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花项虎龚旺自述之一:我的大学 -- AleaJactaEst

万言书上呈后的第二天，吴军师就让小喽罗来请。我赶紧来到忠义堂东房。

吴军师看我两眼通红，就关心地问: 万言书是熬夜写出来的? 辛苦了?

我忙道：没什么。寨主和军师都看完了?

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喊出革命的口号。你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这话须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要反，也反不出去！”

我说: 山寨里有许多人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寨主怕冷了众人的心，才如此说。我想请寨主和军师再参考一下我草草写成的具体斗争办法，也许会坚定革命的决心。

看到我又拿出一小卷文字，军师惊讶道: 你的美芹一共有几献啊?

我脸红了: 惭愧，惭愧，昨天让小喽罗把文章给你送来时，我就又开始写下一篇了。我文字功夫差，想说的话又太多，想现在就告辞，回去把拙文收尾。

在出房门的时候，我听见军师在轻声地念着:

综合分析两三千年来革命的胜利者，无不成功地运用了以下三个法宝，它们是理论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为了坚定头领们推翻煊赫四方的强大的东京朝廷的信心，首先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皇帝自称天子，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要革命的话，那个被东京朝廷所礼敬膜拜了百余年的上帝哪去了呢？会不会关键时刻反对我们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各位头领：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东京朝廷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他们了。而且我们还要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我们颠覆了他的朝廷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宋寨主在还道村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三卷天书，并且被娘娘成为” 星主” ;在主掌山寨之初，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都是开展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创造性地明确提两个口号: 一个是“替天行道’，一个是‘忠义双全’ 。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道与天命。“ 道”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忠“ 不是指对东京朝廷的愚忠，而是对天命的忠。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忠义双全”的尘世之王。东京朝廷失去天命惠顾而必然会亡国，就是因为他没能““替天行道’，‘忠义双全’”，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替天行道’，‘忠义双全’”气质。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替天行道’，‘忠义双全’”为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体系，比东京朝廷单纯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山寨头领和群众普遍对鬼神有敬畏情绪，建议宋寨主对众兄弟宣布:

然后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令人下山，四远邀请得道高士，就带醮器赴寨，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并合用一应物件。山寨广施钱财，督并干办。起高台，铺圣像，设放醮器齐备。

到了正日，宋寨主、卢俊义为首，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作高功，主行斋事，关发一应文书符命，不在话下。同时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奏闻天帝，每日三朝。宋江等众头领率领众小头目并将校都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

　　到夜晚三更时候，让我带了几个心腹引爆原先埋藏好的火药，随即在众头领在场的情况下，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根寻火块。掘出我埋在那里的一个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石碣。

这样，众头领会感到:

　　我认识一个道士姓何，法讳玄通，让他届时挺身而出，取过石碣看，对大家说道:

这样一举两得，在坚定头领们天命有归的信心的同时，解决山寨的座次问题。如此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尽管山寨有很多头领羁傲不驯，届时也不会争执，怕逆了天言。”

一切完备后，再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整合内部，是革命的前提条件。内部整合成功后，就要把眼光向外，这就用得上第二件法宝了: 统一战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些造反如黄巾起义开始轰轰烈烈，最终失败，没有成为革命，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梁山的108位兄弟在上山之前，出身，地位，阅历都有很大的不同:

与此相应的，他们对朋友和敌人的认识也会有很大的差异。108将是梁山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向导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天下各色人等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梁山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天下各色人等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游民。历来游民的主要来源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农民最苦的日子，大都发生在“青黄不接”之时。即稻麦刚生出青苗，还没有变黄成熟，农家存粮往往用尽，新粮又未收获，需钱最是孔急。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放高利贷，能够合法的兼并农民土地。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游民。

因为东京朝廷放任商品经济，故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转入商业。但商业是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像郭盛兄弟，石秀兄弟都是因为消折了本钱，连回乡都不可能。尽管由于东京朝廷尚未面对严重的水旱灾害，与此游民的人数比以往的王朝末年还不算多。但他们人数虽不多，然而却是加入梁山最积极的力量。他们所以能如此，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官吏极残酷的待遇(刘唐兄弟就曾经被无缘无故地吊起来) ，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像白胜兄弟以前那样的都市闲汉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游民相似，惟不愿意从事生产，主要靠给乡绅帮闲过活。

另外像武松兄弟，原先曾在在清河县，

引 用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只道他死了，躲灾避难，一年有余。

此等逃犯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或投奔他人度日。其待遇之不安定，超过其他游民。此种人在江湖中是最感困难者，在上梁山队伍中和游民处于同一要紧的地位。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开黑店者和占山为王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建立据点，如十字坡，青州的“三山”，华州的少华山等。处置这一批人，是梁山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平民。此处所谓平民，包含：(一) 阮氏兄弟式的渔民，(二) 解氏兄弟式的猎户，(三) 军师式的教师，(四) 店小二，(五)小贩，(六) 农民等。他们尽管经济状况有细别，但同属平民。农民于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需要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自然景遇要苦，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渔民捞鱼虾，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猎户和教师虽然自有简单的技术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因其家庭负担之重，猎获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饥饿的恐慌，和农民亦大致相同。店小二是酒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其地位和农民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农民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农民相同。同时，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士大夫越多。脱离生产的人也就越多。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人数，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平民们对官府的无能与贪婪不满，东京朝廷实质上是坐在一个热度日高的大火药库上。

富户。这个阶层丰衣足食，所以希望天下太平; 同时他们又缺乏政治地位，如登州陷害解氏兄弟式的毛太公，家大业大，还有个当六案孔目的女婿，一样要委甘限文书，有吃限棒的危险。因此，他们对于义军往往具有大相径庭的态度：凶恶者如祝家庄和曾头市，主动与梁山为敌。企图通过镇压义军，获得政治地位。友善者如孔太公，赵员外，由于喜爱枪棒等种种原因，主动与梁山义军及其它江湖人士来往。更多的中间派处于矛盾惶遽状态。他们主要反对梁山前来索取钱粮，但是从内心来说对于梁山好汉们并无恶意。

对于那些铁了心，与梁山作对的，义军应该坚决予以打击，对其进行肉体消灭之余，还要没收其财产，以儆效尤; 对于那些暂时不愿意加入义军，却愿意和山寨交朋友的，将获得“ 梁山之友“ 的待遇，他们的利益是对于义军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梁山将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中间派两不得罪的企图----尽管他们最终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帮助东京朝廷，或者支持义军，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义军的尊重，义军甚至可以容忍他们为了应付朝廷，在外表上与梁山对立。

下级官员，军官，小吏。大家都说当今，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吏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其实，这里说的官，仅仅限于高级文官。东京朝廷重文亲武，武将受文官的压制; 甚至下级文官也和小吏一样，都会成为上级的替罪羊。他们往往对义军没有恶意(鲁提辖就曾明知史进杀过官军，一样与其交朋友)，因此是义军的争取对象。

像裴宣兄弟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

后来被邓飞兄弟救下，现在在山寨受到了重用。这样的情况，梁山应当当作行为指南。对于被俘后的武将，梁山应当继续执行现有的政策，量才使用，给予机会。如果有些官吏(如雷横兄弟当初)主动与义军联系，预先安排下后路的话，一样享受“ 梁山之友“ 的待遇，梁山只要求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方便。至于像黄文炳那样的一小撮穷凶极恶的官吏，梁山应当挑选干员组成暗杀组，专门刺杀和梁山为敌的。暗杀组给刺杀目标发出警告，以观后效，如果被警告者从此消极怠工，就能够幸免。否则就成为被锁定的目标，绝对不可以让他逃脱。必须在一系列暗杀行动中表现出的冷酷无情和坚韧不拔，让义军的敌人又恨又怕。由于山寨的大旗是杏黄色的，我称之为杏黄色恐怖。通过杏黄色恐怖，让小官吏们认识到东京方面不可能保护他们，失去信心。这样，义军就可以从基层架空朝廷。

高级文官。这个阶层是既得利益所有者，他们和梁山自然是势不两立的。他们大多数都沾亲带故，抱成一团。同时他们也是比较愚蠢的，有这样的对手，是义军的运气。应该通过” 梁山之友”来进一步腐蚀他们.如有可能，考虑收买个别人，这种人物，在某些时候，作用甚至会超过三万铁骑。如果无能之辈来与梁山谈判或交战，义军可以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故意打败仗,让这些家伙积累资本，飞黄腾达，掏空东京朝廷的实力。这个阶层还要包括一些受皇帝宠信的特殊人物，像美女李师师和妖道林灵素之类。对于他们，将通过” 梁山之友” 来打得火热，以便在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时，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如义军重要人物被俘时，他们出面解救) 。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支持东京朝廷，与义军为敌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游民和平民，是我们革命的主要力量。一切梁山之友，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些不学无术的贪官污吏，是我们最好的帮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但更要利用他们的贪婪和无能，迅速夺取天下。

理论建设和统一战线这两个法宝虽然非常重要，但革命要最终取得成功，还是要通过第三个法宝: 武装斗争。

我是军人，打仗是我的职业。如果说前两个法宝，我是凭空想象，胡乱写出来的;对于用理论来指导武装斗争，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土鳖扛铁牛 花项虎龚旺自述之六:关于义军正规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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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花项虎龚旺自述之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宋寨主，

吴军师:

<<吕氏春秋---不屈》篇中载有白圭与惠施的一则论辩，白圭讲了一个寓言讽刺惠施：

新娘子出来乍到，本来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可是这位新娘子刚上了车，就张嘴打听：“这前边拉套的马，是谁家的啊？”

车夫说：“借来的。”

“那可得照顾好了，不然还得赔，不能乱抽啊！’

嫁车到了丈夫家门，新娘被搀扶下来，看见灶火烧得通红，她赶紧抻着脖子就喊：“伴娘呀，快去灭掉灶膛里的火，火太旺，会失火的。”

一只石臼(捣米脱壳用的)又挡在路上，她又赶紧吩咐：“快把它搬到窗下去，这儿真乱！别磕着别人。”

我刚上梁山，寸功未立，如果就叽叽歪歪瞎指挥，瞎抨击，指手画脚，那么就会像这个新媳妇，屁股还没坐稳，就一路唠唠叨叨成了管家婆，难免会惹人讨厌。可是，为了梁山大计，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为灵修之故也！

我不屑于作皇帝的仪仗队里的马，以不鸣为贵!

在对于梁山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泊内有一部分头领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上梁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相信天命有迅速降临到梁山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夺取天下的计划，而只赞成在梁山附近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梁山附近区域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天下大乱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老百姓现在还没有到民不聊生的境地，在距离处处揭竿而起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

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梁山的力量加上去，就能够打上东京去。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当前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东京朝廷的虚弱本质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东京朝廷的虚弱本质，则一，就会明白何以宋朝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大一统，而是三国分立，三国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时激烈，一时缓和，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从开国时候就有(王小波，李顺)，又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替天行道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历史上只有宋朝有中国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梁山，方腊和其它义军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义军和草寇而来的，成长于四围官府中的小块山寨的存在和发展（宋朝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义军、草寇和山寨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上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夺取政权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夺取政权的任务，而刘邦萧何式、曹操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开展屯田的，扩大武装的路线是经由强盗，草寇，义军直至王师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群众的信仰，如炎黄之于天下百姓然。必须这样，才能给东京朝廷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义军，成为将来夺取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天命的降临---革宋朝的命。

如李逵等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兄弟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叫嚷

　　（一）现在梁山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宋朝落后的脆弱的立国基础之上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乡绅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唐末黄巢起义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梁山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唐朝朝廷的力量比东京朝廷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失败了。现时梁山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梁山革命的夺取政权，一定会比黄巢成功。

　　（二）和祝家庄，曾头市作战的艰难，显示出梁山力量的不足，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头领们（作这样看法的头领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我的私塾先生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当前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打曾头市及其以后的战争中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东京朝廷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宋帝国立国精神是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东京朝廷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

以中枢三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和三司使司为例: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头领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朝廷必然会差遣枢密院进兵.在义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天下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梁山何以必然会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著也怕?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对手的虚实，才能作决定。

东京朝廷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东京朝廷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由兵马都监指挥。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由节度使指挥。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

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王钦若，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低落。

更何况现在掌权的蔡京，童贯，高俅，比王钦若更加不学无术。高俅的底细，林冲，杨志等兄弟都很了解。现在来介绍一下另外两人。

蔡京是赵佶把旧党最后一任宰相韩忠彦免职后，任命为宰相的。但蔡京虽以新党身份作政治号召，其实他并不是新党，而只是一个一再变节的、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他对新党的一连两任宰相曾布、张商英，同样排斥。虽然也下令恢复王安石的新法新制度，但只是一种宣传手段，并不认真执行，他所认真的只是如何打击他的政敌——他效法旧党的手段，针锋相对的，也宣布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奸党”，刻在石碑上。公告全国。但蔡京的政敌包括新旧两党，新党旧党人士，同时在政府甲绝迹，只剩下一群新贵官僚，新法新制度不久也都取消，一切又恢复原状，而且比原状更糟。

赵佶还时常驾临蔡京家中欢宴，这是一种特殊荣耀。赵佶所以这么重用他，是因为他的谄媚有独到之处，赵佶只有在他面前才感觉到心情舒适。所以有时候赵佶虽然有点厌恶他，但终于仍离不开他。蔡京在这种情形下，把赵佶引导向一种看起来并不浪费的浪费漩涡。在皇宫里大量兴筑人工山，布置奇异花草和奇异石头。这种微不足道的庭院园艺，不久就成为百余年来最大的暴政。官员们从全国各地，经由长江、黄河，把那些奇花异石，运到首都开封。船舶相连，称为“花石纲”。纲，结队而行的货物，在当时一批称为一纲。无论什么人家，一根草或一块碎石头，都可能忽然间被率领着士兵的官员闯进来，加上标帜，指为“御前用物”，命主人小心看护。如果看护的程度不能使官员满意，那就犯了“大不敬”罪状，依法主犯处斩，全家贬窜。运走的时候，则把房屋墙垣拆掉，恭恭敬敬地把御前用物抬出来。于是“花石纲”成为最简单而有奇效的敲诈勒索的法宝。——这使我想到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犯兽”的怪事。

蔡京所以能得到权柄，由于宦官童贯的支持，童贯才是赵佶唯一始终宠信的助手。赵佶曾派他代表皇帝出使四方，没有人能比他更炙手可热。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情况，就知道东京朝廷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与民更始“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现在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准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所谓天命快要降临到梁山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头领的共同的问题。我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土鳖扛铁牛 花项虎龚旺自述之五: 三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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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花项虎龚旺自述之三: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