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也说李陵 -- 任爱杰
李陵的故事主要记载在《史记》和《汉书》中。凡是作史，离作者的年代越是久远，作者也就越是容易有平常心。盖无切身利益之故。司马迁因为李陵说好话而下狱受刑，不可能没有想法。所以涉及到这段历史时自李广以下都加以拔高。
粗看《史记》和《汉书》，两者的记载似乎相同，但仔细对照，可以看出《史记》故意漏掉了一些记载。
例如对于李陵，司马迁在本传中赞誉有加，但就是不提李陵的投降过程。
《史记》中说：
而《汉书》中的记载则详细得多：
成安侯者，颍川人，父韩千秋，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降！”
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
刀，抵山入峡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
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大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
从《汉书》的记载来看，被围之后，李陵先是热血沸腾得想一个人冲阵去杀单于。这当然不是《三国演义》，李陵没有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本领。回营之后就丧失斗志，垂头丧气得说“兵败死定了。”左右劝他突围。汉朝军法如果兵败逃回是要受死罪的。李陵的爷爷李广也又过兵败逃回的纪录。但是这个死罪是可以用钱赎回的。事实上，汉朝对败将一般还是不杀而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一个将领打了败仗就杀，那么不用敌人打来自己就把长城给毁了。汉朝军法严厉，但是汉朝人也还是知道秦穆公三赦孟明的故事的。
听到左右劝说，李陵突然又亢奋起来说：“别说了，俺不死就不是好汉！”于是下令分散突围。自己和副将韩延年带了十数骑。结果在匈奴的追击下，韩延年战死，李陵则投降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李陵并非被俘。韩延年战死，李陵也可以选择战死，但他却选择了主动投降。
说的客气一点，李陵的心理素质是相当差的。在生死关头，一忽儿要找人拼命，一忽儿又万念俱灰。到最后投降，也就是贪生怕死罢了。
当然，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如果易地相处，在下可能表现的比李陵还要糟糕。
很多人认为李陵投降后，汉武帝就立刻杀了他的全家，最后逼反了他。这主要是《史记》的记载。这里，司马迁耍了个春秋笔法。《史记》中说：
照司马迁的这种写法，汉武帝完全是昏君，不分青红皂白就屠杀无辜。
问题是，汉武帝开始并没有想追究李陵的家人。《汉书》中的记载为我们补上了这段细节：
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
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
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汉书》中说得明白，汉武帝当时不但没有追究李陵兵败投降的责任，反而还派了公孙敖带兵去接应李陵，想将他用武力救出来。这应当说是相当对得起李陵了。这个军事行动自然无法成功。公孙敖还报说李陵投降后在为匈奴训练士兵。
公孙敖的这个情报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为匈奴训练士兵的是另一名降将李绪。但在当时有俘虏口供为证，自然不由汉武帝不信。这才导致汉武帝杀了李陵满门。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认为汉武帝是滥杀无辜。但在汉朝出征大将的妻子父母儿女本就是人质，法律如此。汉武帝此举只不过没有法外开恩罢了。事实上，在当时连打败仗的情况下，如果汉武帝不杀李陵的满门，大将战败投降资敌反正家里也不会有事，则纪律就将完全崩坏了。
而李陵在匈奴虽然之前没有为匈奴练兵，之后却成了匈奴的高参。和投降匈奴的卫律一起为匈奴出谋划策。更在后来率三万骑兵追击汉军，在浚稽山与汉军会战九日之久。（《汉书。匈奴传》：“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至于李陵后来拒不归汉，一方面像他自己所标榜的“归易耳，恐再辱，奈何！”另一方面，李陵留在汉朝的直系亲属都已经被杀光了。而他在匈奴又有了妻子儿女，而且地位崇高。他回到汉朝最多不过一毫无实权的关内侯，在匈奴却是掌握兵权的右校王，有自己的部落徒众。又怎能轻易割舍？
对比之下，张骞在匈奴多年，匈奴也给与同李陵平级的待遇。可是张骞不忘使命，多次出逃。最终逃回汉朝。苏武和李陵同在匈奴。可是苏武却坚贞不屈，绝不投降。最终终于回到故国。这样的气节，又怎是李陵可比？
对李陵来说，兵败后最好的结局是像韩延年一样战死。既然贪生怕死投降了，也就死心塌地得为匈奴卖命了。枉费司马迁为他受了腐刑。这种人或许有不得不叛国的“悲情”，可是从他投降那天起，他的路就走错了。而故国其实并未忘记他。故国也知道自己中了离间计，犯了错误，那么李陵如果不能原谅故国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到像张骞、苏武也没有什么。不过一个贪生怕死，只知家仇不知国恨的小人而已。但是现代有些人却要把这个小人拉出来做正面榜样，为他翻案，这就还不如写《汉书》的古人了。
李陵意志不坚定是肯定的了，不过好像也没有人要把他提起来作个什么榜样８
我的历史水平相当有限，班门弄斧一下，您姑妄听之，别太计较
且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正为匈奴效力，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个什么角色，仅仅是因为汉军强，匈奴那次才战败？松山大战的时候明军可也并不弱。当然这些都是推测，但无论如何，这个例子的说服力窃以为还是不足。
公孙敖等人与李陵有矛盾，恐怕汉武帝清楚得很。李陵并没有引匈奴军队进攻汉朝边境，为何在匈奴为官就一定是背叛汉朝呢？洪承畴又是个什么情况？不但主动出卖机密情报，还帮助清军南下打了无数恶仗，这可不只是因为崇祯时明弱而汉武时汉强的说。况且李陵之后的言行多有检讨悔恨自己的行为（比如与苏武的对话），之后“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洪承畴在面对夏完淳的时候可曾有一丝一毫的愧疚，不但不愧疚，还立杀义士以泄愤，这算什么？如果李陵真的像洪承畴那么罪大恶极，汉昭帝的时候为何又要为他平反，还派出使臣欲迎接李陵归汉呢？
无论如何，李陵的情况都与洪承畴决不一样。没人要把李陵说成是什么大英雄，后世很多人不过是为李陵抱一下不平（至少他比受尽恩宠却同样投降的李广利好）。批评李陵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意志不坚定，或者心理素质不好都可以，但要说他是洪承畴一样的大汉奸，在下恕不能认同。
族灭李陵并不是因为其投降，而是在听信公孙敖手下的谣言之后，大怒中采取的行动，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族灭李陵作为惩罚是合情的，但第一我们现在是在就历史事实讨论，第二我们是在讨论其合理而不是合情与否。
其次，人质之说，人质只有活着才有意义。
再次，说到明正典刑，那么李广利等人为何不被族灭？李广家族和李广利对朝廷谁的功大大家都是看见的，对整顿军心有正面效果么？如果真有什么效果，那么李陵之后为何又有李广利之降呢？族灭比起“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更大的效果么？如果一个大将真的投降了，族灭除了促使他更加的投敌叛国还能有什么用呢？要促使将士用命不投降，生刑（比如脸上刺字）不比死刑更有效么？
首先没有人将李陵树为正面榜样。不过为他感到可惜罢了，最多是悲情一下。所以任兄大可不必有那种担心。
其次，我认同说李陵是叛国者，因为这是就事论事。我比较反对使用“汉奸”、“卖国贼”这类明显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因为它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一些事实所进行的标签运动。如果是老百姓闲聊天儿，无可厚非，但如果是做比较认真的历史思考，除非如洪承畴、吴三桂那种铁证如山的事实，否则最好避免这种措辞。
其三，对太史公的批评我也以为不妥。这方面地主已经提出了。我觉得任兄在对比“史记”和“汉书”后有自己的猜测，这很正常，但把话说得那样确定则失之严谨。
实话实说，太史公和“史记”虽然伟大甚至神圣，但如果要分析李陵，我坚决不用。原因很简单，太史公在李陵问题上的既定立场让我不愿采用他的记载 (在有其他较好史料的情况下)。但我不会说太史公对某些史料故意不予记载。
第四，将李陵与洪承畴相提并论，我也以为是非常不妥的。这一点楼下多位朋友已指出。我也想再说一下。
能否将二人相提并论，李陵将匈奴军与汉军恶战 这条史料 是关键点之一。
我以为，李陵将匈奴军与汉军恶战 这条史料是孤证，说服力有限。
假定李陵真的曾将众战汉军，对于一个降敌之后对祖国和同胞犯下如此罪行的人，霍光、上官桀为什么还特地派人请李陵归汉呢？更重要的是，苏武为什么还会与李陵如挚友般相处、作别呢？如果说霍光、上官的统战还有政治目的的话，那么苏武又有什么目的呢？如果不是出于对李陵真心的同情和亲近，苏武又何必如此呢？难道是苏武怕死，所以才讨好李陵？显然不合情理嘛~~
另外，“汉书”的作者班超，对李陵并无特殊好感，在李陵的定评中也没有只言片语谈及李陵的降敌反噬。班超对李陵的定评，言辞之间也许有着淡淡的不屑，但更多的还是叹息 --- “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推测，要么压根儿就没有李陵将众击汉军之事，要么就是其中多有曲折，才使得汉廷和苏武对李陵不仅无恨，反多同情。很难想象一个降敌后率胡骑与汉军恶战然后被击败的家伙能够得到如此普遍的同情。
而那位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洪逆，降敌后对前祖国和同胞的种种恶行，则是铁证如山！任兄居然拿李陵跟这种玩意儿相比？？
其实，只要我们顺应我们的 common sense，就可以明白，这样两个在时人眼中和史官笔下都截然不同的历史人物，其行为必然有着绝大的不同。因此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我们对历史人物似乎有这么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一个人一旦节操有亏，那么就可以随意羞辱他、随意将他与那些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败类相提并论。我觉得，认真的历史思考者 应该对各类历史人物进行尽可能精准的定位和尽可能细致的区分。同样是有副作用的人物，也不应粗糙地等同对待，而将大节有亏但并无过恶且被普遍同情哀叹的人物 等同于公认的民族败类，就更不应该了。
第五，任兄对李陵其人“怕死投降”这个判定，我基本认同。其他一些末节，等有机会再与任兄讨教。
“班超”应该是班固吧
不过大概运气比李陵要好，没有遇到那样极端的考验时刻，呵呵。
同情他的，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大错。只是觉得人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陵在当时已经尽力了，然后，为自己的生存作了点违心事，对於有血有肉的人来说，并不为过。你写的那位女英雄也没有为国捐躯嘛，也为了生存而办学教书。
再说， 中国的史书似乎是不分什么被俘和主动投降的，
被俘后降，是最大的可能
他谈不上盖世英雄，但也谈不上什么小人，
一个想建功立业，尽了力，但运气不好，或许能力也差了点，选择了一条求生之路的普通人而已。
结果变成：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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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一般指使用阴险伎俩陷害他人的人。李陵害过谁？李陵为人诟病的只有一条 --- 怕死降敌。他后来的不归汉室，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既然如此就说他怕死、惜命，不是真汉子，也就得了。
另外感觉任兄对李陵何薄对刘彻何厚！刘彻族陵就是情有可原？听见风就是雨，以区区 敌邦传言 即擅夷名将全族？？刘彻这方面远在刘备之下 -- 看看黄权降曹后刘备是如何待其家属的。黄权降曹时也是音讯隔绝，根本无法分说内中曲折，但刘备对黄权的忠诚是何等信任！还用得着分说？李家的李广、李敢这两代，为刘彻浴血奋战，最后，一个风烛残年还要面对屈辱而被迫自戕，另一个则惨死于霍某之手。
刘彻对李家已经够刻薄了！最后还要夷人全族！既然如此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小人之心 妄加推测一把 --- 刘彻从一开始就计划好要夷族李门的，动机是他知道自己与李广、李敢两代的积怨，担心这一门中将来出个虎将 自己江山有危，干脆与公孙敖定下毒计，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