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这些中国经济数字可靠吗？ -- 晨枫
要是身居桃花源倒好了，可惜是夷蛮之地。家里有人民日报，不过我基本上看旅游点介绍多一点，别的只看什么建成了，数字什么的不大看。积习难改了。网上的好消息、坏消息都看，看得眼花了。老父母退休多年，大概是老人喜欢抱怨的原因，听到的都是坏消息。年轻一点的亲戚中倒过来，听到的都是好消息。姑夫刚退休，一直喜欢照相，现在Canon的L镜头大买，还进了一个5D。我这哆哆嗦嗦那么多年，还没有买DSLR呢。中国肯定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看到这些数字，看到这些实例，尤其是小地方的实例，中国真是不得了。本来还想退休回国的，现在看看，怕是福利院都不收了。
随着国内企业大型化、正规化，税收也会正常化的。这倒不是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而是目标大了，逃税逃得怎么也说不过去、被抓住的成本太高了。外国公司也是一样，不是老实，而是怕被抓住。专门整一批税收会计，就是找合法免税的路子。技术更新和新投资在外国也是可以免税的。我们每年要上报今年做了多少试验，鸡毛蒜皮都算，就是报免税额。
老被骂左倾，现在右倾了，是不是像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现在还有人学党史吗？当年我们可是要考的呢。
老顽童在号召回忆高考的事？老早就写过一篇了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99941
“发达国家在冷战时代出于一种战略需要长期执行的是保护国民而压制大企业与大资本的路”
不大明白为什么，和有什么实例？
蒋委员长真该泪流满面啊。
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大发展有两个基本特征:
1.福利社会的建立
2.社会型政府的出现.
关于1,我想不用多解释晨兄也明白.这个2其实就是1的具体化的政府转变.在2战前,政府的职能为警察型职能,其行为具体特征就是纠正放任与不主动干预.而随着福利型社会的目标确立,政府的职能也随机转换.这个转变就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具体表现形式上,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授权立法的出现.(就是政府获得立法部门的授权制定法律)
前面说到冷战的对抗就是伴随着这样的转变过程一种更深层的背景.在冷战开幕前,大西方世界的知识份子因为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社会问题与所谓黄金时代的破灭对当时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有着憧憬与向往.同样,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在遏止理论的指导下,在对抗苏联的需要与保障西方世界在东方与西方的权力稳定上,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代表先后不约而同的开始了他们的转型.而最早开始这样转型的德国.其实今天德国特有的工会执掌企业半边天的格局,就是来自德国战败后不久为了防止苏联利用战后初期德国困难局面的影响,当时西德总理阿登纳和西德工会签署有关稳定与保障协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再有一个例子就是,随着安保条约的签署.日本政府利用,安保条约给予日本的补贴与优惠条件开始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期间,因反对安保条约而引起的学潮运动也让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一味的保障资本家的做法并不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还有就是,日本在旧金山和约后获得了非常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与战争赔偿免责条款,这个也为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为日本建立福利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没有冷战这个大历史背景这些都不会实现.同样,在西方确立福利社会的时代恰好是从60年代起步的.而这个时期,在法国在美国还有前面说到过的日本,都先后爆发过争取国民权利的学潮与民权运动.也正是在冷战这个历史背景下,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西方国家才先后走上了福利社会之路.其实西方社会的法制史与福利社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充满斗争与妥协的历史.和中国不一样的是，发达国家没有什么权力是不争取就赐予你的,那走的每一步书写的始终是利益利益最终还是利益.
通胀3%在全球差不多都是最低的，但是以美元计人均GDP还是要算进去的。如果这个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别过日子了吧。蒋委员长那个通胀美国人认吗？
以前觉得飞将军评论还不错，这么这回这么糊涂了？
不过你的文字好归好，我反复读了几遍觉得好像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中国各行业的利润不足以支撑中国与西方持平的高税收35% 。税收高必然的影响就是产业竞争力下降、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弱、甚至内资也逃到国外去（法国就是一例，很多法国人的税收竟然交给了英国政府）。因此中国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施行这么高的税收制度？ 还请葡萄兄解答一下。
财税的问题事关“钱袋子”，一个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可能都会反应或纠结在这个问题上，说清楚不容易啊。俺试着说说吧。
94年分税制以前的背景是这样的：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675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
其他讨论也主要关注“两个比重”的下降问题，即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1979年第一个比重为28.4％，到1993年已经下降为 12.6％；第二个比重也由1979年的46.8％下降为1993年的31.6％，中央财政不但要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维持平衡，而且还在1980年代两次通过设立“基金”(分别是“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向地方政府“借钱”。这与80年代实行的财政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俗称“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自1980年正式实施，其间经历了1985年和1988年两次变革，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分权。
“两个比重”下降的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比如90年代军队经商的弊病，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央财政没有财力负担国防军，军费严重不足。这个问题严重到“921”载人航天这样的重大战略工程都几乎拿不出钱来：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的背后：40年的争论与决策
钱振业看了一下汇报提纲：“我国研制飞船的费用约30亿元。在保证投资及时到位的条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时间。”
李鹏总理笑笑说道：“钱是有困难。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深究下去，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王绍光先生的思路：
《分权的底线》第八章 国家能力下降的体制根源
有缺陷的制度和囚徒困境
中国财政改革旨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刺激他们加大征税力度，从而使中央和地方都能从税收增长中获益。然而其结果对双方都不太愉快。不仅中央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而且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急骤下滑。可能更重要的是，财政紧张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所有这些麻烦都出现在中国创造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繁荣之时。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悖论？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有缺陷的制度设计上。健全的制度应能限制社会角色的选择组合，并进而减少人类相互交住中的不确定因素的。但是，中国的财政体制让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为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开了方便之门。中央和地方都指望从机会主义作法中得到好处，但结果双方都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告终（相对于GDP），原因是他们陷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之中。
关于财税问题，90年代中前期有过非常密集的讨论，当年的情况可以在这里窥见一斑外链出处
94年以后的分税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以“两个比重”为症候的体制缺陷，十几年来其施行结果基本是成功的。当然，晨大提的问题由头是现实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主要应该分析当前的情况，而这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分税制施行十年后怎样评价、在哪些方面是否需要调整这类问题，事实上这方面这几年的讨论也很多。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如果不先理清源流和脉络的话，讨论起来会非常困难，所以在这儿稍微回顾了一下，希望晨大不会感到奇怪。
另外一点，就是我上面提的其实都是“两个比重”并提，而晨大最开始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一个比重，即税收跟GDP关系的问题，这个原因也比较简单，那就是这两件事情几乎没法分开来讲，而且相对来讲，中央和地方关系在里面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因为毕竟钱都是从基层来的嘛，而这也是90年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从这个方面入手破解困境的原因所在。如果只考虑总税收和总GDP，就有可能既号不准脉又下不准药了，呵呵，既要看总量，又要看结构。其实直到今天这个思路仍然是有启发性的，如果考虑到地方“以地生财”打造第二财政，房价积生民怨这样的现状的话。不过这个就先不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