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6） -- 老拙

我们绞尽脑汁，一步一步地推论到这里，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解开疑点，理清脉络，说说“最后的特科”。

1934年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团中央和团江苏省委、上海工联等机关连续遭到国民党破坏后已不存在，基层组织也损失惨重。

1935年7月22-27日，国民党对上海地下党组织再次进行有计划的大搜捕，被搜查的机关达４０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特科负责人刘仲华被迫撤离。

此后，中央特科由王世英负责。1935年8月，王世英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一封来信，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据此，王世英决定，对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原在特科工作多年，已不能留在上海的部分同志由王世英负责向天津转移，一方面疑惑敌人，一方面建立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一部分同志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办事处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的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

因此，中共党史通常认为，从组织形式说，中央特科于1935年9月结束了。

1935年11月18日，特科留在的上海办事处又被国民党破获。由于警报及时，大部分人员撤离，但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由于负责人被捕，上海办事处完全失去与上级党的联系，而且人员全部分散隐蔽，不可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了。

按照董健吾到达陕北后，博古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董周围有原特科约10人”的说法，已经不成为一个组织机构了。

这时，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说，特科都应该算是“结束”了。

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结束”以后的特科，姑且称之为——最后的特科。看看这些特殊的特工人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华民族作了些什么？也许，从他们身上，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说那时候的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5年底前后，丘吉夫的交通员张子华突然出现了。他居然在公大旅社的亭子间里，找到了隐蔽在那里的警报组负责人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又找来董健吾，把他们三人召到福州路吴宫旅社开会。张子华提出，我们必须尽快与中央接上关系。会议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请孙夫人宋庆龄帮助解决：第一，路费；第二，通行证。此事由董健吾去办。

这个张子华当年只有21岁，但是政治上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他在上海找徐强、找董健吾，提出去陕北，尽快与党中央接上关系，是有重要事情需要立即报告党中央。但在这次会议上，他一个字都没有透露。后来，作为董健吾的“随员”去陕北，一路上也一个字都没向董透露。甚至到了瓦窑堡，当董健吾向博古等汇报蒋介石传达的口信时，他在旁边仍然一声不吭。直到第二天，单独与博古会谈时，他才说了出来。

1935年11月1日，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刺杀汪精卫；12月9日，北平爆发“12.9运动”；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八一宣言”后，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及其策略方针。此时，甚至最反共的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提出了与中共接洽谈判共同抗日的问题。为此，陈立夫甚至还持假护照，试图经欧洲进入苏联，直接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谈判，但因被日本间谍发现而放弃。

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就国共合作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他几乎同时通过3条途径寻找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其一，通过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联系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

其二，通过CC派曾养甫寻找地下党；

其三，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直接带信给陕北。

1935年底，邓文仪在莫斯科先后与王明、潘汉年接触；1936年初，宋庆龄找董健吾委托送信。

而曾养甫哪里会认识地下党？要是知道那人是地下党，CC派早就通知中统抓起来给枪毙了。这时候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谌小岑。这个谌小岑“五四”时期就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还曾参加过共产党，尽管后来脱党，但总会有点关系吧？其实，当时地下党被破坏成那样，谌小岑哪能与地下党有联系呢？谌小岑也挖空心思地想，终于也想起一个人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征集部主任左恭。1932年，谌小岑与左恭一块儿办过《生力》杂志，觉得这人有点儿“左”，八成跟共党有联系。于是谌小岑就去找左恭，一谈之下，左恭立即知道，事关重大！

其实，这个左恭就是个共党，而且是特科的党员，由特科负责人通过交通员与他单线联系。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特科已经被严重破坏，包括上海临时中央局、江苏省委等组织实际上都已经不存在了，左恭能够联系上的只有他的单线联系人——以前是王世英、后来是丘吉生的交通员张子华。张子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不过上海临时中央局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职务恐怕也就没有作用了。

后来的党史资料都说：“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委派”，或说“他奉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之命

”，总之是经过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研究决定。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上海临时中央局都不存在了，甚至留在上海的办事处主任丘吉夫都被捕了，剩下十几个东躲西藏的“漏网分子”，最大的“官”就是主管警报组的徐强，何来上海临时中央局或者特科组织呢？

所以，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就需要年仅21岁的张子华自己做出决定了和实施行动了（21岁啊）！

张子华非常成熟，他以“中共长江局”（根本子虚乌有）代表的名义，化名“黄汉”与谌小岑进行会谈。1935年12月，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上一所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谌小岑从南京赶来，住在那里。不久，张子华便来到那里。谌小岑如此回忆道：

所以，张子华才会紧急寻找特科剩下的徐强和董健吾，提出尽快去陕北与党中央联系。就在这次会议后，宋庆龄正好就找董健吾，要他带国民党上层的一封信去陕北。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谌小岑在想到左恭的同时，还想到另外一个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吕振羽时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因为自由职业者大同盟是一个进步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很大，谌小岑认为这个组织一定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吕振羽也一定是共产党员，很可能还是共产党的什么官。因此，谌小岑便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旨意，于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其实，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他接信后，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作了汇报。中共北平市委决定派吕振羽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是何人发动和主持的，同时向中共北方局作了汇报。中共北方局得到汇报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周小舟专程赴宁，向吕振羽传达党的指示。此后吕振羽与国民党接触之事，由北方局负责人、原上海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1936年2月，在董健吾和张子华到达陕北时，王世英也到了山西石楼，向毛泽东汇报与国民党上层会谈以及与杨虎城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

潘汉年、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蒋介石同时开通的4条线，最后都是通过特科的特工人员汇集到了陕北中共中央，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送走董健吾、张子华之后，转身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

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与王以哲开始谈判。

2月26日，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董健吾还带去了张学良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

2月28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通报：周继吾、张子华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一师师长和第六十九师师长。〕、李生达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2月29日　毛泽东复电李克农，对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原定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后立即赶往洛川，与李克农继续会谈。同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批准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议。

3月4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同意董健吾回南京，要博古、高福源、张子华等到山西石楼面商开会。

3月6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按原路返回上海。

3月中旬，董健吾到达上海向宋庆龄复命，同时报告说，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中共，宋庆龄遂安排董健吾与隐蔽在路易.艾黎家的原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见面。与此同时，王世英、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向毛泽东汇报与国民党上层接触的情况。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洛川与王以哲、张学良谈判的情况。

3月20日，董健吾与刘鼎到达西安。21日，刘鼎会见张学良。

3月20-26日，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的晋西行军途中，连续六天在六个地点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问题。在如此紧张的征战途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不用说肯定是董健吾、张子华、王世英传递的国民党上层（蒋介石、二陈、欧美派）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希望“联共抗日”的信息，需要共产党迅速调整政策，做出全面反应。

看来太长，这篇还写不完，只好再抗一次铁牛，抱歉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