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辛亥专题］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修订版）ZT -- 柴禾儿妞
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词之间微言大义，使乱臣贼子惧。20世纪之中国，犹如春秋大梦，又如英人霍氏所称，“极端的年代”。乱臣贼子百年来绵绵不绝，以致细民蒙难，小子枉送性命。笔者无意重叙历史、反弹琵琶，不过追本溯源，举我心目中之荦荦大者，以彰显个人化的褒贬和史观，不敢使后来人惧，只愿在千年之际，以慰吾国百年来死于枪火、死于党争、死于领袖之手的无辜信众，及千万黎民。
我所谓之荦荦大者，即在二十世纪无视传统的暴力革命浪潮与建立在两千年专制废墟之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现代党治国家的模式中，成为始作俑者的人物孙文。本文想要指出的一个事实，即建构美丽新世界的乌托邦暴力主张及为人称道的救国救民、天下为公的高尚情怀，是如何在现实政治和专制土壤中渐渐蜕变，而走向独裁与穷兵黩武的道路，给黎民百姓与民族前途留下不可痊愈的创伤。当后人继续为着一个浪漫而血腥的按揭理想国，一代代以个体的命运还款付息时，当时的高歌猛进和天下变色，却显得并非那么重要，那么“非如此不可”。
“中山”，乃孙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为其取的倭国名字，不耻。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为之定夺的名分称其为：孙文。
孙文一生居功厥伟，在乎他抓准了一个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因而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有如林肯当年抓准了一个“废除奴隶制”的主题，使得南北战争高歌猛进，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义立场、及维护州权和联邦宪制的实质。反过来，又有人讲，洪秀全的失败也正在于此。如果太平天国募集设立的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非横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时，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击，十三省黑白两道皆望风披靡也。
可见革命之成败，也全在乎创意及CI，关键要你的旗帜鲜明，击中要害，让信众和黎民觉得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其他枝节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只要冲出一条血路，千年王国便可马上来临。便如商品有了卖点和概念，自然货如轮转，走得快。
但孙文之于辛亥革命，其功绩大半是象征性的。这位出身于夏威夷、拥有吾辈梦寐以求的绿卡的美籍华人（孙文于排华法案期间来去自如，皆凭其米国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运组织“兴中会”中勾心斗角，逐渐取代杨衢云成为第一号党魁。1896年闻名全球的“伦敦绑架案”（清廷驻英使馆秘密绑架了孙文），使孙先生一炮而红，成为世界级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内外革命党阵营中便成舍我其谁的男一号。与此同时孙文开始引起了日本、德国军方和政客的注意，孙先生也于蒙难后在伦敦大出畅销书，硬是将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义的领导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与孙文的“同盟会”并无任何组织上的瓜葛。“共进会”发起人刘揆一原是同盟会会员，在同盟会分裂后另起炉灶，创建了“共进会”。至于“文学社”则是武昌少壮军人自发的秘密会社，会众遍及鄂军各标、营，因而一旦举事便全军哗变，势如破竹，不像孙文依靠的黑社会暴动徒劳无功。这个组织更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
武昌首义后形势逼人，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此时，黄兴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此刻孙文正颠沛流离，在科华拉多州华人餐馆洗盘子）。南京光复，各省遣沪代表公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准备组建临时政府奠都南京。但鄂军功高震主，那肯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坚持要黎正黄副。革命军分裂在即，黄兴坐镇南京，打“五色旗”，鄂军则打共进会之“十八星?锥角旗”。此时袁世凯挟六镇精华一时俱来，兵临城下。刚刚出狱的汪精卫一眼看穿形势，指出平定中国之局面，“非袁不可”。
黄黎两人分别电告袁世凯，如愿倒戈反清，将共推其为民国大总统。回国途中的孙文亦作出上述表示。此时黄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军残局的人选便呼之欲出。孙文回国后以德高望重的男一号身份总领革命军，黎元洪一清廷叛将耳，无力相争。黄兴则黯然出走。袁世凯一看时机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敌将领，一封联衔通电，6岁的宣统帝便乖乖下台。
孙文当上临时大总统，实在是风云际会，天上掉下个肉馍馍。革命一旦蔓延，全国顿成混战。各省咨议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权。革命军撕开战局，却无一人具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孙文徒具名望，但手无一兵一卒，于战事又无尺寸之功，十八省军队岂可服膺一流亡书生，上演择贤而王的禅让大典？盖因袁世凯手握重兵，无论实力还是政治威望在当时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斩乱麻，结束战乱，使帝国迅速平定到民国的唯一人选，也只有这位前相国才能压得住台面，使十八省咨议局雌伏。这一点包括孙文在内，每一个具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达成一致，抬孙文出来，不过是招聘一个有名无实的承办人，去和袁世凯谈判罢了。孙文的临时大总统和南京临时政府也是象征性的，主要是给清廷和袁世凯做秀，纯粹的“看守内阁”，等于是先开张，把“中华民国”注册登记了，变成空壳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来接盘。
后来把辛亥革命的伟绩归于孙文一人，尊为“国父”；将革命的失败算在袁世凯头上，斥其为“窃国大盗”。也是另一种春秋笔法，实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将改革开放的功德归于邓公一人，或将49年开国的霸业归于毛一人，都是对历史的阉割和简化。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凡夫俗子就是这么一步步走上神坛的。
前几天看2000年度经济人物评选颁奖典礼，深万科的王石答谢时说：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象征，我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后面有一个万科，而不是因为万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几分真诚。但我立即想到，孙文和毛泽东之流就没有这般的明智和谦逊。孙文临时大总统的板凳还没坐热，便以民国缔造者自居，从此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向武断刚愎的个人独裁。
再说袁世凯。愚见以为他是辛亥年间缔造民国的功臣，而非大盗。袁先生为人诟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其二已有分说，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细想当时，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世凯刚刚过世，中国接下来将会是什么局面，反倒令人不寒而栗。
至于袁在戊戌政变中倒向后党，常令壮士扼腕长叹，仿佛袁世凯只要尽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围住颐和园。今日之中国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实细想当年情势，谭嗣同实在比后来的孙文还要激进、尚武，且有着索罗斯般的政治投机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乱臣贼子之一。
袁的选择，无论站在趋利避祸的经济理性，还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无可厚非。起兵谋乱、逼宫后闱的创意，换了是我，不吓得半死！
袁世凯一生的个人污点，全在于恢复帝制。这个当了几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终还是觉得皇帝的行头才是中华老字号的正宗，非要过把瘾才死。固然遗臭万年，成为两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却不可一棍子打死。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称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说近现代史上，只李鸿章、周恩来或可比拟。我想也是。何况短短几年闹烘烘的共和，如何可以将千年帝制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一笔抹杀。因此我倒觉得，帝制的真正寿终正寝，并非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而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至于帝制背后“君为臣纲”的意识形态，则更加命长，在以后的孙文乃至毛泽东身上，仍然还一以贯之。
袁世凯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 ，到1907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6年间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以上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能星火燎原，难说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又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因人废行，并习惯于以道德论人，只说袁大头是彻头彻底的坏蛋，是大奸巨恶之人。其实恢复帝制不过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受损最大的还是袁世凯自己。而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千万黎民的影响，实在是无关于痛痒的。本文全篇欲想指出的一点，便是在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浪潮之中，一个抱着为他人为民族肝脑涂地的人（比如孙文）往往留给历史和民众的，却是无尽的劫难和百年都难以消除的恶果。并且自己（也比如孙文）最终也从天使堕落为撒旦，走上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道路，与革命所欲指向的封建的政治因素反而一拍即合。反过来，一个所谓大奸巨恶之人（比如袁世凯），认真想一想，他究竟给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恶果？我倒觉得他反而给历史多少还留下了点点滴滴的改良和演进。像这么两个人（孙文与袁世凯）之间的差距，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大。而且究竟谁是真正的天使？谁是真正的撒旦？也是难以分辨的。
至于袁世凯“二十一条”卖国事件，才是其一生中真正犯下的罪愆与污点。但此中亦有隐情，容后再议。
说回孙文。为什么不把袁世凯列为乱臣贼子（理由如前。至于称帝一事，非乱臣贼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并称为20世纪之僭主，须另文批判），反而指证孙文为乱臣贼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纪之中国大有人在。如汪精卫一代文胆，不惜一死，去行刺摄政王。我不算他是乱臣，皆因他是个人行为，书生意气。贺龙如李逵般轮起两把菜刀，难说刀下就没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贼子，因为他代表了最底层民众在苦难中的挣扎。但孙文不同。孙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组织的暴力与恐怖行为，并信奉独裁。以敢死队和雇佣军的组织力量，及百折不挠的墨家精神，一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极端年代”的黑幕。
乱臣者，对于孙文具有两重意义。以“二次革命”为界，前期的孙文所乱者，乃满清之帝制也。我称其为“乱臣”是对他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褒扬。但二次革命之后的孙文，迅速背叛了共和和民主的精神，无法从革命的暴力手段中自拔，在“革命大义”的崇高名目下回归君王一般的独裁政治，成为一穷兵黩武的党魁和军阀，甚至模糊底线，不惜背叛民族的利益。此时之乱者，乃是乱共和、乱民国，并以“天下为公”的名义而乱天下的黎民性命。这时我称他为“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孙文加入黑社会组织“致公堂”，进入历史悠久的洪门。企图借助地下会党的人力、财力支持他的武装革命。不久，孙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孙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对“致公堂”的不满，信中称他的第9次起义之所以失败，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国分会答应报效5000元，却只给了1900元。
孙文的革命全靠金钱支撑，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诚、包玉刚也要皱眉头。1894年11月24日孙文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据历史书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其实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兴中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org”，而是一个“.com”。类似于今日南中国出现的民间“银会”。“兴中会”会员每人须出“底银”5元，“股银”则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将“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写明，除尽忠报国以外，“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而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兴中会章程第8条）。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孙文实在是一个有商业头脑的政治家，等于以报国为名，大搞传销和“老鼠会”。不久，孙先生便卷款13000元，匆匆赶回香港和杨衢云洽谈资产重组去也。
海内外热血华人的捐输，填不满孙文一次次街头暴动的花销。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孙文开始为筹款不择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未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再次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见刘揆一《黄兴传记》）。
1901年，孙文自新加坡去法国。在巴黎经安南总督牵线，法国政府同意借款1000万元扶持孙文的革命（在孙文《将赴美洲致各同志书》中伪称借款人为某法国资本家）。孙文为此开出了什么条件，因此事后来未成，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护国运动”中，孙文又暗中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来，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后收受日本军部接济140万日元（折合当时美元约70万元），开日本军国主义介入中国内政之先河。孙文一再接受对中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军国主义者的“黑金”，此不为乱臣贼子，何为乱臣贼子？
“护法战争”中，孙文为达“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价，当府院之间正为是否对德宣战闹得不可开交，他通过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接受德国政府贿赂的“黑金”两百万银元（见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报告USDS893.00\2707号，及战后德国档案德国外交官秘密报告）。拿到这笔款子，孙大总统再次振臂一呼，几百名因议会解散而失业的“国会议员”，和程璧光（甲午海战中亲向日本送递投降书的家伙）的海军第一舰队便簇拥着他，浩浩荡荡南下广州，向主战的段祺瑞宣战。
收受黑金，勾结倚重秘密会社，自孙文始作俑，便成为国民党的光荣传统。从他的关门弟子蒋介石，到今日台湾政界衮衮诸公。影响及于百年之后，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义与独裁
20世纪中国恐怖主义之先河，也自孙文始。孙博士并非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其穷兵黩武之处，为革命目标杀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宾时期的罗伯斯庇尔。他一手策划的所谓“十大起义”，无不充满刺杀和公共场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为例，孙文亲手写下的企划案说：光武装攻打督署还不够，还要“四处放火”，于城内各处“施放炸弹，以壮声势”。
1918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孙文发生冲突。孙氏登上军舰，下令炮轰位于市区的督署。那舰长不是国民党员，坚持说怕伤及无辜，不肯开炮。孙文勃然大怒，竟然推开炮手，亲自点火放炮。孙先生没当过炮兵，这一炮命中几何，杀人无数，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孙文，尚倾心于美国制度，呼吁共和与民主。同盟会员也大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颇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后，一方面屡受挫败，孙文日渐感到同志般的党员关系对他的乾纲独断钳制太多，慢慢权欲膨胀。另一面则苏俄的列宁主义崛起，对孙文刺激颇大。1913年9月27日，孙氏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将国民党改组为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孙文竟然要求每一个人入伙时按指印、立誓盟，并向他本人宣誓效忠。这种从黑社会学来的作风及独夫的姿态，不要说具有民主主义背景的同盟会元勋们，就连每一个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党人也实难接受。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弃之而去。蒋介石等少壮派武人则趁机加入。后来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人悉数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执意反对，条件之一就是除非孙文废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这一套帮会作风。从此，国民党在孙文手中（而非像常说的那样在蒋介石手中，说蒋背叛总理不过是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宣传，蒋介石其实是孙文一脉相承的信徒），渐渐变成独裁政党，孙文也再非善类，逐步成为他梦寐以求的列宁式的强硬领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决不会像基督将军冯玉祥一样仁慈，肯定和列宁一般手起刀落，将故宫里的满清孤儿寡母统统杀掉，一个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罗伯斯庇尔那样光天化日的杀，而是像列宁一样悄悄杀，杀了胡乱埋掉，打死都不认帐。）
暗杀革命元勋、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就是一例。光复会是革命党的第二大股东，其领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与孙文不合。尤其是陶，与孙大总统自1907年起便交恶。1912年孙文一派与光复会争夺浙江都督一职，陶成章呼声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驰电声援。陈其美秉承领袖意旨，派出年仅24岁的杀手蒋志清（介石），于1912年1月14日深夜2时，潜入上海广慈医院，连开数枪，中颈、腹部，将陶成章射杀于病房。
嗣后，蒋介石潜逃日本。孙文电函陈其美，表示“不胜骇异”，责令陈“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
陶死后，光复会便一蹶不振，再无与孙文争风之力。蒋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后在日本正式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得到孙文器重，爱不释手。
三、出卖国家主权
前述孙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领取日本、德国、法国的津贴，到底有些什么出卖主权的协定，虽有谣传，不能一一坐实。但在“二十一条”事件中，其无耻无义、不忠不孝，确是铁证如山，拿什么崇高的革命借口来都不能自辩。
1914年欧战爆发。日本人趁机（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时为国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遂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顾维钧（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长）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国际间的奥援和干涉。孰料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海外留学生群情激昂，将消息传回国内，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标的孙文一看机会来了，竟然枉顾民族利益，认贼作父，与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条”，主动承诺出让与日本，条件是日本出钱出力支持他及其党人推翻袁世凯。
早在1914年，孙文便通过其密友，日本政客犬养毅，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线。他于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极尽恭维之能事，并在信中慷慨允诺，一旦返华主政，当让与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军事及经济特权。
无奈孙文当时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对他的空头支票不感兴趣。但孙文密函中所提出让日本之主权，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出“二十一条”之蓝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条”引发全国反日浪潮时，孙文旧事重提，于当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务部政务司长小池张造（孙博士的日本朋友还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议，怕鬼子不答应，还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码，出让之中国权益更加具体，让日本人不忍拒绝。
（以上情事见战前日本官方档案孙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终极目标”，可以驱使一个革命家为达目的，细民可以杀之，小德可以出尔，连民族大义和礼义廉耻也皆可抛去，而甘为独夫寡人，乱臣贼子！
四、内战与分裂
20世纪中国之内战绵绵，和南北分裂，说到底，始作俑者还是这位孙先生。
孙文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仅次于孙文，并在继续的暴力革命与议会宪政斗争的不同道路选择上和孙文势不两立，不死于袁世凯，在1913年清党中恐怕也要被开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样被自己人干掉也大有可能）。党内对孙文借机挑起战端便意见纷芸，很多人不愿内战，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废（孙文逃到日本后痛定思痛，开始领悟到独裁是多么重要，并日渐倚重蒋介石这种敢作敢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条”激起反日浪潮后，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领袖黄兴等人，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并呼吁为袁撑腰与日本交涉，全国民族一致对外，一面争取国际奥援，一面准备对日作战。但孙文却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与日本政府勾结，出卖主权，收受黑金，企图以此为契机，夺回大总统的宝座。
袁世凯归天，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与段祺瑞闹起“府院之争”。张勋事后，段氏再造共和，于1917年解散了老国会。孙文这位“继续革命论”者，认为时机再次降临，又如前述勾结德国政府，凭着“两百万银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谓“护法战争”。这一次年已51岁的孙文再也没有耐心了，干脆割据广州自立，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对外宣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
请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凯收拾残局至此，全国基本上维持了统一。孙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开军阀混战之先河，是自同治中兴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于今日。
孙氏一面拿着外国政府的津贴和黑金，一面以此财力组建“雇佣军”（陆荣廷、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一次次挑起内战，制造分裂，迷信武力。试问：这样的革命先行者于国于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国若不是身陷长达十几年的内战，日本岂会长驱直入，救亡又怎么压倒了启蒙。事实上，孙文终其一生，连个区区广东也弹压不了，反而穷兵黩武，让广东子第民不聊生。与此同时，袁世凯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在经济、治安上都建树颇多，比如袁世凯在1914年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的地方行政试验制度。以及阎锡山于1917年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的“山西村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得寸进尺发动内战、大搞独裁的十年间，中国北方各省局势稳定、各项民生事业得到渐进发展，地方议会的建设日渐繁荣。20年代初，一场鼠疫自东北边境开始，迅速波及华北各省。北洋政府的卫生部门体现出极高的效率和医疗水平，成功制止住鼠疫蔓延，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从10年代末到20年代，有人称之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个黄金十年是绝不包括孙文控制下的南方军阀治域的。
1920年，孙文又搞到一笔款子，再回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主张武力北伐。广东督军陈炯明（老同盟会员，黄花岗起义的暴动队长）表示战事甫息，宜休养生息。不如发展民生，谋求联省自治，再徐徐图之。但这种渐进循序的改良路径，大总统哪里听得下去。两人发生矛盾。加上陈一贯反对孙文借俄国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明：“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可见孙之秘密外交在党内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苏俄代表在漳州与陈秘密会晤，允诺资助陈的南方军队完成统一，条件是中国放弃外蒙。陈炯明断然拒绝。孙文得知后大怒，对他视之为“十数年之卵翼”的陈失望之极。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1922年9月18日，孙在上海发表“告党员书”，宣布陈炯明背叛革命。而后陈的部队公开炮轰总统府，双方正式决裂。陈炯明致吴敬恒书中曾说：“南宁劳军之日，欲演烹狗之剧，事后闻之，毛骨俱悚。”
孙文早已不是那个甘愿抛头颅（现在只想抛他人的头颅 ）、下油锅也要救国救民的热血男儿，他不甘心只是做一个在野的精神领袖，和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品。他在几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绝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他对于当初民主和共和的目标早已从内心丧失信仰，抑或根本就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对于民主的信仰。他的真正的信仰，就是暴力革命和君为臣纲。
早年的?O文制定“革命方略”?r（1906年），把革命建??事?I的措施程序分作三???r期：第一期?檐?法之治（三年），第二期?榧s法之治（六年），“凡??政府?τ谌嗣裰??嗬?柳?眨?及人民?τ谲?政府之?嗬?柳?眨?悉??定于俭法。??政府陪地方阻??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则????法之治。之后随着孙文的独裁倾向压倒民主倾向，对于当中这个作为过渡时期的“约法之治”，进行了多次修改。等到1924年孙文发表“建??大局”?r，建韵的程序也分作三???r期，但第二期的提法变?椤坝?政?r期”。并只字不提关于??政?r期的“俭法”问题，更无??政?r期的年限规定。这时的孙文，已经完全以上帝的牧羊人自居了。1956年，毛泽东曾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训政”。这个作为借口的无期限的训政，在孙文手中，已经不是通往宪政的必经之路，而成为了挡在宪政前面的太行王屋。
行文至此，看见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警惕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的政治图谋》。又忽忽想起1925年孙文如愿所偿的病逝于北京，章太炎先生遥寄的一副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王怡/2001/1/11
2001/9/10修订
历史的可能性：辛亥年的张惶
○王怡
经济史家诺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在一切人类的自发演进秩序当中，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改弦更张的。这个意义上，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吾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亦说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是我在这里无力作出的，但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表白：“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如果我们将“秦始皇加马克思”理解为一半的“路径依赖”加一半的西方资源，那么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和君王思想。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力量都义无反顾地坚决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对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着墨甚少，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于威权的迫在眉睫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无力为继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特意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总统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超越政体，问到了“道统”的层次。孙文答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里，方才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这位乡绅体现出对于道统的难得的关注和清醒。并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于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所允诺的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却遗憾的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一百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像孙文所说“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包括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对于“回到百姓中间”以及成为一个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品的心有不甘。
尽管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的。但在1911年娜拉出走之后，三百年之王朝与两千年之政体灰飞烟灭的关口，却毕竟面临着社会“范式”的巨大改观。历史在此时撕开了口子，最大可能的向这个古老帝国和文明敞开了未知前途的可能性。
尽管历史不可因假设而变更，但对于历史路径的假设却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让我们回头看看错过的东西为什么一再被错过。看看在辛亥之后，历史在每一条路口的张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
一、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民弱的深恶痛绝，又有没有对于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呢？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成为问题。因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本土革命理论。事实上，就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 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月8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 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是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实在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成为袁世凯的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社会名流们的态度也很明确，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就将首先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非意识形态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专制主义形成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
贡当斯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而辛亥之后长达百年，中国的政治始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痛苦挣扎，沦为漫长的“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当斯）的僭主政治。当道统的象征被毁，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事实上，“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彻底吹灭，新的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建立之前，新的统治者光有枪杆子是远远不够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1928年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的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政治伦常，即“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的复辟，所谓复辟只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应。袁世凯上台后的政治实践，并非简单的个人野心的膨胀。从制度的深处看，府院之争和集权倾向都是君主制被废止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必然冲突。我自己的设想，如果是孙文继续就任大总统，这种冲突将比原立宪派出身的袁世凯只会来得更加凶猛。
缺乏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到“君主制”的本土资源下，方能维持住事实上的集权体制。用后人评价蒋介石的那句话“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来评价袁世凯，就是“民主无量、唯有独裁”。一个事实是，自君主制的政体被废，道统独存，中国一百年间事实上作为“天子继承人”的僭主不断涌现，唯一的区别是，自袁世凯之后，集权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便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政教合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传统，再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直至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有论者指出，袁世凯之所以在民初战胜革命党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乱世之中人民渴望强权人物，而袁世凯当时被普遍视为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的强势人物。他的较革命党人更加温和稳健的主张更加符合当时国内大多数人的立场。所以废除君主制的做法无疑是为此类强权人物的僭妄提供了条件。直至今天，余英时所说“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仍然是中国社会每一代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及其广泛追随者的主流思想。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排满”其实是这场全国革命暴动的本质。梁启超在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后便意识到这个难题，他派人去上海、北京活动，意图说服清室“改中华国，从汉姓”。又建议说把孔子后裔“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可惜杯水车薪，无力扭转局势。
阿城在谈及台海形势时开玩笑的说，倘若君皇尚在虚位，两岸的死结便只有“皇帝老儿有面子作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所以阿城感叹道：“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虽是小说家言，但按前面的分析继续看，虚君立宪的主张若能在辛亥年的众声喧哗当中侥幸得以确立，两岸的死结也许根本就不会结下。恰恰是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制高权的苦心经营留下了余地，撕开了更大的口子。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这次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记作者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殊有不同。有史家认为各有不实之处。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CEO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道统”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其贵而虚其位。而孙文在这时的态度便反映出其只反“政统”、不反“道统”的立场。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 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charisma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似乎也可以略略看见。
宋教仁最终在压力下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独裁的总统制。
关于大总统的推选过程亦是意味深长。最初的人选有四：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文。黄兴受各省推举，但坚持在孙文归国之前不组织政府，并在总统的选举中极力主张孙文，于孙文的当选功业不小。袁世凯如果反清，则推举其为民国首任大总统，这基本上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致的意见。西方列强亦纷纷表示非袁不可。同盟会内部对孙文也一直有不同意见，章太炎、宋教仁都不赞同孙文。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文最终以16票当选，可谓众望所归。
这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记名投票推举最高领袖的选举，望前看意义深远，实在是振奋人心的进步。朝后前也是意义深远，其出炉过程一举开了吾国领袖人物选拔之滥觞。
就在12月26日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由于黄兴的努力，大多数人主张推举孙文为总统人选，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形成决议。3天之后，来自17省的代表投票选举，候选人除孙文外，还有黄兴和黎元洪。但此时总统人选盟内已有定论，这一定论并非秘密，而流传至盟内外皆知。由同盟会掌握的省份自然是服从党议，其余各省则几乎完全承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尊重其提名。最终孙文以16票绝对优势当选。
即便当时没有同盟会的盟内决议案，以当时情势论，孙文的地位业已是舍我其谁，当选总统自然是情理中事。但这一选举在宪政体制的开篇序盘，便在“正当的程序性”上开了恶例，革命党超越于国家政体之上的党治国家模式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自此以后，直至21世纪初，吾国国家领袖的选举依然追循着这一模式：即先由革命党对重大人事变动和制度创设形成党内决议，再以此决议提交名义上的立宪机构正式表决。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坚持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总统制之后仅仅3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仓促的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度的的大转弯，完全采纳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想起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此举实在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孙文将自己任大总统时绝对无法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套在了袁老三的脖子上，让他去尝尝消解道统的滋味。如果说此时即将卸任的的孙文，其思想当中对于英美体制的推崇占了上风，意识到了君主道统的存在和自己所谓五权分立的必要，那么3个月之前踌躇满志的孙大总统，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就是先知先觉，就是绝对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度”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获得了一个实践的机会，至少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这一切是决不会发生在孙文的总统制下的。宋教仁若是胆敢逆孙而动的话，第一个要杀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孙文。
所以上面笔者认为，袁世凯上台后的府院之争，实际上是道统与政体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普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也是孙文当初坚持总统制的原因），希望总统事实上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所以袁唐之间矛盾升级，唐绍仪的第一界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会对唐绍仪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袁世凯最后暗杀宋教仁之举，要换了孙文，只会是杀得更早、杀得更为坚定。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抑或是当时大多数的民众，骨子里面的“道统”都是如出一辙的，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袁世凯在1912年就对新闻舆论和政党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凯，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其他一些议员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一结果让孙文大为光火，表示极大愤概。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票，改变原议而决定定都南京。这个例子是对余英时先生“君权还在不在”问题的最好回答。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但这个努力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局。宋教仁的被刺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自由的新闻媒体曝光，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主张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解决，和孙文发生分裂。结果由于孙文的激进革命主张，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的结果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一旦。袁世凯的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要性，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于是以二次革命为界，放弃宪政框架在海外重新组织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的孙文，开始完全倒向作为本土资源的君王“道统”。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的后果就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转型。
三、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有论者认为，清朝设立省制，中叶之后，各省督抚权力日益扩张，尤其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地方大权慢慢移至汉人之手。这是大一统的皇权思想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辛亥之后帝制被废的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
宪政体制的根本之处在于对权力的程序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一定是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渊源。即所谓“共和”是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上。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乃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资源并非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是作为“道统”的春秋大一统，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及其意识形态。
以孙文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人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超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一个章太炎。他在民国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但对于导致美恶之间的专制主义道统，章先生也是缺乏认识的。孙文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段时间，曾真心诚意的推崇袁氏，主张同盟会为袁世凯的强势政府让路。他和黄兴都宣布退出政治舞台，转而经营实业。并对宋教仁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这一思想与孙文当年坚持总统制的初衷是如出一辙的。即信奉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从组织秘密会社开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独裁党治（1923年国民党党章取消了领袖的选举制，直接任命孙文为党的领袖，并规定其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孙文再也不必担心他的建议像当年定都南京的提议那样被代议机构否决了），可以说越演越烈。事实上，通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最终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国体问题解决了之后，接着便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政制问题。无论孙文还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当时所领导的事实上都是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在清末袁世凯主政的7年间，作为开明的立宪派人士，袁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省设咨议局，进一步将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皇权衰微的局面引向立宪制的方向。这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能够得到全国响应的重要原因。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举重若轻，一夜之间宣布独立可谓水到渠成。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这时候最重要的分歧开始出现。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都发生在在春秋大一统的道统之下。在这种道统之下，地方势力被称为“割据”。最终将会出现一个胜利者一统天下，恢复中央集权的皇权政制。而辛亥年间所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历史路径所形成的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地方自治局面，如果能够在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的合法性当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比如联邦体制和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就可能有助于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道统。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之后，再一次推动两千年中央集权道统的灰飞烟灭。做到了这一点，方可说终于不再行“两千年之秦制”。
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和孙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袁成为“天子的继承人”后，先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政治传统没有在一个独尊的领袖之下的分权理论，所以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这些举动事实上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默许。接下来袁世凯一改当年推进地方自治的态度，开始循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思路对独立的地方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孙文二次革命后，在南方与陈炯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也是孙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的英美式思想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孙文拥有美国护照，长期居留海外，早年受英美道路影响较大。然而事实上，孙文思想当中作为本土资源的 “两千年之秦制” 的道统深入骨髓，其对英美民主宪政的理解远远不及宋教仁、章太炎乃至陈炯明等人。如本文前言所述，在秘密会社的革命运动中，那种专制主义和乾纲独断的组织手段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专制手段与民主目的之间的那条鸿沟，在革命屡受挫折之后，孙文实际上已经慢慢意识到了。这是他改弦更张，从英美式的革命蓝图走向苏俄式独裁党治，实行先知先觉者对大众无期限“训政”的重要原因。从孙文、袁世凯到以后滚滚诸公，如毛泽东所说，都是在“秦始皇”的底子上往上面加其他的西化资源。辛亥之后一百年间，超越了“秦始皇”道统的政治家，一是坚持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宋教仁，二是坚持省内民主改革和联省自治道路的陈炯明。除此之外，几乎再无他人。
1912年参议院通过省官制案，仿照普鲁士的做法，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局之间进行妥协，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制机关。议会自治，省长则由中央简任。这一做法一则照顾到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二则也是袁世凯一贯推崇的德国思想的体现。但即便如此还是遭到各省督军的通电反对。以后再提出“虚三级制”，即虚省一级，变为事实上的二级政府。熊希龄内阁则正式提出废省计划，认为明清政治所以不如从前的原因就在于省一级坐大，所以主张回到汉宋之制，实行二级政府。熊的目的是想以此削弱地方军阀，将地方势力纳入宪政体制来。觉得地方割据有碍于政治统一，这是典型的春秋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原意是削弱地方，却在为中央集权的再次兴起张目。
1913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军民分治，但没有效果。二次革命后袁的声望实力达到巅峰，觉得时机成熟，于1914年6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以后慢慢演变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这一中央集权的胜利完全建立在袁世凯本人一时的威权之上。所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省即刻恢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此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中国处于所谓“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是我们在大一统思想下对于1916―1928年历史的一种简化。事实上，一百年来君权嬴弱下的地方自治局面在此时终于达到高峰。袁世凯的死则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既无皇帝、亦无僭主的威权人物的“真空”时期。如果地方势力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如果宪政实践能够为地方自治提供新的合法性的依据，如果真正对君权道统起到冲击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能够提前；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在新的“天子的继承人”出现之前。那么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统就完全可能在事实上的强有力的地方自治之下得以瓦解。“两千年之秦政”亦将失去最重要的根基。另一方面，地方的分治也势必在横向的维度发生作用，削弱中央的政教合一。尽管这一切有着我们太多的假设，但历史的确在此时此地敞开了可能性，以军阀混战的代价给予了中国再一次消除中央集权思想的机会。
各地的军阀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山西的阎锡山和广东的陈炯明，另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于世。他在山西推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的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和教育。袁世凯在1914年曾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阎锡山秉承其志，于1917年推行“山西村制”，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成效斐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就在孙文在南方穷兵黩武、梦想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十年间，北方各省一度出现进步的趋势，各项民生事业持续发展，除了少数军阀，大多数地方主事者对内都较为开明，积极兴办各项事业。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老粗比如山东的韩复榘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内地许多县分上的教育和公共设施，还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成绩。
陈炯明受西化教育影响甚大，早年活跃于广东咨议局。他主政期间，设立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沿着更加民主的道路改革广州政府，促成了地方民权法案的出台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20年代，他是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与此同时，孙文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点滴进步似乎毫无兴趣，与反对武力统一的陈将军发生极大冲突，直至双方破裂。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二则这种看法取决于对于“统一”与“割据”的认识。在中央集权的思路下看，军阀割据即是分裂。但事实上全国的立宪政府框架依然存在，全国在名义上维持着政体的统一（却不再有道统和威权的统一），军阀割据不过是走了样的地方自治。这种局面最终在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下被武力消灭，而不是在联邦制的现代合法性依据下演变为“秦制”之外的新的选择。等于白白的割据了一回。历史的起承转合，实在令人气馁。
四、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
在革命胜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秘密会党同盟会应该何去何从？革命者的下一个身份又是什么？孙文黄兴等人对此全无理论、其做法幼稚之极。孙文的思想如前述，主张总统制，信奉独尊的领袖人物。他一度对袁世凯充满信心，甘愿让路。于是决心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具体从事修筑全国铁路的工作。
孙文此时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出自于梦想国家昌盛的民族主义目标。并非意识到经济和民间社会的独立之于民主政治的关联。至于另一个想法，则是主动从事一个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政治舞台让与袁项城一个人去表演。这一点往往在道义上为后人称道。但孙文的此项选择，如上述分析，重要的并非与个人道德有关，而是与其骨子里对不受制衡的强权的崇尚相一致的。作为最重要的一支现实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不在宪政框架设立之后去推动和稳固其发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要的批评与监督的力量，不去从事政党政治的建设，反而舍本逐末，去搞铁路建设。这是孙文在辛亥之后巨大的失误。也反映出他留美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却实在过于肤浅。以革命党人半壁江山的实力，倘若同盟会在孙文的领导下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积极推进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致力于消解君权道统。那么民初的议会政治和宪政实践的高峰将不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而终止。孙文有这样的实力，却自愿放弃了将袁世凯拉入宪政体制的努力。不仅如此，反而还对宋教仁的此种努力多加批评，认为他没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袁核心的想法上来。这种自愿放弃的原因，正在于孙文本人专制主义“君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无端的赞美其高风亮节，不过是一种对历史伦理化的误读。
但另一方面，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却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体现了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而孙文的态度却坚决反对改组，他似乎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于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而孙文的方法则是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开宪政框架，再次诉诸无止境的暴力革命，从此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
如果说继续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背叛了宪政。那么二次革命后，我们看到孙文致力于建立的恰恰是一个非宪政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地方政权，将政党慢慢驾驭在国家代议机构之上，形成现代党治国家之雏形。当北方的总统多少受制于宪政框架，不断发生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文在南方已经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独裁军政府，成为君权道统下的新的继承人。南北双方究竟哪一个政府更加民主？更加具有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距离专制的君权道统更远？自由主义政体的失败和现代独裁政体的兴起标志着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也许这是辛亥之后必然的结局。而历史的最终走向，如同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下的，“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便一直受着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党治与训政―笔者按）”。
对于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姿态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对于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对民国军队事实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的一张可以随时揭竿而起的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化的方向。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其实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开展议会政治的题中之义。意即放弃对军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既非袁世凯所愿，同时也与孙文的设想并不符合，反而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如何将一个革命党融入革命成功之后的宪政体制？使其在宪政的框架内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一柄高悬于宪政体制之外的达摩利克斯之剑，和专制道统的现代载体？可惜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迷失，从不问政治的极端走向推崇党治国家的极端。从此国民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只能等到8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才可能得到历史的又一个机会。
君主立宪、联省自治、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激情势不可挡，在辛亥年间历史向中国敞开的岔口上，也许其实有机会一一成为现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似乎势不可当的暴力革命主张又是如何从历史的路径中生长出来，使得一切妥协和渐进的选择都被革命领袖所藐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来自于中国本土的造反者传统，还是来自于西方的某种思想资源？但这已是本文无力探讨的了。
当完美主义者的建构理性一百年来，被证明总是破坏大于建设，在历史的所谓“路径依赖”面前，不免令人气短。中国社会自辛亥以来的“范式”转换，布局似乎不错，中盘却一塌糊涂，“两千年之秦政”，经过了无数次革命，经过几千万同胞的尸骨，也不过得到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局面。现在能做的，已经年无非是开始收官，经过精心计算，也许可以争取赢他个一目半目。接受现实，力求改良，告别革命，反对激进，是辛亥年的张惶留给后人的教训。心有不甘者欲想推倒重来，那都是想也不应该去想的。
悲哉快哉，以为辛亥革命90周年之纪念。
王怡/2001-10-04于包家巷
主要参考书目：
朱育和等 《辛亥革命史》人民版2001年
薛君度 《黄兴与中国革命》 湖南人民版1982年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社科1994年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革》苏人版1995年
《梁启超与护国战争》
余英时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苏人版1995年
辛亥革命虽然按照美国的立国精神建立了共和制度，权力中心却并没有转移到由约法（临时宪法）所规定的共和制度的议会和内阁，而仍在军人袁世凯手中；袁死以后，实权继续在各省的军阀手中。孙中山为建立统一的民国政府，对各地军阀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他的“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中国的统一大业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基本完成。
避开北方、南方军阀长期地执掌大权的历史背景，避开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军阀斗争的历史过程，抽象地谈论所谓“民主程序”，或者以军阀的“法”为准则来衡量孙中山的政治活动，从而为军阀统治翻案，否定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是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文章的基本手法。
这位中共御用学者、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特点就是要违背历史起码常识，其基本精神则是给民主法制的大敌──军人强权涂抹“民主法制”的光环，给中华民族当时唯一的正气所在──孙中山的事业和人格以编造的事件抹黑。
孙中山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发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只是解决民族问题，民权和民生也必须解决：同样，也不可能光解决民权或者民生问题，必须将这三个问题一并解决（虽然每次各有侧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至今无人超越过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佳方案，这是孙中山先生独到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并不因为历史出现曲折而失去其光辉，相反，在黑暗中更显出其明亮；孙中山先生的人格魅力，是他在长期的困境中吸引人们追随他的无形力量。
显然，光有学说还不够，必须有事业和领袖的人格相结合；同样，也不可能光是有改变社会的运动和个人的人格魅力，必须要一并具有。
对于为军阀涂脂抹粉的文章的反驳，在今年春天的《传记文学》上，有胡志伟的有理有情的长篇文章连载，在《明报月刊》第十期上，有容若的清晰扼要的论述。我在此仅作补充阐述。
一、军阀政治的初始
太平天国时期的大动乱，使得地方军人崛起，但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都没有篡位的野心，而是维护北京的统治中心，所以他们并没有成为军阀，只是开始了清代地方军人拥有军队的先例。
满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他的势力分散给了他的众部属，军阀政治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与传统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传统思想把行孝道当做行仁之本，当做天经地义的行为准则。任何人在家庭内部必须行孝，总是以爱亲人为起点；在社会生活中则抽掉仁爱的内容，行孝方式就是忠君，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汉具备刍形。信奉儒家的曾国藩、李鸿章虽然统率天下大军，他们作到了忠君。但是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以小站练兵起家，他同样拥有军队，却先后出卖了光绪与宣统两位皇帝。等他称帝，他的部下们学习他不忠君的榜样，照样把他给卖了，这些割地为界的军人便成了民国早期阻碍中国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主角。
军阀们也有其时代根源。因为既然忠君观念过时，那末该忠于谁？孙中山在去世的前一年演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说，他自己有一次偶然到一家祠堂去，发现墙壁上的“忠”字被涂抹掉了。孙中山说，忠君虽然不好，但是忠于国家还是必须的，可见其时社会心理的混乱状况。至于民主思想，与拥有势力的军人们几乎绝缘，哪个军阀没有帝王思想？
军阀形成的条件，早有学者论述道：“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产业革命未臻成熟，而农村经济已破产。农村因而随之崩溃，农村的壮丁乃流为游民，这些庞大的游民群众，在一方面变为民主势力形成的障碍；在另一方面适使军阀得有挟多兵以自重的机会，因为农村颓败，农村壮丁过剩，流为游民，唯有‘兵’和‘匪’两条出路，兵多匪多，匪多兵多，兵匪不分，军阀于是坐大。”（注1）加上国外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及部份地域经济的相对封闭性，以及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也有利于军阀割据的出现。总之，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旧制度交替和思想文化互相影响时的混乱，是军阀割据出现的外在条件。
关于军阀的定义，各史家见解接近而各有所重，近代史专家张玉法关于军阀的定义是：“军阀一辞，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者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民国初年的军阀，多为各省的督军，也有较督军为小的将领。这些军阀，进可以操持中央政治，退可以割据一方，无论他们的权位如何，他们都以武力为后盾，以保有并扩张自己的权位，忽视国家的秩序法律。”（注2）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他的主要部将就为争夺权力四分五裂。不仅仅袁失去了再统一北洋的威望，其他的军人更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统领全局。最有势力的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想登总统宝座，张勋想要宣统复辟，倪嗣冲则死保段。北洋军人的分裂势在难免。
袁世凯死后，有三系主要军阀，其中皖系、直系是袁世凯的直接下属。皖系的段祺瑞，包括徐树铮编练的四个旅和四个师，嫡系部队有大约六万多人，政治上有交通系和安福系；直系冯国璋，包括保定的曹锟、洛阳的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孙传芳等部，1924年有兵力二十五万多人；奉系张作霖出身马贼，袁世凯死后排挤掉袁的心腹段之贵而得以大发展，在1924年已经拥有兵力约十七万人。
继承袁死以后的总统职位的，按照1913年临时约法所制订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应当由原来的副总统继承，于是黎元洪出任总统，皖系势力人物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皖系掌握实际权力。
于是，立即出现了黎和段的所谓“府院之争”。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以日本为后台的段祺瑞按照日本的意旨，极力主张参战，条件是得到日本的大量贷款，段有了钱就具备用武力来统一全国的重要条件。但是黎元洪总统和国民党占优势的议会坚决反对。在这个刚刚结束皇帝统治的共和国，政治人物对待不同意见的方式，是以势力来强迫对方接受，而不是协商、妥协、包容。于是，段运动皖系的各省督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于1917年4月15日在北京开会，决定参战。由段内阁签署后送交国会。5月10日，众议院开会时，段唆使所谓“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参议院通过参战案，重新上演了袁世凯不久以前为了当皇帝，由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代表请愿团，制造民选皇帝的丑剧：“5月10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对德宣战，段祺瑞竟雇用流氓，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为数三千余人。由段系爪牙，陆军部人员傅良佐、靳云鹏等指挥，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施用民国二年选举总统时袁世凯所用的惯技，扬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方许散会。众议院为之群情愤慨，乃停止会议表示抗议，国务院的全体国务员也相继辞职，整个内阁仅剩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一人而已。”（注3）这是议会和军阀最初的较量。
5月18日，报纸透露这仅剩的一名内阁总理竟然向日本借款一亿，众议院于是决议该借款无效，并且还决定缓议对德参战案。对此，段氏的督军团竟然上书总统要求解散国会，而按照约法规定，总统并无解散国会之权。总统黎元洪只好在22日免去段的总理职务。这一免职决定却立即被参众两议院通过。（但是约法也有矛盾的规定，即在总统签署以后，要由总理副署才有效）
以下之所以不厌其详地要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要说明成为护法运动对象的段祺瑞，这个拥有私人最强大军队的中华民国的总理作事，完全没有丝毫共和国必须的民主思想，与拥有绝对权力的昔日皇帝的所为无所差别。总理拥有私人军队，本身是对西方民主的“创造”，总理如果作事遇到障碍，当然运用军队去除，不然养军队做什么？
被免职以后的段祺瑞去了天津。段系的安徽省长倪嗣充立即宣布“独立”，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紧接着奉天于军张作霖、山东督军张怀之、福建督军李厚基、河南督军赵倜、浙江督军杨善德、直隶督军曹锟、陕西督军陈树藩也宣布“独立”。这其中不包括直系的几个督军冯国璋等，皖系督军则缺乏安徽张勋。倪嗣冲对督军们这样凭藉武力与总统和国会作对的行为辩解道：“黎总统听信群小，排斥正士，暴民盘踞国会，勾结府中，以夺取政权，须以武力驱逐之。”督军们明目张胆把议员称为“暴民”，和总统一致叫“勾结”，因此要以武力解散国会，驱逐总统，夺取政权。这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高层武装拥有者的心理状况的反映。不仅仅如此，督军团还到张勋部驻??的徐州集会，公然要把满清的皇帝请出来，而有辫子兵张勋复辟的一幕戏。很有意思的是，戊戌变法时候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康有为是张勋复辟的主要谋士，梁启超则是后来皖系的主要高参。
段借黎元洪解散了国会（1917年6月13日），再借辫子兵赶走了黎元洪而拥戴宣统复辟（7月1日）。但是，军阀们已经不愿意再当孩子皇帝的走狗，所以过后段祺瑞在皖系和直系军人支持下（日本也给了一百万军饷），只花几天时间就打败了张勋的主力，反而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名。
于是乘此参战，借贷总额达到三亿日元以上。他以参战为名，把扩张北洋的私家军合法化，就野心勃勃地开始了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北洋军阀时代。
以上从袁世凯死后到护法以前的军阀横行的短期历史主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手握兵权的督军们和袁世凯一样，为了夺取和占据国家的权力，只相信武力，任何阻碍他们的中华民国的约法、议会、总统，随时可以废除而另外制造；第二、他们肆无忌惮地横行，共和国的最广大公民们却很少反对表示，似乎民主制度并不和他们息息相关，可见新的外来的共和制度与普通民众需求的脱节，可见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事业的孤立和艰巨。第三、约法被废除，国会被解散，共和国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袁伟时所谓的民主法制的程序进行合法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不存在。
是当帮凶？或在体制内部当顺民？还是在体制外起来维护刚刚创立的共和国？
领导推翻满清而名满天下的孙中山，却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他选择了对抗拥有政权的军阀的艰难历史道路。
是军阀们逼出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袖的护法运动。
二、孙中山对军阀认识的深化
在中共学者袁伟时等的笔下，孙中山被描写成为一个“冀图依靠武力，另立政府”的倾向暴力革命的人，更被戴上了“军阀”帽子。恰恰相反，孙中山在暴力革命问题上，在反袁和护法这两件大事情上，却总是迟迟不动，甚至走在他的追随者的后面。
袁世凯刚刚上台，就完全不遵守约法，他不同意倾向国民党的王芝祥担任直隶总督，竟然不通过总理唐绍仪就任意取消内阁成员，使得总理辞职；参议院不同意北洋军人代替唐的位置，袁竟然让北京军警通电威胁参议院；袁同时在大大增强北洋军队。但是孙中山呢？以为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民族问题解决，连民权问题也解决了，他放放心心让袁领导国家，他只是研究《实业计划》以解决民生问题。既然如此，认为武装力量已经没有用，而且袁世凯控制的北京国库拒绝发给这些革命军队的军饷，在南京的黄兴于是把所统率的五万多军队解散了。以后来历史发展来看，这是重大的错误。孙中山1912年8月抵达北京以后，他和黄兴更被袁世凯迷惑，充满幻想。甚至国民党的国会领袖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舆论一片哗然，孙中山仍然主张：“吾人对此案，尤当慎重，一以法律解决。”（1913年3月26日《民立报》）在孙中山态度转变为强硬时，另外一个重要领袖黄兴仍然主张按照法律解决。当然，这也和国民党人这时候没有力量有关。孙中山是在袁世凯的凶相进一步曝露，和国民党人普遍主张武力对抗的情形下，才终于走上了“二次革命”的道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再次经历了北洋军阀的横行，又对段祺瑞领导国家实行民主法制抱着太大的希望。那时候的首要事情当然是恢复约法和国会，孙中山指出大局已经变化了，“不能再以革命用兵”，还劝老同盟会员们回到本地工作。孙中山助手居正晚年记载：“袁世凯死，孙公发布归复约法宣言。国会重开，黎元洪依法继任。余亦入京复任参议员。”（注4）为了加强议会工作，孙中山派胡汉民和廖仲恺到北京，“并代表总理向总统黎元洪及国务总理段祺瑞商恰国事，与内务总长孙洪伊谋组大党，并进行扩充党务及团结国会议员同志。”（注5）更有甚者，就像不久以前信任袁世凯一样，孙中山命令把各地中华革命党组织的民军解散。居正为总司令的山东民军是中华革命党军队的主力，竟然部份被北洋的山东军阀张怀之收编成为一个混成旅，一个混成团，其余解散，居正自己则到北京当他的参议员了，而且发誓不再带兵（见《梅川谱偈》）。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专家写道：“为什么孙中山对时局既怀忧虑，而又急于收束军队呢？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黎元洪已递补遗缺，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而且照他看来，‘黎元洪随和懒散，不抱帝王野心’，‘他会顺应民心为国服务，而不至于假借权柄以谋私利’。第二，他看到民心思定，翘望建设，因而认为解散民军‘实由于顺应国民心理’。他告诫民军将领：‘今者约法，国会次第恢复，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典兵者要当以大局为念，急图收束、解散，以轻负担而安地方。’……第三，由于段祺瑞、冯国璋曾经在民国元年演出逼宫戏时，通电拥护共和；当袁世凯称帝时，段、冯都遭猜忌，段还遭罢黜，因而与护国军逼袁下台有过沟通和默契行动。所以，孙中山把段、冯与狂热支持复辟的张勋、倪嗣冲之流有所区别。对张、倪揭露其恶，对段、冯则暂持观察态度。……照他看来，‘惟今日人心实皆趋向共和，故旧官僚中全无共和思想者，亦始顺人民之意，表示赞成。’第四，他相信一旦假共和出现，人民一定会奋起锄而倒之。……”（注6）孙中山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没有足够的警惕而轻易解散了至关重要的军队，造成了一再的重大损失。
孙中山从袁世凯复辟到段祺瑞专权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根本推倒军阀，才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与法制，这是孙中山认识的深化，由此走上了武装护法的道路。孙中山于一再的失败中所抛弃的，正是他以为民族、民权都有了，只有民生问题的错误判断。孙中山所抛弃的，正是袁伟时所肯定的。
三、“五大错误”不能成立
中共学者袁伟时完全回避了军阀践踏约法和进行割据的时代背景，以不存在的“法”或者是军阀的“法”为准绳，以“孙中山的错误举措”为题，指出了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的“五大错误”，袁实际是为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南北军阀翻案。
标题：“（一）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袁伟时的论点是：“从全国形势看，当时与张勋的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和法制的斗争。……孙中山此时的身份是普通公民，是在野党领袖，张勋复辟是违反宪法的叛国行为，任何公民都有权用包括使用武力的方式与之斗争。可是，孙中山到达广东时，叛乱已经失败，此时一个普通公民宣布要把国土的一部份变成为‘军事基地’，进而‘建立政府’，显然是不合法的举措。”他的论据是：张勋复辟被打败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符合《临时约法》。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及其他各部总长的任命，在张勋复辟的紧急状态下可以理解，但依法仍需得参议院之同意。”
袁的错误在于，段祺瑞废除了约法，已无法可依仗；解散了国会，已没有合法斗争的场合；并且段极力武力统一全国，用帝国主义给的金钱，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者，哪怕议员。这样，维护“民主与法制”就自然转向了军事手段。以下进一步以两点来证明之：
其一、袁世凯、张勋都解散国会践踏民主制度，段的作为更甚：他对于这个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不听令的国会，不仅仅解散，竟然加以废除，还迅速制造了几乎由北洋的人马组成的段系议会，即在1917年11月10日段召集所谓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1918年8月解散临时参议院，建立了为段氏服务的清一色按照北洋军阀旨意行事的所谓安福国会。他超过了袁世凯。袁专权就干脆当皇帝，段祺瑞同样专权，却制造民主法制外衣。实际上哪里有民主法制？
其二、段一直是北洋军阀中主张武力统一全国者，直系的总统冯国璋因为和南方军阀陆荣廷有勾结所以主张和平。袁伟时谴责孙中山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准备建立“军事基地”护法，可是段祺瑞在做什么呢？“他对解决大西南的方针，系以湖南制两广，四川制黔滇，再利用参战名义与日本军阀勾结，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取得日本的巨额贷款和大批军械，进行武力征服西南的内战。在六年（按，即1917年）8月6日那一天，段祺瑞派出了他的两员心腹大将，命傅良佐（按：这个傅良佐就是公民团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的总指挥）为湖南督军，而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由湖南岳州率领两个混成旅入川，他的计划是以川军打先锋驱逐滇黔军，而由吴光新督镇直下滇黔。另一方面，在湖南他配置了范国璋的二十师，和王汝贤的第八师，作为傅良佐统率征南的主力。”（注7）段祺瑞的第一次征南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袁伟时只字不提段祺瑞一上台就毁法另造国会？为什么不提段立即武力南征？为什么不提段为了武力统一全国而向西方帝国主义大借款？那时候在北洋方面，以湖南、湖北的利益争夺为起点，终于在1920年7曰4日爆发了直系、皖系大战，奉系张作霖宣布帮助直系而渔翁得利，统治北方四年的皖系被赶走。照例，新的军阀统治者又玩弄起新的议会；不到两年，在1922年4月，直系、奉系爆发了第一次战争，不久以后又有第二次战争……。在西南，富裕的四川的众多军阀之间，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也是狼烟遍地，炮声隆隆。在军阀专权时代，真正决定一切的，是武力，是战争。袁伟时声称张勋复辟结束以后，“军事斗争已告一段落，中心已转向维护民主法制的政治斗争”，“民主制度恢复在望之际”等等，显然完全缺乏近代史的基本常识，要不就是任意编造历史。当然，这正是中共一朝的“治史”方法。
武装护法，是时代的需要。孙中山在7月21日在汕头欢迎会上发表演讲道：“中国六年来变乱之原因，正新旧潮流冲突之现象……复辟发生，是旧潮流造成的，共和政体，向为旧派人物所反对，若倪嗣冲、段芝贵等为反对共和之人，亦为反对复辟之人。今天北方起兵讨贼之人，又都是昔日赞成复辟之人，是非混乱，目耳浑惑，是为目今最困难最危险时代。官僚知国民爱共和，又不能不口说共和。今日反对复辟是假的，争后来之势力是真的。势力在手，又要主张帝制，主张复辟的。”（注8）孙中山指出像倪嗣冲、段芝贵这些袁世凯的皖系大将，本来就反对共和，但是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皖系起兵讨伐张勋复辟的人，其中又是拥护袁世凯复辟的人。所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今天”和“昔日”的军阀都是一样的，袁不指明出处，一再断章取义批判道：“一个政治家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危险的。从政治上说，这等于向前清的官僚以及立宪派、保皇党等等宣战，因为他们都是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从逻辑上说，这是荒唐的，因为过去并不等于现在。”孙中山是在汕头的护法欢迎会上讲的话，当然是针对毁法毁国会的皖系军阀，并且已经指名道姓，没有泛指，就是指出了，也没有什么“危险”可言；所批判的军阀就是这样的假共和，哪里有抽象的逻辑可言。下面还有这类近似谩骂而歪曲或者隐瞒史实的语言，不过是肯定段祺瑞是而孙中山非，即用编造历史的办法来制造新的是非，不值得继续答覆。岂知北洋军阀的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盲点，只要指出军阀统治的时代背景和基本的事实，就一目了然。
标题：“（二）明显的违法行径”。袁一开始就说：“既然打出‘护法’旗号，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重大行动必须于法有据，现在看来，整个护法运动的重大行动都很难找到法理的依据。”这是用“法”来全盘否定所有反对军阀统治的护法运动。这部份包括“非法当选大元帅”和“非法进行军事行动”两部份。
法在哪里？唯一的“法”是民国元年的约法，这已经被袁世凯、张勋推翻；段祺瑞掌权，凭藉北洋的军队，无法无天，他并不恢复中国这唯一的临时宪法，而是自己制造了新的议会。孙中山那时悲壮地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而且，段祺瑞所作所为完全没有“法”为依据，段的安福系国会所制订的宪法草案是在1919年8月12日；之前孙中山是在1917年9月1日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相差两年，袁伟时所津津乐道的“法”在何处？如果他立足于民国初年的约法，孙中山的护法就合法；相反，袁显然立足于段祺瑞制造的安福国会所通过的“法”，但那时还没有产生？！而且，在1920年7月皖系被直系打败，安福国会也就被废除，直系另外起炉灶，段氏所制订的法也不复存在，究竟如何紧跟军阀们的“法”呢？
由于段毁法和另外制造国会，许多议员被迫南下，孙中山在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以后发表演说，号召延续法统，再造共和。海军司令程璧光7月在21日誓言护法。到了8月中旬，以原来北京参议院、众议院的议长为首，到达广州的护法议员有一百五十多人。作为约法已经被北洋军阀毁坏的非常时期，只有召集这样人数不足的非常国会，所以在国会前面加“非常”；在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宣布，只要约法得以恢复，立即取消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一切活动；而且为约法选出的总统黎元洪保留总统位置，只称为“大元帅”，这是光明磊落的公心的表现。只要稍稍注意，就知道这是万不得已的作法。根据从袁世凯以来的历史经验，只有走上武装护法一途，推翻这些军阀，才有可能创造中华民国的未来。孙中山在南下护法前说：“伏念共和帝制，迭相乘除，已经历三次，所以起灭无常者，实由是非不定，刑赏无耳。”（以下凡是孙中山的言论讲话都出自党史会编的《国父全集》，不再另加注释）又说：“五年来，建国之事，付托不得其人，几将民国根本推翻。”袁伟时批评孙中山没有“民主法制观念”、“是专制主义心态”，令人费解的是，作为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袁伟时，为什么会在此时出来为北洋军阀翻案？袁伟时指责孙中山的援闽是“非法”军事行动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段祺瑞正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企图依仗其强大军队以武力统一全国，从湖南和福建两路进攻广东？
在孙中山刚刚南下的时候，段祺瑞在1917年9月就派部侵入湖南，由于皖系与直系在争夺湖南控制方面的争斗，加以派兵南下促成了广西军阀与孙中山联合援湘，使段失败下台，而有直系王士珍组阁。到了12月，段的皖系将领与部份直系将领在天津开督军团会议，迫使直系的总统冯国璋下令讨伐西南，而有第二次湘战；1918年3月直系骁将吴佩孚连续攻陷岳州、长沙、衡山，广东为之震动。
同样在福建方面，北洋军阀李厚基的将近四万军队于1918年5月，分南北两路攻打广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统领指挥，经过半年的战斗，互有损伤，最后相持不下，在11月议和。闽南遂有陈炯明治理两年多的机会。谴责南方的自卫行动而肯定北方南征是合法，袁的北洋立场鲜明不过。
袁还责难孙中山的第三大错误标题是《玩弄徒劳无意的政治游戏》。这个要给北洋军阀翻案而否定孙中山的作者应当知道，这是一件何等巨大的论题！一定要有周密的论据和充足的材料，真正地有了这些，又何尝不可。可这一节照旧只是大骂孙中山“践踏法律的行为视若无睹”、“孙中山的所谓护法也乏善可陈”。他否定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用章炳麟的话，说孙中山号令不出军政府所在地，第二是说广州的桂军、滇军纪律败坏，要护法运动负责。
章炳麟的话没有错，道出了在两广军阀挟持下的军政府的困境，可这是谁之过？同情孙中山的原广东省长朱庆澜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孙中山以前（由陈炯明统领），孙中山从来没有一兵一足，袁却把两广军阀的军队纪律败坏的责任要孙中山负责。邵元冲《护法历程》记载了桂系军阀从事烟赌敛财的来龙去脉：“22日，陈炳?j、谭浩明联名电北京，谓总统被武力威胁，解散国会；在国会未恢复以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迳秉承总统办理，不受内阁干涉云云。自此而烟赌各禁，次第解除，桂系聚敛之行日着矣。”二十年前一篇研究军政府的论文写道：“芩春萱名义上是军政府首脑，对粤省政务有指挥制裁之权，实际上他对莫荣新所作所为一概默认，因此当时粤省政治之黑暗令人难以置信，在省政中桂系居然明目张胆卖官鬻爵，各县县长补缺分上、中、下三等，凡有钱者，无论学识、人品，上县肥差取价巨万，其次七、八千，最下之县亦五、六千，因此市侩无赖，土豪劣绅，充斥于政界之中。军政府对粤省人事迁调任免原有同意权，但莫荣新在政务会议上所提人事任免案无不如数通过，芩氏对桂系非法行为张眼闭耳，若视未睹，并不阻止，伍廷芳虽有心反对，但不为桂系所采纳。民党份子则义愤填膺，不愿见护法圣地蒙尘羞辱，使军政府前途断送在芩、陆之手，乃一致要求孙中山先生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出面排除异于，选派代表南下出席政务会议，以阻止桂系及政学系之横暴……”（注8）（以下致电孙中山的电文略）明明是执掌大权的桂系和政学系纵容腐败，却要算在孙中山的头上。
袁进一步说：“这样的‘护法’只有一个后果：加剧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把军阀混战加剧的责任加在护法运动的头上，中共“全国人民代表”的这项说辞，就是当时军阀的笔杆子都不敢如此吐露。北洋军阀内部有几次大的混战，西南军阀更有数百次混战（近年研究军阀史者指出，光是四川的军阀混战就达到四百多次）哪一次是护法运动加剧的？
中共“全国人民代表”袁伟时公布孙中山的第四大罪状标题是《助长政治瘟疫蔓延》。一开头就亮出论点：“近代中国的一大问题是政治专制和腐败。进入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出现了新的腐败和侵犯自由的形式。例如，官员、议员要选举了，贿选、迫选随之蔓延。更恶劣的是运用残暴手段消灭政敌，乃至不惜出动军队剿灭政敌。这些都是袁世凯开其端的，高举护法和革命大旗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理应对这些政治瘟疫坚决扑灭，最低限度是本身有较强的免疫力，不要同流合污。不幸，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没有抵挡住这场瘟疫。”以下是“论据”：
“（1）动用武力对待盟友”。袁举出的是孙中山炮轰莫荣新督军府事件。莫荣新何许人也？回答这样的问题简直兴趣索然，因为这都是起码的常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都应当知道的史实。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起自绿林，后来是北洋政府的两广巡阅使，两广从来没有宣布“独立”于北洋，只是“自主”，随时留有进退余地，1917年冬就打算取消“自主”服从北洋。广东督军陈炳?j、广西督军谭浩明都是他的心腹。“统带军队者个人上无民主政治之督率，下无民主势力之牵制，无拘无束，思想言动，绝对自由；生杀予夺之权，一凭个人之喜怒好恶，这便是军阀。但是军阀想要持久还须帝国主义经济的奥援，借钱给他们作战，才能维持住势力。”（注9）因为广东省长朱庆澜打算把二十营军队交给军政府时，陈炳?j极力反对，和军政府的关系因此更加恶化，以至于陆荣廷不得不把陈炳?j调回广西，另派莫荣新为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却想方设法要把军政府赶走：莫绑架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海前敌司令金国治，又逮捕枪杀了孙中山身边的数名卫士和新招的兵士六十多人，孙中山要求莫向军政府道歉谢罪，莫仍然置之不理，军阀欺侮困境中的孙中山到了极点，孙中山忍无可忍才炮击莫荣新的督军府，莫因此谢罪。孙中山不是神，但是军阀莫荣新自己都上门认错，中共“学者”袁伟时却在为西南军阀开脱罪责。
至于孙中山所谓的第五大罪状，是关于大总统的选举，认为和袁世凯一样有三大问题：“一、假造民意；二、武力威胁；三、金钱收买。”这个并不熟悉近代历史的中共“人民代表”，从为陈炯明翻案的书中抄来了一些故事。
那时的中国人是否拥护孙中山，华侨是否拥护孙中山？不必假造，从两点可以说明：其一是，因为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的经济来源，护法政府的经济基本来源主要依靠华侨的捐款，只要翻阅一下有关的筹款电报就可知道，而且华侨的捐款从辛亥革命以前就开始了；其二是，孙中山当选大总统以后，广州出现了十多万人游行的盛况，各种报纸俱在。
要顺便提及的是，孙中山的确遭到部份极端唯利是图的商人们的反对，这些商人从来就拥护袁世凯、北洋军阀，反对任何从国家、社会、民族整体利益出发的事情，他们正是陈炯明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反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商团事变”的主角。
以下摘录陈定炎着的书籍中的语录以兹证明：
1、“炯明的施政，得粤、港、澳商人热忱的支持。广东各属，气象亦为之一新。”（第127页）
2、香港总督的电报说：“7月18日广东宣布独立，因其都督与政府官吏均为国民党员。但香港和广州的商人均拥护袁世凯。地方完全平静。”还说这些人包括“银业行、金彭行、生药行、南北行、冰行、洋参行、入口洋货行、米行”（第137页）。
3、香港总督的电报，显示了陈炯明与港英当局、商人、北洋政府之间的关系：“立法委员刘铸伯企图在广州和香港筹款，组织商人工会，以资助陈炯明。唯一条件是陈必须答应和北京政府合作，与孙中山完全脱离关系。但是陈炯明对于此事，未作任何行动，结果令孙中山成功地选举了自己做总统。”（第282页）（注10）
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社会基础是港英当局、部份与港英当局有关系的商人、北洋军阀的直系和陈炯明的部属。护法运动的这些敌人反对孙中山，不能证明胸怀中华全局的孙中山的错误。
1989年，广州中山大学两个研究近代史的教授段云章、邱捷写了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对近代南北军阀有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陈炯明由一个革命者到军阀的转变的材料和分析都值得一读，还叙述了为什么孙中山要当大总统的史实，该书写道：“当时，北洋政府因桂系临逃前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而大言不惭地宣布全国已经‘统一’，而川、湘、滇、黔四省军阀为谋求自保而宣布‘自治’，即承认南北政府，在局外中立的幌子下各自称雄一方。而军政府的四个总裁，唐继尧于1921年2月7日被其将领顾品珍赶下台；唐绍仪则与孙中山意见参差而消极观望。这样，重建的军政府管辖的范围只局限于广东；主持军政府者仅孙中山和伍廷芳，加之过去一段时间桂系主宰的军政府已弄得声名狼藉，在人民中不复有威信。就外交而言，帝国主义更借口北洋政府已实现‘统一’，而无视军政府的存在。在这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协议将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至此，外交团则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悍然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一省为借口，停止这笔原定拨款，并将应拨交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为此向驻粤领事团多次提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按照协议付款与军政府，则派人接收海关，帝国主义竟动以武力威胁；而且还成立新银行团，不断借款给北洋政府。因此，孙中山认为必须成立正式政府，以资抗衡，并借此争对内对外的代表权。……到3月，直系、研究系、政学系竟策动联络西南诸省军阀，抢在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之前，组织‘六省联防’，声言‘勿为孙文所惑’。这一阴谋如果得逞，西南诸省势力必分裂，‘粤局顿形孤立，其危险实不堪言’。由是之故，孙中山更急于早日成立正式政府。”（注11）显然，这位作者的立场是学术的、客观的，其证明是，《陈炯明集》一书的编辑就是该书作者之一。
至于所谓暗杀事件要加在孙中山头上，更是离谱。作者大概是想要进一步给孙中山的人格抹黑。对于西南军阀的横行，1919年曾经有孙中山的追随者宁愿以死来推行暗杀，孙中山在接到书信的当天就批覆道：“代答以暗杀一举，先生向不赞成，则在清朝时代，亦阻同志此行，以天下恶人杀不胜杀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张，积极之进行，则恶人自然消灭，不待于暗杀也。”（注12）在《传记文学》2002年春的两期连载的胡志伟的长文中，已经有详细的批驳。因为孙中山人格之高尚，连孙中山的政敌都是公认的。曾经在孙中山面前为陈炯明求情的吴敬恒曾经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戴传贤不是出于当面歌颂，而是在1921年私下劝勉心中不平而离开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蒋介石时写道：“先生之事业，日日趋于成功之一途，自其主倡革命以来，其所持主义，在中国之推行，进步之速，或较各国之革命史上成绩为优。然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而决非其伟大人格之本质也。吾人日与先生处，而能见及此点者，已为不多，能学得此点者更少。执信亦同辈中之一特殊人格，然与先生根本不同之点，则在于此，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注13）孙中山的事业的追随者中，总是有许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物群体，这首先是孙中山的人格所吸引。陈炯明叛离孙中山，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个人在为人品德方面的差异所至。从来不曾在孙陈之间有过是非的李宗仁对此的论述可以供参考：“孙陈失和的主因，实系两人政见不同，非纯然为意气之争。中山先生自矢志革命之时，即以全国为对象，不愿局促一隅。以故中山先生力主北伐的动机，原系孤注一掷，胜负殊未可必。但是把握时机，不计较个人成败，原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先生气魄雄伟，敢作敢为，尤非常人所能及。故不辞冒险，期达目的。至于陈炯明，其生平抱负，任事作风，处人态度，都恰恰和中山先生相反。陈炯明自始就没有问鼎中原的大志，加以其时联省自治之说正风靡一时，陈氏及其部曲，均向往之。他们认为中山先生的北伐，绝无成功的希望，与其以两粤的精华，作孤注一掷，倒不如切实整顿两广，待羽毛丰满，再相机北进。其所见亦未始非稳健之策。……然陈氏最大的错误，在于其为人有欠光明磊落，他身为革命党员，受中山厚托，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如以中山计划为不可行，大可剀切陈词，力辩此计划的非计。如中山不纳，也大可洁身引退，以见一己的坦诚无私。做一个革命党人，原应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能盲从领袖。而陈炯明既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中山的计划又口是而心非。到了最后关头，竟至唆使部曲叛变，不论公谊私交，陈氏都不应出此下策，沦为叛逆，实不可恕。”（注14）李宗仁以私德而不是从全局的看法，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是相当流行的。
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在江西准备北伐的革命军许崇智、李烈钧部，如果因此遭受陈和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却派人联系吴，欲行此计划，直系在保定开军事会议讨论，会上直系重要领袖曹锟和重要将领王承斌、熊秉琦反对联合陈，理由是，陈此举是犯上作乱，辜负孙中山，如果援助陈，今后有自己方面的下属效法怎么办？陶菊隐在《吴佩浮将军传》一书中就曾提到?s“吴先生最恶朝秦暮楚覆雨翻云的人，当陈炯明炮轰广州总统府时，他曾骂道?s‘竞存（陈炯明字）太无人格了，别人可以打中山，你不能打中山。’”可见在私德方面，连军阀都不敢赞同陈炯明。陈本来对革命有贡献，是他的私念太多，独霸广东的野心太大，这些在他从闽南回到广东以后由于大权在握而膨胀，加上吴佩孚的诱惑，而反叛了护法阵营。
从袁世凯复辟到南北军阀专制，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公认的黑暗历史现象。在那军阀横行的时代，已经没有国会，没有约法，没有了议会斗争的场合，没有了和平斗争的准则，从民主法制着手的和平之路已经不存在。结果，再次解散了军队的孙中山，没有金钱，没有军队，仍然高扬护法旗帜，坚持共和的正气，在南方军阀的压迫下，再次武装革命。不可设想，在南北军阀称雄的时代，如果没有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反抗，高举义旗，以后中国社会分裂割据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正是护法运动奠于了后来北伐统一全中国的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是辛亥革命以后至关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军阀能够横行？为什么民主法制那末轻易地就被军阀所毁坏践踏？为什么孙中山如此困难孤立，以至于刚刚从传统帝制过来的一般民众也并不理解他？法国革命时，第三等级是那样团结一心；美国独立时，十三个州是那样同雠敌慨。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为了中国民主和法制的艰难奋斗，却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政治要求脱节，护法运动中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辛亥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奋起的局面，所以南北军阀能够横行霸道。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大概一种外来的政治制度，要与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应，有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孙中山晚年提出要训练广大民众的民主自治意识，不过这高于国家和社会的“训练者”往往可能乘此窃夺个人的权力。其中究竟有多少可以继续指导今后的社会实践，值得我们研究。
孙中山留名青史不仅仅有他结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义，有他推翻满清的历史功绩，还有他不屈不挠反对军阀割据追求国家统一的护法运动，也有他体现着中国优秀文化的人格修养和越挫越奋的精神。这三方面，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之相比。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现实存在的事实。可以预料，这个事实在刚刚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还会继续发挥新的影响。
注释?s
1、《中国现代史论文集》第五集，军阀政治，第63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九年，台北。
2、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172页，东华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八年，台北。
3、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26页，中外图书出版社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台北。
4、《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0－111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87年，台北。
5、《胡汉民事迹资料汇集》第一册第402页，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台北
6、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第221－2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成都。
7、王成圣：《六十年来的中国》第34页。
8、陈钦国：《护法运动－军政府时期之军政研究（1917－1921）》，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中华民国73年，台北。
9、《中国现代史论文选。中国军阀的史的叙述》第63页，中华民国73年出版，台湾新竹。
10、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大翻案》，出版者，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香港。
11、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近代军阀》349－350页。
12、罗刚编：《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454页，出版者：罗刚先生三民主义讲学基经会，中华民国77年，台北。
13、同上，第3479页。
14、《李宗仁回忆录》第112页，南粤出版社。
怎么觉得从“袁伟时”开始文风，内容都大变
另外，称袁伟时为“中共御用学者”，不知道作者是要骂袁伟时呢，还是要侮辱土共。
哈哈哈，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