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农村“副业”的美好回忆 -- 嘎嘎

“副业”这个词儿估计有很多伙计也没听说过，今天我非常乐意谈谈“副业”，因为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首先我不清楚“割资产主义尾巴”终于何时，也不知“副业”生于何时，咱们略过其历史渊源。

我能记得最早涉及农村“副业”的活动是尾随三个年长一点的小毛孩到大队“农场”去挖沙参芍药秸根，或者给芍药刮皮。挣多少钱一天没有印象了，因为那钱一转眼就换了几匣火柴（谢谢广元火柴厂当年物美价廉的产品）和半瓶煤油。晚于大队约两年左右，生产队也开始从事“副业”活动，可由小毛孩们完成某些步骤，不过得转换成工分。虽然大队农场似乎付得更多，且为现金，但哥几个一商量觉得为那几分钱不值得走四，五里山路，还是到生产队的晒坝去刮芍药皮。后来在这个晒坝还砸过碎青石，也是换算成多少工分一立方。碎青石也是上面摊派下来的任务，公路修好了，还得铺上一层拇指头大的碎石。我们砸好后，由生产队组织人马步行十几里山路，背到“养路队”去。砸碎石时场面很壮观，值得描述一番，十来个小孩铁锤频扬，叮里咣啷，你追我赶：你不干快点，小一点的石块被别人砸光了，你得自个去搬大人们卸在场地边上较大块的，那就亏大发了，又难砸又难搬：）））。前不久看抗战修中缅公路记录片里，也有这么一副类似的场景，不由一乐。

但这是否是生产队最早从事的“副业”活动不太清楚，因为之前早就有“公猪圈”这么一个奇怪的养殖场。这里的“公”是“PUBLIC”而不是“MALE”的意思，是专门为了应付上面摊派的要交多少头“公猪”（与“公粮”对应）的任务。这种轻松活儿基本上为队长会计民兵连长（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是我们生产队的还是大队的职务）的老婆和妇女主任，以及他们的亲属承担。比较搞笑的是这个“公猪圈”虽然有7个人伺候统共十几头猪，却是猪瘦毛长，每年都完不成任务。当一头母猪产的几个崽因没人照顾压死两个，掉粪坑淹死一个之后，民怨倒没有沸腾（谁敢惹这生产队的“四巨头”啊），但队长自己脸上挂不住了，更何况还被公社高音喇叭通报批评，于是将交“公猪”的任务摊派下去。

将一头猪崽（生产队提供）养到要求的120斤（还是140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年头人都吃不饱，光用野菜养既费心血，还需要很长时间（大概要8个月！），生产队只好规定交一头“公猪”算120个工分。即便如此，回应的人也不多。即便如此，我妈还得低三下四去求“四巨头”一番，得到养两头“公猪”的任务。其实我妈早就盘算好了，养猪能挣远远多于她土里刨一年的工分，再苦再累总能抵消不少倒找款吧。于是我家那空了好几年的猪圈开始进驻了两头怯生生的猪崽，我和弟弟承担了上午赶它们出去找蜗牛吃，下午再赶回圈里去的任务。未几，俩猪崽和我们混得烂熟，躺在草地上惬意地享受着我们给它们捉虱子，挠痒痒。

由此，我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回升，并承担了生产队更多的“副业”任务。那个时候，生产队每年还得上交多少公斤一级蚕茧（雪白无瑕疵）和多少公斤二级蚕茧（泛黄但完整），当然生产队也曾统一饲养而失败过，承包给几家人也是一再失败。于是我妈又承担了三分之一的养蚕任务，央几个人把簸箕木架扛回家，走四十几里山路到区公所接受简单培训，领一张蚕卵密布的牛皮纸回家，由此专业从事“副业”，放弃了每天半个工分的“专业”生产！我妈养蚕时严格执行接受的训练，簸箕木架都用石灰水消毒，再用清水冲洗干净。采摘的桑叶也用清水漂洗，再用干净的纱布擦干剁碎喂那些黑呼呼的“小毛虫”。但有一年有人喷洒农药，不知是否故意往不生任何虫子的桑树上喷了，采摘的桑叶漂洗后还是毒死了绝大多数二眠的幼蚕，让我妈很是伤心地哭了半天。最后任务没完成，还得在队长组织的“大会”上做检讨。不过养蚕能得到的工分并不太多，因为时间很短。

此外，生产队又开始种口蘑，这倒不是啥任务，纯粹是看隔壁一个生产队赚了钱队长眼红而已。我妈既然抛弃了“专业”，专事“副业”，据称还有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至少可以看懂随菌种而来的说明书，于是又承担了养口蘑的任务，这工作一天半个工分，但有“提成”，比如卖了10块钱，三个（也可能是四个）养口蘑的可每人分得一毛钱。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份“工作”异常稳定，一养养了近三年。只是每次轮到我家提溜口蘑柄（这玩意儿采下来后再切掉），实在倒胃口，盐水煮口蘑柄，味道是很鲜，可我实在受不了那种鲜味，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喜欢吃任何一种蘑菇。而自养口蘑始，我家才基本上停止付“倒找款”。

那么，我家本身有没有“副业”呢？答案是“有”，最初养了几只鸡，指望它们生几个蛋换点油盐，一直舍不得吃。可队长找上门来了，说我家的鸡把队里的麦子啄了，不能散养。我妈反问队长如何鉴定出是我家的鸡，而不是别人家的鸡啄的；而且队长家鸡啊鸭啊一大堆，它们吃啥，队长吭哧半天生气了，就此对我家“格外关照”，我家也就此停止养鸡。不过为生产队提供养两头猪的任务之后，我家开始养自家的猪了，但只能承担养一头，过年时杀了保留一半，另一半上交，开头几年是“无偿”的，后来政府也付一定的报偿，但比市场价低。这应该算是咱家的“副业”了。至于自留地呢，“二指宽”的一窄溜，大概能种两百个萝卜，还能指望这自留地提供个啥呢？而我妈在竹林里开辟的一小块空地也被队里强行征

回，种嘛不长嘛，尽生野草，终于被雨后春笋给占领了。

谈及养猪，我确实不知道当初养一头猪为何需要大半年时间才过100斤。后来粮食多了，玉米红薯这些曾经的主粮基本上都喂了猪，而那一“群”（七八头，外带一头母猪）猪就跟吹出来的似的疯长，一般卖两三头架子猪，两三头肥猪，留一头做“年猪”，至少要长到三百来斤才能杀，不然邻居会笑话。只是那个时候农民们从这些“副业”赚的钱要远远多于“正业”所得，是不是应该“拨乱反正”呢？

“包产到户”后的一个年关，为了催肥“年猪”，每两天得熬一锅浓稠的玉米萝卜糊糊，为了刺激“年猪”的胃口，还加几勺子盐和一勺子菜油，我不由想起弟弟当年连喝四土碗稀得见人影的玉米糊糊，撑的难受，躺在门坎上直哼哼，于是感叹了一句“这猪现在吃的都比我们往年吃的好”，不料勾起了我妈的伤心往事，不断揉眼睛“你看这烟熏人的莫法了”。