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家园 【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毛岸英三兄弟与特科（上）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等惊心动魄的大事，岂不知，他们也干提着脑袋保护孩子们的事情。30年代初期，周恩来让陈赓通过董健吾设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就是其中最典型例子。而其中，董健吾保护的毛岸英三兄弟则最为引人关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董健吾的大同幼稚园收养毛岸英三兄弟70年后，2002年，董健吾的儿孙，将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告上了法庭。
2002年１月１９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刘思齐在演讲中称，毛岸英、毛岸青“除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三毛其他的经历都经历了”，“像三毛一样流浪五年”；并称毛岸英、毛岸青是上海特科从大街上找回来的。为此，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 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被告武汉理工大学承担提供场地的责任。几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和因诉讼引起的经济损失一万元人民币。
（铁老大别紧张，此事不算“青史微言”，主流媒体有报道：在武汉演讲惹官司 毛泽东儿媳刘思齐成被告）
我相信，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河友，恐怕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都是毛岸英三兄弟流浪在上海街头，后来被地下党在一座小庙中找到。刘思齐所说，依据的是毛岸英对她的叙述和原中共特科老地下党员李云的证明材料。
解放初期，一次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同去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刘思齐回忆说：“看《三毛流浪记》时岸英非常激动，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电影结束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我推了推他说：‘该走了，影院都快空了。’他抬起头望着我说：‘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流浪生活，我和岸青除了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偷东西以外，三毛其他的经历我们都经历了。’这以后，他对我细细地谈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前前后后。我深深地感到他对上海的这段流浪生活是刻骨铭心的。”
而李云的爱人是当时特科情报负责人李强。李云回忆说，1935年秋冬，李强通知她，要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并给李云圈了范围，就管老西门一带。这说明特科的人员全体出动，分工负责。李云就到流浪儿多的地方去找。到底找过多少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不暴露身份，不敢随便打听，只能站在路边偷偷观察，一站就是半天。就这样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没找着。
李云当时主管特科的电台，1936年6月后担任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之前中共与宋庆龄的联络员是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深受宋庆龄的信任。1937年淞沪会战，毛泽东、周恩来两次去信，要宋庆龄撤到香港。宋庆龄向中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让李云也去香港。
因此，李云所说，应该是可信的。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宋庆龄与李云而董健吾的后人也有依据，依据的是中组部的调查报告。1979年，胡耀邦抽调中组部三人，以李芳文为组长，组成调查小组，调查毛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时的情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访问当事人、证人、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查阅档案资料，勘察毛氏兄弟居住过的地方，最后撰写了一份《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时的情况》的调查报告。2001年，董健吾的儿子董霞飞、董云飞出版《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书中说，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三、在董健吾家中，生活困难，但无流浪、虐待事实；…。”事实究竟如何呢？
对于这个官司，《香港商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董健吾后代状告毛泽东儿媳的看法》，文中说：
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呢？这个本来要由历史学家或中共党史学者考证的问题，如今因董家后人的起诉而必须由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来评判了。李云在回忆寻找毛岸英兄弟时说：“１９３６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至于谁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对我这个妻子也不会说的。徐强１９８８年去世，直到最后，他也没告诉我当年是谁、在哪里找到了毛岸英兄弟。”
在如此严格的保密制度下，恐怕要找到确凿的第三方证据，特别是那个最终找到毛岸英兄弟的人，应该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老拙既不是“历史学家或中共党史学者”，也不是“人民法院的法官”，更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通过对双方发表的书籍的分析，给大家一个交待，结论要让各位自己来下。
双方发表的书籍是：
《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霞飞、董云飞著
《我的伯父毛岸英》 毛新宇著（有关内容见第三章、第四章）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毛岸青在北京逝世 毛岸青2007年3月23日凌晨4时2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官方的卟告里任然说毛家兄弟在上海流浪了5年之久.不知老拙有没有发表大作澄清事实的想法?
引用:
毛岸青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３日生于湖南长沙。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杨开慧被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弟弟毛岸龙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营救和安排下，秘密转移至上海，不久毛岸龙因病早逝。１９３６年，在上海流浪５年之久的毛岸英、毛岸青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
家园 可悲 这革命革的，龙种只留下了跳蚤，成了娱乐八卦的主角。
如果毛家也有后人做个商业部长什么的，现在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家园 【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5) 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下下）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李云说：
我推测，董家发现孩子不见了就设法通知“特科”。这就对了。
如果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非同小可，肯定立即报告特科。
“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李云说。
特科或是上海地下党怎么会得知毛泽东的儿子出走失踪，报告中央，再等中央下达任务，才去寻找呢？肯定不会呀。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时间就在1935年秋。特科和上海地下党立即发动隐蔽的党员们四出寻找。连李云这样掌管电台的重要干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啊！李云管电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有人会说，上大街找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特科和上海地下党处于一个什么样危险的景况。我把当年发生的事件列在下面，大家不难有所体会：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壮烈牺牲。邝惠安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红队队长，枪决黄永华的龚昌荣。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
这就是李云说的：“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国民党特务又将办事处破获，定于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同时在18个地址抓捕特科最后隐蔽的人员。万幸的是，特科在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的“关系”在下午4点半送来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紧急应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邱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邱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邱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邱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邱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徐强和李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大街，四处寻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李云的照片，可以想想，一个带着眼镜的文弱年轻女孩（当时李云只有21岁），在流浪儿聚集的街道边，半年里经常出没， 仔细观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他们照片的国民党侦探，是不是非常危险？算不算提着脑袋？
请记住，顾顺章是在武汉大街上被特务发现的，向忠发是从情妇家里出来，在路边上打车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被叛徒认出逮捕的。
所以，尽管有些历史真相存在争议，但是，当时的特科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毛岸英兄弟。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有争议的！
好，我们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特科是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前面李云的回忆说：“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1936年夏天，当时毛岸英兄弟已经于6月底离开了上海。显然，徐强为了防止万一李云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后，才把消息告诉妻子的。否则，徐强肯定不会告诉李云，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那么，究竟特科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找到毛岸英兄弟的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如何联系上李杜将军说起。
对此，在毛新宇的书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后来，党组织联系到了李杜将军，在得知他将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旧部时，就委托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出国。”
我们还是采用董霞飞、董云飞一书的记载，简述并分析如下：
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儿、曾任中共与宋庆龄的交通员）给董健吾带来一封信，约他见面一谈。宋庆龄见到董健吾时，告诉他，有一封国民党上层给党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
原来，当时蒋介石通过四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宋庆龄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们二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又是宋老太太最信任的牧师。宋老太太做礼拜，非董健吾不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董健吾接受任务后，临行前在宋老太太家做礼拜时，蒋介石亲自在密室里见他，当面对董健吾说了一段带给中共领导人的口信。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通过董健吾告诉中共领导，这是他亲自安排的，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决策。
这时，与蒋介石另一条线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初步谈判的特科成员、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也要去陕北汇报，于是特科要董健吾带张子华同行。临走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个从孔祥熙那里要来的财政部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交待董健吾，如果无法通过封锁线，可以去找张学良帮忙。
在西安，董健吾果真无法通过封锁线去陕北，于是他拿着宋庆龄的名片去见张学良。张学良通过向陕北、南京两边证实，董健吾确实是负有重任，两边都“认账”的人物。于是，张学良派自己的专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延安，并从延安送到瓦窑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见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杜重远，另一个人就是李杜。杜重远劝张学良联共抗日，可是“共党”在那里？张学良就要李杜帮他寻找共产党。
董健吾启程去陕北之前，李杜打听到董健吾是个“红色牧师”，于是请董健吾帮忙寻找共产党。董健吾答应从陕北回来就设法解决。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时，谈到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做他的顾问，宋庆龄当时就推荐躲在艾黎家的刘鼎。
刘鼎是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1933年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是个绝对的传奇人物，不过在这儿就是跑题了），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复，立即电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此时，张学良已经与陕北建立了联系，但他也十分重视李杜这边找到的共党。刘鼎于是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名义上是张的副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代表。
就这样，董健吾与张学良、李杜的关系密切起来。
董健吾回到上海，宋庆龄立即给了他第二个任务：再次去西安，护送斯诺、马海德进入陕北。
这样，董健吾在上海只待了几天，就再一次启程前往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下旬。
原来约定，斯诺应在3月底到达西安，可是因故推迟，董健吾在西安等了2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董健吾时常拜访张学良，除了谈时局、谈抗日救国外，还在一起打牌，鉴赏张学良的收藏。由于董健吾经营特科的一个古玩店联络点，因此他对古玩颇有研究，在鉴赏张学良的收藏时，验证出不少赝品，引起张学良对他的极大兴趣。一次，张学良对董健吾说，赵四小姐曾经打坏过他的一套精美宋瓷。说者无心，听着有意。董健吾在西安拜访一名他的老客户古玩商人时，看到一套精美的宋代彩瓷，于是花重金买下送给张学良。张学良要给钱，董健吾坚决不收。少帅于是提出：帮你去陕北，那是公事，不算数。你有什么私事，说出来一定帮你。
这时，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对张学良说：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并不问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一口答应下来。
注意，答案就在这里！这说明，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董健吾对张学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俩出国时，肯定已经找到了他们哥儿俩。否则，人都没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可能对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乱开口呢？这是其一。
其二，董健吾是1936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不可能与上海特科联系。因此，他只能是在从陕北返回上海之后，再次离开上海之前得到的消息。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时间当在1935年秋，到1936年3月，大约半年时间。
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
1936年6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卫局长邓发来接，张学良安排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陕北。董健吾从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将军的电话，告知张学良不久来沪，履行帮助他三个孩子去苏联的诺言。董健吾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张学良讲过就算了，并未当真，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快就来办这件事。
而张学良当初答应董健吾，则是有把握帮这个忙。因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说过，要绕道苏联，进入东北，召集抗日联军旧部，重树抗日大旗，并准备在1936年6月成行。
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约见董健吾，董健吾则带着当时的上海党负责人刘仲华，在哥伦比亚路一家幽静的酒吧与张学良会面。见面后，张学良即告李杜准备去苏联进入东北，决定由他带三个孩子去苏联。张学良还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资助，并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尽快把孩子送去。
几天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东北军代表刘志清师长，护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一行9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进发。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他们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跟着李杜将军，回到上海。
全文完
家园 这件事太有价值了 蒋介石通过四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这次谈判与以前有何不同？为什么通过四条线？
拙总最好写一写，弄个基本资料也可以。不方便发表，就藏之名山。
家园 几点小感想，聊发一下。 一，老早就知道了董健吾，而且也知道他收留了毛氏兄弟，但是以前的资料不是略提几句即罢就是说毛氏兄弟受到了怎样的虐待，现在看来，毛家的确有点不厚道，至少我没见到毛家人说句公道话出来。
二，有关董健吾活动的资料都是散落在不同的记载里，如果不联系也罢了，可是这前后一串，没想到这个人的作用竟然这样大，可见真实的历史还不知道有意无意间被掩盖了多少。如果没有前拙总、现拙兄这么一番束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功夫，留在官史里的董牧师恐怕也就是一个不专心向教，只知虐待儿童的形象。
三，情报部门的往来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记得电影里面曾经不止一次的描述过敌对两方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为了不失去工作，甚至联起手来谋杀双方要谈判的领导人。如果双方的力量达到了一种平衡，我觉得这些情报人员起的就是保持双方平衡的信息传递的作用，不然的话，老潘也不会预料似的感叹自己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们真的是知道的太多了。
家园 拙兄极不厚道！！！ 没见到拙兄的特高完结篇之前，咱是不屑读您的大作滴，急啊。。。。。。
别怪俺，也不怪您，只怪挖坑的领路人！
有空，或许我会讲讲我的三外公，在彭大将军当年游走弃都延安与胡匪宗南周旋中的点滴趣事吧。
那老爷子可是正宗挂牌的剿总前锋电台主任哦。。。。。。
没过十五都是年，见面在西西河，迟敬拙爷！碰杯！！！
家园 花一个 家园 毛大胖子也能当博士,俺们老拙就能能当博导了 家园 又是一个通宝，老拙这个帖子是个藏宝洞，大家抡铁锹吧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家园 为什么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在上海就特别有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