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请教关于日本人私下调查我国资源一事 -- 龙战

　　我国西南边陲的攀枝花、西昌地区、钒钛磁铁矿储量极其丰富，但其中二氧化钛含量很高，给炼铁工作者带来极大困难。特别是用普通高炉冶炼，更是科技领域中的一大难题。

　　１９５８年３月，冶金部王鹤寿部长向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报告，建议在“二五”期间开始兴建攀枝花等钢铁基地。

　　为了加快内地钢铁基地的建设，李公达勇敢地担起了组织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任务。承德地区有近似攀枝花矿的钒钛磁铁矿，为加速试验，他于１９５８年亲自到承德地区考察资源，指导承德钢铁厂小高炉的建设和生产，并为进行钒钛磁铁矿冶炼和综合利用开始了探索。同年，他决定在钢铁研究院建０．５立方米试验高炉，以进行攀矿的冶炼研究；同时，在该院业已建成的竖炉上，领导展开钒钛磁铁矿球团水法提钒半工业试验，在国内率先进行了综合利用新工艺的研究。１９５９年，他不顾体弱多病，在交通条件十分不便的情况下，毅然爬山涉水亲赴西昌、攀枝花地区，实地考察矿山资源情况。同年１０月，在他领导和指挥下，于钢铁研究院０．５立方米高炉上进行了攀枝花矿的冶炼试验。通过试验，总结出“大风量、斜风口”等冶炼操作方针，同时认识到：加强和控制炉缸渣面上的氧化气氛，防止钛的过还原，是保证钒钛磁铁矿正常冶炼的技术关键。１９６０年，为了优化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工艺，多生产当时奇缺的战略物资——五氧化二钒及钒铁，他积极倡导在承钢建设球团水法提钒试验车间，并组织领导了设计和筹建工作。

　　１９６４年国民经济情况好转，攀枝花矿冶炼试验需要继续进行，李公达受冶金工业部钢铁司之托组织考察组再次赴西昌、攀枝花进行调查，参加考察组的有矿冶研究院和东北工学院的有关科技人员，李任组长，３月成行。他不顾花甲之年和带病之身，深入不毛之地，在农民的帮助下，登上攀西矿区兰家火山顶峰察看矿区现场，并搜集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样品和有关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后，５月回京。

　　１９６４年５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８月，中国金属学会在京召开了攀枝花铁矿冶炼和综合利用专题座谈会，有５６位专家和学者参加，李公达是其中之一。会议讨论了攀矿的选矿、烧结球团、冶炼和提钒等问题，对冶炼方案争论激烈，有的说用高炉冶炼，有的主张用电炉，有的建议用高炉“三高”（高风温、高湿度、高顶压）方法冶炼，莫衷一是。李公达主张用高炉冶炼，采用矿石全部选矿、烧结入炉。其后又在鞍山召开科委冶金组会议进行第二次讨论，会上仍有争论，但多数主张用高炉冶炼，并决定在高炉冶炼试验的同时也进行电炉和高炉“三高”冶炼试验。

　　攀枝花地处我国西南山区，当时铁路尚未建成，无法运出试验所需的大量矿石，王之玺和李公达提出先在承德钢铁厂１００立方米高炉上，用承钢钒钛磁铁矿精矿和含二氧化钛４０％左右的钛精矿配料进行攀枝花矿冶炼的模拟试验。随后确定李公达任承钢试验组组长，他随即着手试验准备工作，制订摸拟试验方案及进行承钢高炉的恢复和改造。同年１１月，李公达考虑身体有病，不能长期驻留承德，因此推荐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周传典为试验组副组长，具体负责试验工作。李公达向周详细介绍了攀枝花矿试验的三个方案（高炉、电炉、“三高”）。试验过程中他热心支持周的工作，及时搜集电炉和“三高”组试验情况，供高炉组参考，并多次抱病到承德参加冶炼试验方案的讨论和了解、研究试验中出现的情况。

　　承钢高炉冶炼试验从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４日开始到同年５月，经历了４个多月时间，在试验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解决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的根本问题，决定了攀枝花矿高炉冶炼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