓"社会精英"，运动的目的本来就是政治性的，海外精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也证实
了当年共产党对他们作出的"政治动乱"的定性没有错；而退役金事件是在经济危机中，老兵
为了维持生活而提出的经济要求，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老兵们并没有要求政府下台，也没
有提出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美国政府把他们说成是"共党分子"，不过是为了给镇压
找一个借口而己，纯属血口喷人。美国不是一向最讲究"人权"、"民主"、"自由"吗？为什么
在这场退役金事件中却看不到"民主"和"人权"的影子呢？难道退伍老兵不是人？又或者他们
没有维持自己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吗？如果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那么权利自由又从何
谈起？难道就不能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吗？为什么一定要出动军队呢？别忘了美国可不
同于中国，美国可是有大批大批的防暴警察。
道理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退伍老兵的要求尽管并不高，但却不符合美国统治阶层的利
益，所以国会否决在先，政府镇压在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谓
民主永远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在美国，民主只是有钱人的民主。尽管美国人"民主"、
"人权"的调子唱得比天高，但是如果"民主自由"不符合它的利益，那么这层虚伪的外表就会
象墙上的旧右灰一样剥落下来，露出赤裸裸的专政面目。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一点看，中
国政权和美国政权没有什么不同。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民主和自由，有的只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把西
方民主说成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不是浅薄就是别有用心。中国人的民主必须是属
于广大工人农民的真正的民主。
阿康姐姐这种揭批真是功德无量。
美国退伍军人的要求虽然比较合理，但是当时的观点
是大家都在受苦，没有理由针对一部分搞优惠。最后
的结局可是比较圆满的，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二战后的复员军人的待遇就好多了。
当时舆论对胡佛政府的镇压可是一片讽刺，虽然巴顿在
战场屡立功勋，但是历史学家在评论巴顿的时候用
讽刺的口吻讲：巴顿最著名的战役是“华盛顿战役”。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 何炳棣 （一九七四年一月）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传统中国最健全的尚武时代是战国。列国之间战争规模日益扩大，生存竞争日益激烈。因此，各国不得不解放农奴为自耕农，实行普遍的征兵制。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人民尤其肯当兵，为国家尽责，藉农、战以求仕进。秦汉一统之局既定之后，征兵的原则仍然存在，可是有资产的人们已经不必亲身服军役，可以出钱雇人代替。西汉有战争时，已一再发遣“亡人”（流民）、“赘婿”、“贾人”、“死囚”、“恶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从军。但西汉继战国秦皇之余烈，并幸而西北沿边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产生不少像李广等的将才，所以还能以军事和外交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并在西域（即今新疆和俄属中亚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国。 东汉光武帝废内地郡国兵，又废了更戍（征兵）制以后，兵的品质，每况愈下。班超（公元三一－一○一）在西域的丰功伟业，全凭他过人的胆识机智和以夷制夷的策略。东汉时期，汉族的人一般都已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种下五胡乱华的根苗。不仅如此，地方政权和豪族的兴起也就是部曲私兵的开端，这一现象，往魏、晋、南北朝更为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余年间，半征兵式的府兵制度虽曾发生过一些积极作用，但在沉重赋役担负和将弁剥削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至晚从武后时起，已经大批逃亡。使得玄宗的不得不废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丰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惨力求避役的写实。 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各养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将领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们毕生戴上社会贱民的烙印。明初卫所制度略仿府兵余意，寓兵于农。二百余万平民一被列入军籍，法律上子孙永无脱籍机会。自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清查军籍的法令虽多，兵士逃籍的也越来越多。中叶北疆海防吃紧，正规军严重缺额，几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将领自行组织的多种“民兵”。此后兵骄将悍，弊端从生，清代八旗兵士，入关未两三世，已习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济。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士类皆各地土著，以当兵为世业，自始即操练与应役不分，号衣之外，另有应差衣帽。至晚从乾隆末年起，绿营兵士的地位比近代的勤务兵还不如，无异将弁的僮仆。“好男不当兵”一谚，实是传统中国兵士品质低劣、身份卑贱积累史实的结晶。 国民政府军队的品质，抗战以前稍有提高，抗战后期日趋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沦陷区返昆明，五月初过贵州，在盘县歇夜。山顶上只有一家小饭铺，内中只有两张圆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饭。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夹沙米饭之后，去抢盛第二碗时，被班长拳打脚踢，几分钟后才勉强爬起。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士兵每人每日领生米二十二两半，何以晚饭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为军官层层扣粮中饱。抗战最后两年，在西南各处不时见到脚戴铁链长串踉跄的活骷髅――国民政府拉去补充兵源的“壮丁”！这些都是众目共睹铁的事实。 两千年来，中国屡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余年来饱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都是“武德”沦丧的后果。但正值民族面临旷古未有的生死斗争期间，久已沦丧的“武德”开始复兴了――孕育于江西的红军和陕北的八路军，成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是人类史上从来没有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驻扎国防重地、维持治安以外，解放军经常与人民并肩从事经济建设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军的宣传部组对政治教育、民众娱乐的贡献，不亚于其他党政机构和学校。解放军往往领先担起建国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首先响应医药卫生深入农村的号召，就是一例。沈阳解放军医疗队成员，不避生命危险成功地试验了以针灸治疗聋哑的技术，然后再推广到全国。广州聋哑学校学生朗诵的歌：“解放军、亲又亲，军民团结鱼水情，为了治疗聋哑病，不畏风险来练针”，句句都是写实。 不止如此，新中国社会里，青年男女几乎无一不以入解放军为极大的光荣、极可贵的资产。解放军人数在三百万以下，请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现和高度政治觉醒的，很难入选。入选之后，当地整个的居住或工作单位认为是集体的光荣，往往举行庆祝。这种弥遍全国地对军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从南到北亲自考察访谈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国还有千万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经常操练，以保卫国家促进生产为已任。近年间民兵的组织已推广到边疆地区的少数兄弟民族。（比较起来，苏联何以不敢使乌克兰人组织民兵，台湾双十和元旦的军事检阅何以不敢发给兵士实弹，都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诚然，林彪事件发生之后，西方不少的“中国通”曾揣测今后解放军将领阴谋政变的可能性。这类揣测是极肤浅而错误的。一，他们不了解制度上解放军自上到下与党、政、群众层层地密切结合、相互制衡，将领中即使有阴谋家，阴谋也无法实现。二，解放军自始即严格遵守党的控制，党对军的控制，今后只有更为周密。三，军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个现任和退伍军人的高度政治觉醒。长期思想教育的结果，使得每个军人都公忠体国，能辩是非。最高领导，自解放军草创伊始之际，即深刻了解历代军政的积弊，因此有关的组织与教育，无一不为了根本防止军人的跋扈。解放军绝对不许有勤务兵，就是当初建军筹划极富远见的实例之一。（相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国至今日才发觉勤务兵是军制中积重难改的主要弊端！） 综合古今，楚壮王所讴歌的“武德”，在两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实现过，但大体不过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国，这崇高的“武德”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一个“武德”长期沦丧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产生的几种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胆小、推诿、欺诈、经营、只保身家、不顾公益、欺软怕硬、惧外媚洋等等恶习。新中国崇高“武德”的出现，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泄剂。鲁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会推开《阿Ｑ正传》对着这朝气勃勃、顶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会拈须称许了！ 结束本节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武德”与黩武主义的迥然不同。从历史的观点看，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无可忍的阶段，爱国运动、民族主义才发轫；共产革命成功之后，“武德”才在国内普遍出现。“武德”是民族长期救亡图存斗争中的副产品，其性质与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前的日本的黩武主义恰恰相反。中华民族和最高领导的集体智慧，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决不允许新中国走向变相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的道路。新中国建设所需技术物资虽远不能完全自给自足，但对很多国际盟友都尽力予以经济和技术的援助。新中国是否真尊重新国际平等的原则，是否是黩武的国家，现任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可汗(Sultan Mohammad Khan)先生的谈话，就是最好的答复。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应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晚宴后讲巴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讲完讨论之中，好几位芝大同事反复探问美国援巴是否有秘密条件。我最后问他中国援巴的问题。可汗大使的答复很长。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驻华大使，对中巴关系很熟悉。如以国家全国经济能力作分母，中国多年来给予巴国的经济援肋比例上远较美援为多。他继续诚恳地说，巴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援巴始终毫无条件。他还记得曾经当面问过周恩来总理，巴国应该怎样处理中国的经济援助，周总理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贵国自己的事，中国完全不过问。”我的美国同事和校外来宾，听了之后，为之动容，似乎还相当惭愧。 最后分析起来，“武德”的出现与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武德”不仅是新中国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已经起了革命性的涤清作用。 四、经济建设成就举要 近三年来。中外访华人士和团体对新中国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报道。这些报道大体上对新中国的社会改革、福利措施、妇女保健、儿童教养、医药卫生等方面的进步，都有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展望，意见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节所论新中国的成就，以经济方面为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当客观的乐观看法。这是因为我深信今日的中国具有旷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资、技术、精神总动员的能力。让我们先列举近年一系列经济的成就――二万万市亩以上的新耕地的开辟；各地区极广义的水利建设（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干旱区破碎山谷地的改成梯田；内蒙等草原地区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业的较速发展；全国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规模的植林绿化运动；海河流域及其他地区盐碱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种粮食及草棉种籽的科学培育；粮食和工业作物抢地矛盾的逐渐解决；复种、间种系数的不断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农、林、牧、茶、丝、竹、药材、鲜干各果、各种“山货”的全盘综合利用和生产；真正科学农业的开端；两条腿走路政策之下，举国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轻工业消费品种类、质地、供应的不断提高；新兴各种人造纤维及塑料工业坚固基础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辩万万千千轻工业企业向国家所缴的利润的惊人加速地增加；近两年来国家对矿冶设备工业异常巨额投资以为钢铁工业加速“起飞”的准备；煤、铁、钢、大型复杂机器、大小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品质、种类与数量的进步；特别是石油生产和各种石油化学工业的突飞猛进，等等――基本上无一不靠全国各民族人力、物资――技术和精神的总动员。以上所举的各项进步，有些在辽远的边疆地带，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开始出现了。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统计数字有些紊乱了以外，中国政府多年来对统计数字都非常谨慎，很少发表全面性的数字。这给予海外关怀祖国的炎黄子孙很大不便。据我个人粗浅的揣测，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应在二万万六千万吨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这估计不太错误，中国无疑义地达到了食粮自给和各地合理的储粮备荒（八亿人，食粮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麦和少量大豆的入口，仅抵全国粮食总生产的百分之二，但同时中国还要输出大体相抵数量的稻米供应和接济亚非的盟邦。我国薯类，尤以甜薯，产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饲料。除稻米外，我国他种粮食作物每亩产量仍远不及美国水准。所以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应时，才能发挥。农业的前景是决不悲观的。 最使我们欣慰的，是一穷二白的中国由事实证明确有积累建国资金的能力。理论和事实上，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不断地替国家积累资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来，轻工业在比例上替国家积累的资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轻工业创建时所需成本较少，建厂需时较短，出货快，所出的货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所以在市场上无不畅销，利润多而且快。利润一部分上缴国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资，扩充设备，甚至改变企业原来的性质与范围。中央大型轻工业企业也起同样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曾有概括性的报告：“由于生产发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国轻工业系统上缴国家的积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这笔资金用于建设，可以开发十几个大庆油田或建设七十座南京长江大桥。”仅就上海一市而言，“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轻工业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润，等于同时期国家给上海轻工业企业投资的四十六倍。”从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国六大都市城乡若干工厂的访问视察的经验，我觉得《人民日报》这种综述决不是夸张的，而是真确的。 我的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曾对新中国的印象作一演讲。讲后第一个发言人是前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约翰孙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并对苏联及东欧经济很有研究。他说新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价制度合理，适合国情。二，计划执行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消费品的品质为消费者所欢迎，因此畅销，国家得到合理巨额的利润。这是与我所讲大体相符的。他进一步幽默地把苏联和东欧的经济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苏联等国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一鸿沟，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实际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费品质地较好较合用时，人民抢购一空。但大部消费品都不合用，所以卖不掉，迟早也非从架子上取下不可。总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几年前，苏联百货公司里确有若干百万双皮鞋很少人买的真事笑话。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前辈经济学家鲁滨孙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几度访华，也强调指出过中国经济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消费者有权参加生产计划的讨论与拟定。可见这类独立、深刻的经济分析和本文第一节中所讨论中国人民在基层中当家一点，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启程返美时，已开始体会到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向上的螺旋运动。因为农业达到自足而稍有余，供给轻工业所需多种原料便会刺激轻工业的加速发展；轻工业就会加速替国家积累资金；国家就可以大量投资在重工业的某些部门；重工业若干部门进一步发展之后，不但也积累资金，而且还能刺激轻工业和农业更高的发展。这不是平面的周而复始，而是向上的螺旋运动。经过两年将半的考虑，我更相信我原来的看法大致不错。但是，这不是说农业和轻、重工业三大部门之间，每大部门本身之内的无数小部门，在同一时期发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门之内，三大部门之间，发展照例并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较长时期看来，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总趋势是随着螺旋继续向上转动的。 在重要经济部门之中，数量上发展较慢的是钢铁工业。一九七二年产量达二千三百万吨，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资本，部分是由于此种重工业性质程序的复杂。中国煤藏之富，仅亚于美、苏，而且极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干净煤”。近年证明煤藏绝不限于华北，华南西南都有。铁矿之大者在鞍山一带，首都西北、包头附近，大冶的矿藏远较数十年前所估为多，而且是含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质矿。此外，甘肃、贵州、广东等处都有相当的铁矿藏，海南岛的是高质矿。一九五八年曾有报导，因航空测量，在江西新喻一带无意中发现七十亿吨的铁矿，在河南新安、渑池一带发现了十五亿吨的大铁藏，氧化铁百分之五十以上。②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矿尚待进一步证实，即使现知中国较大铁矿是低质矿石，藏量至少已是几十亿吨。美国的铁，大多是“贫铁”矿，集中在大湖区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 Range)，其总藏量约十五亿吨，但已使美国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钢铁产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从矿源讲，中国钢铁工业的远景是很好的。 至于钢铁工业发展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制造程序不但复杂，而且各种钢的合金和最后的钢材都需要特种技术和设备，因此整个钢铁工业需要很大量的投资，中国资金积累的能力很强，但很多工业都需要资金，投资就必须有缓急先后。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使得中国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不可。欲增钢产，首先必须投资在开矿的种种机器设备，不仅要增加铁矿石的生产，同时还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产量，煤必须炼成焦炭。低质铁矿又须先炼成较高的质钢石，冶成铁之后要再炼成钢块，最后才造成种种钢合金和多种专门钢材。一九七二年开矿机器设备猛增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即反映政府对钢铁的政策是从根本入手，与日本近十五年来只重钢材制造迥然不同。从长期建设的观点看，中国的钢铁政策是正确的、治本的、极富远见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哈尔滨西北重要的大庆油田之外，《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我国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经历近十年的勘探，全国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发现了储藏丰富的油气田，有些油气田已投入开发。我国海域的大陆架也有远大的前景”。同时，第一次正式报告继大庆之后第二个成功的胜利大油田。翻检美国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国地图，这油田在山东境内，距黄河口不远的利津、蒲台、博兴一带。此外，《人民日报》首次报告：“另一个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紧张地进行勘探，一面加快开采。经过几年的工作，现已证明这里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纽约时报》，根据西方曾经访问大港油区的人的报告，大港在天津之东，陆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陆处为多。此同条新闻里，有由日本外相传出的消息，年初周总理与他谈话中提到去年的原油产量是五千万吨（据我粗计，已相当一九七一年美国原油产量的十分之一；美国至今是世界产油最多的国家，因为中东区所产虽多，但国家单位也多）。 西方对此消息，目前疑信参半。我个人在一九七一年秋从中国官方得悉渤海湾大油田的发现的消息。次年夏天，台籍和在台受教育的十位钓鱼台运动爱国青年学人访华两月，返美之后，也带回同样消息，并且国内某相当高级的官员告诉他们，根据初步估计，中国内陆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当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黄海、东海、南海以至国境最南端南沙群岛沿岸大陆架可能很富的油藏。以上这些新闻，有的可以认为是有价值的启示，有的尚待进一步的证实。 从纯研究的立场，我曾向芝加哥大学充任美国某大石油公司总裁的一位校董，请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绘制的世界和中国的氢碳盆地的地图。氢碳盆地是从地质观点最可能蕴藏石油和天然气的地区。反复细看之后，发现中国内陆及沿海的氢碳盆地的面积都较他洲他国同类盆地的面积大；其他最精细的地图，又发现中国全部沿海的大陆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内的地区，面积也较他洲他国为大。中国至今还没有大规模用最新技术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测，我个人深信中国氢碳资源开发的前景是非常远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内，中国新油藏的发现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前景的光明，对我国长期经济建设是极为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国国际贸易的新倾向很值得注意。中国报章期刊虽仍旧只公布与亚非盟邦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贸易，甚至不大提与西方各国的商务关系。美国报纸和刊物却偶有重要报道。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济栏中有一醒目的标题“东西贸易的大跃进”，主要内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贸易额由七千万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过八万万美元，这是美联邦政府商务部梦想不及的。美国对华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喷气式客机和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恺洛格(Kellogg)公司所签价值二万万美元、建造八个最新型的化肥厂。此外中国正在与美国数家大石油公司洽购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术与设备，同年之内，中国还向英国订购大批开矿机器设备及其他工业品，向日本订购了几个肥料和热电厂，还向法国订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厂。与英、日、法三国的合同总值约达十万万美元之巨。《纽约时报》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中美化肥商约报告较详。计划中三四年内建成的八间化肥厂，每厂每日生产纯氨的容量是一千吨（一年365,000吨），此外还有价值九千万美元的合同，另建八个制造纯尿素的工厂，每厂每日的尿素生产容量是1,620吨（每年581,330吨）。以上诸厂建成投产之后，每年共可供给氨和尿素约八百万吨。（约折成纯氮四百五十万吨。）一般商业习惯，化肥必须渗入大量细砂等物填装成袋，否则纯化肥要烧死农作物。中国一九七二年所产装袋的化肥大约超过二千万吨，折合纯氮约二百余万吨，此外还有较少量磷、钾化肥的生产。与美签约诸厂三四年后建成，中国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两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粪和绿肥，每亩必会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将来，农业对中国向上的经济螺旋，必会发生积极的作用。近年国内特重矿冶设备和化肥，正是反映经济计划重根本，讲步骤，有远见，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成就，决不可能不归功于“自力更生”和“两条腿走路”的基本政策。这两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觉悟，化剩余劳力为建国资本的集体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国际情势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机，逼得中国的科技人员和广大的群众不得不从反复实践之中解决工、农技术上极大部分的困难，使得今日的中国日益接近技术自给自足的地步。“两条腿走路”的后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钢铁、化肥、水泥等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孳乳生长起来。这不但减轻了对原来几处大工业基地的要求，减少了国家运输部门的担负，减少了都市和乡村经济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经济日趋平衡和自给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胁人类生存的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实在是极富远见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经过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确已建成了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晚近历史看，五十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吝涩（与苏联给予印度、古巴、中东各国的援助对比），六十年代对中国的蛮横狠毒，逼得中国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线。但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似乎不妨开始考虑与先进国家建立一定原则和限度以内的经济科技合作。一九七三年份中国与美、英、法、日等国贸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现象。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加强，必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今日的中国是受举世尊敬的三个最大国家之一，有能力充分保障国家的权利，绝对不会再受二次大战前式的帝国主义的榨取剥削。中国如与西方先进国家商签较大规模的商约，条件无疑地是平等互惠的。唯一的问题是中国所提延期付款的办法能否满足国内各种重工业较长期的巨大入口需要。近代史上，工业化过程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在资源、资本、技术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苏联而论，目前还极力设法吸引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以开发西伯利亚西部的油藏。中国如肯与美国相机合作，大规模勘探大陆架的油藏，以大量增产的原油的一部分换取国内钢铁等重工业的加速建成投产，应该对中美两国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经济合作，不但对“自力更生”有辅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还可以减少中国北顾之忧。 本节小结：从以上的示例与分析，新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甚可观。照目前国内外情势推测，今后向上的经济螺旋的转动应该日益加快。与经济发展缓速息息相关的基本问题是人口。我虽对中国人口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从来无法知道新中国人口政策推行的实况。幸而韩素音大夫根据她多年来的研究和屡度的调查访问，最近发表了一篇对于中国人口前景极深入的报道和分析。③今后中国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如果能长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国的经济建国必可加速完成。 五、结论 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籍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资、新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称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 中国社会改革的种种成就，西方凡无政治偏见的人士都已承认。只是有些囿于资本主义经济观念的人，对新中国的经济前景，不无疑问。诚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如与人类史上最富盛的美国和近十余年西方盛称的日本的“经济的奇迹”相比，确实还有相当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进性的自然环境污染和最近证实的“能源危机”，已经引起西方较有远见的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经济制度的优点，开始指出资本主义百余年来恣情浪费世界资源的祸害，并开始批评以无限制的商品消费来刺激“繁荣”的种种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声急呼，西方专重物质享受的人生观的不健全，应该恢复或追求比较健全的价值观念。 治史者有时有他固执的地方，我虽在北美将近三十年，始终不为“经济的奇迹”等说所动。相反地，我总不忘以研究法国旧制度及十九世纪前半美国民主制度闻名的法国史家陶克斐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长期预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经感觉到将来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国应该是美国、俄国和中国。那时美国人口还很少，国土大多没有开发，俄国虽大，尚很落后，中国仍在传统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预言决不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而是历史家对较远的将来的一种直觉。但他的直觉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国家强大虽靠很多自然和人为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条件确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几经战争和革命，今日世界三个最主要的国家就是美国、苏联和中国，都是广土众民资源丰富的“大陆”型的国家。 今日的中国，论军事，论经济，论国力，当然还赶不上美国与苏联。在本文第三节中，我已推测解释何以即使新中国的国力赶上或超过美、苏，也决不会主动地做“超级大国”。但综合中外古今之后，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点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说，此处不必重复。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④，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得到一个“阿Ｑ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并且可以长期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后，根据我对古今中外历史的了解，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我并相信我的论断大体上能经得起未来历史的考验。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芝加哥 注： ①关于目前自由与平等的理论，我芝加哥大学同事、政治系邹谠教授的“中国革命的价值”（中译刊于七三年七月的《七十年代》），分析精辟，可供参考。本文比较注重理论的历史及其实践。 ②关于一九五八年江西及河南大铁矿的发现，可参考"Sciences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for Science, Washington, D.C., 1961), P.504;另见Keith Buchana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eh Chiense Earth" (London, 1966), P.52. ③Han Suy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Birth Control in China, "Eastern Hoizon", vol. XII, No.5, 1973. ④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已有四个放射性碳素测定的年代，最早的是公元前4115±110，但折成更较准确的古松年代，即提早到公元前4865±110。在半坡之前，还有李家村型的仰韶文化阶段。半坡时不但已有农业、畜牧、村落、公共墓地，并且已有最早的数字和族徽。半坡仰韶时的人骨头骨已与近代华南、北人的体质接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文化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已经诞生，至今已七千年了。详细讨论在我近作"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in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第一章。 （原载《七○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号）
1★上学太累★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１９６４、６、４）】 2★不要考试★ 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招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3★要考试就这样考★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春节谈话纪要（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 ４６０页。】 4★没办法就交白卷★ 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榘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5★武斗好★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6★打起来我就高兴★ 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 7★打仗靠流氓★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日）】 8★绿林大学毕业★ 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８日），《...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５４９页。】 9★没有就去抢★ 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1964.8.18】 10★阶级斗争★ 《红楼梦》我看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红楼梦》里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１９６４、８、１８】 11★登报我就走★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 12★超过秦始皇★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５８、５、８】 13★学文科的最差★ 中国知识分子有几种。工程技术人员接受社会主义要好一些。学理科的其次。学文科的最差。【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 １９６４、８、２４】 14★操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 让我xxxx二十天行不行？这一操，就被搅乱了，工作受到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思想万岁》 一九六九年?月版，第４３５页。】 15★皇军★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１９６４、７、１０】 16★屁股★ 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稳产高产是相对的，去年河北大雨是老天爷下的，没有办法。天老爷真难当，下多了不是，下少了也不是。【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１９６４、５、１１】 17★屁有香臭★ 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９ 年８月版，第三十七页。】 事前要有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１９５７年１月），《...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７５页。】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１９５７年１月）【...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 18★拉屎拉尿★ 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换， 远陆造机器要原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３月五日），《毛泽东思想万岁》１９６７年版， 第４２页。】 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３０５页。】 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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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关系： 1. 毛泽东怪异语录十八条 (ZT)(实在懒得糊涂: 2003-11-03 09:39:34)5081 B (0/97/5)o 对教育方面的谈论还是有一些道理的(梅渊: 2003-11-03 10:04:13)0 B (0/0/0)o 对搞师道尊严者的最大的冲击！(亚当: 2003-11-03 09:57:42)0 B (0/1/0)o 你断章取义！你讲课乱七八糟鼓吹压迫资产阶级价值观，鼓吹压迫剥削，我不看小说、打磕睡，你要我怎么着？(亚当: 2003-11-03 09:56:18)32 B (0/9/0)o 微言大义！举重若轻！(张斌森: 2003-11-03 09:52:08)0 B (0/1/0)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了解大跃进的历史，我将毛泽东文集中从58年到61年的有关文章整理如下，方便阅读和理解。
我认为要了解这段历史，这些文章是要全看一遍的，如果光从现在人写的一些文章去了解，多少有被人误导之嫌。
大跃进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344.htm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34.htm
记者头脑要冷静(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43.htm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45.htm
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51.htm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09.htm
郑州会议纪要(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14.htm
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26.htm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28.htm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31.htm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34.htm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48.htm
发展商业和副食品生产(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月)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69.htm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71.htm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74.htm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75.htm
粮食问题(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83.htm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86.htm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100.htm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149.htm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163.htm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166.htm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一九六○年六月十八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197.htm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20.htm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22.htm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27.htm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33.htm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50.htm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52.htm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56.htm
给邓小平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68.htm
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70.htm
给张平化的信(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72.htm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73.htm
给邓小平的信(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80.htm
给中央常委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84.htm
台湾问题和金门炮战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0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20.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2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7427.htm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16.htm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61.htm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89.htm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209.htm
西藏问题
给汪锋的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七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38.htm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40.htm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53.htm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51.htm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http://www.ccyl.org.cn/zuzhi/theory/mxweb/html/mx08061.htm
彭德怀1959年访苏时有一种说法，赫鲁晓夫称他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柱石”，
彭处心积虑写了篇万言书，暗中联络了一些人，想借庐山会议，后又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示意他可以取毛而代之。
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部分真相)July 10 2001 at 1:09 PM 听啊看啊 (no login)
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这里，我列出毛泽东时代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社论以及领导人讲话目录，供朋友们参考。1、《提倡节育》（刘少奇，1954年12月27 日）2、《卫生部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3月30日，）3、《卫生部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1956年8月6日）4、《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周恩来，1956年9月27日）5、《应该适当地节制生育》（《人民日报》1957年3月5日社论）6、《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2年12月18日）（以上皆转引自《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8、《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57年10月9日[注：将“引蛇出洞”与批马寅初相联系的人，且问反右何时开始的？]）9、《农村卫生工作和计划生育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1965年11月1日）这些年，由于某些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许多原本明了的事实都成了一锅粥般的糊涂账。比如新中国人口的膨胀，许多人就片面地将新中国人口膨胀原因归咎于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与TQM管理方式
毛主席的小学生原著
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为现代西方企业广为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 被应用于整个企业（包括生产， 销售， 售后服务， 设计和人员管理）的质量管理中。 许多大企业如Ford， AT&T，Motorola, AmEx, GE, Ericsson, 3M，IBM和Johnson & Johnson等均采用这种管理方式。九十年代， 许多服务行业的公司如McDonald's, UPS, Ritz Carlton Hotel和VISA等也相继采用了TQM。但实际上，类似TQM这样的现代管理方式，毛主席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了。
一，TQM的特征和案例。
TQM的主要特征有两个：1， 服务顾客第一， 如FORD的口号是质量第一(quality is job 1)， AT&T的口号是顾客是宇宙的中心(customers are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等；2， 将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组成工作单位，系统地解决问题(Systematic problem solving using teams made up of frontline workers)。
TQM的主要运作方式是PDCA Cycle(Plan-Do-Check-Act). PDCA指计划， 实验， 检验和应用四个流程。 下面一个案例说明这一运作方式。Serling化学公司生产用的泵经常发生故障，1994年一年间， 各种各样的故障次数为22次， 每次故障导致的平均损失约为10，000美元。为解决这一问题， STERLING公司以一些在生产中能熟练使用这些泵的工人为基础， 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 STERLING公司的经理这样描写到：基于这些工人的经验和掌握的数据， 工作小组很快找出了57个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他们把这些推测一一列出来并逐一测试， 将他们掌握的数据与测试数据一一对照， 最后列出四个最有可能的原因。 然后他们再对这四个原因重新测试， 以找出最主要的原因。 最后他们认为其中的两个原因导致泵故障，并研究出一套改进建议。这些建议后来被加以实施了， 泵故障再也没有发生过了(Karen Hooper Wruck and Michael C.Jensen, Science, Specific Knowledge, and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TQM强调科学的决策和防止可能对生产产生消极影响的行为，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提高工人的积极性。 TQM的其中一个方式是在作计
划时设立一个高要求的目标(Goal Challenge)， 还有权力下放(Enpowerment)，多功能的工作单位(Multifunctional Team Work)等。
TQM的效果是明显的， 马里兰州的PENRIL数据公司是设计和制作数据通讯设备的公司， 应用TQM前产品有质量问题的比率为三分之一， 应用TQM后比率下降了81％， 其中三个月内发生质量问题的下降了83％，一年内发生质量问题的下降了73％。（Poor Quality Nearly Short Circuits Electronics Company, Productivity, February 1993)
二，毛主席提倡的工作方式与TQM。
毛主席提倡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三： 1， 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2，理论联系实践， 反对照搬硬套的本位主义； 3，走群众路线， 发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服务顾客第一的思想是相通的， 它们都是要求把工作服务的对象摆到致高无上的地位。
毛主席倡导的政策无一不是为劳动人民， 特别是农民着想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五月二十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说"干部的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粹，死而后已。"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流传着一个故事，一次打雷炸死了与毛主席同行的一个官员。一位老农说："打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乡政府便把那老头抓了起来，同时写材料上报，层层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一点官僚主义也没有，立即要下头："问一问他为什么骂我？"那老头说："你们征粮征得太多。你们征多了，我们没饭吃。我不骂你们的头子毛泽东，骂谁？" 毛主席听后立即要下头调查一下征粮是不是征得太多？有关部门经过一番调查后，答曰："多了。" 毛主席就把征粮任务减下来了。
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 并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再如对计划生育问题， 毛主席在考虑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后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应暂缓施行。 农业集体化后， 毛主席提出施行计划生育要考虑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 现在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以此为指导思想。
2，毛主席提倡的理论联系实践与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与Team up Frontline Worker等思想是相一致的，它们都是以发挥人的能动性以获得生产或竞争上的优势，其重点都是放在基层工作单位上。
例如在大跃进期间， 一些地方盲目执行密植， 毛主席指出，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 既然要包产，密
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这里就是提倡由从事第一线生产劳动的农民解决实际的问题。
再如在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问题上， 毛主席指出："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去济南先找谭震林同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冈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当〈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港县、临淮冈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关于妥善解决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引起的矛盾问题的批语（一九五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八月五日）》，中共安徽阜阳地委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给毛泽东的报告说，省委转来河南省淮滨县委给主席的报告，水利电力部又决定要推迟建设临淮冈水库，因此将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向你作一个报告。淮滨县给主席的报告中，提到水库的蓄洪水位不能超过二十五点三公尺。若如此，即使像一九五四年的洪水都能把水库冲垮，更不要说比这更大的洪水了。因此我们认为淮滨县委的报告是不合理的。至于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我们认为是没有理由的。这样做，在经济上和生产上都会带来极大的损失，也不好向群众做解释工作。此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冈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二十五公尺。） 这里体现的是决策要应用科学知识和由上层和基层共同研究决策。 毛主席提倡注意决策的科学性的论述还见于《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他指出， "干部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关于群众路线，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的党内通信说：”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毛主席的这里说的群众路线是指要有加强基层对决策的影响力和综合
考虑有关方面的意见， 与TQM的第二个特征和多功能工作单位是相似的。
毛主席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批转的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中指出，应将粮食底子向群众公开，节约用粮。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不要勉强群众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也是强调基层劳动者在决策中的重要性。
TQM有一个工作方式是BENCHMARKING， 是指企业新开展一项业务前要学习把同类业务做得最好的企业的做法。 如Chrysler在加拿大开设新厂时就引用了TOYOTA的质量标准，引擎的标准则引用了Mercedes-Benz的。
毛主席也提倡学习先进经验，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指出"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
TQM有一个工作方式是设立高目标(high goals)，就是订立一些高目标以鼓励工作者的积极性， 如MOTOROLA就订下每一百万个产品只允许出3.4个有质量问题的产品的目标。 如单看目标本身， 有一些并不很符合实际， 如AT&T服务的目标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为其八千万顾客提供完美无暇的通讯服务。 实际上高目标只是一个激励的手段(Motivation)而不是最终目标。
毛主席也爱提倡高指标， 实际上也可理解为一种促使群众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的手段。 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如对农业产量他就多次强调能干多少就报多少，
不要虚报； 又指出"今年不能完成的指标， 可以顺延嘛！" 毛主席多次提到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 超英赶美是一个提高人民自信的一个有效手段， 就如上面MOTOROLA和AT&T的例子相似。可惜高指标到了不学无术的官僚和消极的右派手里就被歪曲为硬性指标。
从毛主席著作和手稿中还可以选取大量这样的例子，不一一列举。这些思想都是连贯的， 并没有发生过大的转变。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 毛主席提倡这些工作方式都是非常强调基层工作单位的重要性的。并体现了Goal Challenge, Empowerment, Multifunctional Teamwork的特征。我们再以大跃进的农业生产为例看看毛泽东思想的应用中体现的PDCA方式。
1957年底， 由于国际形势和台湾的形势发生变化， 为适应这些形势的变化， 我国必须加速重工业发展， 特别是钢铁生产和核弹研究。 在当时形势下， 加速发展工业和核弹研制都必须很大地依赖苏联的设备和技术，而当时我国可用于交换的只有农产品， 此外， 加速重工业的发展也必须要农业产量增长作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我国工业年平均增长为18.7％， 农业为3.8％， 农业增长远落后于工业。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 陈云提出农业年平均增长目标为5.5％， 即由1957的1.85亿吨到1962年增至2.4亿吨。毛主席认为不妥， 他认为如果基层干部能很好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加上在农村推行农业机械化， 可以将目标定得更高。 1957年底，中央开始进行通过普及机械化和改进农业技术以改进土地开垦，农田水利灌溉的试验。 至1958年一月底， 一亿农民共开垦土地七百八十万亩。 假设其他地方都采用同样的方式的话， 也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只要能正常的产出粮食， 那粮食产量就会大幅提高。1958年农业大丰收验证了毛主席的思路是正确的。 1958年统计的农业产量为3.75亿吨， 减除虚报的成分修正为2.5亿吨。对照1957年的产量提高了6500万吨， 增长率为35.5％。 从另一方面引证了陈云计划不符合实际， 因为只一年就已经把陈所谓的五年计划完成了，那陈的计划就变得毫无实际意义了。（关于1958年的产量西方学者估计不低于2.15亿吨，我国文革后出版的年鉴改为2亿吨， 但这些改动对当时作计划无实际意义， 纵是如此仍是大大超过陈的计划， 证明其计划不乎合实际）。 57年底的试验和58年的丰收为全面推行毛主席的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就清晰的表现出计划--试验--实践--应用的思路（P-D-C-A）。而最后在实施时由于党内另一条路线的消极抵制和暗中破坏而使计划不能如愿完成， 这就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外事件了。
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真是个宝， 是一个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绝对内线
支持，希望继续看到佳作！
回复全是转的，谢谢您的高看
下定义后找证据这样不严密。虽然邓先富是有些问题。但是当年他上台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一句人才难得吧！再有他上台以后中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取得的成就还是应该肯定的吧！一个纯粹的投机政客可没有这本事！政客都投机这点没错。但是除了投机以外还是要有点治国本事才能站得住角。尤其是老大级别的。
周总理，中国的老克格勃头子。关于他的很多东西也许再过个几十年下结论更实事求是。
毛主席，当老大一个大问题就是要买单。千人吃饭一人掏钱，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超级老大更是如此。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可就不那么让人感觉愉快了！所以历史上上吊的有，吃大便的干什么的都有。老头子现在水晶棺里头一躺。一大堆单还没买呢！这不十几亿人口下岗工人，知识青年。。。。。。要账的逃债的。。。。
所以当皇帝真傻，传位于子孙 ，还是传灾难于子孙，说不清喽！还是现代人高。
读起来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