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I 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
当今世界在某些方面的确有些象2500年前中国的战国时期：乱象纷呈，矛盾众多，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高潮迭起，民族矛盾、领土冲突、文明碰撞、恐怖主义、大国角逐、能源争夺、宗教争端、叛乱分裂等无数对复杂的矛盾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而高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络的普及、世界的e化和全球化的全面展开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很难在这种乱象和五彩纷呈的发展中分清究竟哪些是表象，哪些是本质，哪些发展才是最具有核心意义的。
回到这个题目上，我们应当怎么判断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战略格局？什么是当今世界上最基本的战略矛盾？自从19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柏林墙的倒塌，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弱，欧盟的统合，北约的东扩，中国的崛起，印度的崛起…… 今天的世界格局的确大大不同于20年前。在这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轴，那就是美国独霸世界，成为无可争议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高科技和军事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全面发展的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内的整体国力。美国是一个非欧非亚的国家，却深刻介入欧亚大陆上的任何争端和冲突，无论是在欧洲的巴尔干地区，还是亚洲的高加索、中亚、东亚和东南亚，还是欧亚非三洲间的中东地区，美国的力量都深深地介入和投放到这些地区。美国还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许多传统的海权和陆权的欧洲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军事盟国，美国还在亚洲有数个同盟国，其中日本是世界极的经济和科技强国，韩国和台湾也是美国的同盟成员，在东南亚，新加坡等国也是美国的准同盟国。
正如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兴起的超级大国一样，当大国间的势力均衡被彻底打破以后，超级大国必定会走向近一步扩张，谋求永久的霸权地位。美国的战略家看得更远更深，他们的视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甚至扩展到外太空和外层空间，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系统正是着眼于取得全面的霸权，不仅要求美国有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且要剥夺其他主要大国和战略对手在受到第一次打击后的还手能力，美国的野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苏联的解体虽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覆灭，但由此带来的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世界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一个中等国家和地区强权，这样的军事实力让整个世界笼罩在新世纪的阴影和寒意中。美国越来越像罗马帝国，不断地进行全球扩张，越来越远离其建国思想和立国精神，渐渐退化成一个超级的“军事产业复合体”，其全球干预和扩张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美国独霸的世界和一个各方面的均势被彻底打破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 整个全球局势失去了基本的动态平衡, 这更加间接鼓励了美国的帝国野心。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帝国”一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来描述世界格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战略防范重点究竟是什么。
III 竞猜：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文件是什么内容？
我们每年都可以读到美国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关于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和战略文件，这是公开的、放在桌面上的文章。我们设想五角大楼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放在桌子底下的秘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中，美国国防部对未来的美国的战略目标作了清晰而又长远的规划。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的话，我们可以作一个有趣的猜测，美国对未来 20年或50年的战略规划究竟是什么呢？美国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呢？
我想，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美国独一的超级霸主的地位，并防止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任何一个可以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出现，这一点应该是毫无异议的。美国人梦想的是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人也可以允许“一超多强”的格局存在，但绝对不允许有“多超（多个超级大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级格局的出现。那么在美国的长期战略重点上，美国人将以何种次序和优先顺序来处理全球有可能出现的对美国独霸地位的挑战呢？我认为美国人认定的战略次序和要处理的战略问题分别为 A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B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C 中国的崛起； D日本积极谋取独立的世界大国地位。笔者下面要分别来谈一谈这四个议题：
欧盟的统一和整合
欧洲联盟的统一和整合将把25个不同的主权国家结成一个超级国家体。这些国家包含了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和传统的海权及陆权强国，这些国家也是当代全世界的各种现代理念、思想、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策源地，欧洲甚至是美国立国精神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的大西洋同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确保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的关键。欧盟25国如果能有效地组成一个超国家体，特别是考虑到德国、英国和法国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三、第五和第六的经济强国，欧盟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将立即超过美国。如果欧盟追求的是成为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极的地位并致力建立独立的欧盟防务，再考虑到欧洲联盟的科技实力、文化实力和软实力，那么欧洲联盟将毫无争议的立即转变成为一个新兴超级大国，而且欧盟走向独立的世界一级地位将立即颠覆美国的全球唯一霸主的地位。美国依靠跨大西洋联盟和亚洲的盟国才能在亚欧两大洲立足，才能参与对世界核心板块中东到中亚地区的竞争。亚欧两边的盟友中跨大西洋联盟是美国独霸世界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联盟，欧洲走向独立的世界一极将使美国霸权的基础坍塌，美国的帝国大厦将随着欧盟的独立而失去最重要的柱石，其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也将相应丧失。因此美国的战略日程表上第一要务是防止欧盟走向完全的统一和独立，特别是要阻止欧盟建立独立的防务和军队。
欧盟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二战后西欧国家依靠同美国的军事联盟和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抗东部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扩张，欧洲人对美国的心理依赖很深，也对美国有一定的感情。冷战对抗最剧烈的阶段肯尼迪总统的一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极大地鼓舞了西方国家阵营的士气。正是这种依赖和依恋之情，让欧洲人缺乏走向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即使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欧洲民众虽然对美国的反感大增，对美国的对抗情绪不断上涨，但反感是一回事，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欧洲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现在的欧盟坚定地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并追求建立独立的欧盟军队，从而引起剧烈的美欧争执，欧洲国家的普遍民意是不会支持这种作法的。第二点原因是出于欧洲历史上对于沙皇俄国的排斥和防范，和对之后的共产主义苏联的极端恐惧，让今天的欧洲居民依然对俄罗斯怀着深深的戒心。欧盟和俄罗斯两大世界政治板块的直接接界更是让双方的关系存在很大的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第三：欧洲历史上极为复杂的国家、民族、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让欧盟国家即使在进入后现代时期依然存在很多不信任和相互间的猜忌。东欧国家在二战以后落入苏联手中，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让这些国家充满了历史的屈辱感。在1989年脱离苏联的控制，加入西方阵营后，东欧国家一边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分化欧洲联盟最佳的棋子，以牵制其他独立意识较强的欧盟国家。英国则是美国天然的盟友，基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阻挠着欧洲任何统一的进程，为欧盟的整合设置了许多障碍。德国和法国同为欧盟的发动机，但是由于德国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历史让欧洲许多国家对德国深具戒心。即使德国已经为二战的罪行进行了赔偿和道歉，即使欧洲各个国家已经达成了民族大和解，但是一旦德国牵头要推动欧洲联盟向更加独立的方向发展，就会引起部分欧洲国家的怀疑甚至反感，担心德国要重新走大国竞争的道路，担心德国新纳粹主义的复活。德国和法国的双领导也引起部分欧洲传统大国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不满，这些国家也想在欧盟统合中起到和德国法国同样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实力不足而难以做到，因此就对德法主导地位颇有微词。第四：欧盟的东扩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人少好办事，人多难办事，当欧盟的边界超过了原来固有的边界（西欧）后，由于经济和发展程度的不同，一个越来越大的欧盟整合起来就愈加困难。欧盟的问题在于，必须清晰的定义欧盟的边界应该到那里为止，如果无限制扩大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考虑到土耳其入盟的议题在欧洲国家不断发酵，欧盟整合的过程又蒙上了新的阴影。
欧盟以上的矛盾和问题让欧盟国家在短时期内很难真正整合成一个国家，而且由于美国传统的势力和干扰让欧洲国家的统一进程被大大地延缓，欧盟要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的重新崛起
笔者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两个议题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决定还是俄罗斯的重新崛起放在第二个议题。苏联的解体让俄罗斯损失了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前苏联的领土上新产生了近14个国家。许多战略要地，例如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亚洲的巴尔干 — 高加索地区，中亚五国，都是欧亚大棋盘上的核心地区，也都是从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损失是无比惨重的，其几个世纪巧取豪夺的土地都被迫一一吐了出来。俄罗斯的经济还在整个1990年代连续7年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急剧衰退了40％，其经济实力不仅跟美国不成正比，就是和日本、中国、欧盟诸大国相比都相差甚远。欧盟和北约的东扩，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独立，美国积极介入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甚至想插手白俄罗斯的政局，车臣叛乱后西方国家的影子都让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刺激和侮辱，俄罗斯作为大国几乎是尊严扫地，其地缘形式受到空前的挑战。
但是俄罗斯1.8万多枚核弹头和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太空力量，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幅员和资源，俄罗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都是俄罗斯成为世界大国的有利条件。在吸取了寡头资本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教训后，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逐渐步入正轨，俄罗斯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步伐越来越坚定。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都是有限的，（因为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一个中等经济实力的国家，加上世界一流的军事实力和丰沛的能源和资源却足以保障俄罗斯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不可撼动的世界大国地位。俄罗斯在多级世界中必将是重要的一级。
俄罗斯的弱点是战略空间上的困局和经济实力的衰弱，国内的叛乱、民族冲突和人口结构发展趋势急剧恶化都严重威胁着俄罗斯的重新崛起。但尽管如此，俄罗斯的复兴是不可被阻挡的。
中国的崛起
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和扩张让美国的霸主地位同样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国连续2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国际经济界人士难以解释的一个经济奇迹。但是鉴于今天中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和美国还存在着全方位的综合差距，美国较为重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特别是在15到20年后中国追赶美国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让我们每年的实力都在不断壮大，中国可以利用不断扩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来增强中国的军事投射力量、科技研发力量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民族精神奋发向上和不甘落后等天然注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诸多有利条件注定了中国不甘成为二等强国。中国的缺陷在于地缘战略困局、美国的围堵和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政治转轨。如果中国能解决好国内问题特别是渐进政治改革问题（笔者将开辟专文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对中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和国内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的上升。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是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单一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和21世纪必然的大趋势。中国追赶美国势将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最强音，这一天正在随着中国迅猛的崛起和赶超加速到来。
日本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日本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可怕的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和二战以后经济空前的成功让美国人对日本人怀有深深的担心和疑虑，美国人也是对日本人的独特民族精神研究最深刻的（见中国崛起策三）。美国人可以从德国全部撤军，但绝对会把数十万美军留在日本，美其名曰“保卫日本安全”，实际上为“监管日本的异动”。日本已有的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美国只要对日本松绑，日本可以立即转变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并进而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右翼的愚蠢在于只看到中国的迅猛崛起和想到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却不知真正阻挠日本成为世界一极的正是美国。
日本有成为世界大国和世界一极的现实力量，对美国的潜在威胁也很大。但日本是诸强中前景最为黯淡的。其原因有四。第一：日本二战失败交出侵占亚洲大陆和朝鲜半岛的领土后，日本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狭小就意味着战略纵深狭小，经不起大战的打击；资源贫乏就意味着非常依赖国外能源市场，国际市场的风吹草动都会反映到日本的市场；另外有限的人口也意味着有限的国际市场，日本非常依赖海外市场。第二：日本的战略局面是诸大国中最糟糕的，岛国四面环海，西面的中国、韩国和俄罗斯都跟日本交恶，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无险可依，只能依赖美国。日本在世界大棋盘上的棋势是“势孤”局面。第三：对美国的依赖和美军的占领让日本经济即使再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一极。因为成为世界一级的基本条件是独立的国格和国权，对世界的重大事件有独立的判断、评论和参与解决的能力，日本由于被剥夺了国权，没有完整的国格，只能成为超级大国的附庸和小跟班，这一条是防碍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最根本的原因。第四：日本人口的下降和老化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如果没有持续有计划的外国移民的话，日本的人口将从现在的1亿3000万下降到2050年的9000万，而那时工作人口只有5000万，届时日本的人口结构将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严重老化的人口让社会的前进失去朝气和动力，科学研发也将大大受到影响，整体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相应地萎缩。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未雨绸缪、每年进行计划性的吸收外国年轻移民不同的是，日本出于自身的民族优越感依然排斥外来年轻移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日本政府不改弦更张采取合理的移民政策的话，日本急剧下降和老化的人口结构必将对其社会经济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总之，当今世界局势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局面：美国独大，其独霸世界的野心日益明显，而当今世界的其他强国如欧（德法）、俄、中、日和正在崛起的印度也正好类似战国时期的六国，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这些国家单独都无法抗衡美国的霸权，那么他们将如何进行合纵连横呢？中国将进行怎样的联盟和结盟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以便为中国崛起的大局创造有利的条件呢？笔者将在下一策里推出“中国大战略 — 欧俄策”来讨论上述问题
本文简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出当前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中，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承接上一篇文章作者将在本文中尝试着提出一些新思维并提出中国的大战略。
I 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应当“去意识形态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应当为当前的国家利益服务，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意识形态不应干扰和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和长远战略的设定。
这一点上美国人堪称是典范，做得最好。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国内兴起了对如何处置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讨论，许多美国人希望永久削弱这两个富有军国主义传统、侵略成性的国家，美国士兵也质疑如何在德国分辨“谁是纳粹以及谁不是纳粹”。总之在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之际，战胜国通常的想法是彻底削弱对方，让对方的经济产出能力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受到毁灭性地打击而无恢复能力。鉴于美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代表了自由民主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如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严厉惩罚德国和日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后来历史的发展让人瞠目结舌，美国击败两个国家后立即对两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美国不仅实施马歇尔计划向两个战败国大量输血，而且还通过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马克和日元贬值，相反德日两国却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对美国的出口。之后爆发的韩战更是为德日两国送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两国利用战争所需要大量军需品之际，扩大了生产线和生产能力，这把两国送上了经济大国的道路。
美国这种在哪里击败某国就立即在那里进行建设的思路是极为高明和具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这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克服其固有的报复心和复仇意识，冷静下来从长远的观点来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美国手中的两个战败国成为美国在世界大棋盘上两个绝佳的棋子，美国重建德日两国并扶植两国对美国而言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1）美国担心，德国日本的战败和被削弱会导致亚欧两大洲失去均势，法国和中国会成为亚欧两大洲的新强权。美国的全球战略里不希望有任何一国成为该地区的霸权国家，因此极力反对削弱德日，甚至要增强德日的经济实力来制约法国和中国的独大。（2）重新让德日两国经济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要用德国来制约共产苏联的扩张，并利用日本来制约红色中国。德日两国因为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国家而立即由战前的敌国转变成战后的同盟国。（3）德日经济的发展为美国的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出口市场，之后德日两国经济上追赶美国，也为美国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4）德日两国的经济奇迹起了一个“橱窗展示”的重要作用，紧邻西德的民主德国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在西德的经济奇迹下黯然失色，许多东德公民冒死流亡到西德严重损害了东部阵营的稳定性，西德在后来的苏联和东欧阵营的解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间接刺激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让中国告别了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体制向西方靠拢。（5）富裕的德日两国成为美国重要的财政来源，美国在进行战争、财政匮乏时，德日两国总是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援助。
总之，美国没有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简单的民族复仇主义，而是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政策，在其全球大战略下进行了对德日的支持和改造，谋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另外一个很好的在外交和国家战略中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是和苏联领导下的东部阵营结盟， 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会晤事实上标志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举国上下都处在狂热的意识形态革命中，任何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的东西都被彻底禁止，更谈不上与西方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了。就在这样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期，就在中国和美国事实上还处于越南战争交战状态中，毛主席通过他的大战略创造了中国外交战线和国家总体战略的全新局面。当时无论是左派国家和左派力量，还是右派国家和右派力量，都没有能预见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两个互为敌手长达20多年的国家能够戏剧性地改善双边关系。中美乒乓球外交突破更是让世人耳目一新，双方事实上结成了针对苏联的准结盟关系。中国迅速摆脱了孤立的外交局面，和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戏从那以后就徐徐拉开了序幕，一直到邓小平上台推动改革开放的国策。可以说，毛泽东和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远见，没有让当时国内的意识形态狂潮来干涉我国的外交战线，是中国能迅速转向采取新兴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是倍受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关注的一件大事。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两个互相为仇敌的国家，居然能够实现和解走向和平结盟的新局面，这确实是中日两国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壮举。特别是考虑到二战才仅仅结束30多年，许多痛苦的历史记忆依然清晰，那个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超越历史，开创新局，真的是高瞻远瞩，富有远见。当时西方媒体对中日缔约的报道多是用“难以置信”来描述，有的媒体甚至用“黄黄结盟”（黄种人和黄种人的结盟）来报道。通过中美和中日的准结盟关系世界政治版图和战略版图被重新划定，各大列强之间重新洗牌，国际政治的全新局面诞生了：中国被包围的困局被彻底打破，在全球处于战略攻势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而处于被包围的战略局面，美国和中国加上西欧和日本对苏联事实上构成了强大的战略包围事态，苏联感受到了空前的战略和地缘危机，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美国由于经历韩战的平局和越战的惨败处于战略守势，通过与中国的准结盟关系得到一定缓和和恢复，重新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局面。这从当时苏联国内的反映也能得到印证，苏联的媒体塔斯社强烈批评和攻击中日缔约是针对苏联而来、是不可饶恕的反苏阴谋，苏联官方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并刊登了大量的漫画来讽刺中日结盟，认为两大黄种人民族配合美帝来疯狂反苏。按照毛主席的观点，敌人反对的正是我们要赞成的。敌人害怕的正是我们要作的。苏联当时歇斯底里地攻击正反映了苏联强烈的不安和恐惧，中日改善关系戳到了苏联帝国的痛处。
话又说回来，如果当时毛坚持“共产主义永远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教条主义的路线的话，邓如果坚持“日本侵略过中国，中日永远是世仇”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话，中国是不可能打开外交战线的新局面，是不可能建立前瞻性的战略大格局的，也许中国今天还处于四面为敌、被全面战略包围的局面，那我们也就谈不上实施改革开放的国策和经历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局面了。历史的经验和中外的范例告诉我们，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大战略的建构、外交方略的制定和意识形态脱钩。我们不能让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其他任何意识形态来干扰国家战略，否则其结局是国家长远利益被损害。我们的一切方针和政策应当从国家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中国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拒绝少数极端主义思想的绑架，其目的在于维护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具体说来，在今天世界上“一超多强”，美国越来越退化成“军事产业复合体”的局面下，中国不应当排除跟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除了美国以外），不应该预设任何立场和先决条件。国家利益，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我们最大的政治。特别是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中日两国既然在1978年，在那个离二战结束不远的年代能够缔结和约，共释前嫌，开创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在二战结束后近60年的时间依然被过去的历史所绑架。我们如果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历史和痛苦的回忆中的话，那我们就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当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日本政府，特别是小泉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要负主要的责任。当日本领导人一次一次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时，就一次一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挑动了中日两国最敏感的神经。更为复杂的是，美国一步步把日本绑上美日同盟的战车，日本国内日益右倾化让中日改善关系越发困难。的确，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完全主导，我们无法直接把日本从美日同盟的战线拉回来，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作为让日美同盟更加稳固还是更加松动？我们的行为和行动是有利于争取广大的日本民众还是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推向右翼阵线？我们是否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以争取日本人民？我们是否能够把民间反日的口号改为“反对日本右翼或者是反对日本极右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是否给予了日本国内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因反对右翼势力而遭受生命威胁的进步日本人士和日本友华团体以足够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国民间的反日狂潮和激烈的反日标语事实上损害了中日两国人民的观感，并间接支持了日本的极右翼势力？我们是否意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让包括左翼在内的日本进本人士也感受到了“中国威胁论”？
中日关系只是中国建立大战略的重要一环，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让我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回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
II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朋友和敌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中共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都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是永恒的，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就是朋友可能变成敌人，敌人也有可能变成朋友。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如果中共不能正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成功，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国政府不能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进行科学的判断 “什么是主要矛盾”，那么中国就不能摆脱同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包围和敌视的困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1972年中美乒乓球外交正是基于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判断：苏联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那个时候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苏联在漫长的中苏边界上陈兵百万，并扬言随时会进攻中国，还狂妄的宣称苏军的坦克集团军可以在三天之内通过平坦的东北平原攻到北京城下。苏联领导人也多次扬言要对中国实用大当量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政府完全把苏联的这种军事威胁和战略威胁看成是真实而又巨大的威胁。当主要矛盾一旦确立，其它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国就可以和宿敌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联盟。同样，当时美国的战略判断也认为苏联的共产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矛盾，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而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因为脱离了苏联和东欧的体系并与苏联彻底交恶而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这也是基于美国人对全球战略局势的基本判断。当主要敌人确立了，次要敌人就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而变得温情脉脉了。
美国除了对全球的战略局面会进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判断，还会对每一个区域进行全面综合的战略判断。比如在欧洲美国要利用英国和东欧来牵制德法，以达到欧洲大陆的战略均衡。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扶植阿根廷来牵制巴西，因为巴西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极易发展成为拉丁美洲大陆的领袖，美国的算盘是扶植次强来牵制本区域最强大的国家。在亚洲美国知道中日一定会是亚洲的主导国家，因而日本过于强大时，要压住日本的风头，并要略微扶持一下中国，让中国不能过于衰弱。比如1980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时，日本的经济风头正健，一度有要赶超美国的气势，美国给予了中国很多帮助，并通过广场协议和强迫日元升值来狠狠打击日本。当中国强大了，日本相对衰弱时，美国则要扶植日本，稳固美日同盟，并极力拉拢亚洲第三强国印度，来防止中国在亚洲大陆取得主导型的强权地位。
我非常欣赏刘亚洲将军在其“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美国对付中国最重要的牌不是台湾牌，而是日本牌。笔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是牌局的两方的话，台湾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小王，日本牌就相当于美方的大王。美国可以根据中国发展的速度打不同的牌出来，当美国打日本牌时，就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判断发生重要变化，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战略矛盾，因此要把日本进行一定的松绑。对日本进行松绑的程度与中国崛起的速度成正比，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越是势不可挡，美国就会越快加固美日军事同盟，并进一步为日本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开绿灯。但不管美国如何给日本松绑，美国都不会让日本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政治军事大国，因为美国深知日本人可怕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完全独立的日本不排除会反噬美国，让美国尝到自作自受的苦头。但是美国打出日本牌向中国发出了极为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毕竟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二的经济强国的联盟，这必将对中国在战略事态上构成极大的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鼓励极端的台独分子，让已经处于下坡路的台独运动得到刺激，死灰复燃。前一段时间我国曾经试图说服美国关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问题，因为对二战历史观的挑战按道理不仅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美国的挑战，但美方拒绝干预中日两国历史争端的问题。这再次反映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一旦拉拢日本遏制中国的主战略一确定，日本领导人参派靖国神社的问题就属于次要矛盾，美国人当然不愿意插手。
我想，美国人对亚洲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研究一定很透彻，知道亚洲民族骄傲自大并以自我为中心，每个民族都想压倒别的民族成为本区域的霸主。亚洲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和民族国家矛盾成为美国最好的切入点。因此不要寄希望美国来调停亚洲国家的历史冲突，美国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亚洲国家（中日韩朝）因为历史而继续冲突下去，最好这种冲突延续到22世纪都不结束，这样美国将永远“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亚洲国家永远不得自立，还得依赖外来的保护神山姆大叔来调停和仲裁，也得依赖美国来为大家划定的非军事区来维持恐怖平衡。如果是这样，亚洲人的独立将永远是个美梦。同时，美国人在全球每个大洲都会找出相应的鹬蚌，欧洲的、拉美的、中东的鹬蚌都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最大的资产。
美国利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现行的世界战略格局，如美元霸权、世界银行和IWF、军事霸权、各大洲的战略均势和结盟关系榨取了无限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样的体制也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判断出世界主要战略矛盾的世界各大强国甘于臣服在这种体制下吗？如果我们中国怀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认为中国应当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强国，并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多级格局的话，我们就应当积极的进行结盟，和其他二级强国的结盟(俄、法、德、日、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被削弱的不应该是上述二级强国的任何一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势力应当被削弱的话，那就是美国。因此中国最重要的对手不是我们东边的邻居，也不是我们北边的邻居，而是太平洋彼岸的那个国家，那个天上、地上和海洋都想要独霸的国家。
III 一个新概念：“议题式结盟”
谈到这里，笔者必须申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提倡一种反美主义的思想。事实上，反美和反日的提法是同样有害、不理智的，我们不可能、也作不到完全地反美。作者在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和中国崛起策四“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已多次指出，中美在经济上早已紧密相连，分别成为世界两大经济火车头，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要全面反美，不购买美国的产品的话，那损害的不仅是美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也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多少美国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生产线已经迁到中国，多少中国的产品每年都出口到美国，在全球化化时代，国家与国家的利益早就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楚一件写着Made in China的产品是否完全是中国的产品。另外，西方许多国家的民众虽然厌恶小布什，但依然对美国有很强的依赖和很深的感情，毕竟美国把欧洲国家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也抵抗了苏联帝国对欧洲大陆的扩张和吞并，维护了自由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今天东欧国家把美国看成是救世主和解放者，这些笔者都表示理解。
笔者要传扬的一种信息是：我们反对的不是美国，更不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当然是一种进步的模式），我们反对的是美国在许多领域里独霸世界的图谋。正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基本推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放心某一个人和某一批人，而是不放心“人”本身。一个再好的人都可能垄断权利而形成个人独裁，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利的垄断和独裁，这就有了民主政治的制衡。同样我们也不是要针对某一国进行牵制，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一国因为权利过大而形成垄断，进而为所欲为，而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失去了任何牵制和平衡的能力。这样，再“好”的国家都会权利膨胀而走向反面。笔者当然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今天美国对国际权利的垄断，对天空、外太空、土地和海洋的垄断已经让世界失去了基本的平衡。美国以占全世界5％的人口享有全世界30％的能源，美国一国的军费就超过了全球其他19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正在积极谋取全球所有海道和咽喉要道的控制权，这再次印证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没有制约的权利就会导致腐化堕落，美国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人类普遍的缺点，他们也需要制约和监督。
回到这一节的基本话题，我们该如何结盟。当今世界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的特征让传统的结盟方式受到很大的挑战。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早已互相依赖，国际贸易也让大家互相依赖，结成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结成过去那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比如一战和二战中列强的各种结盟关系，冷战时期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结盟关系。这些国家，一旦结成盟国，就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全面伙伴，一方盟国的存在致力于消灭和铲除另外一方，双方誓不两立，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可言。 就今天的国际条件而言，这样的结盟关系基本上已不太可能，除了残留的冷战尾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军事同盟以外，即使是美日和美欧同盟也已经很难说是全天候的同盟关系。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早就让北约组织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无所适从了，美欧和美日内部的经济和贸易矛盾却如火如荼，经常发生的美欧贸易战就是明证。
因此今天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结成这样的全天候的排他性同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即使结成了这样的同盟，也会给全世界带来新冷战和世界大战的阴影，让人联想起二战前协约国和轴心国的对立和二战后美苏的对立，这势必不符合当前全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总体趋势，而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国家形象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坐实了西方世界一些右翼人士所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指责。如果中俄结成过去类似华约的全面结盟关系，那么中俄势必会冒着被整个西方世界孤立和敌对的危险，这样中俄将失去西方国家的投资、技术、贸易和市场，从而让两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地阻碍，这是两国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而且现在两国都把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看成是远远重要于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这样的中俄结盟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中国和日本全面结盟，这到的确可以改变世界经济版图，把两个有巨大生产力的黄种人的民族联系起来，但是这将坐实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所宣扬的那样，儒教文化国家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从而为全世界带来巨大的不安和阴影，这也必将损害两国的利益。如果中俄再加上伊朗或者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结成全面的排他性联盟，这也是在印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俄罗斯虽然也是基督文明国家，但所信奉的却是基督教的旁支 — 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一般把俄罗斯看成是“非我族类”。因此这样一个排他性的结盟也会被理解为儒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天主教的西方文明，从而带有强烈的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特征。这也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
因此笔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那就是议题式结盟。当今世界各国的结盟不再是单纯的理念结盟（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不是文明和文化间的结盟（如儒家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等），也不再是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军事结盟（协约国－轴心国），而是一种复杂的结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是多层次和立体的，依照不同的题目和问题各国可以进行多样的排列组合，结成不同的联盟关系。这样的结盟关系笔者称之为议题式结盟关系。比如按照经济议题各国可以组成联盟关系，但这样的联盟不是以消灭另外一个联盟为目的，而主要是维护本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比如欧盟，东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按照政治议题各国也可以组成联盟关系（比如致力于非洲统一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能源议题各产油国结成的联盟关系（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根据地缘政治和反恐结成的联盟关系（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跨地区经济沟通的联盟（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两个在某些领域里对抗的国家可能在另外一个议题里却是结盟的国家，比如中美两国既有地缘政治的冲突、包围和反包围，又有经济的合作和结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和中国在不同的经济议题上的合作将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会放弃在中亚和伊朗的地缘政治的争夺，相反，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斗争会更加激烈。这两种相反、看似矛盾的发展会长期同时存在。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全面的敌人，也没有全天候的朋友，一切都将视议题而订，这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的结盟关系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
IV 中国的结盟方向和策略
笔者将在这里从中国的地缘安全和建立全球政治经济新次序的角度提出中国未来15到20年的大战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矛盾是美国对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挤压让我们面临的生存性危机（如伊朗和中亚问题）和美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垄断形成独霸的局面。笔者提出的具体战略思考是：
（1）强俄
美国成为独一的世界超级大国和苏联解体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全球新的战略格局和地缘形式。俄罗斯的历史性衰弱让俄国经历了空前的地缘大灾难，欧亚大棋盘的战略边界被重新划定，俄罗斯丧失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中国也从苏联解体中部分获利，中国通过与俄罗斯缔结边界和平条约让中国北方遭到严重威胁的战略局面得以改变，中国也能够进入中亚诸国谋取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标志中国成为中亚地区到伊朗的重要棋手。
但是俄罗斯的衰弱也让全球均衡的战略格局被打破，美国得以肆无忌惮地对亚洲大陆上黑洞区域和巴尔干地区进行插手，美国人已经借反恐的名义无声无息进入了阿富汗和中亚，让中国的战略出口 －大西部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如同芒刺在背。美国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让北约的边界一直抵达波罗的海三小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俄罗斯经历了地缘大灾难后又经历了北约咄咄逼人的战略包围。欧美甚至策动乌克兰进行颜色革命，让这个俄罗斯文化和精神的发源地远离俄罗斯。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失去，却不能失去乌克兰，失去了乌克兰的俄国很难说自己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残废的国家。欧美甚至要对俄罗斯同文同种的白俄罗斯下手，彻底剥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残缺的一点点尊严。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刻意识到：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国内的某些分析从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立场出发, 认为俄罗斯是历史上夺去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蚕食鲸吞让中国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亚大部分领土，并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对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仅次于日本的加害国，因此中国应当落井下石，乘机削弱俄罗斯，中国可以大量收复失土。也有人从简单的“远交近攻”的角度来看待中俄关系，认为中俄两国互相接界，中国的“得”就是俄罗斯的“失”，中国的“失”就是俄罗斯的“得”。因此中俄两国只有利益冲突，而没有合作的可能。中国应当连接远方的欧洲来削弱近处的俄罗斯，可以获取最大的地缘利益，永久地削弱侵略成性的俄国，新时代的远交近攻仿佛跃然而出。
这两种看法都是完全不正确和错误估计了当前形势的。如本文开头所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但也不应该干扰我们今天的大战略。当主要矛盾一经确定（美国独霸欧亚大棋盘和世界），其它的矛盾就成为次要矛盾（中俄历史问题），我们决不能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我们今天的生存。想想唇亡齿寒的道理吧，虞国国君贪图小利让晋国借道攻打虢国，结果两个国家一起灭亡。中国和俄国今天当然不会被灭亡，但是却会被削弱、颠覆、分裂和分解。当俄罗斯被分裂成更多的国家而彻底失去世界大国和世界棋手的地位的话，美国也许会先分给中国一些甜头，然后就会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中国，进行肢解中国的战略计划。想想看日本右翼和台湾极独分子讨论的把中国分成七个国家，让中国成为再也没有“侵略”能力的国家的讨论吧，这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讨论。我们真的应该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呀! 完全用地缘政治的“得”和“失”和远交近攻来看待中俄关系也是刻舟求剑，用过去的逻辑来分析今天的问题。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早就超越了过去简单的地缘政治，把欧亚大陆许多远离美国边界的国家变成自己国家势力的延伸，把许多战略要地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个时候的主要冲突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相邻国家的冲突，因为美国能自己划定边界，把美军投射到和中俄相邻的地区，任意挪动美国势力范围的“边界”。这时候，再简单地谈远交近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易时移，今天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被彻底改变，规则也被彻底修改了。
中国联欧弱俄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欧盟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超国家体，成为真正独立于美国的世界一级，现阶段来看是很难说的。欧盟内部复杂的矛盾和美国的介入更让欧盟统一蒙上浓厚的阴影（见中国崛起策八）。美国势必会尽一切力量发展欧盟内部的均势，让欧洲国家互相牵制，阻挠独立的欧洲防务。即使欧洲整合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很难说欧盟是否会选择与中国结盟。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即使今天欧洲人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兴趣，对美国政府越来越反感，但是真正要让欧洲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二择一的选择，欧洲普遍的民意一定会选择美国，而不是中国。欧洲人的普遍观点基本是这样：美国虽然不够好，但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超级大国，胜过俄罗斯或者是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欧在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和亲近远远大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想想看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在美国强势干预下被搁浅的政治现实吧！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欧盟成为世界独立的一级后有可能会与美国携手构筑西方文明永久的霸权地位，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恐怕又要被大大地改写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欧应该多加强各个领域的战略对话，但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跟欧盟缔结全面的盟友关系至少在20年内是不可能的，联欧制美，联欧弱俄，都不是可行的战略，也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白作功，跟欧盟的关系还是更多的以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为主。当然笔者不排除20年后或是50年后欧盟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那样的结盟关系，因为世界上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过那样的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国家利益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不值得在这里多着墨。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和俄国在多项议题上需要发展结盟关系，这是今天历史的需要。中俄两国结盟不是因为中国人喜欢俄国人，或是俄国人特别喜欢中国人，双方结盟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俄罗斯战略上被挤压已经达到它能承受的顶点，中国也深深感受到从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压迫。中俄结盟是不得已，但是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一旦结盟，就发现中俄两国的结盟是优势互补、双方获利的战略结盟。中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缺陷是军事实力不够强，在许多地区政治影响力不够大。俄国是世界军事大国，具有超强的军事震慑和打击能力，由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强大，俄罗斯在世界许多重要地区依然发挥着政治大国的作用。俄罗斯的缺陷是经济实力虚弱、贫穷，跟世界其他大国不成正比。有钱没枪的中国和有枪没钱的俄国一旦结合起来，就能在许多议题上有效地遏制美国的独霸局面，让中俄两国同时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说来中俄必须在以下问题上紧密结盟： a.针对美日军事同盟，中俄同时感到巨大的战略威胁，于是中俄在此议题上结成针对美日军事同盟的中俄军事同盟，中俄同盟略弱于美日同盟，但也基本建立了战略均衡格局。b.中亚五国和伊朗问题是中俄的生死线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底线，中俄的战略联合不仅为双方注入了强心剂，也可以吓阻美国吞并伊朗的阴谋，让美国的军事侵略野心难以得逞。c.中俄还应当在中东建立针对中东冲突特别是“巴以冲突”和“阿以冲突”议题的同盟。中俄共同发出的强音会让两国同时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棋手以平衡超级棋手美国独霸的局面。在中东议题上中俄如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是单打独斗进入该区域都有可能让双方共同边缘化，造成没有多大发言权或是发了言也没人听的局面。d.中国和俄罗斯应当在南亚印巴问题上结成南亚议题同盟。印度是新兴强国，巴基斯坦是地缘上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美国同时在拉拢印巴两方，想要两方通吃。印度不放心中国，巴基斯坦却是中国的好朋友；有意思的是，印度过去跟苏联关系特别好，是俄国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却跟俄国的关系一般。中俄应该利用各自的优势各拉住一个，中国让巴基斯坦，俄国让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双方共同努力发挥双方的优势，让印巴两国达成历史性大和解。如果能走到那一步的话，中国就能打开中印关系的死结，开创全新的局面。鉴于印度是不结盟国家的领袖，因此拉拢印度入盟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双方应当力阻美国把印度拉过去，给中俄组成新的地缘灾难。
就当前的局势来说，俄罗斯的继续衰弱也将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不仅不应该落井下石，反而应当通过经济贸易和金援加强俄国的实力。一个经济过于疲弱的俄国可能会失去世界棋手的资格，让中国陷入完全的地缘困局和战略包围，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国家的整体战略就失败了，我们在欧亚大棋盘上的回旋余地就被大大缩小，可能棋到中盘就会弃子认输。今天的基本战略格局是：弱俄就等于弱中，强俄就等于强中。中俄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没有内斗空间，只有强强结合，谋取生存。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内应当是平等的双领导的关系，不存在着谁压倒谁的问题。中俄的结盟第一次突破了一方占主导地位、领导另外一方的局面，中国也不要因为经济的强大和富裕而洋洋自得，而要领导俄罗斯。俄国是世界大国，有大国基本的尊严，欧盟和北约的过快东扩羞辱了俄罗斯，剥夺了俄罗斯的大国尊严，这是导致俄罗斯转向中国的重要原因。中俄一定要防止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挑拨离间，中俄同盟越稳固，西方世界就会越重视双方，双方就能越好地捍卫双边利益。
（2）强法
中俄在许多区域议题上结成“议题式同盟”是保障两国战略安全的根本。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中俄如果要促进世界多级格局的形成、结束一超独霸的局面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光依靠两国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两国都不是西方国家，容易让他国有“东方对抗西方”的联想。
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议题上，中俄两国当然也互相离不开，但双方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实力的、有独立意识的、有独特文化和影响力的、不满足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西方国家。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有雄心没实力，英国有实力没雄心，德国有实力有雄心却没胆量。只有法国人既有雄心，又有实力，还有胆量敢于在国际一切场合向美国的霸权呛声。德国在施罗德时代也差点把德国带上了世界独立的一级，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差点形成巴黎－柏林－莫斯科反战同盟，这是美国最恐惧的联盟，美国尽了一切力量拆毁了这个同盟。随着右派的默克尔政府上台，德国重回美国的怀抱，再次建立了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而施罗德敢于向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呛声的举动是二战以来唯一的一次，恐怕也是绝响。今天法德俄同盟已经灰飞烟灭，不再是欧洲政坛的一个话题。这里反映了德国人深深的困境，尽管德国人已经被认为是欧洲良民和世界好公民，德国已经对二战中纳粹的罪行做了最深刻的反省和悔罪，德国也取得了完整的国权并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德国任何对世界独立一级和地缘政治的追求都会在本国内被反对党视为是不能容忍的，德国周边的国家也会立即关注而再度引发对过去历史的痛苦回忆。因此对比日本被“硬限制”（美军军事占领），德国事实上是被“软限制” 了（道义上的约束），对过去纳粹德国侵略历史的记忆让欧洲许多小国对德国怀有永远的怀疑和偏见。哪怕是德国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也会被美国人抹黑成“德国新纳粹复活了”。因此德国完全成为世界独立一级的前景并不乐观。相比较而言，法国人有独立的传统和性格，是天然的反霸重要成员，是天然的多级世界的支持者。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发挥的独立精神和勇气塑造了今天法国人的民族性格。法国在今天欧洲联盟陷入困境的时刻自身也感到非常失落，因为欧洲人的独立 －法国人最大的梦想看起来是那么近，实际上却是那么遥不可及。山姆大叔的介入让骄傲的高卢雄鸡深深受到挫折。北京和莫斯科给予巴黎的支持将提高法国国际地位，让法国从欧洲的法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法国，让法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强法）。法国虽然经济不如中国（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却远远好过俄国；法国虽然军事不如俄国，却要好过中国。法国还在世界许多地区（西非、北非、中东甚至是加拿大部分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作用。法国还属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加上璀璨的法兰西文化和民主革命的传统，法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作用是无法被替代的。
中法俄在建立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新次序的结盟将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有钱的中国，有枪的俄国和有强大软实力的法国，再加上三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开辟国际政治全新局面。
（3）强韩
刚才笔者已经提到了针对美日的军事同盟这个议题中俄也建立了相应的中俄军事同盟，但是我方的实力略弱于对方。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应当尽力松动美日同盟，尽快实现我国领导人和日本新领导人的会晤。因为元首的互访将大大有利于中国展示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象，有利于日本人建立良好的中国观感。中国应当大力加强同日本人民的沟通，向日本民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在美日军事同盟这各议题上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旁观者，我们应当主动出击争取日本民意，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能够阻止美日同盟变成全面的针对中国的盟国关系，我国在战略上应当考虑强韩，也就是让韩国更加强大，同时促进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让朝鲜的经济实力能够得到恢复。当前，在韩半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韩国社会的急剧左转，韩国青年一代反美的情绪扩散，韩国与美韩军事同盟越走越远，要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和中美进行等距交往的呼声越来越强。二是两韩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几乎失去理智，这种超强的民族主义首先针对日本和美国，其次也针对中国。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端午节节庆的争端上产生的争议让人看到高丽民族主义强悍的一面，韩国人在修改古代历史上的随意性已经达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当然，韩国人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人和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50年残暴的殖民统治的。我国应当妥善应对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应当让一个具有中等实力的韩国成为战略上抵制日本的重要一环，正如同东亚千年的历史一样。
鉴于强韩这个题目相当复杂，几乎可以开辟专文来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笔者希望提出一些战略思考供大家参考，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对本文的观点加以补充和批评。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大战略应该不受意识形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干扰，我们应当清楚判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具体策略是（1）思维创新，建立“议题式联盟”；（2）强俄，中俄在一系列区域问题上结盟；（3）强法，中法俄在全球议题上结盟；（4）改善中日关系应是当务之急，如不成功，则当强韩。这其间，中俄结盟是生存基础，中法俄结盟是开创国际政治经济新局的关键，中韩间的关系则是补充。
. 德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智慧
读到德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感觉到德国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特别的借鉴意义。德国在其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经历了几起几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沦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百年的崛起和毁灭的大循环后，变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参透国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谋求国家最大利益的哲学了。
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奇迹，值得我们今天认认真真去研究和探讨。当时德国领土上虽然生活着古老的日尔曼民族，但却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散布在德意志的疆界内，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概念，德国人的船只航行在公海上没有自己的国旗，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德意志领土也常常是欧洲列强的游戏场，法国、丹麦和西班牙可以随意地在德国领土上发动战争，四分五裂的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角逐的棋盘。当时有两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是奥匈帝国，一个是普鲁士，有实力统一德国。
我们学习世界历史的时候对俾斯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用战争和武力统一德国的历史在中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俾斯麦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谋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开阔和思想之深远，可以说是德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普鲁士统一德国是通过三场战争来完成的，剥离掉战争及其琐碎复杂的细节后，我们可以立即发现这三场战争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解读。这三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分别是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也是德国迈向统一路上的三头拦路虎。在每一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都分别为中立国甚至是普鲁士的同盟国。在一场战争结束后的下场战争中与普鲁士曾经交战的敌国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的铁杆同盟国。不仅如此，当时欧洲其他列强如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强力干涉普鲁士的统一过程，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竞争的历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错综复杂和微妙的。尽管当时帝国列强在全世界争夺殖民地打得热火朝天，许多国家已经积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对方，但是各国在阻挠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意见倒是一致的。毕竟主要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在中部欧洲崛起一个新兴的大国和强国，有谁愿意看到凭空诞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呢？所以为什么当时各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力。俾斯麦在一旦确定了普鲁士的国家总目标是肩负起把德意志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历史使命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俾斯麦善用谋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机敏巧妙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体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准确把握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却从来不贪功冒进，深刻参透了过犹不及的道理。俾斯麦在每场战争前都作了扎实细致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牺牲部分利益来稳住有可能让德国统一进程逆转的欧洲主要大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现出媚英和媚俄的举动，对英国降低了关税，对俄国镇压波兰革命没有加以干涉，同俄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法国昏聩的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则看透了他好大喜功、优柔寡断和鼠目寸光的特点，向他承诺普鲁士不干涉法国兼并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西部的鲁尔区等。俾斯麦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场战争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其他大国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敌国，让敌国在欧洲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场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普鲁士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宣扬的信息是普鲁士只想捍卫自己的疆界、无意攻进奥匈帝国境内，更没有展示出要统一德国全境的企图，普鲁士的烟幕弹让毫无防备的拿破仑三世深信这是一场惨烈的持久战，他甚至把宝押到奥匈帝国身上，认为奥匈帝国能赢，因此法国就乐得看逍遥了，傻呵呵地观看两虎相斗。当普鲁士做好一切环节的准备后，战争一打开普军就势如破竹，迅速攻进奥境内，接连取得军事大捷。就在普鲁士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6公里的时候，俾斯麦却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宏伟视野和高度的战略节制，当时普鲁士的将军和国王威廉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摩拳擦掌地准备下令普军一举荡平维也纳，并乘胜追击力求灭亡整个奥匈帝国的时候，俾斯麦却力排众议要求和奥匈帝国签订和约，要求奥方放弃北德的荷尔斯泰因和放弃干涉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普军撤出了奥匈帝国。俾斯麦的自我节制的举动具有深远的战略含义：俾斯麦深知普军战线拉得太长，军心因为过于兴奋而松懈，大胜的背后蕴藏着大败的可能；俾斯麦也非常清楚奥匈帝国是个大国，普军灭掉这个历史悠久的大帝国短期内条件不成熟，反而会贪心不足蛇吞象，普军占这么大的地盘不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会“撑死”；普军继续进攻奥匈帝国必然会赋予其他欧洲大国以普鲁士好战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内获得这么大的地盘让欧洲列强极为恐慌，欧洲列强定会联合起来干预普鲁士的进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奥匈帝国的地盘拿不到，连刚刚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东流，德国统一大业彻底泡汤；俾斯麦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鲁士的历史使命，因而懂得见好就收，他知道奥匈帝国无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意愿，也清楚德国统一大业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断干脆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统一进程之外；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带来巨大的“后发收益”，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这场德国统一最关键的战争上站在了普鲁士的一边，而不是与法国夹击普鲁士，这是普鲁士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麦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转变成奥地利善意的回报，得到了最大的战略收获。
在第三场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再次表现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稳住了俄国，并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让英国确信是拿破仑三世在挑战英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拿破仑三世对英国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让英国最终决心保持中立。最后普鲁士在色当取得大捷，俘虏了十万法兵和刚愎自用的拿破仑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君主国，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国奇迹般地统一了，这是当时所有欧洲国家都无法预见到的重要历史事件。然而，这时候被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德国陆军已经无法节制了，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陆军将军不顾俾斯麦的坚决反对割占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德国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德国举国狂欢庆祝、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的时候只有俾斯麦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甚至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德国危险了！他认为，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区，其地缘形式暗藏着极大的危机，因为其东部面临强俄，南部是奥匈帝国，西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法国，隔海相望就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敌国。法国只有东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俄国只有西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德国却可能三条战线遭到攻击。法国是迟早要复仇的，如果德国处理不善，就可能面临同时三面作战的危险和被合围的境地，德意志民族就会面临亡国的可怕局面。俾斯麦认为，德国应当善于守成，好好消化统一进程中取得的大片国土，迅速发展德国的工业化和技术水平，德国如果走向全面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的话，那必然会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可怕的险境而无法挽回，那将把所有的功绩和成就化为灰烬。
然而，胜利者的自大和自得决定了他们是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麦晚年郁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见不合，最后黯然离开政坛，而历史真的就像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了。俾斯麦的地区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争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麦圆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蛮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和和平发展的国策被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所取代。德国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阳光的地盘下争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了，德意志变得越来越有扩张性了，开始觉得上天不公、给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少了。当德国咄咄逼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逼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俾斯麦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断丧。骄傲自大的德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地缘包围的阴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国先是和世仇法国签订和约，因为英国觉得英德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接着英国又和俄国签订和约，再加上法俄和约，俾斯麦的预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三面夹击（东俄，西英法美，南意大利），德国战败被列强肢解。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泛德意志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又两面被夹击（东苏俄，西英法美），历史在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是二战失败后德国更惨，国土被美英法苏军事战领，国土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国权也惨遭剥夺。军事扩张的德国完全放弃了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终尝到苦果。
笔者在德国留学其间，认识了一位德国老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时候，他总会讲述很多过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给笔者看了四幅德国不同时期的地图，第一幅是一张特别陈旧、发黄的德国地图，时间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麦才统一德国时候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纳粹德国时期绘制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域象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大大膨胀起来，1940年的纳粹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版图大得惊人。如果地图再晚绘制一年，“德国”地图大概要延伸到苏联莫斯科了（1941年纳粹制定巴巴罗沙计划进攻苏联）。第三幅是1945年德国的地图，德国战败，版图大大缩小，纳粹的军事占领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来，当时德国的版图变成德国历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图就更小了，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扩张了那么久终于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幅是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地图，德国战后走和平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羡慕的经济奇迹，最后东德主动要求和联邦德国合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轮回，德国的疆界又几乎恢复如初。老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可以从普鲁士以来的德国历史学到很多东西”。
是啊，老人的话总是充满智慧：德国全力去争的时候，最后却什么也没争到；德国不去(靠军事暴力)争的时候，国家版图却得以复原。这样看来，争却是没争，没争却是在争，这难道不是德国的教训和德国的智慧吗？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的国人深思吗？
II. 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复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复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话又说回来，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国力之强大，如果中国要吸引世界观众的注意，不会太难。看看伊朗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吧，他们总是能够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中国也象他们那样，制造一两个事变和事端，也一定可以吸引世界舆论更大的注意力和更广泛的报道，中国也一定能够天天成为西方世界的话题，但那样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把中国推向与世界为敌的险境。这样看来，张显国力很容易，善于守拙却不易；四处扩张很容易，善于守成却很难；处处显露、爱表现很容易，韬光养晦却不易。一个人要有很大的自制力才能克服骄傲自大的情绪、才能学会谦卑谨慎；一个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大国的领导人，要有超人的克制力和自制力才能作到不张显和透支自己国家的国力。这一点上俾斯麦和邓小平都堪称最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军离维也纳仅离六公里的地方能够撤军，就表现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节制力和战略智慧，在这个阶段，让普军乘胜追击是很容易的，要忍住不继续往下攻是很难的。而邓作为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领导人，却能内敛、谦卑、冷静和低调，扎扎实实稳扎稳打，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谋取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切从“推进中国现代化大业”的角度出发，在国际场合不说过激的话，不作过激的事，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III. 再谈中国的结盟
俾斯麦生活在一个普鲁士崛起和强大的时代，普鲁士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方面大大缩短了同最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在许多方面普鲁士甚至超过了英国。普鲁士也塑造了德意志民族整体的精神特征，比如说普鲁士严谨、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让当时普鲁士的产品有了优质廉价的美誉，颇像今天德国产品在世界上广受欢迎的景象。普鲁士的纪律和军事强大更是让当时的世界主要大国心怀戒惧。尽管普鲁士如此强大，但是俾斯麦还是谨慎小心，生怕普鲁士和统一后的德国陷入被围困的局面。俾斯麦统一德国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外交定律就是每次战争只能有一个敌人，己方则要争取有数个同盟国和中立国，千万不能陷入同两方和三方同时作战的境地。在俾斯麦看来，每次打击敌人都要适可而止，在不能彻底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战后对敌人要从轻处理，让敌人感到普鲁士“文明”的威力，让世界感到普鲁士不是一个尚武野蛮的侵略者，也可为自己留下回旋余地。这种不逼死对方、给对手活命空间的双赢作法给普鲁士带来极大的好处，因为给对方一条退路就是给自己一条退路，俾斯麦在这一点上很有点我们东方哲学的味道。俾斯麦的高明的外交手腕和结盟哲学终于让战争史上的奇迹出现了，一个才和普鲁士殊死搏斗的奥匈帝国很快却在另外一场战争中成为普鲁士的同盟国，帮助普鲁士完成了德国统一大业。
以当时普鲁士军事训练的完备和国力的雄壮俾斯麦尚却能如此精明谨慎，绝不同时树几个敌人，而是善用外交关系巧妙地来为德国统一大业服务，我们今天崛起的中国更当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同中国周边的国家搞好关系。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定会用一切手段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美国独超地位的国家，那我们就不能再主动去塑造新敌人。如果考虑到美日同盟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准军事同盟，这对我国的战略上构成了无比巨大的压力，我们更应当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按照部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国周边国家没有一个是可以结交的，日本人是小日本鬼子，韩国人是高丽棒子，俄罗斯人是罪大恶极的老毛子，印度人是红头阿三，越南人是忘恩负义的恶棍，菲律宾和印尼都反过华，如果按照这种简单的逻辑和线形思维的话，那我们必然会以所有的周边国家为敌。如果再考虑到俄国历史上侵占中国那么多领土，日本人侵华的暴行，韩国人的桀骜不逊，那我们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敌人。先不说如此简化地看待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合适正确，光是这样对外极端排斥的心态就容易让中国形成空前孤立的局面。俾斯麦先后交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在普法战争前还交好法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入侵过日尔曼民族固有的领土，1618－1648年德国历史上的30年战争是一场外国列强介入的宗教战争，让德国失去了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算作是骇人听闻了。如果俾斯麦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复仇主义者的话，那俄、英、意、西和法等主要欧洲大国都是普鲁士的世仇，都是普鲁士军事征伐的对象。如果普鲁士当时愚蠢地以天下为敌的话，那天下也一定会以普鲁士为敌，那普鲁士就绝对统一不了德国，也许今天德国领土上还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家。
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让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已无可能。更为荒谬的是，按照他们那套思维观念一定会置中国于外交孤立和战略险境，极大地恶化中国崛起的周边和平环境，会让亲者痛，仇者快，美国的战略学者一定会乐见这样的局面出现。
按照今天中国的国际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中日重新迈向友好关系的话，（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善意），那么一个面临美日同盟的中国－就必然要考虑结盟俄国，修好印度和联结韩国，我们手里并没有太多的牌可以打。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俄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也不管这些民族是否看得惯我们中国人，不管历史上我们和他们有何过节，我们都应当积极与这些国家修好，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未来15到20年和平崛起的关键。国家之间，因为利益而聚，因无利益而散，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偏见带进外交政策，那就会形成战略失败的局面。
有人认为强俄是在与狼共舞，弄不好还会被狼吃了。我认为，这种局面不会发生。中俄互相依靠支援强对方是强强共舞，双方谁也吃不了谁，双方互相“强” 对方会为双方共同的崛起和复兴奠定好基础。只有在一方很弱，一方超强的局面下，双方结盟才会产生弱者出现生存性危机的险局，比如哈萨克斯坦单独和俄国结盟，蒙古单独和中国结盟都会产生强者磁吸弱者的局面。今天中国早就不是过去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强国和世界一极，是世界上主要的战略棋手，中国崛起的速度让很多国家既高兴又忧心忡忡，高兴的是可以从中国大市场中获利，忧虑的是怕中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辐射到军事领域走扩张殖民的道路。我们看俄罗斯是俄国熊，俄罗斯看我们则是中国龙，熊既吞不了龙，龙也吃不了熊，这点双方都心照不宣，只是现在龙和熊同时面临天上的苍鹰凶猛的战略进攻，还联结了东边的日本狼，龙和熊必须联合起来才会在严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当然，龙怕熊将来越来越壮，越吃越多；熊更怕飞龙在天，将来飞到和苍鹰同样的高度，让熊再也赶不上龙，但那是20年后的事，现在熊和龙的理性选择只有一条，互为犄角，互相让对方更强大，随着世界形势的演变，当苍鹰有一天不再能独霸天空和世界的时候，世界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有所变化，龙一定会有新的策略和新的合纵连横，熊亦然。
IV．中国应当居安思危
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能够亲身经历的一件世界性事件，这也许将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料的来得更早。按照世界银行用平均购买力(PPP)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在2010年就能超过美国。按照英国权威刊物“经济学人”的计算办法，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2026年左右将与美国持平。最近，中国学者李世春在其文“2019年：超越美国”中，非常科学全面地考虑到了中国经济增长中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和统计口径误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科学的预测和推算，是笔者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总量预测的最具有信服力和说服力的文章，也解答了笔者长期以来关于中国GDP增长的一些问题。李先生还按照低位值、中位值和高位值进行了不同的测算，最后不论是那种算法我国GDP的总量都将在2019年超越美国。中国的崛起已经完成了日本和四小龙崛起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的经济增长中，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到应有的正常区间，正如当时日韩新港台崛起的历程一样。人民币的升值将大大缩短中国追赶美国的时间。毕竟，13亿人口的国家赶超3亿人口的国家是谁都无法阻挡的。当中国完成和平崛起的最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不仅将超过美国，而且将逐步拉开和其他强国的差距，极有可能的是2019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持平，而将超过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这不是痴人说梦，而是按照现行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中国的崛起极其类似当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的崛起，中国的确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局面。
恰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更要防止一些过激的思想的扩散，我们才更要有一种内敛和谦卑的精神，才更要懂得运用国际策略，为中国谋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让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冲昏头脑，更不能得意洋洋走上军事扩张、民族复仇和新殖民主义道路。当年俾斯麦对德国人的谆谆告诫今天听来仍是那样振聋发聩，仿佛他不仅是在对德意志民族说话，也是在对我们中华民族说话。在一个国家弱小的时候，固然命运悲惨，任人宰割；当一个国家急速崛起和迅速强大的时候，我们应当小心谨慎，走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滥用国力和透支国力。俾斯麦对德意志民族发出的呼吁是那么有远见，似乎能穿透时空给我们今天无穷的借鉴。德意志民族地处中欧要地，地形既很有利，又极度危险，如果不慎，极容易三面被合围，整个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我们今天中华民族也特别得到上天恩赐，历经苦难、战乱、外敌入侵和内部分裂今天我们仍然能保有这么大片领土，而且国家正在走向强盛。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地缘形式和当时的德意志民族颇有相似之处，三面面临世界大国和潜在的世界大国（北俄国，西南印度，东望日本），搞不好地缘上我们也可能面临三面合围的局面，那将对我们造成极强的战略压力，直接干扰到我们经济发展目标。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与欧洲大陆相分离的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当时英国并没有要干预德国，只是在俾斯麦以后的时代德英竞争才导致英国一步一步把德国视为主要敌人的。而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今天面临的形式要更严峻一些，因为超级大国美国已经铁定要遏制中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要争取和世界上一切二级强权改善关系，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我们更要同美国抢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壮大自己。我们绝不能因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牵制和干扰就怯于谈对日关系的新思维和改善中日关系，我们的国家总体战略应当是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和历史冲突，与任何可能的次级强国建立友好关系和联盟关系，为中国的全面发展谋取最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上升阶段应该特别居安思危，为民族复兴之路未雨绸缪、打好扎实的基础。真的应该认识到，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外交关系要花很长时间，可是外交成果毁起来却很快。我们每次都看到俾斯麦打胜仗，却没有看到他每场战争之后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而这些精心维护的外交关系却在短短的时间被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将军们毁得精光。如果我们将来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实力的时候，如果那时候我们都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中，如果那时候我们想松动一下筋骨进行一些军事扩张的时候，出于对中国过于强大的恐惧会使其他国家可能和美国一起联手来对付我们。如果俄罗斯、印度同时感觉到了中国的威胁，不排除他们会和美国日本联手，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将陷入地缘政治空前的大灾难了，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天佑我们民族吸取德国的教训，让那样的局面永远不会出现。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俾斯麦的照片的时候是在《世界五千年》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将军般的人物，双眼炯炯有神，充满着野心和进取心。我在上大学读到德语原版的俾斯麦回忆录时，却发现封面上的那个老人充满着失落，那双略带悲伤的眼睛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那双极其智慧的眼睛仿佛有透过时空的魔力能看到自己民族的沉沦和毁灭，能看到将来自己一手缔造的事业毁于一旦。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读历史总是让人更聪明。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中国老一辈政治家的远见，无论是毛的“中国永远不称霸”和邓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都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中国应当走地区守成的和平崛起道路，绝不能走全球扩张侵略的道路，世界太大，文化是多样和多元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控制全世界，过去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美国的全球扩张和侵略正在步罗马帝国的后尘，美国的强大、扩张、好战注定了美国将走向衰落。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成为世界强国后也不应该称霸，因为国之虽大，好战必亡。中国追求的应当是多元的和多级世界，让中国文化播及四方，让中国的柔性哲学综合西方过于阳刚和富有进攻性的哲学，让世界各国敬服中国，感受到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魅力。让东方的文化配合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创新和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让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而能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丰富的、和平的、和谐的世界，应当是我们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和目标。
当前有两个事件显示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第一是西方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调集中于中国经济崛起对西方优势地位形成的全面挑战和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关于世界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讨论，中国一词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出现在西方著名媒体的报道上。 2006年9月11日德国著名刊物“明镜周刊”以中国为封面主题报道中国，封面上描绘的是无数森严的秦始皇兵马俑，手持电视、冰箱、手提电脑、手机、轿车、高速列车等物品，并冠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来自远东的进攻”。众多的兵马俑象征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手持不同产品象征着中国从简单加工业向现代化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的转型，图文配合在一制造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经济进攻西方的视觉效果，而长达十几页的正文则不停渲染中国经济威胁西方的论点，文章最后开出的方案是欧洲应当同美国紧密联合，全面围堵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世界结构性变迁和西方文明优势地位的坍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能完全代表德国社会，特别是经济界和企业界的主流观点，但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即产业升级和迈向独立自主、科技创新型国家，进而能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一争长短，对此西方社会普遍感到一定的担心和恐惧，对于这一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人普遍能够感受到。第二件大事是中国在近两周以来的外交盛宴显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先是国内俄罗斯年的逐步谢幕，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接着是东盟和中国10+1的南宁峰会，最后是中国外交的重头戏 — 中国非洲峰会。中非峰会将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搬到了北京，非洲48个国家的元首和部长来北京参加峰会，中国外交战线出现盛况空前的大好局面。在这两件大事中蕴藏着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次序的信息，值得我们加倍留心关注。这两件事情反映了中国崛起和世界局势俱都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变迁，具体说来，中国崛起在以下三方面改写了二战以来的国际结构和次序：
1．二战以后世界差序结构和世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南北东西”问题。“南方”和“东方”并不完全等同地理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经济上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亚洲除了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北方”和“西方”指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西欧和日本）。北方国家，也就是工业化国家只占世界人口很小一部份，却在经济产出和国际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垄断地位。西方在六十年代产生了著名的左派理论 －依附理论，此理论认为世界各国按照经济、贸易和科技水平可以分为中心、边缘地区，后来华伦斯坦(Wallerstein)还据此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增加了一个半边缘地区，其观点简述如下：中心地区即发达国家，通过有利的经济和贸易地位，向边缘地区也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地区被跨国企业完全控制并有意识引导向单一的经济产品，因此边缘国家只能向西方出口原材料、能源和单一的经济作物。边缘国家虽然通过了民族革命赢得了独立，但在经济上却完全处于依附地位，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剥削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旧的殖民主义走了，但新的经济殖民主义来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下难有出路。虽然西方左派的理论有一定的偏颇，但是在看待国际经济贸易不平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洞察力的。
中国的经济崛起对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中“边缘和中心”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一方面中国按照人均收入来看依然是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依然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按照经典理论来看依然是边缘国家。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及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力，早已让中国成为毫无争议的中心国家。中国的影响力不仅让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甚至也大大超过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更让许多世界级经济学家难以解释的尴尬现象是，如果按照中心国家出口工业成品，而边缘国家出口原材料和能源的经典国家分工理论来划分，那在中国和许多工业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半工业化国家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中，中国倒更象是中心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却更像是边缘国家，因为后者向前者出口较多的是能源和原材料（铜、铁矿石、铀、石油、天然气等），而前者向后者出口的则是工业成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殖民这些国家，这只是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即中国的崛起使诸如“南北东西”，“中心”、“边缘”和“半边缘”等许多世界划分方式再也不能适合时代的需求了，国际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研究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需要理论创新，来解释世界的新变局。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方”或“东方”国家，当然按照人均生活水平来说中国依然算是南方国家，但按照中国的整体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影响力来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准北方国家。短短20年来中国从一个“边缘”国家、“南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冲刺成为一个准中心国家、准北方国家和准西方国家，是世界经济史的奇迹，也为二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带来重大的变化和冲击，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重新洗牌，国际权利被转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将被重新划分。考虑到中国的幅员和综合国力，中国改变世界格局的进程可以说是才刚刚起步。
2．中国崛起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格局和各种机制也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二战初期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19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有了三架马车，即美国－日本－德国。随着1990年日本经济进入长时间衰退，德国经济2000年进入衰退期，中国逐步取代了日本和德国在拉动世界经济方面的作用，世界经济转由美中两大火车头拉动。中国经济的世界性意义也在改变国际权利结构，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进行着内部的权力调整，中国或早或迟都将赢得在国际机构中更多和更大的权利份额，相应也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西方八大国家峰会（Ｇ８）因为没有中国参与将无力解决全球经济、政治、贸易、能源、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议题，英国经济刊物“经济学人”多次指出，应当组成由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的Ｇ4, 以取代名不副实的Ｇ８，防止工业国家峰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参与而被边缘化。中国虽然仍为一个人均收入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但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北方国家，它正式加入Ｇ9应该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Ｇ８应对全球权利格局的变化已经在展开调整，包括邀请主要发展中大国领袖和财政部长参加峰会。
3．今年9月德国“经济周刊”罕见地以非洲大陆地图为封面刊登了关于非洲大陆发展的主题报道。非洲，一个饱受贫穷、战乱和饥荒折磨的大洲，一个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被边陲化的区域，一片几乎被人遗忘的广袤土地，在新世纪之初终于赢来了曙光。不同以往的是，这次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正是中国。“经济周刊”介绍到，整个非洲大陆，从北到南，到处可见中国的工程队、投资者、企业家和医疗队。中国强大的需求，让非洲能源市场出现了出口的强劲势头，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非洲许多国家内部产业链条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普通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洲整个大陆在2005年出现了破天荒的高达5,5%的经济增长率。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西方国家过去从来都是仅仅把非洲当作简单的原料基地，只是给予一些非洲国家一些放债性借贷，而从未认真进行生产性投资。是中国人第一次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生产投资超过了借贷资本。中非之间的贸易也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非洲大陆经济发展出现了井喷现象，中非的贸易额在1950年代仅为1000万美元，1995年则达到30亿美元，预期今年年底将达到500亿美元，中非的贸易额在10年内翻了16倍以上。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把中国对非洲的生产性投资看作是非洲觉醒和振兴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希望通过中国的投资使非洲彻底摆脱贫困和落后。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欧洲大国如英国和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对非洲大陆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带动南方国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非洲，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深化和贸易量的激增正在迅速推进双方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由于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的带动而快速递增。历史上与中国相隔遥远、让我们较感陌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在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新历史背景下与我们迅速接近、靠拢。
以上由于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迁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南方国家在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试验的失败、经济长时间陷入衰退和停滞后，终于重整旗鼓，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增长，而这次带动南方地区增长的是中国。摆在中国面前的正是绝佳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也是中国经济崛起、非洲拉美经历经济失败和社会动荡、欧洲和美国长时间忽视这些地区各种因素所造成的。由于美国片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利用自由贸易的幌子打开和垄断南方国家的国内市场，摧毁南方国家建立独立民族工业的努力，对南方国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南方国家产业单一，国家基础工业迟迟发展不起来，国内市场发育迟缓；欧美国家还以金融开放为由，诱使南方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和实现银行金融产业全面开放，利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大量掠夺南方国家的财产为己所有，使许多一度很有希望的南方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和菲律宾等在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一蹶不振，成为标准的失败国家。而更多的南方国家则由于市场狭小、国力贫弱，只能完全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美欧所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国民经济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正是由于美国强行推行的掠夺性新自由主义政策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形象陷于低谷，在拉丁美洲大陆，反美思想在各个阶层蔓延开来，甚至产生一些反美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国际新环境中，中国 20多年来奇迹般的发展让南方国家看到了另外一种模式的成功和可以学习的榜样。
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力量集中在亚欧大陆和北美洲，非洲和南美在地理上天然处于世界边缘，也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边缘区域。在世界地图上非洲和南美宛如世界的两侧翼，而如今中国带动了这两翼的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的复苏，再加上以印度为首的南亚次大陆的迅速崛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世界的新趋势：那就是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即南方国家集团正在经历集体力量的上升，而中国正是领衔南方国家集体崛起的主角。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世界各国都是演员的话，那中国不仅是北方国家的核心演员，更是南方国家的中心演员。把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放在南方跃升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就会有更宏大和宽阔的视野。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南方的跃升，南方的跃升也必将在更高的水平上促进中国的持续发展。在这里我们真应当借鉴和研究美国人在二战后的作法，美国在二战后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援助和模式输出奠定了美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和美元国际霸权体系。美国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失败了，却在西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取得了局部成功。美国人真是善于化腐朽为神奇，让自由市场恰恰在紧邻共产苏联和红色中国的区域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从而间接导致了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解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让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全球取得主导地位，所有这一切又有助于巩固美国在全球领袖地位。今天中国面临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取得了拉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实力，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将成为把中国送上世界强国和未来超级大国的重要环节，有了南方的整体崛起，中国的声音将不再是国际社会中单一的声音，而将成为国际社会的最强音。有了具备实力的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中国将具有建立在中国主导下国际政治经济新次序的实力。
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在多方面对于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中国经济爆发性的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而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将成为中国的原料基地，为繁荣的中国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能源。而对于这些地区而言，中国是一个稳定、有很强支付能力的买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中，不仅卖家市场很重要，买家市场也很重要，一个富裕、稳定、具有良好信誉的买家市场对于能源输出国而言举足轻重，从这点上来说中国和南方国家是各取所需、互利共赢的。
其二: 如果仅仅将中国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能源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片面的，中国应当树立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的意识。在全球市场时代，国与国早就脱离了古典时期的零和关系，而成为互利共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损害别国最终会损及自己的国家利益，帮助别人发展也是为自己国家产品打开新市场。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双赢和多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几乎成为必然。在欧美国家不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采取配额限制时，在欧美面临中国经济崛起不断单方修改国际贸易规则时，促进、培育和开发非洲大市场和拉美大市场将为中国的产品提供重要的销售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产业更新和升级的新时期，中国某些处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产品必将转移到比中国更为便宜的国家，这将有助于中国的某些低端产业重新获得发展的春天，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笔者计算过，东盟10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400亿美元，非洲大陆55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6000亿美元，而拉美大陆13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 17500亿美元（均为2003年数据），中国根据2005年GDP统计修正后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000亿美元，东盟、非洲大陆和拉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国的 25％、27％和80％。如果东南亚能保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非洲大陆能近一步脱离战乱和饥荒，迈上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和非洲统一之路，拉美经济也能保持经济持续复苏的话，三大区域在未来10到15年内经济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这样东盟、非洲和拉美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市场。特别是非洲大陆，虽然今天依然贫困落后，但它拥有9亿人口，在迈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非洲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将不断上升，因此非洲市场发展潜能巨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即人口越多的区域，人口结构越年轻的地方，越是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潜力就越是巨大。今天非洲大陆按人口结构来说是最年轻、人口增长最快的大陆，也是经济最落后的大陆，但正因为如此，非洲大陆才是最具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大陆。中国把握住这些全球大趋势，并前瞻性地引领这些大陆迈向民族复兴之路，就是在为中国的世界强国工程打下最坚固的地基。
三是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由于中国和欧美在政治体制和人权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差异，也由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本身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无论怎样设法融入国际体系，都会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有学者认为，只要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人权法制建设，西方国家就会完全接纳中国。这种看法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推进当然有助于拉近中国和西方的距离，但是西方文明已长时间在世界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和欧美中心主义观念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西方人中最普遍、最强烈的一个观点就是：西方文明就是普世文明，其他国家只有全盘接受西方所有价值观念才能拿到进入现代国际社会的入场券。西方国家现在虽然流行中国热和中国文化热，但那只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文化魅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在许多西方人对中国感兴趣甚至是迷恋中国的同时，他们那种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依然十分强烈，一旦中国在某些领域里有赶超西方的势头，中国威胁论、中国恐惧论就会如同欧洲历史上对黄祸的恐惧一样被大众媒体和舆论重新唤起。这在历史上已有先例，1980年代西方面临与其政治制度相同的日本迅速崛起时，西方媒体在羡慕、惊叹的同时，也充斥着对日本的批评、厌恶、鄙视、恐惧和偏见，日本更多被描绘成一头没有道德的经济怪兽，日本人虽然很成功，但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始终是怪怪的，他们都是工作狂、不懂得休息和度假，他们对上司无条件服从，他们的企业漠视工人的人权，他们社会的自杀率很高，他们的住所狭窄活像兔子笼，他们的性文化畸形等等。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崛起只有在南方的跃升中才能真正写出国际政治经济的全新篇章，才能真正终结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论点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才能真正奠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南方国家所作的不应当是颠覆现有国际文明次序，而是要在继承现有国际文明和西方文明中进步方面的基础上（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和尊重民权），综合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因素（比如我国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谐世界，不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国，对别国文化的尊重和平等态度），引导国际文明向更为包容、和谐、宽容和多元的方向发展。
笔者的一些具体提议和思考如下：
1.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将南方的跃升（the Rise of South）和中国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之间的关系纳入专项课题研究。南方跃升和中国崛起的交相辉映将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都不会停止，对于这样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早作立项研究，以预测未来的发展，作长远的战略规划，最大限度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2.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说法(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应当考虑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南方跃升(The Rise of South)的说法。单单提中国崛起容易让人感到中国人的文明中心主义观点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果能以宏大的视野提出亚洲崛起和南方崛起的说法，必将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反响，进而增进中国道德的感召力和文明领袖的亲和力。
3. 加强对南方不同区域如南亚、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中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化让遥远的非洲和拉美成为我们经济和国家利益意义上的“近邻”，我们应当加强对这些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法律、种族、宗教等全方位研究。考虑到我国的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国家可以在未来10年加大投入以培养一批非洲专家和拉美专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民族、文化和语言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我们可以分门别类，培养研究北非马格里布国家、西非豪萨语国家、东非斯瓦希里语国家和南非国家等的专家。
4. 对于当前某些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当严格审核到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去投资的中资企业，对信誉良好、业绩良好、管理良好的企业投资多加鼓励，对问题企业和缺乏信誉的企业应当严格控制。我们应当珍视“Made in China”产品的国际声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和以次充好的产品流入非洲国家从而败坏包括许多业绩良好的中资企业在内的声誉。这也涉及到中国国家整体形象和中国软实力，我们应当从战略高度严肃看待这些问题。
5. 我国政府应当敦促前往南方国家投资的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和世界公认的国际劳工法律，譬如严格禁止雇佣童工，工人的工作时间不得任意延长，工人有休息权等。同时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至少遵守最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对于严重违反国际劳工法和环保法的企业，我国政府应当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6. 对去非洲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游客进行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风俗和法律的培训课程。中国人大量到西方国家旅游、留学和经商，对西方社会的礼仪和国际惯例也越来越了解。但是对落后于我们的许多国家，我们往往缺乏打交道的经验，常常是中方人员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来到非洲大陆，但看到当地的落后，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容易导致部分人对所在国不满，进而表现出自大和对所在国的歧视，伤害到所在国民众对中国人的集体观感。中国国民在外一言一行总会被外国人解释为中国人的总体行为特征，因此我们在国外都当谨言慎行。
7. 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表现的评价。西方媒体当然总是充满偏见和有意识的误导，但一些信息还是值得我们重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反省我们在非洲和其他南方国家的作为, 改进我们的一些作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道德感召力。比如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时总是将民主和人权联系在一起，中国走的是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作法，因此西方媒体经常批评我们只顾作生意和买能源，不顾所在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和腐败问题。我方反驳的论点为必须先发展经济、促进民生，才能逐步实现法制国家的建立和民主化，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何谈民主和人权。我认为，中国的模式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模式，也就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政策，在人民先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后逐步到达向好的制度过渡，不强行将民主、人权和经济援助进行捆绑式销售。我们完全可以综合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一些优点，既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别国进行指手画脚，也不是完全不管人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的问题，而是在坚持中国模式也就是“发展是非洲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的同时，对一些国际上普遍有争议和非议的地区或产生人道主义危机问题的地区，中国应当与国际主流观点站在一边，表现出道德关怀以及中国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传统，要求有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地区的政府尊重普世人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中国模式加上西方模式，我们是可以走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新中间道路的。
8. 对于部分西方国家和媒体的恶意诋毁，比如声称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等荒谬理论，展开有理、有力、有节的驳斥，并展开国际文宣以阐述我方观点，驳斥这些谬论，特别是要得到南方国家的道义支持，让他们的民众以自己的感同身受证明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绝非殖民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互赢互利的关系。这一点，当前中国做得已经非常好了，就不再详述。
9. 除了经济和贸易联系外，中国应加大对南方国家的文化投资，鼓励更多的当地居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鼓励并援助更多的南方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受欢迎和认同的程度。中国文化虽然现在很流行，但其影响力与西方主流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无法相提并论。在一个西方国家占据世界绝对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里，中国文化是很难超越美国文化影响力的。但是在南方跃升的新次序、新局面中，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把文化当作重要产业来推广，我们就也有可能在未来把中国文化变成世界文化。时不我待，借着南方崛起的东风，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就在今天。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Wolfgang Zapf）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 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 (civil rights, 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 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 王权复辟 － 再处决国王 －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 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 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 乱 －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 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 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 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 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延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 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 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今天，邓小平在1990年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依然具有指导意义。老实说, 笔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 当时对这句话并不理解。整个1990年代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苦闷的年代,但是却始终没有忘记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能代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境。中国将向何处去? 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数次被提出过来的问题,再次被提出。
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自信，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渐进改革，不是激进政治运动和激进变革，是中国社会最佳的选择。自从1840年中国被列强的炮舰打开了国门后，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和激进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运动…… 当然，笔者绝对不是要否定一些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们的发生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笔者要表述的意思是，一次一次激进的政治事件和无休止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确让中国社会遭受到空前的内部消耗，往往是每革命一次，中国的版图就小一次，中国的生产力就遭到巨大的损耗，中国商业力量、市场经济力量和中产阶级力量就被摧毁一次。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在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下，一次次倔强地试图发展，一次次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始终游走在现代化边缘。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在1990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却安然度过了危机，既没有解体分裂，也没有陷入像前苏联那样的大动乱，反而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并在新世纪迈向了和平崛起的壮丽局面？有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到，这是中国政治控制的结果。其实这个回答是不正确的。邓公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的民族产业和市场经济第一次获得了“安宁”，经历了全局性、长时间和全面地发展，中国老百姓生活第一次真正摆脱了赤贫和饥饿，开始了有尊严的生活,它符合了社会规律和时代的主要需求。民间久已压抑的消费意识、致富意识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识一旦被打开，就如洪流一般成为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1989年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积压和特殊的政治环境让中国现代化巨轮出现了一定的迷航，但是中国精英、企业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老百姓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公约数：那就是中国不能乱，中国只要稳定发展，大家就可以过好日子。谁掌握了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社会公约数，谁就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社会矛盾，社会不公正问题十分突出，法制建设十分落后，权利制衡机制还比较缺乏，民主政治也还相当滞后，普通公民的民权还常常受到损害。但是，只要我们的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陷入内乱;只要我们把握住了大局,用经济增长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们能在理性、渐进的改革路上让中国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而在国家内乱、解体的过程中，不仅不能建立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护公民的人权，还会让公民的基本生存权都受到威胁。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国家的力量，认为那样才能促进公民权和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谬误。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本身就是在保护公民的人权，一个稳定、有次序的国家也是一个社会渐进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公民权制度的根本基础和保障，当一个国家陷入内部解体和混乱后，何谈发展健全的民主体制，何谈保障人权，何谈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势力不断地鼓吹要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不断宣扬要削弱国家力量,事实上却是没有完整的国家、没有健全的国家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因此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固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没有国家和国家解体。我们一般人很难想见,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城市里监狱的狱警都不见了,银行里空空荡荡没有人管了,警察局里的警察都消失了,国家政权都通通解体了,那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可以设想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定是大抢劫、大动乱和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这样的局面不光是空想,它已经在人类社会多次上演。2003年4月14日,当美国军队先头部队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后,也许是美国军队太想展示独裁统治的覆灭后,美利坚“民主自由”的“阳光”开始“普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因而他们没有立即相应地建立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一个城市是如何惊心动魄地陷入崩溃的。萨达姆政权虽然是独裁政府,但是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还是生活在一种人类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下,但是美军对混乱、骚动和暴动的纵容和悠然自得的观赏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恶果,社会的混乱、宗教仇杀、民众械斗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难以合上。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例子是,在极权主义的萨达姆政权统治下, 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对文物的管理倒是井井有条,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第11大博物馆,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最古老文明的文物在那里得到妥善保存。然而美军对抢劫的纵容,和所谓的要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民主自由”，让人类文化遗产在21世纪经历了一次野蛮的浩劫,整个巴格达国家博物馆被暴徒洗劫一空, 约有17万件珍贵文物被盗和被毁, 包括许多名闻世界的文物遭到彻底毁坏, 整个事件堪称世界文化灾难, 却是在美丽动听的“自由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反讽到极点!以上国家解体时可怕的末日景象在前独联体多个国家包括俄罗斯曾经上演过。
如今，除了美国部分学者开始反省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和东欧的激进革命和伊拉克战争以外,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热衷于研究与对比俄罗斯和中国改革的成败。德国柏林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汉斯犹尔克(Hansjörg)在其文章“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较的中国渐进改革历程”中用宏观数据非常精确地分析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他指出,198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前苏联的1/4,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与苏联(俄罗斯)持平,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戏剧性地跃升为俄罗斯的四倍。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大大领先于俄罗斯。汉斯犹尔克深刻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变化为什么会这样迅速? 中国是怎样达到这样的成就,在综合国力上大大拉开与俄罗斯的差距的? 在汉斯犹尔克得出的结论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第二条才是正确的经济策略和有效的资源配置。
其实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都是在发现了以前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后下定决心力行改革的,双方的最终改革方向也应该是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因为计划经济已经行不通了,再走下去就会误国误民了,所以大家才会向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因为过去的中央集权体制行不通了,落后的政治体制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了,所以才要改革政治体制,朝向一个权利制衡、权利制约的法制社会发展；因为过去领袖独断专行,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才会改革,朝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过渡；因为过去有政治运动和政治清洗的惨痛教训,今天才要改革,要建立良好的现代司法制度,保障人权。本来双方演进的终级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结果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别呢? 正如文章前半部分提到的,欧洲美国本身也花了两到三个世纪才逐步发展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和美国自身也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斗争、倒退和反复。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另外一个300年来把中国和苏联转化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但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28年,才基本建立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公民维权意识普遍增强的社会,以后的任务将是一步一步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 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稳固根基。而这一切在前苏联都是通过一夜间的政治巨变来完成的,国家如何能不乱? 无论目的看上去如何崇高，但基本的事实是前苏联根本就不可能用几年的工夫来完成西方两、三百年的任务。这就好比一个久病缠身的人, 需要长时间的药物治疗,要分三年的时间每天服药才能慢慢恢复,而这个病人走了个大极端,把三年该吃的1000多片药一天服光了,那结果是什么? 当然是这个病人一命呜呼了。能说药不对症吗? 当然不是,关键是病人服药的方式不对。如果说是病人自己决定这么作的,那么他应该自己负责任；如果说是医生开了这么个药方,或是医生明明看到病人这样服药而不加以阻止,那就等于医生在变相杀人。让人觉得玩味的是,前苏联这个病人去找西方的医生看病抓药时,西方开的正是一剂可以吃死人的猛药,无论是全面私有化,还是休克疗法,还是所谓的“民主药方”都让俄罗斯迈向崩溃,这当中,不仅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大国,还有一些貌似中立的国际机构,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俄罗斯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不能用抽象的正义原则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要求一个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特别是一个过去在发展道路上完全与现代化南辕北辙的前共产国家一夜之间实现这些目标,就好象再好吃的饭菜都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一样,应该作到的是一年比一年更民主,一年比一年更自由,一年比一年更向法制社会方向迈进，而绝不是激进变革和一夜革命。西方国家对当时俄罗斯的要求和附加条件看上去似乎符合正义标准,要求俄罗斯民主化、私有化和完全开放言论,但实际上西方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游戏, 一个发展了三百年的成熟体制完全可以经得起言论自由的冲击和挑战,而对一个久病缠身、才从极权社会的禁锢中微微打开了国门的前苏联,一个其人民接受了80 多年党的宣传的国家,如果骤然全面实现言论自由,而西方国家又开足马力向前苏联人民进行另外一种“心战宣传”时,苏联解体和分裂的结果就基本注定了。道理很简单,一个身体很好的健康人让一个重哮喘病人骤然间象他那样每天跑5000米, 病人很可能立即死亡。同样,一个发展得很成熟很完善的体制对待一个百病缠身的体制,你用你的标准来要求他,再对他展开致命攻击,他不垮也难。
如果说1990年大家还看不清历史发展轨迹,许多人依然向往“全盘西化”的话,倒情有可原；而今天，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教训后,如果还再继续鼓吹 “全盘西化”,那么就很值得怀疑这样的观点后边的动机了。我们中国人只要牢记俄罗斯生病找“鬼”抓药吃死自己的教训,就懂得更加珍惜今天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局面,我们当然要学习西方一切先进的东西,如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民主制度,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但我们学习西方时一定要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符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原则,彻底告别那种依附于别人的后殖民心态,学习西方时要有健全的人格和国格,才能真正迈向独立自主的、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当然,在这一个过程中,决策者也应当前瞻性地把握住历史机会,既不求急冒进,也不削足适履，在国家总体稳定的大好局面下, 应该一步一步地把中国渐进改革的政策推向前进, 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完成一个重点任务, 让中国的体制越演练越完善，越演练越成熟。在这个宏观历史进程中,中国执政党、参政党、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构筑一种和谐共赢的关系,共同在国家稳定的大局下通过良性互动为中国逐步建立一个良好的体制（中国崛起策十三和十四笔者将详细论述）。毕竟我们个人生命有限,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制度却是在为万世开太平,我们希望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强大、崛起、有国际尊严的中国,留下一个稳定、和谐和免于动乱的中国,留下一个富裕、平等和免于匮乏的中国。新世纪的中国应该走出过去的历史怪圈,应该走出过去历史的阴影,应该从此告别动乱和革命,应该从此告别激进和暴力，通过理性和平的方式走向共同富裕的民族复兴道路。如果说,19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出悲剧的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则是一出悲喜剧,而21世纪,应当是中华民族彻底告别悲情的时代,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沉沦后重新奔向世界顶峰而骄傲,在中国崛起的壮丽舞台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社会群体,都在为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强大作出贡献!
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1.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 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 (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2. 民主的尴尬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3.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4.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6.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7.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8.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9.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10.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 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1.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2.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3.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4.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5.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6.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 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请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日本书纪”，在书里日本人显示出了杜撰历史的卓越才能，他们创超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创造的天皇，这是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现代人应该能够确定的。这之后工于心计的日本人继续发挥了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索性虚构出了一整套神话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天皇家族谱系，于是一个本来虚无飘渺的部族首领被拔高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天皇，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 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虚构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利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协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 “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它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见本尼迪克：《菊与刀》49页）。
在明治维新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令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作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 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本来荒诞不经的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许多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觉得莫名其妙一样。但是我们从现代化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传统融和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去，尽管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思维方式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站在国家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成功者，是无可置疑的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最佳范例。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还是日本二战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中日两国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发展路径应该比其他大国发展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跟过去的文化断裂，必须认真思考，过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哪些因素却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们民族独有而其他民族没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让我们加速现代化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先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个民族在精神更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在全面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种极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现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一个个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把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因素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天皇宗教神话巧妙地整合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在鲁迅先生的文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运动中，以及后来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时间的落后和锁国让我们的民族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断力，中国的落后被简单地归结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华夏煌煌5000年历史被简化为“吃人的历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简化成现代化的障碍，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某些人谩骂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这样简化的逻辑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号，就有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简单的激情宣泄。事实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线形思维和简化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自我价值观的丧失，最后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或是认为要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常常爆发革命和运动，越是流行“打倒”、“摧毁“、“铲除”和“消灭”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一个民族不仅要理性认识世界和世界的变化，也应该同时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时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我们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新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81）指出，在世界上12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和解的社会契约，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日本人用天皇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和日本人对权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种国家总体上的稳定局面，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发展非常得益于这种超级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这种宗教神话中，而只是利用这种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来为现代化服务，来防止社会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和社会冲突，他们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宪制度，法制国家和民主竞选制度（当然也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这种在全国局面稳定的架构中，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是否有这样的积极因素，既能促进基层民主制度的层层推进，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牢牢保持国家总体层面上的稳定，而不出现动乱？我们是否能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加快法制国家建设的进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宪政体制？我们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把传统中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可以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想，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积极去思考，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来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过渡文章，笔者将从下一策开始，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渐进改革和渐进民主化进程提出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