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经济大潮中的中国科技之路（一） -- 陈经
家园 很有意思，有劳楼主继续用西方式的方法分析。小的拜读呵呵～ 家园 陈大,要记得填坑呀,天涯的悲剧再不能重演了! 家园 好，陈经的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也深有同感。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是非常的简约，含义又非常的
丰富，只从哲学理论来讲，不能不说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也是很高
超的。问题出在为这种思维方法所束缚的后人，不容易脚踏实地，
一时一事的求证，缺乏了细节，没有理由不与科学擦肩而过。
家园 现在看来，根子可能在汉武帝吧， 一是所谓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另一个是盐铁专卖。影响之大，就不是几个包子打得住的了。
家园 嗯， 针对西方人由于中国近代的沉沦认为中国人是科学技朮劣等民族的直觉，李约瑟预言，中国的优秀文明将会复兴。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情况比过去好，但李约瑟的观点仍然并未真正为大众所接受，也包括缺少信心的中国人。只有等中国真正实现了科学技朮的突破，才能为中国的文明正名。人性如此。要突破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博大精深各方纠缠极深的模糊理论框架，不知道需要什幺样的天才，连怀疑它都不知从何着手。无语。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并未引起多大正面响应或者反对。如果在更早的时期把西方相对发达的逻辑体系介绍到中国来，例如中国商人可能把阿拉伯保存复兴的古希腊文献带到中国来翻译出版，估计也会融合消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激不起什幺浪花。正解。- 复 嗯，
家园 转一篇, (节选)
千古浩叹：明朝真是可惜了……
-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不论政治文化，哲学理念，还是医学科技，都处于旺盛的创作期，而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无聊的重复了一遍从奴隶到封建的历史，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已经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为什么大家都以为明朝昏暗，而清朝似乎个个君王英明，太平盛世呢？也许，历史都是下一朝写的，抹黑前朝在所难免，在辫子戏横行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为什么，如果仔细考究，我只能说：明朝，真是可惜了……
从几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趋近成熟的内阁制度，已经具备英国式民主雏形，即使皇帝和朝堂有乱象，天下依旧太平。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按：国人似乎只是太舒服了，不太愿意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动力的话，这里有一个成本问题；毕竟科学只是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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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也转个帖,是驳斥皇权无限大下的资本主义萌芽论 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论：一个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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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一朝，一方面中央集权专制强化，君权臻极，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国内学界由此论及，明清之际的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象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基本看法大致是：明清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这些看法的主要出发点来自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套用的是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解释。
“萌芽论”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仅仅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从逻辑上就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说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
不仅国内，西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同样以西方视角和标准分析中国，也得出过比较接近的观点，与“萌芽论”遥相呼应。然而萌芽仅仅是萌芽，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资本主义。满清建国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99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计算得出结论，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很显然，这不是由于清朝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就文化基础而言，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新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所以，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出发点乃是贸易自由，“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亚当.斯密《国富论》）。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制度同样不可分割。因为没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作保障，很难有自由的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萌芽论”在论及为什么这种萌芽未曾开花结果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压抑的结果，这恰好反过来说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观念和法律体制支持的传统中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终究孕育不出近代工业。即使抄袭照搬，也只能学个貌似，不得精髓，比如清末看起来很有点西方味的“洋务运动”。这应验了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关键词(Tags): #转帖，
家园 请楼主考虑 “中国古代技朮发展的一大麻烦是，几乎只有实用技朮与生产战争等实践活动的互动，很少有科学理论与技朮实践的互动。”——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特点，就算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也是如此，甚至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是先有技术成果，后有科学理论，比如蒸汽机的改进就明显领先于热力学的进步。科学理论对于经济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明显表现的，二十世纪就更明显了。
我想陈老大所讨论的，应该是指和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技术、工程方面的应用科学，至于理论科学，和经济的关系相对要松散多了。
家园 也在科研界混着 中国科研几个问题：
1没有创新的科研（普遍性的，公司的研发也如此）
2商品化的科研不是科研，现在拉项目，跟摆摊卖大白菜一样，这样的方式搞不好科研
3官本位制下没有真正的科研，院士副部级，所长局级。。。
4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研，连科研成果也要服从纪律，下级服从上级
2-4是现在中国科技界浮夸、造假的根源
家园 有个问题 感觉这种着眼于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经济模式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不知作者如何看？比如，文中提到的中国科技扁平化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也和对当时中国经济对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合作没有强烈的需求有关？
好文，例花
家园 完了,中国人的科学创新能力保证不了了 只好靠地大人多,保证一定的技术改进水平.
家园 继续 科技发展的道路不能摆脱人文环境的影响。在批判的对待中国数千年的科技史时，不能单纯使用现在对科技的定义来面为过去的科技文明。面向应用的科技发展和来自应用科技发展，如何对待其背后的基础是需要慎重的。
关键词(Tags): #儒家，家园 中国古代重大技朮成就中应该有造船技术吧? 记得在澳门看海事博物馆介绍,中国造船技术中有几项重大发明,不是指南针,好象一个是水密隔舱,一个是尾舵,还有,可惜忘记了.
家园 这个是肯定的，我认为还有 不仅仅是水密仓，还有很多，比如牵星过洋术，即比较完善的导航方法。航海营养学。。。姑且这样称呼吧。。。中国没有坏血症的
家园 格物知致？ 似乎应该是 格物致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