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彭雪枫 -- 浣溪沙

他打的人是“土顽”，你以为挂了块国民党的招牌就不能、不会当日本人的帮凶和鹰犬了？在敌后战场上，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势力给日本人的帮助甚至大于“纯粹”的伪军，因为他们比“纯粹”的伪军多了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护身符、对付起来更加棘手。当初敌后战场上的孙殿英、吴化文、庞炳勋部，没有投敌之前给共军造成了多大的麻烦……投敌反而更好，共军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付他们、把他们打成猪头一般，敌后战场的形势大为好转、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国共合作的分工，请查阅双方签署的协议和发表的文告，去看看1939年以前双方实际的分工协作。

关于1941年（不是42年）汤恩伯部对N4A 津浦路西根据地的突然袭击，请去查阅任何一本稍微详尽点的敌后抗战史和文史资料相关专题。前因？不能容忍共军坐大。后果？共军辛苦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两面夹击下丧失掉了。

关于彭雪枫部反攻的时候是不是对汤猪头“落井下石”，请你去查阅一下“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战役的发起和结束时间，看看那个时候汤恩伯被日本人撵到哪里去了，彭部反攻地区的控制权是在日本人手上还是国民党手上。

看完了这些材料，你再回头来置疑“90%”这个我个人的估计数字也不迟。

上述相关材料可谓汗牛充栋，我也就不再一一列举参考文献了。

• 持此观点人不少，逃课最新的是Alarm
• 大哥，你要是跟俺辩论，千万别偷换概念

看看人家闹钟兄是怎样表达反对意见的？

骄子这人不是能够用语言说服的，要用相貌。

谁帅谁有理，谁丑谁反动，当然帅的不能是tg.

上次我跟骄子姐姐讨论这个话题，人家说我刻薄。然后说这是张大义灭亲

赞成，对一个人进行判断，做事情的内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是做事情的动机。

毛泽东说“要让日本人多占地”

反共反毛是个人自由。但作为论点说出来，就得讲真相，讲道理。 关于毛共的假抗战方针，我见到的主要证据是“毛感谢日本人侵略”。经过网友挖掘，证明是断章取义。另一个证据是“毛说一分抗战，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河友淘出这是蒋公说毛说的，实在作不得数。您这句“要让日本人多占地”是从哪摘出来的？

给闹钟和飞将军献朵花

您把彭总和张灵甫小同学放到一块儿说事真是好手段，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二位抗日贡献一样“大”呢。。。

确实是PP决定脑袋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这话有问题。俺没有研究过历史，只学过一点历史。印象中，土顽不是日伪，土顽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其领导下的“顽军”或地方武装占据一方，并形成一个个“反共堡垒”。据GCD说，新四军为了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或者说新四军为了把“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就有了“东进”和“西进”和消灭土顽的说法。如果从全民抗日的角度看，这些个土顽和“反共堡垒”应该是全民抗日的一部分吧？

书上讲，全民抗日是团结一切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侵略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当然包括各党派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各种地方武装，甚至土匪。如果其中的某个党派借助自己的军事势力，利用抗日这个时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一些个抗日力量给吃掉了，这种行为是“团结一切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侵略军的力量”，还是破坏这种团结？

这句话就更不对了。中国军队什么时候成了“日军不折不扣的帮凶和同盟者”？哪本书上这样讲了？应该跟这样讲的人理论理论。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为日本侵略军的行为辩护的人会找这样的借口。

链接出处

如果杨靖宇当初躲到林子里与日寇周旋，最终是被饿死的，或者是被黑心猎户当狍子射死的，或者被地主土寇的有毒大饼毒死的，杨当然还是抗日英烈，因为他主观上还是在“与日寇周旋”，只是在客观上因一些偶然因素而未能遂其愿（直接战死在日本人面前）而已。但彭的例子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讲针对的都是土顽，即便之前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日寇作战只是难得的一次跟土顽作战并战死了，我觉得“抗日英烈”的称呼也有点不妥，称“抗日英雄”可能更合适些。当然，如果能把“土顽”跟“日寇”等同起来的话，那么“抗日英烈”的称呼也就可以说得通了。

以前还在网上看过正式的中共文件照片，内容大体差不多，不过懒得去搜了。

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庐山会议实录》

《国共纷争》中的洛川会议

戴晴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而是和*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摘自《国共纷争》　

做事的内容是最重要的，做事的动机才不是重要的，对深谙厚黑学的人来说，永远可以说的比唱的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