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周邓间的秘密 -- 想革命的资本家
大跃进前后十年的共和国的巨大经济成就June 9 2001 at 10:31 PM 看热闹 (no login)
（本文属转录一些可靠材料，并非本人原创，转贴时请注明）现在有些人对毛主席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提出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采取批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当时在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发愤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列宁在1917年9月间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小册子，就豪迈地提出：俄国要“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我国在1957年为什么就不能赶上老牌的但已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呢？15年在钢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也不能算冒进。据当时掌握的资料是：英国的钢产量从1913年到1956年43年间，钢产量年均增长只有1.3%，而我国“一五”期间增长近3倍，年均31.8%，照些推算，从58年起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尽管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我国到1972年钢产量仍从1957年的500万吨左右增加到2338万吨，与英国当年产量持平，实现了十五年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1958年，由于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大干苦干，加上年景也好，核实后的粮食产量（注：已排除了虚报因素，以下同）为4000亿斤，比上年增长2.5%；棉花3938万担，比上年增长20.1%。钢产量（剔除土法炼钢数字）800万吨左右，比上年增长49.1%。在钢铁生产的推动下，一些基础工业有较大幅度增长。同1957年比较，煤产量由1.31亿吨猛增加到2.7亿吨，发电量从193亿度猛增加到275亿度，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从2.8万台。工业建设和农业建设都有不少的成绩，北京的十大建筑、十三陵水库等，也是在大跃进第一个回合建成的。经过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国家的物质基础有所增强，国家和人民是有所得的。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全国工农业产值指数，1949年为100，1956年为276，1965年为476.3；同一时期的工业总产值指数为100，502.1，1108.8；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78.8，203.6。从1956年到1965年，全国钢产量由447万吨增加到1223万吨，煤产量从1.10亿吨增加到2.32亿吨，发电量从166亿度增加到676亿度，原油产量从116万吨增加到1131万吨，棉布产量从57.7亿米增加到62.8亿米。1956年到1965年，棉花产理由2890万担增加到4195万担。在产量和产值增加的同时，许多重要产品的品种规格有了增加，质量有了提高。钢和钢材品种都增加了1倍多。钢材自给率从85%提高到95%。机械工业试制成功几十种新产品。1964年机械产品品种达640种，比1957年增加1.8倍。主要机械设备的自给率，1956年为60%多一点，1964年达到90%以上。1956年、1966年，一大批经济技术指标刷新了“一五”期间创造的最好水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现在（即80年代）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957年到1968年，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在钢铁工业方面，扩建了鞍钢，新建了武钢、包钢，续建了石钢、太钢、唐钢、马钢、重钢和上钢的三个厂。在有色金属方面，建成了白银、中条山、金川、赣东北等一大批冶炼企业。能源工业方面，除建成了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外，建成了年产原油1000多万吨的大庆油田。电子、原子能、导弹、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这个期间开始在我国崭露头角。这个期间，建成或部分建成12条铁路，全国铁路营运里程由2.65万公里扩大到3.64万公里。到1965年为止，全国除西藏外，名省、市、自治区都通了铁路。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和西南、西北多条铁路的建成，我国工业布局大有改善。这个期间对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和丹江口大型水库的建设，不仅对于防止黄河下游和长江主要支流的一般洪水发挥了作用，而且收到发电、灌溉等多方面的效益。这个期间建设的包括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在内的首都十大工程，不仅建设速度快，而且质量也是上乘的。1956年到1965年，我国新建和扩建高等学校32所。1965年在校学生67.4万人，比1956年的40.3万人增长63%。这十年毕业生130.8万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八九十年代）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中的骨干力量。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怀、部署下，这个期间科技工作成果累累。重要的有：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打破了“中国贫油论”。1964年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弹，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与此同时，第一次在世界上人工合成蛋白质：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弄清了第一个核糖核酸的结构：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于1959年9月试制成功；创造 了高钛型钛磁铁矿冶炼技术，排除了攀技花钢铁公司建设的一道难题，也为这种共生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能。此外，在农业科学方面，系统研究了东亚蝗虫生活史，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蝗灾；最早培育了矮杆水稻，为后来水稻的大幅度增产做出了贡献。在医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烧伤总面积达98%，其中三度烧伤为90%的病员的治疗问题。
记者头脑要冷静
June 16 2001 at 6:04 PM 吴泫 (no login)
--------------------------------------------------------------------------------
记者头脑要冷静[1]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加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献给"大饥荒真相馆":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June 15 2001 at 12:36 PM 路石 (no login)
--------------------------------------------------------------------------------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张树藩
路石按：对于共产党前进中的失误,应该正视它,分析它,弄清事实真相，总结教训，这不仅对那些夸大事实借以攻击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者是个有力的回击，同时也是对一贯形“左”实右的“走资派”所犯罪行的彻底清算。
1958――1959年前后，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评于不顾，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了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对于当时中央对吴芝圃 “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的批评，至今河南的许多过来人仍记忆犹新。虽然吴芝圃也承认“对河南五千万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信阳事件”又旧事重提，此时吴芝圃已调离河南，而追随吴搞浮夸的省委副书记杨蔚屏、赵文甫首当其冲被群众批斗。1967年7月，杨、赵被中央定为走资派，同样在信阳事件中罪恶累累的戴苏理却蒙混过关。揭批四人帮中，赵文甫重新上台掌握了河南省的党政大权，又挥舞起“极左”的大棒，疯狂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杨言“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指贴大字报）从而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而他们自己在飞黄腾达的同时也迅速富了起来。邓小平还亲自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从此，这些一贯以党的化身自居的“老革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跑起来了！
本文作者张树藩在发生“信阳事件”时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1993年，张树藩同志出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感抱病写出了这篇信阳事件的回忆。世纪末的一天，笔者在北京看望了张树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信阳事件的见证人之一）。此时张树藩同志已经过世，李瑞英同志把这篇遗作送给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拜访了当年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潘杨王”中的杨珏同志，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假话是要死人的啊！”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就不相信”（关于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见附件）。联系当今不也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吗？
鉴于毛泽东论坛《三年自然灾害真相馆》开馆之际，献上此文，供同志们参考。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张树藩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酷?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酷?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酷?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午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 。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大量饿死人的情况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小麦亩
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到1960年2月，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一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9月底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饿死的人可能在20万到30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受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受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越查问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结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谈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杨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多人非常
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也是否定大丰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持打死了
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一人表示对信阳地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毛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
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9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省
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接待他们。就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吴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
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又拿出700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你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啦。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就因为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8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用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下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瞪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芝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一九九三年 于病中
附：毛主席对吴芝圃的批评 路石摘录
（一）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万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二）毛主席亲自主持两次郑州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到无偿后毛主席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
（三）1958年，吴芝扑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化；出四海；扫文盲”，毛主席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有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主席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四）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在《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一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平均每人达450斤以上。”“一九五八年是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为他的高征购打下基础。
大跃进没有多少错
文章来源: 数学 于 2001-5-30 23:58:00:
现在的史学家们一提到1958年的大跃进，似乎就在公认是一件坏事，并硬要将它与1959至1961年的饥荒联系在一起，然后丝毫不提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严重罪行，再夸大饿死人的数目至几千万，便制造出毛泽东成了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但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是，大跃进虽然有浮夸风存在，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从总的效果来看，仍然是收益大于损失。
另一方面，1958年的大跃进，即使加上当时的浮夸风错误，同后面三年的饥荒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即使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后面三年的饥荒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基本原理，就在于没有石油的情况下，什么经济都神仙
难救，马尔萨斯人口率将起作用，单凭传统农业根本无可能养活六亿以上的人口，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之下，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生活本来就是艰难的。
大跃进中的一些口号，如赶英超美，十五年赶上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放卫星，只不过是一些宣传口号，并不代表实际操作。比如说，如果现在中国的小学生个个都志气大得很，都决心做世界第一流科学家，当然他们的大部分根本无可能达到这个要求。但如果他们是按照这种决心来，在推动他们的学习成绩的进步上面，无疑会起很大的作用，因此根本无必要对这种志气进行打击以表示自己的“成熟”。
大跃进确实在某些方面浪费了人力物力，但这只限于某些方面，如小高炉遍地开花，大炼钢铁。但大跃进并不仅仅是大炼钢铁。大跃进中确实也存在着浮夸风，如亩产万斤的吹牛，但是吹牛与具体怎么种地并无必然的联系，不能
够推导出有了亩产万斤的吹牛，种地的方法就一定不对。如果1958年种地的方法不对，那么1958年就不可能取得大丰收。而这一年的大丰收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一点说种地的方法就是正确的。
此外，对大跃进的攻击者除了抓住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攻击外，丝毫不提大跃进的成就。而实际上，大跃进的成就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中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任何好的经济学家，成功
的企业家或者商家，都不可能做到每个决策都正确，每一步都对头。一个炒股专家，也不可能做到每次正好都在最低点买进最高点抛出。一个大的投资分为若干个小的投资，如果一些失败了，但另一些成功了，收益大于损失，整个战
略就是基本上成功的。
下面谈谈大跃进的一些起着决定命运的成就。这些重要成就一些丑化大跃进的人根本就不愿意提。
大跃进中最重要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大庆油田。我国的科学家们正是在大跃进的精神鼓舞下发现了大庆油田的。大庆油田的正式发现是在1959年，十年大庆之际，因此叫做大庆油田。任何油田发现之前必然有一系列的动作，
有人提出一系列的地质构造理论，这个前期工作正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始的，因此到1959发现大油田。当然从发现到大量出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中国正是在缺少条件的情况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忍饥挨饿地
奋斗，直到1962年石油滚滚而出，在此之后中国就摆脱了饥荒，即使在文革的动乱时期，养活了八亿人口，中国都没有人饿死。
相比之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怎么样？够强吧？可是日本占领了东三省长达十几年，居然就发现不了大庆油田。
那么，如果中国在1958年就没有民族精神，没有大跃进，在那时就妄自菲薄，大谈丑陋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好，崇拜洋人学术权的对中国下的“贫油”的结论，又怎么有可能发现大庆油田呢？而如果没有
发现大庆油田，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中国就不只是三年饥荒，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饥荒，也不可能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那么到今天中国也只不过是一个破败的样子，当然也无可能从一个连螺丝钉都不会生产的国家到成
为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导弹核弹核潜艇的国家。
因此，单单是大庆油田的发现，就已经是一俊遮百丑，可以抵消相当众多的错误造成的损失了，就已经成功地避免更多的人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滔天罪行下被饿死的命运了。
大跃进中还有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修建了众多的水库，这些水库并不是什么通过暴力强迫人民当民工而修建的，而是人民组织起来以冲天的干劲修建的。大家知道现代化需要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水资源。在一个没有淡水的地方是无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的城市的。而大跃进之后中国的许多大中城市的供水都是由大跃进中修建的水库提供的淡水。如北京现在还是靠大跃进中修建的密云等水库供的水。
我所在的深圳，深圳水库就是大跃进的成果。而深圳水库长期担负向香港供水的任务。一提到香港，人们总是赞美资本主义的成功，但如果没有深圳水库的水，香港就决无可能成为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深圳水库对于香港的成功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深圳水库不仅提供了香港需要的大部分淡水，还在深圳建市初期为深圳人民提供了淡水，因此也在深圳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跃进也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家知道搞科学要创新，重要之点就是不应当迷信洋人迷信权威，应当有一种“我一定能够做到，一定能够做好”的精神，当年的中国科学家正是在大跃进的精
神鼓舞下，首先在心目中就相信自己能够研制出核弹，能够研制出坦克飞机，能够研制出军舰，潜艇，不辞劳苦，日夜奋战，这才能使中国的科学有长足的进步，使核弹爆炸卫星上天。
那么现在的中国科技人员人数倒是相当地不少，但是还有当年那种大跃进心态吗？我看是没有的，比如说请这些科学家搞出一个自己的操作系统，他们一定会解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哪能和微软比”，可能叫他们搞出什么具
体东西，他们都连想也不敢想，于是就考虑进口，从这里买从那里买，一提到我国的科技心里就想“我们还落后做不了这些事，看看能从国外买些什么”。现在的我国的所谓科学技术权威，一作起科研报告，对于国外的科技成果如数
家珍，谈起来滔滔不绝，但如果问他你会不会做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决心自己做出这些东西？他们就傻眼了。一谈到高科技，也就是从国外弄些东西来拼装一下，就是自己制造的了。比如买一些CPU，一些主板，弄一个机壳，拼装一下，就叫做国产的计算机了，而这种拼装的事连少年儿童都会。问他们能不能自己做一个主板，自己做一个CPU，他们就连连摇头说：“我们哪有这个水平。”
本文就提大跃进的这三个成就，石油，水库和科技，这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实际上中国要通过现代化跳出马尔萨斯周期率的怪圈，这三项都是至关紧要的，只有勒紧裤带再挺一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任何胜利往往都在于“再
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正是因为中国当时坚持了一下，因此也就是三年饥荒，如果没有那三年的硬挺，没有再之前的大跃进，整个中国的发展路线只能是更惨。没有大跃进就没有石油，就没有水库，就没有科技进步，中国今天完全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明明今天享受着大跃进的成果，却仍然要大骂大跃进，这叫做数典忘祖，照普京的说法那就是毫无意义。
如果今天的中国人民，不是在那些个文人的数典忘祖的批评声中搞得垂头丧气，崇洋迷外，而是再次发扬民族精神，总结当年大跃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再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地赶英超美，再来一次大跃进的运动，
我看没有什么不好，势必使中国在新世纪中再创辉煌！
大饥荒中的阴谋
October 26 2001 at 2:52 PM 刨根 (no login)
Response to 关于60年四川取消粮票的不同看法
--------------------------------------------------------------------------------
大饥荒中的阴谋
文章来源: 0663 于 2001-5-24 20:26:00:
大饥荒中的阴谋
中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饥荒，人们一般都归咎于毛泽东。无疑，作为中国当时的
主要领导人，毛是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毛泽东也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责任。不过毛泽
东从来不认为大饥荒是他的农业合作化的结果，而认为是瞎指挥作风和人为的有意破坏所造成
。从现在所得到的资料看来，的确是这么回事。而且我认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这种瞎指挥和
有意破坏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为了破坏而有意瞎指挥，以期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谁能
这么作呢？党内反对派！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中共内部在中国建立怎样一种社会经济秩序
这一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希望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刘少奇，邓小平为另一派
的中共高干则主张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于是才有了刘少奇对城市资本家所讲的“剥削有
功论”，即剥削越多越有功，才有了中共高层大砍农村合作社的事，等等。当时西方的观察家
们都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大家现在都知道，当时的毛凭借自己
的崇高声望，暂时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在中国城镇开展了公私合营运动的同时，在中国乡
村开展了合作化运动。
正如在西方多党制国家中，最不希望执政党把经济搞好的是反对党一样，中国党内反对派自然
也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但是，尽管西方的反对党整天盼着执政党把经济搞糟，但是它们除了
祈祷外，并不能对此有任何作为；因为它们没掌权。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反对派就不同了
，他们除了有此心理状态以外，还可以为此努力。因为他们都是有权力的人物。
于是就有了在一党专制的国家中所特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破坏活动。这已经是众所周知
的事情了。我就不需多讲了。但是，为什么说，在中国的三年饥荒这一问题中，也存在这一因
素呢？其实，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在现在公布的许多资料中看出许多蛛丝马迹来。
习仲勋在自己的回忆录曾提到五十年代末，他到河南一著名的人民公社去视察，当初正是临
近收获季节，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当地明显的弄虚作假的现象。比如棉花都是用线绑在棉株上，
等等。他写道：毛曾到这个公社视察，但那是春节；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先他几天到此地视察
的刘少奇等人为什么对他所看到的明显作竟假视而不见！另外，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与世界
各国领袖》一书中曾描绘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面的许多情节。我吃惊地看到书中这样一个对
话。刘少奇当着毛泽东的面对赫鲁晓夫说：我们中国的问题是粮食多得吃不完；没法处理。赫
鲁晓夫听了冷笑道：是吗？那么交给我们，我们有办法处理。
显然，这里面有猫腻。赫鲁晓夫的儿子在一本书中回忆到，苏联倒赫前，那些倒赫的势力窜通
起来在各地制造消费品短缺，制造民怨沸腾。而赫鲁晓夫一倒台，消费品又奇迹般出现在各地
货架上。可见，各国的政客们都是有头脑的人，都会设法制造对对手不利的国内经济形势，以
便自己取而代之！中国的大饥荒的后面，也少不了这种背景。联想一些在六十年代被判刑的一
些对出现饿死人负有责任的地方领导干部，文革后竟然都获得平反。这说明了中国政治的复杂
非一般老百姓所能了解。政治人物为了夺取权力，兄弟都杀，会在乎饿死几个老百姓？
毛如果在世也会在建立好重工业后转向轻工业，也会让人们致富的。
因为早期恶劣的国际环境，大陆不得不高积累，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百姓不富裕。
在那种条件下毛时代是没办法，想最终强国富民非那样不可了。
另外，毛泽东是伟大哲学家，
毛泽东选集有着更多的方法论特征，值得很好地研学。
请不要忘,打破封锁也是毛完成的。杂交水稻的完成也是毛时代。国家水利和铁路的主干工程也完成于哪个时代，战备粮的储备也完成于哪个时代，以至于现在的中国基本不需要贮备多少粮食了！短短二十年，在被残酷封锁的情况下，世界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那些被毛打倒过的政客们肆意给毛抹黑，那是政治需要呀！再过若干年，毛泽东的光辉依旧，而那些谩骂毛泽东的政客和民族败类却不会有人能记起。
看看今天都什么在涨，FOOD，METAL，OIL，就知道老毛的贡献了。
在下昧于史实，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