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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埋葬了北洋水师？？――读金一南军事随笔《军人生来为战胜》

作者：张良村

　　在中国，连孩子都知道，是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可是，金一南的军事随笔《军人生来为战胜》告诉我们：

　　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因此，仅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的海军不经一战，原因何在？”到底是谁埋葬了北洋舰队？ 金一南先生发问了。

一、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清政府没落的专制体制，由此而产生的腐败政治，进而在军队中形成的不良风气：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曲意取宠，一味迎合，追逐个人利益，平日好大喜功，训练敷衍了事，演习弄虚作假，上下齐心协力搞歪门邪道，以及北洋海军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军事素质的低下，军人的敬业精神和职业意识的缺乏等等，共同导致了北洋海军的溃败。

　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在专制体制下，公私不分，朕即国家。老佛爷一个人的喜怒决定着一切。对个人的前途至观重要者，是等级出身，是对老佛爷以及上司的忠诚、老佛爷的欢心、顶头上司的欢心，并非个人的才华和正当的努力。这种体制限制人们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靠真才实学获取功名前程，鼓励人们溜须拍马投机钻营搞歪门邪道。往往是，刚正之士失魂落魄，阿谀奉承之徒青云直上。这种鼓励邪气打击正气的机制，恰恰是一个民族开始溃烂的典型体现。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普通的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害。久而久之，国家民族和军队的事情就成蜕变为个人获取利益的幌子招牌。上行下效，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猥琐和鄙俗的风气，它们象瘟疫一样毒化着军队。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 我们先看一下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缳。他是光绪帝的生父。多年来，他考虑最多的不是海军的发展，而是其子（光绪帝）的安危。光绪尚未继位时，他曾经为太后修圆事两次上疏，两次廷辩，不惜失去官爵，在同治面前“面诤泣谏”，泪流满面地叩头申辩不已。但当其子（光绪帝）被立为皇帝之后，他就开始千方百计讨太后欢心，挖空心思挪用海军经费修园。他要用满足慈禧一切心愿的方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腾挪经费造一个园子，既了却了太后的夙愿，讨得了太后的欢心，也让慈禧早日住进去“颐养天年”，让实际权力早日转移到其子（光绪帝）手中。这是一种既赤裸又深藏的交换，以海军换取光绪帝亲政。至于海军的发展，哪有“闲心”顾及！ 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李鸿章兵权益盛，御敌不足，挟重有余，不可不防。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海军！限制北洋海军就是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和，以太后修圆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薄力单。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的政治考虑：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潮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实际上削减海军实力）的要求。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缳醇亲王欲以海军换取光绪帝的早日亲政，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则欲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 就是这样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大家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谁也不会将全付精力投入海军建设，更不要说全付财力了。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海军只是他们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筹码，谁还真正为海军的发展考虑？

　金一南大声感叹：将如此之多的精力、财力用于内耗的民族，怎么去迎接外敌发出的强悍挑战！

二

　上行，下效。

　　鼓励狗才的体制中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在这种体制中，大多数人都暗中削其锐气，按照狗才的标准来规约自己的言行，并积极为做一个取悦上司的“创造性的狗才”而努力。在这种体制中的民族国家和军队，纵有铜墙铁壁，最终也会被摧毁；纵有匹夫之勇，终究无力回天。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的《北洋海军章程》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可一旦教练琅威理离开，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而作为高级统帅的李鸿章，也对这种视军纪章程为儿戏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有备才能无患。而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某洋人偶登其船，见到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而斗竹牌。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可一旦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和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的那夜，来远号管带邱宝仁、威远号管带林颖启就登岸逐声妓未归。靖远号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官员不能以身作则，军纪就失去了效益。士兵即使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也是出于无奈和应付，不会自觉和真心实意。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严明的表面掩盖着的是一盘散沙，全然没有集体凝聚力和战斗力。当时，北洋军舰上也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因此，各船管带平时把经费用在个人前途的“经营”和享乐，无暇对船只进行保养和维修。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两舰中炮后速即沉没。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大发感慨:“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打仗用的舰船不但不保养备战，反而为了个人私利挪作他用。军队参与走私，舰船常年不作训练，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公家的舰船成为私人的财产：南洋号、元凯号、超武号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创收，为自己赚取银两。

　　在这种体制下，大家都想方设法、捷足先登地榨取军队和国家。为了更好地榨取，结党营私，惟利是图。当时的海军大半是闽人。闽人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真正的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令行禁止等于空话。刘步蟾等人还纠集闽人，驱逐督操严格的教练琅威理。即使广东督带邓世昌也遭刘步蟾等闽党嫉恨：致远战酣，闽人相视见死而不救。结党营私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

　　由于只对上、对个别掌握着自己升迁的权势负责，而无须对下、对民族国家负责，因此，欺上瞒下，蔚然成风。平日里训练，弄虚作假，层层欺骗，邀功请赏。平日演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先量号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百发百中。平日操练演习，不过虚张声势，取悦上司，应付视察，欺世盗名，加官进爵。不明真相者还以为自己强大无比、不可战胜呢！

　　还有一件事情令作者金一南先生无法解释：北洋水师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对此，李鸿章不是不知：“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但最终因为他“个人”内外交困，忙于政治周旋，因此正事一直没有落实。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军人时刻应该把战争放在首位，积极备战。但大战一触即发，却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也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不可容忍的致命疏忽？责任谁来负？即使有人来负，又有谁负得起？

　　这样一只军队，这样一种军纪和作风，这样地腐败和糜烂，一旦打起仗来，如何不败？

三、

　不败才是奇怪的。

　　先看布阵。当战场不再是操演场时，面对逼近的敌舰，北洋舰队首先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舰分段纵列，摆成掎角鱼贯之阵。而到刘步蟾那里竟然变成了“一字雁行阵”。而实际战斗时的队形却又变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说明了什么？即使如此勉强的阵形也没有维持多久，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成型。

　　再看开战。战争一开始，平日缺乏现代素质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开炮，定远舰刘步蟾指挥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而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丁汝昌和英员泰莱皆从桥上摔下，严重受伤。一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从始至终几乎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在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而升起的却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再勇敢的士兵，无人指挥，又有何用？这就是平日严阵以待、训练有素的舰队？

　　再看战场撕杀。激战中落伍的日舰“比睿号”冒险从我舰群中穿过，我来远舰在相距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未中。日本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向其发四炮，又有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平日里演习不是百发百中吗？李鸿章不是夸耀北洋海军“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吗？战场上只有由硬件和软件联合构成的实力，没有虚假和侥幸！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对军人来说，很多东西仅凭战场上的豪壮是不能获得的。往往最为辉煌的胜利，孕育在最为琐碎枯燥、最为清淡无味的平日训练和中！金一南意味深长地说。

四、

　　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军队平日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丰岛海战，广乙号沉没，济远号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伧促开炮，震塌飞桥，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 北洋报沉的日舰后又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我军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以至清政府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金一南先生写道：

　首先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盖中国医生看护，多于战前离去，自谓文员不属于提督，依法不必留等语”；“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开足马力企图从西口冲出，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尽脸面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

　　到底是谁打败了北洋水师？

军人生来为战胜。不错。但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战胜自己！

由大乱走向大治，何等的艰难！

中国的潜力无穷。 别人都没有利用上， 只有老毛有办法把中国动员起来。

真的很恨蒋介石， 恨烂泥不成钢！

此战虽然不利, 局势尚有可为, 最大的败笔当为黄海战后一味避战保船, 结果船战两失. 另外有些数字可能有问题: 比如新式速射炮上日方占绝对优势, 虽然无法击沉定镇二舰, 但有效地杀伤了甲板上的指挥和战斗人员.

话说回来, 这一仗中国占优又能如何? 顶多延跎时日而已. 满朝文武皓首穷经, 代圣人立言, 多有慷慨激昂之辈, 却鲜有通实务的; 小民结社三五十人即是作乱, 所以无人关心时政,反正是爱新觉罗的天下, 换个主子一样的完粮纳税, 打烂了关我屁事?是以一盘散沙.

说到底还是制度的失败, 制度烂了, 纵有几个明君良将也无济于事. 可悲的是百年之后, 我们的主旋律仍在歌颂人民好公仆雍正爷勤政为民的事迹; 小民们若敢上网妄言时政,起码可关你一年. 共和与民主仍未植根于我们的社会.

扯得远了, 还是回头听温相说说影视界的黑幕吧. 作为愚民政策的执行者, 他们难辞其咎.

似乎还可以延展来谈。北洋水师的素质和腐化问题：实际上北洋水师还是清军中纪律最严格，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呢，如看阎得胜等部陆军，平时练兵如跳舞，军人上阵如上刑场（可参见冯玉祥亲身参战的笔记），则可见清朝当时不堪一击的真正面目。甲午战败，不是一支军队的失败，而是一个制度，一个国家的失败。

但是，本文也有两处不敢苟同。

其一，采用史料多为清朝方面战后互相攻钎的内容，大家知道中国的文人舆论一向是捕风捉影，落井下石，比如足球界米卢李响的故事等等传的神乎其神，这样的材料存在一定的夸大成分。出事后“事后诸葛亮”令人觉得当事人无比的荒唐，令人奇怪出事前这些诸葛亮干嘛去了。

其二，军事上有些地方还存在一定的漏洞，比如片面夸大清军的装备水平，以便支持战前中国方面战斗力应该比日方强的观点。当然，这也有缺乏对日本方面战斗力的了解的原因。装备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把握得有些不够清晰。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甲午之战，不但海军覆灭，陆军也是一败涂地，否则清似乎也不必急着签那个和约了。

其实谈到当时的清军，有三点是咱们平时注意不到的。

第一，清军的高级军官，很多都勇敢无畏，相反下层官兵素质非常糟糕。

上层军官，比如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以下四大总兵（含记名总兵）刘林杨邓全部以身殉国，这个不说了。陆军宋庆在作战中几次战马被打死，裹创喋血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很有当年李如松大战朝鲜的架势。但是军队素质太差。中国当年根本没有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更不要提士兵的军人精神了，当兵不是做军人，而是为了“吃粮”，作战能力极为缺乏，临阵长官未退士兵先奔溃为常事。

第二，清军待遇相当不错

这主要体现在军功之赏非常重上面。作战中负伤，即便很轻的伤，收兵后都立即验伤给赏，赏额对比当时百姓生计也相当的高。在北洋海军官兵的回忆中都提到这一点。对于医疗，抚恤也比较周到。这一点也建立在清军总人数并不多的基础上，比后来军阀混战期间士兵的悲惨待遇强多了。

第三，清军的实力外强中干

真正能够作战的清军部队在牛庄战斗后基本已经不复存在，北京守军不过一万余人，山海关数千，如果日军长驱直入，清军甚至没有足够的京师警备兵力。清军参战部队，以初战最为精锐，聂士成部和北洋舰队都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以后平壤作战的淮军差些，旅大就只有装备没有好的战士了，到田庄台等地，就人械都不可用 -- 根本没有可用之兵了。日军也是在战争中，越来越认识到清军虚弱的本质。

在朝鲜的马玉昆部， 左宝贵部似乎还打的比较顽强，

最大的毛病大概在卫汝贵，他的兵最多，但李鸿章知道他不是大将之才，不用他为主将，故此一味消极，斗私人义气，对其他将领不加支援。平壤战败，此人第一个被杀头，毫不冤枉。

淮军已经不是李鸿章原来的子弟兵了，如果刘六麻子去朝鲜，效果当大不一样。-- 这就是威望哦。

我觉得下级官兵还是斗志高昂的，中国的事情多坏在高级军官。叶志超，卫汝贵都是典型。

德国，日本在二战中的制度好象比不上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吧？可也打得不错(至少在前期)。

我感觉关键是在下级官兵的纪律和训练水平，军队整体的团队精神(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高级军官的战术战略水平。前两点应该是最关键的。

有理, 但二战不在此例. 个人感觉, 二战中的英美德日虽各有千秋, 但在战争制度方面殊途同归: 均能有效动员全部国力投入战争, 从这个意义上看, 二战其实拼的是资源, 而非制度.

反观晚清中国, 甲午战争似乎是李鸿章的独脚戏. 陆战主力是淮军, 海战是北洋(北洋初战不利后, 不知清廷何故不调福建与南洋来援).更荒唐的是, 数年后中央已经对八国宣战了, 东南数省却可互保而置身事外--虽然这是更理智的做法.

军事上,制度包括战争动员制度, 职业军官制度, 后勤制度, 兵役制度; 政治上则有代议,监察制度. 中国当时是什么制度呢? 一句话, 家天下. 天下是老佛爷的, 国库的银子不去改善军备,而是去建老佛爷的楼堂馆所自然是正当的; 湘淮军制,士兵均为营官所募, 他们效忠的对象当然首先是自己的主官而非国家. 此种制度之下, 叶志超可以将溃败报成大捷而不必担心被戳穿, 叶某也以此"功"被委以节制诸军,据收平壤的重任, 从而直接导致我在平壤战役初期形势乐观的条件下,自乱阵脚, 一溃千里, 精锐尽失. 方伯超在大东沟海战中临阵脱逃, 也可谎报军情而受奖,居然瞒到黄海战后才受惩治--如果他们的丑行能早被揭露, 甲午之战何致于此? 读史至此每常扼腕切齿.

兄台所言亦有道理, 因为"制度"太容易被大而化之了.

兄弟的看法毛为一代豪杰，但是历史功绩，上不及蒋介石，下不及邓小平。。。 现在讨论恐怕也难有结果，过些年看毛给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也许就有结果了。

恨铁不成钢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