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对华政治经济政策演变简介 下 -- 电子赵括
#上发在陶客那边了，合适时机转过来。这篇内容相对独立，暂时先发在这里。
芦沟桥事变后伴随战火扩大，日本虽然取得军事上成功，夺取中国大部分领土，占领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未有想象中的乐观。根据1938年11月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华北五省作为“基础国防圈绝对不可缺少的范围”，早在这个决议形成之前一年就被八路军渗透，建立抗日根据地。到了这个决议形成的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从原来的3万扩大到15万，抗日根据地建设也已经颇具规模。进入1939年，国共摩擦加剧，但是对于日本而言这并非一个好消息。国共冲突中国系地方部队基本上不是共军对手，共产党势力急剧扩大，“治安维持”愈发困难。以1940年3，4月份济南总领事馆以及警察署兖州分署的报告为例。兖州为济南徐州之间的交通要冲，1940年4月有733名日本人居住，3月开设了日本小学，为日本相对重视，力量较强的城镇之一。城内尽管有抗日分子不时活动，还能勉强维持“治安”，城外则极端恶化。3月，兖州分署对于治安状况有如下报告：
现在共产匪徒急速增强，驱逐各地国系匪徒，乘旺盛势头积极进行对日军事行动，从边境地区逐渐迫近兖州地区以及津浦路，管内治安显著恶化。
4月报告，共军的扩大工作急速推进，抗日阵营显著扩大。根据这份报告，十八集团军东进支队，山东纵队和苏鲁豫支队势力迅速扩大，设置鲁西军区司令部，萧华为司令，杨勇为副司令。日军出动部队进行扫荡，兖州附近治安一度转好。但是“敌匪巧妙地躲避我方锋锐，再度侵入管区，比以前更加积极地进行对日军事行动。东进支队麾下杨勇匪势力扩大匪数达到两千，侵入郓城北方构筑强固的抗日根据地，民运（群众）工作生机勃勃。以上共匪之跳梁跋扈，对于管内治安是显然值得忧虑的事情。”
在日军打击和国共摩擦的大背景下，国系部队纷纷溃败，要么投降日军当了伪军，要么事实上投靠了共产党。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有野学在9月4日的报告中也承认：“正面对手主要为共军或者共产势力。”华中方面，在汪伪政府成立后不久日军即集结三个旅团，配属汪伪部队对华中活跃的国共游击部队进行扫荡，目的为“消灭共军，诱降国军”。然而滑稽的是，被击破的总是国军部队，日军撤走后原来国军地盘事实上转移给了新四军，甚至包括某些鱼米之乡和盐产地，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盘。“江南地带最大的意外，在于敌性势力同民众的联系非常强韧，关系浓厚”。在日本最为重视的华北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日军同共军的对峙。
即使在日军能够控制的大城市，经济状况也不乐观。抗战前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外国驻军，关税不自主，治外法权，租界的存在等等，所谓的半殖民地定性并不离谱。日本侵华战争扩大后，这些有损于中国的种种不利条件无可回避地转给了占领区的日伪政权。其中租界作为国中之国的存在，不仅成为抗日分子的庇护，而且作为对当时政治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与日伪经济政策不可能同步，反而成为重大阻碍，以至于有“重庆留守司令部”的别名。例如1939年全年内地（国统区）所需要的棉布制品之70%，就是通过上海（租界）流入内地的。
战争爆发后，日本军方以朝鲜银行券作为货币在华北地区一部分使用。然而朝鲜银行券不是法币对手，价值暴跌，8月份就被迫取消，改以发行河北银行券代替，仍然得不到民众承认。1937年11月，日方创建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资本金五千万日元，发行连银券（俗称军票）回收法币。日本有拉拢交通银行（法币四大发钞行之一）联合加入的企图，被交通银行拒绝。1938年3月连银正式开行，同时颁布通货整理办法，规定所谓的北方券（铭记有天津青岛山东的中国，交通银行纸币）一年，南方券三个月为期限回收，此后禁止流通。实际上在上述期限中回收的法币不过两千万左右，仅仅为华北地区流通的法币（估计为三亿四，五千万）的6%。连银券连年追加发行，1940年3月底达到五亿两千五百万元。看上去和战前华北流通的法币相差不大，考虑到日本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是各大城市，对实际上为国共势力范围的广大农村并无实际控制能力，这是相当巨大的通货膨胀。除去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连银券本身形同废纸一张也是遭到民众抵抗的重要原因。同时日本对于华北重要资源工厂均采取军事性质管理，大部分直接输往日本，连银券买不到合适物品，都是连银券遭受抵制的原因。法币虽然在1939年7月跌落到1法币兑换4便士，当初币值的1/3，但是作为可兑换货币一直在流通。华北地区日本禁止法币流通，在华中华南方面只能承认法币的强韧，无可奈何。法币作为货币仍然在流通，使得重庆仍然可以事实上对日本占领区施加政治影响，对全国资源进行调配。所谓的通货战争，矛盾非常尖锐。法币在中国地位一直凌驾于军票之上，对于日本侵华战争已经是个不好的兆头。
日本占领区（沦陷区）对外贸易上最显著的变化，是对美和对东南亚进出口激增。对美进口于1938年的14.6%，两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九千六百万美元，两年间激增4倍，比例也超过了20%；对美出口也从38年的14.4%增加到32%。对实际上为英美势力范围的东南亚以及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也大大增加。1938年从上述地区进口仅占12.7%，39年17.8%，40年25.5%，41年达到32.5%，绝对金额则从38年的两千二百万美元激增至41年的一亿五千二百万美元，为38年的7倍。从上述地区进口的物资大都为粮食，石油制品，砂糖，橡胶，药品，香料，煤炭棉花等原料，无法代替。而与此同期，日本对上述地区的出口却只有40年一千八百万美元，41年三千四百万美元，出口物资大部分是上海附近生产的轻工业产品。回想一下沦陷区广大农村有共产党游击队，城市有法币，日本无法顺利调动资源，也确实拿不出更多的经济成果。结算一下，41年沦陷区仅对东南亚和印度贸易就为日本“贡献”了一亿两千万美元的贸易赤字。联想到39年底奥托大使给柏林的电报中声称日本经济恶化，40年度日本“物动计划”一直拖延到6月中下旬才确定为上一年度的80%，40年9月签订三国同盟时日本藏相和企画院长“赤贫”的表态，我越来越怀疑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日本是否能挺得到1945年？
经济状况的恶化自然对政局造成影响。汪伪政权作为傀儡政权，本身并没有权威，经济上的动荡不安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影响。在汪伪政权，也就是实际上日本占领地区，日军仅能维持部分城市以及铁路线治安，此外均为国共势力控制，汪伪政府任命的县长无法赴任的情况屡见不鲜。日军集中兵力向某一方向扫荡，能暂时维持当地“治安”，一旦日军撤走就立刻被国共势力卷土重来。这一点在1944年的大陆交通线战役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和正面的“巨大胜利”对比，背后仅被共军解放的国土即有8万平方公里，23万日伪军被歼灭，战略上味同嚼蜡。日本不顾一切进攻某战术目标虽然还能保持胜利的虚荣，战略上顾此失彼，无法持久已经非常清楚。
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多，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仍然在坚持抗战，而且看不到尽头，这自然引起日本政界焦虑。中国军队在华北上海的英勇奋战，日本谋略机关尽管竭尽全力策划地方分离运动却一无所获，法币一直凌驾于日系货币之上，皇军的“赫赫声威”下日本人却只能龟缩在有限城镇，足不出户，种种事实完全背离当初日本期待，形式上的“战胜”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其间虽然有人动摇有人背叛有过内讧，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坚持抗战这一点却不曾动摇。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但是其他错误和对中国的错误判断相比，都不值一提了。
#最后一段基本上是原文翻译朝日新闻社《通往太平洋之路》的原文，这应该是来自对手最为悦耳的赞叹。两年前看到这一段时我即热血沸腾，两年过去了，没想到当我把它翻译出来打字的时候，双手仍然颤抖不已！在西西河发贴多年，第一次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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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太好了
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仗，而且是政治仗、经济仗一块打，打得他破产
看这日本人的报告
1938年年初日本人就拿下了兖州,结果周围治安还是这样,怎么能持久啊.
1939年大概是8月，日本国内开始对纺织品实行配给制度。这时候并非纺织品不够日本国内使用，而是为了扩大出口换取外汇而不得不限制国内使用。战前日本纺织品的出口对象中中国非同小可，如果这个时候采取的是对华出口-获得法币-换取英镑美元的路线，那么这个仗某种意义上是在求中国施舍点钱好接着打下去了。否则上海虽然有租界的存在，到达内地距离遥远，除非日本关卡视而不见难以想象能有那么大宗的棉布生意到达大后方啊。
说到中国的共军已经不可以轻视。当时是39年7月19日的文稿，百团大战还一年多呢，我都奇怪为什么共军会让这位外交官感受到威胁。现在看来，我不得不高兴地承认，白鸟敏夫比我还是聪明多了。
狗官将军到底把文章搬过来了花！
显然是对大后方有巨大的“生意”。当时世界范围内棉布产品也基本上只有英日两家，所以我非常怀疑日本人以掩耳盗铃的态势在对大后方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