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 老拙

如果说董健吾确实在3月份去了西安，而这次的任务又不是护送斯诺进入陕北，那他是为什么去西安的呢？

有个线索——冯雪峰回上海。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委派冯雪峰为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到上海建立电台联络传递情报，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

冯雪峰是由谁护送回上海的？这个问题过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张子华陪同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我们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致王以哲的电报：“宁方代表张子华偕敝方代表李允生（冯雪峰化名）十七日到达肤施（即延安）。”

另一种说法是，冯雪峰由董建华护送回到上海。最权威的依据是《冯雪峰评传》：“冯雪峰在西安住在一位禁烟委员的家中，由党内事先安排好的‘交通’董健吾护送到上海”。

特科的李云在回忆上海与中央重建联系时的回忆也说：“冯雪峰到达西安进行了改装，在董健吾陪同下，于1936年４月来到上海。冯雪峰一到上海，首先来看徐强。冯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头戴铜盆帽，脚穿一双布鞋，脸色很黑，看起来像是商人模样。他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要我们马上离开公大旅社，另找房子。他暂住在董健吾另一个家里，也由徐强帮助另找住处。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加强情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

李云的回忆前后十分严谨，应该也具有很强的权威性。

但是，后一种说法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当时陕北与上海中断了电台联络，怎么可能提前通知上海，“事先安排好‘交通’董健吾”在西安接应护送呢？

再有，董健吾是3月中下旬去西安，冯雪峰回上海是党中央4月初才作出的决定，冯本人是4月上旬被从山西石楼召回陕北。上海特科怎么可能提前知晓还未做出的决定？

总之，由于陕北与上海中断了无线联络，董健吾3月6日离开陕北前中央也尚未作出派遣冯雪峰前往上海的决定，因此上海特科绝不可能提前得知冯雪峰将回上海的消息。

所以，如果说冯雪峰是由董健吾护送回上海的，只有一种情况能够造成这个结果，那就是：

当冯雪峰从陕北到西安时，董健吾恰好就在西安。

尽管我们有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前面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董健吾3月份为什么去西安的？

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陪同刘鼎去西安面见张学良。

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于1936年3月20日到达西安，3月21日会见张学良。

这就跟我们前面引述的“董健吾便在（3月中旬）刚从陕北返回上海后的第五天，再次离沪北上西安”完全对上了口。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不是两赴西安，而是三赴西安。除了执行送信去陕北、护送斯诺进苏区两件大事外，还做了陪同刘鼎去西安见张学良、护送冯雪峰回上海两件大事！

但是，也要请大家注意：同样是所有的史料上都说，刘鼎是由张学良专程派到上海的高级参议赵毅接到西安的。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了西安。包括董霞飞、董云飞写的书，也没有说董健吾与刘鼎同去西安，甚至只字未提冯雪峰。

因此，以上的结论仅仅是老拙的一家之言，未必完全正确。

支持这个结论的，就是刘鼎给周恩来、李克农密信中那句无人破解的密语：“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

这句话说明，当刘鼎3月20 日到西安，4月9日陪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董健吾就在西安。

首先，“老牧师”当指董健吾无疑。“月斋伯”是谁？也是董健吾。董健吾1936年2月到陕北时，化名是“周继吾”，所以，“月”很可能是“周”之误，而董健吾受特科之命，在上海长期经营“松柏斋古玩店”地下联络点，这是周恩来、李克农、刘鼎都知道的。“外边的事”则应该是4月9日周、张延安会谈之后，刘鼎随周恩来回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周或中央要董健吾办的事。

我们用反证法证明：假定董健吾当时没有同刘鼎到西安。

如果此事是董在上海时托刘鼎向中央报告，那么刘鼎在陕北苏区就应该报告周恩来，不必从陕北苏区回到洛川后再在信中向周汇报；

如果此事是刘鼎在陕北苏区时周恩来交待他转告董健吾办理，可是刘鼎持周恩来4月22日信于25日回到洛川，26日与张学良彻夜长谈，27日给周恩来、李克农回信，其间并未回上海，如何能说“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呢？

显然这两种可能都不成立，所以说，由此密语我们可以断定，董健吾当时就在西安。

另外，董健吾于3月20日陪刘鼎到西安，21日刘鼎会见了张学良。按道理，此时董健吾就应该回上海了吧？可是他没有走，因为最后他是在4月下旬陪冯雪峰回上海的。难道这时他已经知道冯雪峰将经西安回上海，因此在等待冯雪峰？

不对。因为冯雪峰回上海是4月10日之后中央才决定的，十几天之前董健吾怎么可能知道？

这说明，董健吾在西安是在等待其他的事。这件事，必须等刘鼎去陕北苏区汇报，得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后，才能办理。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当初宋庆龄提出让刘鼎去张学良处，安排董健吾与刘鼎见面。董健吾向刘鼎提出此事时，刘鼎感到事情突如其来、不知底细，就说：我急于找到党中央，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

董健吾对他说：到了西安才能去陕北。我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再派骑兵送到瓦窑堡的。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这说明，董健吾知道，刘鼎去张学良处就可以去陕北，而且他也劝刘鼎：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

正因为如此，董健吾才与刘鼎一同到了西安，因为他有事要托刘鼎去陕北汇报，而且还在西安等着刘鼎从陕北带回指示。

这样推理，才是合乎逻辑的。

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呢？我们还应该想到，董健吾与刘鼎一同去西安之前，刚刚从陕北回来。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当时没有说到，又需要刘鼎进入陕北苏区去汇报呢？

只有一种可能：毛岸英、毛岸青的事。

董霞飞、董云飞的书中，关于董健吾对张学良提出送毛家兄弟俩去苏联时，是这样描述的：

张学良设家宴为董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再三推辞，对少帅的情谊表示心领。但张学良还是不肯罢休，执意不允，一定要董说出有什么私事要办好让他帮助解决。……正在这时，寄养在家里的岸英、岸青[B]突然闪现在董的脑海里……。想到这里，董就呷了一小口酒，说：“承蒙副座的美意，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儿子。如果张先生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以为国效劳。”张略有所思后，面露笑容，答应帮助解决。[/B]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里面有个大问题：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是留在上海、送到陕北、还是送往国外，如此重大的问题，是可以“突然闪现在脑海里”，就“不揣冒昧”地决定送往国外的吗？董健吾作为一个参加特科多年的情报人员，思维应该非常严谨，遵守纪律应该非常严格，应该懂得这个问题只能是中央领导和毛泽东本人才可以做出的决定，怎么能够张口就是“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显然，托张学良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不可能是“突然闪现”、灵机一动的事情，而必须是事先经过请示，得到明确指示的事情。

那么，董健吾是何时请示中央领导并得到明确指示的？

董健吾2月26日第一次到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瓦窑堡。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前线指挥部山西石楼，周恩来在陕北前线刘志丹部，接待他的是博古和林伯渠。显然，博古和林伯渠都不可能替毛泽东作出决定，史料中博古就董健吾来陕北给毛泽东的电文中，也无董健吾向二人汇报过此事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3月2日，毛泽东要博古、周恩来和董健吾等一同赶往山西石楼面谈，但董健吾提出离开上海已经两月，为不致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疑虑，希望快些回上海复命。

因此，毛泽东只能用电报向董健吾指示中共对国共谈判的意见。3月4日毛泽东给博古复电：“同意周继吾（董健吾化名）先回南京。兄偕高、张〔高，指高福源。张，指张子华。〕二人来此开会。”同时，给博古转董健吾一份电报：

以上文电均未提到两个孩子的有关问题。

3月6日，博古通知董健吾前线复电已到，董一面去取复电，一面就向诸位首长辞行。

董健吾没有去山西面见毛泽东，甚至也没有见他的老上级周恩来和陈赓，匆匆离开了瓦窑堡。到底是为什么？

不管是为什么吧，总之这次是没有得到毛泽东或中央领导关于毛岸英、毛岸青的指示。

咱们再做个假设：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发现毛岸英和毛岸青找回来了，刘鼎又要去西安见张学良，他会怎么办？

这是不难想见的——陪刘鼎去西安，托他去陕北苏区时将两个孩子的事情汇报给中央，并等他带回明确指示。

结果，董健吾在西安等来了冯雪峰。刘鼎4月10日随周恩来到陕北苏区，23-24日离开苏区返回洛川。冯雪峰则是在20日前后就到了西安。

冯雪峰给董健吾带来了中央的指示：“我来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所谓“外边的事”，可能就包括这件事，以及护送冯雪峰去上海、与上海特科联系等等。

4月27日，刘鼎在信中说：“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请周恩来放心。

我们绞尽脑汁，一步一步地推论到这里，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