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尘封的面具――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 出尘
尘封的面具
――斯大林若干历史问题
洛崇
序
生前他带着面具，死后仍然带着面具，无论如何掩盖不了巨人的存在。生前的面具，在权力的作用下流光溢彩，死后的面具在留言的腐蚀下象征邪恶，然而当阿谀奉承、衷心赞美变成历史；当诟骂污辱，诽言成堆变为老调；我们揭下那尘封的面具，我想，那是一张巨人的脸，沉着，坚毅，而且值得回味。
作为中国人，我不能不对斯大林产生非议，是他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莫斯科的遥控指挥，他以为他是教皇吗？是他在雅尔塔的铁幕下将东三省换与美帝国主义作筹码，他的党是“老子党”吗？还是他，背离了列宁的教导，迟迟不肯归还我们的北方失土，他难道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吗？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世界革命的东西阵营，这其实也包含着对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地位的估量。
大多数人并不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种悲天悯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总是占着上风：似乎斯大林的成败得失、人格尊严总要由一个斯文的，高贵的，完美无暇的托洛茨基来决定。世道太不公，谁让斯大林成功了，托洛茨基失败了呢！于是故事来了，托洛茨基是天使，斯大林是魔鬼，但是为什么魔鬼的帝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堡垒一度辉煌，而天使的乐园连个影都找不到呢。好了，革命的诅咒者得到了倚天剑，“你要干革命？托洛茨基就是下场！魔鬼放逐天使，还革什么命？！”资产阶级小姐在托洛茨基的坟头，流下动人的泪，仿佛这时她们都站在了完美革命的一边，只要这个世界上革命是完美的，她们就愿意走出闺房，跟随着托洛茨基去革命！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柯巴”。
一、山鹰与犹大
“柯巴”，斯大林早期的名字，格鲁吉亚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扶贫济弱，仗义豪放，这名字里有斯大林对于未来的憧憬。童年，在矮湿的危房里，他常遭酗酒父亲的毒打，他倔强地反抗，他看够了阔少们的冷眼，他的仇恨在一点点燃烧。学校里，他成为最优秀的学生，这使他赢回了稍许的自尊。母亲希望他成为教士，然而他却成了一个革命者，那年他十六岁。他激情澎湃，一篇篇檄文刺向了敌人，他号召：高加索的工人们，是复仇的时候了！他是个深刻的诗人，他把浪漫的才情融入了最残酷的现实斗争：“为了消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西欧有过多次暴风雨，多次大流血，然而悲愁依旧没有消散，创伤还是那样厉害，痛苦日益不堪忍受。我们应该以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阐明社会生活的法则，只是飞翔在实际生活的上空，好高骛远，殊不知真正需要的却是与现实的牢固联系。”（《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而后的革命生涯，他走得执着，果断，稳健。
他不屈不挠，他埋头苦干，从基层的组织工作到党务，从处理民族问题到军事指挥，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布尔什维克的山鹰”，他是如此热烈地崇拜列宁，而列宁也时刻关注着这个沉默寡言的高加索人。这时的他又看到了当年的冷眼，不过此刻是来自同志中。那高傲的目光来自理论家托洛茨基，据说这是一位党内的权威，不可一世的大学者；据说这是一位敢与列宁争高下的天才领袖。可惜的是，这时的托洛茨基还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他的理论在不断地游移，他号称“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这时的他在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中纵横捭阖，他们共同组成了八月联盟以对抗布尔什维克。列宁是这样为八月联盟定性的：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 列宁讥讽这位天才领袖，思想先驱是“厚颜无耻的小犹大”，而此刻他依然自命不凡。
斯大林的监禁流放生涯像是一部史诗。在西伯利亚风雪弥漫的夜晚，他沉思；在巴士姆的铜墙铁壁间，他宣讲；在新乌达村的荒野，他孤独地吟唱。在俄罗斯的大地上，他留下了倔强的反抗，不屈的意志。而那位踌躇满志的托洛茨基又有怎样的革命经历呢？他与斯大林同龄。1902年斯大林入狱，他则在这一年从西伯利亚逃脱后直奔国外，在温情脉脉的寓所里，他把他的深邃溶解在咖啡里，他成为了《火星报》的灵魂。1905年，革命的火焰高涨，他又重返故土，重操旧业，可是繁重琐碎的事务令他既不得心也不应手，他的领袖幻梦连同1905的大失败一起破碎了。此后他长期流亡国外，以巨人的言论掩饰自己的泥足，他在国际上散布所谓俄国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不耻以烈士的鲜血来映衬自己的一贯正确。他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更是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公愤。列宁斥责他是“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页－411页）。与他相比，斯大林在残酷的斗争中磨砺，七次被捕，六次流放，摸爬滚打间奠定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杰出领导者的地位。
1917年是革命的转折点。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加入了区联派（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列宁主张同区联派联合，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直到这时托洛茨基才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这就是他的革命老资格吗？这就是他认为是列宁亲密战友的凭证吗？这就能足以证明他自始自终的革命信念吗？革命胜利了，各色人等为之作出了注解，托洛茨基也迫不及待地想在历史的页角上留下不朽的足迹。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924年夏秋托洛茨基写出了纪念文章《论列宁》与《十月的教训》。他真的热爱列宁吗？不是，他只想以列宁来印证自己的伟大。他描述列宁“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在每一个恰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托洛茨基 《论列宁》） ，而他总是在最关键的场合循循善诱，以列宁的诤友身份使得革命化险为夷。他正用着狂妄掩盖历史的真相。他成了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而他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10月9日就决定拒绝三分之二卫戍部队调往前线，正是这一决定奠定了“十分之九”、“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10月25日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 《十月的教训》）
党内的同志对他这样裁减历史表示了不安。《布尔什维克》杂志1924年第十期刊登了瓦尔丁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托洛茨基给与读者的“唯一史实”是在决定性时刻只有他是同列宁意见一致的，而除他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动摇的，错误的，迷途的，如果一个不了解党的历史的人读了托洛茨基的书，一定会相信，列宁同他从来不存在任何意见分歧。面对善意的规劝，托洛茨基的反击是无情的，并且是极端粗暴的：“瓦尔丁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期上费了大约五页篇幅来评论我的《论列宁》一书。文章通篇充满着理论上的胡说，政治上的虚伪，逻辑上的语无伦次，简直可以说瓦尔丁同志创造了极端混乱的苏维埃新纪录”，他毫无论据地断言他同列宁的原则分歧“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已经“抛进了历史”，完全可以像“对待历史资料那样没有任何偏见的对待它”。（托洛茨基 《多余的热心》）但是又是谁先产生了对历史的偏见呢？托洛茨基不回答了，他没法回答，而斯大林代表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做了回答。
斯大林的《论列宁》捍卫的不仅仅是列宁，更是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信仰与荣誉。他没有像托洛茨基以长篇的回忆来充斥不实的虚构，而是以“列宁作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活动家的某些特点的事实告诉大家”。他勾勒着列宁的美德，而每一点似乎都针对着那位“以接班人自居”托洛茨基。我们可以体察斯大林的内心世界，那平实中隐藏着对自以为是者的不屑与愤怒：“列宁这样朴质谦虚、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的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憎恨灰心失望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胜利――这就是列宁当时告诉我们的”、“通常胜利总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自大起来。在这种情式下，他们往往夸耀胜利，高枕而卧。但是列宁丝毫不像这种领袖”、“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的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斯大林面临着更大的理论风暴，《论列宁》的相争只是风暴的前夜。
二、不断革命
不断革命，太诱人的词汇，托洛茨基的信徒们，似乎都以此美名把他当成先知。然而先知有剽窃之嫌。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明白无误表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不断革命”：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过渡阶段。而列宁使不断革命的思想付诸于实践，他说：“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主张不间断的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是不断革命理论的逻辑完成，并且成为毛泽东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来已经自洽完成的理论，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托洛茨基的专利呢？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留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什么呢？用斯大林的话讲是：毫无生机的书本上的玄谈！这个评价一点都不过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提出，这涉及到广为争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后期则是应用于“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不是沦为了保守的官僚机器”。“听其言，观其行”是判断革命者的唯一标准，玄谈背后往往掩盖的是阴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始终与他的权力欲望紧密相连，理论之争是假，革命领导权之争是真。前期以他的《总结与展望》（1906年）为代表，后期以《不断革命》（1929年流亡土耳其期间）为代表。托洛茨基用他看起来左右逢源的理论，实践着政客的卑鄙投机，如果我们不熟悉历史，自然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但是列宁的揭露是极其有针对性的：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l4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05―506页）
托洛茨基带着教条主义的轻狂，权力的想象，一头扎进了繁琐的考据。他所依据的是纯然圣经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而且还进行曲解：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托洛茨基《1905年》）这个逻辑推导本身并没有错误，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独创，卢森堡、李伯克内西、以及那位谦谦君子考茨基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所谓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如果出于革命者国际主义构架下的担忧，那是完全正常的，李伯克内西，卢森堡属于这一类。然而以理论的完美来阻碍革命的实践，标新立异者对埋头苦干者的指责向来是苛刻的。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就是有先见之明；如果革命胜利了，他们又可以分一杯羹。十月革命胜利了，从实践上解决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悬案，卢森堡，李伯克内西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决心；而托洛茨基摇身一变，十月革命变成他领导的了。这样的诡计受到了布尔什维克良知的抵制，于是托洛茨基进而改变策略：革命是胜利了，但是党蜕化了，因此革命没有最终胜利，还是我的判断对。他真是一个算命先生，左右逢源。从历史的维度上看，七十多年后的国际共运陷入全面低潮，好像完全符合了他的判断。但是用这样僵化的实用标准是可笑的，无数的革命诅咒者都曾预言革命要失败，从丘吉尔到尼克松哪个不是说革命要最终丧灭的？托洛茨基如果自愿归入革命诅咒者的行列倒也罢了，但他偏不，他要做的是“革命先知”、“革命领袖”。所以他继续祭起“不断革命”的大纛，他攻击党的组织原则，党的行政系统，党的阶级路线，他真是为了捍卫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吗？不是。
1923年9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了中央全会，决定遵照列宁病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民主，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托洛茨基参加了这次全会，当时没有对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不同的意见。到了会后当他看到中央提出的民主问题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的极大关注，便决定借题发挥。10月8日他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施激烈的信，认为布尔什维克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了工人民主，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断言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一个星期后，他又召集他的支持者和“民主集中派”签署了“46人声明”，声明指责党已经变成了军队式的组织，党纪已经变成了军纪，官僚机构已经取代了党，并坚决主张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当然托洛茨基本人最关心的还是“要求自上而下地整刷党的机关，撤换党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0月25口至27日举行了扩大的联席会议，并吸收国内最大的10个党组织的代表和“46人声明”中的13位签字者参加。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托洛茨基的“46人声明”，“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受到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内危机。”11月中旬至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同意公开进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辩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许多辩论文章。而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在12月5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带有妥协性质的《关于党的建设》决议，规定了实行党内民主的条件和对压制工人民主的行为进行斗争的条件。《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也表示赞成，但他却把这个决议看作是反对派对中央施加压力的结果，决心乘机扩大战果。12月7日这个决议在《真理报》上发表，12月8日托洛茨基就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会议上宣读了《新方针》。这既是一封给全党的公开信，又是一个扩大派别活动的政治纲领。他蛊惑人心地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他认为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工作的则是一些经验丰富又有功劳的同志，所以党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最严重地阻碍了党的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的提高。他鼓动育年一代通过同他们的斗争来领会“托洛茨基的公式”。
斯大林联系到托洛茨基一贯的两面派行为，予以揭露：“12月7日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托洛茨基是赞成这个决议的。因此本来希望，中央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定会一致号召党员同心协力的支持中央和中央的决议。可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前几天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给各地党的会议，这封信的用意不能作别的解释，只能说是想削弱党员一致支持中央和支持中央立场的意志。”他在12月28日、29日还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等文章，这些文章再加上他以后撰写的《官僚主义和革命》等，于1924年3月结成一个集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托洛茨基不仅在首都发动了反对中央多数派的运动，还派代表到各地游说，使这场党内争论扩展到全国。布尔什维克正面临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12月18日党中央发表《反对党内斗争尖锐化》的决议，批评了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活动。号召全党加强团结，维护统一。斯大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老布尔什维克也前往各地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批判《新方针》中提出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结果是托洛茨基派遭到了失败。他们的纲领遭到了98.7％的党员和绝大多数党组织的反对。拥护他们的纲领的支部主要是一些大学支部。但是413个工人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67个，238个苏维埃机关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57个，99个军队支部中支持他们的只有22个。1924年1月16日至18日，党召开了第13次代表会议，对这次争论进行总结。会上托洛茨基继续坚持他的纲领，结果只得到了3个人的支持。会议以125票对3票通过了《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
托洛茨基在组织路线上的斗争陷于困境，转而又想从理论上打开缺口，进一步培植自己的羽翼，扩大反对派的力量。因而就祭起了“不断革命”的大旗。托洛茨基凭着他的“革命老资格”确实可以招摇撞骗一时，谎言最终要被革命的实践击得粉碎。他扮演着列宁“唯一知音”的角色，他宣扬列宁主义以二月革命为界限分为新旧列宁主义，而旧列宁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在二月革命后被列宁抛弃，而新的列宁主义由于站到了他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上来了，因而就正确无比。事实真是这样吗？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以他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中就可以看出：
“无聊争吵的能手列宁，这个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经常掀起无聊的争吵，是一种毫无意思的煽动勾当……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使自己分化的毒素。无庸怀疑，只要另一方措词得当，不久的将来列宁主义正是会在统一还是分裂这个问题上开始激烈的分化……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破坏各种过时的派别隔阂，而这就意味着破坏列宁主义的基础本身，因为列宁主义同工人的党和政治的组织是势不两立的，然而却会划分派别这种粪便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然而现在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无可动摇的领袖，使得托洛茨基不得不改换策略，以拥护列宁，继承列宁的面目出现。斯大林一针见血的把这种动机给挑明了：“当党正在为一大堆紧急任务忙得不可开交时侯，当党需要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为什么托洛茨基要挑起这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争论呢？这不但为破坏党和党的领导的威信，而且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向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论反对派》） 对于托洛茨基而言，“不断革命”的决不是他天才理论的“灵光一闪”，而是作为灵活的政治砝码被实用主义地运用着，因为这是他的金字招牌，是他作为革命领袖的护身符。今天的托派们，也还是要这张皮的，没有这张虎皮他们扯不起大旗。他们的唯一本事就是把“不断革命”尤其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所牵涉的前后历史渊源与细节全部抽空，独留下一个革命的先知而令后辈无限遐想。这叫黔驴技穷。
还原历史，让托洛茨基的丑陋脸孔无处可逃。而此刻斯大林在微笑，他从容自信，他和他的同志们轻而易举的击败了一个历史的小丑。托洛茨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犹大们中最无耻的一个，被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托派的徒子徒孙怎样祭奠，流亡的末路人所说的诅咒，都不可能真正写入布尔什维克党光荣的战斗历史。
三、“革命的良心”
斯大林一生有过无数的敌人，这些人的失败也勾起了后人无限的同情。历史的风沙剥蚀着苍白的记忆，扑朔迷离的诽谤使得斯大林的形象迅速被妖魔化，天使们的眼泪掩盖了历史的本相。继托洛茨基后，斯大林的其他政敌分别由后人给他们戴上了不同亮度的光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丹尼尔斯称之为“革命的良心”。
就在斯大林领导全党战胜了托洛茨基的同时，新反对派从幕后走到台前。布尔什维克党刚刚经历了一次分裂的考验，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革命者迅速沦为政客，权力使一部分人迷失了方向，马列主义语句包装下一颗颗欲望的心正在膨胀。1925年12月，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推举他在大会上针对斯大林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作副报告。季诺维也夫在副报告中抨击党的农村政策是纵容富农经济，断言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已经蜕化。这种论调同托洛茨基如出一辙，真可算得上惺惺相惜。加米涅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中农结成稳定的联盟。当然争论的最核心问题还是领导权的问题，新反对派一致要求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与新反对派展开了辩论。12月23日大会在充分争论的基础上进行表决，以559票对65票的绝对多数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1926年4月，托洛茨基派与季加新反对派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些“革命的良心”们互相谅解并实施联合。虽然这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政治上失势，然而政治野心未泯，还在伺机东山再起。看到新反对派的崛起，他的亲信们向他提出了各种权力组合方案，而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这种组合而重新获得权力，可见他们关心的不是布尔什维克蜕化与否，而是党的领导权。拉狄克劝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结成联盟来反对季加新反对派，谢列布里亚科夫建议他同新反对派实行联合，姆拉奇科夫斯基劝他同时反对两个集团以争取党心民心。最后托洛茨基决定同季加新反对派联合。这就是托季联盟的由来。
他们在拉狄克住宅处多次秘密会谈，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对两派的联合非常乐观，认为只要广大党员知道他们和解的消息，立刻会站到他们一边。他们彼此对之前的相互攻击表示遗憾和谅解，还在1926年春夏之交把联合反对派的代表派往几十个城市。1926年7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3人联合向中央递交了“十三人声明”，重谈过去的老调。由于全党的抵制，他们又不得不抛出另一份“六人声明”，承认搞派别活动。但是这两份声明揭开了布尔什维克党在1926－1927年间的大讨论。斯大林撰文《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系统地将争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出来，逐一批驳了了托季联盟的责难。与此同时托季联盟在派别活动上越走越远，他们乘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的联合绞杀之际，加紧成立第二党，有所谓的“克列孟梭式的实验”。托洛茨基在1927年7月11日致信奥尔忠尼启则：现今的领导集团无力组织反侵略战争……为了工人国家的利益，反对派要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军兵临巴黎城下时的克列孟梭那样，从内部采取行动，更换政治领导人，把他们的政治路线像垃圾一样扫掉。这样无耻的表白，后来被斯大林称为“与张伯伦结成反苏统一战线”。1927年10月党中央宣布在召开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进行全党公开大辩论。全党辩论的结果是占总数99％以上的党员都投票赞成党中央的路线。
1927年12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托季联盟已经走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因此决定开除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并决定托季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也一并开除党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说过，斯大林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那粉碎反对派的东西――不但是手腕的巧妙，而且是他比旁人更能亲切地觉察并表达人民的意志”。
1927年底1928年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1月15日疲倦的斯大林秘密赴西伯利亚、巴尔瑙尔、卢布佐夫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最后又回到鄂木斯克。在视察过程中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重要决策，产生了“西伯利亚方式”。斯大林的西伯利亚之行不只是解决一个粮食收购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改变粮食收购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农业发展或农村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的开端。在这次视察中，斯大林首先明确提出了发展“大型的集体经济”，即发展集体农庄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党内分歧再一次浮出了历史的水面。这一次主张保护富农利益的是布哈林，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又一位自负的理论家。他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很难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他的理论中存在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在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中他犹豫地站在斯大林一边，他拥有一种理论上的成见，即固守列宁晚期的新经济政策，并且把它当作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当托季联盟从“左”的角度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政策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正在丧失”，他可以站出来为之捍卫，然而他捍卫的并不是真理，而是教条，以及这些教条给他带来的荣耀。而现在斯大林面对着粮食收购危机决定停止新经济政策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布哈林发挥了列宁晚年一些偏执的想法，即想通过市场经济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当然列宁自己对市场经济还有所保留，所以反复教育全党说这是“这是战略的迂回，是退却也是进攻”，而布哈林将这些辩证法丢得差不多了，他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份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到了1925年他正式提出了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的口号：“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层，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去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经济吧！”（《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67－368页）这种天真的想法，进一步让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最终熄灭，而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长入的。他的这些理论概述无非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反映，当新经济政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已经失去时效时，他的固守只能表现出缺乏辩证法的迂腐。对于这场理论争论，布哈林自己也缺乏准备，他不但缺乏理论上的勇气，而且在派别活动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主动与已被开除党籍的加米涅夫多次联系未果，此计未成又以辞职相威胁。
在1929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们的主张遭到全党的抵制，布哈林在会上没有发言，但对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新方针投了赞成票。到了1929年11月，布哈林最终承认斯大林的新方针是英明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年，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是对布哈林派糊涂思想的批评却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完成了，他问全党同志：“你们看见过在叶塞尼河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伙伴，勇敢的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喊道：‘弟兄们，把船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是自己的队伍精神沮丧，说：‘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布哈林后来在政治大清洗中的悲剧角色也许留给后人太多的惆怅，但他同斯大林的这些深刻的分歧并不因为惆怅而被抹去，还原历史才能还原悲剧。“革命的良心”的面目是复杂的，有的沦为政客如托洛茨基之流，有的最终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如布哈林，有的在学究与政客之间挣扎徘徊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后人无论怎样施加同情，并不意味着可以在道德的脸上贴金，面具上没有历史，而历史终究不靠面具来维系。
尾
斯大林说过，历史的风终将把他坟前的尘土吹走。历史存在者的心境是孤寂的，他在等待看那尘封面具的背后是否还有忧郁，还有期待……
想问的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后记：
本来想写篇历史散文，结果却越拉越长，最终有了论文的模样。唯一的想法其实是为斯大林抱不平，揭一下托洛茨基的画皮。我以为文中所引的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中评价托洛茨基的段落，以及托洛茨基1913年4月写给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的信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这决不是像托洛茨基之流认为“已经纯粹是插曲性的”，而是真实的托洛茨基的人格写照。对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有布哈林的论述有些欠缺，请同志们批评。我想就以此作为给同志们的新年礼物吧。
参考书目：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 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
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 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 三联书店1963年版
罗伊?麦德维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 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郑异凡：《布哈林论稿》，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叶卫平：《千秋功过，谁人评说――西方“斯大林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下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1979年版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不断革命”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托洛茨基言论》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是错误的，有些行为不见得光明磊落，但还算是个人。斯大林则不一样，他是恶魔，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